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回忆，回忆像长着翅膀的东道主，在战争时期那个灰暗的清晨，围绕着我盘旋。
这些回忆，就是我的人生——因为我们确定拥有的只有回忆——回忆一直陪伴着我。回忆就像圣马克教堂外的鸽子，无处不在。鸽子在我的脚边，有的形单影只，有的成双成对，有的聚集在一起，甜蜜地咕咕叫唤，有的点着头，趾高气扬地走着，有的眨着眼，梳理着脖子上柔软的羽毛，我如果站立不动，有时还会有一只停落在我的肩头。可突然，正午的枪声砰砰响起，转瞬之间，它们扇动翅膀，呼啦啦飞走了，人行道变得空旷，头顶的整片天空都被喧闹的鸟儿遮得黑压压的。这便是战争时期的那个清晨。
我与科迪莉娅共度那个夜晚之后，在将近十年死寂的岁月中，我走上一条表面看来充满动荡与变故的道路。在此期间，我从不曾像在与塞巴斯蒂安相处时那样充满活力——只偶尔在画画时活跃一些，但这种状态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我认为自己失去的是青春，而非生命。我的工作支撑着我，因为我选择的是自己能够做好的一件事，并且每一天都在把它做得更好。我喜欢自己的工作；巧的是，别人当时都不愿做这份工作。我成了一位建筑画家。
比起伟大建筑师们的作品，我更喜欢随着时间流逝而默默变老的建筑，它们将每一个时代最好的东西捕捉并保存下来，与此同时，时间打磨掉它们身上艺术家的傲气和市侩庸人的俗气，弥补了迟钝工匠的笨拙。英格兰有大量这样的建筑，英国人在过去十年的鼎盛辉煌中，第一次意识到原本熟视无睹的这些东西的价值，并在它们濒临消亡之际，对它们的成就致以崇高的敬意。我名不副实的幸运也由此而来。其实，除了日渐成熟的技巧、对所绘主题的热忱，以及异于流行观点的独立性，我的作品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
经济不景气，很多画家找不到工作，我却越来越成功。实际上，这是英国衰败的一个标志。所有的泉眼都已干涸，人们只能期望在海市蜃楼中解渴。我办了第一次画展后，被邀请到全国各地，给那些即将废弃或被拆除的房子作画。我往往只比拍卖商早几步到达，我的到来似乎成了房子即将毁灭的前兆。
我出版了三本非常漂亮的对开式画册——《赖德之乡村宅邸》《赖德之英国住宅》《赖德之别墅及乡野建筑》，每本五镑五先令，卖出上千本。我很少会让客户不满，因为我与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冲突，我们想要的一样。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我开始哀悼某种感觉的逝去。我在马奇曼公馆的客厅里与它初次相遇，此后又见识过它一两次，它是一种强烈而单一的感觉，我相信它比勤劳的双手更重要——用一个词来描述，它就是灵感。
为追寻这不断消退的光芒，我以奥古斯都[112]时期的风格，出国旅行，背负着我这门职业所需的各种工具，在异域风情中度过了两年新奇的时光。我没有去欧洲，欧洲的瑰宝都是安全的——太安全了，受到专业级的重重看管，备受尊崇之下反而变得隐晦又模糊。可以等一等再去欧洲。我想，总会有时间去欧洲的；我很快就会需要有人在旁边帮我支起画架，拿着颜料；我会需要住在上好的酒店，路程离酒店超过一小时的地方，我都不敢冒险前往；我一整天都会需要沐浴在轻柔的微风中和和煦的阳光下。到了那时，我会带上苍老的双眼，去德国、意大利。可现在，我还强壮有力，要去蛮荒之地，那里的人抛弃自己的岗哨，荒野丛林悄悄回到它古老的据点。
我经过缓慢但并不轻松的几段路程，游历了墨西哥和中美洲。这片世界里有我需要的一切。远离公园绿地和豪宅殿堂让我反应敏捷，实现了与自我的和平相处。我在宫殿的废墟和杂草丛中的修道院里寻找灵感。破败的教堂里，吸血蝙蝠就像晒干后的豆荚，挂在圆形的穹顶上，蚂蚁在原本豪华的隔间里永无休止地钻着隧道。没有通往城市的道路，只有孤单的印第安人一家打着冷战，在陵墓间躲风避雨。我费尽力气，饱受疾病折磨，有时还要面对危险，终于完成《赖德之拉丁美洲》中的第一批画作。每隔几周，我会休息一下，回到商业区或旅游区，调理身体，安置好画室，加工初步素描，再迫不及待地将画完的油画打包，寄给我在纽约的经纪人。然后，我会带着小随从，再度向荒野出发。
我并没有费尽心力地与英国保持联系。我按照当地人的建议安排行程，没有固定的路线，所以，很多寄给我的邮件我从来没有收到过，收到的就一直堆积在那儿，直到最后多得没法一次看完。我常常把一大捆信件塞进包里，等到想看时再看，而看它们时情境总是各不相同——在吊床上晃荡时；坐在蚊帐中，就着防风灯的光亮看；在河水中顺流而下时，坐在独木舟上看，身后的男孩们慵懒地将船头从河岸划开，幽暗的河水与我们保持行动节奏一致，绿色的树荫将我们笼罩，头顶是参天大树，树林最高处盛开的鲜花中，猴子在阳光下尖叫；在盛情好客的农场主的庄园阳台上看，杯中的冰块和骰子叮当作响，一只山猫在修剪过的草坪上玩弄自己的链条——那些信件就像来自遥远的声音，由于距离太远，似乎已失去含义；它们所描述的内容从我的脑海中掠过，不留任何痕迹地离开，就像在美国的火车上，同行的旅客随口说的各自的故事。
我在陌生的世界中，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旅居状态，但不曾改变，内心深处一个很小的部分仍然假装整颗心是个完整的整体。我将这两年的经历连同我在热带作画的工具一同抛弃，以出发时的模样回到纽约。我的收获颇丰——十一幅油画，外加五十幅零散的图样——我最终将它们在伦敦展出时，很多此前趾高气扬的艺术评论家面对我的成功，不得不宣称他们在我的作品里找到了一种新的更加丰富的风格。“赖德先生的崛起，”其中最受人尊敬的评论家这样写道，“就像一条清新的小鳟鱼，在新兴文化的水中，展现出潜能，释放出巨大的力量……他把自己实际上很传统的优雅风格与博学见识作为炮火，瞄准野蛮粗俗的混乱状态。赖德先生终于找到了自我。”
都是些溢美之词，没有一个字实事求是。我妻子远渡重洋，来纽约与我相会。她看到我们数年分离带来的硕果被展示在我经纪人的办公室里，以一句话做出了更好的总结：“我当然看得出，这些画堪称完美，而且，从某种邪恶的角度来说，也确实非常漂亮，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它们还不完全是你的风格。”
在欧洲，我妻子常被误认为是美国人，因为她打扮时髦漂亮，那种漂亮还给人一种过于讲究干净的奇怪感觉。在美国，她则表现出英国人典型的温和与含蓄。她比我提前一两天到，我的船靠岸时，她在码头等我。
“好久不见。”我们见面时，她深情地说。
她没有参加我的历险。她跟我们的朋友解释说，我要去的国家不适合她，而且她要在家陪伴儿子。现在，还多了个女儿。她这样说时，我才想起，我们在我出发之后谈及此事，这是她要留下的另一个原因。她在写给我的信中提起过此事几句。
“我想你一定没有读我的信。”那天晚上，晚宴过后，我们又去有歌舞表演的夜总会待了几个钟头，夜深回到酒店卧室，终于只剩下我们两人时，她这样说。
“有一些弄丢了。我很清楚地记得你告诉我，果园里的黄水仙美得就像一个梦，育婴保姆人相当不错，你找到了一张摄政时期四帷柱大床，可老实说，我真不记得听你说过这个新生的宝宝叫卡洛琳。你为什么要给她取这个名字？”
“当然是为了随查尔斯。”
“啊！”
“我让伯莎·范·霍特当孩子的教母。我原本以为她一定会送份大礼。结果你猜她送了什么？”
“大家都知道伯莎·范·霍特很狡猾。她送的是什么？”
“一张十五先令的购书劵。现在，乔乔总算是有了个伴儿——”
“谁？”
“你的儿子啊，亲爱的。你不会连他也忘记了吧？”
“天哪，”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叫他？”
“这个名字是他自己起的。你不觉得很可爱吗？现在乔乔已经有了个伴儿，我觉得，我们近段时间最好不要再生了，你觉得呢？”
“随便你。”
“乔乔经常说起你。他每天晚上都在祈祷你平安回来。”
她一边说话，一边脱掉衣服，努力想要表现得轻松自在。她坐在梳妆台边，用梳子梳头发，赤裸的背正对着我。她看着镜中的自己，说：“我要不要卸妆上床？”
我很熟悉这句话，但并不喜欢。她的意思是，她要不要卸下脸上的脂粉，再涂上油膏，戴上发网。
“不要，”我说，“暂时不要。”
她明白我想要干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她也有讲究干净卫生的一套。她那表示欢迎的笑容中流露出如释重负和心满意足；完事后，我们分开躺在相隔一两米的两张床上，抽着烟。我看了看手表，四点钟，可我们都还没有睡意。这座城市的空气中弥漫着神经衰弱的氛围，只不过居民都把它误认为是精力充沛的象征。
“查尔斯，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变。”
“是的，恐怕是没有变。”
“你想要改变吗？”
“改变是生活的唯一证据。”
“但你变了以后，可能就不再爱我了。”
“是有这种风险。”
“查尔斯，你还爱我吗？”
“你自己说我没有变。”
“呃，我现在开始觉得你变了。我没有变。”
“是的，”我说，“你没变，我看得出来。”
“你今天和我见面一点也不害怕吗？”
“一点也不害怕。”
“你难道没有想过，在这段时间里，我会不会爱上别人？”
“没想过。你爱上别人了吗？”
“你知道我没有。你呢？”
“没有。我没有恋爱。”
妻子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我们是在六年前我第一次举办画展期间结婚的，从那以后，她做了很多事情来推动我们共同的利益。人们都说她“造就”了我，可她自己只承认她为我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她对我的天赋和“艺术家气质”坚信不疑，也深信一条原则，那就是，悄悄做事等于什么也没做。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期待回家吗？”（我父亲送给我的结婚礼物是可以买下一幢房子的钱，我用这笔钱在妻子的家乡买了教区长的老宅。）“我有个惊喜要送给你。”
“是吗？”
“我把旧谷仓改造成了画室，你以后不会受到孩子们或是客人的打扰了。我让艾登改造的。大家都觉得他改得相当成功。《乡村生活》上面还有一篇关于画室的文章，我买了一本留给你看。”
她给我看了那篇文章：“……一个令人愉悦的风格优美的建筑学典范……约瑟夫·艾登爵士机智而熟练地改造了传统材料，以适应现代需求……”还有一些照片。原本的泥土地面现在铺上了宽大的橡木地板；北边的墙上凿出一扇高高的凸窗，以石料作为窗棂；巨大的原木屋顶原本隐藏在阴影之中，现在在灯光的照耀下凸显出来，光秃秃的，房梁之间抹着干净的白色石膏。看上去就像座乡村礼堂。我还记得谷仓里的气味，那气味如今只怕也没有了。
“我还挺喜欢那个谷仓的。”我说。
“但你现在可以在那儿工作了，不是吗？”
“我曾经蹲在蜇人的蚊虫堆里画画，”我说，“也曾顶着灼人的烈日画画，画纸在我画的时候被晒卷了。从此以后，哪怕是在公交车顶上，我也能画画。我猜，教区牧师大概会很想借这个地方举办惠斯特棋牌比赛吧。”
“好多工作等着你呢。我答应安科瑞其夫人，说你一回来就会去给安科瑞其公馆画画。那里也要被拆了，知道吧——那里以后会变成一幢大楼，楼下是商店，楼上是两居室的公寓。查尔斯，你难道没有想过，一直画那些异域情调的画，会破坏你画英国建筑的能力吗？”
“怎么会呢？”
“嗯，因为两者完全不同啊。你不要生气。”
“只不过又是一片被丛林包围的地方罢了。”
“我知道你的感受，亲爱的。乔治亚协会[113]弄出这么多麻烦事，我们也没办法呀……你收到我那封关于博伊的信了吗？”
“是吗？信上写了什么？”
（博伊·马尔卡斯特是她的哥哥。）
“是他订婚的事。现在无所谓了，反正婚约取消了，不过父亲和母亲还是很生气。那个女孩是个可怕的角色。最后，他们不得不给她一笔钱。”
“没有，我没听说任何关于博伊的消息。”
“他和乔乔现在是极好的朋友。他们俩在一起的样子真是太甜蜜了。他不管什么时候来，第一件事绝对是把车直接开到教区长老旧宅。他就那么走进屋子，完全不理会旁人，放声大喊：‘我的好哥们乔乔在哪儿呢？’然后，乔乔就会连滚带爬地下楼，和他一起到外面的小灌木林里，玩上好几个钟头。你要是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还以为他们是一般大呢。实际上，还是乔乔让他在那姑娘的事情上想清楚的。说真的，你知道吗，乔乔真是太聪明了。他一定是听到母亲和我说起这事，后来，博伊来的时候，他就说：‘博伊舅舅，不要丢下乔乔，跟那个可怕的姑娘结婚。’于是，就在那一天，他花了两千英镑跟那姑娘庭外和解。乔乔对博伊崇拜得五体投地，什么事都要模仿他。这对他们俩都很好。”
我走到房间对面，再一次试图调节暖气片的温度，没有用。我喝了点冰水，打开窗户，随着夜晚清新空气一起进来的，是从隔壁房间传来的收音机的音乐。我关上窗户，朝妻子转过身。
她又喋喋不休地说起来，带着更浓的倦意：“花园里的花草长了好多……你种下的黄杨树去年长了五英寸……我从伦敦请了几个人把网球场弄好了……现在的厨师是一流的……”
我们脚下的城市开始苏醒时，我们俩沉沉睡去，可并没有睡多久。电话铃响，一个性别难辨的声音兴奋地说：“萨沃伊·卡尔顿——酒店——为您提供叫醒服务。现在是八点一刻。”
“我没有让你们叫醒我，知道吗？”
“什么？”
“唉，算了。”
“不客气。”
我刮胡子时，妻子在浴室里说：“跟过去一样。我不会再担心了，查尔斯。”
“很好。”
“我原本特别害怕两年的时间会带来什么改变。现在，我知道了，我们可以从之前停下的地方重新开始。”
“什么时候？”我说，“什么意思？我们什么时候停下了什么？”
“当然就是你离开的时候呀。”
“你想的难道不是在那之前的什么事吗？”
“哦，查尔斯，那都是老皇历了。都没什么了。从来也不是什么事。都过去了，早忘了。”
“我只想知道，”我说，“我们回到了我出国那一天的状态，是这样吗？”
于是，在妻子的热泪中，我们从两年前分开的那一天重新开始了。
我的妻子个性温柔，有着英国式的含蓄沉默，小小的牙齿洁白整齐，手指甲是干净的玫瑰色。她有着学校女生般的天真淘气，穿着打扮也像个女学生。她时髦的珠宝首饰都造价不菲，可从远处望去，就像是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她总是带着报答式的微笑，对我顺从尊敬，对我的利益热切关心。慈母心肠令她每天都要给家里的保姆拍一份电报——简而言之，她独特的魅力让她颇受美国人的欢迎。在我们离开那天，我们的船舱里堆满用玻璃纸包着的各种礼物——鲜花、水果、甜点、书籍，给小孩子的玩具等，都是她才认识一周的朋友们送的。船上的工作人员和孤儿院里的修女一样，习惯用这些战利品的数量和价值来判断乘客地位的高低。因此，我们在备受尊崇的情况下启程。
我妻子登船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乘客名单。
“有这么多朋友，”她说，“一定会是一次非常快乐的旅行。我们今天晚上举办个鸡尾酒会吧。”
登船的升降扶梯刚一撤走，她就打起电话。
“朱莉娅。我是西莉娅啊——西莉娅·赖德。发现你也在船上，我可真高兴。你最近在忙什么？今天晚上来喝杯鸡尾酒吧，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说。”
“这个朱莉娅姓什么呀？”
“朱莉娅·莫特拉姆啊。我好多年都没见过她了。”
我也是。实际上，我从自己结婚那天之后，就再没有见过她。自从我的画展预展之后，我就再没有同她说过话。在那次预展上，布赖兹赫德将我画的四幅马奇曼公馆的油画借给我，它们挂在一起，吸引了很多关注的目光。这些画是我与弗莱特家族最后的联系。我们曾经密切来往了一两年，后来分道扬镳。我知道塞巴斯蒂安还在国外；有时，我听人说雷克斯和朱莉娅生活在一起并不幸福。雷克斯并没有如大家预料那般飞黄腾达，他在政府中仍然是边缘人物，虽然声名在外，但备受质疑。他周围的人全是富豪，他的演讲似乎表现出革命的倾向，他同时又与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纠缠不清。我在别人的交谈中经常听到莫特拉姆这个名字；我等人时不耐烦地翻看《尚流》杂志时，会时不时看到那些人的面孔，可他们和我渐行渐远了。在英国，也只有在英国，人与人之间才会这样：我们处在彼此隔绝的世界，这些世界就像一个个不停旋转的人际关系小星球。我们也许能从物理学中为这个过程找到一个完美的比喻，我大体将这样的宇宙理解为，带有能量的微粒在不同的磁力系统中进行组合与再组合。对于能自信谈论物理知识的人来说，这样的比喻可谓信手拈来。可对我来说并非如此，我只能说，英格兰处处都有这种亲朋密友组成的小圈子，就朱莉娅和我的情况而言，我们可能住在伦敦的同一条街道，时不时还看到几英里外相同的乡间地平线，我们对彼此怀有好感，对彼此的命运有些好奇，甚至为分开倍感遗憾。我们都知道，其中一个可以拿起电话，躺在枕头上，跟对方聊聊天，在清晨的橘汁和阳光的陪伴下，享受那种亲密无间的感觉。可是，我们各自世界的向心力束缚着我们，彼此世界之间那冷冰冰的星际空间阻隔着我们，让我们并没有那样做。
我的妻子靠在沙发上，周围是成堆的玻璃纸和丝绸缎带。她继续兴致勃勃地对照乘客名单打电话……“是的，当然要把他带来了，我听说他很可爱……是的，我终于把查尔斯从荒野带回来了……在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真是太好了！让我这整趟旅行……亲爱的，我们也住在萨沃伊·卡尔顿酒店，怎么没看到你？”有时候，她会转过来对我说：“我得确认你真的在这里。我还不太适应呢。”
我站起来，走到外面，轮船正缓缓沿河而下。我走到一扇巨大的玻璃窗前，乘客们都站在这儿看两岸掠过的陆地风景。“这么多朋友。”妻子刚刚是这么说的。可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一群陌生人。启航时的激动情绪开始消退；有些人与前来送行的人直到最后一刻还在饮酒道别，此时仍处于吵嚷激动的状态；还有些人在计划选哪个位置的甲板座椅；乐队演奏着音乐，但无人理会他们——大家都像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
我转进船上的几个大厅，每个大厅相当宏大，但一点也不富丽堂皇，设计得像火车车厢，只是被荒唐地放大了几倍。我穿过巨大的青铜门，薄如纸页的亚叙时期[114]的动物在门上欢腾跳跃。我又踏过和吸墨纸同样颜色的地毯，墙壁上的彩绘镶板也如同吸墨纸一般——颜色平淡单调，画着幼儿园水平的画作。墙壁与墙壁之间是一米接一米的淡黄色木料，它们从未经受过木匠工具的打磨雕琢，只是在转角之处被弄弯，一条一条地连接起来，从外面看不出任何连接的痕迹。木板被水汽熏蒸，再被挤压、抛光。在吸墨纸颜色的地毯上，到处散布着可能是由清洁设备工程师设计的桌子和正方形软垫，软垫上还有正方形的凹陷，可以坐进去，看上去好像也包着一层吸墨纸。大厅的灯光从数十个空洞处散发出来，形成均匀的光线，没有投下任何黑影——整个大厅回荡着上百台通风机发出的嗡鸣声，并随着脚下巨大引擎的转动而颤抖着。
“我回来了，”我想，“我从丛林中回来了，从废墟中回来了。在这里，财富不再让人快乐，权力也不再拥有尊严。城市为何孤寂而立。”我听过这首伟大的哀歌几次。有一次是在马奇曼公馆的客厅，科迪莉娅念给我听的。还有一次是在将近一年前，我在危地马拉听一个混血儿唱诗班唱的。
一位乘务员朝我走来。
“先生，需要我给您拿点什么吗？”
“威士忌和苏打水，不要冰。”
“对不起，先生，所有的苏打水都是冰的。”
“水也是冰的吗？”
“啊，是的，先生。”
“那好吧，无所谓。”
他充满疑惑地小跑而去，在充斥四周的嗡鸣声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查尔斯。”
我回头一看。朱莉娅坐在一个吸墨纸颜色的方块上，双手叠放于大腿，悄无声息，所以我从她身边经过时没有注意到她。
“我听说你也在这儿。西莉娅打电话给我了。我真高兴。”
“你在做什么呢？”
她姿势优雅地摊开放在大腿上的双手，两手空空。“在等啊。女佣正在整理行李。我们自从离开英格兰以后，她就格外讨厌。现在她又抱怨起我的船舱来了。我真不知道是为什么。看起来挺豪华呀。”
乘务员拿着威士忌和两个杯子来了，一个杯子里盛着冰水，另一个杯子里盛着开水。我把它们混合，得到了适宜的温度。他看着我，说：“我会记住您的要求的，先生。”
绝大多数乘客都各有怪癖，他拿了钱，就得增强这些人的自尊心。朱莉娅要了一杯热巧克力。我在她旁边的方垫上坐下来。
“我刚才都没看到你，”她说，“我好像从来都看不到自己喜欢的人。不知道是为什么。”
她说话的语气似乎表明，我们不过是几周没见，而非几年；仿佛我们在分别之前就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可与此类偶遇的普遍情况恰恰相反，我们会发现，时间早已在我们之间筑起道道防线，将易于攻破的据点伪装起来，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之外处处埋下地雷，于是，我们只能在铁丝网的两侧，向对方打手势。她和我，以前从来不是朋友，可现在，在这里相遇，却生出一种源远流长、坚不可摧的亲密感。
“你一直都在美国做什么呀？”
她慢慢把目光从热巧克力上抬起来，用晶亮而严肃的眼睛看着我的双眼，说：“你难道不知道吗？我有时间会告诉你的。我真是个傻瓜。我以为我爱上了某个人，但结果并非如此。”我的思绪，回到十年前在布赖兹赫德庄园的那个夜晚，想起那个可爱的细胳膊细腿的十九岁少女，她像是才被人从育婴室里带出来一个小时，正因为缺少大人的关注烦恼着，那时的她说：“我现在也让她挺头疼的，知道吧。”我当时心想：“这些女孩把恋爱看得多么重要啊。”现在想来，我并没有从她们的角度看待问题吧。
眼下的情况不同了。这次，她的语气中只剩下谦虚和友善的坦诚。
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回应她对我的推心置腹，我想做出某种承诺，但我这几年的生活虽然充满变故，却平淡无奇，实在没有什么可与她分享的。我只好说起在丛林里度过的时光，说起自己遇到的滑稽的人和我所游历过的荒芜的地方。在昔日友谊的气氛中，我说故事时结结巴巴，结尾也是那么突兀仓促。
“我好想看看那些画。”她说。
“西莉娅想让我把一些画拿出来，挂在船舱里，好为她的鸡尾酒会增色。可我做不到。”
“是吗……西莉娅还和以前一样漂亮吗？我一直觉得，她是我们同龄女孩子中最漂亮的一个。”
“她没有变。”
“你变了，查尔斯。这么瘦，这么严肃，完全不是塞巴斯蒂安当年带回家的那个漂亮男孩子了。也更坚强了。”
“你也更温柔了。”
“是的，我也这样觉得……我现在耐心多了。”
她还不到三十岁，正走向美貌的巅峰，丰富的潜能都已充分展现出来。她原本符合时尚潮流的细胳膊细腿不见了。我以前觉得，她的脑袋很具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长在她的肩上显得有点奇怪，可现在看起来，那脑袋完全成了她自己的一部分，一点也没有佛罗伦萨的风情。她的美，和绘画、艺术及其他任何事情扯不上任何关系，只和她自己有关，所以，逐条列举或详细剖析她的美毫无意义，她的美就是她的本质，只有得到她的允许之后才能从她的身上，以及从我马上就要对她生出的爱意中了解那种美。
时光还造就了另一个变化。流逝的岁月并没有让她拥有如蒙娜丽莎般羞涩而满足的笑容。时间，并没有为她奏响“琴瑟和鸣”的动人乐章，反而让她变得更加悲伤。她像在说：“看看我吧。我该做的都做了。我是美丽的。我的美，不同寻常。我生来就是要让别人愉悦的。可我从自己的美丽中得到了什么呢？我的奖赏在哪儿呢？”
这就是她与十年前的不同。其实这就是她得到的奖赏，这种让人魂牵梦萦的悲伤似乎具有魔力，直抵心灵，引发沉默。她的美是完满的。
“也更悲伤了。”我说。
“啊，是的，悲伤多了。”
两小时后，我回到自己的船舱。妻子精神抖擞，兴致高昂。
“我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了。怎么样？”
我们并没有额外付钱，就得到一间宽敞的套房。实际上，这个套房太大了，以至于除了轮船公司的经理，很少会有人预定它。乘务长也承认，在绝大多数航行行程中，他都会把这个套房送给他尊敬的客人。（我妻子很擅长捞取这种小恩小惠，首先，她会利用自己的优雅举止和我的名声给那些容易受到影响的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们的优越地位一旦被牢固树立起来，她马上就会转而摆出一副亲切热情，甚至是调情卖俏的姿态。）为表谢意，她邀请乘务长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乘务长为表感谢，又派人提前送来一尊实物大小的天鹅冰雕，里面塞满鱼子酱。此刻，这个冷冰冰的巨大礼物似乎占据了整个房间，高耸在船舱中央的桌子上，慢慢地融化，水滴沿着尖嘴滴到银盘里。清早送来的鲜花把墙上的镶板尽可能遮住了（这个房间简直就是楼上丑陋大厅的微缩版）。
“你得马上换衣服了。你这么长时间去哪儿了呀？”
“和朱莉娅·莫特拉姆聊天。”
“你认识她？哦，当然，你是她那酒鬼哥哥以前的朋友。天呀，朱莉娅可真迷人！”
“她也认为你相当美呢。”
“她原来是博伊的女朋友。”
“不可能吧？”
“博伊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你想过没有？”我问，“你的客人要怎么吃这里面的鱼子酱？”
“我想过了。这个问题没法解决。不过有这么多东西，”她向我展示众多精美的玻璃托盘，“再说了，大家在聚会上总能找到吃东西的办法。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用裁纸刀吃到了罐头虾仁吗？”
“有吗？”
“亲爱的，就是你向我求婚的那天晚上啊。”
“我记得是你向我求婚的。”
“好吧，反正就是我们订婚的那天晚上。不过，你还没说喜不喜欢我今天的安排呢。”
除了天鹅和鲜花，她的安排还包括两位乘务员，一位被困在角落里的临时吧台后面，无法脱身，另一位则端着托盘，享受着相对的自由。
“简直就是电影演员梦寐以求的场景。”我说。
“说起电影演员，”妻子说，“我正想跟你谈谈这事儿呢。”
她和我一起来到我的更衣室，在我换衣服时跟我说话。她说她突然想到，我的兴趣既然在建筑学，那么真正适合我的职业应该是为电影设计场景，所以，她邀请了两位好莱坞巨头参加聚会。她希望我能讨好讨好他们。
我们回到客厅。
“亲爱的，我知道你很讨厌这只鸟，但千万不要在乘务长面前口出恶言。他能想到送这份礼物已经很贴心了。再说，你也知道，你如果看过关于16世纪威尼斯宴会的文章，就会发现文章里有对这种天鹅的描写，那么你就会说，那才是真正值得过的好日子。”
“在16世纪的威尼斯，它不会是这个形状。”
“圣诞老人来啦。我们正在欣赏您送来的这只天鹅呢。”
乘务长走进房间，和我们有力地握手。
“亲爱的西莉娅女士，”他说，“你明天如果愿意穿上最厚实暖和的衣服，跟我去冷库探险，我可以让你见识到一条装满这些东西的挪亚方舟。烤面包很快就会送来。他们正在烤。”
“烤面包！”妻子的语气仿佛表明，烤面包是超越一切食物的美味佳肴。“查尔斯，你听见了吗？烤面包哎。”
客人很快陆续抵达。这船上本来也没什么可以耽搁他们的事。“西莉娅，”他们说，“这个房间真大！这只天鹅真漂亮！”就这样，我们的房间虽然是船上最大的一间，但还是很快就人满为患。天鹅的周围形成一小池融化后的冰水，他们开始把烟头扔进那水中。
乘务长预测暴风雨即将来临，引起众人骚动，水手大概都喜欢这样吸引别人的注意吧。“你怎么这么狠心？”我妻子问，但谄媚的语气像在暗示，不仅这船舱、这鱼子酱，甚至连海浪都尽在乘务长的掌控之中，“不管怎么样，暴风雨总不会影响到这样的大船，对吧？”
“我们也许会耽搁一会儿。”
“但不会让我们晕船吧？”
“这取决于你适不适合航海。反正我从小一遇到暴风雨就晕船。”
“我才不信呢。他这是故意吓唬人。到这儿来，我有东西给你们看。”
那是孩子们的一张近照。“查尔斯还没见过卡洛琳呢。他会不会很激动？”
我认识来参加聚会的人的三分之一，但在场没有一个是我的朋友。我们礼貌地交谈。一位老太太对我说：“你就是查尔斯啊。我感觉自己对你了如指掌，西莉娅说了你的好多事。”
“了如指掌，”我心想，“夫人，了如指掌是个漫长的过程啊。你难道真能看到我内心深处连自己都看不到的、却指引着我的最阴暗的地方？我如果没有听错，我妻子应该叫你斯特文森特·奥格兰德太太——那么，亲爱的奥格兰德太太，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此时、此刻，我在同你讨论我即将举行的画展，心里却一直在想朱莉娅什么时候会来？为什么我可以跟你这样聊天，却不能跟她这样聊天？我为什么把自己和她都置于世俗人之外？我精神世界中最隐秘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可以让你如此随意评说？你在密谋什么，斯特文森特·奥格兰德太太？”
朱莉娅还没有来，这个大到没人愿意预定的房间由于挤进二十个人，显得格外狭小，人声鼎沸。
就在此时，我看到一个奇怪的人物。这个男人个头矮小，红色头发，似乎没有人认识他。他衣着寒酸，邋里邋遢，完全不像我妻子通常会邀请的那种宾客。他在鱼子酱旁边站了二十分钟，吃东西的速度快得像只兔子。他正用自己的手帕擦着嘴，然后，显然是出于一时冲动，突然往前俯身，用手帕轻轻擦了天鹅的嘴一下，擦掉一滴正不断膨胀、马上就要滴落的水珠。接着，他偷偷摸摸地四下张望，看是否有人在观察自己。他与我四目相对时，紧张地咯咯笑起来。
“早就想这么做了，”他说，“我敢打赌你不知道每分钟能滴多少滴吧。我知道，我数过。”
“我确实不知道。”
“你猜猜。你如果猜错了，给我六便士。你如果猜对了，我给你半美元。很公平。”
“三滴。”我说。
“哎呀，你很厉害啊。你数过了吧，”可他没有表现出任何要付赌注的意思，而是说，“或者说你是怎么猜出来的？我是在英国出生长大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大西洋上航行。”
“那你也许坐飞机出过国？”
“没有，也从来没在国内坐过飞机。”
“那我猜，你一定是环绕世界，从太平洋上来的。”
“你确实厉害，一点没错。我经常跟别人争论这个问题，赢了不少钱呢。”
“你走的是什么线路？”我问，希望能迎合他的兴趣。
“啊，不能泄露秘密。呃，我得赶快走了。回头见。”
“查尔斯，”我妻子说，“这位是克拉姆先生，星际电影公司的。”
“原来你就是查尔斯·赖德先生。”克拉姆先生说。
“正是。”
“好，好，好，”他说完便住口，我等着他再开口，“这里的乘务长说，我们马上就要碰上狂风暴雨了。你们对暴风雨还知道些什么吗？”
“远远没有乘务长知道得多。”
“不好意思，赖德先生，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我比乘务长知道得少。”
“是这样吗？好吧，好吧，好吧。我非常喜欢同你聊天。希望以后还能多聊聊。”
一个英国女人说：“哦，那只天鹅！我在美国待了六周，对冰的东西深恶痛绝。快告诉我，两年之后与西莉娅再度相见是什么感觉？我反正知道，我如果是你，一定会觉得自己就像个饥渴的新娘子。不过，西莉娅从来也没把头发上的香橙花真正摘下来过，是吧？”
另一个女人说：“我们说再见时，都知道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又会碰面，并且在接下来的这么多天里，每隔半个小时，我们都会见一面，这不是再好不过了吗？”
客人开始离开，每个人走的时候，都告诉了我一件我妻子承诺在不久的将来要带我去做的事情。当天晚上的主题就是我们大家将会经常碰面，我们形成了一个只有物理学家才能阐释清楚的分子系统。最后，天鹅也被人用推车推走。我对妻子说：“朱莉娅没来。”
“是的，她打过电话了。我没听清她说了什么，那边一直有噪音——说的好像是裙子什么的。不过她不来也好，这里连一只猫都塞不进了。聚会还不错吧？你很讨厌这次聚会吗？你的行为举止好极了，看上去也很有派头。你那位红头发好朋友是谁呀？”
“他不是我的好朋友。”
“那可真是太奇怪了！你跟克拉姆先生说了去好莱坞工作的事吗？”
“当然没有。”
“唉，查尔斯，你真让我操心。就这样站在这里，摆出一副与众不同、为艺术牺牲的派头是不够的呀。我们去吃晚餐吧。我们坐在船长那一桌。我猜，他今天晚上可能不会下来吃饭了，不过我们要准时到，这是礼貌。”
我们到时，其他人都坐好了。船长的座位空着，两旁分别坐着朱莉娅和斯特文森特·奥格兰德太太，她们旁边坐着一位英国外交官和他的妻子，以及参议员斯特文森特·奥格兰德先生，一位美国牧师此刻被左右两边各两张空椅子完全隔离起来。这位牧师后来介绍自己——虽然似乎有些多此一举——他说他是圣公会的主教。在这里，夫妻是坐在一起的。乘务员这样引导我们，可我妻子当机立断，选择和参议员坐在一起。于是我只能和主教坐在一起。朱莉娅表情阴郁地朝我们做了个表示同情的手势。
“聚会的事，真是抱歉极了，”她说，“我那该死的女佣带着我所有的裙子完全消失了。半个小时前才出现。原来是去打乒乓球了。”
“我刚刚一直在跟参议员说他错过了些什么，”斯特文森特·奥格兰德太太说，“你会发现，西莉娅无论在哪里，所有重要人物都全认识。”
“我的右边，”主教说，“是一对重要夫妻的座位。但他们一般都在自己船舱里吃饭，除非提前接到船长的来这里用晚餐的通知。”
我们形成了一个令人厌恶的小圈子，我那喜爱社交的妻子高昂的兴致也开始消退。我时不时听到她的只言片语。
“……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男人，个子小小的，红头发。简直就是福尔纳夫上尉[115]本人。”
“可是，西莉娅女士，我以为你的意思是你并不认识他。”
“我的意思是，他很像福尔纳夫上尉。”
“我有点明白了。他为了参加你的聚会，冒充你的这位朋友。”
“不，不。福尔纳夫上尉只是个喜剧角色。”
“可这个人听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滑稽之处。你的朋友是喜剧演员吗？”
“不，不。福尔纳夫上尉是英国一家报纸上的虚构人物。明白吗，就像你们的‘大力水手[116]’。”
参议员放下刀叉。“概括来说就是：一个冒名顶替者来参加你的聚会，但你容忍了他，因为他和卡通漫画里的一个虚构人物很像。”
“好吧，我觉得是这样。”
参议员盯着他的妻子，仿佛在说：“这就是重要的大人物吗，哼！”
我听到朱莉娅在桌子对面向外交官解释她匈牙利和意大利的表亲的婚姻关系。她头发上和手指上的钻石闪闪发光，她的两只手正紧张地把面包屑揉成小团，灿若星光的头绝望地低垂着。
主教告诉我他在巴塞罗那的传教之旅：“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赖德先生。现在，是时候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实行重建了。我为自己制定的目标是，协调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我和我的委员会心怀这样的目标，深入研究我们能找到的关于该问题的所有文件。赖德先生，我们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那就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分歧。这是一个个性问题，赖德先生，由个性引起的分歧也可以由个性统一……”
我听到有个声音在一旁说：“我能否斗胆问一句，是什么机构赞助了您丈夫的此次考察？”
外交官妻子勇敢地跨越她与主教之间的鸿沟，与主教攀谈起来。
“你去巴塞罗那时，说的是什么语言？”
“是理智与兄弟情谊的语言，夫人，”他又转过身对我说，“到了下一个世纪，我们的语言将是思想，而非词句。您同意吗，赖德先生？”
“同意，”我说，“同意。”
“什么是语言？”主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