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的特点，”我说，“就是新的学年从秋天开始。”
鹅卵石路上，砂石小道上，草坪上，处处落叶飘零。学校花园里，篝火的烟雾与河边潮湿的水汽融合在一起，飘过灰色的围墙。脚下是湿滑的石板路。四方院的窗户里，灯一盏接一盏亮起，金色的灯光四散开来，变得模糊。穿着新长袍的新生在暮色中从拱门下漫步而过，熟悉的钟声唤起一年的回忆。
秋日的情绪笼罩在我俩心头，六月欢快热烈的气氛似乎随着紫罗兰的凋谢而逝去，窗口的芬芳被四方院角落里一堆潮湿落叶闷烧时发出的熏烟取代。
新学期第一个星期天的傍晚。
“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一百岁了。”塞巴斯蒂安说。
他是前一天晚上到学校的，比我早一天。这是我们自从在出租车上分开后第一次见面。
“今天下午，我被贝尔主教训了一顿。这是我上大学以来第四次挨训——先是我的导师，然后是副院长，接着是万灵学院的桑格拉斯，这次是贝尔主教。”
“万灵学院的桑格拉斯是谁？”
“就是妈妈的人呗。他们都说，我去年开了个坏头，已经引起大家的注意，如果还不改过自新，就会被开除。怎么改过自新呢？我猜，大概得加入国际联盟协会，每周看看《艾瑟斯》杂志，早上在卡迪那咖啡馆里喝咖啡，抽大烟斗，玩曲棍球，去野猪山喝茶，到凯博学院听讲座，还要骑个自行车，往车筐里装满满一筐笔记本，到了晚上，边喝可可，边严肃地讨论性问题。唉，查尔斯，从上学期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我现在感觉自己好老啊。”
“我感觉自己是中年人。这绝对更可怕。我想，我们是把在这里能找到的乐子都享受过了。”
我们静静地坐在炉火前，暮色降临。
“安东尼·布兰奇走了。”
“为什么？”
“他给我写了封信。显然，他在慕尼黑找了套公寓——和那里的一个警察扯上关系了。”
“我会想念他的。”
“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会的。”
我们又沉默了。我们如此安静地坐在火光前，以至于有个人进来找我时，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以为屋里没人便走了。
“不能这样开始一个新的学年。”塞巴斯蒂安说。但这个阴郁的十月黄昏，似乎把它寒冷而潮湿的气流吹到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那一整个学期，甚至是那一整年，塞巴斯蒂安和我生活在越来越沉重的阴影中，玩具熊阿洛伊修斯坐在塞巴斯蒂安卧室的抽屉柜顶上，无人问津，就像某个神物。大家起初把它藏起来不让教士看到，但最终，所有人都将它遗忘了。
我们俩都有所改变。我们失去猎奇之心，猎奇之心在第一学年引发了我们混乱无序的状态。我安定下来。
出乎我的意料，我竟然怀念起堂兄贾斯珀。他在学位考试中拿到一等荣誉学位后，目前正在伦敦笨手笨脚地开始一种扰乱公众的生活。我需要他带给我冲击，没有他强大影响的存在，学校生活貌似失去牢固的根基，再也不能像夏天那样，激起我的愤慨，并让我赋予那种愤慨某种涵义了。更重要的是，我是酒足饭饱地回到学校的，带着些许愧疚。我下定决心放慢节奏，再也不成为父亲的笑柄。他古怪的言辞比任何谴责都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挥霍度日是个愚蠢的错误。我这学期没有受过一次批评，我在历史课上表现优异，在学期初的考试中就拿到中等成绩，所以我没费什么力气就和导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我和历史学院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我每周写两篇论文，偶尔去听听讲座。除此以外，第二学年伊始，我加入拉斯金艺术学院。我们每周有两三个上午聚集在一起，大概有十几个人——至少一半都是牛津北区的富家千金——我们周围摆满阿什摩林博物馆各种古董的铸造模型。我们每周两次在茶店楼上的小房间里画裸体模特。学校方面煞费苦心地要杜绝一切夜间不良活动，从伦敦请来给我们当模特的年轻女郎只能在白天逗留，不能在大学城里留宿。我还记得，那小房间里靠近油灯的侧墙总是玫瑰色的，另一面墙上却杂色斑驳，高低不平，像被人抓过。就在那儿，在那油灯的气味中，我们跨坐在小板凳上，召唤几乎看不见的特丽比[73]的幽灵。我的画一文不值。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创作了一些精致复杂的临摹小作品，这些画有些被当时的朋友保存，朋友时不时地拿出画来让我难堪。
指导我们的是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人，他对我们抱着充满戒备的敌意。他穿深蓝色衬衫，系柠檬黄领带，戴角质架眼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样的暗示，我开始改变自己的衣着风格，最后接近堂兄贾斯珀认为的适合在乡间别墅做客的模样。总之，凭借得体的打扮和愉快认真的学习态度，我成了学院里相当体面的一号人物。
塞巴斯蒂安的情况就不同了。一年的混乱生活填补了他内心深处的需求，那就是逃避现实，现在，他发现，在原本感觉自由自在的地方有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哪怕是同我在一起时，他也经常无精打采、闷闷不乐。
那个学期，我们很少同外人打交道，形影不离，不再需要去别处寻找朋友。堂兄贾斯珀跟我说过，到了二年级，花时间去甩掉一年级交的朋友是很正常的事，实际情况果真如此。我的大部分朋友是通过塞巴斯蒂安认识的。于是，我们一起把他们甩掉，并不再结交新友。我们并没有作出任何宣言。起初，我们似乎还是和往常一样频繁地与他们见面，也一起参加聚会，但我们自己很少筹办聚会。我无意取悦新生，他们就和他们在伦敦的姐妹一样，在这里正式开始社交。每个聚会上都有陌生的面孔，我几个月前也许会热切地结识新朋友，可现在，我只觉得这样做是多此一举。我们那个彼此亲密的小圈子，曾经在夏日的阳光下那般活跃，如今也在弥漫的雾气和河岸的暮色中变得黯淡而沉默，那雾气和暮色让我的这一整年充满柔软朦胧的色彩。安东尼·布兰奇离开时，带走了一些东西。他锁上一扇门，把钥匙挂在自己的钥匙链上，带走了。原本视他为陌路人的朋友，现在都需要他。
我感觉，一场日间慈善演出结束了。剧院经理扣上他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外套，拿走自己的报酬，郁郁寡欢的剧场女士们群龙无首。没有了他，她们忘记提示，胡乱篡改台词。她们需要他在恰当的时候拉起幕布，需要他指挥舞台灯光，需要他在旁边悄声提醒，需要他以专横的目光紧盯乐队的指挥。没有了他，便没有周刊派来摄影记者，也没有事先策划好的正面报道以及大家快乐的期待。再没有什么比共同的事业更能将他们牢牢联系在一起。可现在，金色蕾丝和天鹅绒衣服都被收起来，还给戏服出租商，取而代之的是单调沉闷的日间制服。在几小时的愉快彩排中，在短短几分钟忘情投入的表演中，她们扮演精彩的角色，出演伟大的祖先，被认为成功再现了名画中的英雄人物。现在，一切结束，在白日凄寒的阳光中，她们必须回到各自的家，回到频繁前去伦敦办事的丈夫身边，回到输掉牌局的情人身边，回到太快长大的孩子身边。
安东尼·布兰奇的那伙人分道扬镳，成了十来个暮气沉沉的英国年轻人。他们以后将说起：“你还记得我们在牛津时都认识的那个非同寻常的家伙安东尼·布兰奇吗？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他们原本是从一群人中被随意挑选出来的，现在又缓慢而笨拙地回到那群人中，越来越没有个性，无法分辨。这种改变在我们看来一目了然，可他们自己看不出来。他们还会不时地来我们的住处聚会，但我们不再主动邀请他们。相反，我们对文化层次没那么高的同类产生兴趣，经常去圣埃波斯和圣克莱蒙特那些贺加斯风格的小酒馆以及老集市和运河之间的大街上消磨夜晚时光。我们玩得很开心，我相信，那些地方的人也都很喜欢我们。我们对“花匠胳膊”酒馆，“小马头”酒馆，剧场旁边的“德鲁伊头颅”酒馆，还有“地狱走廊地盘”酒馆都很熟悉。在最后那家酒馆，我们总是很容易碰到其他本科学生——他们是布雷齐诺斯学院热衷泡吧的运动员——塞巴斯蒂安对他们充满恐惧，就像穿上了与自己职位不符的制服。很多个夜晚因为他们的闯入而被破坏，他会留下只喝了一半的酒，烦闷地转身回到学校。
马奇曼夫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找到我们的。当时，圣米迦勒节刚开始，她来牛津逗留一个星期。她发现塞巴斯蒂安一蹶不振，成群结队的朋友中只剩下我一个。她接受我是塞巴斯蒂安的朋友这一事实，努力想把我也变成她的朋友。可在这过程中，她无意间伤害到我们之间友谊的根基。她对我无比友善，这是我可以指摘她的唯一之处。
她来牛津是找万灵学院的桑格拉斯先生，这位先生现在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马奇曼夫人正着手写一本纪念弟弟奈德的书，这本书只会在她的朋友圈子里传阅。在牺牲于马恩河战役[74]和帕斯尚尔战役[75]的三位传奇英雄中，奈德是最年长的一位。他去世后留下大量文件资料——诗歌、信函、演讲稿、文章等。哪怕只是为了在有限的小圈子里流传，要把这些资料编辑好，也需要熟练的技巧，并作出无数决定。一个对兄弟充满崇敬之情的姐姐做这件事，是很容易犯错误的。她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寻求外人的建议。她来找桑格拉斯先生帮助自己。
桑格拉斯是位年轻的历史学教师，身材矮胖，穿着整洁，稀疏的头发平伏地贴在硕大的脑袋上。他双手灵活，脚很小，看起来像是洗了太多澡。他态度温和，但言辞怪异。我们慢慢熟悉了他。
桑格拉斯特别适合帮助别人工作，他自己也是几本颇为流行的小书的作者。他是档案室里的钻研家，对奇特的事物有着敏锐的嗅觉。塞巴斯蒂安说他是“妈妈的人”，这话不太准确。实际上，任何人只要拥有吸引他的东西，他就是此人的人。
桑格拉斯先生是家族谱系学家，也是正统主义者。他热爱被剥夺了权力的皇室，也很清楚夺权声明是否合法有效。他没有宗教信仰，但对天主教会的了解超过绝大多数教徒。他在梵蒂冈有朋友，可以滔滔不绝地说起梵蒂冈的各种政策和人事安排，说出哪个神职人员目前正在得宠，哪个正遭排挤，最近的神学理论中又有哪些引起了质疑，再不然就是哪个耶稣会会士或多明尼克教派修道士正处于如履薄冰的境地，说他们在大斋节的演讲上简直就是冒险顶风而行，如此等等。除了信仰，他什么都有。后来，他喜欢上去布赖兹赫德的小教堂参加祈福仪式，看着这个家族的女人们头戴黑色蕾丝面纱，虔诚地低头祈祷。他热爱上流社会早已被人遗忘的丑闻，成为推定家族谱系的专家。他声称喜欢过去，但我一直觉得，他认为那些与他扯上关系的名人，无论是死是活，都很荒谬；只有他，桑格拉斯先生，才是真实的，其他一切不过是场虚无缥缈的盛会。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游客，值得信赖，也傲慢，所有的外来之物都是为了供他娱乐才被展现出来。他的学究气质中带着一丝过于轻快的味道。我怀疑，他装饰着镶板的房间里说不定藏着一台留声机。
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和马奇曼夫人在一起。我当时想，她再也找不出比眼前这位野心勃勃的知识分子更能和她形成鲜明对比、更能衬托出她自身魅力的人了。大张旗鼓地闯入别人的生活并非她的作风，但那一周快要结束时，塞巴斯蒂安颇有些酸溜溜地说：“你和妈妈看上去很亲密啊。”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在不知不觉中被迅速拉进一段亲密关系，因为她对任何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人际关系都缺乏耐心。她离开时，我向她承诺，下一次假期，除了圣诞节当天，我会在布赖兹赫德庄园度过其余时间。
一两周后，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在塞巴斯蒂安的房间等他从导师那里回来，朱莉娅走进来，后面还跟着个大块头男人，她介绍说那是“莫特拉姆先生”，并喊他“雷克斯”。他们解释说，他们刚从一起度周末的房子开车过来。雷克斯·莫特拉姆穿着方格粗呢外套，热情而自信；朱莉娅穿着毛皮大衣，冷漠而羞涩，径直走向壁炉，蹲在炉火前，浑身颤抖。
“我们希望塞巴斯蒂安能请我们吃午餐，”她说，“他如果不请，我们还可以去找博伊·马尔卡斯特，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和塞巴斯蒂安一起吃更好。我们好饿啊。我们这个周末在雷克斯家一直在挨饿。”
“博伊和塞巴斯蒂安都会和我一起吃午餐。你们也来吧。”
就这样，他们毫无异议地来到我的房间，加入大家的行列。这是我举办的最后几次传统宴请中的一次。雷克斯·莫特拉姆竭力表现自我。他很英俊，黑色的头发低垂在前额和浓密的黑眉毛上方。他说话时带着有趣的加拿大口音。他想要别人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别人很快就统统知道了：他是一个财运很好的人，一个议会议员，一个赌徒，一个好人；他定期和威尔士亲王打高尔夫，和“麦克斯”、“F·E”、“格蒂”·劳伦斯[76]、奥古斯都·约翰[77]以及卡朋特尔[78]关系都不错——他好像和任何一个他随口提及的人关系都不错。他说起大学：“不，我从来没念过大学。上大学意味着你比其他人推迟三年开始生活。”
而他的生活，据他所说，始于战争。他在加拿大军队服役期间获得十字勋章，离开军队时已是一位知名将军的高级副官。
我们认识他时，他应该不超过三十岁，可在我们牛津学生看来，他显得太老了。朱莉娅对他的态度是淡淡的藐视，和她对整个世界的态度一样，但藐视中带着一种占有感。午餐期间，朱莉娅打发他去车上给她拿香烟。他偶尔一两次说起大话时，朱莉娅替他道歉，说：“别忘了他是从殖民地来的。”他则以哈哈大笑作为回应。
他走后，我问他到底是谁。
“哦，就是朱莉娅的人呗。”塞巴斯蒂安说。
一周后，我们接到一封他发来的电报，他邀请我们和博伊·马尔卡斯特去伦敦参加第二天晚上“为朱莉娅举办”的晚宴。我们有些惊讶。
“我觉得他应该不认识什么年轻人，”塞巴斯蒂安说，“他所有的朋友都是伦敦商人和下议院老奸巨猾的家伙。我们去不去呢？”
我们商量了此事。我们因为目前在牛津的生活如此压抑，最终决定去。
“他为什么要邀请博伊？”
“朱莉娅和我从小就认识博伊。我猜，他发现博伊和你一起吃饭，以为博伊是你的好朋友吧。”
我们并不喜欢博伊·马尔卡斯特，不过，能从学校请假整晚不归，我们三个都很兴奋，我们开着哈德卡斯的车，向通往伦敦的大路出发了。
我们打算晚上住在马奇曼公馆。我们先去那儿换正装，换衣服时就喝完了一瓶香槟。我们三个的房间都在三楼，我们进出彼此的房间串门，和楼下富丽堂皇的装饰相比，这几个房间显得相当寒酸。我们下楼时，朱莉娅从我们身边经过，走到楼上她自己的房间。她还穿着白天的衣服。
“我会迟点到，”她说，“你们几个最好先去雷克斯家。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这是个什么晚宴？”
“我被牵扯进一个可怕的慈善舞会。雷克斯坚持要先为舞会举办一次晚宴。我们在那儿碰头。”
从公馆走着就能到雷克斯·莫特拉姆住的地方。
“朱莉娅会晚点到，”我们说，“她刚上楼去换衣服。”
“那就意味着要等一个钟头。我们先喝点葡萄酒吧。”
一个被介绍为“钱皮恩太太”的女人说：“雷克斯，我敢肯定，她希望我们先开始。”
“好吧，不管怎么说，还是先喝点葡萄酒吧。”
“要不来瓶杰罗鲍姆[79]？”她有些不悦地说，“你不是什么东西都想要最大的吗。”
“我们这么多人喝，这也不算很大一瓶。”他一边说一边拿过酒瓶，打开瓶塞。
在场的还有两个女孩，她们都和朱莉娅差不多年纪，似乎都参与了舞会的筹办工作。马尔卡斯特早就认识她们，我觉得她们也应该认识他，只是对他没什么兴趣。钱皮恩太太跟雷克斯说着话。塞巴斯蒂安和我发现，我们又和平常一样，独自喝闷酒。
朱莉娅终于到了，不急不慢，打扮精致，毫无歉意。“你们不应该让他等我，”她说，“这是他们加拿大人的礼节。”
雷克斯·莫特拉姆是位慷慨的主人。晚餐结束时，我们三个来自牛津的学生早就酩酊大醉。我们站在大厅，等着女孩子们下楼时，雷克斯和钱皮恩太太从我们身边走开，边走边用尖锐但低微的声音说话。马尔卡斯特说：“哎，我们还是逃离这个可怕的舞会，去梅菲德妈妈那儿吧。”
“梅菲德妈妈是谁？”
“你认识梅菲德妈妈的。谁不认识老一百号的梅菲德妈妈呀。我在那儿有熟人——一个叫爱菲的小甜妞。爱菲如果听说我到了伦敦没去看她，那我可有得受了。走吧，去梅菲德妈妈那儿见见爱菲。”
“好吧，”塞巴斯蒂安说，“我们就去梅菲德妈妈那儿认识一下爱菲。”
“我们从好心的莫特拉姆这里再拿一瓶酒，然后就离开这该死的舞会，去老一百号。怎么样？”
离开舞会并非难事。雷克斯·莫特拉姆找来的女孩在舞会上有很多朋友，我们和她们一起跳了一两支舞以后，桌边就围满了人，雷克斯·莫特拉姆要来越来越多的酒。没过多久，我们三个便一起走到外面的人行道上。
“你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吗？”
“当然知道。水沟大街一百号。”
“那是哪儿？”
“就在莱斯特广场旁边。最好开车去。”
“为什么？”
“去这样的场合，有自己的车总是好些。”
我们没有对这个理由提出质疑，于是也埋下了错误的根源。汽车停在马奇曼公馆前院，离我们参加舞会的酒店不到一百码。马尔卡斯特开着车，转悠半天后，把我们安全带到水沟大街。一扇大门指明我们的目的地，一位看门人站在阴暗门道一侧，一位穿晚礼服的中年人站在另一侧。他脸朝墙壁，正把前额贴在砖头上凉快凉快。
“别进去，你们会中毒的。”中年男人说。
“是会员吗？”看门人问。
“我叫马尔卡斯特，”马尔卡斯特说，“马尔卡斯特子爵。”
“好吧，进去试试。”看门人说。
“你们会被抢的，会中毒的，会被传染的，会被洗劫一空的。”中年男人说。
阴暗的门道里有一扇明亮的小窗。
“是会员吗？”穿着晚礼服、身材粗壮的女人问。
“我喜欢你这么问，”马尔卡斯特说，“可你现在也该认识我了吧。”
“是的，亲爱的，”女人漠然地回答，“每人十先令。”
“喂，你看你看，我以前可从来没付过钱。”
“别这么说，亲爱的。我们今天晚上客满了，所以要收十先令。后面来的人都得付一英镑了。你们运气好。”
“让我跟梅菲德妈妈说几句话。”
“我就是梅菲德妈妈。每人十先令。”
“哎呀，妈妈呀，你穿得这么漂亮，我刚才都没认出来。你认识我的，对不对？我是博伊·马尔卡斯特啊。”
“是啊是啊，亲爱的。每人十先令。”
我们交了钱，挡在我们和里间大门之间的男人给我们让出道来。里面又热又挤，当时的老一百号正处于鼎盛时期。我们找到一张桌子，点了一瓶酒，服务生收了钱才把酒瓶打开。
“爱菲今天晚上在哪儿？”马尔卡斯特问。
“爱菲是谁？”
“爱菲啊，就是一直在这里的那个姑娘。很漂亮、肤色很深的那个。”
“在这里工作的姑娘很多。有些肤色深，有些肤色白。有些也可以说漂亮。但我没时间去记住她们的名字。”
“那我自己去找她吧。”马尔卡斯特说。
他走了以后，两个女孩在我们桌子旁停下脚步，好奇地打量我们。“走吧，”一个女孩对另一个说，“我们这是浪费时间。他们是同性恋者。”
很快，马尔卡斯特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带着爱菲回来了。服务生不等吩咐，立刻为爱菲端来一盘鸡蛋加火腿。
“这是我整晚上吃的第一口东西，”她说，“这里只有早餐还不错。到处闲逛真是叫人饿死了。”
“这个要六先令。”服务生说。
爱菲填饱肚子后，擦了擦嘴巴，看着我们。
“我以前见过你，还经常见到你，是不是？”她对我说。
“恐怕不是。”
“我见过你吧？”她又对马尔卡斯特说。
“啊，我希望你还记得我。你难道忘了我们九月份共度的那个小小夜晚吗？”
“没忘，亲爱的，当然没忘。你是那个把自己的脚趾割伤的禁卫军小伙，是不是？”
“哎，爱菲，别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难道那是另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我知道了——你是警察来的那天和邦蒂在一起的那个人吧。我们还一起躲在放垃圾桶的那个地方。”
“爱菲就喜欢跟我开玩笑，是不是，爱菲？我太久没来，你生我的气了，是不是？”
“随你怎么说吧，反正我知道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别开玩笑了。”
“我没打算开玩笑。真的。想去跳舞吗？”
“目前还不想。”
“谢天谢地。我今天晚上穿的鞋子格外挤脚。”
她很快就和马尔卡斯特聊得火热。塞巴斯蒂安往后一靠，对我说：“我要去叫那两个女孩过来。”
之前打量过我们的两位单身女子又朝我们转悠过来。塞巴斯蒂安微笑着，站起身迎接她们。很快，她们也尽情地大吃特吃起来。一个女孩长着骷髅般的脸，另一个则像病怏怏的小孩。骷髅头的目标好像是我。“要不搞个小聚会吧，”她说，“就我们六个人，去我家怎么样？”
“没问题。”塞巴斯蒂安说。
“你们进来时，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同性恋者。”
“那是因为我们太年轻了吧。”
骷髅头咯咯直笑。“你真幽默。”她说。
“你们真的好可爱，”病娃娃说，“我得去跟梅菲德夫人说一声，我们要出去。”
我们再回到大街上时，午夜刚过，时间尚早。看门人劝我们叫辆出租车。“我会照看好你的车的，先生。我要是你，就不会自己开车，先生，真的不会。”
可塞巴斯蒂安还是坚持自己开车，两个女孩坐在他旁边，一个女孩坐在另一个身上，为他指路。爱菲、马尔卡斯特和我坐在后排。我记得，我们出发时还小小地欢呼了一番。
车没有开出很远，转上沙夫茨伯里大路，向皮卡迪利大街进发时，差点迎头撞上一辆出租车。
“我的天哪，”爱菲说，“你要看路啊。你想把我们都害死吗？”
“是那个家伙不小心。”塞巴斯蒂安说。
“你这么开车太不安全了，”骷髅头说，“再说，我们应该走路的那一边。”
“是该走那边。”塞巴斯蒂安猛地把车甩到马路对面。
“喂，停车。我宁愿走路。”
“停车？没问题。”
他踩下刹车，我们的车猛地横在马路中央。两位警察加快脚步，朝我们走来。
“让我下车。”爱菲说完，连蹦带跳地逃走了。
其余人都被抓住了。
“警官，我如果影响了交通，我道歉，”塞巴斯蒂安小心翼翼地说，“但那位女士硬要我停车让她下去。她不允许我拒绝。你们也许看到了，她很赶时间。她精神有点问题，知道吧。”
“让我跟他说，”骷髅头说，“放松点，帅哥，除了你们，谁也没看到什么。这些男孩子并不是故意捣乱。我会把他们送上出租车，保证他们安安静静回家去。”
警察认真打量着我们，心里盘算着。马尔卡斯特如果没有说那句话，我们会顺利过关。可他偏要说：“喂喂，我说好人们哪，你们没必要这么较真。我们刚从梅菲德妈妈那里出来。我敢说，她肯定给了你们不少好处，让你们睁只眼闭只眼。那你们就对我们睁只眼闭只眼呗，不会吃亏的。”
这番话打消了警察原本可能有的疑虑。我们很快便被送进牢房。
我们是怎么被送去牢房，又是怎么被关起来的，我都不太记得了，只记得警察要求我们清空口袋里的东西时，马尔卡斯特表示强烈的抗议，说狱卒是在趁机偷窃。然后，我们就被关了起来，我第一个清晰的记忆是铺着瓷砖的墙壁，还有一盏灯高高地挂在厚玻璃板下面。一张高低铺，一扇门，但门板朝里这一面并没有门把手。在我左边的某个地方，塞巴斯蒂安和马尔卡斯特正暴跳如雷。塞巴斯蒂安在来警局的路上都还站得很稳，也很镇静。可此刻在牢房里，他像是发了狂，拼命捶门，大叫道：“去你妈的，我没喝醉。来给我开门。我要见医生。我告诉你们，我没有喝醉。”与此同时，马尔卡斯特在更远的地方喊：“天哪，你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你们犯了个天大的错误，我告诉你们。给内政大臣打电话。把我的律师叫来。我要求人身保护。”
其他牢房传出抱怨之声，形形色色的流浪汉和小偷们还想睡会儿觉呢：“喂，安静点！”“你们能不能让我们清净点啊？”“这里是拘留所还是疯人院啊？”来回巡逻的警察隔着栏杆警告我这两个同伴：“你们要是不清醒清醒，就在这儿蹲一晚上吧。”
我心情低落地坐在床铺上，打了一会儿瞌睡。喧哗声平息下来，塞巴斯蒂安大喊：“我说，查尔斯，你在吗？”
“我在。”
“这事麻烦了。”
“我们能保释什么的吗？”
马尔卡斯特似乎睡着了。
“我告诉你，那个人——雷克斯·莫特拉姆——要是在这里那可真是如鱼得水。”
我们费了不少劲才联系到他。我先按半个小时铃，负责的警官才来应答。他虽然满腹怀疑，但最终同意给正在举行舞会的酒店打个电话。过了很久，我们牢房的门终于打开了。
警局混合着污垢与消毒剂酸臭味的浑浊空气里飘来一股哈瓦那雪茄香甜浓郁的气息——是两支哈瓦那雪茄一起散发出来的，雷克斯抽着一支，负责的警官抽着一支。
雷克斯站在值班室，俨然权力与幸运的化身——只不过是处在滑稽喜剧中。他穿着镶毛皮边的大衣，大衣上有宽大的阿斯特拉罕羔羊皮翻领，戴一顶丝绒帽子。警察们对他毕恭毕敬，一副乐意效劳的模样。
“我们必须履行职责，”他们说，“把这几位年轻的先生拘留。这是为了保护他们。”
马尔卡斯特看上去酩酊大醉，口齿不清，抱怨自己被剥夺了合法的陈述权和公民权。雷克斯说：“最好还是让我来说话吧。”
此时，我也清醒了，入迷地听着雷克斯如何将我们的问题解决。他查看案件记录，与逮捕我们的警察亲切交谈。他以非常微妙的方式暗示，他愿意出钱摆平此事，而他发现这件事已经拖得太久，知情的人也太多以后，又很快把这一暗示掩饰过去。他保证第二天十点将我们送到地方法庭，然后就领着我们走了。他的车停在外面。
“今天晚上再讨论这件事毫无意义。你们准备住在哪儿？”
“马奇曼公馆。”塞巴斯蒂安说。
“你们最好跟我一起。我可以安排你们今晚的住处。把一切都交给我吧。”
显然，他对自己的办事效率相当满意。
第二天早上，他这种得意之情愈发明显。我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醒来，满心惊讶和迷惑。在清醒后的头几秒钟里，前一天晚上的记忆慢慢回来。一开始，我觉得那是场噩梦，然后才意识到一切都是真的。此时，雷克斯的男仆正打开一个手提箱。他看到我有动静之后，走到洗手台前，从一个瓶子里倒出点什么东西。“我想，我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从马奇曼公馆拿来了，”他说，“莫特拉姆先生派人去赫佩尔药店买了这个。”
我喝过药，感觉好多了。
从特兰佩理发店来的人给我们修了面。
雷克斯和我们一起吃早餐。“以良好的面貌出现在法庭上很重要，”他说，“幸好你们的衣服看起来不差。”
早饭过后，律师来了。雷克斯向他简要介绍案子的情况。
“塞巴斯蒂安比较麻烦，”他说，“他醉酒驾车，最高可以判六个月监禁。很不幸，你们将要面对的是葛瑞格法官。他对这种案子一向很严厉。我们今天上午要做的是为塞巴斯蒂安争取一周的时间，以准备辩护。你们两个就直接认罪，说你们非常抱歉，然后支付五先令罚款。我还得给晚上的报纸做做工作。《星报》可能不好对付。
“记住最重要的一点，绝对不要提起老一百号。幸好那几个妓女是清醒的，没有受到指控，可她们已经被作为目击证人记录在案了。我们如果试图否认警方的证据，她们就会被传唤到庭。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所以，必须全盘承认警方所说的故事，寄希望于地方法官大发慈悲，不要因为一次淘气轻率的举动，就毁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会没事的。我们还需要一位大学导师来证明你们的人品。朱莉娅告诉我，你们有个性格很温和的老师，叫桑格拉斯。他可以。与此同时，你们的故事必须简明扼要。就说你们从牛津来，参加一个非常体面的舞会，因为不常喝酒，不小心喝多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迷了路。
“我们办完这边的事以后，还要想办法和你们学校的领导解决此事。”
“我叫他们联系我的律师，”马尔卡斯特说，“他们不愿意。他们犯的这个错误简直无可救药，我看他们难逃干系。”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你就不要再挑起什么争端了。认错、缴罚款就行了。明白吗？”
马尔卡斯特嘟囔几声，表示同意。
法庭上发生的一切全如雷克斯所料。十点半，我们站在博尔大街上。马尔卡斯特和我恢复自由，塞巴斯蒂安则必须依法一周后再回来。马尔卡斯特对自己所受的委屈保持沉默。他和我受到警告，每人缴五先令罚款和十五先令诉讼费。马尔卡斯特越来越让我们讨厌，所以，我们听到他说要去伦敦处理别的事务时，真是如释重负。律师也匆匆离开后，只剩下塞巴斯蒂安和我孤身两人，闷闷不乐。
“我想妈妈肯定听说这件事了，”他说，“该死，该死，该死！天气这么冷。我却不能回家。我没有地方可去了。我们干脆偷偷溜回牛津，等着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吧。”
警务法庭上一些声名狼藉的常客进进出出，在台阶上上上下下。我们站在迎风的街角，还没有做出决定。
“为什么不去找朱莉娅呢？”
“我也许会出国。”
“我亲爱的塞巴斯蒂安，你无非就是会挨一顿训，交几英镑罚款。”
“是，但一切都好麻烦——妈妈、布赖迪，还有家里的其他人、学校的老师。我宁愿去蹲监狱。我如果就这么偷偷溜到国外，他们不可能把我抓回来，对吗？别人在被警察追捕后就是这么干的。我知道，妈妈到时候又会表现得好像是她承受了全部的压力。”
“我们给朱莉娅打个电话吧，让她和我们在什么地方见个面，详细谈一谈。”
我们在伯克利广场的冈特餐厅见面。朱莉娅和当时很多女孩子一样，戴着一顶绿色帽子，帽檐压到眼睛上方，帽子上还别着一枚钻石箭头的饰品。她的胳膊下夹着一条小狗，小狗身体的四分之三都被裹在毛皮大衣里。她带着不同寻常、饶有兴趣的表情跟我们打招呼。
“喂，你们两个捣蛋鬼。我不得不说，你们看起来还挺好的嘛。我唯一一次喝醉时，第二天整天都是瘫的。我还以为你们会带我一起去呢，那个舞会简直要了我的命。我一直都很想去老一百号，就是没人带我去。那儿是不是跟天堂一样？”
“这么说来，你也知道整件事情了？”
“今天早上，雷克斯给我打电话，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你们的女朋友什么样？”
“别一副色眯眯的样子。”塞巴斯蒂安说。
“我那个女朋友像个骷髅。”
“我的那个像个痨病鬼。”
“天哪。”我们在外面跟女人玩过这件事显然令朱莉娅提高了对我们的评价。她的兴趣点是那些女人。
“妈妈知道了吗？”
“她不知道骷髅头和痨病鬼。她只知道你们进了监狱。我告诉她的。当然，她接受了这件事。你也知道，她一直觉得奈德舅舅做的任何事情都无可指摘，而他也坐过一次牢，因为他把一头熊带到罗伊德·乔治主持的会议会场，所以，妈妈感觉这整件事只不过是人性使然。她想跟你们两个一起吃中饭。”
“天哪！”
“唯一的麻烦在于报社和家里的其他人。查尔斯，你家里的情况麻烦吗？”
“我家只有我父亲。他永远都不会听说这件事。”
“我们家的情况就复杂了。那些亲戚，可怜的妈妈跟他们一直相处得不好。他们会写信来，会假装同情，登门造访。可有一半的人将永远在内心深处认为：‘这就是把孩子培养成天主教徒的下场。’而另一半人会说：‘这就是把他送去伊顿公学而不是斯托尼赫斯特学院的下场。’可怜的妈妈怎么做都是错。”
我们和马奇曼夫人一起用午餐。她带着幽默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整件事。她唯一的指责是：“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跑去和莫特拉姆住在一起。你们可以一开始就来找我，告诉我这件事。
“我要怎么跟全家人解释呢？”她问，“他们发现我没有他们生气时，一定会很惊讶吧。你认识我嫂子范妮·萝斯康曼吗？她一直认为我带孩子很差劲。现在，我觉得她说得对。”
我们离开时，我对塞巴斯蒂安说：“她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了。你之前为什么那么担心？”
“我没法跟你解释。”塞巴斯蒂安痛苦地说。
一周后，塞巴斯蒂安出席受审，被罚款十镑。报纸大张旗鼓地报道此事，其中一份报纸的标题很是讽刺：“侯爵之子不习惯饮酒”。地方法官说，正是警方迅速的行动才使他不至于面临更严重的指控……“你真走运，没有引发严重事故……”桑格拉斯先生作证说，塞巴斯蒂安的人品无可指责，但他在牛津大学的光明前程将因此岌岌可危。报纸抓住这一点——“模范学生前途堪忧”。法官说，如果不是桑格拉斯先生的证词，他也许会杀一儆百，给出严厉的惩戒。无论是牛津学生，还是小流氓，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实际上，家庭背景越好，触犯法律就越可耻……
桑格拉斯先生的能力不仅体现在博尔大街。在牛津，他所表现出的热情与机敏和雷克斯·莫特拉姆在伦敦的表现完全一样。他与学校领导、学监和副校长谈话，他劝贝尔主教去找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他安排马奇曼夫人与校长本人谈话。一切努力的结果，就是我们三人在这学期剩下的时间里再也不能踏出校门。不知道为什么，哈德卡斯再次被剥夺使用自己汽车的权利，整件事就这样慢慢过去了。我们所承受的持续时间最长的惩罚是和雷克斯·莫特拉姆以及桑格拉斯亲密接触，由于雷克斯主要生活在伦敦的政治和高层金融圈，而桑格拉斯更贴近我们在牛津的生活，所以，我们在他那儿遭了更多的罪。
在那学期余下的日子里，他像个幽灵一样纠缠我们。我们被“禁足”，晚上不能待在一起。九点之后，我们只能各过各的，任由桑格拉斯摆布。他似乎没有一晚不来找我们其中一个。他说起“我们那次小小的恶作剧”时，就好像他当时和我们一起进了监狱，与我们产生了某种联系纽带……有一次，我翻过学院围墙，被桑格拉斯发现我过了关门时间还在塞巴斯蒂安的房间。他把这次事件也当成一种纽带。因此，我在圣诞节后到达布赖兹赫德庄园，发现桑格拉斯也在那里时，一点也不惊讶。他一个人坐在被他们称作“壁毯大厅”的房间里的炉火前，仿佛是在等我。
“你看，我正独自占有这一切。”他说。确实，他看上去好像占据了整个大厅，占据了这个四周挂满各种狩猎战利品的阴森场景，占据了壁炉两侧的女像柱。他站起身，握住我的手，像个主人迎接我时，还占据了我。“今天早上，”他继续说，“我们马奇曼狩猎协会举行了一次草坪会议——那场面古香古色，真是妙不可言——所有的年轻朋友都去猎狐了，包括塞巴斯蒂安。他穿着粉红色外套，看上去很优雅。你听到我这么说应该不会觉得惊讶吧。至于布赖兹赫德，与其说优雅，倒不如说令人震撼。他和一个名叫沃特·斯特克兰德·维纳博斯的本地人主持聚会，那人很有意思。我多么希望他们两人的形象能出现在这些单调无趣的壁毯上啊——大概能为壁毯增色不少。
“我们的女主人一直在家。家里还有一位正处于康复期的多明尼克教徒，他读了太多马里丹[80]的著作，对黑格尔[81]知之甚少。当然，艾德里安·波森爵士也在，以及那两个叫人望而生畏的马札儿族[82]堂兄弟——我试过用德语和法语和他们交流，可两种语言都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这些人现在都坐车去拜访邻居了。我整个下午就舒舒服服地坐在炉火前，和无与伦比的查勒斯[83]待在一起。你的到来，让我有了拉铃叫人送茶的勇气。我该怎么帮你参加这次聚会呢？唉，聚会明天就要结束了。朱莉娅小姐要去别的地方庆祝新年，还要把最富有、最时髦的那帮人都带走。我会怀念在这屋子里出现的美人们——尤其是一个名叫西莉娅的。她是我们倒霉的老朋友博伊·马尔卡斯特的妹妹，幸好完全不像他。她说起话来就像小鸟，抓住一个话题便喋喋不休。我觉得她很迷人，她的衣着打扮就像学校里的班长，我只能用‘俏皮性感’来形容。我会想念她的，我明天不会跟他们一起走。从明天开始，我要认真研究我们女主人的书——相信我，这本书就是它那个时代的珍宝库，纯粹真实的1914年史。”
茶送了上来。我们俩喝完茶没多久，塞巴斯蒂安回来了。他说，他很早就和狩猎的队伍走散，于是骑马慢悠悠地回家来。过了一会儿，其他人也回来了，是在傍晚时分被汽车接回来的。布赖兹赫德没有出现，他在养狗场有些事情要处理，科迪莉娅跟他一起去了。回来的人挤满整个大厅，很快，大家都吃上了炒鸡蛋和烤松饼。在家中吃过午餐，又整整一下午都在炉火前打盹的桑格拉斯，也和他们一起吃了鸡蛋和松饼。接着，马奇曼夫人一帮人也回来了，我们准备去楼上换用晚餐的衣服时，她说：“谁要去小教堂做祈祷？”塞巴斯蒂安和朱莉娅说他们必须马上洗澡，桑格拉斯先生和修道士便随她一起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