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小女孩的妈妈昨晚打电话给我，”塞莱斯汀继续说，“那颗牙还没到掉的时候。”
“真的要掉了，”多特坚持道，“是她让我拔的，那样牙仙[3]就会给她25美分。”
“那你也不该用石头，石头！”塞莱斯汀大喊，“还有，你做了哪些好事？该把道歉信交给沙姆韦老师，信呢？”
塞莱斯汀突然停下来，挡住我们，想吸引我们的注意。
“今天是不是还发生了什么？什么坏事？”她冷冰冰地问。
“没有。”多特回答。她答得很快，甚至连我都觉得可疑。但塞莱斯汀感到疲倦了，不想打破砂锅问到底。
“那最好。”她从我手里拿回围裙，系在身上，“去吃点心吧，去吧。我把店里收拾一下，回家后再问个清楚。”
我和多特一起走向厨房，准备给她做个三明治和一块小甜饼，说些悄悄话。这样我才能直接从多特口中了解到“淘气黑箱”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去教训沙姆韦。多特撒了个弥天大谎，“淘气黑箱”并不是我想象中的用来折磨学生的工具，即便如此，沙姆韦也活该被教训，但无论如何，那天过后我就后悔了。我倒了杯牛奶、拿了些麦麸饼干放在她面前后，多特说她整天都被关在漆黑的“淘气黑箱”里，我深知自己当时该对她的话有所怀疑。
“‘淘气黑箱’真的是个箱子吗？”我坐在她身边，为她被关在黑箱里而愤怒不已。
但多特嘴里塞得满满的，眼神无声地回答了我。她眼里闪着耻辱的泪光。往常她哭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今天下午，眼泪一直在她淡褐色的眼睛里打转，她泪眼朦胧的样子比啜泣时看起来更可怜，更让人觉得她很无辜。她大口嚼着饼干，大口喝着牛奶，然后继续描述那个箱子：
“那个红箱子是在教室后面，在钟下方。沙姆韦老师每次都可以关好几个小孩在里面，她把你推进去后就‘砰’地合上盖子。箱子很大，木头做的，里面有许多碎片。”
多特清晰地回忆起了那种可怕的感觉，便不再往下说了，至少我当时是这样想的。“里面很黑，很黑。”她轻声说，眼神绝望、冷淡。她为求安慰，把一整块饼干塞进嘴里，而在咀嚼时又伸手去拿另一块。但我很少纠正她的不当行为，实际上，我尽量不对她说“不”。这个字眼如同电击，能让她如雷神般震怒。“不”字让她身上的电压升高，只有当电流从她传到我们身上后，她身上的电压才会降低。我默许她再往嘴里塞一块饼干。我想到了沙姆韦，她惩罚学生的方式让我脊背发凉，就像读小说时那样。
“沙姆韦……那个沙姆韦……真是个女巫！”我摇晃着站起来，“这次她可跑不了了！”
我低头看着多特，她也正抬头看着我，我从她眼中看到了她对我的崇拜和天真的信任。就像神话故事里那样，我是她的教母，是她的守护者。
“你只管吃完这些点心，”我边说边拍拍她的肩膀，摆出大人威严的态度，“我来教训沙姆韦。”
多特脸上的笑容绽放开来，热烈而灿烂。我在那笑容的鼓励下愤怒地走出肉铺，跳上卡车，发动引擎。我甚至没把时间浪费在戴帽子、系围巾上。我急忙驶向学校，准备在沙姆韦开溜前截住她，不然就去她的复式公寓，或阿格斯的任何角落——其他一年级教师先放出“淘气黑箱”里的孩子，再把红铅笔削得如针般尖利后可能溜去的角落。
多特就读的圣凯瑟琳学校是我的母校。很久前，我曾在那儿创造过令人瞩目的奇迹。现在阿格斯人口增加，学校扩建后也更加世俗化。每个老师都教着更多的年级，工作日不再强制师生做弥撒。我自信满满地走过双层绝缘玻璃门，快步穿过空无一人的大厅，走向沙姆韦所在的教室。我几乎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等不及给沙姆韦一拳。我运气不错，如我所愿，她还在教室，正准备回家。她把反光的衣橱当作镜子，把一顶亮蓝色贝雷帽固定在头发上。我看了她一会儿，便往教室后方看去，看到的一切让我怒不可遏。
正如多特所说，钟下方摆着一个光滑的箱子，箱子被漆成了不吉利的亮红色，长度像棺材，宽度却比棺材宽一倍。我走到沙姆韦身边，她立即转头，像一只受惊的啄木鸟。我猛地掀开盖子，本以为会看到里面蜷缩着几个脸色苍白的孩子，没想到却装满了玩具。
“你每晚都往箱子里装满玩具吗？”我转过身，质问沙姆韦。
“您说什么？”
我指着箱子，然后提起箱子一头，倒出了所有玩具。积木、消防车、塑料娃娃家具和颜色鲜艳的橡胶圈撒了一地。我松开手，空空如也的箱子砸在了地上。
“沙姆韦老师，你过来。”我说。
她满不情愿地走了过来，面带惊恐。
“你什么意思！”她大喊，“你是谁？”她颤抖的声音透着担心，头发惊慌地竖了起来，顶起了蓝色贝雷帽。她盯着我，缓缓地向我靠近。她脸蛋平整，轮廓分明，瘦削的脸上布满皱纹，可她年纪不大。她顶多二十六岁，眼睛周围却像老太太一样发红。她顶着一个小精灵般奇怪的发型。
我双手叉腰站着。我的腰可是标准的屠夫的腰，能抬得起重物，能把火腿搬上烟熏架子。
“你的小把戏到此为止了，沙姆韦老师。”我说。
她惊讶地咳嗽了一声。“您到底在说什么呀？”她尖声问。她往后退了几步，迟疑地微笑着。我现在想想，她当时可能只是以为我疯了，并不会伤害她，但当时的我认定她心里有鬼，所以才会露出紧张的笑容。我伸出手，抓住她那件驼色外套的衣肩，把她拖到箱子旁边。
起初，她惊呆了，膝盖都软了，鞋跟在地上打滑。但等我把她拖到箱子边上，开始把她像洋娃娃一样弯起四肢塞进箱子时，她忽然镇定下来，站稳不动了。出乎我意料的是，她既敏捷又强壮，所以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她连胳膊带腿一起塞进箱子。她非常镇定，丝毫没有大喊大叫。不过等到我一屁股坐在盖子上，喘着粗气时，沙姆韦开始使劲捶打，大声哀号。
“省省力气吧，”我对着下面大喊，无比满足，“现在你在‘淘气黑箱’里啦！除非你答应以后不再那么干，否则我不会放你出来。”
沙姆韦没说话，她正琢磨着什么。即便受到了惊吓，她还是明白了我的意图。
“这不是‘淘气黑箱’，”她低沉的声音传了出来，“黑板上那个才是。”
教室前部的黑板擦得干干净净，甚至不像黑板，而是一块光滑的墨绿色木板。
“沙姆韦老师，”我说，“我可不是五岁小孩，别想骗我！”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
“让我出去，”过了好一阵子她才说，“否则我就报警抓你。”
“你不会报警的，沙姆韦老师，”我思考片刻后回答，“我会把‘淘气黑箱’的事告诉警方，他们会吊销你的教师资格证。”
“‘淘气黑箱’是黑板上那个，没什么不对。”她回答。
我没听她狡辩。我环视教室，寻找可以压在盖子上的重物。教室里有长长的木质课桌、椅子、灭火器和锡制灰色垃圾筒。沙姆韦的书桌也在教室里，我觉得只要她能乖乖地在箱子中多待一会儿，我就能推动，甚至举起那张桌子。但我意识到自己暂时无法把她强压在箱子里，只能通过恐吓来让她听话。我捡起一块长方形的紫色积木，用力敲打盖子。
“你敢出来，我就用这个砸烂你的头！”我警告她，希望能吓住她。但我刚站起来，走到教室前面想推她的书桌时，她就跳了出来。红色的盖子向后摔到地上，她跳了出来，黄褐色的外套和尖头黑皮鞋仍然整洁，只是蓝色贝雷帽被微微压扁了。她弯下腰，捡了块类似的积木，举着它慢慢向后退到教室门口。我绕过她的书桌，捡起自己刚扔下的积木。我们以同样的速度移动，以这样奇怪的方式小心翼翼地走过大厅，穿过前门来到操场。到了操场后，我再也无法教训她。她走向放学后留在操场上玩耍的那几个孩子，混入他们中间，急切地说着什么，于是我离开了。但离开时我确信自己已替多特报了一箭之仇，给了沙姆韦一次难忘的教训，也为阿格斯所有的孩子做了一件好事，毕竟他们生命中必有一年会落入沙姆韦手中。
除此之外，我没多想，更不会想起她曾威胁要把我抓起来。但她真的报了警，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警察，列了份表现不好的学生名单，还认定我就是其中一位学生的母亲。
因此，罗纳德·洛夫捷克警官第二天就来店里了。罗纳德体形高大，神色忧郁，双肩微微下垂，似乎不太敢与罪犯对峙。这几年，甜菜被引入小镇，他的工作也越来越不好做。炼糖厂的建筑工人在酒吧喝酒闹事，柏油运输工在小镇边的辅路上安营扎寨。他正想查查小学里发生的口角呢，不过，他不太想进入肉铺。以前他疯狂又无望地追求过斯塔，最后却输给了吉米，所以即便来斯塔曾经住过的地方也会让他伤心。他追斯塔时，会写信给她，送她黄色小盒子装的惠特曼巧克力。不过为了让斯塔保持身材，那些巧克力总被我和弗里兹吃了。他的出现让我想起那些巧克力，甚至想吃上一块。但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办，他正皱着眉头描述沙姆韦老师那件事，没有直视塞莱斯汀，似乎担心看着她会让她觉得自己正在被指控。
“所以……”他讲完事情经过后咽了咽口水，“我想知道您昨天下午在哪儿。”
“让我想想。”塞莱斯汀答道，她陷入了沉思。塞莱斯汀没做错什么，却被怀疑是嫌疑人，我能看出她觉得这种想法挺有意思，她喜欢被问这种令人紧张的问题。我知道她正在构思一个复杂的不在场证明，但没等她开口，我就破了洛夫捷克的案子。
“罗纳德，是我干的，”我大声承认，毫不羞愧，“是我干的，但我有正当理由。”
“哦？”他只惊讶了片刻，没有深究。“很遗憾。”他的声音低沉了下来，我坚定的语气使他沮丧。他双眼湿润，神色失望，问是否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谈谈我面临的指控。
“请便。”我带他从过道走进厨房，塞莱斯汀目瞪口呆地跟了进来。我们三人围坐在餐桌旁，洛夫捷克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本线圈笔记本，从领带上取下圆珠笔。
“好，”他说，“说说您的理由。”
“这是我作为公民的责任，”我说，“沙姆韦老师虐待儿童。”
“怎么虐待的？”罗纳德一边询问，一边迅速记录着。我把“淘气黑箱”的事告诉了他，不放过任何细节。我说话时，他挑起眉毛，频频摇头，时不时叹口气，不以为然。
“等一下，”我正描述箱子里的碎片如何刺伤孩子们的手时，塞莱斯汀打断了我，“你说的是‘淘气黑箱’吗？”
“你也知道吗？”我看着她，感到十分惊讶，她早就知道却从未提起过。
“我当然知道……玛丽，”她说这话时表情古怪，“……那不是个真正的箱子，只是黑板的一角，如果学生说脏话或无礼时，老师就把他们的名字写到那个角落里。”
我蒙了，便没往下说。
“你确定吗？”
“我亲眼见过。”
罗纳德警官搁下笔。
“让我来梳理一下。”他说，不过他似乎觉得不太能梳理清楚，便只是坐着，对着自己的指关节皱眉头，等我或塞莱斯汀开口。
“好吧，”最后他还是开口了，“难道这只是场大误会吗？”
事实摆在眼前，我不得不承认这是场误会。
“呃……我试试让她撤销指控吧。”他叹了口气，不悦地起身，顺着过道走出厨房，离开了肉铺。
“你只要告诉我，”塞莱斯汀说这话时，肉铺大门的门铃响了，意味着洛夫捷克刚出门，“多特是不是对你撒谎了？这一切是不是她胡编的？”
我没法回答。我想起了多特热切的脸庞、无声的恳求，以及闪烁着的羞耻的泪光，这一切都欺骗了我。
“像是她会干的事，”塞莱斯汀说，“我正在努力让她知道什么是谎话，什么是真话。”
“好像不难啊。”我假装忙着将量好的咖啡粉倒进渗滤式咖啡壶的滤纸篓中。或许我自己也分不清谎话和真话，至少我不知道这个小插曲代表了什么。现在没法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一切，但我相信这个关于沙姆韦老师“淘气黑箱”的插曲使得我和塞莱斯汀第一次统一战线对付多特，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上当了。
“有了你，教她区分谎话和真话可不容易，”她边说边用手指画过弗里兹用钩针编织的台布上的图案，“反倒更复杂了。”
我一勺一勺将咖啡粉倒进咖啡壶，煮一壶浓咖啡。我不想转身，因为在把沙姆韦老师塞进玩具箱之后，我无法再为自己辩解，即使辩解了，也找不出什么可信的理由。我站在那儿，手拿勺子，不由得想到沙姆韦把事情告诉警察时的样子——她瘦削的脸颊抽动着，扁平的蓝色贝雷帽煎饼似的摊在她那小精灵般奇怪的发型上，让她看起来很正直。
“你真该看看她当时的样子！”我突然大笑起来，但在塞莱斯汀看来我不该笑。我转过身时，她已离开了。从第二天起直到夏天来临，她都拒绝和我说话，只回答“是”或“不是”。等这件事平息时已经到了暑假。
那年暑假，卡尔给多特寄了一张精致的电动轮椅，那张轮椅是他兑换了医疗器械展览会门口散发的奖券得来的奖品。电动轮椅是拆开寄来的，所以塞莱斯汀用了她七天长假的前两天来组装轮椅。
她组装轮椅时我也在场。塞莱斯汀六月一日才重新和我说话，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她故意选在那天，而在那之前都只用一个词回答我的问题。六月的第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将对多特近来的观察和她有趣的行为讲给我听，这些塞莱斯汀积攒了许久。我是阿格斯唯一能听她倾诉而不会失去兴趣的人。阿格斯人记性很好，他们一直觉得塞莱斯汀古怪，甚至名声不好，因为她生孩子时岁数大了，而且直到孩子出生那个轻浮的男人才愿意娶她。阿格斯有对邮递员夫妇，他们认真查看每封信件，有次通过熏热气打开了几封装有银行对账单委托书的信封，被抓了现行。他们到处说卡尔很少来信，还说他寄给多特的包裹都奇奇怪怪的。
火柴盒，餐盘，酒店毛巾，洗碗巾。他总会给多特寄一份他正在推销的东西的样品。富勒牌刷子、收音机天线、发型喷雾和地板清洁剂，这些东西隔几个月便通过邮政包裹寄来。即便写信，他也是写在廉价酒店抽屉里的明信片上。他还收集了好多酒店的信纸，堆得太多时便寄来一些。
可这张电动轮椅更是奇怪，以前寄来的信纸、刷子、免费广告笔和发型喷雾剂多少有些实际用途。
“这张轮椅可以前进或后退，”塞莱斯汀说，“真不赖，真不赖。”
车道上，我们仨围着这张轮椅，看着塞莱斯汀安上最后几颗铬合金螺丝钉。她弯着腰，专心致志地研究复杂的说明书，我和多特则一起坐在台阶上。在不搭理我的那段时间里，塞莱斯汀不准我给多特准备放学后的点心，不准我带她出去玩，事实上，在多特这个年龄，看不见我自然就疏远了。她可能不想我，但我很想她。多特不在身边时，我时常心不在焉、健忘、心情低落。现在，我不埋怨她们，我们的关系又恢复到“淘气黑箱”事件之前那样，我很开心。当塞莱斯汀对着外形奇特的零部件喃喃自语时，多特告诉我沙姆韦老师对她的态度有所好转，我们还一起讨论了她明年的老师雪拉费卡修女。雪拉费卡修女高挑温柔，会拉风琴，能指挥合唱团。多特希望学校组一支节奏型乐队，她想去打砂块[4]。
“我也可以教你吹木管乐器。”我边说边吹马唐草的空茎杆。
塞莱斯汀一组装好轮椅，多特便分心了。多特跳上轮椅，操控它，在煤渣车道上开过来开过去。塞莱斯汀走上台阶，坐在我旁边。
“不知为什么……”她欲言又止。
“怎么了？”
“我觉得，这不是卡尔送来的所有礼物中最贴心的。”
我喜欢为哥哥辩护，并不是因为他在乎我这么做，也不是因为他曾为我说过好话，只是单纯出于血缘关系。他意外地让我和多特之间多了血缘关系，或许我因此心存感激。
“我觉得这件礼物别出心裁，”我说，“确实与众不同，你看多特多喜欢啊！”
的确，多特很快就掌握了如何操纵电动轮椅，快速前进，边疯狂转圈边颠簸，单轮着地，在最后关头停稳。多特玩得开心，但塞莱斯汀看着那场面可不开心，甚至觉得那是不祥的预兆。
“它让我……”她在读过的言情小说里寻找恰当的字眼，“毛骨悚然，对，就是毛骨悚然，”她做出了决定，“我们不能留着它。”
“您说什么？”多特大声问。她的耳朵灵敏。
“我们要把它送给真正需要它的人，”塞莱斯汀说，“这张轮椅太贵了，不能用来当玩具。”
多特启动了轮椅，又忽然停下来：“这是爸爸送给我的，是我的！”她压低眉毛，恶狠狠地瞪着我们，神情骇人。
但塞莱斯汀看起来心意已决。“对，”她又说了一遍，“我们要把它送给别人。”
“送给谁呢？”我问，心里仍觉得她应该让多特留下轮椅。
塞莱斯汀没回答，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她转过头来，责备地盯着我，倒好像是我疏忽了什么，好像我知道该送给谁。
“你想想，”她说，“答案很明显。”
多特跳下轮椅，把它推到后院的斜坡上。她坐上轮椅，松开刹车，让轮椅从坡上快速滑下。
“别卖关子了。”我有些恼火地说。
“拉塞尔。”她回答。
她说得对，我该想到拉塞尔。他中风瘫痪后，医护人员把他送到保留地，送去和他同父异母的印第安哥哥伊莱·喀什帕住在一起。塞莱斯汀说，他们住的小木屋塞满了动物毛皮、打猎的陷阱、狐狸麝香和各类裸女月历，糖装在打了结的袋子里，餐叉都弯了，或立在开口的罐头里，或挂在墙上钉着的钢钉上。
据塞莱斯汀所知，伊莱只离开过保留地两次。第一次是塞莱斯汀的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天，他像貂一样溜进教堂参加葬礼，静静地坐在后排，没和任何人说话，然后又悄悄离开。为了更了解伊莱，伊莎贝尔、宝琳和拉塞尔不得不像伊莱追踪猎物那样小心翼翼地跟着他。他们多次努力，终有回报，因为伊莱和所有孤独的人一样，起初认生，但后来就成了知心伙伴。他收养了一个名叫琼的小女孩，教她设陷阱、打猎，教她饥饿时如何在林中生存，教她如何避开猎场管理员。琼长大后比被伊莱收养时更野。
伊莱过于自我封闭，以至于一半亲戚都不知道他很在意拉塞尔。拉塞尔因被授予多枚奖章而名声大噪。伊莱前往圣阿德尔伯特医院，在弟弟的出院表格上潦草地签下喀什帕这个印第安姓氏，这是他唯一勉强会写的一个单词。当时，有个住在保留地外、在医院服务台工作的堂妹在场，她说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感到惊讶。那是伊莱第二次离开保留地——为了接拉塞尔回家。伊莱家有两个房间，拉塞尔就住在那儿，他睡觉时身体笔直。伊莱给他洗澡、换衣服，天气好的时候把他推到未经修整的院子里，任他打盹儿，院子里有几条毛发不整、如美洲豹般瘦削的狗保护着他。
塞莱斯汀每年去看望他们几次。每次回来后，她似乎都无法释怀，这也是此次我想跟她一起去的原因。我想看看拉塞尔还能不能说话，能不能用刀叉吃饭，手能不能动。上次我去医院探望他时，我们的关系弄僵了，我一直很难过。
因为拉塞尔一直不说话，或许更糟的是他开口说话了，所以我探望他后浑身发抖。他张开嘴巴，一串串元音倾泻而出，急促的声音折磨着我。我竭力理解他发出的声音。我拿了一罐果汁给他，把报纸递给他。我指指卫生间，又把坐在轮椅上的他推到窗边。我努力琢磨，几乎穷尽了病房中的各种可能性，最后，他却情绪低沉，一言不发。他向我身后看去，陷入了我无法进入的无声世界。
他身体康复后，整个人瘦了一圈，僵直的坐姿让人不忍直视。岁月在他的脸颊和额头上留下明显的痕迹，但他的眼睛却十分漂亮，眼球乌黑，眼角上扬，这种鲜明的对比让我心碎。我知道他头脑清楚，我握住他的手。
“拉塞尔，”我说，“我真的为你感到难过。”
他低头盯着我俩的手。我的手很粗糙，厚厚的指甲开裂了，疤痕遍布。他棕色的手干涩、修长。他想把手从我的手中挣脱，却一点也动不了。我感到他的愤怒由内而外无声地爆发了出来，我甩开他的手，站了起来。我没道别，就开着卡车回去了。一路上，我为自己犯下的错感到羞愧。我假装不喜欢握他的手，或纯粹是被他吸引了，就像多年前的夏天，我抚摸战争在他胸膛留下的疤痕一样。但其实，我抓住他的手时满心激动。后来没过多久，拉塞尔就搬去伊莱家了。一晃六年了。
“拉塞尔舅舅会喜欢这张轮椅的，”塞莱斯汀把她女儿叫回来，“你和我们一起送过去，算你送他的。”
多特停了一会儿，但很快又启动了轮椅。她决定趁现在先玩个痛快。塞莱斯汀叹了口气，用力拍打着膝盖，站了起来。
“在送人之前，她要使劲折腾这张轮椅。”
“你怎么运过去呢？”我问，其实我心知肚明，用我的卡车运送。塞莱斯汀知道我明知故问，她若有所思地看着院子尽头的轮椅。
“你来开车吗？”她问我。
“我来开，”我回她，“但我从未见过伊莱。”
“还有我姨妈，”塞莱斯汀说，“她现在经常去那儿。”
“哪个姨妈呀？”
“弗勒，你知道的，我妈妈去世时，她来过这儿。”
“弗落[5]，真是个怪名字。”
塞莱斯汀低头看着我，觉得有些好笑。“弗勒，”她说，“在法语里是花朵的意思。”
“好啦，”我边说边准备起身离开，“别卖弄了，你知道我中学选修了簿记，没学法语。”
第二天早上，我到店里时，塞莱斯汀正在用报纸包好肉冻，再用橡皮筋扎住。我猜我们会带肉冻去，外加一根香肠，如果有烤好的单层大块蛋糕，也会一起带去。我们每次探望别人时，总由我提供带去的食物。我从杂货架上拿了几袋姜饼，回到房间，系上头巾，随时准备出发。艾德里安留下来看店，一切准备工作井然有序，没什么特别的。多特一直在外面和我的几条狗玩耍，临近中午才回来。她坐在我们后面。我们的送货卡车是全封闭的，看起来像厢式货车，前排座位后面整齐地铺着软胶枕头，轮椅放在多特旁边。我们就这样出发了。离开阿格斯路程还未过半，多特便坐在软胶枕头上，头压着胳膊，沉沉地睡着了。
现在想开出阿格斯可不容易。那条公路尚未完工，随处可见橙白相间的路障、油罐、反光镜和举着警示牌的工人。我们花了近半个小时才走完那段路，紧接着又是一段景色优美的小路，然后才到保留地边界。我在保留地的指示牌边停下车，告诉塞莱斯汀该她开了，必须她来开。于是她下了车，绕到车前方，坐进驾驶座。保留地的路是砂砾铺成的，褐色的灰尘在车后漫天飞扬。一路上不见城镇的高楼，只看到莫名被废弃的矮屋，只有狗对它们不离不弃。
多特爬到前排座位，坐在我和塞莱斯汀座椅中间的手套盒上，帮她妈妈转动方向盘。她浓密的头发被塞莱斯汀剪成齐耳短发，像戴着橄榄球头盔。夏日阳光下，她的头发闪着金色的光泽，伴有铁锈色和暗棕色。她刚刚把头枕在胳膊上睡觉，所以一侧脸颊还留有红印。现在她清醒了，开始没完没了地问问题、大呼小叫，她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简直是天生的旅行家。我这辈子唯一一次旅行就是坐货运列车来到阿格斯。我从不关心窗外变换的景色，但多特却对一片荒芜、尘土飞扬、树木挺拔和房屋若隐若现的保留地景色兴奋不已，她尤其喜欢通往伊莱家的那条坑坑洼洼的路。
“看那边，”她厉声喊道，边喊边试图转动方向盘，“向左！向右！”
沙姆韦老师学期末时教过左右的概念，多特最喜欢用到平日的生活里。但在前往伊莱家的途中，有太多的车辙和弯路，多特很快就玩腻了。
伊莱家很小，房顶盖着灰色的木瓦，房子周围是一圈狭窄的泥塘，里面全是土。车还没停稳，几条恶狗就冲了过来。多特立马越过我的膝盖，跳下车，冲到恶狗之间。她的动作一气呵成，把塞莱斯汀吓呆了。
拉塞尔离我们稍远一点，靠在纱门边，被一团阴影笼罩着。他与斑驳的光线、昏暗的房间、磨损的木板和掉漆的墙壁融为一体，以至于多特一开始都没看见他。多特也没看到伊莱一声不响地从空地旁那片昏暗的灌木丛走出来。伊莱看着多特、狗和正从卡车上下来的塞莱斯汀。拉塞尔望着妹妹塞莱斯汀时，伊莱正看着他。
塞莱斯汀提着肉冻和长而硬的熏香肠朝拉塞尔走去，露出热切的笑容。塞莱斯汀虽然迈着大步，但心里肯定无比紧张，因为那几条狗已从多特身边跃过，龇着牙围住了塞莱斯汀。塞莱斯汀停下脚步，接着突然将熏香肠往下一甩，重重地砸在体形最大的那条狗的鼻子上，同时大喊：“滚开！”
伊莱向塞莱斯汀走去，伸出手同她握手，然后大门开了，弗勒走了出来。塞莱斯汀只告诉过我，弗勒以前为皮特姨父干过活，且精神不正常，但弗勒给我的第一印象却很正常，举止自然。她站在拉塞尔身边，手搭在他肩上，也许是想让拉塞尔镇定下来，可拉塞尔似乎没注意到我们。弗勒骨架大，人却很瘦，身形像塞莱斯汀，脸长得像坐牛酋长[6]似的。她的眼睛细长，很是警觉，嘴巴宽大，穿着蓬松的蓝色花纹家居便服，像套了个旧沙发套。
塞莱斯汀走过去亲吻拉塞尔的脸颊，拉塞尔把头扭开，注视着树林。塞莱斯汀拉着他的胳膊，但他看着塞莱斯汀的手，仿佛在看一片不经意飘落在自己身上的落叶。
“见到你，他很高兴。”弗勒说。
多特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站在拉塞尔面前，双手插在口袋里。她打量着拉塞尔，仿佛他是一个被冻结在冰里的人，或是被关在铁笼里的犯人。
“别盯着他。”弗勒说。
塞莱斯汀吸了一口气。多特不喜欢别人命令她，越是命令她，她就越发执拗、气愤。多特一言不发，转过身去，跺着脚走向卡车。
“帮我把我的轮椅拿下来。”多特命令道，于是我卸下了轮椅。她推着轮椅向前走去，下定了决心，既然一定要送给别人，那就亲手送出去。轮椅上崭新的铬合金螺丝钉闪耀着光泽，皮革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这是给他的。”多特说着便把轮椅推到拉塞尔面前。
没人说话。
“他在这儿过得很好，”弗勒对塞莱斯汀说，“你照顾不好他的。”
“嘿！”多特喊道，“我要把这个送给拉塞尔舅舅。”
“我们不是来接他走的，”塞莱斯汀告诉弗勒，“只是送件礼物。”
听到这话，弗勒显得友好了些。她露出牙齿，可能是在微笑：“从哪儿弄来的轮椅啊？”
我管不住自己的嘴，插了句话。
“她爸爸送她的。”
“您是谁啊？”弗勒冷冰冰地盯着我，问道。
“我是她姑妈，开着一家做香肠的店。”我说。
弗勒眼中闪过一丝不悦，目光冰冷。
“进来吧。”她边说边招呼我们从她身边进屋。
我们坐在厨房里，伊莱家很小，厨房是家里最大的一间屋子。我看到隔壁房间有台老式收音机，还有两个橙色板条制成的箱子，上面摆着拉塞尔那些没被收入博物馆的战争纪念勋章。我认出了叠好的旗帜、放勋章的小皮箱以及医生从他身体里取出的弹片和子弹。墙上有一张钉子和绳子绕成的网兜，里面别着一把德国鲁格尔手枪。
塞莱斯汀取出肉冻：“您介意我把肉冻放进冰箱吗？”
伊莱有台很大的老式冰箱，占了半面墙，冰箱表面已经泛黄。冰箱门上贴着一幅旧画，是铅笔画的鹿，那幅画看上去被重新贴过好几次。
“画得不错。”我摸着画说。
“是琼画的，”伊莱说，“她上中学时画的。”
我环顾四周。琼应该不在这儿，不过架子上摆着一张小女孩的照片，我想那就是琼吧。照片前放着一个小玻璃罐，里面插着一朵用红丝绒做的玫瑰，像从丝绒裙上剪下来的。照片上的小女孩皮肤黝黑，但很漂亮，顶着一头黑色短发。她的头发是咖啡色的，她虽然咧着嘴笑，但看起来很严肃。
“那就是她。”伊莱注意到了我的目光，说道。
“您女儿吗？”
“可以这么说。”伊莱耸耸肩，举起了咖啡壶。
“我刚煮了一壶咖啡。”他说话时声音轻柔，以至于我突然很想品尝一下，于是我坐在塞莱斯汀旁边的椅子上。他倒了三杯咖啡。
我们听到了多特的声音，不大，但是能听得到。
“要是我不想把轮椅送人，我就不必送，我可以自己留着啊。”
“小点声。”这是弗勒的声音，听起来冷冰冰的。
我们随后听到了双脚拖地行走时发出的窸窣声，还有金属的碰撞声。
“我想她们正把拉塞尔架上轮椅吧。”塞莱斯汀说。
但坐上轮椅的不是拉塞尔。我们听到轮子在土路上横冲直撞，大门砰地关上，多特一下子从灌木丛中冲过去。
“你自己来拿呀。”她大叫一声，后来声音越来越小，人也不见了。
“她正向拉塞尔展示怎样使用轮椅呢！”我为多特辩解道。
“他们一见如故，”伊莱说，“你想赌多少钱呀？”
我们听着小石子被卷进轮子后的吱嘎声，还有多特的喊叫声，只见轮椅的前轮腾空而起，她整个人向后仰，突然轮椅向一侧打滑，她便迅速掉头向房子开去。
弗勒就站在窗外。
“停下，”当多特到她面前时，弗勒说，“够了。”
塞莱斯汀和我同时紧张地坐直了，警觉地相互对视。
“什么啊？”多特假装没听到弗勒的话。
“下来。”弗勒说。
之后一片寂静。我想象着多特气得鼓起脸、攥紧拳头的样子，但却听到她正细声细语地恳求弗勒，这让我大吃一惊。
“我可不可以再开一会儿？”
“不行。”弗勒说，语气很强硬。
我和塞莱斯汀推开茶杯，站了起来，准备随时冲过去。我们满脸担心，看起来傻乎乎的。伊莱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
“坐下来，”伊莱连忙说，“坐下吃点面包吧。”
这时，多特开始撒泼。她先是低声尖叫，而后震耳欲聋地咆哮，我和塞莱斯汀一起朝门外走去。
“我最好出去看看。”塞莱斯汀说，话刚说完，多特的哭声戛然而止，像被塞住了嘴。
我把杯子放在伊莱的餐桌上，走出屋子。弗勒已经离开了，拉塞尔坐在他的新轮椅上，多特颓丧地瘫坐在泥土里。塞莱斯汀俯视着他们俩，刚才还有点焦虑，现在却很满意。
“我们走吧。”我突然说。多特非常高兴，拉塞尔没有任何回应，甚至都没瞥一眼多特。多特站起身，掸了掸屁股上的灰，向卡车跑去。我弯下腰，看着拉塞尔，至少得道个别吧。
“记得我吗？”我问，却又觉得自己可笑。
“你看起来气色不错。”我说。但事实上，他已瘦得皮包骨头。他身上干干净净的，衣服熨烫过，但与四年前相比，他瘦了很多。我转身离开时，塞莱斯汀正在大声和他说话，孩子气十足。
“我是塞莱斯汀，能看看我吗？认出我来了吗？”
伊莱走了出来，慢慢地扶着拉塞尔站起来，动作温柔、娴熟。
“和他们说再见吧。”伊莱对他弟弟说。拉塞尔张开了嘴，但发不出声音，眼神迟钝。他斜靠着伊莱，像被风连根拔起的树一样在风中摇摇晃晃。我们离开了，他们一直撑着彼此，站在院子里，直到我们回到主路上。
我们默默开了二十英里。我以为多特会对拉塞尔的事刨根问底，但她似乎不感兴趣，低头睡着了。塞莱斯汀也没说话，等我们回到通往阿格斯的岔道上她才开口。
“去哪儿了呢？”她突然问。她的声音上扬，盯着挡风玻璃往外看。
“什么东西去哪儿了呢？”我问。
“一切。”
她并不是真的在和我说话，也不是在问我。她没看我，而是看着道路两边整齐的庄稼。车不断前行，无边的田野不断倒退。
“他这辈子的所有遭遇，”她说，“我们说的一切，做的一切。一切都去哪儿了呢？”
我不知如何回答，所以专心开车。我曾经把脸撞向冰面，让人不可思议，但现在我只是个普通人。剩下的几英里路，我不禁琢磨塞莱斯汀有什么奇怪的想法。我在肉铺见过无数大脑，羊的、猪的，还有小牛的，它们的大脑和我们的一样，灰色的一团。一切都去哪儿了？大脑中到底有什么呢？平坦的田野在我们眼前展开，路边的浅沟向后退去。我思绪翻腾，想象着无数闪着蓝色电光的蜜蜂，它们聚在一起，组成一个脆弱的蜂群，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分散开来。我想象着一阵重击，如同用木槌击打绵羊般，又想象着一阵轻抚，然后我看见蜂群刹那间嗡鸣着飞散。
谁能阻止它们飞走？谁又能捉住它们呢？
斯塔之夜
一号病房的窗户都是普通玻璃，没装栅栏，也没上锁，路易斯说。他们望着窗外开阔的草坪，时值早春，小草正由枯转绿。门廊装着纱窗。“天气暖和的时候，你可以坐在那儿，”路易斯说，“就像在家一样。”他伸出双臂搂着斯塔，凝视着她的脸。两人站在州立精神病院不远处的一栋低矮的砖楼前，但斯塔既没看窗户，也没看着路易斯。
路易斯和精神病科医生都向斯塔解释过，一号病房是间疗养所，专为那些很有希望重返社会、正常生活的病人设立。斯塔之所以被送到这儿，是因为四个月前她假装失声，从那以后路易斯和邻居们只能看她的嘴型猜意思。她渐渐喜欢上别人弯腰凑过来，察言观色。她太喜欢这种交流方式了，以至于后来真的说不出话来。现在，当她张开嘴，试着用平常的语气说话时也发不出声音了。但如果她来州立精神病院，就有可能被治好，或许能大声说话。精神病科医生也这么说。
“塔普先生，您一直在鼓励她，对她真是太好了。”
精神病科医生说这话时，路易斯和斯塔都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夫妻俩看着医生翻阅路易斯这些年为治好斯塔的病而做的笔记，笔记都写在黑色封面的艺术家手稿本上，有几十本之多。上面记录了斯塔的梦境，她与物体和花儿的对话，以及她向路易斯说过的幻觉。这些本子似乎如同拥抱一样，只属于他们二人。看到它们堆在医生的桌子上，确实让人吃惊。斯塔现在有些害怕，路易斯则正提着斯塔那只上好的棕色手提行李箱。
她竭力想让路易斯明白自己不想住在这儿，而想回家。
“等等，”路易斯看着她缓缓嚅动的嘴唇说，“我没明白，你再说一遍。”
斯塔的面部表情更加夸张，她命令他带她回家。
“不行，”路易斯回答，他很痛苦，“要么你大声说出来，否则我不去揣摩你的意思。”
斯塔无声地告诉他自己讨厌一号病房，也讨厌他。
“走吧，”路易斯边说边叹了口气，领着斯塔走上通往入口的人行道，“我们去看看你的房间。”
斯塔任由路易斯把自己领上前门的台阶，走过双层玻璃门，两层玻璃之间似乎嵌着铁丝，最后进入走廊。走廊的墙是深绿的，地面铺着黑绿相间的拼花瓷砖。他们朝一位穿着柔软的白色家居便服和毛衣的胖护士走去。
“哪位住院啊？”护士边问边打量着斯塔，斯塔被路易斯半推半扶着，显然就是病人。“哦，对，”护士想起来了，“院方给我打过电话了，您就是塔普太太吧。”
护士从护士台后面走了出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斯塔：“塔普太太，下周您才能住单人病房，目前先和瓦尔特福格尔太太合住吧。”
斯塔后退了几步，与路易斯拉开了些距离，愤怒地嚅动着嘴唇。护士没理会她，大步走开了。
“我们把您的箱子拿到大厅来，好吗？”护士喊道。
路易斯将手轻轻搭在斯塔的肩上，斯塔慢吞吞地跟随护士走进另一条走廊，走廊的墙也是绿的。满墙的绿色让斯塔想起了水族馆，想象自己住在两旁水藻丛生的玻璃水缸里。她想把这个有趣的想法告诉路易斯，好让他记在本子里。但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斯塔的病房外，她看到房间四壁被涂成了芥末黄色。
她努力让路易斯明白她无法睡在那个房间。墙壁的颜色让她恶心，她也不喜欢有人同住，和另一个女人睡一间房会使斯塔想起跟玛丽住在一起的日子。那段时间，斯塔整夜失眠，只能听着玛丽的酣睡声。斯塔讨厌玛丽酣睡时的每一声呼吸。待熬到天亮，自己早已疲倦无力，无论喝多少咖啡都提不起精神。她尽力把这些表达出来，奈何路易斯正在和护士说话，在便笺上写下电话号码和看望时间。斯塔的手提行李箱已被放在床上。路易斯吻了吻她，将她的手从自己的胳膊上拿开，又把她带到床边，让她坐下。她一旦坐下，便无力动弹。墙壁那可怕的颜色让她浑身无力。
斯塔在床上坐了好一会儿，嚅动的嘴唇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等她终于能将目光从墙上移开时，却发现路易斯已经走了，自己的最后一件衣服正被护士放进钢制衣柜。
住手！她努力喊出声来，把我的东西放回行李箱，我要离开！
“塔普太太，您得大声说出来，”护士说，“我们可不读唇语。”
斯塔闭上嘴，瞪着护士。护士只是朝着斯塔微笑。
“一个半小时后吃晚饭，”护士说，“晚饭前这段时间，您为什么不坐在这儿熟悉一下新房间呢？”
护士刚离开，斯塔便跳起来检查窗户。窗户没锁，也没栅栏，不过开不了多大，至少不能让她随意进出。她推了推窗户外侧的纱窗，想看看纱窗是否能活动。
“塔普太太，想吹吹春天的微风吗？”那位护士又闯了进来，身边是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十分温顺，甚至愿意被抓着手腕带进房间。“这是瓦尔特福格尔太太，”护士说，“您的新室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