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我记得一清二楚，事情很简单，没有不相干的细节。晚上八点，伊雷内在自己房里织毛衣。突然，我想点火烧水，沏壶马黛茶。我沿着走廊，走到半掩的栎树门前，朝厨房方向拐去，听见饭厅或图书室里有动静。声音很轻，听不太清，好像椅子倒在地毯上，或是有人窃窃私语。与此同时，或一秒钟后，我听见走廊尽头也有声音，走廊连着那些房间，延伸至栎树门。我赶紧向门冲去，用身体把它撞紧。幸好，门钥匙插在我们这半边，保险起见，我把大门闩也插上了。
我走进厨房，把水烧开，端着茶盘走回房间，对伊雷内说：
“我锁上了走廊门，后面被占了。”
她放下手里的活，眼神疲倦，严肃地盯着我：
“真的吗？”
我点点头。
“这么说，”她重新拿回针线，“我们得住在这半边了。”
我小心翼翼地品着马黛茶，她过了好一会儿才接着织。我记得她织的是一件灰色坎肩，那件坎肩我喜欢。
头几天的日子不好过，许多心爱的东西都在被占的那半边：我的法国文学收藏全在图书室里，伊雷内挂念几块桌布和一双冬天特别保暖的拖鞋，我心疼那只欧洲刺柏烟斗，我想伊雷内会记挂那瓶陈年橘皮开胃酒。我们时常（但真的只是头几天）关上五斗橱抽屉，伤心地对望一眼。
“不在这半边。”
又一件我们留在宅子那半边的东西。
不过，这样也有好处。清扫工作简化不少。即便我们起得很晚很晚，比如说，九点半才起床，十一点不到活儿也就干完了。伊雷内养成了随我到厨房、帮我做午饭的习惯。我们好好盘算了一下，决定在我做午饭的同时，她做晚饭，晚饭就吃冷盘。傍晚出房间做饭总让人恼火，如今，只要在伊雷内房里放张桌子，摆上凉菜就大功告成。这么安排真是皆大欢喜。
伊雷内挺开心，因为她织毛线活的时间更宽裕了。我没了书，有些失落。为了不让妹妹难过，我开始翻看爸爸的集邮册，借此消磨时光。我们俩多半待在伊雷内的房间（她那间更舒适）自得其乐。有时，伊雷内说：
“看这儿，我想出来的花样，像不像三叶草？”
过了一会儿，我把一方小纸片递到她眼前，请她欣赏欧本与马尔梅蒂地区的一枚邮票。我们过得不错，渐渐地，开始不去思考。活着，可以不思考。
（只要伊雷内大声说梦话，我就会马上醒。我永远听不惯那种毫无生气、鹦鹉学舌般的声音，不是嗓子眼发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梦里。伊雷内说我睡觉动来动去，有时，被子都会掉落在地。我们俩的卧室隔着主厅，但一到晚上，宅子里的什么声响我们都听得见。我们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咳嗽声，经常感受到对方伸手拧开床头灯的动作，那是我们都失眠了。
除了这些动静，宅子里鸦雀无声。白天是日常行为发出的声响：毛衣针的金属摩擦声，邮册翻页的嘎吱声。栎树门，我记得我说过了，是实木的，很厚实。厨房和卫生间紧临着被占的那半边，我们在里头时，要么扯着嗓子说话，要么伊雷内大唱摇篮曲。厨房的瓷器和玻璃制品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其他声响也就没法儿进得去。在那儿，我们很少不出声，可一回到卧室和主厅，宅子里便灯火微明，一片寂静。这时，我们连走路都既轻又慢，免得吵着对方。我想，正因为这样，只要伊雷内晚上大声说梦话，我就会马上醒。）
除了结局不同，一切几乎是情景重现。晚上，我觉得口渴，临睡前，跟伊雷内说自己去厨房倒杯水，走到卧室门口——她还在织毛衣——我听见厨房里有动静。也许是厨房，也许是卫生间，隔着个走廊拐角，听不清楚。伊雷内注意到我突然收住脚，于是不动声色地走到我身边。我们俩竖起耳朵，很明显，声音来自栎树门这半边，不是在厨房就是在卫生间，也许，就在离我们不远的走廊拐角。
我们都没顾上互相看一眼。我抓着伊雷内的手臂，头也不回地拖着她跑到推拉门边。声音从背后传来，高了些，好在一直不算响亮，我一把关上推拉门。玄关里，什么也听不见。
“这半边也被占了。”伊雷内说。毛衣垂在手上，毛线消失在玻璃门下。她见毛线球在门那边，看也不看就松了手。
“带出什么了吗？”我明知徒劳，还是问了一句。
“没有，什么也没有。”
除了身上穿的，我们一无所有。我想起房间柜子里有一万五千比索，晚了。
我还戴着手表，晚上十一点。我挽着伊雷内的腰（我觉得她在哭），走到街上。离去之前，我有些不舍，锁好大门，把钥匙扔进阴沟。千万别有哪个可怜鬼想这时候入室行窃，宅子都被占了。
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
安德烈娅，我原本不想搬来您在苏伊帕恰街的公寓。不是因为小兔子，是因为闯入一个封闭的秩序让我痛心。您的家里，薰衣草的香味、落着尘埃的展翅天鹅、拉腊四重奏里小提琴与中提琴的合奏，在空气中交织出精致细密的网，秩序也渗透其中。生活优雅的人，将环境布置成看得见的灵魂翻版：这里是书（一边是西班牙文的，另一边是法文和英文的），那里是绿色的靠垫，小茶几的这个固定位置放着玻璃烟灰缸，好像是从肥皂泡上切的了一块。永远有香味、声音、生长的盆栽、逝去友人的照片、茶具和方糖钳……进入这样的环境让我苦恼。啊，亲爱的安德烈娅！即便全身心地认同这一切，破坏一个女人在她的温馨小屋建立的细致入微的秩序该有多么艰难！拿起一只小金属杯，把它放到桌子的另一边——这么放只是因为搬来的人把英文字典拿了过来，放在这一边手够着方便——会产生多大的愧疚！移动那只杯子，意味着和谐的奥尚方[1]格调中突然出现一抹可怕的红，意味着莫扎特交响乐寂静无声的那一刻，“啪！”让人一惊，所有低音提琴的弦突然崩断。移动那只杯子，破坏了整个屋子的相互关系，一件物品和另一件物品的相互关系，杯子灵魂和屋子灵魂以及远在他乡的屋主灵魂之间无时不在的相互关系。无论是用手指碰一本书、微微聚拢一束灯光投下的区域，还是打开音乐盒的盒盖，我都无法阻止冒犯和挑衅像一群麻雀在眼中一闪而过。
您知道我为什么搬到您家来，搬到正午宁静的客厅来。倘若不洞识真相，一切似乎自然而然。您去了巴黎，我住在苏伊帕恰街公寓，安排简单，却各得其所。九月，您会重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会搬到另一个住处，那儿也许……不过，我给您写信不是要说这些，写这封信是因为兔子，我觉得应该告诉您；是因为我喜欢写信；或许，是因为下雨了。
我是上周四下午五点搬的家。当时，天，雾气弥漫；我，满心厌烦。一生中，我那么多次关上过箱子，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无目的地整理行李，以至于上周四那天充满了皮带和阴影。我看到箱子上的皮带，就如同看到皮带投下的阴影，它们像鞭子那样，间接地、十分轻微却又十分可怕地落在我身上。不过，我还是理好箱子，通知用人过去帮忙，走进电梯。就在一楼和二楼间，我感觉要吐出一只兔子。之前，我没跟您提过，您别认为我不坦诚，谁也不会告诉别人自己时不时会吐出一只兔子。每次吐出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和许多发生在（或人为安排发生在）绝对隐私时刻的事一样，我选择闭口不提。别怪我，安德烈娅，您别怪我。时不时地，我会突然吐出一只兔子。这不是无法随意选择住处的理由，不是让人自惭形秽、离群索居、沉默寡言的理由。
我感觉要吐出一只兔子时，就把两指张开，呈夹子状，放入嘴中，期待暖暖的茸毛如水果味泡腾片一般从喉咙里冒出来，卫生、迅捷、干净利落。我拿出手指，指上夹着小白兔的一双耳朵。小兔看上去很高兴，正常得很，没有缺胳膊少腿，只是个头小，非常小，和兔形巧克力一般大，不过是白的，一只完整无缺的小白兔。我把它放在掌心，手指轻轻扶起它的茸毛。小兔似乎对降临人间十分满意，动个不停。嘴巴贴着我，静静的，痒痒的，在掌心里蹭来蹭去。它在找吃的。于是，我——当时我还住在郊外，说的是那时的情况——带它来到阳台，把它放进特意种植的三叶草大花盆。小兔竖直耳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头扑进柔嫩的三叶草丛。这时，我知道可以扔下它，走开，继续过一段与众多去农场购买小兔的人没有差别的日子。
在一楼和二楼间，安德烈娅，似乎在预告我在您家的生活状况，我知道自己要吐出一只兔子，当时我就害怕了（或者，是吃惊了？不，也许是又害怕又吃惊）。搬家前，短短两天前，我刚刚吐出过一只兔子，以为一个月、五周，运气好也许六周内会平安无事。您瞧，小兔子的问题我处理得妥妥当当。我在那个家的阳台上种三叶草，吐出一只兔子，放在三叶草上；一个月之后，当我估摸着没准什么时候……我就把长大的兔子送给莫利纳夫人。她相信人各有癖好，从不乱发议论。这时，另一个花盆里柔嫩的三叶草又渐渐长到合适的大小；而我，不慌不忙地等着早上毛茸茸痒酥酥的小家伙顺着嗓子眼往外冒，新来的小兔重复以前那只小兔的生活和习惯。安德烈娅，习惯是节奏的具体表现形式，是节奏的一部分，帮助我们生活。一旦进入固定不变的循环周期，一切条理化，吐出兔子就没那么可怕。您也许想知道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事儿，种三叶草，还要送给莫利纳夫人，立马杀掉不是更省事……唉！您也应该吐只兔子，就一只，两个指头夹着，放在掌心。它是那么的弱不禁风，带着难以言表的光彩霎时俘获您的心。一个月对它而言天差地别。一个月意味着个头大了，毛长了，会跳了，眼神野了，天差地别呀！安德烈娅，一个月意味着一只大兔子，意味着兔子真正长大了。可是，开始一分钟，它是温热蠕动的一团雪，包裹的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小生命……开始几分钟，它是一首诗，以土买[2]一夜的灵感：生于我，融于我……之后，不再是我，茕茕独立，拒人于千里之外，置身于白色、平坦、信封大小的世界里。
无论如何，我当时决意将小兔扼杀在摇篮里。我要在您家里住四个月呢，运气好一点，也许三个月。喂几勺酒就成。（您知道要想慈悲为怀，只需喂小兔一勺酒，便可立刻置它于死地吗？据说，这样一来，兔肉会更香，尽管我……三勺或四勺酒，之后扔进厕所或包起来扔进垃圾箱。）
电梯通过三楼时，小兔在我掌心里动来动去。萨拉在楼上等我，准备帮我把箱子拿进屋……怎么跟她解释才好？个人癖好？动物商店？我用手帕包住小兔，放入大衣口袋，把大衣松开，免得挤着它。它几乎一动不动。微小的意识恐怕在向它着传递重要的事实：生命是向上移动的过程，以“咔嗒”一声结束；生命是在一口温热的井底望见的白色、环绕的低空，散发着薰衣草气味。
萨拉什么也没看见。面对一道超级难题：如何将她的秩序意识贯彻到我的衣箱和纸张上，她简直无从下手。她深思熟虑的解释里充斥了“比如”之类的字眼，而我对此丝毫提不起兴趣，找着机会就把自己锁进卫生间：现在动手，干掉它。手绢周围一片温热，小兔雪白无瑕，看起来比过去任何一只都美丽百倍。它没看我，只是愉快而满足地微微起伏，堪称最可怕的注视方式。我把它关进空药箱，回头接着拆行李，脑子有些茫然，但至少不用痛苦，不用负疚，不用打肥皂从我手上洗去小兔的最后一阵抽搐。
我明白：杀它我下不了手。可就在那天晚上，我吐出了一只小黑兔。两天后，一只小白兔。第四天晚上，一只小灰兔。
您应该很喜欢卧室里那只漂亮的衣柜。衣柜的门很大，打开门，一切尽收眼底，木板上空空如也，等待的是我的衣服。如今，我把它们放在那里，那里面。看起来完全不可能，就算跟萨拉说了，她也绝不会相信。萨拉一点也没怀疑，她不起疑心，是因为我的准备工作做到家了。就这么一件事，让我搭进去多少白天黑夜。它时时灼烧着我，让我的内心日益坚强，好比您放在浴缸里的那只海星，每次洗澡，都让人感受到充足的盐分、阳光的灼射和海底的喧嚣。
白天，它们睡觉。一共十只。白天，它们睡觉。门关着，衣柜对它们而言是白夜。在那里，它们乖乖地安然入眠。我出门上班，把卧室钥匙随身带走。萨拉恐怕以为我对她缺乏信任，向我投来狐疑的目光，每天早上我都见她欲言又止，最后选择闭口不言，而我心花怒放。（九点至十点，萨拉打扫卧室，我在客厅里制造声响，放一张班尼·卡特[3]的唱片，声音传遍每个角落。萨拉也爱听宗教短歌和斗牛舞曲。衣柜看上去一片寂静，也许，它确实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对于小兔们来说，那是夜晚，应该休息。）
小兔们的一天从晚饭后开始。伴随着方糖钳的叮当作响，萨拉撤去晚餐托盘，向我道了声晚安，没错，她向我道晚安。安德烈娅，最苦恼的是她居然向我道晚安。然后，她就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突然，我孤身一人，独自面对可恶的衣柜，独自面对我的责任和我的悲哀。
我把它们放出来，让它们轻盈地跳进客厅，它们兴奋地闻到了原本藏在我口袋中三叶草的味道。现在，三叶草星星点点地铺在地毯上，被它们搅乱、移动、霎时消灭在肚子里。它们吃得很好，规规矩矩，不声不响，那一刻，我无话可说，只是徒劳地拿着一本书——安德烈娅，我很想读完您家里所有季洛杜[4]的作品，还有您放在书架最底层洛佩斯[5]的阿根廷史——坐在沙发上看它们，看它们吃三叶草。
一共十只兔子，几乎全是白的，抬起暖暖的小脑袋，看着客厅的吊灯，“白天”三盏永远不动的太阳。它们热爱光线，因为它们的“夜晚”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路灯。它们看着三轮太阳，满心欢喜，在地毯上、椅子上蹦来跳去。十个不起眼的小斑点如时刻转动的星座动个不停，我希望看到它们一动不动地伏在我脚边——有点像造物主做的梦，安德烈娅，造物主们无法实现的梦——而不是在米盖尔·乌纳穆诺[6]的照片后面、淡绿色的花瓶旁边、黑洞洞的写字台下面躲躲闪闪。总是不到十只，是六只或八只，我问自己，少的那两只究竟躲在哪儿，萨拉会不会因为什么事起床，还惦记着洛佩斯的阿根廷史我想读里瓦达维亚[7]统治的那一段。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该怎么熬，安德烈娅。您应该记得我是来您家休息的，如果搬家也扰乱了我的生物钟，时不时吐只兔子可不是我的错。不是唯名论，也不是巫术，只是事情不能说变就变。有时，您等着别人扇您右脸一个巴掌，谁知道突然间变了方向。就是这样，安德烈娅，具体情况会有出入，可道理就是这样。
我在晚上给您写信。现在是下午三点，我在它们的晚上给您写信。白天，它们睡觉。办公室里一片大喊大叫的声音、发号施令的声音、皇家打字机的声音、副社长们的声音和油印机的声音，多放松，安德烈娅！多放松！多太平！多恐怖！现在，有人给我打电话，是那些奇怪我晚上太安分没活动的朋友们，是路易斯邀我散步，是豪尔赫约我听音乐会。我几乎不敢回绝他们，只好编些又长又假的借口，身体不好啦，赶翻译稿啦，胡乱搪塞过去。等我回到家，进了电梯那一段，一楼和二楼之间，便夜复一夜、于事无补、徒劳无功地希望这一切不是真的。
我尽量不让它们损坏您的物品。它们咬坏了一点点书架底层的书，您会发现遮得很好，免得萨拉察觉。那盏画满蝴蝶和古代骑士的大肚子瓷灯想必您很喜欢吧？碰坏的地方基本看不出，我用英国商店买来的特殊水泥修补了一晚上，您知道的，英国商店里有最好的水泥卖。现在，我就坐在灯旁，免得哪只兔子又对灯伸爪子。（它们喜欢一动不动，看上去几乎是一幅美景。它们也许在怀念遥远的人类，也许在模仿它们的造物主。造物主走来走去，严密注视着它们的一举一动。还有，您恐怕注意过，也许小时候注意过：可以罚小兔子面壁，前爪靠墙，一动不动好几个小时。）
凌晨五点（我躺在绿沙发上，只睡了一小会儿。毛茸茸的脚爪一跑动，发出一丁点声响，都会把我惊醒），我把它们放进衣柜，打扫卫生。所以，萨拉会发现一切如常。尽管有时我会见她暗自吃惊，盯着什么东西看，发现地毯微微有些褪色，又想开口问我点什么，可是我吹着弗兰克[8]的交响乐变奏，不予理睬。安德烈娅，大清早的，不声不响地清扫植物，这些琐事并不光彩，干吗非要说给她听？半梦半醒地捡起三叶草的茎、散落的叶子和白毛，磕磕绊绊地撞着家具，迷迷糊糊困得要命。纪德的翻译拖了，特罗亚的翻译还没弄，要给远方的一位女士回信，她恐怕已经在猜测是不是……干吗还要接着做这个？干吗还要在电话和采访之间接着写这封信？
安德烈娅，亲爱的安德烈娅，让我宽慰的是只有十只，不再增加了。十五天前，我在手掌上放下最后一只小兔，之后再也没有了，只有十只。在我的白天，它们的黑夜，渐渐长大，变丑了，毛长了，进入少年期了，急不可耐了，花样百出了，跳上安提诺乌斯的半身塑像（是安提诺乌斯吧？那个瞎了眼盯着人看的小伙子？），消失在起居室里，弄出很大的声响，我赶紧把它们赶出来，担心萨拉听见，惊恐万分地出现在我面前，没准还穿着睡衣——萨拉一定是这副打扮，穿着睡衣——那样一来……只有十只，您可以想象置身其中的我所能感受到的一丝快乐，还有回家穿越一楼和二楼僵硬而精确的空间时心头越来越多的踏实。
我要出门办事，只好把信放下。微亮的晨曦中，安德烈娅，我在家里接着给你写。真的是第二天了吗，安德烈娅？信纸上空一行对您而言意味着间隔，对我而言意味着一座连接昨日书信和今日书信的桥梁。告诉您，在这段间隔里，一切都乱了套。在您看到的这座桥上，我毫不费力地听到水流中断的声音。对我来说，纸的这一边、信的这一边，不再有搁笔办事前的踏实和镇定。十一只小兔子在没有悲伤的、立方体形状的夜里沉睡着，也许就是现在，不，不要现在，过一会儿在电梯里，或者，进门时。无所谓地点了，无所谓是不是现在，无所谓是我残生的哪一刻。
好了，我写这么多是想告诉您糟蹋了您的家并不全是我的错。我把信留在这里，等您回来看，让邮差在巴黎哪个明朗的早晨把信直接交到您手里不太像话。昨天晚上，我把第二个书架的书倒了个方向，它们能够得着了，站着或跳着啃书脊磨牙——不是饿的，我给它们买了足够的三叶草，就放在写字台抽屉里。它们咬破了窗帘、椅垫、奥古斯都·托雷斯[9]自画像的边缘，地毯上到处是兔毛，它们还叫唤起来，在灯光下围成圈，崇拜我似的围成圈，突然叫唤起来，我还以为兔子是不会叫的。
我想把地毯上的兔毛收拾干净，把咬破的椅垫边弄平整，把它们重新关进衣柜，可是我做不到。天要亮了，也许萨拉一会儿就要起床。真奇怪，我不在乎萨拉了。真奇怪，我不在乎看着它们蹦蹦跳跳地去找玩具了。并不全是我的错。等您回来，您会看到许多破损我已经用英国商店买来的水泥修补好了。我尽力了，不想惹您发火……而我，从十只到十一只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坎。您瞧：原本十只挺好，有衣柜，有三叶草，有希望，多少事儿都能做成。可是十一只不行，因为，安德烈娅，有十一只就有十二只，有十二只就有十三只。天亮了，寒冷的孤独中有欣喜，有回忆，有您，还有很多很多。苏伊帕恰街上的这座阳台洒满晨曦，迎来都市的第一阵喧嚣。我觉得收拾散落在路面上的十一只死兔子没什么难的。也许根本没有人会注意到兔子，他们要赶在第一批学生经过之前，运走另一具尸体。
* * *
[1]阿梅蒂·奥尚方（Amedee Ozenfant，1886—1966），法国立体主义画家，和勒·柯布西耶合作，推动了现代建筑风格的建立。
[2]古地名，位于犹太山地与死海的南方。
[3]班尼·卡特（Benny Carter，1908—2003），美国爵士乐大师。
[4]让·季洛杜（Jean Giraudoux，1882—1944），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
[5]文森特·菲德尔·洛佩斯（Vicente Fidel López，1815—1903），阿根廷历史学家、律师、政治家。
[6]米盖尔·乌纳穆诺（Miguel Unamuno，1864—1936），西班牙著名作家、哲学家，“98年一代”代表作家。
[7]贝纳尔蒂诺·里瓦达维亚（Bernardino Rivadavia，1780—1845），1826—1827年间任阿根廷总统。
[8]塞萨尔·弗兰克（Cesar Franck，1822—1890），法国作曲家、管风琴家。
[9]奥古斯都·托雷斯（Augusto Torres，1913—1992），乌拉圭著名画家。
远方的女人
阿丽娜·雷耶斯的日记
一月十二日
昨天晚上又是这样。我厌倦了手镯、空谈、粉红香槟[1]和雷纳多·维涅斯的脸。哦！那张脸，像一只口齿不清的海豹，一幅穷途末路的道林·格雷画像。伴着薄荷糖的味道、布吉舞曲、哈欠连天筋疲力尽的母亲（她跳完舞回家睡觉，筋疲力尽、昏昏欲睡、迟钝痴呆，和平日的她迥然不同），我睡了。
诺拉说，即使开着灯，吵吵嚷嚷，衣服脱了一半的妹妹喋喋不休地通报时事新闻，她一样睡得着。真幸福！告别白天的走动和喧闹，我关上灯，停下忙碌的手，脱衣服。我想睡觉，我是一口轰鸣的钟、一阵浪、一根把小狗拴在女贞树上的链子，整夜哗啦哗啦响个不停。现在，我躺下睡觉[2]……我要背诗，或者想有a的单词，有a和e的，有五个元音的，有四个元音的。两个元音一个辅音的（ala，ola），三个辅音一个元音的（tras，gris），继续背诗：月亮穿着晚香玉的裙撑来到锻炉旁，小男孩看着它，小男孩眼睛盯着它看。三个元音三个辅音交替出现，cábala，laguna，animal；Ulises，ráfaga，reposo.
时间就这样过去。四个、三个、两个，再后来是回文。简单一点的：salta Lenin el atlas和amigo，no gima。复杂优美一点的：Átale，demoníaco Caín，o me delata和Anás usó tu auto，Susana[3]。要么就玩有趣的拆拼词：Salvador Dalí，Avida Dollars[4]；Alina Reyes，es la reina y…[5]后面这句真美，因为它没说完，它意犹未尽。是王后和……
不，太可怕了。可怕的是句意指向并非王后的人，指向晚上我会再次痛恨的人。那个叫阿丽娜·雷耶斯的人，她不是拆拼词游戏中的王后，她也许是任何人：布达佩斯的乞丐，胡胡伊[6]家境贫寒的学生，克萨尔特南戈[7]的女佣，她可能在任何遥远的地方，她不是王后。可她的确叫阿丽娜·雷耶斯。所以，昨天晚上又是这样，我感觉到她，我恨她。
一月二十日
有时候，我知道她冷，她在受苦，有人打她。我只能恨她入骨，痛恨把她打倒在地的那些手，也痛恨她，更痛恨她，因为有人打她，因为有人打她，她就是我。唉！我睡觉、裁剪衣服、招待妈妈、给雷古莱斯夫人或里瓦斯家的小子倒茶时没那么绝望。于是，我不那么在意了，不过是我和我之间个人的事。她的不幸，我越发感同身受。她在千里之外，孤身一人，可我的感觉如此真切。让她受着吧，让她冻着吧。我在这儿忍着，相信能帮到她一点儿。好比为尚未负伤的士兵包扎绷带，提前帮他缓解伤痛，也是一件愉快的事。
让她受着吧。我亲了亲雷古莱斯夫人，给里瓦斯家的小子倒了杯茶。我闭口不言，内心默默忍受。我对自己说：“我正走过一座结冰的桥，鞋破了，雪往里渗。”我并非什么也感受不到。我只知道确实如此。就在里瓦斯家的小子接过我给他倒的茶，摆出完美傻帽表情的这一刻（不过，我不知道是否是这一刻），我正在某地走过一座桥。我忍得很好，置身于这群毫无意义的人中间，我孤独，我没那么绝望。诺拉昨晚傻瓜似的问我：“你怎么了？”是她怎么了，远方的我怎么了。我坐在钢琴前，诺拉准备演唱福雷[8]时，她一定遇到了可怕的事，有人打她，或是她病了。路易斯·马利亚把肘撑在三角钢琴的末端，琴盖开着，我无比幸福地看着他，他小狗似的脸也高兴地看着我，希望听见琶音。我们俩近在咫尺，彼此相爱。如果我正在和路易斯·马利亚跳舞，正在吻他，或正在他身边，却又感受到正发生在她身上的事，那会更糟。因为那个我，远方的我，并不招人喜欢，那是我不招人喜欢的一部分。路易斯·马利亚和我跳舞，他的手扶着我的腰，像正午的热气、浓浓的橙味、细竹的清香那样一点点往上挪。与此同时，有人打她，我觉得挨打的是我，雪渗进我的鞋子，我怎能不心碎！我受不了，非得跟路易斯·马利亚说自己不舒服。湿，雪天的湿。我感觉不到雪，雪正渗进我的鞋子。
一月二十五日
当然，诺拉来看我了。于是，有了下面这一幕。“亲爱的，我最后一次求你替我钢琴伴奏。上次我们可出了大丑。”我怎么会知道出了大丑？我尽己所能给她伴奏，我记得悄悄地听她唱。您的灵魂是精心挑选的风景……[9]我看见自己的手在键盘上，似乎弹得挺好，老老实实地替诺拉伴奏。路易斯·马利亚也在看我的手，可怜的路易斯·马利亚，我觉得他看我的手，是因为他不敢看我的脸。我看上去一定很怪。
可怜的小诺拉，请别人给她伴奏吧。（这越来越像是一种惩罚。如今，我只有自己临近幸福或正当幸福时，才会感受到远方的我。当诺拉唱起福雷，我却感受到远方的我，心中只剩下厌恶。）
晚上
有时是柔情，对并非王后的远方的她一种突如其来、必须涌出的柔情。我想给她发份电报，寄份邮包，知道她的孩子们一切都好，或者，知道她根本没有孩子（我觉得远方的我没有孩子），知道她需要安慰、怜悯、糖果。昨天晚上，我想着电报发什么内容，定什么接头地点，就这样睡了过去。我周四到，空格，在桥上等我。什么桥？思绪转啊转，转到布达佩斯，认为自己是那个布达佩斯的乞丐，布达佩斯应该既有桥，又有雪。于是，我在床上挺得笔直，差点放声号叫，差点跑去叫醒妈妈，差点把妈妈咬醒。想想而已，这件事还不易说出口。想想而已，如果我心血来潮，可以即刻动身前往布达佩斯。或者，去胡胡伊，去克萨尔特南戈。（我翻到前面，把这些名字找了出来。）不行，去三溪市[10]，神户市，佛罗里达同样不行。只有布达佩斯，只有那里天气寒冷。在那里，他们打我，羞辱我。在那里（我梦见了他，只是个梦，可它暗示着失眠，和失眠如此之近），有个人叫罗德，或埃罗德，或罗多，他打我，我爱他。我不知道是不是爱他，可是我由着他打，日复一日地由着他打。这么说，可以肯定，我爱他。
更晚一些
全是假话。是我想出了罗德，或用哪个过去的梦中形象塑造出了罗德。没有什么罗德。在那儿，确实有人打我，可谁知道动手的是男人，是生气的母亲，还是孤独。
我要去找寻我自己。我要对路易斯·马利亚说：“我们结婚吧，带我去布达佩斯，去一座白雪覆盖、有个人站在上面的桥。”我说：如果我在那儿呢？（我想象一切，却不愿彻底相信这一切。还好，我私底下心态不错。如果我在那儿呢？）嗯，如果我在那儿……看来我是疯了，看来……多可怕的蜜月啊！
一月二十八日
我想起一件怪事。三天了，远方的我没有发来任何讯息。也许她不挨打了，也许她弄到大衣了。给她发封电报，寄几双长袜……我想起一件怪事。我来到一座可怕的城市，正值下午，绿色的、水一样的下午。如果不努力地想，下午绝不可能是这样。在多布里纳斯塔纳这边，从斯柯达的角度，看见毛发直竖的马、严厉的警察、热腾腾的黑面包、尽显窗口华丽气派的风中流苏。我迈着游客的脚步漫步在多瑙河畔，穿着蓝毛衣（天这么冷，我还把大衣留在柏尔格罗斯了），口袋里揣着地图，一直走到沿河的一个广场，广场几乎就在水流声震天响的河面上。河面有碎冰、驳船，还有一只在当地被称为斯布奈亚·特赫诺或更糟糕的名字的翠鸟。
广场那边应该就是桥了。我这么想，却不愿继续往前走。下午音乐厅有艾尔莎·皮亚基奥·德塔莱伊[11]的音乐会，我无精打采地穿上衣服，担心过后自己会失眠。晚上这样胡思乱想，这么晚……谁知道我会不会迷失方向。我一路想，一路走，一路编着名字。我全想起来了：多布里纳斯塔纳，斯布奈亚·特赫诺，柏尔格罗斯。可我不知道广场叫什么，好比果真去了布达佩斯的一个广场，因为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迷了路。那儿，一个名字就是一座广场。
我去了，妈妈。我们一定会听到你的巴赫和你的勃拉姆斯。这条路很好走，没有广场，没有柏尔格罗斯。我们在这边，艾尔莎·皮亚基奥在那边。停下来真让人伤心。要知道我在一座广场（可这不是真的，我只是想想，什么也没有），广场的尽头就是桥。
晚上
开始，继续。音乐会的末尾和第一首返场曲之间，我找到了广场的名字，也找到了路。乌拉达斯广场，市场桥。从乌拉达斯广场一直走到桥头，走着走着，想停一停，看看房子或橱窗，看看裹得严严实实的孩子，看看立在喷泉中戴着发白披肩的的英雄雕像：塔迪奥·阿兰科和乌拉斯洛·内罗伊，看看酒鬼和敲钹手。我看见艾尔莎·皮亚基奥在一首肖邦曲和另一首肖邦曲之间向观众致意，可怜的钢琴家。音乐厅直通广场，直通两侧大柱林立的桥头。可我确实在想这些，注意，它相当于在拆拼词游戏中把Alina Reyes替换成es la reina y…或想象妈妈在苏亚雷斯家，不在我身旁。最好不说蠢话：这是我的事，只要我高兴就行，只要我真的高兴。是真的，因为咱们瞧，阿丽娜，不是别的，不是感到她冷或她挨打。我心血来潮，饶有兴致地接着往下想，想知道去哪儿，想知道路易斯·马利亚会不会带我去布达佩斯，我们会不会结婚，我会不会让他带我去布达佩斯。出门找寻那座桥、出门找寻我自己更容易，我会发现自己正站在桥中间，身边是叫声和鼓掌声，叫着“来一曲阿尔贝尼兹[12]”，掌声更热烈了，还有人叫着“来一曲肖邦大波兰舞曲”，似乎风从背后吹来，海绵毛巾似的手揽着我的腰，将陷入深雪中的我往桥中央推时，这些都有意义。
（用现在时叙述更方便些。现在是八点，艾尔莎·皮亚基奥正在演奏第三首返场曲，一首胡利安·阿吉雷[13]或卡洛斯·瓜斯塔维诺[14]，与草地和小鸟有关的曲子。）我开始和时间耍无赖，我不再尊重它。我记得，有一天，我想：“在那儿，有人打我。在那儿，雪渗进鞋子。这些，我当时就知道。那儿的我有什么事，我可以同一时间知晓。可为什么是同一时间？也许，我知道得晚一些，也许，我知道的时候，事情还没发生。也许，她会在十四年后挨打，也许，她已经变成了圣乌苏拉墓地的十字架和数字。”我觉得很美、很有可能、很愚蠢。可是，这之后，我总会掉入成对的时间里。如果她现在果真上了桥，我一定此时此刻从这里感受得到。我记得自己停下脚步，欣赏着河水像稀释的蛋黄酱，怒不可遏地冲向桥墩，水声隆隆。（我是这样想象的。）从桥栏杆探出身去，耳边传来桥下冰面破裂的声响。需要驻足一会儿，因为眼前的景象，因为心头的恐惧：穿得不够多，落地即融的小雪，丢在饭店的大衣。我为人谦和，毫无气焰。可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也是这样一个姑娘，音乐会期间神游匈牙利，谁都会倒吸一口凉气，呵，无论是在这儿还是在法国。
可是，妈妈在扯我的袖子，音乐厅里人基本全走光了。就写到这儿，不想继续回忆想到过什么。再回忆下去，对自己不好。可那是真的，真的。我想到一件怪事。
一月三十日
可怜的路易斯·马利亚，和我结婚是多么愚蠢！他不明白婚姻给自己带来了什么，或像诺拉说的那样不明白婚姻让自己失去了什么，她说这话时俨然一副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的架势。
一月三十一日
我们要去那儿了。他完全同意，我几乎叫了起来。我害怕，他那么轻易地进入了这场游戏。他毫不知情，如国际象棋中的王后派去解决战斗的小卒，走得义无反顾。小卒路易斯·马利亚，在他的王后身边。王后和……
二月七日
要自我治愈。我不会写下音乐会上最后想到的事。昨天晚上，我又感到她在受苦。我知道在那边，又有人打她了。我无法不知道这些，别再这么一条条记下来了。如果我只是出于乐意，出于舒心，才记下这些……那会更糟。重温日记，我会更想知道、更想找到那么多天晚上写在纸上的每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我想到广场、融冰的河流、水声，还有……我不写了，我再也不写了。
去那儿，证明单身对我有害，没错，二十七岁了，还没有男人。我会有孩子的，傻乎乎的孩子。别想了，去做，做到底。为自己好。
不过，我会合上这本日记。一个女人，要么嫁人，要么写日记，两者不可得兼。我不想在离开日记本前，不曾带着希望的喜悦、喜悦的希望说这句话。我们会去那儿，不过，不一定要用音乐会那晚想到的方式。（我把这些写下来，日记到此为止，为自己好。）我会在桥上找到她，我们会四目相对。音乐会那晚，耳边响起桥下冰面破裂的声音。打击不怀好意的攀附无声的篡权，将是王后的胜利。如果她真的是我，她会屈服，她会投身到更光明、更美丽、更真实的我这边。只要走到她身边，把手放在她肩上就足够。
阿丽娜·雷耶斯·德阿拉奥兹和丈夫于四月六日抵达布达佩斯，下榻于里兹酒店。时间为离婚前两个月。次日下午，阿丽娜出门观赏城市和融冰美景。她喜欢一个人走，她走得快，好奇心重。她走了二十处地方，模模糊糊地在找寻什么，可似乎又并没有特别的目标，一味地跟着感觉走，突然从一扇玻璃门转到另一扇玻璃门，一条人行道转到另一条人行道，一扇橱窗转到另一扇橱窗。
她来到桥边，走到桥中央。踏着雪走，很费劲。桥下的多瑙河吹起一阵风，人被风困住，不胜其烦。她感到裙子紧紧地贴着大腿（她穿得不够暖），突然，她想转身回到熟悉的城市。空荡荡的桥中央，有位衣裳褴褛、黑色直发的女人，从她凹凸不平的脸上、皱褶重重的手上——拳头稍稍握起，现在又伸开了——能看出她在执着、贪婪地等待着什么。阿丽娜现在知道了，她如同经历过临场彩排，重复着表情和动作，慢慢地向她走去。她相信自己终于解脱了，从此不用再恐惧。她狼狈地跳了一下，一半是高兴，一半是冷。她已经来到她身旁，不假思索地也将双手伸出。桥上的女人扑进她怀里，两人在桥上无言地紧紧相拥，河水拍打着桥墩，摔得粉碎。
拥抱时，皮包的开关卡进她的胸口，一阵剧痛，很甜蜜，久久不能散去。她紧紧搂住骨瘦如柴的女人，感到她完全置身于自己的怀抱中，幸福感像奏响赞美诗、放飞鸽子、河流欢唱那样越来越强。当两者完全融为一体时，她闭上双眼，隔绝了对外界的感受和黄昏的光。突然，她疲倦极了。可她确定自己获得了胜利，胜利是自己的，不需要庆祝，终于胜利了。
她发觉其中一个幸福地哭了。应该是她自己，脸颊上湿湿的，颧骨很痛，似乎被人打了一拳，脖子也是。突然，肩膀在无尽的疲惫中，也痛了起来。再睁开眼（也许，她已经叫出声了），她看见两人已经分开。她确实叫出了声。因为冷；因为鞋破了，雪往里渗；因为阿丽娜·雷耶斯正离开桥走向广场，穿着灰色套装，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美不可言。她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
* * *
[1]原文为英语。
[2]原文为英语。
[3]以上四个句子为回文，是一种文字游戏，无论正读或倒读，句子完全一样。以上四句含义分别为“莱宁跳过地图”“朋友，不要悲叹”“捆住他，恶魔似的该隐，否则他会出卖我”“安娜斯用了你的车，苏珊娜”。
[4]Salvador Dalí（萨尔瓦多·达利），西班牙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Avida Dollars是法国诗人和评论家布勒东通过拆拼词（一种文字游戏，指改换字母顺序组成新词）给达利起的绰号，可大致译为“渴望金钱”，以讽刺他的作品日益商业化。
[5]意思是“阿丽娜·雷耶斯，是王后和……”。其中，姓氏“雷耶斯”的意思是“国王们”、“国王夫妇”。
[6]阿根廷城市。
[7]危地马拉城市。
[8]加布里埃尔·福雷（Gabriel Fauré，1845—1924），法国作曲家、管风琴家、钢琴家及音乐教育家，代表作为《安魂曲》。
[9]原文为法语。
[10]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个城市。
[11]艾尔莎·皮亚基奥·德塔莱伊（Elsa Piaggio de Tarelli，1906—1991），阿根廷著名钢琴家。
[12]伊萨克·阿尔贝尼兹（Isaac Albeniz，1860—1909），西班牙著名作曲家，创作了许多舒伯特、肖邦及勃拉姆斯风格的短小钢琴作品。
[13]胡利安·阿吉雷（Julián Aguirre，1868—1924），阿根廷作曲家，大胆地将阿根廷民间传统音乐和高雅音乐相结合。
[14]卡洛斯·瓜斯塔维诺（Carlos Guastavino，1912—2000），阿根廷作曲家，浪漫主义音乐的集大成者。
公共汽车
“方便的话，麻烦您回来给我带本《家庭》。”罗伯塔夫人一边靠在沙发椅上准备午休，一边说道。克拉拉将滚轮小桌上的药品整理完毕，干净利索地扫了一眼房间。没什么要做的了，女佣玛蒂尔德会留下照顾罗伯塔夫人，该做什么她都明白。好了，她可以走了，周六整整一下午的时间都是自己的，好友安娜在等她聊天，五点半甜到极点的下午茶，广播，还有巧克力。
两点钟，保姆佣工潮水般地跨出门槛，四散一空，公园村[1]一片空旷亮堂。克拉拉沿着提诺加斯塔街走，再转萨姆迪奥街往南，伴着清脆的高跟鞋声，品味农学院路旁从树荫之间漏下的十一月的点点阳光。她站在圣马丁大街和诺戈雅街的拐角等168路公共汽车，一群麻雀在头顶上空打架。万里无云，圣胡安·马利亚·维阿奈伊主教堂的弗洛伦蒂娜塔显得更红了，高得让人目眩。钟表匠堂路易斯走过，赞赏地向她问好，似乎在称道她精致的身材、凸显苗条的高跟鞋和奶油色衬衫上白皙的纤细脖子。168路沿着无人的街道慵懒地开了过来，车门不满地嘎吱一声打开。午后静谧的街道拐角，只上了克拉拉一位乘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