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春天，我因为总罢工[97]事件回到伦敦。
这件事成了巴黎人的话题。法国人民像往常一样，对自己昔日好友的狼狈处境总是幸灾乐祸，把来自海峡对岸的模糊不清的概念转换为精确的术语，预言英国即将爆发革命和内战。每天傍晚，报亭的报纸上都在宣传英国就要毁灭的厄运，咖啡馆里，熟人们以半开玩笑的口吻打着招呼：“嗨，我的朋友，你在这儿可比在家乡好多了，是不是？”后来，我和几个处境相同的朋友开始真的相信，我们的祖国正处于危难之中，我们有义务回到祖国。一位比利时的未来主义者加入我们的行列，他叫吉恩·德·布里萨克·拉·莫特，我认为这是个假名，他号称，任何地方发生任何压制下层阶级的战争，他都有拿起武器的权利。
我们走到一起，组成一支斗志高昂的男性队伍，期待着在多佛尔亲眼见证历史。最近，这样的历史在欧洲各地频繁重复上演，几乎全都一模一样。不知怎的，我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关于“革命”的清晰画面——邮局上方竖起红旗，有轨电车被掀翻在地，没有军衔的士兵烂醉如泥，牢门大敞，成群结队的罪犯被释放出来，在街头游荡，从首都开出的火车永远到不了目的地。在过去的六七年中，我们一遍又一遍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报道，在电影里见过这样的场景，在咖啡馆的桌子旁听到这样的故事。现在，它间接成为每个人经历的一部分，就像弗兰德斯的泥沼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蚊蝇[98]。
后来，我们上了岸，看到例行检查的海关关卡，准点到达的运送下船乘客的火车，在维多利亚车站站台上排成一列、在头等车厢旁聚集的搬运工人，以及等候载客的长长的出租车队伍。
“我们还是分开吧，”大家说，“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晚餐时碰头，交换情况。”但我们早就心知肚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至少，没有发生任何需要我们参与的事。
“哦，亲爱的，”父亲在楼梯上碰巧遇到我时，说，“这么快又见到你，真高兴啊。”我当时已在国外待了十五个月了。“你来的时间真不凑巧，知道吗？再过两天，他们又要举行大罢工了——尽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再出发。”
我想起自己放弃在法国的一切，在华灯初上的塞纳河畔，我本可以有佳人相伴——我怀念那两位无拘无束的美国姑娘，她们同住在欧特伊[99]的一套单身公寓里——我多么希望自己没有回来。
晚上，我们在皇家咖啡厅吃晚餐。那儿倒是有点战争的气氛，整个咖啡厅挤满休学“为国服役”的大学生。一群学生来自剑桥，当天下午刚刚报名成为运输大楼[100]的送信人，坐在他们后面的是一群被录用为特种警察的人。这群人或那群人时不时回头，挑衅地大声嚷嚷，但挑衅很难变成肢体冲突，相互敬上一大杯拉格啤酒，事情就算完了。
“你真应该看看霍尔蒂[101]进军布达佩斯时的样子，”吉恩说，“那才叫政治。”
当天晚上，摄政公园有一场聚会，聚会是为刚刚到英格兰的“黑鸟”乐队举行的。我们中有一人受到邀请，于是我们都去了。
对我们这些经常进出布鲁麦大街上“顶尖红砖”夜总会和巴尔内格舞厅[102]的人来说，那场聚会毫无特色。我还没走进大门，就听到一个我绝对不会弄错的声音。它像回声，从看似遥远的过去传来。
“不，”那声音说，“他们又不是动物园里的动物，马尔卡斯特，别瞪着他们看。他们是艺术家，亲爱的，非常伟大的艺术家，应该尊敬他们。”
安东尼·布兰奇和博伊·马尔卡斯特坐在桌旁，桌上放着葡萄酒。
“谢天谢地，终于来了个我认识的人，”我加入他们的行列时，马尔卡斯特说，“一个姑娘带我来的。现在连她的人影都看不到了。”
“她偷偷溜走了，亲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看起来太滑稽了，和这里格格不入，马尔卡斯特。这压根就不是你的聚会，你不应该来的，你应该走，知道吧，去老一百号，或是去贝尔格瑞夫广场上那些暗沉沉的舞会。”
“我才从一个舞会出来，”马尔卡斯特说，“现在去老一百号太早了。我再待一会儿吧。也许等会儿会有什么乐子呢。”
“我鄙视你，”安东尼说，“我还是跟你聊聊吧，查尔斯。”
我们拿起一瓶酒和自己的杯子，在另一个房间找了个角落。在我们脚边，“黑鸟”乐队的五名成员正蹲在地上掷骰子。
“那个人，”安东尼说，“那个脸色特别苍白的，亲爱的，有天早上用一瓶牛奶把阿诺德·福瑞克海默太太敲晕了，亲爱的。”
我们几乎立马就说起塞巴斯蒂安。这是必然的。
“亲爱的，他现在是个彻头彻尾的酒鬼。你去年离开他以后，他跑到马赛和我住在一起，我后来也受不了他了。喝啊，喝啊，喝啊，整天就像个继承了大笔遗产的阔太太，喝个不停。还特别狡猾。我的一些小东西总是不见，亲爱的，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呢。有一天早上，两套从莱斯利和罗伯茨[103]商店送来的西装不见了。当然，我当时不知道是塞巴斯蒂安干的——因为亲爱的，有不少奇奇怪怪的人进出我那套公寓。还有谁比你更了解我对怪人的喜爱呢？嗯，反正，最后，亲爱的，我们找到塞巴斯蒂安当——当——当掉那两套衣服的当铺，可他那时又找不到当票。小酒馆接受当票。
“我看到你严肃而又不满的眼神了，亲爱的查尔斯，你是不是以为我在纵容那孩子？塞巴斯蒂安最讨人厌的一点是，他总能让别人觉得，他干坏事都是被人教——教——教唆的——就像马戏团里的小马。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能做的我都做了。我一遍又一遍跟他说：‘为什么要酗酒？你如果想沉醉一下，有很多比喝酒更享受的事。’我带他去认识了那个最好的人。哎，你和我一样了解他，纳达·阿洛波夫、吉恩·拉克斯莫尔还有所有我们认识的人，都和他来往好多年了——他一般都在女王酒吧——后来，我们都惹上了麻烦，因为塞巴斯蒂安给了他一张空头支票——假——假——假的支票，亲爱的——一大群凶巴巴的家伙跑到公寓来——都是些暴徒啊，亲爱的——可塞巴斯蒂安还在胡说八道，搞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博伊·马尔卡斯特晃悠着朝我们走来，自行坐在我的旁边。
“这里的酒快要不够了，”他一边说，一边自顾自地把我们酒瓶里的酒一倒而空，“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我以前见过的——都是些黑人。”
安东尼没有理会他，继续说：“所以，我们离开马赛，去了丹吉尔。在那里，亲爱的，塞巴斯蒂安认识了新朋友。我该怎么形容这人呢？他就像电影《夜之幻影》里的那个仆人——是个大块头德国人，在外籍军团待过。他的大脚趾被枪射中后，便离开了军队。脚上的伤到现在还没有好。塞巴斯蒂安遇见他时，他正在喀什巴区一间铺子外面当推销员，饿着肚子。塞巴斯蒂安把他带回来跟我们一起住。真是太可怕了。于是，我就回来了，亲爱的，回到美好而古老的英格兰——美好而古老的英格兰。”他重复一遍，夸张地把大手一挥，把在我们脚边赌博的黑人也包括进来。马尔卡斯特茫然地盯着自己眼前的空气，穿着睡衣的女主人此时跑来向我们做自我介绍。
“之前从来没见过你们，”她说，“也没有邀请过你们。话说回来，这小白脸是谁呀？我想我一定是走错了地方。”
“国家危难之时，”马尔卡斯特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这个聚会怎么样？”她焦急地问，“你们觉得弗罗伦丝·米尔斯会唱歌吗？我们以前见过面吧？”她对安东尼补充一句。
“我们经常见面，亲爱的，但你今天晚上没有邀请我。”
“哦，亲爱的，也许是因为我不喜欢你。我原本还以为我谁都喜欢呢。”
“你们觉得，”女主人离开以后，马尔卡斯特问，“我去报个火警会不会很有趣？”
“不错，博伊，赶快去打电话吧。”
“我觉得，也许能让这里热闹一点。”
“正是如此。”
于是，马尔卡斯特离开我们，去找电话了。
“我想，塞巴斯蒂安和他那个瘸腿的朋友可能去了法属摩洛哥，”安东尼继续说，“我离开他们时，他们和丹吉尔的警察纠缠上了。我回到伦敦，侯爵夫人又无比讨厌地让我跟他们联系。那可怜的女人日子真不好过！这说明，生活中还是有正义存在的。”
过了一会儿，米尔斯小姐开始唱歌。除了那群赌博鬼，大家都拥到隔壁房间去了。
“那个就是我的姑娘，”马尔卡斯特说，“和黑人在一起的那个。是她把我带来的。”
“看来，她把你忘了。”
“是的。我真希望自己没来。我们去别的地方吧。”
我们离开时，两辆消防车开来，一群戴着头盔的人冲进楼上拥挤的人群。
“那个家伙，布兰奇，”马尔卡斯特说，“不是个好人。我把他丢到过水星池里一次。”
我们去了好几家夜总会。马尔卡斯特似乎在这一两年里达成了他简单的愿望，在这样的地方出人头地、受人欢迎。在最后一家夜总会，他和我都被伟大的爱国激情点燃。
“你和我，”他说，“都太年轻了，不能去打仗。去打仗的小伙子，死了几百万。幸好不是我们。我们要让他们看看。我们要让那些死去的小伙子看看，我们也能打仗。”
“这正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说，“我从海外归来，就是为了在危难之际待在祖国身边。”
“就像那些澳大利亚人。”
“就像那些死去的可怜的澳大利亚人。”
“你在哪个部队？”
“还没有确定。战争还没开始呢。”
“要去就去一个地方——比尔·麦多斯的队伍——国防团。里面都是好小伙。就驻扎在布拉特俱乐部。”
“我要参加。”
“你还记得布拉特俱乐部吗？”
“不记得。那我也参加布拉特俱乐部吧。”
“太好了。所有的好小伙都喜欢死去的小伙。”
就这样，我加入比尔·麦多斯的队伍，他们是一支紧急行动机动小组，负责在伦敦最贫穷的地区护送口粮。一开始，我被分配到国防团，在宣誓效忠国家后，得到一顶头盔和一根警棍。接着，我又被安排在布拉特俱乐部，和其他新招进来的成员一起，入选专门为当时形势召开的委员会会议。整整一周，我们坐在布拉特俱乐部里待命，每天开着机动卡车出去三次，护送后面运牛奶的小货车。旁人嘲笑我们，甚至用污秽的东西砸我们，但我们只采取过一次行动。
有一天，我们吃完午餐，围坐一圈，比尔·麦多斯打完电话回来，精神抖擞。
“快点，”他说，“商业街上有一场极好的战斗。”
我们开车风驰电掣地出发，到达目的地后发现，有人把一根粗大的钢缆拉在两根路灯柱子之间，一辆卡车被掀翻在地，人行道上只有一位警察，他正遭受六七个年轻人的拳打脚踢。在这场混乱中心的两旁形成两支敌对的人群。我们下车时，发现还有一个警察坐在离我们很近的人行道上，精神恍惚，双手捂头，鲜血从指缝中涌出来，两三个同情者站在他身边；钢缆的另一侧，是一群满怀敌意的年轻码头工人。我们兴高采烈地冲进去，解救了警察，与敌人的大部队狭路相逢，又撞上一群地方教士和区议员，他们从另一条路线赶来，想要劝解调停，与我们同时到达。他们是我们唯一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刚到，就有人大喊“小心。警察。”然后，一辆载满警察的卡车在我们身后停下。
人群一哄而散，不见踪影。我们逮捕了这群调停人（其中一个严重受伤），又在比较偏僻的街道巡逻，看哪里还有麻烦，结果什么也没发现。过了很久，我们终于回到布拉特俱乐部。第二天，大罢工被叫停，除了煤田，全国上下恢复正常。一只传说已久的凶残野兽，只出现了一个钟头，感觉到危险，便潜逃回自己的巢穴。这一切并不值得我离开巴黎。
吉恩参加另一支队伍。卡姆登区一位寡居的老太太把一盆羊齿蕨扔到他头上，他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
我加入比尔·麦多斯队伍的事让朱莉娅得知我正在英格兰。她打来电话，说她母亲迫切地想见我。
“她已经病得很厉害了。”她说。
和平降临后的第一天早晨，我去了马奇曼公馆。艾德里安·波森爵士和我在大厅擦肩而过。我才到，他正要离开。他用一块印花大手帕捂着脸，看也不看地摸索着寻找自己的帽子和手杖。他在流泪。
有人带我进图书室，不到一分钟，朱莉娅来了。她带着一种罕见的温柔而严肃的表情和我握手。在房间阴沉的光影中，她看起来像个幽灵。
“你能来太好了。妈妈一直说要见你，不过，我不知道她现在能不能见你。她刚刚才跟艾德里安·波森说了‘再见’，已经筋疲力尽。”
“再见？”
“是的。她要死了。也许还能活一两周，也许随时会走。她太虚弱了。我去问一问护士。”
整幢房子笼罩在死亡的沉寂中。以前，没人会坐在马奇曼公馆的图书室。这是他们家两处宅邸中唯一一个丑陋不堪的房间。维多利亚风格的橡木书柜上摆着一卷卷英国议会议事录和陈旧过时的百科全书，从来不曾被人翻开。空无一物的红木长桌似乎是为某个委员会会议准备的。整间房子充满一种既开放又冷清的气氛。书房外是前院、栏杆和安静的死胡同。
朱莉娅很快就回来了。
“不行，你恐怕不能见她。她睡着了。她也许会这样躺上几个钟头。我可以告诉你她想说什么。我们去别的地方吧。我讨厌这个房间。”
我们穿过大厅，来到大家以前经常吃午餐的小客厅。我们分坐壁炉两旁。墙壁反射出的深红和金色的线照在朱莉娅脸上，让她失去一些温暖的感觉。
“我知道的第一件事是，妈妈想跟你说对不起。你们上一次见面时，她对你太凶了。她经常说起这事。她现在知道错怪你了。我敢肯定，你一定能理解她，并很快把这件事抛诸脑后，可妈妈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她很少会做这种事。”
“请你一定告诉她，我完全理解她。”
“还有一件事，当然，你一定猜到了——塞巴斯蒂安。妈妈想见他。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有吗？”
“我听说，他现在的情况很糟糕。”
“我们也听说了。我们只知道他的一个地址，也往那边发了电报，没有回复。他也许来得及赶来见她。我一听说你在英格兰，就知道你是唯一的希望。你能不能试着找找他？这个要求很过分，可我觉得，塞巴斯蒂安如果想通了，会想见见她的。”
“我会试一试。”
“我们没有别人可以找了。雷克斯太忙了。”
“是啊。我看到报道，他在忙着组建煤气工厂。”
“啊，是的，”朱莉娅又有了以前那种干巴巴的语气，“他利用罢工事件大出风头。”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们聊到布拉特的队伍。她告诉我，布赖兹赫德拒绝担任任何公职，因为他怀疑所有职位的正义性。科迪莉娅在伦敦，现在正在睡觉，因为她一整晚都在照看母亲。我告诉她，我开始从事建筑绘画，很喜欢这份工作。一切的谈论都毫无意义，在最初的两分钟，我们就说完了要说的话。我留下来喝茶，然后便离开了她。
法国航空公司有飞往卡萨布兰卡的航班。我到了卡萨布兰卡后，乘坐公共汽车去菲斯，清晨出发，傍晚才到达这座新城。我从酒店给英国领事打电话，当天晚上就在他位于旧城围墙边的漂亮房子里和他一起吃晚餐。他是个和善又严肃的人。
“我很高兴，终于有人来看望年轻的弗莱特了，”他说，“他在这里简直成了我们心里的一根刺。靠家里定期汇款生活的人不适合待在这儿。法国人也完全搞不懂他。他们认为，不做生意的人都是间谍。他生活得并不像个英国绅士。这里的日子不好过。你也许想象不到，就在离这房子不到三十英里的地方，就有战事。上周，我们还碰到几个愚蠢的年轻人，他们骑着自行车跑来，志愿参加阿卜杜勒·克里姆[104]的军队。
“另外，摩尔人是很狡猾。他们不赞成酗酒，而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你也知道，一天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喝酒。他来这儿到底想干吗呢？在拉巴特或丹吉尔，多的是让他住的地方，那里的人也很会招待游客。他在本地镇上弄了间房子，知道吧。我原本想阻止他，可房子是他从艺术部的一个法国人那里弄到的。我并不是说他在搞什么破坏，但他真的让我们非常头疼。有一个坏人在利用他——一个从外籍军团退役的德国人吧。大家都说他简直坏到了骨子里。他们肯定会惹上麻烦的。
“这么跟你说吧，我喜欢弗莱特。我和他见面不多。他在那房子安定下来之前，经常跑到这儿洗澡。他总是那么完美、迷人，我妻子也非常喜欢他。他需要一份工作。”
我解释此行的使命。
“你现在应该可以在他家找到他。天知道，在老城区，我们晚上没什么去处。你如果愿意，我派个门房给你带路。”
我吃完晚餐便出发了，领事馆门房提着灯笼走在我前面。对我来说，摩洛哥是个既新鲜又奇怪的国家。白天，我们开车在平坦的战略公路上跑过一英里又一英里，路过葡萄园、军队哨所和新建的白色安置房，早熟的庄稼在开阔广袤的田野里长得很高，临时围墙上刷着各种法国商品的广告——杜本纳酒[105]、米其林轮胎、卢浮宫百货公司[106]——让我一度以为这里是现代化的城郊地区。可现在，满天星光下，四面围墙中的旧城里，街道上是灰尘遍地的低矮阶梯，两侧高耸的墙壁上连一扇窗户都没有，头顶上时而没有丝毫缝隙，时而又能看到灿烂的星光。光滑的石板路面上积着厚厚的灰尘，一个个人影悄无声息地经过，他们穿着白色长袍，穿软底拖鞋或赤脚，有力地走着。空气中洋溢着丁香花、熏香和木柴烟雾的气味——现在，我总算知道是什么把塞巴斯蒂安吸引至此，并让他逗留这么久。
领事馆门房骄傲地大踏步走在前面，手里的灯笼摇晃着，用长长的手杖敲着地面。有时候，从某扇敞开的大门望去，可以看到一群人在金色的灯光下，围着火盆沉默地坐着。
“这些人很脏，”门房回过头十分鄙夷地说，“没受过教育。法国人任由他们这么脏兮兮的。可不像英国人。我们的人啊，”他说，“总是很有英国风度。”
他来自于苏丹警察队伍，这里是他所属文化的古老中心。可他对它的态度就像新西兰人对罗马的态度。
我们走过许多镶嵌着门钉的大门，终于来到最后一扇门前。门房用手杖敲门。
“这就是那位英国爵爷的家。”他说。
门上的洞里出现灯光和一张黝黑的脸。领事馆门房霸道地说了几句话。门栓拉开，我们走进一个小小的庭院，院子中央有一口井，头顶是修剪过的葡萄藤。
“我在这里等着，”门房说，“你跟着这位本地小伙子去吧。”
我走进屋，走下一级台阶，来到客厅。我看到一台留声机，一个煤油炉，一个年轻人坐在两者中间。我环顾四周，又注意到其他更多让人觉得舒服的东西——地板上的地毯，墙壁上绣花的丝绸，天花板上雕梁画栋的屋梁，悬挂在一根链子上的沉重的穿孔灯，灯光在整个房间投下花格图样的柔和光影。刚一进来时看到的三样东西让我最为震撼——噪声不断的留声机正在播放法国爵士乐唱片，火炉发出难闻的气味，而那个年轻人表情如豺狼般贪婪。他懒洋洋地坐在藤条椅上，一只脚上缠着绷带，伸直搁在箱子上。他穿着单薄的仿中欧风格的花呢外套，里面是一件网球衫，网球衫领口敞开。没受伤的脚上穿着棕色帆布鞋。他旁边的木架子上放着黄铜托盘，托盘上是两瓶啤酒、一只脏盘子和一个装满烟头的碟子。他手里拿着一杯啤酒，嘴唇上衔着香烟，说话时烟黏在嘴唇上。他长长的金发往后梳成大背头，没有分开。他显然很年轻，但脸上的皱纹多得有点不自然。他缺了一颗门牙，所以，他发“嘶”音时，有时会吐字不清，有时又会发出尴尬的哨音，他便讪笑着掩饰过去。他剩下的牙齿被烟草熏黄了，牙缝很大。
这位明显就是领事描述的那个“坏到骨子里”的人，像电影中安东尼贴身男仆的人。
“我来找塞巴斯蒂安·弗莱特。这里是他家吧？”我大声说，好让自己的声音盖过舞曲的音乐。他用英语温柔地回答我。他的英语流利、自然。
“‘嘶’的。但他现在不在这儿。这里除了我，没有别人。”
“我从英国来，找他有重要事情说。你能告诉我可以去哪儿找到他吗？”
唱片播完。德国人把唱片翻了个面，上紧机器的发条，再次播放音乐后，才回答我的问题。
“塞巴斯蒂安病了。教士们带他去医务室了。他们也许会让你见他，也许不让。我很快就要去那儿给我的脚上药。我到时候问问他们。他好点以后，他们也许会让你见他。”
还有一把椅子。我坐下来。德国人见我决意留下，给我递来啤酒。
“你不‘嘶’塞巴斯蒂安的哥哥吧？”他说，“堂兄弟？你和他的妹妹结婚了？”
“我只是他的一个朋友。我们以前一起上过大学。”
“我在大学时也有个朋友。我们学的是历史。我朋友比我聪明，是个矮小瘦弱的家伙——我以前生气时，总是把他拎起来摇——但‘嘶’他太聪明了。后来有一天，我们说：‘这他妈的怎么回事？在德国都找不到工作了。德国就要不行了。’于是，我们向教授们告别，他们说：‘是，德国就要不行了。在这儿当学生，也没什么可做的。’然后我们就走了，走啊走啊，终于走到了这儿。我们说：‘德国现在没有军队，可我们必须成为嘶兵。’于是，我们加入外籍军团。我的朋友去年在阿特拉斯山区打仗时得痢疾死了。他死了以后，我说：‘这他妈的怎么回事？’于是，我朝自己的脚开一枪。治了一年了，现在里面还全是脓水。”
“不错，”我说，“挺有意思的。不过我目前最关心的是塞巴斯蒂安。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些他的情况。”
“塞巴斯蒂安，是个非常好的小伙。他对我挺好的。丹吉尔不是个好地方。他把我带到这儿来——这里的房子挺好，吃的东西挺好，用人也都挺好——可以说，我在这里一切都好。我很满意。”
“他的母亲病得很厉害，”我说，“我是来通知他的。”
“她很有钱吗？”
“是的。”
“她为什么不多给他一些钱？那样我们就能住在卡萨布兰卡，说不定还能住进漂亮的公寓。你跟她很熟吗？你能让她多给他些钱吗？”
“他到底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我想他可能是喝得太多了。教士们会照顾好他的。他在那里挺好的。教士都是好人。费用也很便宜。”
他拍了拍手，叫人再送些啤酒来。
“你看到了吧？这个照顾我的用人很好。一切都非常好。”
我打听到医院的名字后，便离开了。
“告诉塞巴斯蒂安，我还在这儿，一切都很好。我猜他也许正为我担心呢。”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医院。那是新旧城区之间的一片小平房，由方济会会士管理。我从一大群生病的摩尔人中挤过去，来到医生房间。他是个一般信徒，脸刮得干干净净，穿着浆挺的白色大褂。我们用法语交谈，他告诉我，塞巴斯蒂安目前并无危险，但绝不适合旅行。他得了流感，一侧的肺有轻度感染。他非常虚弱，没有什么抵抗力，谁能预料以后的情况呢？他是个酒鬼，医生以冷静得有些残酷的语气说道。他有科学工作者常见的气质，只说最无关紧要的话，只做最精简枯燥的事。接着，他把我交给一位留着胡须、打着赤脚的会士，这位没有科学背景的会士做全医院最脏的活儿。他告诉我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他很有耐心。完全不像个年轻人。他就那么躺在那儿，从不抱怨——他能抱怨的事可多了。我们没什么医疗设备。政府给我们的都是军队淘汰的东西。可他还那么和气。有个可怜的德国男孩，一只脚受了伤老不好，又得了二期梅毒，也来这里治疗。是弗莱特少爷发现他在丹吉尔忍饥挨饿，把他带来，给了他一个家。真是个乐善好施的人。”
“可怜又单纯的修士啊，”我想，“可怜的傻瓜。”愿上帝饶恕我！
塞巴斯蒂安住在专为欧洲人准备的病区，病床之间以低矮的隔板分开，让大家都能有一些隐私。他正躺着，双手放在被子上，盯着墙壁。墙上唯一的装饰是一幅宗教石版画。
“你的朋友来了，”会士说。
他慢慢转过头。
“哦，我还以为是库特呢。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查尔斯？”
他从没有如此消瘦，酒精让有的人身体发福、红光满面，可似乎让塞巴斯蒂安憔悴枯萎。会士离开我们，我坐到他的床边，说起他的病。
“有那么一两天，我都精神错乱了，”他说，“我觉得自己回到了牛津。你去过我的房子了吗？你喜欢吗？库特还在那儿吗？我不会问你喜不喜欢库特，没人喜欢他。真好笑——可我不能没有他，知道吧。”
接着，我跟他说起他母亲的情况。他久久没有开口，只是躺着，盯着《圣母七苦瞻礼》石版画，然后说：
“可怜的妈妈。她是个充满魅力又危险的女人，是不是？轻轻一触，就能要人性命。”
我给朱莉娅发电报，说塞巴斯蒂安无法出行。我在菲斯待了一周，每天都去医院看他，直到他身体好转，能自己走动。我去医院第二天，他体力恢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找我要白兰地。第三天，他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一点，藏在被褥下面。
医生说：“你的朋友又在喝酒。这里不允许喝酒。我能怎么办呢？这里毕竟不是少管所。我不能在病房里安排警察呀。我能给人治病，但不能做到帮助病人改正坏习惯，或教他们学习自我控制。白兰地现在还不会对他造成伤害，但会让他在下一次生病时更加虚弱。总有一天，一点点小麻烦就会让他一命呜呼。这里不是酒鬼之家。他这周末之前必须离开。”
打杂的会士说：“你朋友今天高兴多了，好像变了个人。”
“可怜又单纯的修士啊，”我想，“可怜的傻瓜。”他补充一句：“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把一瓶白兰地藏在床上。这是我第二次发现他藏酒。我才把一瓶拿走，他马上又弄来一瓶。他太淘气了。是几个阿拉伯小孩给他弄来的。但是，他一直那么伤心，能看到他开心起来也挺好的。”
我在逗留当地的最后一天下午说：“塞巴斯蒂安，你的母亲去世了。”我当天上午收到这个来自英国的消息。“你想回英国吗？”
“从某些方面来说，回去一趟很好，”他说，“你觉得库特会愿意去吗？”
“天哪，”我说，“你该不会是想和库特共度一生吧？”
“我也不知道。他似乎想和我共度一生啊。‘我认为，也许，对他来说挺好的。’”他模仿库特的口音，接着，又补充了几句。我如果当时多留个心眼，应该能从中找到我一直在寻找的那把钥匙。可在当时，我只是听进去了，记住了，并没有特别注意。“你知道吗，查尔斯，”他说，“你一辈子都由别人照顾，找到一个需要你照顾的人，这种改变让人快乐。当然，这个人肯定非常绝望，所以才会需要我的照顾。”
我在离开前，处理好了他的财务问题。在此之前，他一遇到困难，就给律师发电报，要他们寄各种不同金额的钱过来。这次，我去见了银行分行经理，帮他做好安排。从伦敦寄来的钱，银行方面会收下作为他的季度费用，每周只给他一笔零花钱，剩下的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取用。这笔钱只能给塞巴斯蒂安本人，只能用于正当用途，并且该用途还要得到经理的认可。塞巴斯蒂安欣然同意一切安排。
“要是不这么安排，”他说，“库特说不定会在我喝醉以后，让我签一张巨额支票，然后跑了，给我惹来各种麻烦。”
我把塞巴斯蒂安从医院送回家。他坐在藤条椅上，比躺在病床上时显得更加虚弱。他和库特两个病人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留声机。
“你早该回来了，”库特说，“我需要你。”
“是吗，库特？”
“我觉得是的。你病了，我一个人真不好受。那个男孩子懒死了——总是在我需要他时开溜。有一次，他在外面彻夜未归，我醒来时都没有人给我煮咖啡。我这只脚灌脓了，很难受。有时候睡都睡不好。也许我也会找个时候开溜的，去一个有人照顾我的地方。”他拍了拍手，没有用人前来。“你看到了吧？”他说。
“你需要什么？”
“香烟。床底下的袋子里还有一些。”
塞巴斯蒂安痛苦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去拿吧，”我说，“他的床在哪里？”
“不用，这是我的工作。”塞巴斯蒂安说。
“是的，”库特说，“我也觉得，这是塞巴斯蒂安的工作。”
于是，我离开他和他的朋友，以及他们位于小巷尽头、与世隔绝的小房子。我没有什么可以为塞巴斯蒂安做的了。
我想直接回巴黎，但为了安排好塞巴斯蒂安生活费一事，还得去伦敦见一见布赖兹赫德。我乘坐海船，在丹吉尔搭上大英轮船公司的轮渡，于六月初回到家。
“你认为，”布赖兹赫德问，“我弟弟和这个德国人的关系有没有不妥之处？”
“没有。我敢肯定没有。只不过是两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聚到了一起。”
“你不是说他是个罪犯吗？”
“我是说‘罪犯之类的’。他进过军事监狱，后来又很不光彩地被释放了。”
“医生说塞巴斯蒂安是在用酒精自杀，是吗？”
“酒精使他日益衰弱。但他还没有得上酒精中毒引起的精神错乱或肝硬化。”
“他没有疯掉吧？”
“当然没有。他找到了一个他碰巧很喜欢的同伴，又发现了一个他碰巧很喜欢住的地方。”
“那他可以得到你认为他应该得到那笔生活费。这再明白不过了。”
从某些方面来说，布赖兹赫德是个很好打交道的人。他对一切都抱着一种近似疯狂的确定态度，所以能迅速轻松地做出决定。
“你想不想为这幢房子画几幅画？”他突然问，“一幅画房子的正面，一幅画后面的花园，一幅画台阶，还有一幅画那间大客厅。四幅小油画就行。我父亲想留个纪念，把画保存在布赖兹赫德庄园。我不认识什么画家。朱莉娅说你很擅长建筑绘画。”
“好呀，”我说，“乐意至极。”
“知道吗？这房子要拆了。我父亲把它卖了。他们准备在这里建一幢公寓楼。他们会继续保留这个名字——显然，我们无法阻止他们了。”
“真是悲哀。”
“唉，我当然很难过。你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也觉得这房子还不错吗？”
“它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房子之一。”
“我看不出来漂亮在哪儿。我一直都觉得它很丑。也许你的画能让我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它。”
这是我被委任的第一项绘画任务。我必须抓紧时间，因为承包商只等最后的签名，就要开始拆除工作了。我有个恶习，总在一张画布上花费太长时间，从不满足见好就收——又或者，正因为这一点，这四幅油画才成为我的得意之作。不仅是我，其他人对它们也表示认可。这四幅画是我职业生涯的基础。
我从长长的客厅画起，因为他们已迫不及待地要移走里面的家具，那些家具自从房子建好以后就一直摆在里面。客厅为长方形，装饰精美，结构对称，由亚当[107]设计，两扇凸窗正对格林公园。下午，我开始作画时，从西边倾泻进来的光线透过窗外鲜嫩的小树，呈现出清新的绿色。
我用铅笔勾勒出透视图，又精心安排好各处细节。我在画前退后几步，就像一位站在水边的潜水员。一旦跳入水中，发现自己浮了起来，不免兴奋不已。我作画速度通常很慢，下笔谨慎。可那天下午，以及第二天和第三天，我都画得飞快。我不能出错。我每画完一个阶段，都会暂停下来，万分紧张，不敢开始下一步。我像个赌徒，生怕手气从此逆转，把成堆的筹码全部输光。一分钟又一分钟过去，整幅画终于一点点成型。其实也没有什么困难。错综复杂的光影和色彩构成一个整体；我在调色板上调出的颜色正是自己想要的；画笔的每一次挥动完成后，呈现在画上的效果就像画一直就存在于那儿一般自然。
很快，到了最后一天下午，我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我能待在这儿看吗？”
我转过身，看到科迪莉娅。
“可以啊，”我说，“不说话就行。”我继续作画，忘记她的存在，直到暮色渐重，我不得不放下画笔。
“能画出这样的画一定很有意思吧。”
我忘了她还在这儿。
“是的。”
此刻，日薄西山，整个房间褪色为黑白，我仍然无法离开我的画。我把它从画架上取下来，高举到窗口，再把它放回去，把一处阴影画亮一些。突然，我觉得脑袋、眼睛、肩膀和手臂都无比疲累。今晚就到此为止吧，我朝科迪莉娅转过身。
她十五岁了，在过去的十八个月里，长高了不少，大概已接近最高身高。她没有朱莉娅那种纯粹的欧洲文艺复兴风格的可爱模样，长长的鼻梁和高耸的颧骨中流露出一些与布赖兹赫德相似的气质。她全身黑衣，在为母亲服丧。
“我累了。”我说。
“我敢打赌你一定累了。画完了吗？”
“差不多了。我明天还要再润色一下。”
“你知道现在早过了晚餐时间吗？这儿没人做饭了。我是今天刚到的，还不知道家里竟然衰败到这种程度。你能不能带我出去吃个饭？”
我们从花园大门离开，走进公园，在暮霭中走到丽兹餐厅。
“你见过塞巴斯蒂安了吗？现在，他还是不肯回家吗？”
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她其实已经很懂事了。我回答说是的。
“唉，我爱他胜过于任何人，”她说，“马奇曼公馆的事，挺叫人伤心的，是不是？你知道吗，他们打算在这儿建一幢公寓楼，雷克斯要买下顶楼他所谓的‘空中别墅’。他不就是这样吗？可怜的朱莉娅。这一切对她来说太难以承受了。雷克斯又完全不能理解她，他以为朱莉娅会想要以这样的方式继续住在原来的家里。这么快，一切都要结束了，对不对？显然，爸爸负债累累有很长时间了。卖掉马奇曼公馆能让他还清欠债，每年还能存点房租，但我不知道能有几个钱。可把这房子推倒是多么可惜啊。朱莉娅说她宁愿把房子毁了，也不愿让别人住在里面。”
“那你会怎么样呢？”
“说真的，会怎么样呢？大家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范妮·萝斯康曼舅妈想让我去跟她住。后来，雷克斯和朱莉娅又说，他们要接管一半的布赖兹赫德庄园并住在那儿。爸爸不肯回来。我们原本以为他会回来，他结果没有回来。
“他们关闭了布赖兹赫德庄园的小教堂，是布赖迪和主教关的。在那里举行的最后一次弥撒就是妈妈的安魂仪式。她被安葬以后，神父走了进来——当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我想他压根没看到我——他拿出祭台圣石[108]，放进自己的包里，然后把圣油浇在一卷卷羊毛上，把羊毛烧掉，再把灰烬扔到外面。他把圣水池排空，吹熄祭台上的灯，把空荡荡的壁龛打开，仿佛从此以后的每一天都将是耶稣受难日。我猜，你一定觉得这些都毫无意义吧，查尔斯，你这个可怜的不可知论者。我一直待到神父离开，那一刻，小教堂突然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个装饰古怪的房间。我没法告诉你我当时的感受。我想，你从来没参加过熄灯礼拜[109]吧？”
“没有。”
“哦，你如果参加过，就会明白犹太人对他们神殿的感受了。城市为何孤寂而立[110]……一首很美的圣歌。你哪怕只是为了听一听这首歌，也应该参加一次。”
“科迪莉娅，还想着让我皈依宗教呢？”
“啊，不是。那都是以前的事了。你知道爸爸在成为天主教徒时说了什么吗？妈妈告诉过我。爸爸对她说：‘你把我的家庭带回到祖先的信仰上了。’你知道吧，他这是夸大其词。信仰影响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无论如何，一个家庭不会一成不变，对不对？后来，爸爸走了，塞巴斯蒂安走了，朱莉娅也走了。上帝不会让他们离开太久的。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塞巴斯蒂安第一次喝醉酒的那天晚上，妈妈给我们念过一个故事——那天晚上可真是一团糟糕啊。故事里，‘布朗神父’好像说：‘我抓住了他（那个小偷），我用看不见的钩子和无形的绳子抓住了他，长长的绳子足以让他游荡到世界的尽头，但只要轻轻一拉绳子，就能把他拉回来。’”
我们几乎没有提起她的母亲。在聊天过程中，她一直狼吞虎咽地吃着。她有一次说：
“你在《泰晤士报》上读到艾德里安·波森爵士的诗了吗？很滑稽：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他爱了她一辈子，你知道吗——可那首诗似乎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我们全家人里，我跟她相处得最好，但我认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她。没有按照她希望的那样去爱她，她不应该被这样对待。我是个天生情感丰富的人，可就是不爱她。真奇怪。”
“我从来不曾真正了解你的母亲。”我说。
“你并不喜欢她。有时候，我觉得，人们想要恨上帝时，就会恨我的妈妈。”
“科迪莉娅，这话是什么意思？”
“嗯，你看，她像个圣徒，又不是圣徒。没人能真正恨圣徒，对吧？他们也不能真正恨上帝。他们想恨上帝和他的圣徒时，只能找一些与自己相似的对象，自我欺骗那就是上帝，然后去恨它。我想，你大概觉得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吧。”
“我听过和这差不多一样的话——是一个和你完全不同的人说的。”
“唉，我是非常认真的。我想了很多。只能这样解释我那可怜的妈妈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