接着，反对和抵制来了。一位记者写信给《泰晤士文学增刊》，指出了威尔逊的众多引语中存在着86个重大错误和203个小错误。而《每日邮报》则搞到了他的部分私人日记，其中有一句话是：“我是我们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天才。”英国公众或许偶尔会敞开双臂，拥抱一个知识分子，但他们也期待对方能以优雅的自嘲作为回报。接下来的情景甚是令人难堪，一个局外人被严厉地提醒了他的局外性。正统的批评家喝着倒彩把威尔逊赶回旷野中，逼着他躲到了乡下一个安静的地方。 (18)
《局外人》当然是一本古怪的书，暴露了对原始内容仓促和片面的解读。然而，它却有着独特的风格和坚定的信念，深刻地影响了很多读者——特别是那些像威尔逊本人一样，未能有幸接受正规教育，但聪明而自信，渴望去探索文化观念和质疑世界的人。这是一本为局外人写的关于局外人的书。我父亲便是这样的一位读者，他当时也是一个英格兰中部的男孩，而且和威尔逊出生在同一年，与他有着同样的好奇心和乐观精神。父亲告诉我，在战后英国的灰暗时期里，《局外人》是为数不多的光源之一。
威尔逊鼓励他的读者从个人角度去理解他的写作。他把自己的思想称为“新存在主义”，并为它赋予了一种积极向上甚至欣喜若狂的倾向。在他的自传中，少年时代，他有一次曾差点儿自杀，但最终决定不能这样。在选择活下去的那一刻，他感受到了一种强烈到令人不知所措的体验：“我瞥见了现实那种奇妙和巨大的丰盈，延伸到了遥远的地平线。”他试图在他的书中传达生命这种纯粹的价值性，认为以前的存在主义者犯了一个错误，不该把生命看得那么阴郁。在后来的书中，这种人类可能性的视野引领他走向了一系列主题，如谋杀、神秘、性，而这些主题的共同点就是它们全都缺乏思想上的体面性。这一切虽然对他的声誉没有帮助，但确实给他带来了读者。他还写过惊悚小说和科幻小说，不过，他最吸引人的小说，仍然是自传性质的《在苏荷区漂泊》（Adrift in Soho ，1961），讲述的是一个单纯的青年结交了伦敦一群放浪形骸的文化人，他们带着他去他们的派对时，会说出这样的话：“我可没空告诉你每个人的名字。见男的就叫伙计，见女人就叫宝贝吧。”
威尔逊很长寿，也很多产，即便在出版商也加入评论家的行列，不再青睐他的时候，他也未曾放弃写作。后来，他成了一个愤怒的老男人，会冲着任何怀疑他的人大喊大叫——汉弗莱·卡彭特（Humphrey Carpenter）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在写一本关于“愤怒的年轻人”的书时采访过威尔逊。对此，在接受对他有所同情的记者布拉德·司布真（Brad Spurgeon）采访时，威尔逊声称，那是因为他在谈论现象学时，卡彭特却在沙发上睡着了。这似乎不可能；讨论现象学的时候，怎么会有人睡着啊？ (19)
科林·威尔逊的故事是一个前车之鉴。如果把年轻人的虚荣心和差劲的社交能力从故事中去掉，那么剩下的便只有潜在的窘境了：一个人对思想的热情，导致他在书写他所热爱的东西时兴奋得过了头。不过，凭借着他的胆大妄为、克尔凯郭尔式的窘迫和“强烈的个人主义”，科林·威尔逊或许比任何人都更好地捕捉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那种存在主义反抗的精神。
《局外人》出岔子后，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威尔逊的评论家为数不多，艾丽丝·默多克算是其中一个。当然，她也认为他是一头蠢驴，但是在《曼彻斯特卫报》发表的文章中，她写道，相对于资深哲学家那种学究式的“枯燥”，她更喜欢威尔逊的“鲁莽”。而且，她自己也经常在词语和观念多到往外溢的情况下写作。1961年，她写了一篇类似宣言的东西，题为《反对枯燥》（Against Dryness），敦促作家抛弃一直以来流行的那种精致写作方式中的“小迷思、玩意、水晶”，重新回到作家真正的任务上，也就是去探索我们怎样才能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在生命的“稠密”中活得自由和表现良好。
虽然存在主义者会走得太远，写得太多，修改得太少，提出不切实际的主张，或使自己丢脸，但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他们一直都没有与生活的稠密失去联系，而且他们问出了那些重要的问题。要我的话，我也宁愿选择这些，把那些雅致的微型复制品留在壁炉架上吧。
* * *
到20世纪60年代时，大学里的老师们意识到了一种变化。在科罗拉多学院教哲学的海德格尔主义者格伦·格雷，在1965年5月为《哈珀斯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校园里的救赎：为什么存在主义会俘获学生》（Salvation on the Campus：why existentialism is capturing the students）。他注意到，近来的学生们似乎比以往更着迷于代表反叛和真实性的哲学家，比如为了思想自由而牺牲的苏格拉底。他们特别喜欢存在主义者，尤其是萨特的自欺概念。有一天，一个学生慨叹道：“我受够了我的虚伪。”而且，他们中最优秀的那些，往往也最有可能辍学，会从学校消失，去寻找一条更有意义的道路。这让格雷很担心，比如有个聪明的年轻人在申请读研时拒绝所有帮助，后来干脆离开了学校，最后听到他的消息是，他正在全国四处漂泊，以做临时工为生。 (20)
格雷非常理解对自由和“真实”的渴望：早在战争期间的意大利乡下，他就预言过，旧的哲学为战后的世界提供不了什么，一切都必须被重新改造。然而，近三十年之后，当人们开始按照这个想法来行动时，他的庆祝冲动却被对他们未来的担忧压倒了。
格雷是最早一批注意到存在主义的通俗标签如何影响了日益壮大的反文化运动的人之一。存在主义把它的术语和变革能量注入到了后来接踵而至的巨大社会变化中，激进的学生、流浪的嬉皮士、拒服越战兵役的人，以及那些沉溺于致幻药物和完全开放的性试验精神中的人越来越多。而这类生活方式中，渗透的是一种广阔和充满希望的理想主义：这些人不“枯燥”，默多克可能会这么说。无论他们有没有把加缪、波伏娃或萨特的书塞进口袋，他们都采纳了萨特对个人自由和政治活动的双重承诺：1968年5月，当占领索邦大学的学生抗议者朝萨特欢呼时（当然，肯定也夹杂着些无礼的嘘声），他们在致意的就是这个。
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游行、罢工、占领、友爱大聚会和静坐集会，构成了一个加长的历史性时刻，人们可能会指着它说，存在主义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解放已经到来，存在主义可以退休了。确实，新的哲学家已经登场，他们反对的是存在主义个性化的思想风格。新小说家也来了，他们要反对它的文学审美：1964年，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在他的宣言《为新小说辩护》（Pour un nouveau roman ）中，驳斥了萨特和加缪的“人味”太重了。1966年，米歇尔·福柯预言，作为一个相对晚近的发明，“人”可能很快被“抹去，就像在海边沙滩上画的脸”——这个意象让人想到了李维-史陀那个用研究“把人消解掉”的呼吁。后来，在20与21世纪之交，后现代主义者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则将萨特哲学贬斥为一种属于历史的好奇心，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那些经典电影，其老式的心理剧和清晰的人物刻画，“非常好地表达了——已经陈腐的——主体性的后浪漫主义垂死挣扎”。没有人需要这种“存在主义的装束”了，鲍德里亚写道，“今天还有谁在乎自由、自欺和真实性啊？” (21)
* * *
哈，但是这些事情，确实有人在关心，在那些自由和真实性受到威胁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他们。其中一个这样的地方是1968年及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当巴黎学生将萨特看作一个珍贵的老古董时，年轻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正在阅读他，就好像他的作品刚刚从出版社发行。当时正值“布拉格之春”，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ek）政府正试图变得更自由和开放。但正如十二年前的匈牙利，这场实验被苏联的军队阻止了。而这也最终让萨特和波伏娃不再支持苏联。
但即使在这之后，萨特两部最具煽动性的戏剧也仍然继续在布拉格上演：《脏手》和《苍蝇》，两者都是反专制主题。布拉格版的《苍蝇》是对萨特这部自由和行动主义寓言令人惊讶的最新再创造。1943年时，这个故事讲的是战时的法国，1948年时，他在德国找到了新观众，而现在，它似乎看起来又与捷克斯洛伐克公民息息相关。
“他过时了吗？”1968年时，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这样谈到萨特，“我在法国听人这么说。”他继续说，在布拉格，罗伯-格里耶这类作家的文学和思想只是游戏，与他们相比，萨特能提供更多的东西。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则认为，作家的言辞在捷克斯洛伐克仍然具有分量和价值：它们在人们的生命中被衡量着，而在西方，它们却没有实质内容，太轻而易举了。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后来访问布拉格时也注意到，在西方，“一切都可以，所以没有什么是重要的”，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什么都不可以，所以一切都重要”。萨特的存在主义恰恰是一种关于重要事物的哲学：他呼吁读者做出决定，就仿佛人类的整个未来取决于他们做了什么。 (22)
而且，不光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具有这种道德重量；对于一些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来说，现象学也一样。捷克的现象学传统可以追溯到该国第一位现代总统、布伦塔诺的学生和他的档案保护人托马斯·马萨里克。胡塞尔自己就来自摩拉维亚，他的几个同事也与捷克这片土地有着联系。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现象学的引人注目，则主要归功于胡塞尔主义者中的一位：扬·帕托什卡。
与许多其他人一样，1929年，帕托什卡听到这位伟大的人在巴黎演讲之后，首次发现了胡塞尔的哲学。1933年，像萨特去柏林一样，他也转学到弗莱堡，并成为胡塞尔圈子中最受欢迎的人之一，而且还跟着海德格尔学习过。胡塞尔甚至给了帕托什卡一个马萨里克最初送给他的诵经台，帕托什卡写道，这使他感到被指定为这一传统的继承人。回到布拉格后，他竭尽全力使大学成为现象学研究的中心。
但从1948年开始，帕托什卡越来越受到当局的骚扰。1972年，被迫中止了大学的教学工作，他开始在家里举办私人研讨会，详尽无遗地推敲文本。他的学生常常花一整晚研读几句《存在与时间》。他还去布拉格剧院给演员和作家讲课——瓦茨拉夫·哈维尔就在他们之列。哈维尔回忆说，帕托什卡能让文字在大家面前变得鲜活起来，并鼓励他们寻求“事物的意义”和点亮“一个人的自我，以及他世界之中的境况”。他谈到了自己的“被震动者的团结”观念，这是一种可以把每个生活被某些历史巨变从无须思考的“日常性”中震出来的人团结在一起的纽带。这种团结可以成为反抗行动的基础。帕托什卡的现象学很有政治倾向。 (23)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帕托什卡只是揭示了一直潜伏在现象学之中的颠覆性倾向。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呼吁，就是要求人们忽视意识形态，是在召唤人们把所有的教条放在“悬搁判断”中，回到关键性的自力更生上。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反教条的精神，追溯到年轻的弗朗兹·布伦塔诺身上，他拒绝接受教皇无谬误这一点，结果受到了剥夺教职的惩罚。布伦塔诺把怀疑的拒斥精神传给了胡塞尔；胡塞尔把它传递给帕托什卡，帕托什卡现在把它传递给哈维尔和其他许多人。
更直接的是，帕托什卡自己就成了一个活动家。1976年，虽然他年近七十、身体虚弱，但还是跟哈维尔和其他人一起，签署了《七七宪章》这份著名政治反对声明。这几乎可以被称为哲学家的宪章：在接下来十三年里，其主要代表将近三分之一（38人中有12人）都是哲学家或学习过哲学的学生，许多人跟随帕托什卡学习过。 (24)
捷克政府立即开始抓捕宪章的签署人。1977年1月至3月期间，他们把帕托什卡带到卢津监狱进行定期讯问。对他的审讯并不是暴力性质的，但更折磨人，因为审讯通常会持续一整天，目的是故意使他疲惫不堪，毫不体谅他的虚弱身体。哈维尔曾在囚犯等候室里看见过他一次。在审讯开始前，他们要在这里坐着等，目的在于加重他们的焦虑，但帕托什卡似乎不为所动，仍然和他畅谈哲学。
在同一天，审讯之后，哈维尔被关押起来。帕托什卡虽然被释放了，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召回。这个时期快结束时，他写了一份“政治遗嘱”，在其中说道：“我们需要的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尊严地行动，不要让自己受到惊吓和恐吓，并说真话。”这听起来是那么简单：又一次关于如其所是、纯粹地去谈论事物的号召。
3月初的一天，帕托什卡受到了尤其漫长的审讯，持续了11个小时。原因是他最近拜访了荷兰外交大臣马克斯·范·德尔·斯图尔，寻求他对《七七宪章》的支持，这让政府非常愤怒。受审后的第二天，帕托什卡倒下了。被送往医院后，他于1977年3月13日病逝在那里。
他的葬礼在布拉格的布莱诺夫（Brevnov）墓地举行时，有数千人参加。当局没有阻止葬礼的进行，但他们想办法扰乱了整个过程。当时在场的伊凡·克里玛回忆说，当局派摩托车骑手在附近的路上狂转发动机，还有直升机在头顶盘旋，导致墓边的演讲根本无法被听清。现场的警察背对着坟墓。其他人则招摇地拍摄着人群中的面孔。 (25)
葬礼之后，紧接着发生了另一次在现象学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且占有重要地位的档案偷运活动。一群帕托什卡之前的学生和同事，在克劳斯·内伦（Klaus Nellen）、伊凡·赫瓦季克（Ivan Chvatík）与波兰哲学家克日什托夫·米哈尔斯基（Krzysztof Micha?ski）的领导下，安排西方学者和外交官把他的论文复印件轮番带出国，每次往返布拉格时就带一些出来，就这样，复制的档案一点点地在维也纳的人类科学研究所重新组合到了一起，而原件则仍然藏在布拉格。帕托什卡的记忆今天仍然保留在这两个城市的研究所中。与维也纳那家研究所有工作联系的学者保罗·利科（Paul Ric?ur）这样总结他的遗产：“对这个人的无情迫害证明，倘若发生人民身陷绝境的情况，在哲学上呼唤主体性，就成了公民对抗专制者的唯一依靠。”
这个观念也是哈维尔1978年向帕托什卡致敬的著名文章《无权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的中心思想。哈维尔写道，在专制国家，人们会不知不觉中被收编。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蔬果零售商从公司的总部领到一块印着标准信息的告示牌，按要求，他要把它放在窗口，而他也这样做了，虽然他根本不在乎其信息，但他知道，如果他不这么做，接下来就可能会发生各种不便。看到这条布告的客人，并不会有意识地去注意它，反正在他自己的办公室也有一个同样的牌子。但这是否意味着布告牌是无意义的和无害的？不，哈维尔说。每块布告牌都促成了一个让思想和个人责任的独立性被悄悄吞噬的世界。实际上，这些布告牌来自海德格尔的“常人”，而他们也在帮助将其维持下去。在全国各地，即使在最高层人物的办公室里，人们既受到体制之害，又在延续着它，同时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不重要。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欺、平庸的巨型结构。每个人都“参与并被奴役着”。
在哈维尔看来，反抗者必须从此处介入，来打破这一模式。哈维尔说，反抗者要求回到“此时此地”——回到胡塞尔所说的事物本身。他实行了一次“悬搁判断”，言不由衷的话被放到了一边，每个人看到的就是他或她眼前的事物。最终，结果将是一场“存在主义革命”：人们与“人类秩序”的关系被彻底翻修，他们可以回到对事物的真实经验中去了。 (26)
1989年，一场革命确实到来了；哈维尔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位民选总统。他所处的这个角色，不会让每一个人都高兴，而这场革命，也没有像他本来希望的那样具有现象学或存在主义的特征。无论如何，几乎没有人会这么去看待它了。但彻底的翻修确实有。比起萨特较为明显的激进主义，现象学提出的直接去经历现实的观念，必然在这里有更持久的影响。也许，现象学才是真正激进的思想学派，甚至超过了存在主义。布伦塔诺这位最初的现象学反叛者，应该可以名正言顺地为自己的长期影响感到自豪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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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与社会的真实面目”：Sartre，The Communists and Peace， 180，第三部分。最初刊于Les Temps modernes， 101（1954年4月）。关于这一点，参见Bernasconi，How to Read Sartre， 79，用了“gaze of the least favored”（在处境最困难的人眼中）这个译法。
(2) 萨特忽略了苏联监狱：Merleau-Ponty，‘Sartre and Ultrabolshevism’，出自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95–201，这在154页。
萨特作为异见分子：见Bernasconi，How to Read Sartre， 79。
(3) “这些黑人”：Sartre，‘Black Orpheus’，J．Mac Combie译（修订版），出自Bernasconi编辑的Race，115–42，这在115页。最初是为Léopold Senghor编辑的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oésie nègre et malgache （Paris：PUF，1948）写的序言，ix–xliv。
梅米：Albert Memmi，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Howard Greenfeld译，序言由Sartre所作，由Lawrence Hoey译（New York：Orion Press，1965）。译自Portrait du colonisé précédé du portrait du colonisateur （1957）。
法农和梅洛-庞蒂：FOC，607。
《黑皮肤，白面具》：Fanon，Black Skin，White Masks， 尤其是‘The Lived Experience of the Black Man’，89–119。关于萨特和法农，参见Robert Bernasconi，‘Racism Is a System：how existentialism became dialectical in Fanon and Sartre’，出自Crowell编辑的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xistentialism， 342–60。
(4) “我不喜欢……之人”和这次会面的记述：FOC，605–11；亦参见Lanzmann，The Patagonian Hare， 347–8。
奥利·伊瑟林：Macey，Frantz Fanon， 485。
“我们对你们有要求权”：FOC，610。
被压迫者反对他们的目光：Sartre，preface to Fanon，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7–26，这在18–21页。关于萨特和暴力，参见Ronald E．Santoni，Sartre on Violence：curiously ambivalent （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3）。
(5) 萨特的信念变了，但他的极端主义从来没变：Todd，Un ls rebelle， 17。
“在我的人生进程中”：Sartre，‘Self-Portrait at Seventy’，出自Sartre in the Seventies（Situations X）， 3–92，这在65页。
约茜·法农：Macey，Frantz Fanon， 462–3，引用了Josie Fanon，‘? propos de Frantz Fanon，Sartre，le racism et les Arabes’，El Moudjahid （1967年6月10日），6。
“我就再没有和朋友有过温和的关系”：Beauvoir，Adieux， 148。
(6) 波伏娃也庆祝了：FOC，315。
“我是法国人”：FOC，397。另见381–2。
“任何人，任何时候”：Sartre为Henri Alleg写的序言，La question （1958），John Calder译为The Question （London：Calder，1958），11–28，这在12页。波伏娃写了酷刑的受害者Djamila Boupacha，最初刊于Le Monde（1960年6月3日），之后刊于与Boupacha的律师Gisèle Halimi合写的书上：Djamila Boupacha （1962），Peter Green译为Djamila Boupacha：the story of a torture of a young Algerian girl （London：André Deutsch＆Weidenfeld＆Nicolson，1962）。
死亡威胁：FOC，381；626–8；David Detmer，Sartre Explained：from bad faith to authenticity （Chicago：Open Court，2008），5（枪杀萨特），11（戴高乐）。
(7) 爆炸：Cohen-Solal，Sartre， 451。
打电话：Lanzmann，The Patagonian Hare， 4。
拒绝诺贝尔奖：ASAD，52–4，Cohen-Solal，Sartre， 447–8。
“双重意识”：W．E．B．Du Bois，The Souls of Black Folk （New York：Penguin，1996），5。参见Ernest Allen Jr．，‘On the Reading of Riddles：rethinking Du Boisian“Double Consciousness”’，出自Gordon编辑的Existence in Black， 49–68，这在51页。
(8) 鲍德温在瑞士村庄：Baldwin，‘Stranger in the Village’，出自The Price of the Ticket， 79–90，这在81–3页。最初刊于1953年的Harper's Magazine 。
责任，和“我们不同于……”：Wright，The Outsider， 114–15，585。
(9) 他修改了书：修订版，附有编辑历史的注释：ibid．，尤其是588–92页。注释由Arnold Rampersad所做。
“我已经受够了”：Rowley，Richard Wright， 407（引自埃里森给赖特的信，1953年1月21日）；关于埃里森认为赖特如何损害他自己，亦见于409（引用埃里森在1963年与A．Geller的访谈，出自Graham和Singh编辑的Conversations with Ralph Ellison， 84）。关于赖特、埃里森和存在主义，参见Cotkin，Existential America， 161–83。
(10) 阿斯韦尔：Rowley，Richard Wright， 472（引自阿斯韦尔写给赖特的信，1956年1月24日）。
“终于，理查德”：James Baldwin，‘Alas，Poor Richard’，出自Nobody Knows My Name：more notes of a native son （London：Penguin，1991），149–76，这在174页。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961年。
“我必须自由地生活”：Rowley，Richard Wright， 352，引自Wright的一句话，出自Ana?s Nin的The Diary of Ana?s Nin， IV，212–14。
“孤独的局外人”：Richard Wright，White Man，Listen！ （New York：Doubleday，1957），献辞页。关于这些著作，参见Rowley，Richard Wright， 440–91。
第一届国际大会：Rowley，Richard Wright， 477–80，尤其是479页。关于赖特对《第二性》的兴趣：Cotkin，Existential America， 169；M．Fabre，The Unfinished Quest of Richard Wright， 2nd edn（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3），320–21。关于波伏娃如何受到赖特影响，亦见于Margaret A．Simons，‘Richard Wright，Simone de Beauvoir，and The Second Sex’，出自Beauvoir and The Second Sex， 167–84。
(11) 安吉·佩格：Forster和Sutton编辑的Daughters of de Beauvoir， 54–9。
玛格丽特·沃尔特斯：ibid．，45；亦参见与Jenny Turner的访谈，她也受到自传的影响，33-4。
凯特·米利特：ibid．，28–9。
乔伊丝·古德费洛：ibid．，103。
(12) 弗兰克尔：关于更多他的生平和思想，参见Viktor Frankl，Man's Search for Meaning （London：Rider，2004；初版于1946），和其他著作。
(13) 斯隆·威尔逊，The Man in the Grey Flannel Suit 的后记（London：Penguin，2005），278。
(14) 鱿鱼、水蛭等等：参见Spencer R．Weart，The Rise of Nuclear Fear （Cambridge，MA＆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106。
(15) 艾希曼：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 （最初连载于1963年2——3月的《纽约客》，之后以书的形式出版于1963年）。关于围绕这本书的争议，亦参见Bettina Stangneth，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er， R．Martin译（London：Bodley Head，2014）；Richard Wolin，‘The Banality of Evil：the demise of a legend’，Jewish Review of Books （2014年秋）；和Seyla Benhabib，‘Who's on Trial：Eichmann or Arendt？’，New York Times：the Stone Blog （2014年9月21日）。关于实验，参见Stanley Milgram，‘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4）（1963年12月），371–8，和Obedience to Authority：an experimental view （New York：Harper，1974）；C．Haney，W．C．Banks和P．G．Zimbardo，‘Study of Prisoners and Guards in a Simulated Prison’，Naval Research Reviews， 9（1973），1–17；Phillip Zimbardo，The Lucifer Effect （New York：Random House，1971）。
“美国存在主义者”：Norman Mailer，‘The White Negro’，出自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 337–58。初版于Dissent（1957）。关于梅勒和存在主义的更多内容，参见Cotkin，Existential America， 184–209。
(16) “哦，某种即兴发挥的东西”：Wilson，Dreaming to Some Purpose， 244。
梅勒的思想来源：Mary Dearborn，Mailer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99），58–9。参考了Barrett，Irrational Man 。参见Cotkin，Existential America， 185–6。
几次反抗，和“强烈个人主义倾向”：都来自Kaufmann，Existentialism， 11。
黑兹尔·巴恩斯：Sartre，Being and Nothingness， Hazel Barnes译，初版于1956年。在写作的时候，另一本书的翻译由Sarah Richmond来准备。禅：参见Barnes，An Existentialist Ethics， 211–77。
《遇见自我》：Barnes，The Story I Tell Myself， 166–8。这场戏剧改编自M．Unamuno的故事The Madness of Doctor Montarco 。电视节目Self-Encounter：a study in existentialism （1961）曾一度遗失了，但是Jeffrey Ward Larsen和Erik Sween在国会图书馆找到一份拷贝；另一份拷贝现在在科罗拉多大学档案馆。参见http：//geopolicraticus.wordpress.com/2010/11/03/documentaries-worth-watching/。
(17) 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The Overcoming of Metaphysics 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Language’（初版于1932年），出自Murray编辑的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 23–34。卡尔纳普特别挑选了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是什么？》中的短语“无无着”（the nothing nothings）。
“人们玩板球”：Murdoch，Sartre， 78–9。关于存在主义在英国，参见Martin Woessner，‘Angst Across the Channel：existentialism in Britain’，出自Judaken和Bernasconi编辑的Situating Existentialism， 145–79。
“这种兴奋”：Conradi，Iris Murdoch， 216（默多克写给哈尔·利特戴尔，1945年11月6日）。她的相遇：她的笔记‘Notes on a lecture by Jean-Paul Sartre’（布鲁塞尔，1945年10月）在金斯顿大学（University of Kingston）的默多克档案中，IML 682。她的演讲：参见Conradi，Iris Murdoch， 270。她原本打算1947年在剑桥大学攻读研究胡塞尔的博士学位，但后来转而研究维特根斯坦：参见她的海德格尔文稿，在金斯顿大学的默多克档案中（KUAS6/5/1/4），83，和Conradi，Iris Murdoch， 254（引用自默多克与Richard Wollheim的访谈，1991年）。
(18) “吸烟、做爱”：Wilson，Dreaming to Some Purpose， 113。
《局外人》的出版：Carpenter，The Angry Young Men， 107。
“我认为你可能……”和“这是……的结论”：Wilson，Dreaming to Some Purpose， 129。
不纠正他们：Spurgeon，Colin Wilson， 66–7。
印刷量：Carpenter，The Angry Young Men， 112。
艾丽丝：Geo rey Gorer，‘The Insider，by C*l*n W*ls*n’，Punch （1956年7月11日），33–4。参见Carpenter，The Angry Young Men， 168。
《泰晤士文学增刊》的信：Carpenter，The Angry Young Men， 109，引自《泰晤士文学增刊》（1956年12月14日）。
“我是……最重要的文学天才”：ibid．，169–70。
(19) “我瞥见了”：Wilson，Dreaming to Some Purpose， 3–4。
“我用不着”：Colin Wilson，Adrift in Soho （London：Pan，1964），114。
(20) 睡着了：Spurgeon，Colin Wilson， 36，更多用书评或简介激怒了他的其他作家：37–8，47。Lynn Barber为《观察家报》（Observer， 2004年5月30日）写的简介读起来很有趣。
“鲁莽”：Iris Murdoch在Manchester Guardian 的评论（1957年10月25日）。她在1962年写给Brigid Brophy的一封信里称他为蠢驴：见Murdoch、A．Horner和A．Rowe编辑的Living on Paper：Letters from Iris Murdoch 1934–1995 （London：Chatto＆Windus，2015），222。
“小迷思、玩意”：Murdoch，‘Against Dryness，’出自Existentialists and Mystics：writing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P．Conradi编（London：Penguin，1999），287–95，这在292–3页。
《校园里的救赎》：J．Glenn Gray，‘Salvation on the Campus：why existentialism is capturing the students’，Harper's Magazine （1965年5月），53–60。关于Gray，参见Woessner，Heidegger in America， 132–59。
(21) 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For a New Novel， Richard Howard译（NY：Grove，1965），64。
(22) “抹去”：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 （London：Tavistock，1970），387。“消解人”：ClaudeLevi-Strauss，The Savage Mind （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6），247。
“表达”和“还有谁在乎自由？”：Jean Baudrillard，Impossible Exchange， C．Turner译（London：Verso，2001），73。参见Jack Reynolds和Ashley Woodward，‘Existenti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some unfashionable observations’，出自Felicity Joseph、Jack Reynolds和Ashley Woodward编辑的The Continuum Companion to Existentialism （London：Continuum，2011），26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