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莉娅当然会得到孩子的监护权。”
“那是当然。”
“教区长老宅怎么办？我猜，你也不想和朱莉娅跑来砰砰敲我们的门，说要在那里安顿下来吧？你知道，孩子们早把那儿当成是自己家了。罗宾呢，要等到他叔叔死之后，才会有自己的住处。再说，你从来没用过那间画室，对不对？罗宾那天说了，可以把画室改造成一间非常好的娱乐室——那么大，都可以打羽毛球了。”
“罗宾可以住在教区长老宅。”
“现在，说说钱的事吧，西莉娅和罗宾自然不想为自己争取什么，可孩子的教育是个大问题。”
“都会安排好的。我会去找律师解决此事。”
“嗯，我想差不多就是这些，”马尔卡斯特说，“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见过不少离婚案，从来没见过哪一桩能让各方都这么满意。那些人无论最初多么友善，一旦涉及细节问题，几乎总会反目成仇。提醒你一句，我想说，在过去两年里，我时常觉得你对西莉娅过分了一点。一个人也许很难客观评价自己的妹妹，但我一直认为她是个有趣又招人喜欢的姑娘，任何一个小伙子都会乐于娶她为妻——她很有艺术才华，正好与你志同道合。可我必须承认，你很会挑人。我也一直对朱莉娅情有独钟。不管怎么样吧，事情的进展好像是皆大欢喜。罗宾疯狂地爱着西莉娅有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了。你认识他吗？”
“有点模糊的印象。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个满脸粉刺的幼稚年轻人。”
“哦，我可不会这么说他。当然，他是非常年轻，但重要的是，乔乔和卡洛琳都很喜欢他。查尔斯，你有一双非常出色的儿女啊。代我向朱莉娅问好，多年的老熟人了，祝她一切都好。”
“你正在办离婚吗？”我父亲说，“你们俩幸福地过了那么多年，难道有个这必要吗？”
“我们并不是那么幸福，知道吧。”
“你们不幸福吗？你不幸福吗？我清楚地记得去年圣诞节看到你们在一起时的样子，我觉得你们看起来很幸福，我当时还在想你们为什么那么幸福呢。你会发现离婚是很麻烦的，知道吗，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你今年多大了——三十四了吧？这可不是个重新开始的年纪。你必须安定下来。你有计划了吗？”
“有啊。离婚手续一办完，我就再婚。”
“唉，我认为你这是胡说八道。我能理解一个男人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结过婚，只想赶快解脱出来的心理——我自己当然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但才摆脱掉一个妻子，马上又娶一个，这可真是不可理喻。西莉娅一直对我非常客气。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很喜欢她。你和她在一起如果都不幸福，那怎么指望和别人在一起能幸福？亲爱的儿子，听我一句劝，放弃离婚的念头吧。”
“为什么要把朱莉娅和我牵扯进来？”雷克斯问，“西莉娅如果想要离婚并且再婚，很好，非常好，让她结呗。那是你和她的事。我认为朱莉娅和我过得相当幸福。你不能说我在刻意刁难你们。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会大发雷霆。我认为自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我有自己的事业。离婚是件非常糟糕的事，我不知道离婚能给人带来什么好处。”
“那是你和朱莉娅的事。”
“唉，朱莉娅下定了决心。我希望你能把她劝过来。我已经竭尽所能不碍手碍脚了。我如果出现得太频繁了，只管告诉我，我不会介意的。可眼下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布赖迪还想希望我从这儿搬出去。太烦心了，我要想的事情太多了。”
雷克斯的社交生活正面临转折点。事情的进展并不如他计划的那般顺利。我在金融方面一窍不通，但我听说，正统保守党派的人对他的交易都不看好；连他与人为善、做事果断这些优点都成了别人说三道四的由头，他在布赖兹赫德庄园的同党也引起议论纷纷。报纸上总是有太多关于他的消息；他与媒体大亨在一起，与眼神哀伤、强挤笑容的奉迎者在一起；他在演说中说的话总能在弗利特街[138]“制造新闻”，让他的党派领导对他相当不满；只有战争可以扭转雷克斯命运的颓势，并将他送上权力的舞台。离婚不会对他造成很大的伤害，目前让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还是赌桌上的大笔金钱进出。
“朱莉娅如果坚持要离婚，我想她一定会离的，”他说，“可她挑了一个最不适合的时间。告诉她，再坚持一会儿。查尔斯，你是个好人。”
“布赖迪的寡妇说：‘这么说来，你准备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离婚，再嫁给另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听起来好复杂，不过，我亲爱的——’她起码喊了我二十几遍‘亲爱的’，‘我常常发现，每个天主教家庭里总有一个背弃信仰的人，这个人往往还是最漂亮的那一个。’”
朱莉娅刚从萝斯康曼夫人为庆祝布赖兹赫德订婚的午宴聚会上回来。
“她长什么样子？”
“人高马大，丰满性感，当然，相貌很普通。嗓音沙哑，大嘴巴，小眼睛，头发染过——我还要告诉你，她在自己年龄这件事上绝对对布赖迪撒谎了。她至少四十五岁了。我觉得她生不出小孩了。布赖迪的眼睛简直没法从她身上移开。整个午宴期间，他一直充满爱意地望着这个女人。太恶心了。”
“她的态度友好吗？”
“谢天谢地，还挺友好的，不过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你看，我猜她以前一定在海军圈子里颐指气使惯了，有一帮海军军官围着她转，还有野心勃勃的年轻士兵对她大献殷勤。呃，可在范妮舅妈家，她显然不能呼来喝去，所以我这个害群之马的存在让她感觉自在多了。实际上，她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我身上，问我对一些商店和其他一些事情的意见，还直截了当地说希望能经常在伦敦和我见面。我想，布赖迪唯一的顾忌是，她和我同睡在一个屋檐下。但显然，我们一起去女帽店、美容店，或在丽兹酒店吃午餐，我不会对她构成严重威胁。不管怎么说，有所顾忌的人只有布赖迪，寡妇相当强硬。”
“那她对布赖迪也颐指气使吗？”
“还没有，还没有那么过分。布赖迪只是个恋爱中的傻瓜，一个可怜的老顽固，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了。寡妇只不过是个善良的女人，想给自己的孩子找个好家庭，决不会让任何事情挡自己的道。她眼下拼尽全力大肆鼓吹宗教那一套玩意。我敢说，她一旦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会比较容易相处了。”
两桩离婚引起朋友们众说纷纭，即便是在那个大难当头的夏天，在某一些角落，别人的私事还是大家首先关注的事。我妻子让别人相信离婚这件事对她来说值得庆贺，我应该受到谴责。她还让大家相信，她已经做得够好了，如果是另外一个女人，绝对不可能像她这样，忍这么久。大家背地里窃窃私语，说罗宾比她小七岁，而且比一般同龄男人更幼稚些，但他对可怜的西莉娅忠心不二，她经历所有这一切之后，确实应该得到呵护。至于朱莉娅和我，就是老一套了。“大致来说，”我的堂兄贾斯珀说，好像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用别的方式说过话，“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嫌麻烦，还要再结婚。”
夏天过去了，亢奋的人群欢呼庆祝内维尔·张伯伦从慕尼黑归来。雷克斯在下议院发表了一次狂热的演说，从此注定了自己或好或坏的命运，演说的结果被封印起来，就像海军有时发出密令，要过段时间后才能在海上打开密令。朱莉娅的家庭律师提着印有“马奇曼侯爵”字样的黑色锡铁箱，似乎坐满了整整一个房间，就此开始她缓慢的离婚进程；而我的律师的事务就简单多了，他们在朱莉娅的律师事务所隔壁的隔壁，几周前就在处理我的离婚事宜。雷克斯和朱莉娅必须正式分居，而由于布赖兹赫德庄园目前仍是她的家，所以她将继续住在那里，雷克斯将把自己的行李和贴身男仆转移到他们在伦敦的房子。律师正在我的公寓里收集不利于朱莉娅和我的证据。布赖兹赫德的婚期已定，是圣诞节假期之初，这样他未来的继子继女也能参加婚礼。
十一月的一天下午，朱莉娅和我站在客厅的窗户边，看着肆虐的寒风将酸橙树上的叶子全部吹落，狂风裹挟着落叶，将它们吹至半空，树叶团团打转，又将它们吹过阳台和草坪，吹过泥泞而潮湿的草地，把它们糊到墙壁和玻璃窗上，最后，终于在石雕旁将它们放下，仍由它们积成湿漉漉的一堆。
“到了春天，我们就见不到这些了，”朱莉娅说，“也许永远都见不到了。”
“以前，”我说，“我离开这里时，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
“也许很多年以后，我们会带着残余的躯壳，回到这里残余的遗迹……”
我们身后阴暗的房间里，一扇门打开又关上。威尔克斯沿着长长的窗户，从壁炉的火光走进黄昏的暮色，向我们走来。
“小姐，科迪莉娅小姐打电话来，留下了口信。”
“科迪莉娅小姐！她现在在哪儿？”
“在伦敦，小姐！”
“威尔克斯，这太好啦！她要回家吗？”
“她刚刚从车站出发。会在晚饭后到。”
“我十二年没见过她了，”我说——自从我们一起吃晚餐，她说自己想当修女的那天晚上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她。那天晚上，我还在马奇曼公馆画那里的客厅。“她以前是个多么招人喜欢的小孩呀。”
“她过着奇怪的生活。一开始，她去了女修道院，后来在修道院过得不顺利，就去了西班牙战场。从那以后，我就没见过她了。战争结束，其他和战地救护队去西班牙的姑娘都回来了，她却留在那里，帮当地人重返家园，还去战俘营里帮忙。真是个奇怪的孩子。她长大以后倒是很平常了，知道吧。”
“她知道我们的事吗？”
“知道，她还给我写过一封很贴心的信呢。”
一想到科迪莉娅长大后变得“很平常”，再想到她满腔燃烧的爱都被血清注射剂和灭虱粉消耗殆尽，我不免觉得痛心。她到家时，带着旅途的劳顿，衣衫褴褛，一举一动都透露出无意取悦任何人的意思。我觉得她是个丑女人。这真奇怪，我想，同样的部分，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居然产生出布赖兹赫德、塞巴斯蒂安、朱莉娅和她这样的效果。毫无疑问，她是他们的妹妹，可她既没有朱莉娅和塞巴斯蒂安的优雅，也没有布赖兹赫德的庄重。她看起来活泼轻快，讲求实际，带着被军营和急救站氛围长期熏陶出来的气质，对恶心痛苦的场面早已习以为常，以至于丧失了对人生乐趣的细微体验。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二十六岁要大。艰苦的生活让她变得粗糙，长期说外语磨去了她精致的英语口音。她坐在炉火边，双腿微微叉开。她开口说“回家真是太好了”时，在我听来就像一只动物回到巢穴时发出的呼噜呼噜声。
这些是我在见到她后最初半小时里的印象，我将他与朱莉娅雪白的皮肤、丝绸般光滑且满戴宝石的秀发，以及我记忆中孩童时期的科迪莉比较后，这种印象更深了。
“我在西班牙的工作结束了，”她说，“政府非常客气，感谢我所做的一切，给我了一枚奖章，然后就打发我收拾行李回来了。不过这里应该就会有大量同样的工作了。”
接着，她又说：“现在去看奶妈会不会太晚？”
“不会，她坐着听收音机呢。”
我们三个人一起爬上楼，去原来的育婴室。朱莉娅和我每天总会在这儿待一会儿。霍金斯奶奶和我父亲是两个看起来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人，和我第一眼看到他们时几乎一样。霍金斯奶奶桌上的一堆宝贝中，现在又多了个收音机——除此之外，还有念珠，用漂亮的棕色厚纸包裹起来的红色烫金封面《贵族姓名录》，照片，以及各种节日纪念品。我们告诉她朱莉娅和我就要结婚时，她说：“哦，亲爱的，我希望一切都能越来越好。”她有宗教信仰，但绝不会对朱莉娅的行为提出任何质疑。
布赖兹赫德从来不是她最喜欢的孩子，她用这样的话表达了对他订婚的祝贺：“他倒是花了不少时间来做决定。”她翻遍《德布雷特贵族年鉴》，也没有找到马斯普拉特太太的任何亲戚时，又说：“我敢说她一定把他迷倒了。”
我们找到她。她像往常的晚上一样，正坐在火炉边，编织羊毛地毯，旁边放着茶壶。
“我就知道你们会上来，”她说，“威尔克斯先生派人来告诉我，说你们要来。”
“我给你带了一些蕾丝。”
“啊，亲爱的，太好了。很像可怜的夫人以前在做弥撒时戴的蕾丝。不过我始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它做成黑色，我觉得蕾丝应该是白色的。不过黑色总是受人欢迎，我敢肯定。”
“我能把收音机关掉吗，奶奶？”
“哦，当然可以。我见到你们太高兴了，都没注意到它还开着呢。你的头发怎么了？”
“我知道很难看。现在我回来了，会把它弄好的。亲爱的奶奶啊。”
我们坐着聊天，我看见科迪莉娅充满爱的目光落在我们所有人身上。我开始意识到，她有属于自己的美。
“上个月，我见到了塞巴斯蒂安。”
“他都走了多久了！他还好吗？”
“不是很好。这也是我去见他的原因。你们知道吗，西班牙离突尼斯很近的。他在那儿和一帮修道士在一起。”
“我希望他们能好好照顾他。我猜，他们大概会发现他是个很难控制的人吧。他总在圣诞节给我寄贺卡，但这和他在家还是不一样啊。我一直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老是去国外。就和老爷大人一样。他们都说我们就要和慕尼黑打仗时，我对自己说：‘科迪莉娅、塞巴斯蒂安和老爷大人都还在国外呢，打起仗来，他们的处境多可怕呀。’”
“我让他和我一起回来，他不愿意。他现在蓄起了胡须，知道吧，还非常虔诚地信教。”
“这我可不信，我哪怕是亲眼所见，也不信。他一直都有点异教徒的气质。布赖兹赫德是那种会去教堂的人，塞巴斯蒂安不是。至于蓄胡须，我只能靠想象了。他的皮肤那么漂亮，那么白，哪怕一整天没沾过水，也那么干净。布赖兹赫德呢，你怎么给他洗脸都没用。”
“一想到你把塞巴斯蒂安彻底忘记了，”朱莉娅有一次说，“我就觉得可怕。”
“他是一切的序幕。”
“我们在海上的暴风雨中时，你就这么说过。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想，也许，我也只是个序幕。”
“也许吧。”我想，她的话像香烟的一缕烟雾，漂浮在我们之间——而我的这个想法，也像青烟般飘散，消失得了无痕迹。“也许我们所有的爱只不过是些线索和符号，就像一条漫长得令人疲累的道路上，有人在门柱和铺路石上随意涂画流浪汉的语言，这条道路早在我们之前就被别人踩踏过。你和我也许只是种典型人物，我们之间经常出现的悲伤来自我们在追寻过程中产生的失望。我们竭尽全力，你追我赶，时不时瞥见一个阴影，但它总领先我们一两步拐过转角。”
我没有忘记塞巴斯蒂安。他在朱莉娅的身体里，每天和我在一起。又或者应该说，在那些遥远的如世外桃源般的日子里，我在他的身上认识了朱莉娅。
“对一个女孩来说，这种安慰简直冷血，”我试着跟她解释时，她说，“我怎么知道自己不会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呢？这么安慰人倒是轻松。”
我没有忘记塞巴斯蒂安；这幢房子的每一块石砖上都有关于他的回忆，我听到科迪莉娅说她一个月前刚刚见过他时，我这位迷失已久的朋友便重新占据我的全部思绪。我们离开育婴室时，我说：“我想知道关于塞巴斯蒂安的一切情况。”
“明天再说吧。是个很长的故事。”
第二天，我们走在寒风肆虐的花园里，她告诉我：
“当时，一个刚从北非到布尔戈斯的记者告诉我，”她说，“他快要死了。他说那儿有个穷困潦倒的人，叫弗莱特，大家都说他是位英国爵爷，可他被神父找到时差点饿死，迦太基附近的一家修道院收留了他。这就是我听到的故事。我知道这个不完全准确——因为，我们为塞巴斯蒂安做的事不虽然多，但至少给他寄了不少钱——于是，我立刻出发。
“一切都相当顺利。我先去了领事馆，他们都知道他，他当时正在传教神父总部的医院里。领事告诉我的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有一天，塞巴斯蒂安坐着从阿尔及尔来的客车，出现在突尼斯，请求成为传教会的役工。神父们看了他一眼，拒绝了。然后，他就开始酗酒。他住在阿拉伯社区旁边的一间小旅馆。后来，我去看了那个地方，是个酒吧，楼上有几间住房，由一个希腊人看管，到处充斥着热油、大蒜、陈酒和旧衣服的气味，很多希腊小商人到这里来，玩玩西洋棋，听听收音机。他在那儿住了一个月，喝了一个月的希腊苦艾酒，偶尔出去闲逛，但他们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回来后又会喝酒。他们害怕他会出事，后来有时会跟着他，发现他只是去教堂，或坐车去市区外的修道院。那儿的人都很喜欢他。他还是那么受人喜欢，你看，他不管去了哪儿，身处怎样的境地，大家总是很喜欢他。他永远不会丢失这个本领。你真应该听听老板和他的家人是怎么说塞巴斯蒂安的，他们一边说，一边泪流满面。他们显然从头到脚把他抢劫一空，可他们毕竟还是照顾了他，想办法让他吃了东西。让他们震惊的也正是这件事：他不肯吃东西，他有那么多钱，可还是骨瘦如柴。我们用奇怪的法语交谈时，一些住客也走进来。他们全都说了同样的故事：多么好的一个人，他们说，看到他情绪如此低落真叫人伤心。他们谴责他的家人居然把他丢下，让他沦落到如此境地。他们说，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家人身上。我敢说，他们说得很对。
“反正，这些都是后话了。我从领事馆出来，直接去了修道院，见到院长。他是个严肃的荷兰老头，在中非待了五十年。他又跟我说了他所了解的故事的一部分：塞巴斯蒂安像领事说的那样出现，蓄着胡须，提着箱子，请求成为役工。‘他非常诚恳，’院长说，”科迪莉娅模仿院长刺耳的声音，我记得，她在学校时就很有模仿的天赋，“‘请不要觉得我的话有任何可疑之处——他相当清醒，也相当诚恳。’他想去荒野丛林，走得越远越好，去最单纯的人当中，去食人族当中。院长还说：‘我们传教区里可没有食人族。’他说，好吧，侏儒也可以，或者是河边某个地方的原始村落，再不然麻风病人也可以，麻风病人最好不过了。院长说：‘我们确实有很多麻风病人，但他们都和医生、修女住在定居区。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他想了想，说麻风病人也许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接着问有没有什么河边的小教堂——你看，他总是想要在河边——他说，神父不在时，他可以管理教堂。院长说：‘是，确实有这样的教堂。现在，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吧。’‘哦，我不算什么。’他说。‘我们见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人，’”科迪莉娅又开始模仿，“‘他也是个怪人，但非常诚恳。’院长告诉他见习期和接受训练的事，说：‘你不算年轻了。在我看来，也不算强壮。’他说：‘不不不，我可不想接受什么训练。我不想做任何需要训练的事。’院长说：‘我的朋友，我看你自己倒是需要一位传教士呢。’他说：‘是的，当然。’最后，院长把他打发走了。
“第二天，他回来了。他喝了酒。他说，他决定成为见习教徒，也愿意接受训练。‘很好，’院长说，‘对于在丛林里的人来说，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其中之一就是喝酒。喝酒也许不是最可怕的事，但无论如何仍然相当危险。我又把他打发走了。’后来，他每周都要去两三次，每次酩酊大醉，最后，院长下了命令，不准门房再放他进去。我说：‘哦，亲爱的，你一定觉得他非常讨厌吧。’当然了，塞巴斯蒂安的行为是他们那个地方的人无法理解的。院长只是简单地说：‘除了祈祷，我想我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帮他了。’院长是个圣洁的老人，并能从别人身上发现这一点。”
“发现别人的圣洁之处？”
“啊，是的，查尔斯，这就是你必须理解塞巴斯蒂安的地方。”
“总之，最后有一天，他们发现塞巴斯蒂安不省人事地躺在大门外。他是步行走到那里的——他平常会坐车去——后来，他摔倒了，在那儿躺了一整夜。起初，他们都以为他又喝醉了，后来才意识到他病得相当厉害。于是，他们把他送进医院。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待在医院里。
“我陪了他半个月，陪他撑过了病情最严重的阶段。大多数人肯定觉得他那副模样很可怕，秃顶，胡须拉碴，但他还保持着以前那种亲切愉快的态度。他们让他单独住一间房，那间房简直就只是个僧侣的修行室，一张床，一个十字架，四壁白墙。起先，他不能多说话，他看到我时，一点儿也不惊讶。后来，他觉得惊讶了，又不愿多说话，直到我就要离开，他才告诉我他全部的经历。绝大部分都跟库特有关，库特就是他那位德国朋友。嗯，你见过他的，所以应该很清楚。库特听起来是很讨厌，但塞巴斯蒂安为能照顾他很开心。塞巴斯蒂安告诉我，他和库特住在一起时，有一段时间基本戒了酒。库特生病了，伤口迟迟不愈。是塞巴斯蒂安帮他渡过难关。后来，他们去了希腊，库特逐渐好起来。你也知道，有时候，德国人去到一个优雅的国家，似乎就能找回正直高尚的感觉。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了库特身上。塞巴斯蒂安说他在雅典变得相当有人情味。可后来，他被关进监狱，我不太清楚是因为什么。显然，不完全是他的过错——好像是和某个官员起了争执。他一被关起来，德国政府就来抓他。当时，德国政府正从全世界各个角落搜寻所有的德国人，把他们变为纳粹党羽。库特不想离开希腊，希腊人却不想要他。于是，他和很多其他恶棍一起，被直接从监狱押送上一艘德国轮船，回了家。
“塞巴斯蒂安跟着去了，一年时间过去，他没有找到库特的丝毫踪迹。最后，他可以说是挖地三尺，终于在一个乡村小镇里找到他，这时，库特已经穿上纳粹冲锋队员的衣服。起先，他不愿与塞巴斯蒂安扯上任何关系，而是滔滔不绝地说起官方的口号，什么祖国复兴啦，什么他属于祖国啦，什么在种族生活中寻找自我价值的实现啦，诸如此类。可那只是表面的东西。塞巴斯蒂安六年来教他的东西毕竟超过希特勒这一年对他的影响。最后，他终于放弃，承认他痛恨德国，说他想逃出去。我不知道他这么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出于对安逸生活的向往。他想骗塞巴斯蒂安的钱财，想去地中海游泳，想在咖啡馆里闲坐，还希望有人把他的皮鞋擦亮，那是多么轻松的日子。然而，塞巴斯蒂安说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库特在雅典时就开始学着长大了。塞巴斯蒂安也许说得对。不管怎样，他决定逃跑。可失败了。塞巴斯蒂安说，他无论做什么，好像总会惹上麻烦。他们抓到他，把他送进集中营。塞巴斯蒂安没法接近他，也听不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甚至都不知道他被关在哪个集中营。就这样，他在德国逗留了将近一年时间，又开始喝酒，终于有一天，他在酒醉时结识了一个刚从集中营里出来的人，那正是库特待过的集中营。他这才知道，库特在进集中营的第一周就在自己的牢房里上吊了。
“就这样，塞巴斯蒂安的欧洲之行结束。他回到曾经让他快乐的摩洛哥，沿海岸线游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直到有一天，他清醒时——当时，他醉酒的频率已经相当高了——冒出要逃到野蛮人中去的念头。所以，他现在就在那儿了。
“我没有建议他回家。我知道他不愿意，而他身体太虚弱，不可能跟我争辩。我离开时，他看上去很快乐。当然，他永远都不可能去丛林或加入教会了，院长会照料好他的。他们想过让他当个勤杂工。你也知道，教会里总有几个吃闲饭的怪人。他们既不能完全适应外面的世界，又不能适应宗教的规矩。我觉得我也算是这种人。只不过我因为不喝酒，所以比较容易找到活干。”
我们走到小路的拐弯处，脚下是最后也最小的一个湖，湖上有石桥，桥下漫溢的湖水汇成一道瀑布，流入下面的小溪。在湖对岸，小路转了个弯，通向房屋。我们在护栏边停下脚步，低头看着黝黑的湖水。
“我有个家庭女老师从这座桥上跳下去，自杀了。”
“是啊，我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是我听说的第一件关于你的事——在我见到你之前。”
“真是太奇怪了……”
“你跟朱莉娅说了塞巴斯蒂安的这些事吗？”
“说了个大概，没有我对你说得这么详细。朱莉娅从来不曾爱过他，知道吗，不像我们这样爱他。”
“爱”。这个词像在责骂我。科迪莉娅说的是“爱”，不是“爱过”。
“可怜的塞巴斯蒂安！”我说，“太可怜了。这一切会怎么收场呢？”
“我想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答案，查尔斯。我见过他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们更贴近上帝，更受上帝的喜欢。塞巴斯蒂安会活下去，一半身陷俗世，一半超脱凡尘。他会拿着扫帚和一大串钥匙，每天慢条斯理地到处晃荡，成为大家都熟悉的一个身影。他会成为老神父们最喜欢的人，也会成为新信徒们嘲笑的对象。每个人都知道他酗酒；每个月，他会消失两三天，大家点点头，会心一笑，用各式各样的口音说：‘老塞巴斯蒂安又去找乐子了。’然后，他会披头散发、满脸羞愧地回来，在接下来的一两天里，他在小教堂里会显得格外虔诚。花园里可能会有几个他小小的藏宝之处，他时不时会偷偷喝几口。每当有说英语的客人来访，他们会让他出面当向导，他会表现得特别迷人，他们在离开之前还会问起他，也许会有人暗示他们，他在英国国内有些亲属是达官贵人。他如果活得够久，一代又一代散布在天涯海角的传教士会想起他，想起这个奇怪的老头曾经是他们学生时代的一部分。他们会在做弥撒时怀念他。他会形成一些虔诚的小怪癖，会有自己强烈的个人信仰。人们会在闲暇时发现他在小教堂里的身影，他不在时，大家还会想念他。最后，某一天早晨，他又狂饮一番后，人们会在大门口发现奄奄一息的他。他们给他做最后的圣礼时，只有轻轻颤动的眼皮表明他仍然有意识。就这样度过一生，似乎也不是那么糟糕。”
我想起繁花盛开的栗树下抱着泰迪熊的少年。“谁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一天，”我说，“我想他应该没有受很多苦吧？”
“哦，怎么会，我想他还是受了不少苦。你绝对想象不到，像他那样失去行动的能力，是种怎样的折磨——没有尊严，没有意志。但没有人能不受磨难便成圣徒。他的磨难就是这种形式……过去几年，我见过太多苦难。很快，每个人都将面临更多的苦难。苦难是爱的春天……”接着，她似乎为了迁就我不信仰宗教的立场，又补充一句：“他住的地方非常美，知道吗，就在海边——有白色的修道院走廊，有钟楼，有一行行绿色的蔬菜，夕阳西下时，会有修道士给蔬菜浇水。”
我笑了。“你知道吗？我是无法理解这一切的。”
“你和朱莉娅……”她说。我们朝屋子走去时，她又说：“你昨天晚上见到我时，是不是在想：‘可怜的科迪莉娅，原来是个多么迷人的小姑娘，长大后成了一个相貌平平、虔诚信教，还做了不少善事的老处女。’你是不是觉得我‘命运多舛’？”
这不是敷衍搪塞的时候。“是的，”我说，“我确实这样想过。可现在不这么想了，不太这么想了。”
“说来好笑，”她说，“我想到你和朱莉娅时，想到的也是这个词。我们在楼上育婴室和奶妈在一起时。我就在想你们‘命运多舛的恋爱’。”
她的语气略有些嘲讽、温柔、微妙，这是她从她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的。那天晚上再晚些时候，我想起她的话，不禁倍感辛酸。
朱莉娅穿一件中式绣花长袍，只有我们两人在布赖兹赫德庄园吃饭时，她通常会穿这件衣服。这件长袍沉甸甸的分量和笔挺的褶子突显了她宁静的神态。她戴着式样淡雅的金项圈，优雅地伸长脖子，双手静静地放在膝上长袍的群龙之中。无数个夜晚，我总是幸福地凝望她这副模样，那天晚上，我看着坐在炉火和灯光中的她时，竟无法将视线转开。我爱她美丽的容颜，我突然想：“我还在什么时候见过她这样呢？为什么这个场景有似曾相识之感？”我几乎立刻想起来了，那天，暴风雨来临之前，她就是这样坐在轮船上。同样的模样。我意识到，她现在重又获得我原本以为她已永远失去的东西，也就是那具有魔力的哀伤，是它将我吸引到她身边。她命运多舛的表情仿佛在说：“我人生的目的应该不止如此吧？”
那天晚上，我在一片漆黑中醒来，躺在床上久久难眠。我在脑海中翻来覆去地回想和科迪莉娅的谈话。“你知道吗？我是无法理解这一切的。”我怎么说了这句话？我常常觉得自己好像突然短路了，就像一匹全力奔跑的骏马遇到障碍，不肯一跃而过，只是退回到栏杆边，胆怯得连鼻子都不敢凑上去闻一闻障碍，更不用说看一看了。
我的脑海中出现另一幅画面，一幢北极圈里的小木屋，一个设陷阱捕猎的孤独猎人。猎人穿着毛皮大衣，与油灯、柴火为伴。屋里的一切都干燥、温暖、井然有序。屋外，寒冬最后一次暴风雪正肆虐横行，积雪在门口堆积，悄无声息地在木门外积压着越来越沉重的压力。门闩在插销中挤得越来越紧。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屋外漆黑的夜里，白色的雪堆封住大门。很快，风力减弱，太阳从冰封的斜坡上重现天空。高高的山上，一直积聚能量的大团融雪开始移动、滑落、翻滚，然后整个山坡好像都要坍塌下来。这时，这个灯火通明的小屋就会裂开，分崩离析，随着雪崩坠入深谷沟壑，消失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