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这本书被认为十分骇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书中包含了一章论述女同性恋的内容——不过，那会儿几乎还没有人知道波伏娃自己其实和男女两性都发生过性关系。萨特也支持同性恋权益，但他一直坚持认为性取向是选择问题，这与许多同性恋者的观点不太一致，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性取向是天生的。不过，无论如何，存在主义哲学还是给予了同性恋人群一种鼓励，要追随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而不是别人认为他们应当如何，就去迎合这些观念。
对于因种族或阶级而受压迫的人们，或者反抗殖民主义的人们而言，存在主义则提供了一种视角的转换——确实，就像萨特提出的，一切情况的评判，要根据它们在那些最受压迫或是苦难最深重的人眼里呈现的样子。马丁·路德·金曾是对此感兴趣的民权先锋之一。在研究他的非暴力抵抗哲学时，他便阅读了萨特、海德格尔和德裔美国存在主义神学家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的作品。
没有人敢说存在主义对20世纪中期的每一场社会变革都负有责任。但是，带着对自由和真实的坚持，它确实给了激进分子和抗议人士一种推动力。当变革的浪潮开始升高，并冲入1968年的学生和工人起义中时，在巴黎和其他城市，许多墙上刷的标语，呼应的正是存在主义的主题： (19)
——禁止“禁止”。
——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救世主。
——别用“聪明”来形容一个人，要用自由或不自由。
——请现实点儿：坚决要求不可能之事。
正如萨特所言，1968年那些路障前的示威者一无所求，也要求所有——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要求的是自由。
到1968年时，20世纪40年代后期那些衣衫褴褛、眼圈黑黑的夜猫子，大部分都已经安定下来，有了平静的家庭生活和工作，但萨特和波伏娃不是。他们依旧在前线游行示威，参加巴黎反抗阵线，对着纠察线上的工人和学生发表演讲，虽然他们有时会对新一代人的做事方式感到困惑不解。1968年5月20日，萨特向大约七千名占领了索邦大学大礼堂的学生发表了讲话。在所有想要参与其中的热忱知识分子中，萨特是被选中拿着话筒，向混乱的群众讲话的那一个——一如往常，他瘦小的身躯，很难被注意到，但他担纲此角的资格却是毋庸置疑的。他先出现在一扇窗户前，就像教皇站在梵蒂冈阳台上一样，对着庭院里的学生发表演讲，随后才被领进了挤满人的礼堂。学生们把里面挤得水泄不通，甚至还爬到了雕塑上——“有学生坐在了笛卡儿的臂弯上，有人坐在黎塞留的肩膀上”，波伏娃写道。安在过道柱子上的喇叭把演讲传送到了外面。一台电视摄影机出现了，但是学生们叫喊着要求把它弄走。尽管有话筒，但为了让大家能听清楚，萨特不得不大吼着讲话，不过，人们慢慢安静了下来，开始聆听这位存在主义前辈的讲话。之后，他们又争先恐后地向他请教了有关社会主义和后殖民解放运动的问题，搞得波伏娃都有些担心他可能再也出不了那个大厅了。而当他最终走出来后，碰到的却是一群嫉妒的作家等在礼堂侧翼，他们不高兴的是，萨特是学生们唯一想听的“明星”（据说玛格丽特·杜拉斯如此抱怨道）。 (20)
当时的萨特马上就要63岁了，而他的听众年轻得足以当他的孙辈，而且都没有几个能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更别提萨特开始思考自由与存在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了。因此，在他们眼里，萨特很可能更多是一件国宝，而非他们中的真正一员。但是，他们应该感激萨特的地方，实际上比他们意识到的要多得多，可不光是政治行动主义这一样。萨特在他们和他自己那一代人，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那些心存不满、厌倦学习、渴求“破坏性”新思想的学生之间，搭起了一座桥。而再往前回溯的话，他还为他们引荐了一大批哲学上的反叛者：尼采、克尔凯郭尔等等。
萨特借鉴了很多哲学传统，并从现代和个人的角度对其重新进行了改造，可以说，他是通往所有这些传统的一座桥梁。然而，他却一辈子都坚持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一个人必须不断前行，创造还未发生的事：走到世界中，行动起来，然后去影响它。他对未来的信念一直坚定不移，甚至在他进入古稀之年，身体渐衰，仅存的视力丧失殆尽，耳朵越来越背，脑子越来越糊涂，最终屈服于岁月的重压之时，也没有变过。
* * *
1980年4月19日，索邦大学被占事件十二年之后，数量空前的人群再次聚集到一起，参加了萨特的最后一场名人活动：他的葬礼。虽然不是国葬，因为萨特一直反对权势集团的那种排场，而他的愿望也得到了最后的尊重，但这绝对是一场规模盛大的公共仪式。
现在在网上，你依然可以找到电视报道的片段：医院的门打开后，一辆小卡车缓缓驶出，上面搁着的花束堆得像小山一样高，随着汽车缓慢从人群中驶过，它们也像柔软的珊瑚一样摇曳起伏。帮工们走在前面开道。紧随在卡车后面的是灵车，你可以看见里面的灵柩，以及西蒙娜·德·波伏娃和其他的主要送殡人。镜头聚焦在了一枝被人插在灵车门把手上的玫瑰之上，然后又拉到了盖在车里棺材上的黑纱的一角，上面装饰着字母“S”。语气肃穆的评论人告诉我们，前来出席葬礼的人约有五万，其中的三万正挤在从这里到三千米外的蒙帕纳斯公墓的街道两旁，其余两万人则在公墓等待。跟1968年的那些学生一样，公墓那儿的一些人，也爬上了纪念雕塑的腿或头，小事故频频发生，比如据报道，一个男人掉进了刚挖好的墓穴里，最后不得不被人拉上来。 (21)
车队到达后，停了下来；我们看到抬棺人把灵柩抽出来，一边从人群中费劲挤过，一边竭力保持着庄严肃穆的样子，把灵柩抬到了墓边上。一位抬棺人摘下他的帽子，然后意识到其他人没有这么做，于是又重新戴上：一个小小的尴尬时刻。在墓穴边，他们降下棺材，送葬的人们手拉手向前走着。有人递来一把椅子，让西蒙娜·德·波伏娃坐下。她看起来茫然又疲惫，一块头巾系在头发上；她近来一直在服用镇静剂。她把一枝花扔进墓穴，更多鲜花随之被扔下。
这段影片仅仅展示了两场仪式中的第一场。在第二周更为平静的那场活动里，棺材被挖出来，里面的小棺材被移出后，萨特的遗体最终进行了火化。他的骨灰被安置在了一个永久地点，还在同一个公墓里，但对大队人马而言，那儿就不太容易进去了。第一场葬礼是为了公众的萨特；第二次安葬则仅由亲近的人参加。萨特的墓——六年之后，波伏娃去世，她的骨灰被安葬在他的身边——现在还在那儿，保持得相当整洁，并且时常有人献花。
伴随着这些仪式，一个时代结束了，一同结束的，还有把萨特和波伏娃编织进如此众多的其他人生命里的个人故事。在被拍到的民众里，你看到各种各样的脸庞，老年人与青年人，黑人与白人，男人与女人。他们包括学生，作家，还记得他战时抵抗活动的人们，罢工活动受过他支持的工会成员，以及从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来的民族独立运动活动家，前来纪念他对他们的运动所做出的贡献。对有些人来说，这场葬礼接近于一次抗议游行：克劳德·朗兹曼后来称它是伟大的1968年游行中的最后一场。但是许多人参加葬礼，其实只是出于好奇或是为了凑热闹，或是因为萨特对他们人生的某些方面产生了点儿小影响——又或者是因为，这样一个伟大生命的终结，需要他们摆出一点儿参与的姿态。 (22)
* * *
我在网上看了十几次那部短片，凝视着低像素画面里的许多面孔，琢磨着存在主义和让-保罗·萨特对他们每个人而言都意味着什么。我仅仅真正知道这二者对我意味着什么。萨特的书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尽管是以一种不直接和低调的方式。而且奇怪的是，1980年时，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去世和下葬的新闻，虽然那时候，十七岁的我已经是一名住在城郊的存在主义者了。
我对他的着迷始于一年以前。一时心血来潮的我，花了一些十六岁生日时得到的钱，买来了他那本出版于1938年的小说《恶心》（Nausea ），因为我很喜欢企鹅版封面上那张萨尔瓦多·达利的画：一块胆汁绿的大岩石和一块滴融的时钟。我也喜欢封面上的宣传语，说《恶心》是“一部有关个人异化和存在之谜的小说”。尽管我并不确定异化是什么意思（虽然那时候的我其实是一个异化的完美例子），但我毫不怀疑它会是我喜欢的那种书。确实是：开始阅读后，我马上与书里那位阴郁、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主人公安托万·罗冈丹（Antoine Roquentin）有了情感联结，他会花几天时间忧郁地游荡在乡下的海滨小镇“布维尔”（以勒阿弗尔为原型，萨特曾在那里当老师）。罗冈丹坐在咖啡馆里，听着蓝调唱片，就是不赶紧去写他该写的传记。他在海边散步，把鹅卵石扔进像粥一样的灰色大海中。他走到一个公园里，盯着一棵栗树暴露在外的粗糙多节的根，感觉它看上去就像煮沸的皮革，威胁着要用它那晦涩难懂的存在让他不知所措。 (23)
我爱所有这些，并且饶有兴趣地了解到，萨特是在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一种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哲学。但所有这些关于“存在”的东西是什么？我从未对栗树根的存在感到不知所措，也不曾注意过事物有存在。我试着到雷丁当地的公园，盯着其中一棵树看，一直看到双眼模糊。没什么用；我以为我看到了什么东西在动，但那仅仅是微风吹拂树叶罢了。不过，这么凑近地看东西，的确给了我某种喜悦。从那时起，为了去存在，我也忽略了我的学业。我本来就已经经常旷课了，现在在萨特的影响下，则成了一个比之前更爱旷课的学生。我不再去学校，而是到一间卖雷鬼音乐唱片和装饰性哈希管的加勒比商店，找了一份不正式的兼职工作。这给了我一种从未在教室接受过的有趣教育。
萨特教会了我如何放弃——这种回应世界的方式被低估了，有时其实挺有用的——但另一方面，他也让我有了学习哲学的想法。可这就意味着，我得通过考试，于是，我老大不情愿地在最后一刻逼着自己扑到了课程上，勉强通过了考试。我去的是埃塞克斯大学，在那里拿了一个哲学学位，并且读了更多萨特以及其他思想家的作品。我迷上了海德格尔，并以研究他的著作开始了博士生涯——但在我的第二次消失期间，又放弃了。
在这段时间中，我再一次被我的学生经历改变了。我尽力把我的白天和黑夜或多或少过得像存在主义者曾经在咖啡馆那样：阅读，写作，喝酒，恋爱与失恋，交朋友，谈论思想。我热爱这一切，并且认为人生会永远是一个大型的存在主义咖啡馆。
另一方面，我也渐渐意识到，存在主义者已经被认为过时了。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已让位于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这样的新一代。这些类型的哲学家，似乎把哲学当作了一个游戏。他们玩弄符号、象征和意义；从彼此的文本里抽出怪异的字眼，来使整个体系崩塌。他们在过去作家的作品里，点点滴滴地搜寻着更为精细和不太可能的意义。
尽管这些运动彼此间互有分歧，但却不约而同地认为，他们与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有着天壤之别。自由的晕眩与存在的痛苦，真是太丢人了。自传作品出局了，因为生命本身出局了。体验也出局了，比如，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劳德·李维-史陀，就曾以一种特别轻蔑的语调写道，基于个人体验的哲学是“女店员的形而上学”。人类科学的目标是“把人消解掉”，他说，很明显，哲学的目标也一样。这些哲学家可能是振奋人心的，但他们也把哲学转入抽象的境地，赶走了存在主义时代曾占领过哲学领域的那些主动、有激情的存在者。
在第二次退学数十年之后，我偶尔还会翻阅一下哲学书籍，但已经无法再以它们配拥有的那种全神贯注来阅读它们。我的旧爱仍然还在我书架上够不到的角落里摆着，让那儿看起来就像是造物主厨房里的香料架一样：《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论时间与存在》《总体与无限》。但它们上面的灰尘都甚少移动——一直到几年前。当时，我正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蒙田，依稀想起来莫里斯·梅洛-庞蒂好像针对他写过一篇文章，便找出了他的文集。
梅洛-庞蒂是萨特和波伏娃的朋友（在闹僵之前），也是一位专精于身体与知觉问题的现象学家。他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散文家。所以，我的注意力从蒙田转向了文集的其他文章，随后又看了梅洛-庞蒂的主要著作《知觉现象学》。我再次惊讶于他的思考是如此大胆和丰富。难怪我曾经热爱过这些东西！从梅洛-庞蒂开始，我接着重读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自传——在学生时代一个长长的暑假期间，我在灰暗阴沉的英国沙滩上卖冰激凌时，初识了她的自传。现在，我再次阅读了整本书。接下来，我看了阿尔贝·加缪、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让-保罗·萨特，最后，再次转向了伟大的海德格尔。 (24)
读这些书时，尤其看到书上那个年轻时的我写下的奇奇怪怪的强调批注，我产生了一种与二十岁的自己再次融为一体的怪异感觉。
不过，现在的我也会从旁观者角度，看着过去的我所做的那些回应，在边角上发出或批判或讥讽的评论。在我阅读的时候，两个我交替出现，时而争吵，时而对彼此愉悦地惊叹，时而认为彼此荒谬可笑。
我意识到，这二十五年以来，我在变的同时，世界也在变。一些曾经把存在主义挤到一边的时髦运动，现在也变得老态龙钟，开始走下坡路。21世纪的关切，已经不再是20世纪晚期那些：或许，现今的我们想在哲学中寻找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若是如此，那么重访那些大胆和活跃的存在主义者，一定能在某种程度上更新我们的视角。他们可没有坐着玩弄他们那些“能指”，而是提出了大问题，追问着在还有很多其他人同样在努力生活的世界里，过一种真诚、完满的人类生活意味着什么。他们讨论核战争，讨论我们如何侵占了环境，讨论暴力，讨论在危险年代处理国际关系的困难之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渴望改变世界，想知道为了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或不需要做出什么牺牲。无神论存在主义者问道，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我们该怎样才能活得有意义。他们都写下了被选择压得喘不过气来时的焦虑与经历——在21世纪的世界里，这种感觉在相对发达的地区变得愈发强烈，甚至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真实世界里的选择已经令人惊慌地关闭了。他们担心受苦、不平等和被剥削，并想知道有没有办法来对付这些恶。而作为所有这些问题的一部分，他们还追问了个人能做什么，以及他们自己能提供什么。
随着过去一个世纪中，人们对脑科学和人体化学日益精密的理解，他们同样追问了人是什么。如果我们受制于神经元和荷尔蒙，那么如何依然确信我们是自由的？是什么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仅仅是程度的不同，还是在某些方面能被真正区分开？我们该如何思考自身？
最重要的是，他们追问了自由，在他们中的好多人看来，这才是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而且从个人和政治的角度予以了解读。在存在主义衰落之后的岁月里，这个话题在世界某些地方日渐式微，或许是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伟大的解放运动，在民权、殖民地独立、妇女平等和同性恋权益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运动似乎已经收获了它们想要的结果，那么，也就没有必要继续讨论解放政治了。在1999年的一个电视访谈上，法国学者米歇尔·龚达（Michel Contat）回顾20世纪60年代的萨特时，认为萨特给予了他们那一代人“一种指引我们人生的自由意识”，但他又立马补充道，这个话题很少有人再有兴趣了。
但那距离我写作本书时，已经过去了十六年，自那之后，自由早已再次回到了聚光灯下。我们发现，我们受监视和管控的程度已经非比寻常，我们的私人数据被拿去谋利，我们被提供着各类消费产品，但不被允许表达自己的想法或是做任何太具破坏性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件也在不断提醒着我们，种族、性别、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其实根本没有结束。那么，或许我们已经准备好再来讨论一下自由了——而且从政治的角度讨论它，同样意味着要从我们的私人生活角度去讨论它。
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阅读萨特论自由，波伏娃论压迫的隐蔽机制，克尔凯郭尔论焦虑，加缪论反叛，海德格尔论技术，或者梅洛-庞蒂论认知科学时，有时会觉得好像是在读最近的新闻。他们的哲学仍然很有价值，不是因为它们是对的或者错的，而是因为它们关注的是人生，因为它们挑战的是人类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我们是谁？和我们该怎么做？ (25)
* * *
在回答这两个问题时，大部分（不是全部）存在主义者，都利用了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但这种经历是围绕着哲学建构的。就像梅洛-庞蒂总结这一关系时说的那样：“生活变为观念，观念回归生活。”这种联结，会在他们彼此间把观念彻底讨论清楚后——他们经常干这事——变得更为明显。梅洛-庞蒂还写道：
讨论并非观念的交换或对抗，仿佛每个人形成了他自己的观念，拿给他人看看，再看看别人的观念，然后回来用自己的观念来纠正它们……无论他高谈阔论还是低声细语，每个人表达的都是他的整个人，是他的“观念”，但也带着他的困扰、他的秘史。
由于在工作中投入太多，所以思想家之间的哲学对话，常常会变得感情用事，有时甚至就是在吵架。他们的思想斗争制造出的一连串敌意，把存在主义者的故事两两连到了一起。在德国，马丁·海德格尔反对他之前的导师埃德蒙德·胡塞尔，但后来，海德格尔的朋友和同事也背弃了他。在法国，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攻击让-保罗·萨特，萨特与阿尔贝·加缪争吵，加缪与梅洛-庞蒂争吵，梅洛-庞蒂又与萨特争吵，匈牙利学者阿瑟·库斯勒则同所有人争吵，还在街上揍了加缪。而当两个国家的哲学巨人萨特与海德格尔，最终在1953年见面时，搞到了不欢而散，以至于此后两人提起对方时，永远都带着一股子嘲讽的口气。
不过，有些关系却异常亲近。最亲密的是萨特和波伏娃，他们会阅读彼此的著作，并且几乎每天都会讨论他们的思想。波伏娃和梅洛-庞蒂自年少起就是朋友，而萨特和波伏娃初次见到加缪时，也都很喜欢他。 (26)
这些友谊的分崩离析，原因一般都是理念——通常是政治理念。存在主义者生活在有着极端意识形态和深重苦难的时代，不论他们愿意与否——通常是主动——都参与了世界上的历史事件。因此，存在主义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和历史的故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整个欧洲世纪的故事。现象学最初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及期间的几年里。然后，海德格尔的哲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的麻烦中崭露头角。1933年抵达柏林后，萨特目睹了纳粹无处不在的游行和标语，而这种不安的情绪后来便体现到了他的作品中。他的存在主义，以及波伏娃的存在主义，随着法国的溃败和被占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成熟，之后，又借着对1945年之后的世界的狂热期待，进一步扬帆起航。存在主义思想汇入了20世纪50年代愈加汹涌的反传统大潮中，之后又流入到20世纪60年代遍地开花的理想主义中。在此过程中，存在主义者的思想，一直在应世界之变而变；他们反复变化的方向，虽然会让他们前后不一——或者说至少没有总是站在对的那一面——但也让他们一直都很有趣。
简而言之，和他们栖居在自己的思想中一样，存在主义者也栖居在他们的历史与个人世界中。“栖居哲学”（inhabited philosophy），这个概念是我从英国哲学家、小说家艾丽丝·默多克那里借过来的，她写了第一本全面讨论萨特的书，也是存在主义的早期践行者（不过后来就放弃了）。她说，我们不必期待道德哲学家以一种简单化的方式，遵循他们的观念而生活，仿佛在遵循一套规则一样。但我们可以期待他们能展示一下，他们的观念是如何被栖居的。我们应该能透过哲学的窗户，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来观察一下人们如何住在里面，如何到处活动，如何做人。 (27)
受梅洛-庞蒂生活观念的箴言和默多克“栖居哲学”的启发，又经历了我回顾自己的人生时产生的那种怪异感之后，我很想通过把哲学和传记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来探讨一下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的故事。这样的混搭曾经吸引过许多哲学家（不过有一个人拒绝了：海德格尔），也让我很想试试同样的东西。我觉得，哲学融入到生活中后，会变得更有趣，同样，个人经历从哲学角度去思考时，也会更为有趣。
这会是一个20世纪的故事，所以，有关存在主义者先驱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的内容只涉及了一点点。同理，神学存在主义者和存在主义精神治疗师，我也着墨不多：他们确实很有意思，但也真的需要单独的书才能恰如其分地介绍好。另一方面，出于各种理由，比如艾丽丝·默多克、英国“新存在主义者”科林·威尔逊、好斗的诺曼·梅勒和他的“存在主义党”，以及受存在主义影响的小说家理查德·赖特，都出现在了本书中。有的人出现在这里，则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别人的生活里扮演了有趣的角色：如伦理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勇敢的胡塞尔手稿保护人赫尔曼·李奥·范·布雷达，以及反抗国家政权并因此牺牲的捷克现象学家扬·帕托什卡。
故事中的两位巨人，必然是海德格尔与萨特——但那些熟悉《存在与时间》或《存在与虚无》的人也许会惊讶地发现，这些杰作像饼干里的碎巧克力一样，被切碎后混在了一起，而不是分开来做讨论。而且到最后，他们可能也不是说得最多的思想家。
在我看来，这些哲学家，连同西蒙娜·德·波伏娃、埃德蒙德·胡塞尔、卡尔·雅斯贝尔斯、阿尔贝·加缪、莫里斯·梅洛-庞蒂等其他人，似乎参与了一场从20世纪初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多语言、多角度对话。他们中的很多人彼此从未谋面，不过，我还是愿意想象他们都聚在一座精神咖啡馆里，而且很有可能是巴黎那种又大又热闹的咖啡馆，里面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以及交流和思想的喧闹声，绝对是一家“被栖居的咖啡馆”。
当你透过窗户往里瞧的时候，首先看到的人是那些熟悉的面孔，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倾着身子争辩，强调他们的观点。你会听得到杯盏相碰的声音；服务生在桌子之间穿行。在前面人最多的那桌，一个矮胖的家伙和一位包着头巾的优雅女士，正和他们的年轻朋友们喝酒。而其他人，则坐在后面更安静些的桌子旁。有几个人在舞池里；也许某个人正在楼上的私人包间里写东西。在里面不知哪个地方，有人愤怒地提高了嗓门儿，但在阴暗处，情侣们则在呢喃低语。
我们可以走进去，找个位子坐下来：或许坐在前面，或许坐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太多的谈话要偷听，让人几乎都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转耳朵了。
但首先，在服务生过来之前……
* * *
究竟什么是存在主义？
一些讲存在主义的书，根本都懒得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实在不好定义。几位主要的思想家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管你怎么说，都注定会歪曲或是排除了某人。此外，谁是存在主义者，谁又不是，也不太清楚。萨特和波伏娃是少数几个接受了这一标签的人，可即使是他俩，一开始也不情不愿。其他人则拒绝了这一标签，而且理由往往很正当。本书中一些主要的思想家，有些是现象学家，但不是存在主义者（胡塞尔、梅洛-庞蒂），有些是存在主义者，但不是现象学家（克尔凯郭尔），有人两者皆非（加缪），有人以前是其一或两者皆是，但后来改了主意（列维纳斯）。
不过这无所谓了，以下是我试着给存在主义者下的一个定义，放在这儿先作为参考，读者想要跳过去，绝对没问题，可以在有必要或有需要时，再翻回来看。 (28)
——存在主义者关心的是个人（individual），是具体的人类存在（human existence）。
——他们认为，人类存在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存在（being）类型。其他实体是什么就是什么，但作为人，我在每一刻，都可以选择我想让自己成为的样子。我是自由的——
——因此，我对我所做的每件事，都负有责任，这一令人眩晕的事实会导致
——一种焦虑，而这种焦虑与人类存在本身密不可分。
——但另一方面，我只有在境遇（situations）中才是自由的，这个境遇包括了我的生理和心理因素，也包括我被抛入的世界中那些物质、历史和社会变量。
——尽管存在各种限制，我总是想要更多：我热忱地参与着各种个人计划（projects）。
——因而，人类存在是模糊的：既被局限在边界之内，同时又超越了物质世界，令人兴奋。
——一位从现象学角度来看待这一境况的存在主义者，不会提出简单的处理原则，而会专注于描述生活经验本身的样子。
——通过充分地描述经验，他或她希望能理解这种存在，唤醒我们去过更真实的生活。
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1933年，回到萨特去德国向那些新兴哲学家学习的时刻吧，看看他们为什么要让萨特注意桌子上的鸡尾酒，以及生活里的其他一切——或者简而言之，回到事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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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存在主义谱系：沃尔特·考夫曼1956年的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 把存在主义回溯到了圣奥古斯丁；Maurice Friedman的The Worlds of Existentialism （New York：Random House，1964）把存在主义回溯到约伯、《传道书》和赫拉克利特。
鸡尾酒：萨特后来认为他们是在喝啤酒，但他的回忆在那一阶段不可靠：Sartre By Himself ，25–6。波伏娃说的是杏子鸡尾酒：POL，135，由此出发大部分叙述随之而来。
(2) “回到事物本身”：胡塞尔的Logical Investigations ，I，252。这句话成了一个口号，部分原因归于海德格尔，因为海德格尔称之为现象学的“准则”：BT，50/27–8。
(3) “因为我们一个字也不理解”：POL，79。对于其他先前遭遇的猜测，参见Stephen Light的ShūzōKuki and Jean-Paul Sartre （Carbondale＆Edwardsville，IL：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7），3–4，Rybalka撰写的引言，xi。
(4) “破坏性的哲学”：萨特的文章La légende de la vérité，Bifur ，8（1931年6月），有一篇署名文章称他为“在写作一卷破坏性的哲学著作”。亦见于POL，79；Hayman的Writing Against，85。
“我可以告诉你”：Sartre By Himself ，26。
约翰·济慈，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引自The Complete Poems （John Barnard编），第三版（London：Penguin，1988），72。萨特正在阅读的是列维纳斯的La théorie de l'intuition dans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 （Paris：Alcan，1930）；后由A. Orianne翻译成The Theory of Intuiti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Evanston，IL：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5）。
(5) 码头、僧侣，等：MDD，341。
(6) “存在先于本质”：Sartre，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 ，27。
(7) 国王与王后：FOC，98。
“女人被迷晕”：Existentialism，Time （28 Jan. 1946），16–17。关于这次讲座，参见George Myerson的Sartre's 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a beginner's guide （London：Hodder＆Stoughton，2002），xii–xiv，以及Cohen-Solal的Sartre，249–52。
(8) “电车难题”：可进一步参见David Edmunds的Would You Kill the Fat Ma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
学生的故事：萨特的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 ，39–43。这与他朋友兼前学生雅克-洛朗·博斯特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他在1937年就参加西班牙内战一事寻求过萨特的意见：参见Thompson的Sartre ，36。在小说The Reprieve 里，萨特给了他的角色鲍里斯相似的困境，灵感就来源于博斯特。
(9) “没有划定的道路”：见萨特与C. Grisoli的采访，引自The Last Chance：Roads of Freedom IV ，15（最初刊登在Paru上，1945年12月13日）。
(10) 萨特论广岛：萨特的The End of the War，引自The Aftermath of War （Situations III），65–75，此处内容在65页。
《禁书目录》：J. M. De Bujanda的Index des livres interdits ，XI ：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 （Geneva：Droz，2002）中包括了萨特的opera omnia ，808（Decr. S. Off. 27-10-1948），和波伏娃的《第二性》和《名士风流》，116（Decr. 27-06-1956）。参见Thompson的Sartre ，78。
“令人恶心地混合”：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在Existentialism一文中有所引述，Time （1946年1月28日），16–17，这部分在17页。
(11) “如果你二十岁”：Cazalis，Les mémoires d'une Anne ，84。
“先生，太可怕了！”：马塞尔的文章An Autobiographical Essay，48。
私人房间：POL，534。享受咖啡馆的吵闹：Contat和Rybalka编，The Writings of Jean-Paul Sartre ，I：149，引用了Roger Troisfontaines的Le choix de Jean-Paul Sartre，2nd edn，（Paris：Aubier，1946），这反过来引用了萨特1945年10月23日在布鲁塞尔的话。
(12) “只要他们是有趣的”：Grégoire Leménager的Ma vie avec Boris Vian（par Michelle Vian），引自Le nouvel observateur （2011年10月27日）。
“溺水者”和“破烂不堪的衬衫”：Michelle Vian的Manual of Saint-Germain-des-Prés ，46，48，分别引自Pierre Drouin的Tempète très parisienne，出自Le Monde （16–17，1948年5月），和Robert de Thomasson的Opéra （1947年10月）。长头发：Gréco，Je suis faite comme ?a ，81。头巾：POL，504；亦见于Beauvoir，Wartime Diary ，166（1939年11月22日）。你可以在Jacques Becker优秀的1949年电影Rendezvous de juillet 里的罗里昂黛爵士俱乐部一幕中看到这种“装扮”。
(13) 沃尔斯：FOC，248–9。
卡蒙贝尔奶酪：Cohen-Solal，Sartre ，262。
唱歌：MDD，335。唐老鸭：POL，324。
萨特的脸：阿隆的Memoirs ，23；维奥莱特·勒迪克，Mad in Pursuit ，由Derek Coltman翻译（London：R. Hart-Davis，1971），45–6；Sartre，‘The Paintings of Giacometti’，Situations [IV] ，175–92，此处内容在184页。
(14)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和法兰西学院：John Gerassi，‘The Second Death of Jean-Paul Sartre’，出自W. L. McBride编辑的Sartre's Life，Times and Vision du monde （New York＆London：Garland，1997），217–23，这在218页。波伏娃在1982年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并拒领：Bair，Simone de Beauvoir ，606。
“我的人生与我的哲学”：Cohen-Solal，Sartre ，142（摘自萨特的日记，1949年1月15日）。
二百万字：M. Scriven，Sartre's Existential Biographies （London：Macmillan，1984），1。
(15) 《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完整的丹麦语标题是Afsluttende uviden-skabelig Efterskrift til de philosophiske Smuler. Mimisk-pathetisk-dialektisk Sammenskrift，Existentielt Indl?g 。
(16) “总是被他挤到”：Garff，S?ren Kierkegaard ，313。
马与激情：Kierkegaard，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261。
“抽象物是客观公正的”：ibid.，262。
笛卡儿：ibid.，265–6。
(17) “忧虑”：Kierkegaard，The Concept of Anxiety ，61。
19公交车站：Sartre By Himself ，16。
(18) “一种不自觉”：Friedrich Nietzsche，Beyond Good and Evil ，R. J. Hollingdale译（London：Penguin，2003），37（第一部分第六节）。
(19)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Traces His Pilgrimage to Nonviolence’，出自Arthur and Lila Weinburg编辑的Instead of Violence（New York：Grossman，1963），71。他读了萨特、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其他人，以及美国存在主义神学家保罗·田立克。亦见于：Eugene Wolters，‘The Infuence of Existentialism on Martin Luther King，Jr.’，Critical Theory （2015年2月8日），这篇文章引用了金的论文‘Pilgrimage to Nonviolence’：马丁·路德·金档案中的笔记。
(20) 标语：listed on https：//libcom.org/history/slogans-68。
要求自由：Sartre，‘Self-Portrait at Seventy’，出自Sartre in the Seventies （Situations X），3–92，这在52页。
索邦：玛格丽特·杜拉斯咕囔道“我受够了明星体制”，根据波伏娃的说法。见ASAD，460–62和Cohen-Solal，Sartre ，462。
(21) 葬礼：‘Enterrement de Sartre’见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9UoHWWd214。见于Hayman，Writing Against ，439；Cohen-Solal，Sartre，522–3；Lévy，Sartre，2。
(22) 朗兹曼：引自Ursula Tidd，Simone de Beauvoir （London：Routledge，2003），160。
(23) 栗树：Sartre，Nausea ，18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