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光靠我还不够。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这些真正爱多特的人都不给她好脸色看，那她又会怎么看自己呢？有一年春天，为了帮她，让她获得成就感，重拾自信，我送了她一个20磅的铅球，让她练习投掷。刚开始她特别喜欢，铅球一直不离手。我当时觉得这真是这辈子最好的投资。
那是第一个大旱的春天，天天都是大晴天，雨水从来没那么少过。那一整个月，多特的狐朋狗友都会开车把她送到我家所在街道的拐角处，多特就在拐角附近来来回回地投掷铅球。她说自己正在减肥，好去参加田径队选拔。她认真的表情让我觉得这是她人生的新起点。傍晚，多特要是看见我的车停在车道上，就会进来坐一会儿，这之前从未发生过。她一天不吃东西，饿得脸色煞白，都没力气数落我的不是。另外，我会消除她的怒气。我每次都让她坐在餐桌旁，给她拿一夸脱牛奶和一盘核桃仁巧克力蛋糕。她一边跟我说以后的打算，一边将食物一扫而光。
她说她以后会像电影明星一样住在海边，或像玛丽姑妈一样人间蒸发，因为玛丽跟多特说自己是乘货运列车来的。她以后会开连锁炸鸡店、开卡车、开拖拉机，会像阿德莱德奶奶一样远走高飞。她会环游世界，四处求学，或跟拉塞尔舅舅和伊莱舅舅一起住在保留地的北边。她会参加州铅球比赛，一路晋级奥林匹克运动会。阿格斯镇政府会把她的奖牌跟拉塞尔的军功章以及自己出了名的日记本一起放在县博物馆展览。
多特要么因幻想中的未来而喜不自胜，要么因残酷糟糕的现实而十分沮丧。她告诉过我别人不邀请她参加派对，帅气的小混混不搭理她，女孩往她的储物柜里塞满纸巾，上课时老师会问一些明知她答不上来的问题，连清洁工都故意多给地板打点蜡，好让她滑倒、出丑。
多特心情最糟糕时，仿佛全世界都在想方设法摧毁她。
“你总说我心态不好，”她告诉我，“你说我太悲观了，但你听听这件事！”
然后她就会联想到另一件倒霉事。
多特开始罗列她的倒霉事。她跟我唠叨时既有满足感，又十分郁闷。
“想想好的方面。”我总这么跟她说。
“那你绝对疯了。”她这么回敬我。
一天下午，我正把冬天落在草坪上的叶子耙到一边，这时多特从后门走了进来，手里拿着铅球。她把铅球往草坪上一扔，传来了低沉的撞击声。
“我进田径队了，”她郑重其事地说，但听起来不是很高兴，“他们说我适合掷铅球，因为我挺胖的。”
“胖？”我很气愤，“你身材完美，不是有张保险图表[1]吗？我去找来算给你看看。”
“那些都是骗人的。”多特掂了掂铅球，心不在焉地举到脖子高低，“华莱士，你肯定觉得我的想法特别荒唐，可我时常会幻想有一天被选去拍杂志封面。他们在阿格斯发现了默默无闻的我，把我带走，给我穿好看的衣服，给我做头发，然后我瞬间变成一个美人。”她突然转身蹲下，伸直胳膊，将球投了出去。铅球沿着弧线飞行，径直落在我的月季丛里。
“没想到我能投那么远。”她得意地说。她跑去捡球。我不忍心说她刚刚弄坏了我最爱的名叫“神秘气氛”的花丛。她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我拿了点东西给她吃，然后就把她送走了。但那天晚上我一直心不在焉。渐渐地，我脑海里终于浮现出一个想法，钻进被窝时那个想法已经初具雏形了。
必须让华莱士特·达琳自信起来，让她梦想成真一次，让她变得完美，无与伦比。这样她才会放弃全世界都与她为敌的想法。我要给她信心，鼓励她。可要帮她实现哪个梦想呢？哪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呢？哪个愿望呢？凭我一己之力做不了太多，而且她的计划又那么不切实际。可我决心已定，要做一次童话里仙女的教母，帮她实现一个愿望。要实现她哪个愿望呢？
我一一考虑了多特所有的梦想，选了最后一个。
阿格斯将会有四个女王，跟扑克牌一样。现在已有白雪女王、猪肉女王、返校日女王[2]，还差一个，甜菜女王！对！甜菜女王将是四女王之首，因为在阿格斯甜菜就是国王！
这个念头一起，一切都无比清晰。我看到多特容光焕发，登上金光闪闪的舞台，皇冠在聚光灯和阳光的照耀下光彩熠熠。我看到许多深红色的必富达玫瑰，饱满鲜活。我看到多特那双像极了玛丽的琥珀色眼睛流下震惊、骄傲的泪水。我还看到我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长辈的为孩子所做的付出，其实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坐在观众席上，但其实我是幕后推手。多特敬畏又惊讶地望着我。人们拦下我，激动地跟我握手，对我说“华莱士，她太美了”、“你又成功了”或是“好久没玩得这么开心了”。我脑海中已浮现雏形，这不仅是一次加冕礼。我的脑子就这样转动起来，这将是吸引人们从各州赶来的盛大表演。这个节日长达五天，届时将有一次集市和一场大型演出，向甜菜以及最重要的甜菜女王致敬。
那天夜里我激动得无法入睡，我脑海中掠过很多可能性。我想象着用来庆祝种植甜菜这十年来给阿格斯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狂欢节、花车和长长的游行队伍。我计划让农场主合作社赞助一辆精美的花车，让新开的西尔斯百货商店分店也赞助一辆，再说服加盟企业提供炸鸡和汉堡这类点心。甜菜的种植规模之大已完全超出我的想象，阿格斯已成为甜菜之乡。我越想越觉得早就该庆祝了。
我坐在书桌前打字，把想法整理出来，狗在我脚边打鼾。夜晚很短，四月的天早早就亮了，晨光弥漫。我倒头大睡，可没睡几小时就起来了，我去找商会成员、协会主席、实干家和镇上其他有头有脸的人物，向他们表达了我的想法。他们一致热心采纳了我的提议。我们打算把它办成一年一度的狂欢节，设成旅游指南上的必看节目和本地特色活动。我们开始募捐，先从本地甜菜合作社、镇上企业那儿筹款。我们还计划在道路两旁举办大型售卖会，出售各种手工艺品。筹备活动如火如荼，完全超出我的预期。
但从想法萌生的那夜起到狂欢节当天，期间经过了数月的筹备。即便热心、感兴趣的年轻人组建了筹委会，我仍然一门心思扑在这个节日上。“华莱士，”他们跟我说，“留点活儿让我们干吧！”可我就是做不到。游行时花车谁先谁后，雇哪个年轻人清扫西部骑马俱乐部的马匹跑过的场地，每个细节我都亲力亲为，我甚至亲自起草了一条关于马粪的城市法令。
女王加冕礼是我最关心的，也是我最不敢忘的。加冕礼不仅要完美，更要尽显女王风范，这样就可以一举实现多特的梦想。我打算制作海报，制作印有女王候选人醒目照片的宣传单。我联系了由阿格斯镇西头的汤姆·B.贝斯克经营的航空公司。汤姆是我们穆斯洛奇兄弟会[3]的会员，曾驾驶飞机给庄稼喷农药，实施人工降雨。多特加冕时，他会在看台正上方写出她的名字，他发誓保守我的秘密。有时我开车去镇上，看到车窗外海蓝色的天空，就会想象她的名字飘浮在蓝天之上。
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华莱士特女王，而非多特。
我不管她嘴噘得多高，脾气多倔，岁数多大，不管她的超短裙多短，妆多浓，也不管她说的话多脏，在我心里，她永远是华莱士特。有时，我坐在她出生的那张沙发上，时间似乎一下子回到了从前。我脑海中关于家庭的回忆如录影带般一帧帧地放映。小多特一次跳下两级台阶，结果总因为太着急，没看台阶或楼梯平台而摔倒；再长大些后，她大摇大摆地走在垒球场的外野区，把蒲公英干枯的花盘当作垒球来练习挥杆，蒲公英种子在空中四散飞舞；最近几年，她对人缺乏同情，班上的同学既怕她，又瞧不起她。但我知道，只要多特能加冕，全镇的人就会在闪亮的王冠之下发现她出众的领导力、与众不同的举止和容颜。女孩们会嫉妒她，男孩们会一拥而上。真希望多特昔日的对头能转而崇拜她，对她点头哈腰，为讨她欢心而甘愿做任何事。可我得确保她能加冕。
我得选票。
为了让多特加冕，我没日没夜地工作，结果身体垮了。劳累、压力和体重下降都是家常便饭。早在筹备狂欢节前，我就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我习惯事无巨细，甚至亲自设计海报、撰写标语。我深夜还在撰写新闻稿和委员会报告。此外，我还扩充了每周的“身边那些事儿”专栏，包括介绍镇上的各种活动，附上幽默的评论和许多相关的题外话，也不乏我最近出席的一系列活动。
“别再想啦，”我在一个专栏写道，“赶快在日历上记下这段日期：1972年7月8日至12日，这五天您将体验一场娱乐盛宴。游戏、花车、奖品应有尽有，当然还有一位当地的佳人加冕。”
那位佳人将是多特。
唯一不配合的就是天气，不过天气不受我控制。
我们需要一场雨，一场把土地浇透的雨。一开始，雨要慢慢地、持续均匀地下，把干土地的毛孔打开。然后雨停，让雨水聚积，停一两天后再继续下，这样能让水分到达土壤深处，存得更久，而不会太多，也不会太急，以至于在土地上冲出沟壑。我们需要一场温和的雨，一场丰收的雨，一场不紧不慢下整整一星期的雨。我们需要水。我们试过很多办法，试过人工降雨，但第一次化学制剂不对，第二次云被风吹跑了。所有人都在祈祷干旱结束，但却迎来了一连串的晴天。天气异常炎热，土地干涸开裂。这么多年来，阿格斯第一次面临作物歉收和土地抛售的情况。临近七月，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体上的变化，我已筋疲力尽，神经紧绷。我的体重迅速下降，脸颊都凹进去了。
“你只是有点神经衰弱。”医生这么对我说，给我开了肌肉松弛剂，我没吃。他建议我外出度假，我也没去。我一点都没休息，反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内心的愧疚或许让我的身体更加不济。我打印好无记名的女王提名选票，这样镇上的人去银行时都能在银行大厅投票，选出心目中的甜菜女王。然后我把选票收集起来，用不同颜色的铅笔和钢笔重填一次，用不同的“×”笔迹，花了整整一夜。在他们投下甜菜女王的终选票时，我也如法炮制。在将结果报告给节日筹委会的朋友们之前，我在卫生间练习了几遍。可念到多特的名字时，我的笑容还是不由自主地扭曲，毕竟我从未说过谎。
情况越发糟糕，旱情没有减轻。有人提议取消狂欢节，但我告诉他们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邀请了州长及州长夫人，还有九个由中学生组成的游行乐队，外加一支精尖摩托车队。我们已签好了狂欢节合同，订好了摇滚乐团和波尔卡舞乐队，还预约了赛车特技表演。现场会有号称猛犸之战的撞车比赛，两辆联合拖拉机进行碰撞比赛，撞到其中一辆报废为止。有一场拖拉机牵引力比赛，还有一队警卫待命，我们本地预备役部队已准备就绪。我对他们说，狂欢节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停不下来。但还是有些人抬头看看干燥、发白的天空，摇摇头，然后走开了。
我不怪他们，因为甜菜种植遇到了瓶颈。可我们以前也遇到过，最终都挺过来了。我更加努力工作。我越发觉得人们面对困难时更需要痛痛快快玩一场，免得时时想着天气，张口闭口都是天气。人们引用法戈天气预报员杜威·伯奎斯特的话，还扯出民间传说中的句子，观察树的年轮和泥沼的深度。终于有一天，河流变成了一条细细的水流，河床裸露出来，上面全是死鱼和陷进去的汽车残骸，连我也希望取消节日了。酷暑耗尽了我的热情，而就在节日前一天，发生了件更糟的事，且那件事本来几乎不可能发生。我终于垮了下来。
那天早上，我在邮局撞见了塞莱斯汀。她正把手伸进信箱取信。
“真没想到！”她思忖着。她手里拿着一张传单。传单上的多特睁大眼睛看着前方，双眼像两股蒸汽一样神秘。上面还印着其他甜菜女王候选人的照片。她们笑容甜美，但长相不容易让人记住。塞莱斯汀手里还拿着一张长长的白色卡片。
“这是什么？”她边说边把卡片翻过来。
卡片上印了一个商标，“艾蒙景观系统”。商标下有一行字：“我在来的路上。”署名是卡尔。
邮局的屋顶很高，便于通风。突然，那屋顶似乎在无限上升，吸收了我们讲话的回音。标着数字的镀铜信箱门变成了无数小玻璃镜，映出我那苍老、满是皱纹的脸。我头顶半秃，浅棕色的头发已花白。现在，连新配的方形金丝框眼镜似乎也成了我留住青春的一种失败尝试。我这样子不能见他，更不能被他瞧见。
时间无法倒流或停止，终于到了狂欢节当天。那天风沙很大，异常酷热。我醒来后比睡前还要疲惫。什么都无法减轻我的疲惫感。这种疲惫感深入骨髓，我知道只能靠毅力撑过这一天。我喝了好几加仑冰镇淡茶，才撑过清早，熬过随后的游行。我手中的防水纸杯越来越薄，越来越软，纸一层层脱落。中午十二点后，饮料里所有的冰都化了，饮料桶里的水越来越多，从压力盖四周不断溢出来。我处于崩溃的边缘，本来轻松有趣的游戏对我来说都成了可怕的挑战，甚至像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好不容易才熬到下午做第一个任务的时间。
狮子会设计了深水炸弹游戏，用来为社区筹集善款。游戏规则很简单，一个人坐在软垫椅子上，椅子下方几英尺处有个又深又宽的装满水的水池。大人物悬垂的脚下有个小而圆的红色控制杆支撑着椅子，控制杆被一美元可掷三次的垒球击中后会弹开，椅子会猛地往后翻，坐在上面的大人物则掉进水池，浑身湿透。镇长、警察局长、警长和镇委会成员都会轮番坐到上面。能坐上去说明社会地位高，这个水池是诸多摊位里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每个坐到椅子上的人都会穿上特别的服饰，我也不例外。为了给自己打气，我穿了很久以前参加多特的夏威夷主题生日派对的整套行头，包括橙色夏威夷衬衫和沙滩裤，还戴上了那顶草帽。我说服自己卡尔这时不会出现。我环顾四周，没发现他的踪影，才安心上场。刚爬上椅子，我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坐下时脚下的水面让我头晕目眩。
我以前竟然不知道，坐在深水炸弹游戏的椅子上想保持平衡这么难。我咬紧牙关，双手握住栏杆，有点想吐。我尽量跟朋友们开玩笑，他们每个人都掷了三个、六个，甚至九个球，都没击中。
“他坐上去了！你们不是就等着打他吗？”售票员阿尼·多增罗德大喊。阿尼是狮子会成员，反应一向有些迟钝。听到这话我快昏厥了，双手使劲抓住椅子的边缘，眼冒金星。
“让我下去吧。”我低声说。这时，我看到多特穿着绿裙子，从远处向我走来。她非常激动，活力四射。光是看见她仿佛就给我注射了强心剂，我多么喜爱她强健的体魄，她摆动胳膊时的样子，还有她自信、坚定的步伐。可惜我当时并没看出她令人恐惧的一面。
她站到我前方。其余的一切都渐渐淡出，变得模糊。那感觉就像在看一股静止的飓风。她一脸愤怒，好像马上就要爆炸，她那绿色的蓬蓬裙像个倒立的烟囱。多特走到售票员那儿，啪地甩出一张一美元的钞票：“我来三个球。”她拿了球，一咬牙，弯起胳膊，肌肉把绿网格的袖子撑得紧紧的。我不知道看多特投过多少次球了，所以最明白不过，只要她专心瞄准，就没有她打不到的好球区[4]。
“华莱士特？”我举起双手，“不要！求你了。”
第一个球砸了过来，我直接从椅子上滑了下去，掉进了水池。我落水时依然能听到后面两个球也击中了目标。
乘客
自从种植甜菜，通上州际公路以来，阿格斯这座小镇需要的大部分货物就都由卡车运送，镇上生产的商品同样由卡车运出。人们也大多坐车通过州际公路进出。不过米勒神父可不是这样，他不太喜欢坐汽车，只在迫不得已时才长途驾驶。他是乘火车来的，从明尼阿波利斯上车，穿越州界，进入北达科他州，然后沿着一条蜿蜒的长路北上来到阿格斯。虽然这天镇上好像有什么庆祝活动，可车厢里基本是空的，全车也只有他一个人在阿格斯下车。他走下便携脚凳，列车员想伸手扶他，他挥挥手示意不用，列车员例行提醒他：“神父，小心脚下。”米勒神父心里升起一阵感动和担忧。他想，这帝国建设者号[5]列车几乎没有乘客，怎么还能一直提供这么好的服务呢？他这么问列车员，结果列车员懊恼地拉长脸说他也不知道。两人一起在北达科他州炙热的天空下停留了一会儿。火车向前动了一下。列车员把脚凳扔上火车，随后爬上了车。不久，只剩神父一人站在阿格斯火车站边上那新砌的水泥站台上。
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边走边向四周张望。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色大手帕，轻轻擦拭额头。这儿酷热无比，天气很干，他很快便大汗淋漓。
他母亲两天前给了他一封信，他来这儿是为了查明那封信背后的真相。一开始，他对信里写了什么并不感兴趣。他是位为人可靠、通情达理、知足常乐的神父，因善于布道和善待老人而受人爱戴。他最开始读到这封信时很恼火，也为母亲担心。不过他母亲现已病重，身体虚弱，除了担忧她自己的健康以外，没精力再操心别的了。后来，他坐在办公室读信中的一些描述时，开始好奇。他试着想象那座小镇的样子，那些亲戚和那个肉铺的样子。但现在他明白自己根本无须好奇，因为阿格斯没什么特别之处。
他拎着黑色手提行李箱，若有所思地在老车站宽大阴凉的屋檐下向前走。他穿着泡沫胶底的鞋，走在车站的八角瓷砖上一点声音也没有。他走到装有黄铜护栏的售票亭前，故意咳嗽一声，想引起那位坐在柜台后的年轻人的注意。
“附近有肉铺吗？”他问。
售票员觉得好像有，但随后又觉得那好像是个杂货店。
“那您知道附近有姓科兹卡的吗？”
售票员表示不知道，于是米勒神父走到电话亭，开始翻看电话机旁薄薄的电话号码簿。他没找到姨父和姨妈的号码，便又从西装口袋掏出斯塔·科兹卡的信，读了一遍，决定去找这家肉铺。根据她的描述，她父母开的这家肉铺应该在镇东头。
米勒神父脱下夹克，搭在一边肩膀上，走在阿格斯的大街上。他体型中等，没有赘肉，但肌肉并不发达。他平日里的锻炼就是步行，所以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只走了几个街区，就找到了肉铺。从肉铺往四周看，阿格斯已发展成一个大镇了。肉铺坐落在主干道上整洁的现代建筑之中，非常碍眼。街边柱子上那块通电的蓝色旧招牌写着店名。车道上没铺石砖，夹在两排高高的松树之间，通向一座低矮的青绿色瓦房，房顶上有几个尖尖的白铁皮做的烟囱。这家店看起来很破败，但还有人在经营。肉铺门前，靠墙生长着很多三色堇，洁白细长的天竺葵在淤泥里生机勃勃，草坪修剪得参差不齐，窗户又脏又破，还粘着胶带。他从车道尽头看见店铺正门有一块黑色告示板，上面写着亮粉色的“暂停营业”。
破旧的招牌上还写着玛丽·阿代尔的名字，可光看名字，米勒神父无法辨别她是不是自家亲戚。胸前口袋里的信是二十多年前写的，谁知道这二十多年里发生了什么呢？斯塔·科兹卡这个名字和这座老旧的建筑是他仅有的线索。
天气燥热，米勒神父的卷发有些凌乱。他用手指梳了下深红色的头发，然后低头注视着双手。他暗自觉得这双手显示出他性格中的一面。因为奇怪的是，他的双手与身体其他部分完全不一样，纤细有力，如猴子般灵活，指甲呈精致的椭圆形。这双手生得好看，却露出一丝邪恶，简直就是保险箱窃贼的手。他的手怕冷，他冬天巡视时要戴上厚厚的鹅绒手套，手才不会被冻伤。此时此刻，他在小镇的大街上看着突出的骨节和指尖，感到晕眩，他觉得这双手不是自己的。
街道远处响起了密集沉闷的鼓声、阵阵掌声、嘟嘟的喇叭声和欢呼声。犹大·米勒把手插进衣服口袋，人们聚集在他周围，挤得他无法动弹，空气中弥漫着各式各样的气味：汗味、发胶味、食物气味、柏油融化的气味，还有淡淡的碱尘味，碱尘是他经过肉铺的蓝色玻璃招牌时扬起的。他闭上眼，努力想着自己的母亲，但凯瑟琳·米勒又长又宽的严肃面庞却转过去，不再看着他。他像其他人一样使劲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看游行队伍中身穿金粉相间的衣服的乐队女指挥、各式横幅、老式轿车和玩侧手翻的小丑们，期望只看一眼就了解这个狂欢节。可人们挤得太紧，他心跳加速。他把手从口袋里拿了出来，脸热得流汗，他的身体在别人胯部和手肘的推搡挤压下扭曲成了全新的形状。他缩起手脚，屏住呼吸，依旧无处容身。在他周围，游行的喧闹声响作一片，各种刺眼的色彩混在一起转动着，他快受不了了。他尽力不去想，可那个可怕的想法还是冒了出来。他觉得，正是这拥挤的人群把他身体各部分组合在了一起，等到游行结束，人群散开，他的身体也会随之散架。他会碎成无数个碎片，而这一次，即使是他那双灵巧的手，也无法将自己复原。
[1]用以展示个人哪些方面需要购买保险。
[2]每年暑假，美国中学在返校节评选出的最受欢迎的学生。
[3]1888年成立于美国的兄弟会组织和服务性组织，常年支持医药、教育等慈善事业。
[4]指击球手大臂和膝部之间的部位，投球必须投中此区。
[5]由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营运，运行在美国中西部和太平洋西北地区之间的长途列车。
Chapter15
1972年
卡尔·阿代尔
我一生都轻装上路。我习惯扔掉破旧的衣服和看完的书，甚至塞莱斯汀的字条也不留着。我只有一件家具——一个高档便携音箱。我每听厌一张唱片，就把它扔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可最近几个月，我突然开始怀念自己十年前、十二年前，甚至十五年前扔掉的那些唱片，就连上周才扔掉的唱片里的曲子也会在我脑海里回荡，只有一句歌词或一个字记不起来。渐渐地，我干活时也能听到那些曲子在脑海中回响。我先前的工作是医治荷兰榆树病，除蓟马和乳浆草。现在我来到南方，在飞速发展的得克萨斯州出售并安装预制的园林景观。这是谋生，勉强糊口，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我越来越不认真，开始幻想，开始幻听。在图纸上给承包商设计渗流场和化粪池时，我会突然想起一首歌，比如欧文·柏林的经典曲目《孤身一人》和《愉快谈话》；想起由雨果·温特霍特和他的乐队伴唱艾迪·费舍主唱的平缓而毫无感情色彩的音乐；想起帕蒂·佩姬的《从火车上给妈妈一个吻》；想起《轻轻地，轻轻地》；我还会想起杰伊·P.摩根的歌声。我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于是承包商便奇怪地看着我。
“别放在心上，”我会说，“听听看吧，能想起后面的歌词吗？”然后我唱了起来：“从火车上给妈妈一个吻、一个吻，给妈妈一个吻别，从火车上给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后面是什么来着？好像唱的是妈妈在乡下的旧习惯。”
承包商要么哈哈大笑，摇摇头，要么露出更奇怪的眼神，然后辞了我。但我已不在乎。为什么收音机再也不播以前那些经典歌曲了呢？我还想听乔·“芬格斯”·卡尔的音乐呢，还有《龙舌兰》。
端着一杯冰镇玛格丽特鸡尾酒，坐在汽车旅馆没注水的泳池旁时，我常觉得伟大的一代逝去了。但我还有许多其他想法。如今我不再粗心大意。大多数男人到了我这个年龄都会突然不满足过去所积累的一切，而我却完全相反。我想再得到以前扔掉的一切。
我想要那辆分期付了十五次款后却被收回的小汽车；我想要顾客的房子，有些我没进去过，至于那些我进去过的，我还想要里面的房间、浓浓的地板蜡味和烧焦的食物气味；我想要食物，不管它们是否被烧焦了，还想要做那些食物的女人；我想要那些女人的丈夫；我想要站在死胡同里或躺在卡车车厢里的男人，想要已有性伴侣的男人或像华莱士·费弗那样没有任何性经验的男人；我想要世上的所有人，他们彼此相爱、略有薄产、会做饭，而且还记得很久之前的歌曲。
闷闷不乐了几个月后，我才突然发现自己真正向往的是他们的未来，我想像他们一样有孩子。所以，在普莱诺[1]分公司的办公室看到塞莱斯汀的字条时，我激动得大声叫了出来，把跟字条一起寄来的那张剪报到处拿给人看。剪报上是甜菜女王的候选人照片，多特的名字被圈了出来。华莱士站在候选人身后，他笑得很开心，戴着新的金丝框眼镜。我向见到的每个人炫耀剪报上的多特，结果却洋相百出。有个经理无法忍受，轻蔑地问我上次见女儿是什么时候。
我辞职了。
我一直这么潦倒，对销售这份工作也提不起兴趣。
我回到旅馆，把所有东西都装进老旧的普利茅斯车的后备厢，然后在泳池边坐了一会儿，想着下一步的计划。我常常不知何去何从，就像现在这样。不过最近，漫无目的的日子越来越多，而且这次持续的时间最久。没拿酒杯，没穿外套，戴着帽子，钥匙环里扣着的钥匙摆动着，我就这么一直坐到黄昏降临，天空变成了橙黄色，霓虹灯一个个亮起，连成弯弓或拉链的模样。可霓虹灯毫无意义，不过是一堆闪烁的形状罢了。我四周一片安静。我坐在那儿，黑暗慢慢降临，蜥蜴在地砖上爬来爬去，我越来越想不通，觉得自己的存在越来越没有意义。我和周围无意义的背景融为一体，成了一束闪烁的光。
我从未付出，也从未索取，我的人生没有意义，我一无所有。
在那怪异、不真实的黄昏中，我就这样告诉自己。我紧闭双眼，不去看黄昏；紧闭心扉，不去想这件事。我屏住呼吸，在那昏暗、萧瑟、使人窒息的一瞬间，我找回了失去已久的东西。它不是一件物品，不是一个计划，也不是一句记不起来的歌词，而是一种甜蜜的感觉，我只能用甜蜜二字来形容它。我深深呼出一口气，感到纯净极了。
我睁开眼，走下台阶，钻进车里。我全速北上，只有加油时才停一会儿。我一定要在剪报上的日期之前赶到阿格斯，见一见多特，因为我觉得甜蜜的感觉就是因她而生。其实上次见过她后我就一直担心，不知道她依旧逍遥法外，还是进了监狱。我开着车，觉得好像其他人跟这甜蜜的感觉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是那些我以为已永远离开我的人，比如我妹妹。
我上次见我妹妹时被她打成轻微脑震荡。当时正在吃晚饭，她朝我扔了一个牡蛎罐头，正中太阳穴。我捡起罐头，揉了揉太阳穴，对她说：“你真是六亲不认！”她却对我说，她没有亲人。她太固执，毫不让人。还有华莱士，他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我，因为我是他唯一的性伴侣。他在我面前唯唯诺诺，像是贴身侍女。他会把我的衣物一一洗好、熨好，包括只穿过一次的衬衫。他给我端咖啡，榨橙汁，就因为我说我喜欢鲜榨的果汁，每晚还给我做大餐。我抽烟时，他唯恐烟灰落在我身上，总会先用手掌接住，再拂进烟灰缸。他在床上也是如此，会竭尽所能地取悦我，却没胆量让自己得到快感。我喜欢自私的人，那样我就不用担心他们在想些我弄不明白的事。华莱士存心想把我气死，虽然我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但我知道我俩的关系不会长久。
可我现在回来了。
我带着所有家当，把后备厢和车后座塞得满满的，在狂欢节游行那天的黎明时分到达了阿格斯。我一路开过来，没有休息，手似乎粘在了方向盘上，也可能是直路开得太久，忘记该怎么转弯了。太阳出来了，天空中弥漫的尘埃将太阳光折射开去，太阳看起来格外炽烈。主干道上，所有的商品都在玻璃橱窗内的大托盘里忍受着炙烤，连路标都被晒得发出红色光晕，柏油街道热得发亮。这些街道通向公路。小镇遥远的另一头，热浪滚滚，一阵比一阵热。这时，我看见不远处有两个银色大谷仓，于是就开了过去，想把车停在谷仓的背阴处打个盹，等狂欢节开始就立马元气满满地开过去。
我开到谷仓西面的阴凉处，把车停在一片高高的野生芥菜地里。我下了车，站在杂草丛生的石子路上。天渐渐亮了，刮起了一阵风，大风吹进我的耳朵，双耳隐隐作痛。我忘了北达科他州的风有多强劲。我已很久没有踏上北达科他州的土地了，连巴德兰兹地区[2]也没再去过，我和塞莱斯汀是在那儿结婚的。我们请了一位太平绅士[3]主持婚礼，说完结婚誓言后，我就带着她和孩子去亚历克斯约翰逊酒店用晚餐，这是拉皮德城档次最高的酒店。我希望婚礼后的塞莱斯汀态度有所好转，所以有意提到我们重新住到一起的事。可塞莱斯汀只是凶巴巴地露出一口白牙，叉起一块沙拉，轻摇着蜷缩在腿上的孩子。
“可别被婚礼冲昏了头脑。”她对着我俩中间的餐桌点点头，仿佛餐桌代表了我，“刚才只是走过场。”
我看得出来，她不喜欢这场不得不结的婚，也不喜欢我们的黑山金牌的婚戒，即便那是她亲自在亚历克斯约翰逊酒店大堂买的。晚餐时，她一直转动着婚戒，仿佛它戴在手上很疼。她甚至一度摘下婚戒，放在咖啡杯杯托上，差点被服务生连着杯托一起收走放进洗碗机。
用完晚饭，我俩就分开了，我继续四处奔波。那时我也第一次真正成为父亲。男人只有在孩子出生后才真正成为父亲，这个道理之前没人跟我说过，我也从未听说过。塞莱斯汀十月怀胎时，我不在她身边，没看到她身体上的变化，没看到她开心或抱怨，所以我内心十分平静。直到看到宝宝多特的那一刻，我才恍然醒悟，原来自己已为人父。
我驾车离开拉皮德城，行驶在不见尽头的公路上，公路位于南、北达科他两州的边界。长途驾驶时我常常哼点朗朗上口的曲子，或是和收音机说说话。但没过一会儿，我就关掉了收音机。午后周围一片安静，我处在一望无际的雪地和枯木的中心，这样的景象让我感到惬意。窗外的景色几乎一成不变，事实上，我一度以为自己静止了。车轮在稀薄的空气中高速旋转，我仿佛被悬在半空，一动不动，犹如一颗恒星。
曾经那阵大风拽着我前行，现在吹的是同样的风，唯一的不同是如今到处都种满了甜菜，阿格斯没人再种谷物了。
谷仓底部由一些四英尺长、两英尺宽的木条拼成，墙面贴的沥青纸有些已翘了起来，财务室被木板钉了起来，牢牢封死。铁路岔道两边杂草丛生，轨道磨损，甚至少了几条枕木。我可能算是非法入侵，而且就我这副模样，就算州警察把我抓起来也不能怪他们。
我看起来脏兮兮的，没刮胡子，没洗脸，还一身尘土，饥肠辘辘。我一直等到九点才去金花鼠餐厅的卡座坐下，点了咖啡和俾斯麦卷。我在那儿坐了很久，看完了整场花车游行，只不过人群拥挤，我只能看到人的后脑勺和花车顶部。我到餐厅的洗手间洗脸洗手，梳好头发，抖去夹克上的尘土。我还往眼部泼了些凉水。但我三天没刮胡子，还穿着一身廉价的蓝色西装，不管怎么看都像个睡眼蒙胧的老流浪汉。
我到露天集市后心里更难受了。游行队伍渐渐走散，一片混乱中，我进错了入口，把车停在了离加冕会场最远的地方。在旋转木马发出的一连串风琴声中，在一片嘈杂与混乱中，我下车瞎转悠，疲惫地蹒跚而行。混乱的场面让人不堪忍受，我走过一排长长的摊位，看到肉铺的卡车时，甚至有点兴奋。卡车停在未修剪的草坪上，在榆树倾斜的树阴下，斯塔孤零零地坐在副驾驶座上。
卡车车窗上满是灰尘，斯塔的脸笼罩在阴影里，有点失真，但岁月似乎未在她脸上留下痕迹。要说她这些年的变化，那就是被磨平了多余的棱角，又增添了几分姿色。她微微侧着头，眼神犀利，一股女王风范。她脖子上戴着一条华丽的红色石榴石项链。
看到那项链，我立马转过头。
有时候，一个小东西或一件小饰物就足以让所有回忆涌上心头。我已记不起上次想到母亲是什么时候。可斯塔的那条项链和母亲当年视若珍宝的那条非常像。或许是那条项链让我鼓起勇气穿过停车场，走到卡车旁，又或许是因为我看到了那条项链，于是在心底默默期许，既然斯塔这么多年来一直没变，依旧漂亮，那么我可能也没有衰老。
“你不介意吧？”我悄悄溜到驾驶座上，然后关上车门，突然感到一阵无法抗拒的倦意。车里的空调调到了高档，非常舒适，疲倦袭来，紧张和焦虑、酷热和喧闹声慢慢离我而去。我瘫坐在驾驶座上，完全放松下来。身体慢慢前倾时，我隐约听见自己对斯塔说了声对不起，我把胳膊搭在方向盘上，头伏在胳膊上休息。
“我就闭一会儿眼睛，”我听见自己说，“实在太累了。”我仿佛有一瞬间睡过去了，或是出现了幻觉，因为我抓着方向盘，便以为自己还在开车，于是吓了一跳，突然坐直了。
我看了斯塔一眼，但她还是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根本没理我，于是我也朝那个方向看去。在枯草坪的另一头，一群人聚在一个木板搭成的摊位边。地上放了一个大水池，水很深，看起来一片漆黑。一个身形干瘪的人身穿花花绿绿的衣服，坐在水池上方高高的椅子上，惹人发笑。下面的人正和他开着玩笑，坐在椅子上的正是华莱士·费弗。
“原来他在那儿呢，”我说，“把自己整得像个大傻瓜。”不过其实我不是这么想的。我坐在车里，空调声很大，但依然能听到华莱士对掷球的人喊话。我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但下面的人都笑了，他们把垒球投得很偏，故意不打到控制杆上。这就是受人爱戴的华莱士，大家甚至不忍心在大热天里把他砸进水池寻开心。
我记起该有的礼节，想跟斯塔解释一下，然后就去找女儿多特，就在这时，我俯视着华莱士身后的那排摊位，发现多特就在拐角处。奇怪的是，我大老远开车来见她，可真看到她时却犹豫了，没有下车去找她。多特吃力地迈着步子，低着头，就像一头生气的公牛，所以我看清楚了她的发型，刘海是卷过的，一小缕长卷发垂下来，后脑勺的头发往内卷，还喷了一头的发胶，看起来坚不可摧。
“塞莱斯汀怎么能让她做这个发型呢！”我大声说。还有裙子。多特的上身被那件低胸长裙紧紧裹住，她走路时双脚总是踩在钟形裙摆上。她身后拖着长长的白色后摆，边走边前后摆动着又短又粗的胳膊，活动着戴着手套的双手。我敢肯定她是来找麻烦的。即使离得很远，我还是能看到她闪闪发光的眼睛。多特让我想起了刚上岸的水手，那帮危险的家伙，他们在海上被幽禁了几个月，正找机会施展拳脚呢！
她目的明确，冲到华莱士所在的游戏摊位前，毫不犹豫地走向柜台，摘下长长的白手套，买了三个垒球。她举起一个球，掂了掂分量，然后瞄准，投了出去。我看呆了，一个，两个，三个，个个都击中了控制杆，但其实一个就够了。华莱士像一道橙色光线似的掉了下去，头上的帽子也跟着飘了下去。
我立刻冲出卡车，迟疑了一下，绊了一跤，又继续跑过去。我抽烟不节制，人也老了，而且此刻背部非常疼，可我还是把所有力气都用在双腿上，飞奔过去。华莱士已经意识不清，我必须赶过去。我简直像在逃命啊。
我从人群中挤过去，和华莱士一样扑进了水池。
我跪在水池里，挪到华莱士身边。他躺在浅浅的塑料水池底部，重得像个熟睡的孩子。他看上去像在打盹，又像已经淹死了。拉他起来时，我身上还滴着水，迷迷糊糊地在水里扑腾，彻底惊呆了。华莱士伸出双手，挣扎着。我把他拉近，然后突然想起该说什么了。
“怎么没人管啊？”我说。
看台
塞莱斯汀和玛丽选择座位时摇摆不定，要么坐在看台最上面几排，那儿有用木瓦搭建起来的遮阳篷，要么坐在第一排，那儿离舞台最近，但要忍受暴晒。最终，她们决定坐在太阳底下。她俩一起坐在第一排正中央，默默不语，各想各的心事。日头很毒，而她们的人造丝裙子将热量全盘吸收，传到紧贴裙子的皮肤上。
“和烤火鸡没什么两样。”半小时后玛丽这么说。广播里通知加冕礼即将开始，于是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向看台。一位红发神父坐到了第一排的一头。看台是围着本垒的半圆形，所以塞莱斯汀和玛丽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位神父。
她俩同时想到了斯塔。
“也许我们该请神父来。”塞莱斯汀说。
“我可不确定，”玛丽抿了抿嘴说，“她离开教会了。”
“说得没错。”塞莱斯汀答道。不过，她真希望自己为斯塔最后的道别仪式做点什么，她总觉得这是她应该做的。她继续看着神父，就好像他带来了希望。他看起来很可靠，塞莱斯汀觉得如果加冕礼结束时去找他，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做。
“他们把拉塞尔推过来了，”玛丽说，“看那边。”
护工今天开了很长时间的车，才在游行快结束时赶上了拉塞尔的花车。现在，他正在坑坑洼洼的石板路上推着拉塞尔。
“拉塞尔穿那件旧制服可能会热死的。”塞莱斯汀担心地说。在她看来，好像每个人都很难受。坐在对面的神父把加冕礼的节目单叠起来扇风。塞莱斯汀和玛丽也人手一张节目单，但她们想将其好好保存，用来纪念这一天。
终于，公主们开始沿着台阶走上舞台，边走边用手提着裙子。塞莱斯汀仔细打量、比较着她们。她们身穿轻薄精巧的裙子，个个如同杂志上或商店橱窗里的模特。斯塔曾经也那么光鲜亮丽，嘴唇闪亮，头发用发胶精心定型。多特没跟她们一起上台，而是迈着大步沿垒球场的左侧垒线走来。
她的裙子好像已被高温熔化，像一株蔫掉的植物。多特甚至都没用手提着裙子，就径直踏上台阶。
“那才是我侄女。”玛丽轻声说。
在玛丽眼里，多特漂亮极了。阳光洒在多特的头发上，她的裙子在阳光下色彩斑斓，闪闪发光。玛丽觉得侄女看起来像古代的异教女神。玛丽最近正好读到《陌界解密》里亚特兰蒂斯[4]的灭亡，她想象得出多特手拿权杖把大海搅得天翻地覆的样子。
塞莱斯汀觉得多特看起来不舒服，甚至有点儿气急败坏。多特弓着背，脸上的汗水流淌下来，反射着阳光。她坐到最后一把折叠椅上，手攥成拳头放在大腿上，眯着眼看着闷热、苍白的天空。
其实，此刻所有人都不舒服。他们一边叹气，一边扇风，在太阳下哭丧着脸，焦急地等镇长上台。塞莱斯汀和玛丽盯着多特，想让她看看她俩，对她俩招招手，得到一点“皇室”的关注。但多特就像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一样，完全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看都没看她俩一眼。过了一会儿，神情紧张的华莱士突然跳起来，吸引了塞莱斯汀和玛丽的注意，卡尔跟在华莱士身后，两人的衣服都湿透了，全身冒着热气。
“她知道了。”华莱士一面在塞莱斯汀正后方的座位上坐下，一面喘息着说。卡尔故意坐在玛丽身后，动作缓慢。他点了点头，眼神疲惫，没开口说话。他审视着舞台、横幅，以及那把高于其他椅子的空折叠椅。那把椅子位于一个高台上，装饰着彩带，等待着即将加冕的女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