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打时，最痛苦的便是其中所暗含的侮辱，有回，我们扛着长而笨重的梁木，走过冰冷的铁道。一旦有人跌跤，不仅他本人危险，扛着同一条梁木的其他人也都会遭殃。我有位好友患有先天性臀骨脱臼症，由于身体残疾的人一经淘汰，差不多都会被送进煤气间，所以他尽管疼痛难挨，还是庆幸自己能够劳动。他扛着一条特别笨重的梁木，一颠一跛地跨过铁道，眼看着就要跌跤，且连同其他伙伴一块绊倒了。当时，我恰好没扛着梁木，因此我不假思索，便冲上去帮助他。不料，警卫一棍打在我背上，还对我谩骂一阵，命我滚回原处。而几分钟以前，这名警卫还不以为然地说我们这些“猪”太缺乏友爱精神了呢！
又有一次，气温为华氏二度，我们在森林里挖掘已冻得硬邦邦的表土，以便埋设水管。当时，我身体已经变得很虚弱。一名监工走来了。他的两颊丰腴红润，令我明确地联想到一个猪头。我注意到他在这酷寒的天气中，戴着一双温暖宜人的手套。他沉默地盯了我好一会，我感到祸事临头，因为我眼前那堆土，正好显示我究竟挖了多少。
他开口了：“你这懒猪，我从开头就注意到你了。你等着瞧，我会教你怎么工作的。我要你用牙齿来挖，要你像畜牲一样死掉！看着好了，两天之内我会把你干掉！你这辈子从来就没劳动过吗？猪！你以前是干什么的？生意人吗？”
他这番恶声恶气的话，我倒不放在心上。只是，我必须顾虑到他要杀我的威胁。因此，我挺起腰杆，正对着他说：“我以前是医生——专科医生。”
“什么？医生？我敢说你一定从病人身上揩了不少油啰！”
“正好相反，我在贫民医院工作，常常分文不收。”至此，我显然说得太多了，当下他纵身一扑，把我打倒，还像疯子一样大叫。至于叫些什么，我已记不得了。
我写出这段微不足遭的经历，是为了表示：有些时候，再冷漠的俘虏，也会被激得满腔怒火——不是为残酷或痛苦而发怒，而是为了切身相关的侮辱。那次，我简直热血沸腾，因为我不得不要恭听一个对我毫无所知的人批评我的过去，而这个人（下列这段评语，是我在事后对一个难友所说的。我得承认这番话给了我稚气般的发泄），“样子那么粗俗，那么野蛮；我医院门口的护士，光看他一眼就不会让他进来”。
所幸，我队上的“酷霸”对我深为感激。他对我很有好感，因为我曾在前往工地的漫长步行当中听他吐露他的爱情故事和婚姻问题。我为他作了性格上的诊断，还提出精神治疗方面的建议，令他印象极深。此后，他一直深为感激。这对我大有帮助。以前，他好几次在工作队（约由二百八十名俘虏组成）的前五排中，为我保留了一个与他隔邻的位置。这种恩惠非常重要。天色尚暗，我们一大早就得排队。每个人都怕迟到，也怕排在后面几排中。每遇有讨厌的工作需要人手，一位资深“酷霸”就会出现，并由后面数排中挑选他们所需要的人数。不幸中选的俘虏，就得在陌生警卫的指挥下，动身前往另一个特别令人生畏的工地。偶尔，那位资深“酷霸”也会从前五排中挑选人手，只为了逮住自作聪明的俘虏。人选一旦挑出，任何哀求，抗议都会在几记准确的踢打之下归于沉默，而中选的可怜虫便在吆喝殴打声中被赶往集合地点。
不过，只要我那位“酷霸”感到有倾诉衷曲的必要，这种事就临不到我头上。在他身边，我必定拥有个荣誉席位，而且还有另一个好处。我就像绝大多数的俘虏一样，两脚浮肿，脚上皮肤紧绷得连膝盖都难以弯曲。为了让鞋子容得下一双肿脚，我只得不系鞋带；即使有袜子，也只能弃而不穿。结果，我光溜溜的脚丫老是湿漉漉的，鞋内也老是灌满雪泥。这当然会引起冻疮，因而我每跨一步，都痛彻骨髓。每当行经白雪覆盖的田野，我们的鞋上常结出一块块的冰层。许多人一再滑倒，每一滑倒，后边的人就跟着绊跤，整个队伍因之停顿下来。然而不会耽搁太久的。警卫当中，总有一名立刻出面，以步枪枪柄，使劲往跌跤的俘虏身上一敲，他们很快便纷纷起身。这时候，你排得愈前面，就愈不必停顿下来，更不必为了弥补耽搁掉的时间而以一双痛脚跑步。所以，能够成为“酷霸”阁下的私人医生，并在队伍前排中以平稳的步伐前进，实在很令我开心。
此外，在工地午餐时，只要是分配汤，一轮到我，这位“酷霸”便会把汤杓直接探到桶底，再捞出一些豌豆来给我，算是对我为他服务的一个额外报酬。过去当过军官的他，竟还鼓起勇气，偷偷向曾跟我吵过架的那名监工说：他晓得我是个特别优秀的工人。这虽然无济于事，但他仍然设法营救我（这只是许多次中的一次）。就在我与那名监工发生了那件事之后的第二天，他偷偷把我调到另一个工作队去了。
9、非人的境遇
也有些监工同情我们的遭遇，尽量减轻我们的负担——至少在工地是如此。不过，即使是这样的监工，也经常提醒我们说，普通工人有时候干的活跟我们一样多，所花的时间却更短。然而，如果他们知道正常工人每天的饮食不像我们这样，只有十点半盎斯的面包（这是规定上的，实际上更少）和一小碗的稀汤，而且还不必承受精神压力，不必时时面对死亡威胁，一定会知道个中的原因。何况，正常工人不像我们这样，全无家人音讯，更不必担心亲人是不是被关进另一个集中营，或已经被送入煤气间。有一次，我就曾鼓足勇气对一个和善的监工说：“如果你能够以我现在向你学习修路的速度，来跟我学习脑部开刀的技术，我便佩服你啦！”当时，他咧嘴一笑。
10、比恶梦还恐怖
第二阶嚣的主要征状——冷漠——是自我防卫所必需，人一旦冷漠，现实就模糊了；而一切的心力和情感便贯注在一件事上：保住自己和好友的生命。每天傍晚，当俘虏由工地返回营区，常常会松一口气叹道：“呼！幸好又过了一天。”
读者一定不难理解，这种随时随地提心吊胆、力图自保的日子，很容易使俘虏的内在生活倒退成原始状态。营里有几位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同业就常说，营中俘虏都有一种“退化现象”——精神生活变得更原始、更接近本能的现象。他的愿望及欲念都在梦中显现出来。
俘虏最常梦到的是什么？是面包、蛋糕、香烟，以及舒服的热水澡。由于这些单纯的欲念未获满足，他便在梦中寻求“愿望实现”（wish-fulfillment）。至于这种梦对俘虏是否有些好处，那是另一回事。反正，作梦人终究必须醒过来，面对集中营的现实，也面对该现实和梦中幻境之问的可怕对比。
我永远忘不了的是：有一夜，我被一个难友的呻吟声吵醒。那家伙虽然睡着，却四处翻滚冲撞，显然正在作恶梦。由于我对作恶梦和发癫的人向来特别同情，当下便想伸手，把那个可怜虫摇醒。才刚伸出去，我突然又缩了回来；想摇醒他的念头，把我吓住了。那一刻间，我深切地意识到一个事实：任何梦任何事就是再恐怖，也不可能比得上集中营的惨酷现实。而我，居然想把这可怜虫唤回到惨酷的现实中。
11、画饼充饥
由于营养严重缺乏，渴望食物乃成为俘虏最主要的原始本能，并为其精神生活的重心。大多数的俘虏在工作时，只要彼此距离够近，且只要未受到严密监视，立刻就会打开话匣子，谈起食物来。其中一个会问另一个同在壕沟中劳动的难友：他最喜欢吃什么菜？当下，两人就会交换食谱，并计划劫后还乡喜相逢那天的菜单。两人就这样津津有味地畅谈不休，把那些佳肴美馔描绘得淋漓尽致，直到别的俘虏暗中示意“警卫来了”，才猛然住口，
我一向认为讨论食物十分危险。试想，当你的身体仅能靠一丁点低热量食物勉强支撑，你偏又以这种刻绘入微、叫人馋涎的珍馐图给予刺激，岂不增添它的负荷？这种画饼充饥式的幻想，容或能使人暂忘饥火中烧之苦，但就心理学观点来看，却不见得没有危险。
在囚禁的后半期，我们每日的口粮，只有一天一次的稀汤和少量的面包。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额外点心”，计为四分之三盎斯的人造奶油，或一片劣等腊肠，或一小块乳酪，或一些人造蜂蜜，或一匙稀汤似的果酱——每天都不相同。这样的食物，热量绝对不够，更何况我们操作的是粗重的苦工，而且经常衣衫单薄于酷寒之中。至于那些受到“特殊照顾”的病患——换句话说，就是获准在茅舍内躺着，不必出外工作的俘虏一他们的情况就更差了。
当最后一层的皮下脂肪消失净尽，我们便活像是披上皮肤和破衣的骷髅，眼看着自己的身体一天天萎缩下去。身体消耗着体内的蛋白质，肌肉渐形消失，而后身体便毫无抵抗力。茅舍内的难友。一个个相继死去。每个人都能够精确地算出下一次会轮到谁，自己又将在什么时候撒手西归。多次的观察，我们已可以洞烛机先、铁口直断。“他差不多了”，或“下次轮到他”——我们常这样子交头接耳。晚上捉虱子时，我们看着自己赤裸的身躯，心里同样都想着：“我这个身子其实已经是一具死尸了。我变成了什么？我不过是挤在铁丝网后寥寥几间破屋里的一大堆人体当中的一小部分罢了。这一大堆人体每天总会有一部分开始腐烂，因为它已经死气沉沉了。”
前面曾提到，俘虏只要偷得到空闲，不知不觉就会想起食物和爱吃的菜肴。在这种情况下，读者想必不难理解，即使是我们中最坚强的一位，也非常渴望能重获大快朵颐的自由。这不是为了品尝美味的食物，而是为了确知这种使我们除了食物之外无法再思索其他事物的非人生活总算是结束了。
未曾身历其境的人，很难以想像一个饥火中烧的人内心的挣扎和意志力削弱的情形，更难以体会一个站在壕沟里挖土的俘虏，苦苦等着哨音宣布上午九点半或十点整（这是半个小时的午餐时间，这期间，只要有面包，通常都会分发下来）的滋味。面包一旦发下，俘虏总把它放在外衣的口袋里。此后，只要监工不是个苛刻的家伙，就会一再问他：“几点钟了？”然后珍惜地摸摸口袋中那片面包；先是用冻僵了的手指头拍一拍，再撕下一小块放进嘴里，但又使出所有的意志力，把那一小块再放回衣袋；因为，他已经暗暗发誓过：不到下午决不再碰面包一下。
光是那每天只发一次（在集中营生活的后半期）的一小片面包，就足够让我们为如何处理它而争论不休了。有的人认为最好立刻把它吃光了，一来可以防止失窃，再则一天至少有一次可以解除饥肠辘辘的痛苦——尽管为时十分短暂。另一批人则以不同的论点，证实分次食用的好处。我几经踌躇，最后也加入了这批人的行列。
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最难挨的时刻莫过于起床时刻了。当其时，天色尚暗，三声尖锐的哨音却无情地把我们从筋疲力竭的睡眠和黑甜的梦乡中吵醒。而后，我们便开始与湿漉漉的鞋子周旋。我们的脚又肿又痛，几乎塞不进鞋内。哀叹和呻吟声此起彼落，因为处处有人碰到了麻烦（譬如，替代鞋带子的那根电线折断了）。有天早上，我就昕到一个向来很勇敢很持重的难友哭得像个小娃娃。原来他的鞋子缩水了，他穿不下，必须光着脚在雪地上行走。在这痛苦的时候，我却找到了一点点安慰：我从衣袋中掏出一小块面包，以专注的喜悦大声咀嚼着。
12、“性”趣缺缺
营养不良除了使众俘虏神往于食物之外，很可能也是性冲动普遍阙如的原因所在。在清一色男性的集中营里，心理学家必然会注意到一个现象：这里压根儿没有性倒错（Sexual Perversion）。这和其他纯男性的团体（譬如军队）恰恰相反。究其原因，除开初期的惊骇之外，营养不良似乎是唯一的解释。即使在梦里，俘虏对于“性”仿佛也是兴趣缺缺——尽管他的挫折感，以及较纤细、较微妙的感觉都能在梦中明确地表达出来。
近乎原始的生活，以及仅仅为了自保就必须使出浑身解数的生存环境，使得绝大多数的俘虏完全漠视了于自保无益的其他事物。这也便是我们普遍缺乏感情的原因所在。关于这一点，我在由奥斯维辛被调往达荷城的附近一处集中营时，感受特别深刻。当时，我们（约有两千名俘虏）所搭乘的火车经过维也纳。子夜时分，火车路过维也纳的一个小站，而且就要经过我出生的那条街，以及我住了好多年——老实说，一直住到我被捕为止——的房子。
我那节囚车有个窗户，却因钉上了木条，只留下两个小窥孔。车上挤了五十个人，只够其中半数蹲着，其他人只好挤在窥孔旁，枯站数个钟头。我踮起脚尖，从别人的头顶望过去，隔着窗上的术条，我怯怯地瞥了故乡一眼。由于我们都以为会被运往莫豪森的集中营，并且只剩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可活，大家都有此去凶多吉少之感。当时，我就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幽灵；儿时的街道、广场及住屋，在我眼中看来，恰似一座鬼城。
火车在小站耽搁了几个钟头，终于姗姗离开。那条街——我的街啊！——终于接近了。几个在集中营呆过许多年的年轻小伙子把这趟旅程当作是天大的事。他们紧挨着窥孔，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只好哀求他们让我在前面站一会。我努力向他们解释在那一刻窗前一瞥对我是多么意义重大，但他们不仅一口拒绝，还半粗鲁半尖酸地冲着我说：“你在这儿住了那么多年啦？那你早就看饱了嘛！”
13、宗教热
集中营里，也普遍有一种“文化冬眠”（Cutural hibernation）的现象，然而政治和宗教却是两个例外。营中处处有人谈论政治，而且几乎是毫不间断地谈。谈论的根据，主要是靠屡遭喝止但又传递极速的谣言。与军事状况有关的谣言经常互相矛盾。一个接一个快速传来的结果，除了增添俘虏的神经紧张之外，别无其他好处。有许多次，被乐观的谣言煽热了的希望——希望战争快快结束——一一归于破灭。有的俘虏因而丧失了一切希望，不过，最惹人发怒的却是那些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俘虏对宗教的兴趣，打从萌芽开始，就虔诚得令人难以想像。那种信仰的深度和活力，常使新到的俘虏既惊讶又感动。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即兴的析祷或弥撒了。不论是在茅舍内的某个角落，或搭着载运牲口的卡车由遥远的工地返回营区，尽管又饿又累又冻，周遭一片漆黑，大家仍不忘举行这种宗教仪式。
一九四五年冬春之交，斑疹伤寒的病毒蔓延营中，几乎所有的俘虏都受到感染。身体虚弱的，只要还能够劳动，都必须继续苦干，死亡率因此非常高。病人的营舍小得可怜，根本不够容纳；药品也付诸阙如，看护人员更是形同虚设。这种病有某些症状十分讨厌，譬如，患者对食物感到难以克制的恶心（这不啻是增加生命危脸），发高烧以致神智昏迷等等。我有位朋友就因为神智昏乱极其严重，备受折磨。他自以为就要死了，便想要析祷；然而由于心神狂乱，搜尽枯肠仍找不出祈祷的字句。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晚上大部分的时间都尽力保持清醒。这几个钟头，我试着构思演说的辞句，后来，我又开始把我在奥斯维辛消毒间内被没收的那份书稿重新撰构起来，并且用速记把重要的词汇写在一张张的小纸片上。
偶尔，营里也会发生一些颇值得科学讨论的事情。有一次，我就亲眼目睹了一件怪事。那种事虽然很合于我的职业兴趣，但我这辈子（即使是在正常生活中）却从未经验过。那是一个招魂会，我是应营医的邀请前往参加的。这位医生也是个俘虏，他知道我是个精神科大夫，招魂会就在病患营舍内一间他的私人小房间里举行。当时，一群人围坐成一个小圈子，其中还包括偷偷溜来参加的一名卫生队准尉军官。
有个人开始念咒招唤鬼魂。那名准尉军官面前搁着一张白纸，无意识地书写着。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十分钟后，灵媒失灵，鬼魂未曾招出，招魂会旋告结束），他的笔在纸上慢慢划出几道线条，拼凑起来，恰恰是清晰可读的“VAE V.”。据说，他从未学过拉丁文，以前也从未听过“Vae Victis”——悲哉败者——这句话。依我看，他以前想必曾听过，只是不曾刻意记住而已。正因为这样，“鬼魂”（其实就是他的潜意识）在那时候才找到这句话。当时，离战争结束和俘虏获释的日子，只有几个月而已。
14、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生活在集中营里，身心方面虽然不得不退化成原始状态，精神生活还是有可能往深处发展。生性敏锐的人过惯了丰富的知性生活，在营中容或会吃足苦头（这种人体格多半柔弱），但他们内在的自我所受到的伤害却少得多。他们能够无视于周遭的恐怖，潜入丰富且无挂无碍的内在生活当中。惟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可以解释这个教人困惑的现象：看来弱不禁风的俘虏，反而比健硕粗壮的汉子还耐得住集中营的煎熬。为了使读者容易了解我的意思，我不得不再用我个人的亲身经验来作说明。容我再谈谈我们每天清晨动身前往工地时的情景吧！
有人喝道：“工作分队，前进！左二三四！左二三四！左二三四！头一名向后转！向左转！向左转！向左转！脱帽！"这些命令，迄今仍在我身边回响着。"脱帽！”令一下，我们遂经过营区大门，探照灯直射在我们身上，凡是精神不够抖擞的，立刻会挨一顿踢打；至于未经许可，即因耐不住寒冻而重行戴上帽子的人，则更加倒霉。
在昏暗的晨曦中，我们沿着处处坑洼石块的道路蹒跚而行。随行的警卫不时吆喝着，并以步枪枪托驱赶我们。两脚肿痛难挨的，就得仰赖隔邻难友的搀扶。一路上，大家默不作声，刺骨的寒风使人不敢开口。我旁边的一个难友，突然用竖起的衣领掩着嘴巴对我说道，“我们的太太这时候要是看到我们，不知会怎样？我倒希望她们全都呆在营里，看不到我们这副狼狈相。”
这使得我想到自己的妻子。此后，在颠簸的数里路当中，我们滑跤、绊倒，不时互相搀扶，且彼此拖拉着往前行进；当其时，我们默无一语，但两个人内心却都知道对方正在思念他的妻子。偶尔我仰视天空，见繁星渐渐隐去，淡红色的晨光由灰黑的云层中逐渐透出，整个心房不觉充满妻的音容。我听到她的答唤，看到她的笑靥和令人鼓舞的明朗神采。不论是梦是真，她的容颜在当时。比初升的旭日还要清朗。
突然间，一个思潮使我呆住了。我生平首遭领悟到偌多诗人所歌颂过，偌多思想家所宣扬过的一个大真理：爱，是人类一切渴望的终极。我又体悟到人间一切诗歌、思想、信念所揭露的一大奥秘：“人类的救赎，是经由爱而成于爱。”我更领会到：一个孑然一身。别无余物的人只要沉醉在想念心上人的思维里，仍可享受到无上的喜悦——即使只是倏忽的一瞬间。人在陷身绝境、无计可施时，唯一能做的，也许就只是以正当的方式（即光荣的方式）忍受痛苦了。当其时，他可以借着凝视爱侣留在他心版上的影像，来度过凄苦的难关。生平首遭，我总算了解到下列这句话的真义：“天使睇视那无限的荣耀，竟至于浑然忘我。”（The angels are lost in perpetual contemplation of an infinite glory）
在我前面，有个人跌倒了，后边几个人跟着一一绊跤。警卫冲过去，挥鞭猛打，我的思路因之中断了几分钟。所幸，我很快就卸下俘虏的身份，飞回另一个世界，继续与妻交谈。我向她发问，她答复了；轮到她提出问题，我也回答了她。
“停！”我们已抵达工地，而且纷纷冲进漆黑的茅舍，巴望抢得到一件像样的工具。不久，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把锤子或鹤嘴锄。
“快一点不行吗？猪！”大家连忙各就各位，回复到前一天在壕沟里工作的位置。冻得死硬的土壤，随着鹤嘴锄的敲击而迸裂，而溅出火花。众人默无一语，脑部冻得发麻。
妻的影像，仍萦绕在我心头。一个念头掠过我脑际。我连她是生或死都不知道。我只晓得一件事（此事我而今已深为熟稔）：爱，远超乎我所爱的人的肉身以外。爱最深刻的含义，就蕴藏在她的精神层次、她的“内在我”当中。不论她是否近在眼前，不论她是否尚在人间，其实都已经无关紧要。
我不知道妻是否尚在人间，也无从查询（被俘期间，不准通邮），可是这在当时并不重要。我已经不需要知道了。任何事物，都动摇不了我的爱情、我的思念，以及我所爱的人的影像。当时，即使我获悉妻已仙逝，我想我还是会平静地瞑想她的音容笑貌，我与她之间的精神晤谈还是会一样生动、一样宽慰我心。毕竟，“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啊！
15、死囚的美感经验
这样子强化内心生活，就可以在空洞、贫血、孤绝的俘虏生涯中，以遁入过往的方式，找到了一个避难的港口。只要你不自羁绊，就可一任想像力驰骋于过往，咀嚼一些无关宏旨、微不足道的前尘往事。你会以怀旧的心情，把这些前尘往事一一加以美化，使其显得遥不可及，也使得你满心渴望再度身临其中。我自己就常在想像中搭上公共汽车，打开家门，接听电话且捻亮电灯。这些琐事和记忆每每令我低徊不已，乃至潸然泪下。
内在生活一旦活络起来，俘虏对艺术和自然的美也会有前所未有的体验。在美感的影响下，有时连自身的可怕遭遇都会忘得一干二净。从奥斯维辛转往巴伐利亚一集中营的途中，我们就曾透过车窗上的窥孔，凝视萨尔兹堡附近山峦沐浴在落日余晖中的美景。当时，如果有人看到我们的脸容，一定不会相信我们是一批已放弃了一切生命和获释希望的俘虏。尽管（也许正因为）放弃了一切希望，我们仍（才）神往于睽隔已久的大自然美景，并为之心醉情痴。
一个人即使身在集中营里，也可能叫身旁正在劳动的难友抬头观赏落日余晖中的巴伐利亚森林（一如画家丢勒——Durer——在其一幅名水彩画中所示）。在该处森林中，我们兴建了一座巨大而隐蔽的军需工厂。有天傍晚，我们已经捧着汤碗，疲累万分地坐在茅舍内的地板上休息；一个难友冲进屋里，叫大家跑到集台场上看夕阳。大伙儿于是都站到屋外，看到西天一片酡红，朵朵云彩不断变幻其形状与颜色，整个天空真是绚烂之极、生动万分。相形之下，灰黑的破茅舍显出强烈的对比；泥泞的集合场上，大大小小的坑洼则映出灿烂夺目的晚天。大伙儿屏息良久，一个俘虏才慨然一叹：“这世界怎会这么美啊！”
又有一次，我们在壕沟里劳动。周遭是灰潆潆的晨曦，头上是灰蒙蒙的天空，眼前下的是灰朴朴的雪，连大伙儿身上的破衣，以及每个人的脸孔，都是清一色的灰黯。当时，我再度默默地与妻交谈——或者该说是我正努力为自己身受的痛苦和凌迟寻找一个原因。就在我与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无望感作最后也最激烈的抗辩之时，我意识到我的灵魂挣脱了把我团团困住的阴郁，且超越了这无望、无意义的尘世。突然间，我听到一声胜利的肯定，从某处遥遥传来，仿佛是在答复我针对生存的终极目的而提出的疑问。就在那时，遥远的地平线上，有幢农舍在巴伐利亚灰暗的晨曦中亮起了一盏灯——那盏灯，就这样照亮了昏暗的周遭。一连好几个钟头，我站着挖掘冰冻的雪地，警卫从我身旁走过，辱骂了我几句，我于是再度和妻交谈。我愈来愈感觉她就近在眼前，同我在一起；我甚至觉得自己碰得到她，还可以伸手握住她的手。这个感觉非常强烈。恰在那时，一只鸟悄然无声地飞下来，而且就栖息在我前面——在我刚刚挖出来的土堆上——还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16、营中艺术活动
先前，我曾提到艺术。集中营里，也会有艺术这种东西么？这倒要看你所谓的艺术究竟是指什么而定。营中不时举行一些业余节目。每逢其时，有幢茅舍便会暂时腾出来，排上几条木条凳，还有人负责草拟一张节目单。当晚，营中稍有地位者（也就是像酷霸和一些不必到工地去做工的人）全都到场，大概是专程来笑一阵或哭几声——总之是为了消愁破闷。节目中有歌唱、诵诗、讲笑话等等。有的还暗暗讽刺营中的人、事、物。这一切，全是刻意要帮助我们忘忧的——也的确有所帮助。有些普通俘虏就因为这种节目很有消愁破闷之效，才不惜拖着疲惫的身子或冒着分不到当日口粮的危险而争先往观。
在工地的半个钟头午餐时间里，我们可以在分汤（汤由承包商负责供应，所费不多）时聚集到一间未完工的机房内。进门时，每个人都得到一勺稀汤。大伙儿正啜得起劲，有个俘虏爬到一个桶子上，唱起意大利抒情曲来，我们欣赏了他的歌，他则获得双份“直接由桶底捞上来”的汤——这表示汤里有豌豆！
在集中营里，不只献艺有赏，喝采也有报酬。即如我，就曾因为喝采，而能够从一位素以“杀人魔”着称的酷霸那儿获得保护（幸好我从不需要他的保护）。事情是这样子的：有天晚上，我有幸再度应邀前往曾举行过招魂会的那间房间。里头，仍是营医的那一票密友；而卫生队那位准尉军官也再度偷偷跑来参加。“杀人魔”酷霸凑巧走了进来，当下有人便请他朗诵他在营中相当出名（该说是出了臭名）的一首诗。他毫不迟疑，立刻掏出一本日记似的小册子，并且朗声诵读他的杰作样版。其中有一首情诗，差点没叫我爆笑出来；幸好我竭力咬住嘴唇，且咬到发痛的地步，才勉强忍住不笑。我这条老命，极可能就是靠这种“忍功”拣回来的。此外，我因为不吝于喝采，所以我即使被分发到他的工作队上（以前我曾被调去呆了一天——光是一天，就够我受了），也不必耽心有生命之忧。无论如何，让这位“杀人魔”酷霸对你产生好感，只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当时，我竭尽所能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然，营中的一切艺术活动，一般说来都显得有些怪异。我愿意说，一切与艺术有关的活动所给人的真实印象，恰恰都源于活动本身与荒凉的营中生活之间不协调的对比。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在奥斯维辛过第二夜，由疲惫已极的熟睡中被一阵音乐吵醒的情景。原来茅舍中那个资深舍监正在他房中举行一种庆典。他的房间就在茅舍的入口处。他酒醉了的嗓子，嚎叫出陈腐的曲调。突然间，一切归于寂静。就在万籁俱寂的夜里，一支小提琴幽幽地唱出一首凄怨欲绝的探戈——一首百听不厌、久奏不腻的仙曲。弦弦掩抑声声思，我也跟着小提琴掩泣起来；因为就在当天，有个人正值二十四岁的生日。那人身在奥斯维辛的另一区，离我可能只有几百码，甚或几千码之遥，然而却与我咫尺天涯，不得相见。那人是谁？是我的妻啊！
17、集中营幽默
集中营里，居然也有艺术之类的玩意儿，这个事实局外人想必会大吃一惊。不过，要是他听说营中还有幽默感这东西，很可能更要啧啧称奇了。当然，所谓的幽默感只是淡淡的痕迹，而且为时不过短短教秒钟或数分钟。为求自保，幽默感是另一项精神武器。众所周知，幽默是人类性情当中最能使人超越任何情境的一种。即使超越的时间只是短短数秒也是弥足珍贵的能力。我就曾实地训练一位在建筑工地中与我并肩做工的友人培养幽默感。我建议他，以后我们每天至少要想出一则笑谭趣事——一则与获释之后可能遭遇到的情况有关的趣闻。他是一名外科医生，曾在某大医院充当助理。有次，我就因为对他描述他回复原职之后，将如何改不掉营中习惯，而逗得他捧腹不已。在建筑工地，监工为了叫我们勤快些，常吆喝道；“干呀！干呀！”尤其在督察巡视的时剡，更是吆喝不停。我于是告诉这位友人：“终有一天，你会回到手术房，执行一项腹部大手术。突然间，一个看护人员冲将进来，吆喝道‘干呀！干呀！’借以宣布主任大爷的光临。”
有时候，别的难友也会假想一些与未来有关的趣事。譬如，有人就预测在未来某天的一次晚宴上，盛汤时，自己很可能一时忘情，而央求女主人“由桶底直接捞上来”。
18、苦中作乐
试着培养幽默感，试着以幽默的眼光观察事物——这是研究生活艺术时必学的一招。人世间尽管处处有痛苦，却仍有可能让生活的艺术付诸实现，即便在集中营里亦然。容我打个比方：痛苦就像是煤气。一个空房间里，如果注入某一定量的煤气，则不论房间多大，煤气都会完全均匀地弥漫。同样地，痛苦不论大小，都会完全充满人的心灵和意识。因此，人类痛苦的“尺度”，绝对是相对的。
也因此，一件极其琐碎的小事，也可以引发莫大的喜悦。我且举个例子：从奥斯维辛转往达荷城附近一集中营的途中，我们一直耽心火车要开往莫豪森营。接近多瑙河上的某座桥时，我们益发紧张起来。因为，据有经验的旅伴说，如果火车要开往莫豪森，一定会经过那座桥。后来，当大伙儿获悉火车“只不过”是开往达荷，并未经过那座桥，整个车厢立刻爆出欢笑和歌舞的喧闹声。那种场面，非身历其境的人简直不能想像！
至于在两天三夜的旅途之后抵达荷城时，又有怎样的遭遇呢？在火车上，由于空间太窄，大多数人只好全程枯站，幸运的少数则轮流蹲在满是尿骚臭的稻草堆上。抵达时，从老俘虏那儿打听到的第一条大消息便是：这个小型集中营（人口仅二千五百名）没有“炉子”、没有火葬场、也没有煤气！这表示所有变成“末世脸”的人，不会直接被送到煤气间，而要等到所谓的“病患护送队”组成以后才被遣回奥斯维辛。这个令人惊喜的大好消息，使得大伙儿心情特佳。奥斯维辛那位资深舍监的愿望终于重视了：我们这么快，就已经来到一个没有“烟囱”的集中营里。当下，我们欢笑作乐，管他紧接着又要忍受什么样的煎熬？
清点新到者的人数时，当局发现有名俘虏失踪了，要我们在风雨交加的户外等着，直等到寻获失踪者为止。后来，终于在一幢茅舍内找到了那家伙——他因为疲劳过度，在那儿呼呼大睡。点名完毕，我们立刻受到“游行”处分；当晚，还通宵在户外枯站，忍受长途旅行后的疲劳及风雪刺骨的滋味。尽管如此，大伙儿还是非常开心！这儿好歹没有烟囱，奥斯维辛则已经遥遥其远了。
有一次，我们看到一群罪犯路过工地。当时，一切苦难的差距，在我们看来何其明显！我们嫉妒那些罪犯，因为他们似乎活得较有保障、较有条理，且较为快乐。他们当然有定时洗澡的机会啰——我们悲哀地想着。很可能还有牙刷衣刷、草席（而且是一人一张），每个月还有邮件告知亲人的下落或生死；而这一切，我们老早以前就已经无权享受了。
我们之中，也有人特别幸运，能够进工厂，在户内做工，而成为众人争羡的对象。这种救命似的好运道，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然而所谓的幸运，毕竟是相对的；幸运的尺度，因而可一再延伸。同样是令人生畏的户外工作队（我就是属于这种工作队），其中就有些队是公认比较倒霉的。一旦置身这种工作队中，你自然会羡慕别人不必每天十二小时都得在陡坡上踩着满腿烂泥清理战地铁道的木桶。大多数的意外事件，都发生在这种工作上；而一旦出了意外，往往有丧命之虞。
有些工作队的监工，特别喜欢整人，因而，我们总要比较谁运气好，不必受其指挥，或只是暂时归其管辖。有一次，我不幸奉派到这种工作队上。要不是两个钟头后发生了空袭警报，以致在警报解除后必须重整队伍，我想我可能早就因受不了监工的虐待而躺上专门承载劳累致死或濒死者的雪橇，被运回营去了。在那种情况下，警报所带来的解脱，没有人能够想像——即使是在拳赛中听到一回合终了的铃响，因而避免了致命一击的拳击手，也无法想像。
就连最微不足道的运气，我们也庆幸不已。只要在就寝前有时间捉虱子，我们就高兴得很。倒不是说这有什么乐趣；光着身子站在寒气逼人、天花板上结满冰柱的茅舍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然而在“捉虱大典”中，只要没熄灯或空袭警报，就值得我们千恩万谢了。因为，这件事没办好，我们一整夜休想睡个好觉。
在集中营生活里，这种贫弱的欢娱，为大伙儿提供了消极的快乐——也就是叔本华所说的“苦中作乐”（freedom from suffering）——然而就连这种快乐，也是相对性的。真正的快乐（即使是细微的）。可以说几乎没有。记得我有一次曾经草拟一张《快乐明细表》，结果发现，在过去好几个星期中，我总共只有两次快乐的经验。其中一次是这样的：我从工地回来后，苦等良久，终能进入厨房，并且被分发到由冯姓伙夫（也是俘虏）主勺的队伍里。冯伙夫站在一个大锅后，接过每个俘虏递上去的碗，一一盛上汤，众俘虏则一一迅速离开。这人是唯一不看情面、一视同仁、分汤公正的伙夫。他对自己的好友或乡亲，并不会特加关照，为他们捞出锅底的马锋薯，而叫其他人喝薄稀稀的汤。
不过，我无意责怪那些特别关照自己人的俘虏。在那种生死攸关的情况下，谁能苛责别人袒护自己的朋友呢！一个人除非在相同情况下也能够作到绝对的公正无私，否则无权去判断别人。
19、救命仙丹
我恢复正常生活（即重获自由）很久以后，一位友人拿了张画刊给我看，上面登了几帧照片，全是集中营俘虏挤躺在木板床上。眼光呆滞地盯着一名访客的镜头。“很可怕，不是吗？那种呆滞的表情底下，隐含了多少恐怖啊！”
“怎么说呢？”我问着，因为我的确不懂得他的意思，也因为在那时候，我仿佛重又身临其中：早上五点正，天色仍一片漆黑，我躺在一间土屋里的硬板床上，同其他约七十名与我一样“受到照顾”的难友挤在一起。我们病了，不必离营做工，不必出操受罚，却可以整天躺在屋里打盹，等着每天照例要分发的面包（当然，病人的份量较少）和汤（病人的汤不仅较稀，量也大减）。虽然事事不算如意，我们却心满意足，衷心快慰。试想，当我们彼此缩在一起，以防暖气外泄；当我们懒得连手指头都不愿一动，屋外的集合场上，却传来尖锐的哨声与吆喝声。值夜班的俘虏刚从工地回来，正等着点名。我们的房门被推开了，风雪长驱直入，一名筋疲力竭的难友满身雪泥，一拐一拐地闯进来，正打算坐下来休息几分钟，可惜却被资深的舍监给撵了出去。在病人营舍，病人尚在接受检验的期间，陌生人是严禁入内的。当时，我多么替那家伙难过，又多么庆幸自己生了病，可以躲在屋里打盹啊！能够在病人营区呆个两天，甚至还可能再多呆几天——这不啻是救命仙丹哩！
我一看到画刊上那些照片，这一切记忆全又浮上脑海。经我解释过后，友人才了解我何以不觉得那帧照片有何恐怖之处。毕竟，照片中的人可能根本就不觉得难受呢！
在病人营舍的第四天，我才刚被分派去值夜班，主任医官就冲进来，请我以自愿方式，前往斑疹伤寒病人区，负责医疗工作。我不顾好友的苦劝，不顾没有一位同业愿效此劳的事实，而决定前往。我知道我在工作队里，必然不久于人世；然而我如果非死不可，总得让自己死得有点意义。我想，我与其茫无目的地苟活，或与其在生产不力的劳动中拖延至死，还不如以医生的身份帮助难友而死去。这种死，我觉得有价值多了。
我这只是权衡轻重而已，并不算什么奉献牺牲。不过，卫生队那位准尉军官却偷偷叫人特别照顾两名自愿到斑疹伤寒营服务的医生。我们一副虚弱模样。使得他生怕自己手上又多了两具尸体，而不是两名医生。
20、独处的渴望
前曾提到，在集中营里，任何事只要与生存活命没有关系，就没有价值。为了活命，营中人不惜作一切牺牲。但这势必威胁到他向所秉持的理念与价值，因而使他陷入精神的惶乱中，尝到价值失落的痛苦。生活在集中营这草菅人命、夺人心志、蔑视人性尊严、视人如待戮牲口（不过却打算榨尽他最后一滴劳力）的世界里，如果不尽力抗拒这种价值失落的痛苦。努力为自己保留一点自尊，终将丧失生而为人，具育独特心智、独特内在自由及个人价值的意识。当其时，你会认为自己不过是一大群人当中的一个；你的存在将退化到与禽兽无异的地步。事实上，集中营大多数的俘虏就是这样：一大群人，像羊群一样任人随意驱赶，毫无自己的思想和意志；而一小撮无赖，则由四面八方密切监视，并以各种酷虐手段任加折磨。他们不断地驱赶羊群，并以吆喝、踢打、棍击来指示方向；至于我们这群蠢羊，则只是一心一意地想着两件事：如何躲避恶狗与如何挣取一点食物。
羊总是胆怯地挤入羊群中央，我们也一样。每个人都努力往队伍的中心挤，一则比较能避免挨揍（警卫总是在队伍的前后及两侧走着），再则也可以避风。因此，拚命挤进队伍里头，其实就是为了自卫。在队伍里如此，在其他时候亦然。我们总是努力服膺自卫的第一要规，不要显得与众不同！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尽力避免引起挺进队员的注意。
当然，如果可能，甚至如果有需要，也该离开群众。大家都知道，在团体生活当中，如果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视，人很可能极端渴望离开团体——即使只是离开一下。营中俘虏很渴望独处，也渴望一个人静下来想想。他企盼孤独、企盼隐私，然而不见得能偿宿愿。我在转到所谓的“休养营”（rest-camp）以后，就碰上了难得的运气，有了每次约五分钟之久的独处时间。我工作的那间土屋（里头住了五十名高烧昏迷的病人）后面，靠近双层铁丝网的地方，有个安静的角落，在那里有人用几根木条和树枝，临时搭了个帐篷，权充太平间（营里每天平均有六个人死亡）。那儿还有个坑口，和自来水管相通。我只要没事，就坐在木质的坑口盖上，呆望着缀满鲜花的山坡和铁丝网交错下的蓝蓝远山。我幽幽地梦想着，思绪飘向了北方和东北方，搜寻着记忆中的家园。然而，我举目眺望，但见浮云而已。
身边的死尸爬满跳蚤，我却不以为意。能使我由梦中惊醒的只有过路警卫的脚步声。有时，这脚步声是为了召我回病房或回去点收新到药品（只有五片到十片的阿斯匹灵，却要应付五十名病人几天之内的需要）。我每次点收完毕，就去巡视病人，量一量他们的脉搏，并且分半片药给几个病重的。至于病入膏肓的人，我一律不发给药品；一方面是因为服药己无济于事，再则是因为药品奇缺，须尽量留给有痊愈希望的人；病情轻微的我除了鼓励几句以外，别无药品可给。我就这样在病房内蹒跚穿梭，逐一问诊，而我自己却因为大病初愈，仍然非常虚弱。巡视完毕，我又回到坑口盖上，静享独处的喜悦。
这个坑口，有次偶然拯救了三名难友。就在我们获释前不久，当局计划把大批俘虏运往达荷。这三名难友非常精明，企图逃避外调。他们爬入坑口，躲避警卫的搜索。我则若无其事地坐在坑口盖上，佯作不知情地玩着小孩子的把戏。把一颗颗石子丢向铁丝网。警卫看到我，迟疑了一会，但还是走开了。我总算有机会告诉下面那几个仁兄：要命的阎王已经走啦！
21、人命如蝼蚁
集中营里的人命，究竟多么不值，局外人通常很难以理解。营中人心肠虽硬，但每当一个“病人护进队”组成之时，大家就更意识到人命全然不受重视的事实。病人衰弱的身体，往往被丢上二轮马车，由别的俘虏冒着大风雪，拉了好几里路到下一个集中营去。在马车离开以前，如果有哪个病人死了，照样要丢上去——因为名册上非得正确无误不可。唯一重要的——只有名册。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他有个俘虏号码。他名符其实地成了个号码。是死是活倒无关紧要，反正同样是个号码；而一个号码的生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至于这个号码及这个生命背后所含的一切，包括命运、身世、姓名等等，不用说更是无足挂齿了。运送病人时，我因为是医生，必须陪病人从巴伐利亚的一个营转到另一个营。有次，有个年轻俘虏因为他哥哥未被列入名册，必须留下来，便一直哀求不停。管理员被缠得没办法，只好来个对调：把他哥哥和一名在当时较喜留下的俘虏对换过来。可是名册上却必须正确无误！这倒简单，两个人只要对换一下号码，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