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们停下来等火车通过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我回想起妈妈是轻轻地吻了我之后才挥着手，将乘飞机的钱交给了那个瘦骨如柴的巡回飞行表演者。太阳很大，但她的嘴唇冻得冰冷。我看到她咬紧牙关，她从没坐过飞机，做这个决定前她一定很害怕。尽管她的动作看上去很大胆，但从钱包里抽出钞票时，她的笑容太灿烂、太空洞。她只想冒一次险，打破单调乏味的生活，她害怕的神情和冷冰冰的吻可以证明这一点。自然，她拿出钞票时奥玛被她迷住了，然后爱上了她，开始偷偷计划与她远走高飞。引擎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但仍然可以听到她的哭喊，无论她怎么请求，他只是不停地飞。
即便现在，我和弗勒坐在铁轨边，疾驰而来的火车带起的风朝我们扑来时，妈妈仍然是那个男人的俘虏。
我要去救她。等我能走路了，就算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找到那家伙。清早，我站在他家门口，他正在擦掉胸口的肥皂。他一开门我就揍他，不给任何警告。在我和弗勒的行走过程中，我已用无数方法杀死过那个飞行员无数次。每一个结局都是妈妈踩着他的尸体向我奔过来，她紧紧抱住我，她温暖的双唇吻着我，恋恋不舍。
我不确定是一周还是两周后，我们来到了弗勒居住的保留地。我们每天走的路不会超过一二英里，因为沿途齐整地分布着农场，需要不时绕道。赶路的那段日子，风吹裂了我的脸，雨使我的皮肤变得粗糙。如果是寒夜或雨夜，弗勒会用毯子和油布将我包裹住。有时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蜷成一团，温暖地依偎在她身旁，但我从未触碰过她的肌肤。当我认为我会一直活在她的庇护下时，突然有一天，我们到达了最终的目的地。
那一天，弗勒拉着板车离开铁轨，沿着牛车压过的两条车辙前进。我们渐渐远离农场，来到空旷的大草原。我们走了好久才看到人烟。我们路过一间间低矮的由泥砖砌成的小屋，屋里住着齐佩瓦人，或是模样更加凶狠的带有法国和印第安血统的混血儿，他们留着杂乱的黑色络腮胡和长长的胡髭。那儿还有板房，配有水井、谷仓和干净的纱门。我们走近时，门嘎吱一声便开了。从纱门里走出来几个妇女，她们身着家居便服，头发又卷又短，上面绑着薄薄的发网。虽然打扮和弗勒的并不相同，但她们都是印第安人，用同样的语言跟弗勒流利地交谈着。
沿着小路走了几天，我们进入小山深处，来到一处聚居点。这地方不大，有几间木板房，还有两栋规模较大的建筑，看起来像学校，又像办公楼。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向前走，来到教堂前。弗勒把板车停在山脚下，抱着我径直走到刷着白漆的房子的后门。
“这是什么啊！”开门的修女叫了起来。她胖胖的，很温和，衣着十分整洁。我浑身发臭，熏得她用手掩住嘴巴。
弗勒没多说什么，但仍像捧祭品一样将我抱着。过了一会儿，修女把门打开，示意我们进去。她摇了摇走道上的小铃，另外几个修女聚拢过来。
“是她捡到我的，”我说，“我是从西去的火车上掉下来的。”
她们睁圆眼睛看看我，然后转身讨论是否该把我留下，是否要告知修道院院长，或禀告神父，还讨论我是不是印第安人，或者是不是某个危险人物。实际上，她们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她们窃窃私语时，弗勒已经把我放在一堆锃亮的油毡布上，然后自己从后门出去了。
我已被遗弃了好几次，所以那时我已无所谓了。我坐在地板上等待着，脑海里回想起自己做过的三件事，这些事让我的生活越来越糟。第一件是跳上离开阿格斯的火车，第二件是遇到贾尔斯·圣安布罗斯，第三件是跳下火车。最终我都会陷入孤苦无助的境地。所以这次我没动，只是坐在那儿，等着下一个接管我的人出现。我不介意睡在神父的杂物间的草垫上，也不介意痊愈后在教堂的院子里做苦工。我在这儿一直住到修女们凑足钱把我送回明尼阿波利斯，到火车站接我的是另一群修女，我们转了整整一大圈，先来到圣杰罗姆收容所的红旗下方，又路过为举办“孤儿义卖会”而装了许多彩色小灯泡的树林，然后绕过看台往前走，最后抵达一所砖砌的孤儿院。孤儿院门窗很多，我在那儿栖身了一年才去神学院上学。
我向来很听话。我喜欢照片上的自己，穿着黑长袍，看上去有些瘦弱；喜欢神学院的绿草坪和教堂的白砖，它们把我衬托得更帅气。当我在草地上来回踱步、研读每日经文时，周围会有好多双眼睛盯着我看。我在经文里遇到了干瘦、贫苦、睡在灌木丛中的流浪汉。他们如幽灵一般，浑身臭汗，风尘仆仆。在他们眼里，我是纯粹的黑色火焰。他们无法拒绝我。我很清楚，只要我不停地阅读书页上的经文，只要我在最黑暗的角落站定，只要我闭上双眼装出和神灵交流的样子，他们就会过来，强迫我像动物一样去崇拜他们。我会崇拜他们，我会不停地燃烧，直到完全被圣恩感化。
阿格斯鸟瞰图
一天，弗里兹姨妈邀请玛丽去她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有一个镶金边的黑色保险箱，六排架子上塞满了分类账簿，遍地都是老式加法计算器用废的白纸带，卷曲的纸带像浪花一样。玛丽坐在灰色不锈钢书桌旁，长长的白纸带缠在脚踝上。弗里兹姨妈在抽屉里翻找了一会儿，拿出别针、纸和更多白纸带。她的手肘旁有一个立式烟灰缸，头顶上橡木柜里的收音机发出杂音。办公室盆栽的叶子像一张张钞票般舒展着，永远不需要浇水。晚上她打开荧光灯，荧光灯发出嗡嗡的低响，引来许多棕色的飞蛾。
这间办公室是玛丽最喜欢的地方。她决定将来读中学时也要像弗里兹姨妈一样学记账。她渴望坐在晒干的植物之间埋头算账，度过寒冷的夜晚。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弗里兹要把账单送出去，玛丽总是在加法计算器发出的“嗒嗒嗒”的按键声中安然入睡。
“你现在也不小了，我觉得你可以自己解决这件事了。”弗里兹姨妈说。她找出一张卡片递给玛丽。这是一张明信片，玛丽仔细盯着明信片上的照片，然后才翻过来看背面的文字。照片上是一个穿西装的站在树下的男人，下面是一排绿色的艺术字：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最大的橡树。背面是几句简短的话：
我现在住在这儿，我每日思念孩子们，他们好吗？
阿德莱德
玛丽抬起头，正好看到弗里兹姨妈在吐烟圈，那两个细细的烟圈带着鄙视的意味。她又低下头看了看卡片，弗里兹在等玛丽的反应，但玛丽竟一点感觉也没有。
“嗯，”弗里兹问道，“你打算怎么办？”
在弗里兹姨妈的大声询问中，玛丽听出了在这件事上姨妈是站在自己这边的。毕竟，弗里兹是阿德莱德唯一的姐姐，阿德莱德也抛弃了她。“我还不知道。”玛丽说。
“也是，当然不知道，”弗里兹说，她猛然把烟拿开，“我真想用马鞭抽她一顿。”
窗前摆满盆栽，玛丽从中摘下一片枯叶。
“如果你想的话，可以给她回信，她是你妈妈。但当你进我家门时，我已经不过问阿德莱德的事了。”
弗里兹姨妈说话时，玛丽偷偷瞄了她一眼，恰巧和她的目光对上了，玛丽没法把视线移开。
“不要回到她身边，这是我唯一的要求。”弗里兹说。
玛丽心中紧绷的弦似乎断了，她笑起来，突然不再紧张和担忧，反倒有些尴尬。
“我不可能回去的，”玛丽说，“对我来说，你更像妈妈。”
弗里兹又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烟，她的黄皮肤泛出金色。她斜眼看着自动打火机：“为什么我不戒掉呢？抽烟简直是自杀。”
“烟味也难闻。”玛丽说。
“这话是斯塔说的。”
玛丽大笑。
“抽完这包就戒烟。”弗里兹姨妈承诺道。
“那抽完这包就戒啊。”玛丽附和。
弗里兹姨妈拿起一支绿色的钢笔，上面写着“科兹卡肉铺——致力于生产最佳肉制品”，然后她开始翻阅装订成册的分类账簿。玛丽晃动双腿，抖掉脚踝上的白纸带。
“我把这张明信片拿走了。”玛丽说完，拿着明信片离开了。
玛丽没有特意去留意这张明信片，但内心深处却一直没有忘记它，有时她想象自己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里充满悲伤和对阿德莱德的憎恨。后来有一天，她从街角的杂货店不假思索地为母亲选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的正面写着“北达科他州阿格斯鸟瞰图”。阿格斯的建筑在照片上像是棕色的点，街上空无一人，绿树亭亭如盖，被单调的棕色田野包围。玛丽模仿弗里兹姨妈的笔迹，在背面写了回信并署上弗里兹的名字，回复的内容让她自己都感到吃惊。不消说，弗里兹姨妈肯定也是又惊又喜。
“你的三个孩子都饿死了。”玛丽写道。
她写好地址，拿着卡片到邮局买了张邮票，舔了舔，贴在右上角。随后她松开手，任由卡片落入邮箱中，她做这些时，以为自己满不在乎。可那天夜里，也就是那个月的最后一天，她听着弗里兹姨妈按加法计算器的声音入梦时，仿佛看到阿德莱德拿着她寄的明信片，盯着它，审视明信片上的每个细节。阿德莱德努力寻找她女儿，但她没找到。女儿的影像太小了，根本就分不清。女儿直勾勾地看着她，其实这个女儿没死，而是安然无恙地躲在阿格斯的鸟瞰图里。
玛丽的明信片转了两次地址，又在奥玛大师票务代售点耽搁了几周，终于辗转到了奥玛手中。那时他刚遭遇事故不久。他把明信片放在口袋里，要不是正在住院的他只能望着阿德莱德，没其他东西来分散注意力，他会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他用灼伤的手费力地取出明信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最后又放回口袋里。
奥玛尽量不挪动身体，连呼吸也是浅浅的。他的胸部缠着绷带，脸因肋骨的阵阵疼痛而变得惨白，腿骨折了，臀部以下固定着夹板。全身上下只有眼珠可以转动，他的目光从阿德莱德那被盖在医院床单下的脚尖移到腰窝，再到她左边脸颊上高高的颧骨，而后视线又移回来。她头顶上方开着一扇小窗，窗外是佛罗里达靛蓝色的天空。天气闷热，胶制窗帘后有人在呻吟，离病房更远的地方有水不断涌出的声音，这些都让他纳闷儿，水会不会流干呢？他张开嘴巴，竭力发出声音，却不知该对阿德莱德说什么，她活着时他就不知道对她说什么，更不用说现在了，眼下她大概和他一样，离死亡不远了，甚至可能走得比他早。
虽然她就在他身边，但他无法触摸到她。他的双手像是软绵绵的棒槌，上面裹着一层又一层的纱布。意外发生时，仪表板上火花飞溅，可他并没有把手移开。现在回想起来，事故发生时他在大声尖叫，但阿德莱德没有叫。现在他想到自己竭尽全力不让飞机俯冲时，坐在旁边的阿德莱德吓坏了，全身冷得像块冰。
他奇迹般地控制住飞机并成功降落，没让两人摔得粉身碎骨，虽说目前的情况也够糟糕了。当时他们在露天集市上空进行飞行表演，围观的人很多。所以事故发生后，有很多观众飞奔着去找医生、找冰块、找夹板、找绷带、找担架和盐。他记得人群的骚动，记得鳄鱼摔跤手的咆哮声，记得摩天轮转动时悠扬的音乐声。他大叫着阿德莱德的名字，但周围的陌生人只是激动地睁大眼睛看着他，什么都没说。
他还不知道她到底伤得有多重，她醒来时头脑是否正常，或者究竟能否醒过来。她只是颈背处添了条疤痕而已，伤得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这一点他并不知道。而他自己得终生忍受膝盖疼痛，一辈子跛着脚。此刻奥玛觉得对阿德莱德而言，任何时刻都会成为生命的最后一秒，他永远无法确定是哪一秒。
一个护士大步走进来，弄得几个便盆叮当作响，而后便转身离开。窗帘后的呻吟声变成了单调的低声咒骂。阿德莱德的手抖了一下。他差点想喊护士回来，但没喊出口，他担心抖动是病情恶化的标志。他继续望着阿德莱德。阿德莱德突然开口说话，这可把他吓了一跳。
“我应该给玛丽买一台缝纫机。”阿德莱德说。
她的声音似乎是从颧骨后面看不见的地方发出的，悠悠地飘向奥玛，吸引着他。他俯身靠近她。
“如果玛丽学会缝纫，那就有一技傍身了。”
她噘起嘴巴，这让奥玛回想起无数个她数钱的夜晚，哪些要留作日常所用，哪些付房租，要吃得好些还是素些，要存多少钱作为日后的修理费和煤气费。每到这时，她总是噘着嘴思考，这些阿德莱德很拿手。自从和阿德莱德在一起后，他们的钱总能剩余一些，她存在备用账户里不让他取用。
奥玛伸手想摸阿德莱德。肋骨痛得他倒吸一口气，但她似乎没注意他。
“看着我。”奥玛说。
她蓝灰色的眼睛盯着墙壁，漂亮的眉毛皱着，一副傲慢的样子。
“存的钱足够买一台胜家牌缝纫机了。”她说。
然后她闭上眼睛，这次真的睡熟了。她眉头紧蹙，好似怕别人扰了她的好梦。奥玛把手收回来，又生气又嫉妒。阿德莱德从不愿对他提起以前的生活，也不愿谈及她的孩子。
苍蝇纷纷朝蓝色纱门上撞，空气闷热。奥玛知道，眼下阿德莱德梦中的人不是他，而是玛丽或那个男孩。以前他才是阿德莱德梦中的人，对于这点他毫不怀疑。他只是一个无证飞行员，除了一条黄围巾和一架用打包钢丝固定起来的飞机，他一无所有。可她为了和他在一起，抛弃了孩子，抛弃了全部的生活，这让他很得意。从她精致的衣服和珠宝可以想象她过去的日子很滋润。
现在飞机送去修理了，可能已重新喷了漆，他在圈子里出了名。他也不再酗酒。
他想，这一切得感谢她。她的手仍然一动不动，他注视着她的手，等着它们无力地垂下来，但他一直没等到。她手背关节红肿，好像刚才拼命敲门把手敲肿了似的。他看到她在睡梦中，握紧拳头，越握越紧。虽然阿德莱德只是紧紧攥着空气，但奥玛却觉得喉咙里发不出一点声音。
他一直坐在阿德莱德身边，直到确定她已脱离生命危险。然后他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从阿格斯寄来的明信片，放在木质床头柜上，好让她一醒来便可以看到。
[1]即开有槽口的轮，主要用于间歇性传动。
Part2
Chapter4
1941年
玛丽·阿代尔
路面上奇迹般地结了一层黑冰后，洪水暴发了。木板四处漂浮，各种垃圾废物缠绕成团，被冲到树上，夹在树枝之间。洪水退去后，人行道上棕色的水蛭晒得跟葡萄干似的，后院和水沟里残留的河泥散发着腐烂的甜腥味。土地干了，但洪水留下的痕迹却清晰可见。牲畜围栏的稻草堆里出现了古怪的蜗牛尸体，皮特车库里的环状霉印高达半墙。刺鼻的霉味让斯塔头痛欲裂，她头上敷着冰袋，在昏暗的卧室里躺了好些天。
有好一阵子，我仍是人们眼中那个让奇迹降临的女孩，肉铺的顾客和邻居会停下来摸摸我，仿佛我体内充满了神圣的电流。我也希望自己拥有神圣的力量，期待不寻常的事再次发生。但他们的抚摸并没使我的生活有任何改变，没有好运，没有转机，也没有突然降临的神恩。再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因此旁人不再触摸我。我又变成了一个平凡的女孩，随着年月的增长，我在镇上居民的眼中甚至连平凡的女孩都不如吧。
我清楚自己相貌平平。我的脸很宽，肤色苍白，长相不只是普通，而是不起眼，但我的眼睛除外。我自认我的五官中最好看的就是眼睛了，我的眼球是浅棕色，略微偏黄。自从上次滑倒后，我的眉毛再也没长出来，但这倒更能凸显我的眼睛。我头发稀疏，但黑得像柏油浇在了头上。虽然我学着斯塔用啤酒和鸡蛋洗头，但我的头发依旧很稀疏，只能编成铅笔粗细的两条辫子。几年来，我一直捡斯塔的旧衣服穿，将衣服加宽、改短，然后我再穿上看是否合身。那时我毫不在意外表，即使我浑身散发出灌肠桌上的白胡椒味，那又怎样呢？至少我拥有店铺，拥有皮特、弗里兹和塞莱斯汀，虽然塞莱斯汀时常嫌我邋遢。
我说话总是很唐突。我为人固执、情绪阴郁、喜怒无常，无端发脾气。尽管经过思考，我还是会说错话。在学校时，我一说话孩子们就会转身离开，或者露出吓坏了的表情，这让我很苦恼。但我不会道歉，而且我也实在没理由去道歉。明尼阿波利斯的看台上、货车上和阿格斯操场上的种种经历对我影响颇深，让我变得与众不同。我很有自己的想法。临睡前，有时我会向窗外看，阿格斯的夜景很像寄给妈妈的明信片上的景色。那画面很小，只是地球上经线和纬线的一个交叉点，不管是冰河期的冰川，还是一场洪水，都可以将它毫不费力地抹去。
我生活的小镇以及周围的一切对我来说越发无关紧要，但塞莱斯汀不一样，她对我尤为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还有皮特和弗里兹，甚至斯塔，尽管我在她心中没那么重要。我们从未喜欢过对方，只不过是相互忍耐罢了，一直忍耐到习惯对方的存在为止，这种感觉只有同住一个房间的两个人才能体会。一个又一个夜里，我们在梦中交流，在梦中搏斗。大脑在梦中释放的频波在我们周围振动。但一到天亮，我们又幽灵般地和平相处了。
和塞莱斯汀相比，或许我和斯塔走得更近，虽然平日里斯塔的一些做法让人难以忍受，比如精心保持苗条的身材，用刻意的嗓音说话，抬起一边眉毛示意我闭嘴，真受不了她。只有塞莱斯汀来店里时我才松一口气，她学还没有上到一半就辍学了，在电信公司找了一份差事。这份工作似乎让她成熟了，但我和她相处依旧很放松。
那些日子里，瘦瘦高高的塞莱斯汀格外漂亮。她脱掉长裙，穿上定制的西装，挎一个挂肩皮包。她大步迈入厨房时，像男人一样帅气，她的声音低沉而有穿透力。现在她也和弗里兹姨妈一样，抽总督牌香烟。我们并肩而坐，一起听语音信箱，听她抱怨上司。离开时她还会在走道上点燃一支烟，抽完后才坐拉塞尔的车回去。出门时，她还叼着烟。
我曾经总幻想着塞莱斯汀的身高能匀给我一些，但我到十八岁就不长个儿了，现在也很矮。有一阵子我很沮丧，因为我发现如果是我当柜员，就只能透过玻璃柜台接待顾客，而不是在柜台上。
这间店面是我完美的家。房子只建了一层，地板由混凝土浇筑而成，地底下埋着热水管供暖。厚厚的墙上涂满灰泥，灰泥上刷着光滑的有光泽的白漆。由于门道是圆的，房子看起来仿佛是在小山中挖出来的洞穴。阳光透过厨房的纱门照射进来，格外刺眼；但透过厚窗玻璃照进屋里的阳光却如水一般柔和。顾客们喜欢在纱门旁聊天，在那儿，如果朝弗里兹的花园和宽敞的后院看，可以看到牛羊在围栏投下的阴影中走来走去，在沉重的枕木中时隐时现。
皮特把成串的香肠端来给顾客试吃，顾客们将香肠夹在苏打饼干或是白面包里，细细品尝风干烤肠、熏烤香肠和瑞典烤肠的风味。客人们身材高大，他们中有德国人、波兰人或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的手很粗糙，喜欢评头品足，有时因为牙疼，有时因为假牙的基托不合适，他们咬香肠时小心翼翼的。他们灰白的毛发不知从身上哪个部位冒出来，双手畸形而粗糙。在宰杀的日子里，就算他们浅色的眼睛抬头看到斜槽里的猪被割破喉咙，他们也完全不会将视线移开，说话的声音也丝毫不会颤抖。
有时，我在店里等顾客上门。但大部分时间我都和弗里兹在大房间里切猪肉，或把猪肉做成肉糜，或将香料涂抹在猪肉上。斯塔除了帮忙处理积压的延期订单外什么也不愿做。十八岁那年的杀猪日，一切都变了。我坐在不锈钢桌前将煮熟的猪肉切成块，弗里兹则站在电锯旁。我在尖锐的电锯声里隐约听见弗里兹的惨叫，或者我感应到了。我回头时弗里兹已跪倒在地，脸色如甜菜一般，呼吸困难。我拼命拍打她，她用手拼命拍打地面，但仍然无法吸入足够的空气。她颓然倒下，失去知觉。她吸气时身体不时颤抖，我们才知道她还活着。
皮特把她抱出门，送上救护车，救了她一命，我才突然意识到她不能动弹时有多脆弱。她就像别人随手画的火柴小人，像卡通人物那样瘦削，她倒在皮特怀里，瘫成一团。那天后半夜，我到医院陪护，她戴着氧气面罩，已清醒过来。我坐在床边，看着她的手指缓慢摩挲着床单的花边。我从她的动作中看明白了一切：她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在感受那单薄的床单的质地，她在惊讶自己还活着。
回家后，弗里兹戒了烟。她时常坐在餐桌旁，坐在阳光照进纱门的那一侧，嚼着口香糖，或是酸酸的水果糖，或者小口咀嚼黄油吐司来克制烟瘾。在戒烟和休息数月后，她的脸色由蜡黄转为桃花色，最后变成玫瑰色。她变胖了，头发也从一种仿佛被过氧化物漂白过的浅色变为深棕色。她从前性格冷酷，一根筋，很难相处，现在倒温和了许多。一夜之间她成了一个身体壮实的女人，但却不让人感到害怕。她开始意识到之前忽视了斯塔和我，便拿起年轻时钩织了一半的羊毛毯。以前织好的方形图案变形了，羊绒线的颜色也变暗了，但她在此基础上又用颜色鲜亮的羊绒线织了一圈，新织的图案更复杂，这样一来，新旧两部分界限分明。织好的带图案的羊毛毯堆在她脚边。
“你可以把它们放进你的嫁妆箱。”一天下午她对我说道。
“我没这东西。”我回答。
于是那条羊毛毯就给了斯塔，但我不在乎。我想要的不仅仅是一条羊毛毯。即便在那时，我也早已明白了自己生命的形状——既不是黑暗中一条充满爱的隧道，也不是一大片空地。
我没选择孤独，谁会这么选择呢？但孤独却好似天意一般向我袭来，那种感觉是一个已婚女人无法想象的。即使是现在，当我看到已为人妻的女孩时，就好像是一条野狗透过窗户看到屋内的家犬一般，偶尔也会羡慕她们有规律的日复一日的生活，却又不屑于她们那种卑微的快乐，只要得到主人的一丁点爱抚即可满足。我曾有过一次心动的时刻，但那不过是浪漫的遐想。婚姻不会让拉塞尔·喀什帕幸福，或者说婚姻对他而言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在他的适婚年龄，他也绝对不适合结婚。
那时他第二次从朝鲜战场回来。一天夜里，塞莱斯汀得知她哥哥在战争中受伤的消息。塞莱斯汀大半夜过来找我，一直在敲窗户，后来我终于醒了。斯塔没什么动静，但她夜里会失眠，所以我可以感到她的愤怒正在黑暗中慢慢积聚，随时可能爆发，所以我示意塞莱斯汀到厨房去。我开门让她进来，她立刻给我看拉塞尔受伤的消息。我径直走到壁橱前，挑了皮特的两个厚壁小杯子，往里面倒入威士忌。第一杯我们喝得很急，第二杯就慢了，然后我们去外面抽烟，看夜里的寒星。塞莱斯汀花了一段时间才平静下来，不再胡思乱想。
我们很快得到消息，说他会康复。我寄了一张明信片到他所在的弗吉尼亚州的医院，祝他早日康复。明信片上写着“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在阿格斯见到你”。这样的话算不上私密。虽然如此，我还是盼望他回信，即便托塞莱斯汀给我带一个口信也好。但拉塞尔不懂礼貌，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虽然拉塞尔在中学时是橄榄球明星，毕业后又立了战功，但他在社交上却比我更迟钝。这一点我知道得太晚了，所以我以为他回到阿格斯时会到店里来看我，但他没有，连一声招呼或问候都没有，他的消息我都是听别人说的。我听说他凯旋归来后，政府将他列为战斗英雄，安排他在阿格斯国家银行工作。
时值夏日，一个闷热的白天，我第一次见到了从战场上回来的拉塞尔。那天我刚好去银行存一周的营业款。我料想我有可能会遇到他，但我没料到他跟之前简直判若两人。我以为还会见到那个身形健硕、声音温柔、眼神轻佻、头发蓬松的他。
空气湿热，云层压得很低。青色花纹的大理石、黄铀柱和丝绒的等待隔离线一直伸展到他坐着的笼子似的柜台前。踏上大理石之前，我停下来让电扇吹走身上的热气。
我站在他面前时，他终于认出我来。
“我收到你的卡片了。”他说。
“嗯，算算时间也该收到了。”我回答。
之后我们没再多说什么。他接过我装着钱的帆布袋，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惊讶地看着他。他脸上有些长长的伤疤，向上延伸至两侧太阳穴，歪歪斜斜地穿过头发，跟爪子似的。他忙着数我的钱。见到他让我不知所措，并不是因为他长得丑；恰恰相反，这些疤痕让他的脸显得严肃而深沉，让人不安。这些骇人的疤痕让他如雕刻一般精美，让人心动。我低下头，即使在那儿我也并不安全。我看到他的手很瘦，肌肉线条分明，他曾经是机械师，如今变成了银行职员，一根手指上还戴着一个粉红色的胶套。
他用那只手指压着数好的纸币，这样可以点得更快。我无法移开自己的目光。
“您的收据。”他的声音解除了魔咒，使我惊醒过来。
我茫然地转身离开，甚至没说再见。
我想，我似乎爱上了好友塞莱斯汀同母异父的哥哥了。或者，我爱上了他的疤痕和手指上的胶套。
因此，我决定好好了解拉塞尔。
有一天，我让塞莱斯汀带她哥哥来家里吃晚饭。
“为什么？”她问。
“因为他是你哥。”我说。
“哦，他不会来的。”她告诉我。
“那就随他吧。”我尽量掩饰心里的想法，但塞莱斯汀还是察觉到了。
“那我尽量说服他。”她承诺道。
拉塞尔来吃晚饭了，但他表现得很没教养。他总是注视着门外，望着我身后，看着牲口棚和沉重的栅栏大门。棚里什么都没有，但他却目不转睛。我好几次都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往院子的方向扫了一眼。他让皮特感到很不舒服，餐桌上谁也没说话，皮特起身离开，回到杂物间。不一会儿我们听到他在摆弄已经坏了的引擎，还对着引擎没好气地咒骂。
皮特走后，塞莱斯汀、斯塔、弗里兹、拉塞尔和我一起坐在屋外的松木椅上。这些椅子都是皮特做的，供弗里兹和客人户外休息。我用威士忌调了一壶冰镇鸡尾酒。我们四个女人谈天说地，握着冰酒杯的手也变得冰凉。我们的谈话像翻腾的海浪，把拉塞尔的沉默拍打得粉碎。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夏日骄阳的余光正炙烤着熏制室屋顶的稻草。
“你真了不起！”我对他说，心里有点生气。
那晚，他终于第一次看了我一眼。为了这顿晚餐，我特地用棕色眉笔描眉，仔细将辫子盘到头上，围上黑色雪纺围巾，这样我五官中最漂亮的部位就能被凸显出来。我那双猫眼般的浅棕色眼睛正含情脉脉地看着他，但那些甜言蜜语我却不怎么会说。
拉塞尔把头转开，完全没被我的魅力打动。他注视着斯塔，可我才是那个应该被他用那种目光注视的人。我终于明白，如果他心仪这里的谁，那个人一定是斯塔。今晚斯塔的话比往常多，脸上泛起少见的红色。她刚洗过的长发垂在颈间，柔顺光亮。但当她注意到拉塞尔·喀什帕在看她时，她昂起头，紧抿红唇。她从袖子里扯出一条白手帕，沉下脸，让他明白斯塔·科兹卡可不是他所能奢望的。
我知道大部分女孩一定很鄙视这样的男人，明知道这个女孩喜欢他，他还要盯着别的女孩看。但我没有鄙视他，我只是恨不得杀了斯塔。
“我来给你算命，”我倾身靠近她，推着她雪白的手臂，“我去拿扑克牌来。”
斯塔明明很喜欢算命这种消遣，却装出一副很讨厌的样子。每次算命斯塔都表现得十分嫌恶，似乎在宣告这是世间最上不了台面的游戏。但当扑克牌摊出来时，她立马仿佛着了魔似的俯身看牌。她咬着嘴唇，忍不住偷窥那些牌，每次都是这样。就这样，我走进屋，从厨房抽屉里拿出一副扑克牌，然后把牌一张张摊在她椅子的宽扶手上。
“这是红心J，”我说，“这是对子。你抽的下一张是什么？”我没再往下说。她抽到的是一张黑桃Q。
“这是什么意思？”斯塔忍不住好奇地问，脸立刻红了。我坐直身体，慢悠悠地喝了一大口冰镇鸡尾酒。
“是什么？”斯塔追问。
“嗯……”我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快说啊。”她说。
我犹豫着，又喝了一口酒，一直摇头，摇到她不耐烦为止。
“我希望你会喜欢别克车。”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老天！”斯塔快要气炸了。塞莱斯汀不喜欢看我们争执，便进店去拿冰块。拉塞尔伸长脖子想要看牌。斯塔站起身，要我给她个解释：“这是怎么回事？魔力失灵了？”
“坐下来，”我说，“你最好坐下来听。”她坐下来后，我说，“我希望你喜欢别克，因为我看到你生命将尽时坐在一辆别克车上。”
她张大了嘴，气得低声嘶哑地嘟囔着，然后将面前的扑克牌全部扫到地上。“你可真像个老巫婆！”她大喊道。
“你们俩怎么老是吵来吵去，”弗里兹看着我们，有点心烦。她已习惯我俩天天斗嘴，但拉塞尔不了解情况。
“那就是说，”他说，“斯塔以后开别克。那我呢？”
他将落在草地上的扑克牌捡起来放在我手中。我一本正经地将扑克牌摊在他椅子的扶手上时，他忍不住笑了起来。牌发好后，他和我一起静静地研究这些牌。塞莱斯汀从店里出来，手里捧着装满冰块的红色塑料大碗。
“你们在说什么啊？”她问。
“说命中劫数呢。”弗里兹说。
“你老是预测别人会死，会倒霉或离婚。”塞莱斯汀坐到弗里兹旁边，点了一支总督牌香烟，吐出浓浓的烟圈，“难道你不能算点好的吗？比如，拉塞尔，平安归来。难道你预测不了这类好事吗？”
“牌里说了什么？”拉塞尔问。
“一个女人。”我注视着他的眼睛回答。
“只有一个吗？”塞莱斯汀大笑，然后又止住，我猜她是想起我盛情邀请拉塞尔来吃饭的事了。她突然站起来往每个人的杯子里加冰块，以此来掩饰自己。
“不管她是谁，”拉塞尔说，“但我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我问。
“我不会娶她。”他说。
我的心凉了半截，但我很快恢复过来。这可难不倒我。
“你说对了，”我说，“你不会娶她，但你会欠她一大笔钱。”
“是吗？”他看起来很担心。
“我说的没错吧，”塞莱斯汀坐下来，“你就不能预测点好事吗？”
“这个很好，”我将牌拿起来，“他以后得用短裤来抵债。”
拉塞尔大笑，威士忌使他放松下来。每个人都有些醉了，脑袋开始变得不清醒，甚至连斯塔也喝醉了。我们笑着，并不为什么事，甚至没注意到太阳下山后蚊子在围着我们转。
“把驱蚊的蜡烛点起来吧。”弗里兹突然说道。没人听到，她又大声重复了一遍。不过我们真的需要烛光照明，现在光线太过昏暗，几乎看不清。我不记得是不是我点的蜡烛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斯塔大胆地提出要求后，拉塞尔掀开他的衬衫，给我们看他身上的伤疤。
我走到他身边，想看得更清楚。我弯下身，感受到他的体温。他的伤疤太深了，像地里犁出的沟，整个胸膛就像是被失控的拖拉机耕过一般。我伸出手，他没说什么，于是我摸了摸他。
在场的每个人都醉醺醺的，但看到我的举动，大家都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天啊，她太过分了！”斯塔尖声嚷嚷着表达不满，打破了沉默。
我感觉到拉塞尔的身体动了动，但没等我移开手，他就将我的双手轻轻拿开，叠放在了一起。
“好孩子，上帝祝福你。”他说，我们又大笑起来。我拼命摇头，使自己保持清醒，但那样只是让我更难受了。那晚我很快就上床，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醒来时我疲惫不堪，似乎做了很多梦，却又都不记得了。我像一场高烧刚退。我只清楚一个念头：我再也不会为了爱情而失去自我，爱情将与我再无干系。
皮特和弗里兹出门去领菲尼克斯和艾尔帕索等市的商会发的宣传册。医生说弗里兹的肺需要热带沙漠气候那种干燥而温暖的空气，她不该在北达科他州过冬，哪怕一个冬天都不行。皮特立刻打算送她南下，但弗里兹不愿意一个人离开，所以皮特决定陪她一起去。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我们还没讨论过店铺的未来，也没讨论过斯塔或者我的未来。
所以之后的那天，我坐下来准备跟弗里兹商量这事。她正在用紫红的毛线织东西。受她的影响，我也时不时拿起钩针织些什么，但我并不觉得做编织是一件放松身心的事。我经常用力过猛，将毛线扯断，而且最后做出的东西也没什么弹力，根本没法用。
“我想问你一件事，”我说，“关于这间店。你们搬到南部去，是不是要把它卖了？”
她惊得一下子扯紧了针脚。“我们想着店铺你可以继续开下去。”她告诉我。
“那好，我会的。”我答道。这件事看似安排好了，但最棘手的还不是怎么处置这家店。“斯塔呢？”我问，“她怎么办？”
弗里兹眉头紧锁，看着她手里的紫色编织物的面积一点点变大。“她可以在店里卖些杂货，”她说，“如果她愿意待在店里的话。”我们都知道斯塔对这间店没兴趣。我知道她恨这儿，实际上她想搬到法戈市，一个人住一套现代公寓，做迪朗德瑞希百货店的服装模特。她幻想自己能在男帽柜台工作，在那儿遇见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然后嫁给他，而他会在县法院旁沿铁路建的那条大街上给她买一幢大房子，离埃兰德公园不远。每年冬天，她可以去山脚下溜冰。她会穿上一件粉蓝色紧身衣，外面搭配一条短连衣裙，衣服袖口、衣领和裙子下摆上有长绒兔毛。在她旋转时，裙子下摆像喇叭似的飘逸开来。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在某个气氛友好的晚上，斯塔告诉了我这些，并说这是她的梦想。
“斯塔想去法戈，”我告诉弗里兹，“去百货公司工作。”
弗里兹点了点头说：“也不是不可以。”
所以那年秋天，一切就这样发生了。斯塔为搬去法戈做准备。弗里兹和皮特把东西装进他们大大小小的行李箱，而我没什么特别的事可做。事实上，斯塔离开前的那晚，我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我只是像往常那样清洗了准备室的不锈钢桌，用的是我们常用的强力乳状洗洁剂。但洗洁剂好像过期了，我的手不太舒服。
不知什么原因，斯塔为此事多少有点烦心，但她不愿提起。我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因为自从她搬到蓝山镇后我们便没什么联系了。那晚，我们像往常一样睡在各自的单人床上，斯塔睡觉时喜欢将窗帘拉紧。我喜欢拉开窗帘，让月光照进来，但那是她的房间，我得听她的。半夜，客厅尽头的火炉吵醒了我。夜里，火炉发出狂野而有节奏的噼啪声，这声音在白天几乎注意不到。火炉发出的声音常在半夜吵醒斯塔。我知道是火炉的声音，所以就闭上眼试着再次入梦。但斯塔做不到，她没法入睡。她咬紧牙关，手臂绷直，祈祷能尽快入梦。但由于她太想睡着，反而更难以入睡。如果感觉到她夜里睡不着的话，我往往睡得更香。可那晚我被吵醒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因为斯塔跟我说起话来。
“我的天，我的天，”她压低嗓门小声说道，“玛丽，我知道你没睡。”
我听到她的声音既紧张又压抑，但我只是轻叹了口气，假装在梦里睡得更沉。我想或许她听到了墙后面老鼠的声音，或许在做出这个重大决定时，她和她那些男朋友们发生了激烈争执，又或许因为她的头发。为了给迪朗德瑞希百货店的经理留下深刻印象，她新烫了小卷发，把刘海也烫卷了，还稍微染了染。或许她现在突然觉得这个新发型不适合自己的脸型。
但她想对我说的不是这些。
“玛丽，”她尖叫了一声，“醒醒。”
就这样，我睁开了眼睛。屋里一片漆黑，只有一点亮光。一开始我以为是她把窗帘拉开了，但屋里的光却来自我身上，确切地说，是来自我的双手，此刻它们正发出惨淡的蓝光。
我好奇地抬起手，蓝光立刻变弱，慢慢消失。我晃了两下，光亮又马上变亮，仿佛线路接触不良一般。蓝光渐渐暗淡，无论我怎么动，都不再发亮，房间重新陷入一片黑暗。我的双手不再发光时，斯塔才敢跳下床，跑到房间另一边，将电灯打开。她吓得牙齿打战。
“我真开心，终于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她低语道。
她小心翼翼地挪到能够到毯子的地方，将毯子拿到客厅的沙发上，在那儿睡了一夜。而我仿佛感染了斯塔的失眠症，彻夜未眠。
不知道过了多久，厚重的窗帘下泛出灰蒙蒙的白光，皮特起床了，我听到他关掉院子里的灯、然后将狗放出去的声音。很快，等皮特和弗里兹搬去亚利桑那州后，我也要像皮特一样，每天这个点起床，做他日常所做的事。我要检查冰柜和熏制室的温度，检查保险箱是否锁好，还要打开后门让克努特进来。他每天七点开工，为尚未到店的男工们泡咖啡。
我想象着，在白天和黑夜，万籁俱寂时，我独自一人做着皮特的活儿。我会检查每一处门锁，拉下店前的卷帘门，检查恒温器和湿度计。对于如何经营这家店，我也有自己的想法，例如更换门面招牌，不时在《阿格斯哨兵报》上刊登广告，往血肠里多加胡椒等。在这间卧室里，我怎么喜欢就怎么来，我会按照自己的喜好拉开窗帘睡觉，或者干脆把破窗帘拆掉。全身镜和许愿灯也见鬼去吧，斯塔可以把它们带走，就像她带走阿德莱德的蓝色丝绒小盒那样。我看见她把盒子藏在手提行李箱里。
斯塔离开后，我竟然很想念她，这是我没想到的。好几个星期，由于听不见她均匀的鼻息声，我总是睡不踏实，半梦半醒。我有时被自己的梦弄得不知所措，现在周围没人能帮我从梦境中抽身，因而这些梦会显得过于真实。有时我被困在暴风雪里，有时身陷果园，被吓得不轻，有时被困在捕兽笼里。
接连好几个月，我都在做同一个梦：我走进一幢摇摇欲坠的木屋，这地方我从没住过，但却非常熟悉。房子内部有很多空荡荡的小房间，有些藏在房子深处。我在房子里游荡，我没有迷路，但也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哪儿，直到我走进一间熟悉的房间，我会在这个房间等一个人。每次都是如此。我小心地走进最后那个房间。我跨过门槛，沿着白漆斑驳的墙向前移步，地板在我脚下咯吱作响。这个房间空荡荡的，没有窗户，但有很多门，这些不甚结实的门朝各个方向开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