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晓得我当时有没有心情去说教打气。我又饿又冷又累，加上心情不佳，根本没兴致为难友提供任何精神治疗。然而，我又不能不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在当时，大伙儿最迫切需要的莫过于鼓励了。
因此，我先以最琐碎的舒适问题作为开场白。我说，即使在二次世界大战已届六年的欧洲本土，我们的处境仍然不算是想像中最悲惨的。我建议每个人问问自己：截至当时为止，有哪些损失是无可挽回的？据我推测，对大多数的俘虏而言，这种损失实际上几等于零。任何人只要活着，就有理由去怀抱希望。健康、家庭、幸福、专业技能、运气、社会地位等等，这一切都是可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毕竟，我们的一身硬骨，都还完好如初。过去不论经历了什么，都可以成为来日的一笔资产。说到这儿，我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话：“打不垮我的，将使我更形坚强。”（Was mich nicht umbringt.macht michstarker.）
随后，我谈到了未来。我说，平心而论，未来似乎是无何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料定自己的生还机会极其渺茫。营中虽尚未流行斑疹伤寒，我个人估量自己大约只有二十分之一的存活机遇。然而我又说，尽管如此，我仍不打算放弃，也不愿失去希望。毕竟，连下一个钟头会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知道，而况是未来？ 我们虽不能预料这几天内能发生什么重大的军事变化，然而以我们在集中营的经验，谁又比我们更清楚大好的时机有时往往乍然降临——至少降临在某个人身上？ 譬如，你我很可能意外地被分发到一个工作环境特佳的支队上，只因为集中营俘虏的“运气”，便是由这类事情凑合起来的。
我不只谈到未来及其阴影，更提到往昔和往昔的一切欢乐，也谈到过去的光辉如何照耀着此刻的昏暗。为了避免流于说教，我再度引用一位诗人的诗句：“尔之经历，无人能夺。”不只我们的经验，连我们做过的一切事、受过的一切痛苦，甚至脑海中有过的一切重大思考虽然已成过去，但全都未曾消失；只因为我们已把它孕育成形，使其存乎人间、曾出现过的也是一种存在，而且可能还是最明确的存在。
接着，我又谈到许多能使生命有其意义的机会。我告诉这些难友（他们全都静静地躺着，偶尔哀叹一、两声），人类的生命无论处在任何情况下，仍都有其意义。这种无限的人生意义，涵盖了痛苦和濒死、困顿和死亡。我请求这些在昏暗营舍中倾听着我的可怜人正视我们当前处境的严肃性，我要他们绝不能放弃希望，而该坚信目前的挣扎纵然徒劳，亦无损其意义与尊严，因而值得大家保住勇气、奋斗到底。我说，在艰难的时刻里，有人——一位朋友、妻子、一个存亡不知的亲人，或造物主——正俯视着我们每个人。他一定不愿意我们使他失望。他一定希望看到我们充满尊严——而非可怜兮兮地承受痛苦，并且懂得怎样面对死亡。
最后我谈到我们的牺牲，并说这牺牲无论如何都有其意义，在正常的环境或有所成就的情况里也许不然，但事实上的确有其价值；而这一点，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定不难理解。我更举一个难友为例。此人在抵达集中营时，曾试着和上苍约定：他要以自己的痛苦和死亡，作为超渡他所深爱的人的代价。在他看来，死亡和痛苦乃深具意义；他的痛苦和死亡，是意味深长的牺牲。他不愿平白无故地死去，任何人都不愿这样子死去。
我这番话的用意，无非是想在那种黯淡无望的处境中，为我们当时当地的生命，寻出一个圆满的意义来。我看得出，我这番努力发挥了极大的效果。当电灯泡重又大放光明，我看到许多难友拖着憔悴的躯体蹒跚地走过来，噙着泪直向我道谢。然而此际，我却不能不承认我当时所拥有的内在力量实在太过薄弱；否则，我一定更能够和难友在患难中互相砥砺。而且我也相信，我一定错过了许多这样的机会。
32、天使和恶魔
现在，我们要谈的是俘虏心理反应的第三阶段：重获自由之后的心理。在此之前，我们且先考虑心理学家（尤其是曾在集中营里呆过的心理学家）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集中营警卫的心理结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怎么可能像许多俘虏所说的那样，用尽各种残酷手段来凌虐别人？任何人一旦听到这样的指控，且一旦相信这种事的确发生，就不能不问，这一切由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怎么可能发生的。如果要给这个问题一个简单明了的答复，就不能不先指出几个事实：
第一、警卫中有几名是虐待狂，而且是医学临床上纯粹的虐待狂。
第二、一旦有必要组成一支真正严格的警卫队，这些虐待狂一定入选。
在严霜刺骨的工地作了两个钟头的苦役后，我们如能获准在一个喂满树枝木屑的小炉前烤火暖身，那可真是天大的享受。然而，总有几个监工专以剥夺我们这份享受为乐。他们不只严禁我们靠近炉火，还把炉子踢翻，并把可爱的炭火塞到雪堆里弄熄，然后脸上便现出得意之色。挺进队只要看某个俘虏不顺眼，永远找得到一个以酷虐手段出名的虐待狂，来整这名倒霉的俘虏。
第三、大多数警卫由于多年采在集中营里目睹过太多太多的残酷手段，感觉早已经迟钝了。这些心肠硬化、道德感僵化的人虽然不愿主动采取残酷的手腕，却也不阻止别人施暴。
第四、众警卫当中也有几个人对我们甚为同情。这是必须声明的一点。即以我最后羁留的集中营为例，该营的司令官就是个好人。他为了替自己辖下的俘虏购置药品，常常自掏腰包，花了许多钱。而这件事，一直等到我们获释之后才传扬开来；在此之前，则只有营医（也是一名俘虏）知道。然而那个老资格的总舍监，虽然也是个俘虏，心肠却比任一名挺进队警卫还要狠。他老是为了细故，殴打别的俘虏；然而据我所知，这位司令官从没出手打过任何人。
因此，光知道一个人究竟是警卫或俘虏，显然并不能据以了解此人的性格。人类的同情心，在任何一群人当中皆可发现，即使是容易招致诟病的一伙亦然。群伙之间的界线原都是重叠的。我们不能以草率的二分法来断定谁是天使，谁是恶魔。当然，身为警卫或监工，却能善待俘虏，出污泥而不染，确是值得称道。反之，同为俘虏却虐待其他难友，则卑鄙可耻莫此为甚。众俘虏对于这种毫无品格的无赖，显然特别感到懊恼，但对于任何一位警卫所施予的小德小惠，则特别能刻骨铭心。我就记得有一天，一位监工偷偷塞给我一片面包，而我知道，那一定是他由自己的口粮中节省下来的。当时，那一小片面包所代表的心意，令我感动得流泪。那位监工所给予我的，除了一片面包之外，更有包含在他辞色之间的一股温情啊！
由此可知，世界上有——且只有——两种人：正人君子与卑鄙小人。两种人处处都有，散见于社会的各阶层。任一阶层任一团体的人，都不会是清一色君子或清一色小人。所以，即使是挺进队警卫，偶尔也会有一、两个正人君子。
集中营的生活揭露了人心深处的隐秘。如果我们从这些隐秘中再度窥知人性其实不过是善恶的混和会惊奇不置吗？ 善恶的分界线，竟划过了天下众生，直抵人性的最深层；即连在集中营所揭露的深渊底层，亦如此清晰可辨，宁不令人慨叹吗？
33、获释后的营俘心理
现在，该正式来谈谈最后一个阶段的集中营心理——也就是俘虏获释后的心理了。要描述这种个人色彩必然特别浓厚的获释经验，我们自当循着故事部分的线索，回到营门挂起白旗的那天早上。
经过多日来高度的紧张，营区当局终于宣告投降；营中俘虏的心境随即由极度的紧张转为全然的松懈。不过，如果你以为我们一定都乐得发狂，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蹒跚走向营门，而后怯怯地四下张望，再狐疑地互相瞥视，最后则试探性地走出营门外几步。这回，没有人对我们吆喝，我们也不必再急忙闪避突如其来的一击或一踢。
这回，警卫请我们抽烟了！
起先，我们几乎认不出他们来，因为他们早已经迅速换上便衣。大伙儿沿着营门口的大路慢慢走着，不久，每个人两腿都酸痛得像要断了般的。然而大伙儿还是一跛一跛地往前直走，想以初为自由人的眼光看一看集中营的周围环境。
“自由”——我们脑海里反复思索这个字眼，然而却无法领略它的真义。过去这些年来，我们无时无刻不梦想着自由，梦到后来却忘了自由的含义。如今，我们已拥有自由，无奈这个事实，我们一时间还不能心领神会。真切的自由滋味尚未渗入我们的意识层中。
大伙儿走到缀满鲜花的草地，虽然看得到，且也知道草地就在眼前，无奈心里却空空茫茫，毫无感觉。后来，大伙儿看到一只尾部羽毛极其鲜艳的公鸡，第一丝喜悦的火花才绽现出来，然而绽现的时间十分短促。毕竟，我们还不属于这个自由而美丽的世界啊！
当晚，大伙儿重在营台里相聚，有人悄悄问另一个人：“告诉我，你今天快不快乐？”
此人似乎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全都跟他一样。他害臊地答道：“老实说，一点也不。”其实，我们早就丧失了感受快乐的能力，必须慢慢再学习才行。
34、人格解体
获释俘虏的这一切反应，照心理学的说法，便是由于所谓的“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使然。每样事物都显得不真实、不可能，恍如梦幻一般，令人不敢置信。过去这些年来，我们有多少次为梦境所骗啊！我们梦到获释的日子来到了，我们重获自由，并且重返故乡，会见朋友，拥抱妻子，还坐在餐桌旁边，畅谈营中的一切经历——还说我们常梦到获释的光景。然而不多时，耳边响起尖锐的哨音；起床的讯号，惊醒了我们的“自由大梦”。如今，梦境是实现了，然而我们真能相信吗？
35、宣泄
身体所受的压抑，远较心理的为少；因此，打从获释的第一刻开始，身体就懂得善加运用。大伙儿开始狼吞虎咽，一连吃喝了好几个小时和好几天甚至还吃到半夜。每个人的食量都大得惊人。有个俘虏就曾被附近的农家请去作客，当时，他吃了又吃，然后又喝了咖啡，打开了话匣子，从此便喋喋不休个没完。多年来积压在他心里的一切，终于得到了宣泄的良机。听他说话，他会有一种感觉：他“非讲不可”！他说话的欲望是无可抗拒的。大凡曾在重大压力之下度过一段时间——即使只是短短数天，譬如被盖世太保反复盘问——的人，都会有相同反应（这种人我就认识了几个）。一直要等到许多天以后，当事人不光是舌头喋够了，连心头的重荷也宣泄够了，才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已冲破了重重羁绊，真正感到轻松起来。
36、重获新生
获释几天后的某一天，我穿过缀满鲜花的草地，在乡野间一连走了好几里路到营区附近的市镇去。我听得到云雀振翅高飞时欢欣的啁啾。几里方圆之内，一无人迹，只有广阔的大地、无垠的晴空，云雀的欢跃、以及自由的空间。我停下脚步，四下张望，再仰视穹苍，然后，我跪了下来。那一刻间，我对自己和世界，可以说一无所知；而我的心里，永远只回荡着同一句话：“我从窄小的牢狱里向天主呼号，而它在广袤的穹苍间答复了我。”
我究竟在那儿跪了多久，把那句话重复说了几遍，如今已不复记忆。然而我却知道，就在那一天的那一刻中，我的新生命展开了。我一步步地前进，直到我重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为止。
37、精神失调的危机
要由营中最后数日的剧烈精神紧张归于内心的平静，当然不是轻而易举。如果你以为获释的俘虏不再需要任何精神上的帮助，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一个人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达如此长久的时间，获释之后（尤其释放得相当突然）自然会遭遇危险。这种危险，由心理卫生的观点来看，便是指心理平衡的问题。潜水员一旦突然离开海底，巨大的水压顿告消失，他的身体健康势必受到威胁。同样地，一个人一旦突然解除其精神压力，精神健康也一定会面临考验。
在这个心理阶段当中，禀性较粗朴原始的人，必然逃不过营中残酷暴行的影响。他们一旦获释，就自以为可以随便且毫不容情地使用自由。在他们眼里，改观了的只有一件事：他们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压迫者，而不再是被压迫者。如今，他们是强权和不公的煽动者，而非饱受凌辱的落水狗。他们根据过去的恐怖经验，认定自己所行不偏；而这想法，常常在小事情上可以看出。譬如，我有次和一位友人要到集中营去，途中经过一片麦田。我很自然地绕道而行，但友人却抓住我的手，把我拖着走过麦田。我结结巴巴地说不该践踏农作物，不料他勃然大怒，瞪着我咆哮道：“不用说了，我们难道被剥夺得还不够多？ 我的妻小统统死在煤气间里，而别的东西当然更不必提。现在，你居然还禁止我践踏几棵麦子！”
这种人唯有经过苦口婆心的劝导，才会慢慢领悟到一个极其平凡的事实：没有人有权做坏事，即便是受尽欺凌的人亦然。这种苦口婆心的劝导工作，必须有人肯予承担；否则后果势必远比损失几千棵小麦还严重得多。我仍然记得有个难友卷起袖子，指着我的鼻子大叫：“等我回家以后，这只手要是没沾满血腥，我一定把它剁掉！”在此我必须声明，说这话的人并不是个坏家伙。他在集中营里和出营以后，一直是我最好的伙伴。
精神压力骤然解除，固然易于导致道德的畸型，但另有两个基本经验，也很可能破坏获释俘虏的人品。那就是回复正常生活时很容易产生的愤恨和幻灭。
愤恨是故乡的一大堆令他不满的事情所引起的。譬如，当他返归故里，发现许多乡人一看到他，只是耸耸肩或打哈哈而已，不免兴起满腹的尖酸愤恨，因而不禁自问干嘛要承受过去那一切痛苦。当他到处都听到差不多雷同的反应：“我们并不知道啊”、“我们也吃了许多苦”，不禁要自问这些乡亲难道真的没别的话好对我说？
幻灭的经验就不同了。当其时，显得残酷的，不是乡人（他们的肤浅和淡漠，真叫人厌恶得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永远不再看到任何人）；而是命运本身。一个多年来自以为已尝遍人世间最惨烈痛苦的人，却发觉痛苦永无止境；发觉自己可能还要再吃更多的苦，而且苦得更厉害。
我们曾谈到，要鼓舞营中俘虏活下去的勇气，就必须为他指出一个可堪期待的未来，必须提醒他人生仍大有可为、有待开创，并告诉他也许有个人等着和他团圆等等。然而获释以后呢？有的人发觉根本没有人等着他回去。他在集中营里为之梦魂萦牵，且为之振作精神的那一位早已劳踪杳然！他日夜思盼的这一天终于实现了，然而摆在眼前的这一切，却与他所渴望的大相径庭！这多么凄惨啊：他也许搭上电车，兴冲冲回到他多年来朝思暮想的家园。他按了门铃，一如他在千万次的梦里所渴望做的一样。结果却发现该来应门的那人已经不在，且永远不在了。
在集中营里，我们彼此间常说，人世间恐怕没有一种幸福足以弥补我们所受的一切痛苦。我们并不是希求幸福——使我们有勇气，使我们的痛苦、牺牲及死亡有其意义的并不是幸福本身。然而，我们也没有面对不幸的心理准备。正因为这样，为数甚众的俘虏在重返故里之时才受不了幻灭感的打击而消沉颓丧难再振作。精神医师也很难帮助他们克服这一层心理障碍，重新展望人生。尽管如此，身为精神医生的人仍不应就此束手，反而该把这个心理障碍看作是一项额外的刺激物。
38、直如一场恶梦
终有一天，每位获释的俘虏在回顾集中营的种种经历之时，将不复了解自己是如何熬过来的。当获释的日子终于来临，每样事物在他看来都像是一场美梦。同样地，终有一天，一切集中营的经验在他看来，也将不过如一场噩梦。
而重归故里的人最重要的一个体验，便是历尽沧桑之后所享有的一个美妙感觉：从今以后，除了上苍，什么都用不着畏惧了。
第二部：意义治疗法的基本概念
阅读我的短篇自传式故事的读者们，时常请求我更充分及更直接地说明意义治疗的学说。因此我在本书第一版中，增加简短的篇幅来说明意义治疗学。但这不够。许多要求围困住我，希望能作更详尽的解释。因此在这一版中，我重新并较充分地说明。
但这件工作何其困难！要以十四大本德文书写的资料，用短短的篇幅通俗地介绍给读者，真是不太可能。
我记得有一位美国医师曾到我在维也纳的诊所问我：“请问医师，您是心理分析学家吗？”我回答道：“不完全是心理分析学家，最好说是心理治疗家吧！”然而他继续问我：“那么您代表哪一种学派呢？”我答说：“是我自己创建的学说，称为‘意义治疗学’（Logotherapy）。”“那么，您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什么是意义治疗学吗？”他又问：“至少告诉我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与意义治疗的不同点如何？”
“好吧！”我说；“但是首先请你用一句话告诉我心理分析的本质是什么好吗？”下面就是他的答案：“在作心理分析时，病人要躺在睡椅上，向你诉说那些有时是非常令人讨厌去讲的事。”于是我立刻用下面即兴的话去反驳他说：“唉哟！作意义治疗时，病人可以笔直坐着，但他必须聆听有时是令人非常讨厌听的一些话。”
当然，上面这样说法有点滑稽，也不可作为意义治疗学的外在的说明。但是其中也有些道理。同心理分析比起来，意义治疗是较少回顾与较少内省的方法。意义治疗的焦点是放在将来，也就是说，焦点是放在病人将来要完成的工作与意义上。同时意义治疗尽量不强调所有“恶性循环的形成”（vicious circle formation）及“反馈机质”（feedback mechanisms）因为这两者恰恰足以助长“神经官能症”。这样一来，神经官能症患者典型的自我中心遂告瓦解，不再益形增强、恶化。
当然，以上的叙述是过于简略了，但在意义治疗中，病人终必遭遇到生命意义的问题而再次予以探索。上面我即兴而作的意义治疗法的定义事实上也包含一些真理。精神官能症病人企图逃避他的生命课题，不愿力求领会；若使他醒觉，清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课题，则能激起他的潜力以克服神经官能症。
容我解释一下为何要用“意义治疗法”（Logotherapy）一词作为我的理论术语。“Logos”是希腊字，它表示“意义”（Meaning）。“意义治疗法”或如某些学者所称的“第三维也纳心理治疗学派”，其焦点放在“人存在的意义”以及“人对此存在意义的追寻”上。按意义治疗法的基础而言，这种追寻生命意义的企图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动机。因此我所提出的“求意义的意志”（a will to meaning）与弗洛依德心理分析学派（Freudian Psychoanalysls）所强调的“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以及与阿德勒心理学派（Adlerian psychofogy）所强调的“求权力的意志”（the will to power）大不相同。
1、求意义的意志
人要寻求意义是其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而非因“本能驱策力”（instinctual drives）而造成的“续发性的合理化作用”。这个意义是唯一的、独特的，唯有人能够且必须予以实践；也唯有当它获致实践才能够满足人求意义的意志。有些学者认为所谓的意义与价值只是“心理自卫机制”（defense mechanisms），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a）以及“升华作用”（sublimatious）罢了！但为我而言，我不愿意只是因“心理自卫机制”而活，也不准备为了“反向作用”的缘故而死。但是，人，是能够为着他的理想与价值而生，也甚至能够为着他的理想与价值而死。
数年前法国曾作过一项民意测验，其结果显示89％的人承认需要为了某些因素而话。更甚者，61％的人承认他们肯为了生命中的某个人或事物去死。我在维也纳的诊所中用此问卷测验工作人员及病人，结果与法国的数千人样本测验雷同，只有2％差距而已。换言之，求意义的意志对大多数人是——“事实”，而非——“信条”。
当然，会有某些个别情况，其表示的价值观只是潜藏的内在冲突之伪装。如果如此，它们只代表法则的某些例外，而不能视之为法则本身。对于这些情况，精神动力学的解释可以揭发其潜意识底下的因素；而我们必须处理其虚伪的价值观（最好的例子是执迷不悟的顽固分子），这样便可揭开其面具，暴露其真相。不过，一旦面临到人真实的一面（也就是人渴望一生尽可能充满意义的事实），就该立刻停止揭穿面具的举动。如果不立刻停止，适足以显示揭发者有意贬低他人灵性上的渴望。
2、存在的挫折
一个人求意义的意志也能遭受挫折即意义治疗学所称谓的“存在的挫折”。“存在”（Existential）一词有三种用法：（1）表达“存有”本身，例如独特的人类存在型式。（2）表达存在的意义。（3）在个人的存在中努力去寻找具体的意义，这就是上面所说的“求意义的意志”。
存在的挫折也能导致神经官能症，但意义治疗学为这类型的神经官能症，刨造一新名词，称之为“心灵性神经官能症”，以区别于一般常用的“心因性神经官能症”（psychogenic neuroses）。“心灵性神经官能症”（Noogenic neufoses）非起源于心理因素，而是源自人类存在的心灵层次（希腊字“noos”意指心灵mind）。这新创的名词表示所有个人人格中有关灵性的部分。我们必须记住，在意义治疗学的架构中，“灵性”一词（spiritual）并非只是宗教上的含义，而是指人类生命中一特殊的层次。
3、心灵性神经官能症
心灵性精神官能症并非由于“驱策力”与“本能”之间的冲突所引起，而是由于不同的价值冲突所引起。换言之，是来自道德的冲突。或用更通俗一点的说法，是由于灵性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中间，存在的挫折常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因此，对于心灵性神经官能症患者，适当而正确的治疗，显然通常并不是心理治疗，而是意义治疗，此治疗法者胆敢进入人类生命中的灵性层次中去。事实上希腊字“Logos”不只表示“意义”也有“灵性”的意思。人类灵性的产物，诸如渴望存在的意义以及这种渴望的受挫，都必须用含有灵性意味的意义治疗法来施予治疗。治疗者热诚且认真地面对存在意义的问题，而不是去追溯潜意识的根源且处理本能的问题。
当一位医师无法区别到底是灵性的层次还是本能的层次时就会发生危险的混淆。容我引证下面的例子作为说明。
有一位高级美国外交官到我在维也纳的诊所，希望能继续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他已经在纽约接受一位分析家治疗长达五年之久。一开头，我就问他为什么会认为自己需要分析？第一次分析是在何种情况下开始的？结果我弄清楚原来这位病人不满意他的事业，并且感觉要遵从美国的外交政策非常困难。然而过去那位精神分析家一再地告诉他应该跟父亲和解亲善，因为美国政府及其上司皆为他父亲的“心像”，因此他对工作的不满是由于潜意识里隐藏着对父亲的憎恨之故。分析持续了五年，病人愈来愈接受分析家的解释，直到最后他已经看不见现实的森林，而只见到幻影的树木。我与他会谈了几次之后，问题清晰呈现，他的职业使其求意义的意志受挫，他真正地渴望从事其它种类的工作。我认为根本没有理由不放弃这份事业，他如此做了，结果非常满意喜悦。
最近他向我报告，虽然从事新工作已经过了五年多，他仍然深感满意。对于这个病例，我怀疑是否要像对待一位神经官能症患者那样去处理，我认为他不需要心理治疗，甚至也不需要意义治疗，理由很简单，因为事实上他根本不是病人！并非每个冲突都必然是病态的，有许多冲突可以是正常而且健康的。类似的概念，“痛苦”并非总是神经官能症者的病理症状，“痛苦”有时可以是人性的伟业，尤其是因存在的挫折所产生的痛苦。我要断然否认，一个人寻找他的存在意义，或怀疑其存在意义，皆是源自某种疾病。“存在的挫折”既非病理学亦非病源学的名词。一个人的忧虑或失望超过他生命的价值感时，只能说是一种“灵性的灾难”，而不能视之为一种心理疾病。如果一位医师将灵性的灾准视为心理疾病，就会将其病人的“存在性失望”用大量的安神剂埋葬掉了。医师的真正工作是引导病人通过存在的危机而获得成长与发展。
“意义治疗”的任务，在于协助病人找出他生命中的意义，亦即尽量使他随着分析的过程理会到存在中隐藏的意义。从这方面看来，意义治疗与精神分析有些相像。然而，意义治疗努力使人再意识到某些东西，因此它不光是注意人潜意识内的本能因素，还关心灵性的事实，诸如：人潜伏而尚待实现的存在意义，及其求意义的意志。但是，任何分析法，甚至是那些未涉及心灵或灵性层次的分析法，在其治疗过程当中，都会企图使病人理会到，他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到底是什么。意义治疗与精神分析最主要的差异是在于前者认为：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关怀是实现意义与价值，而不仅仅为了满足驱策力及本能，或只是为平衡协调原我，自我、超我间的冲突；或只是为了去适应社会与环境而已。
4、心灵动力学（Noo-dynamics）
我应该肯定，人的寻求意义与价值可能会引起内在的紧张而非内在的平衡，然而这种紧张为心理健康是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我要大胆地说，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中还能活下去。除非人体认到他的生命有一意义。正如尼采充满智慧的名言：“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for can bear almost any “how”）我认为对任何心理治疗，这句话都可作为座右铭。在纳粹集中营内，我们可以亲眼看到，那些知道还有一件任务等待他去完成的人，最容易活下去。后来美国的精神医学家在日本与朝鲜的集中营内也证实了此点。
就拿我自己作例子，当我被抓进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我正准备付梓的原稿被没收了。（这是我第一本书的笫一个版本，英译本在一九五五年由Alfred A.Knopf出版，书名为《医师与心灵：意义治疗法简介》——The Doctor and the Soul：An Introduction to Logotherapy）。当然啦，那时我最深的心愿是要再次写出这本书，而这竟帮助我活着度过集中营的严酷。例如当我患伤寒感觉很难受时，我用碎纸片记下许多摘要，以备重获自由时能重新着书。我确信这份动机协助我度过巴伐利亚集中营黑暗的牢房，而克服了令人崩溃的危机。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心理健康是奠基于某种程度的紧张：人“已经达成”与“还应该完成”二者之间的紧张，或者是：人“是什么”与“应该成为什么”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是人类生命中固有的属性，为心理健康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我们不必再迟疑去要求人实现自身潜在的意义了；也只有这样作，才能唤醒人潜伏状态中的求意义之意志。我认为我们如果以为人最主要的需求是“平衡”（生物学上称为Homeostasis），是没有紧张的状态，那将是心理卫生上的一种危险的错误观念。人真正最需要的并非不紧张，而是为了某一值得的目标而奋斗挣扎。他所需要的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解除紧张，而是唤醒那等待他去实现的潜在意义。人所需要的不是生物学的平衡，而是我所称的“心灵动力学”——心灵动力在紧张的两极之中，一极代表需实现的“意义”，另一极代表必须实现此意义的“人”。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有对正常情况中的人才是如此，其实对于精神官能症病人甚至更加确实。如果建筑师想要巩固一座老朽的拱门，便需增加覆盖在拱门上的负荷，如此拱门的各部分才能接合得更紧密坚固。所以，如果治疗者希望增长病人的心理健康，就不必害怕经由再次探索其生命的意义而增加他的负荷。
提出上述意义治疗的优点之后，继而我要说明它的缺点。今天有太多的病人抱怨，对自己的生命感到全部无意义，以及终极的无意义。他们无法体认到为了它就值得活下去的某种意义，他们被内在的空虚所萦扰纠缠，他们中有一种虚幻的寂寞。这种境遇我称它为“存在的空虚”。
5、存在的空虚
“存在的空虚”是二十世纪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类要成为真正的“人”时，必须经历双重的失落，由此而产生存在的空虚。人类历史之初，“人”就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动物性本能，而这些本能却深深嵌入其他动物的行为中，而使它们的生命安全稳固。这种安全感就如同伊甸乐园一样，永远与人类绝缘，人必须自作抉择。除此之外，人类在新近的发展阶段中，又经历到另一种失落的痛苦，即一向作为他行为支柱的传统已迅速地削弱了。本能冲动不告诉他应该作什么；传统也不告诉他必须作什么，很快地他就不知道自己要作什么了，于是他愈来愈听从别人要他去作什么，于是他就愈来愈成为顺从主义的牺牲者了。
我在维也纳综合医院神经科的工作同仁对全院病人及护理人员作了一项全面的统计调查，结果显示55％的问卷呈现或多或少的“存在的空虚感”。换言之，一半以上的人感到过生命无意义。
“存在的空虚”所表现最主要的现象是无聊厌烦。现在我们可以领悟叔本华所说的，“人类注定永远在两极之间游移：不是灾难疾病，就是无聊厌烦。”事实上，现时代中所兴起的无聊厌烦感，比起灾难疾病要给精神科医师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且这类问题必定会日益增加，因为自动化机器不断进步，使一般人增多了闲暇的时间，但可怜的是其中有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要用这些新获得的自由时间来作些什么？
举个例子，让我们仔细想想“星期天神经官能症”（Sunday Neurosis）这回事。当一周的匆忙结束，而内在的空虚浮现，使人理会到他对自己的生命不满意时，就会发生此类忧郁症了。很多自杀的案例都可以追溯到这种存在的空虚上面。现代如此广泛普遍的酒瘾（Alcoholism）及少年犯，除非我们能意识到问题底下的存在空虚，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何有此种现象了。领养老金者及老年人的危机问题也是如此。
此外，还有许多种不同的面具及伪装隐藏着存在的空虚。有时求意义的意志受到挫折，于是用其他代替者作为朴偿，例如求权力的意志（包括最原始型态的权力意志）以及求金钱的意志。也有些时候。这种受挫的求意义意志被求享乐的意志所取代，因此成为性的代偿作用（compensation）。在这些案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存在的空虚，性欲遂猖獗泛滥。
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发生一种类似的情况，就是某种型式的反馈机制与恶性循环作用。这我后面会再提到。我们可以再三再四地观察到，神经官能症之症状一旦侵入存在的空虚中，就会继续兴风作浪。但是如果在心理治疗中我们不增补意义治疗法，那就永远不能成功地使病人克服他的病况。要预防病人将来再复发，我们必须充填其存在的空虚。因此，意义治疗法不只适用于上面所述的心灵性病患，也适用于心因性病人，特别是对“假性神经官能症”病人更为适当。玛加达曾说过，“每一种治疗方法，无论它多么受到限制，在某方面都可以成为意义治疗法。”
现在让我们深思一下，如果有位病人问你：“到底我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此时我们要怎么办才好？
6、生命的意义
我怀疑一个医师是否能用概括性的措辞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生命的意义因人而异，因日而异，甚至因时而异。因此，我们不是问生命的一般意义为何，而是问在一个人存在的某一时刻中的特殊的生命意义为何。用概括性的措辞来回答这问题，正如我们去问一位下棋圣手说：“大师，请告诉我在这世界上最好的一步棋如何下法？”
根本没有所谓最好的一步棋，甚至也没有不错的一步棋，而要看弈局中某一特殊局势，以及对手的人格型态而定。人类的存在也是如此，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职或使命，而此使命是需要具体地去实现的。他的生命无法重复，也不可取代。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只有他具特殊的机遇去完成其独特的天赋使命。
生命中的每一种情境向人提出挑战，同时提出疑难要他去解决，因此生命意义的问题事实上应该颠倒过来。人不应该去问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他必须要认清，“他”才是被询问的人。一言以蔽之，每一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负责”来答复生命。因此，意义治疗学认为“能够负责”（Responsibleness）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本质。
7、存在的本质
这种强调“能够负责”的特色，就显示在意义治疗法的一句金玉良言中：“假设你已经生活在第二度的生命中，并假设你第一次作错了，而现在还可能作错一样。”依我看来，再没有其它辞汇，可以比这句金玉良言更能激发起一个人的负责精神了。它叫人先假想现在已成过往，再假想过往可能无可改动、弥补。这种训示，使人意识到生命的有限，体悟到人由自身及生命中所创获的一切都具有决定的意义。
意义治疗法企图使病人深深体会到他自己的责任，因此必须让他自由抉择为了什么，对什么人或什么事负责。他了解是他自己要负责。这就是为什么意义治疗家在所有的心理治疗家中，是最少把价值判断塞给病人的，他决不允许病人把判断的责任交给医师。
因此，病人必须自行决定他究竟该对社会负责，抑或对良知负责。不过，也有不少人自认为该对上苍，对天主负责。他们不只以承担责任的角度，更以承行上天旨意的角度来诠释自己的生命。
意义治疗并非一种教训，也非传道。它不是逻辑的推理，亦不是伦理的劝诫。打个比喻来说。意义治疗家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一个画家，毋宁说是一名眼科医师。画家企图把他所看见的浮世图通传给我们，而眼科医师则是要我们自己去看见真实的世界。意义治疗者的角色在于放宽及开阔病人的视野，以使他能意识到整个的意义与价值体系。意义治疗不需要硬加给病人任何判断，因为事实上，真理会自行呈现，无需他人干涉或居间介入。
人是一种能够负责的物种，他必须实现他潜在的生命意义。我这样说，是希望强调：生命的真谛，必须在世界中找寻，而非在人身上或内在精神中找寻，因为它不是个封闭的体系。同样地，我们无法在所谓的“自我实现”上找到人类存在的真正目标；因为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要“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而非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事实上，自我实现也不可能作为存在的目标，理由很简单，因为一个人愈是拚命追求它，愈是得不到它。一个人为实践其生命意义而投注了多少心血，他就会有多少程度的自我实现。换言之，“自我实现”如果作为目的，是永不能获得的，它只是当“自我超越”之后的副产品而已。
人不能把世界看成光为了表现自己，也不该将它视为只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工具或途径。这两种态度，都会使所谓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变成“世界评价”（Weltentwertung），因而瞧不起世界。
到此，我们已经指出了生命的意义是会改变的，但永远不失其为意义，按照意义治疗学，我们能以三种不同的途径去发现这意义：
（1）创造、工作。
（2）体认价值。
（3）受苦。
第一种，显然是功绩或成就之路。第二与第三种途径，则需要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第二种途径是经由体验某种事物，如工作的本质或文化；或经由体验某个人，如爱情，来发现生命的意义。
8、爱的意义
爱是进入另一个人最深人格核心之内的唯一方法。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本质精髓，除非爱他。借着心灵的爱情，我们才能看到所爱者的真髓特性。更甚者，我们还能看出所爱者潜藏着什么，这些潜力是应该实现却还未实现的。而且由于爱情，还可以使所爱者真的去实现那些潜能。凭借使他理会到自己能够成为什么，应该成为什么，面使他原有的潜能发掘出来。
意义治疗学并没有将爱情解释作性冲动及性本能的升华的“次级现象”（由原始现象所产生之结果）。爱与性一样是属于原始现象。正常言之，性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性是无罪的，甚至是神圣的——当它作为传达爱的媒介时。如果只将爱情作为性的副作用，那么我们不会了解它便是两心永相契的体验，也是表达此体验的一种方式。
第三种发现生命意义的途径，是借助于受苦受难。
9、苦难的意义
当一个人遭遇到一种无可避免的、不能逃脱的情境，当他必须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比如罹患了绝症或开刀也无效的癌症等等——他就等于得到一个最后机会，去实现最高的价值与最深的意义，即苦难的意义。这时，最重要的便是：他对苦难采取了什么态度？他用怎样的态度来承担他的痛苦？
我下面要引证一个清晰的例子：
有次一位年老的全科医师来看我，他患了严重的忧郁症。两年前，他最挚爱的妻子死了，此后，他就一直无法克服丧妻的沮丧，现在我能怎样帮助他呢？我又应该跟他说些什么呢？我避免直接告诉他任何话语，反而问他：“请问医师，如果您先离世，而尊夫人继续活着，那会是怎样的情境呢？”他说：“喔！对她来说这是可怕的！她会遭受多大的痛苦啊！”于是我回答他说：“您看，现在她免除了这痛苦，而那是因为您才使她免除的。现在您必须付代价，以继续活下去及哀悼来偿付您心爱的人免除痛苦的代价。”他不发一语但却紧紧握住我的手，然后平静地离开我的诊所。痛苦在发现意义的时候，就不成为痛苦了，例如具有意义的牺牲便是。
当然，认真说来，这根本就不算是一种治疗。因为第一，他的失望并非疾病；第二，我不能改变他的命运，我不能使他的妻子复活。但是在那瞬间，我成功地转变了他面对自己不可改变之命运的态度；或在那一刻，至少他了解了他的痛苦的意义。意义治疗学的基本信条之一即是：人主要的关心并不在于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要了解生命中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人在某些情况下，宁愿受苦，只要他确定自己的苦难具有意义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