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柔情——它是何等独特而珍贵！它的逝去，又是何等迅速而无可挽回！激情、博爱、幻想、绝望，所有属于青春的一般特征——所有的一切，除了柔情——都是与我们一同来到又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些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可柔情呢——那不知疲倦的精力和体力的放松，那与世隔绝的利己主义思想——仅仅属于青春，并随青春死亡而死去。也许，在灵薄狱[59]的大殿上，英雄们会因为失去的至福直观[60]得到一些柔情的补偿；又或许，至福直观本身就同这一卑微的体验在起源上存在遥远的关联。总而言之，我在布赖兹赫德过着充满青春柔情的日子时，相信自己离天堂是很近的。
“这幢房子为什么叫‘城堡’？”
“因为他们移动它之前，它的确是座城堡。”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以前，一英里以外的山下村子边有座城堡。后来，我们喜欢上这里的山谷，便把城堡拆了，用车把石砖运上来，建了座新房子。我很高兴他们这么做了，你的看法呢？”
“这要是我的房子，我永远都不会住到别处去。”
“可你看，查尔斯，这里并不是我的，只有现阶段是。这里经常住满巧取豪夺的野兽。要是能一直像现在这样就好了——一直都是夏天，一直都是孤独的，水果一直成熟，阿洛伊修斯的脾气也一直都这么好……”
正因如此，我喜欢回忆塞巴斯蒂安在那个夏天的样子。我们独自漫步在那迷人的宫殿里时，他坐在轮椅上，飞快地从两旁长满黄杨的果园小路经过，寻找高山草莓和新鲜无花果。他自己转动轮椅，穿过一间又一间气味与温度各不相同的温室，剪下玫瑰香葡萄，挑出兰花，插到我们衣服的扣眼里。他像个哑剧演员，艰难而蹒跚地走到古老的育婴室，坐在空无一物的玩具柜中间，或和我并肩坐在被磨破的绣花地毯上。霍金斯奶奶则心满意足地坐在角落，一边缝缝补补一边絮叨：“你们和他们一样淘气，你们就是俩小孩子。他们难道在大学里就教了你们这些吗？”他有时仰面躺在石柱廊洒满阳光的座位上，就像现在这样，而我坐在他旁边硬邦邦的椅子上，试图把喷泉画下来。
“这个穹顶也是伊尼戈·琼斯[61]设计的吗？它的建筑年代似乎晚一些。”
“哎，查尔斯，别像个游客似的。它漂亮，什么时候建的有什么关系呢？”
“我就是想知道这些事。”
“哎，亲爱的，我还以为我把你的这些毛病都治好了呢——可怕的柯林斯先生啊。”
生活在这围墙之中，等于受了一次美学教育。你可以从一个房间漫步到另一个房间，从索恩[62]风格的图书室走到中国式客厅：鎏金的宝塔，谦卑的中国古代官员，绘着彩色图案的壁纸和奇彭代尔[63]的透雕家具足以让你眼花缭乱。再从庞贝风格的客厅转悠到挂着织锦壁毯的大堂，尽情欣赏这两百五十年来一直不曾改变的设计。还可以一连好几个钟头坐在树荫下，远眺外面的露台。
露台是整幢房屋设计中最后的点睛之笔。它伫立在湖边巨大的岩石堡垒上，从大堂的台阶望去，它似乎是悬空在两个湖之上，让人感觉只需凭栏而立，就能把鹅卵石丢进脚下的第一个湖泊中。两排石柱环绕着露台；凉亭后面，青柠果树一直延伸到树木茂密的山坡。露台一部分铺着地砖，另一部分种有花木和组成阿拉伯式图案的矮黄杨；高一些的黄杨长成浓密的树篱，形成一个大大的椭圆，在修剪出来的空隙中，散落放置着一些雕塑。树篱正中央，是高高的喷泉，主宰着整片美丽的园林；这样的喷泉，在意大利南部的某些城市的小广场上很常见；这个喷泉也正是塞巴斯蒂安的祖先一个世纪以前在意大利找到的；他发现它，买下它，把它运回英国，然后，在一个陌生而适宜的环境中，把它重新竖立起来。
塞巴斯蒂安让我把喷泉画下来。对绘画业余爱好者来说，这是个野心勃勃的目标——椭圆形的水池，中间是凿刻而成的岩石小岛；石间生长着整齐的热带作物和自然野生的英国蕨类植物；十几道水流从它们之中流过，仿佛泉水。周围还有各种石刻的热带珍奇动物，惹人注目：骆驼、长颈鹿，还有一头热情奔放的狮子，都在往外喷水。岩石上耸立着一座红砂岩埃及方尖碑，和山形墙差不多高——画下这样的场景远远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可凭借神奇的运气，我竟然画完了，并且，借助判断正确的省略手法和一些流行技巧，让整幅作品呈现出一种相当不错的皮拉内西[64]风格。“我能把它送给你的母亲吗？”我问。
“为什么？你又不认识她。”
“这样才符合礼貌啊。我毕竟是住在她家。”
“送给奶妈吧。”塞巴斯蒂安说。
我照做了，奶妈把画放到抽屉柜顶上的收藏品中。她说画得很像，她经常听人对那喷泉赞不绝口，可她自己从不曾看出它美在哪儿。
对我来说，新的发现就是美。
我还是中学生时，经常骑自行车去附近的教区转悠，拓印黄铜牌上的图片文字，拍下圣洗池的照片。从那时起，我就培养起对建筑的热爱。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观点一样，轻松完成从拉斯金的清教主义到罗杰·福莱的清教主义的跨越，但我内心深处的情感是与世隔绝的，还属于中古世纪。
在这里，我完成了向巴洛克风格的转变：在风格张狂的高高穹顶下，在方形图格的镶板天花板下。在这里，我穿过一道道拱门和残破的山形墙，走到阴凉处的柱廊下，一连好几个钟头坐在喷泉前，观察它的光影变化，追寻它的悠长回响，尽情欣赏这充满勇气和创新的伟大杰作。我感觉到身体中活跃着一个全新的精神体系，那石间奔涌喷流的池水仿佛就是能真正赋予人生命的源泉。
一天，我们在橱柜里发现一只涂着黑色亮漆的大铁皮盒，里面是还能使用的油画颜料。
“是妈妈一两年前买的。有人跟她说，只有尝试画出世界的美，才能欣赏世界的美。我们为此大大嘲笑了妈妈一番。她压根就不会画画，那些颜料在管子里那么鲜艳，但等妈妈调完色，通通变成土黄。”调色板上各种风干后模糊的污迹证实了这一点。“她还总是让科迪莉娅去洗画笔。最后，我们都表示抗议，妈妈才停手。”
这些颜料让我们兴起将办公室装饰一新的念头。所谓办公室，是个通往石柱廊的小房间，曾被用来处理房产事务，现在闲置，只存放着一些花园游戏用具和一盆死了的芦荟。从设计来看，这个房间是要用于休闲，也许是要用作茶室，也许是要用作书房，因为，灰泥墙壁上装饰着精美的洛可可式镶板，屋顶也是漂亮的穹顶。在这里，我在一个小小的椭圆形木框中勾勒出一幅颇具浪漫情调的风景素描。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给素描涂上颜色，凭着不错的运气和愉快的心情，我画得很成功。画笔似乎圆满完成了我对它的期待。这是一幅没有人物的风景画，画上是夏日白云和遥远蓝天的美景，前景的突出位置有一处覆满常青藤的废墟，凹凸不平的岩石和瀑布引出后面逐渐远去的林地。我对油画知之甚少，边画边学。一个星期后，我画完了，塞巴斯蒂安迫不及待地又想让我在大一些的镶板上再画一幅。我画了一些素描。他想要一幅游园会，要有系着绸带的秋千，要有黑人听差，还要有吹笛子的牧羊人，但这幅画最终不了了之。我很清楚，我之前画好风景画全凭运气，可要模仿出更复杂的作品，我力所不能及。
一天，我们和威尔克斯去地窖，看到曾经贮藏大量美酒的壁洞里空无一物，只有一处侧廊尚在使用，侧廊的箱子里都装得满满的，其中有些是五十年陈年佳酿。
“自从爵爷大人出国后，这里就再没有增加过新酒了，”威尔克斯说，“很多陈年美酒都应该被喝掉了。我们也该储存些1918年和1920年的好酒了。我收到好多酒商的来信，想要商量这件事，夫人让我去问布赖兹赫德伯爵，布赖兹赫德又让我去问老爷，老爷说去问律师。就这样，我们的酒越来越少。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这里的酒够喝十年，但十年后，会怎么样呢？”
我们兴致勃勃，威尔克斯尽量迎合。我们从每个箱子里取出一瓶酒。在那些与塞巴斯蒂安共度的宁静夜晚，我第一次认真了解葡萄酒，并由此播下一颗种子，这种子丰硕的果实在我以后多年贫瘠无趣的岁月中，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们坐在“画厅”里，桌上摆着三瓶打开的葡萄酒，每人面前摆着三只玻璃杯。塞巴斯蒂安找来一本如何品酒的书，我们便遵照上面详细的指示，先将酒杯放在烛光上微微烤暖，然后往杯中斟上三分之一的美酒，旋转酒杯，握在手中，将它对着光线举起来，闻一闻，喝上一小口，让它充盈口中，在舌间翻滚，与味蕾充分碰撞，就像在柜台上滚动一枚硬币，最后，才仰起头，让酒慢慢滴入喉咙。我们喝完后会讨论讨论，啃几口巴斯奥利弗饼干，再继续品尝另外一种酒，接着又回到第一种，再品另一种，直到把三种酒轮流品完。酒杯的顺序早被打乱，我们也搞不清哪个酒杯里是哪种酒了，我们相互传递手中的杯子，有些杯子里是从不同酒瓶里倒出来的各种酒的混合，我们只好再拿三个干净的玻璃杯，重新开始。我们把三瓶酒都喝光后，对酒的赞美之词愈发离奇。
“……这酒有一点，羞涩，像小羚羊。”
“像小妖精。”
“有斑点的小妖精，在织锦一样的草坪上。”
“像平静水边的笛声。”
“……这是一瓶古老的、有智慧的酒。”
“是山洞里的先知。”
“……这是挂在雪白脖子上的一串珍珠项链。”
“像一只天鹅。”
“像最后一只独角兽。”
然后，我们会离开餐厅里的金色烛光，走到外面的星光下，坐在喷泉边，把双手伸进水池里凉快凉快，醉醺醺地听着流水拍打岩石的哗啦声和潺潺声。
“我们非得每天晚上都喝醉吗？”一天早上，塞巴斯蒂安问我。
“嗯，我觉得是。”
“我也觉得是。”
我们很少见到陌生人。有一个代理商，身形削瘦、肌肉松弛，以前是个陆军上校，有时会和我们在路上碰到，还来家里喝过一次茶。我们通常躲着他。每周日，附近修道院的修道士会来做弥撒，并和我们一起吃早餐。他是我生平认识的第一位神职人员。我注意到，他和教区牧师不同，但对我来说，布赖兹赫德庄园是个如此充满魅力的地方，这里一切的事和一切的人都应该与众不同。其实，菲普斯神父性格很温和，有着圆圆的脸蛋，对郡里的板球赛颇感兴趣，还固执地认为我们和他一样感兴趣。
“你知道吗，神父，查尔斯和我对板球真的一无所知。”
“我真希望上周四亲眼看到泰尼森是怎么拿下五十八分的。一定是相当激烈的一局。《泰晤士报》上的报道很精彩。你看过他们和南非人的比赛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我也没有。我都好多年没看过一场一流的比赛了——上一次还是格瑞夫斯神父带我去的。我们去安普福斯参加完修道院院长的就职典礼后，路过利兹，看了那场比赛。格瑞夫斯神父选的那趟火车，让我们在下午有三个钟头的候车时间，于是我们去看了与利兹兰开夏的比赛。真是个难忘的下午。我还记得比赛中的每一个进球。从那以后，我就只在报纸上看过了。你们很少去看板球赛吧？”
“从来没看过。”我说。他看着我，我只在虔诚教徒的脸上看过那种表情。他们带着天真的疑惑，仿佛在问，你们这些身处尘世险境的人，怎么不多利用些五花八门的玩意来安慰自己呢。
塞巴斯蒂安经常去听他的弥撒，尽管同行者甚少。布赖兹赫德庄园并非历史悠久的天主教中心。马奇曼夫人招了些信天主教的用人，但大部分用人和所有佃农只会去大门边弗莱特家族墓园里的灰色小教堂祈祷。
对那时的我而言，塞巴斯蒂安的信仰是个未解之谜，但我并不很想去解开这个谜。我不信宗教。小时候，我每周都被带去教堂，上学时，我每天参加礼拜。仿佛是对我的补偿，我上公立学校后，在假期期间就不用上教堂了。教我神学的老师告诉我，《圣经》里的话都不能信。他们从不建议我祈祷。我父亲不上教堂，除非是家庭活动，但他即便去了，也是带着嘲讽的心态。我母亲呢，我认为她应该是很虔诚的。所以，我曾经觉得很奇怪，这样一个虔诚的人竟然会抛下丈夫与儿子，认为自己有责任跟着野战救护队去塞尔维亚，并最终累死在波斯尼亚的冰天雪地中。后来，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这种精神，也是在后来，1923年，我遵从要我信教的要求，不曾深思熟虑，便把超自然的东西作为真理接受。可在布赖兹赫德庄园的那年夏天，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样做的必要。
我自从认识塞巴斯蒂安后，他偶尔说出的一些话提醒我他是天主教徒。他几乎把一些话天天挂在嘴边，我把这当成是他的一种小癖好，就跟他的泰迪熊一样。我们从来不曾讨论这个话题，直到我来布赖兹赫德后的第二周星期天。菲普斯神父刚同我们告别，我们拿着报纸坐在石柱廊上时，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大吃一惊：“唉，当个天主教徒真不容易。”
“对你有很大的影响吗？”
“当然。一直都有很大的影响。”
“呃，我得说我可没发现。难道你在努力抵制诱惑吗？你看上去并不比我高尚。”
“我比你邪恶多了。”塞巴斯蒂安愤愤不平地说。
“那又怎样呢？”
“是谁祈祷说‘啊，上帝，请让我做个好人吧，但不是现在’？”
“我不知道。我想，应该就是你吧。”
“唉，是的，我确实每天祈祷。但问题不在这儿，”他又读《世界新闻》报，说，“又有一个下流的童子军领队。”
“我猜，他们想方设法要让你相信一大堆胡说八道？”
“是胡说八道吗？我希望是。可有时候，我觉得有些话听起来相当有道理。”
“亲爱的塞巴斯蒂安，你不会真的相信那一套吧。”
“为什么不会？”
“我是说圣诞节啊，指明星啊，三个国王啊，公牛啊，驴子什么的。”
“啊，对啊，我就是相信。都是些多么有趣的想法呀。”
“可你不能因为那些想法有趣，就相信吧。”
“可我就是相信。我就是相信那些。”
“那你也相信祈祷吗？你觉得，只要跪倒在一尊雕像前，说几句话，甚至都不用大声说出口，只要在心中默念一下，就能让天气改变？你觉得，有些圣人就是比其他圣人更有本事，只要找到合适的那一位，他就可以帮你解决相应的问题？”
“啊，是的是的。你难道不记得了，我上学期把阿洛伊修斯带出去，结果不记得把它丢在哪儿了。那天早上，我像疯了一样向圣安东尼[65]祈祷。结果，我刚吃完午饭，尼克尔斯先生就抱着阿洛伊修斯出现在坎特伯雷教堂门口，说我把它忘记在他的出租车上了。”
“哦，”我说，“你如果相信这些，同时又不想做个好人，那你信教还有什么困难呢？”
“你如果不能自己明白，那别人怎么说你也明白不了。”
“是嘛，到底有什么困难？”
“喂，别这么讨人厌了，查尔斯。我还想看这条新闻呢，赫尔的一个女人一直在用工具[66]帮人堕胎。”
“是你先开始这个话题的。我只是很感兴趣罢了。”
“我以后再也不提了……他们在参考三十八个案例后，判了她六个月监禁——天哪！”
可他还是再次提起这个话题。大概十来天之后，我们正躺在屋顶，沐浴着阳光，用望远镜看着脚下公园里正在举行的农业展。这是一次为期两天、规模中等的展会，旨在为附近几个教区的农民服务，延续至今，变得更像集市和社交聚会，而非严肃的竞赛。人们用旗子围出一个大圈，在周围搭起六七个大小不一的帐篷；现场有评委席和一些关着牲口的围栏；最大的帐篷是供应点心的，大群农民聚集在那里。准备工作已进行一周之久。“我们应该藏起来，”随着开展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塞巴斯蒂安说，“我哥哥也会来的。他可是农业展上的重要角色。”于是，我们那天就躺到屋顶的栏杆下。
布赖兹赫德是早上坐火车来的，和代理商费德上校一起用午餐。他刚到时，我和他见了五分钟。安东尼·布兰奇对他的描述可谓恰到好处：他有着弗莱特家族的典型的面容，就像由阿兹特克人雕出的雕塑。此时，我们可以用望远镜看到他，他正以笨拙的姿势在佃户之间走动，不时地停下脚步，和评委席上的评委打招呼，又趴在围栏边认真观察里面的牲口。
“我的哥哥，是个奇怪的家伙。”塞巴斯蒂安说。
“他看上去很正常啊。”
“哦，但实际上并不正常。你要是认识他，就会知道，他是我们家最疯狂的一个人，只是一点也不显露出来。他的内心完全是扭曲的。他原本想当个神父，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
“我想，他现在还想当神父呢。他从斯托尼赫斯特学院一出来，差点成了耶稣会会士。妈妈觉得这太可怕了。妈妈不能阻止他，但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个。想想别人会怎么说吧——他是我们家的长子啊，我如果想当神父，情况就不一样了。还有可怜的爸爸。就算没有这件事，他都觉得信教很麻烦了。家里到处都吵吵嚷嚷，让人生厌——僧侣和教士像老鼠般在家乱窜，布赖兹赫德只会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满嘴都是什么上帝的旨意。爸爸出国时，心里是很难过的，知道吧——真的，比妈妈难过得多。最后，他们终于说服哥哥去牛津上学，把要当神父的想法再好好考虑三年。现在，他要试着做出决定了。他说要去参加禁卫军，又说要进入下议院，还说起结婚。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要是也去斯托尼赫斯特学院，不知道会不会变成他那样。我本来是要去的，可我还没到上学的年纪，爸爸就出国了。他出国后，坚持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上伊顿公学。”
“你父亲放弃宗教了吗？”
“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不得不放弃，他本来就只是在和妈妈结婚时才信教的。他一出国，就把信仰什么的全丢下了。你一定得见见他。他是个很好的人。”
在此之前，塞巴斯蒂安从来没有认真地说起过他的父亲。
我说：“你父亲走的时候，你们一定都很难过吧。”
“我们都很难过，除了科迪莉娅。她当时还太小。我当时是很难过的。妈妈试着向我们三个大孩子解释，让我们不要恨爸爸。我是唯一一个不恨他的人。我相信，妈妈其实希望我恨他。我一直是爸爸最喜欢的孩子。我要不是摔伤脚，现在就去和他住了。我也是唯一一个去看过他的人。要不你也一起去吧？你会喜欢他的。”
一个男人拿着扩音器，在下面的空地上大喊最后一场比赛的结果，他的声音传到我们这里时已经很微弱。
“所以，你看，在宗教方面，我们是个混合家庭。布赖兹赫德和科迪莉娅是狂热的天主教徒；布赖兹赫德很痛苦，可科迪莉娅像小鸟般快活；朱莉娅和我算半个异教徒；我很快乐，可我觉得朱莉娅并不开心；大家都认为妈妈是个圣人，而爸爸是被逐出了教会——但我不知道他们中到底谁更幸福。总而言之，不管你怎么看，幸福似乎和宗教并没有很大关系，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但我希望自己能更喜欢天主教徒一些。”
“他们看上去和其他人一样。”
“我亲爱的查尔斯，事实恰恰相反——尤其是在这个天主教徒人数那么少的国家。他们并不是一个小团体——他们形成了至少四个小团体，一半的时间都在相互谩骂，对生活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对什么东西重要的看法总与他人不同。他们尽力掩饰，但总会表露出来。说真的，他们当然会想要掩饰。但你看，对于像朱莉娅和我这样的半教徒来说，要掩饰可就困难了。”
高高烟囱下传来童稚的响亮叫喊，打断我们这场严肃的谈话：“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
“天哪！”塞巴斯蒂安伸手去拿毛毯，“好像是我的妹妹科迪莉娅。你快盖上。”
“你在哪儿呀？”
一个小孩出现了，她身材结实，十岁左右，带着绝对不会让人弄错的家族特征，可那些特征组合在一起，仿佛出了什么差错，呈现出一种平庸的胖嘟嘟的效果。两条粗粗的老式发辫垂在她背后。
“走开，科迪莉娅。我们还没穿衣服呢。”
“什么？你们穿得挺好的呀。我就猜到你在这儿。你不知道我也来了吧？我是和布赖迪一起来的，我留下来，去看了弗兰西斯·泽维尔，”她对着我说，“它是我的猪。接着，我们和费德上校吃了午餐，又去看了展览。弗兰西斯·泽维尔得到了评委特别奖。兰德尔那个坏蛋凭一头脏兮兮的畜生得了第一。亲爱的塞巴斯蒂安，我又见到你可真高兴。你那可怜的脚怎么样了？”
“向赖德先生问好。”
“哦。不好意思。您好，”所有的家族魅力都体现在她的微微一笑中，“他们在下面都喝得醉醺醺的，所以，我就跑掉了。我说，是谁在办公室画了那些画？我跑进去找手杖时看到了。”
“说话小心点。那是赖德先生的作品。”
“画得真好看。我说，真是你画的吗？你太聪明了。要不你俩穿好衣服下来吧？周围没别人。”
“布赖迪肯定会带评委们来的。”
“他不会。我听到他说不打算带评委过来。他今天脾气很差。他不想让我跟你们一起吃晚饭，不过我已经把这事解决了。来吧。等你们能见人了，就来育婴室找我。”
当天晚上，我们这一小群人都很压抑。只有科迪莉娅完全是轻松自在，她享受着美食、深夜不睡的兴奋，以及兄长相伴的快乐。布赖兹赫德只比塞巴斯蒂安和我大三岁，看上去却像另一辈人。他的外貌有着家族的典型特征，鲜少露出的笑容和家里其他人的笑容一样可爱。他说话时总是严肃而拘谨。我的堂兄贾斯珀如果用这样的语气说话，就会显得高傲自大、虚伪做作，可布赖兹赫德这样说话，却显得谦逊有礼、自然而然。
“十分抱歉，你来了那么多次，我都错过了，”他对我说，“他们好好照顾你了吗？我希望塞巴斯蒂安请你喝了些好酒。要是让威尔克斯做主，他一般很吝啬。”
“他对我们相当大方。”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你喜欢喝葡萄酒吗？”
“非常喜欢。”
“我真希望自己也喜欢喝酒。酒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在马德琳学院，我不止一次试着喝醉，但我并不喜欢葡萄酒。我觉得啤酒和威士忌更倒胃口。所以，今天下午这种活动于我而言是种折磨。”
“我喜欢葡萄酒。”科迪莉娅说。
“我妹妹科迪莉娅最近的学校报告单说，她不仅是学校最坏的女生，还是最老修女记忆中有史以来最坏的女生。”
“那是因为我不肯加入圣母儿童会。修道院的女院长说，我如果不把自己的房间收拾整洁，就不能加入圣母儿童会。于是我说，好吧，那我就不加入了，我相信圣母才不会在意我左脚穿的是体操鞋，右脚穿的是舞蹈鞋呢。院长气得脸都青了。”
“圣母在意你是否服从。”
“布赖迪，别这么虔诚，”塞巴斯蒂安说，“我们这儿可有位无神论者。”
“是不可知论者。”我说。
“真的吗？你们学院有很多你这样的人吗？马德琳学院有不少。”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去牛津之前，很早就是不可知论者了。”
“到处都有这样的人。”布赖兹赫德说。
那天，宗教似乎成了不可回避的话题。我们讨论了一会儿农业展。接着，布赖兹赫德说：“我上周在伦敦看到大主教了。你们知道吗，他想把我们家的小教堂关掉。”
“啊，他不能这样。”科迪莉娅说。
“我觉得妈妈不会让他这么做的。”塞巴斯蒂安说。
“小教堂太偏僻了，”布赖兹赫德说，“住在梅尔斯德附近的十几户人家没法到这儿来。他想在那边开个弥撒中心。”
“我们怎么办呢？”塞巴斯蒂安说，“难道冬天还得一大早开车去那儿吗？”
“我们必须在这里举行圣餐礼，”科迪莉娅说，“我喜欢时不时参加一下，妈妈也喜欢这样。”
“我也喜欢，”布赖兹赫德说，“但我们的人实在太少了。我们又不是那种人人都去做弥撒的老派天主教家庭。小教堂迟早会关闭的，也许等到妈妈过世以后吧。关键在于，让它现在就关掉是不是更好。你是个艺术家，赖德，从美学的角度看，你觉得小教堂怎么样？”
“我认为它很美。”科迪莉娅眼含热泪地说。
“它算是高雅的艺术吗？”
“呃，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我谨慎地说，“我认为它是它那个时代的杰出代表。也许再过八十年，它就会被人们顶礼膜拜。”
“可它如果二十年前是好的，八十年后也是好的，怎么可能现在是不好的呢？”
“好吧，它也许现在就很好。我的意思是，我只是碰巧不那么喜欢它。”
“喜欢一样东西和觉得一样东西很好是有区别的吧？”
“布赖迪，别像个耶稣会会士那么阴险。”塞巴斯蒂安说，可我知道，这样的意见相悖不仅是口舌之争，还反映出我们之间深刻而无法逾越的分歧。我们不理解彼此，永远不可能理解。
“这不正是你用来评价葡萄酒的标准吗？”
“不。葡萄酒有时候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我喜欢那个目的，也认为那个目的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葡萄酒并不能达到那样的目的，所以，我既不喜欢葡萄酒，也不认为它对我有什么好处。”
“布赖迪，不要再说了。”
“对不起，”他说，“我还以为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呢。”
“谢天谢地，我上的是伊顿公学。”塞巴斯蒂安说。
晚餐过后，布赖兹赫德说：“我恐怕要把塞巴斯蒂安带走半个小时。我明天一整天都会非常忙，展览一结束就要走。我有好多文件需要父亲签字。塞巴斯蒂安必须把文件带去，解释给父亲听。你，科迪莉娅，该去睡觉了。”
“等晚餐消化了再说嘛，”她说，“我还不习惯晚上像这样大吃大喝呢。我要跟查尔斯聊聊天。”
“查尔斯？”塞巴斯蒂安说，“查尔斯？孩子，你得叫他赖德先生。”
“聊嘛，查尔斯。”
只剩我们两个人时，她问：“你真是不可知论者吗？”
“你们家是不是总是讨论宗教问题？”
“也不是总谈论这个。这个话题自然而然冒了出来，不是吗？”
“是吗？我觉得这个话题从来不会自然而然冒出来。”
“那么，你也许真是个不可知论者。我会为你祈祷的。”
“你太好了。”
“但是，我不能把转一整圈念珠的时间都给你，知道吧。只能是十颗念珠的时间。我得为好多人祈祷，有一长串名单。我得按顺序来，每个人每周大概能分到十颗念珠吧。”
“我相信，这已经超过我应得的了。”
“哎，我碰到的事情比你的事棘手多了。像是罗伊德·乔治[67]、恺撒，还有奥莉芙·班克斯。”
“最后一位是谁？”
“她上学期从女修道院逃跑了。我不太清楚到底是为什么。院长发现她一直在写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你如果不是不可知论者，我会找你要五先令，去买个黑人教女。”
“你们的宗教已经没什么事能让我惊讶的了。”
“这是一位传教神父上学期发起的新鲜事。你把五先令寄给非洲的某位修女，她们就会给一位女性小婴儿洗礼，并以你的名字给她命名。我已经有六个黑人科迪莉娅了。是不是很有意思？”
布赖兹赫德和塞巴斯蒂安回来后，把科迪莉娅送去睡觉。布赖兹赫德又继续我们刚才的讨论。
“当然，你确实说得对，”他说，“你把艺术当做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严谨的神学，可我觉得，一个不可知论者也相信这一点，就不同寻常了。”
“科迪莉娅答应为我祈祷。”我说。
“她为她的猪都做过连续九天的祷告。”塞巴斯蒂安说。
“你知道吗，这一切让我困惑。”我说。
“我觉得我们正在上演一出闹剧。”布赖兹赫德说。
那天晚上，我意识到，我对塞巴斯蒂安是多么不了解，也开始理解他为什么总是想方设法地让我远离他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就像我坐船在公海旅行时结交的一位朋友，现在，我们来到他家乡的港口。
布赖兹赫德和科迪莉娅走了；展览场上的帐篷被拆掉，旗子被拔起；遭到践踏后的草坪恢复颜色；这个月在悠闲安逸中开始，此时迅速走到尽头。塞巴斯蒂安现在不用拄着拐杖走路了，也忘记了伤痛。
“我觉得你最好跟我一起去威尼斯。”他说。
“没钱。”
“我想过了。我们到了威尼斯，就可以靠我爸爸。律师会付我路费——头等车厢的卧铺票。同样的钱够我们两个人坐三等车厢。”
于是，我们出发了。起初是坐廉价长途跨海轮船去敦刻尔克。我们整夜坐在清朗星空下的甲板上，看破晓时分在岸边沙丘后微露的晨曦。接着是坐硬座去巴黎。我们一到巴黎，直奔洛蒂酒店，洗澡剃须，去福伊约餐厅吃午饭。餐厅里很热，一半的座位空着。然后，我们昏昏欲睡地逛了会儿商店，在一家咖啡厅里坐了很久，等火车。最后，在灰尘满天的温暖傍晚，我们赶到里昂车站，登上南行的慢车。仍然是木头硬座，车厢里挤满走亲访友的穷人。他们和北欧国家的穷人一样，旅行时带着各种大包小包，流露出对权威毕恭毕敬的神情。车厢里还有度完假归队的水手。我们睡得并不安稳，火车晃晃荡荡，时走时停。我们夜里还换了一次车，上车后又睡着了，再醒来时车厢里空空荡荡，窗外闪过松树林和远方高山的山顶。边境线上有穿着不同制服的士兵，车站餐厅供应咖啡和面包，周围的人都带着南方人特有的优雅与快乐的表情。火车再次开进平原地区，针叶松被藤蔓和橄榄树取代。我们在米兰又换车，从手推车上买了大蒜香肠、面包和一瓶奥维多干白葡萄酒（我们在巴黎就把钱基本花光，只剩下几个法郎）。艳阳高悬，郊野热气腾腾；车厢里坐满农民，每到一个车站，他们就如潮水般退下去又涌上来。炎热的车厢里，大蒜的气味格外浓烈。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到达威尼斯。
一个脸色阴沉的男人在车站迎接我们。“爸爸的贴身男仆，普伦德。”
“我之前去接了那趟快车，”普伦德说，“爵爷大人以为你看错了列车时刻表。这趟车好像只是从米兰出发的吧。”
“我们是坐三等车厢来的。”
普伦德彬彬有礼地笑了笑。“我带了条贡多拉小船来。我就带着行李坐汽艇回去了。爵爷大人去了利多。他之前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比你先到家——我们当时还以为你会坐快车来。这时候，他应该到家了。”
他带着我们，走到等候中的小船边。船夫们穿着绿色和白色制服，胸口别着银质徽章，微笑着鞠躬。
“回宫殿，尽快。”
“好的，普伦德先生。”
于是，我们的船漂走了。
“你以前来过这里吗？”
“没有。”
“我来过一次——是从海上来的。那才是来威尼斯的正确方式。”
“我们到了，先生们。”
这座名为“宫殿”的宅邸略微有些名不副实，前门是狭窄的帕拉迪奥[68]风格建筑，台阶上长满青苔，阴暗的拱廊以粗糙的石块砌成。一个船夫跳上岸，把船牢牢系在柱子上，拉响门铃，另一个船夫站在船头，让船紧靠台阶。门开了，穿着艳俗亚麻布条纹夏季制服的用人领着我们走上台阶，从阴影来到光亮之中。一楼主厅洒满阳光，丁托列托[69]学派的壁画使其更加熠熠生辉。
我们的房间在楼上，我们要爬上一截陡峭的大理石楼梯。房间的窗户都关着，将午后阳光挡在外面。男仆把窗户打开，我们看到外面的大运河。床上挂着蚊帐。
“现在还没有蚊子。”
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球形脚小衣柜，一面模糊不清的金框镜子，此外，再无别的家具。地板是裸露在外的大理石块。
“有点寒碜吧？”塞巴斯蒂安问。
“寒碜？你来看看这个。”我把他领到窗户前，窗下和四周是无与伦比的盛况美景。
“不，这可不叫寒碜。”
一声巨大的爆响把我们吸引到隔壁房间。我们发现一个像是修建在烟囱里的浴室。浴室没有天花板，墙壁直接穿过楼上的地板，通向露天。在古董锅炉喷出的蒸汽中，隐约可见一个男仆的身影。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煤气味，一小股冷水慢慢流淌着。
“情况不妙。”
“是的，是的，马上就好，先生。”
男仆跑到楼梯顶端，朝下面大喊，一个声音比他更刺耳的女人回答了他。塞巴斯蒂安和我回到房间，又去欣赏窗下美丽的风景。那两人的争论很快便结束了，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出现，朝我们微笑，对男仆怒目而视，把一只银水盆和一罐开水放在塞巴斯蒂安的衣柜上。与此同时，男仆打开我们的行李，把衣服叠好。他不知不觉又说起意大利语，向我们讲述那锅炉不为人知的优点。突然，他猛地侧过头，警觉起来，说：“侯爵来了。”然后他立刻冲下楼去。
“我们最好穿得体面些再去见爸爸，”塞巴斯蒂安说，“但不用穿正装。我猜他现在是一个人。”
我对与马奇曼爵爷的见面充满好奇。我真正见到他时，首先让我震惊的是他的普通，可我越打量他，就越觉得他值得细细研究。他似乎很清楚自己身上带着一种拜伦式的英雄气概，但他认为那是不好的，所以一直苦苦压抑那种气质。他站在大厅的阳台上，转过身迎接我们时，脸笼罩在深深的阴影中。我只看到一个高大笔挺的身影。
“亲爱的爸爸，”塞巴斯蒂安说，“你看起来好年轻！”
他吻了吻马奇曼爵爷的脸颊，而我，自从离开育婴室后，就再没有吻过我的父亲，此时只好羞涩地站在他身后。
“这是查尔斯。你难道不觉得我父亲很帅吗，查尔斯？”
马奇曼爵爷握了握我的手。
“是谁去查你们那趟火车的时刻表的，”他说——他说话的声音和塞巴斯蒂安一样——“犯了个荒唐的错误。压根就没有那么一趟车。”
“我们就是坐那趟车来的。”
“不可能。那个时间只有一趟从米兰来的慢车。我当时还在利多。下午时间还早，我去那儿和专业选手打网球。一天当中，也只有那个时候还不是太热。我希望你们俩在楼上住得舒服。这幢房子似乎只是为了让一个人住得舒服而设计的，那个人就是我。我有一个那么大的房间，还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更衣室。另一个大房间被卡拉占了。”
我听到他如此轻松随意地提起自己的情妇，觉得很诧异。我后来想，他大概是故意这样说给我听的。
“她怎么样？”
“卡拉吗？挺好的，我希望她挺好的。她明天就会回来跟我们在一起了。她现在正在布伦塔运河的别墅看望几个美国朋友。我们在哪儿吃晚饭呢？可以去月神酒店，但那儿现在全是英国人。你们觉得在家吃饭会太无聊吗？卡拉明天肯定是要出去的，家里厨师的厨艺其实还不错。”
他从窗户边走开，站在傍晚灿烂的夕阳下。他背后的墙上是红色的绸缎墙纸。他有一张高贵的脸，一张自我克制的脸，这应该正如他本意所愿。那张脸上有一点疲倦，有一点嘲讽，还有一点骄奢淫逸的味道。他看似正当盛年。想来奇怪，他竟然只比我的父亲小几岁。
我们坐在四面都是窗户的房间里，在大理石桌边用晚餐。这幢房子里的一切，要么是大理石的，要么是天鹅绒的，要么是单调的镀金石膏。马奇曼爵爷说：“你们准备怎么打发在这里的时间？游泳，还是去观光？”
“不管怎么说，多少要参观一下的。”我说。
“卡拉会很喜欢的——塞巴斯蒂安应该告诉你了，她是你们在这儿的女主人。你们没法两者兼顾，知道吧。你们一旦去了利多，就逃不出来了——只能玩玩双陆棋，泡泡酒吧，再被太阳晒到头晕转向。还是只去教堂好了。”
“查尔斯非常喜欢画画。”塞巴斯蒂安说。
“是吗？”我听出他语气深处的一丝厌烦，这种语气我再熟悉不过了，在父亲的声音里听到过许多次。“是吗？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威尼斯画家吗？”
“贝利尼[70]。”我的声音十分粗暴。
“是吗？哪个贝利尼？”
“我恐怕只知道一个贝利尼。”
“准确地说，有三个贝利尼。你会发现，在伟大的时代，画画基本上是一项家庭事业。你们路上开心吗？”
“一路上很开心。”塞巴斯蒂安说。
“是吗？真的吗？我讨厌英格兰乡村，这是我的悲剧。我想，继承了重大的责任可又对责任漠不关心，是一种丢脸的行为吧。我现在完全符合社会党人对我的期待，却成了我自己党派的一块大绊脚石。唉，我毫不怀疑，我的长子会改变这一切，只要他们还给他留下一点能继承的东西……我总在想，大家为什么都觉得意大利的甜点很好呢？我父亲当家之前，布赖兹赫德庄园一直有位意大利糕点师傅。他当家以后，请的是奥地利人，好得多。现在，我猜他们请的是手臂粗壮的英国厨娘吧。”
晚饭后，我们从临街大门离开宫殿，穿过迷宫般的小桥、广场和巷子，来到弗洛安咖啡馆喝咖啡，看着人们面色凝重地在钟楼下来来往往。“没有哪儿的人像威尼斯人这样，”马奇曼爵爷说，“这个城市挤满无政府主义者。那天晚上，一个露着肩膀的美国女人想在这里坐坐，他们都跑来一言不发地盯着她，把她逼走了。他们就像来回盘旋的海鸥，不断地回头找她，直到她离开。而我们的同胞，在试图表达道德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时，远没有如此高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