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装得满满的手提包里找硬币，买票前耽搁了一会儿。售票员矮胖，脸板着，像个爱找碴打架的主儿，双腿老练地微微弯曲，好对付刹车和拐弯。克拉拉对他说了两次“十五分钱的”，那家伙都没把眼睛从她身上挪开，好像对什么感到奇怪。随后，他把粉红色的票递给她，克拉拉想起一首童谣，大意是：“撕呀，撕呀，售票员，一张蓝色票，或一张粉色票；唱呀，唱呀，唱点什么，边数钞票边唱歌。”她笑了，往后走想找个座位。紧急出口边上的位子空着，她带着窗边乘客常有的满足感坐了下去。这时，她发现售票员还在盯着她看。车行至圣马丁大街桥口，拐弯前，司机转过头来，也看了她一眼。虽然隔了不短的距离，但他还是找了找，看到她窝在座位上才肯罢休。司机一头金发，一脸饿相，一把骨头。他和售票员说了几句，两人看一眼克拉拉，又互相看了一眼。公共汽车跳了一下，全速拐入丘罗阿林大街。
“一对傻瓜。”克拉拉又得意又紧张地想。她把车票放进钱包，斜过眼，看着前排手捧一大束康乃馨的女士。那位女士也转过头，从花上探出头来看她，如母牛探出栅栏，目光温柔。克拉拉取出化妆镜，很快专心研究起嘴唇和眉毛来。她觉得脖子后面有些异样，怀疑有人非礼，气急败坏地迅速转过头去。离脸两厘米处，赫然一双老人的眼。老人直着脖子，手捧一束雏菊，香气几乎令人作呕。最后一排的绿色长椅上，所有乘客都望着克拉拉，似乎在谴责什么。克拉拉也将目光迎了上去，越迎越吃力，越迎越困难。不是因为乘客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她身上，也不是因为乘客手上不约而同地拿着一束花，而是她原本期望结局圆满，行为善意，比如大家扑哧一声笑了，因为她鼻子有点黑（可是她鼻子没有黑）。她笑了笑，投在她身上的目光专注持久，好像是花在看她。她的笑容僵硬了。
突然，她不安地把身子往下蹭了蹭，盯着前方磨损的椅背，检查紧急出口的操作杆，阅读上面的文字：“紧急出口，拉下手柄，站起逃生。”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怎么也连不成句。就这样，她找到一处心理安全岛，可以停下来好好想想。乘客们盯着刚上车的人看是正常行为；去恰卡利塔墓园拿着花也对；全车人都拿着花也能凑合说得过去。公共汽车从阿莱维阿医院门前经过，克拉拉这边延伸出一大片荒地，最远处是遍地脏水洼的艾斯特雷亚区，一匹匹黄马的脖子上挂着一段段缰绳。耀眼的阳光没有晒活窗外的风景，克拉拉不敢把眼神收回来，只敢往车内偷偷瞟上两眼。红玫瑰和马蹄莲，远一点是模样可怕的菖蒲，揉皱了，弄脏了，旧旧的玫瑰红缀着白色的斑点。第三排靠窗的先生（原先看着她，现在没看，现在又看了）捧着一束近乎黑色的康乃馨，花儿密密地挤在一起，连绵成一张皱曲粗糙的皮。两位坐在前方侧排座椅上的小女孩，鼻子恶狠狠的，拿着一束穷人才会买的菊花和大丽花，穿的倒不像穷人：裁剪考究的小上衣，百褶裙，白色长袜，不可一世地盯着克拉拉看。死没规矩的黄毛丫头，她想叫她们低下头别看了。可是，四只瞳孔直直地望向她，还有售票员、康乃馨先生、后面所有人喷在后颈上的热气、紧挨着的直脖子老人、后座上的年轻人。帕特纳尔区，昆卡站到了。
没有人下车。男子轻盈地跳上车，面对售票员。售票员站在车中央等他，盯着他手看。男子右手握着二十分钱，另一只手整整上衣。男子等待。“十五分钱的。”克拉拉听男子说。和她一样，也是十五分钱的。售票员没撕下票，继续盯着他看。男子终于有所察觉，友善地冲他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我跟您说了，十五分钱的。”他接过票，等着找钱，趁势滑到康乃馨先生身旁的空位上坐下。售票员找给他五分钱，又居高临下地看了他一会儿，似乎在检查他的脑袋。他压根没留意，专心欣赏黑色康乃馨。康乃馨先生观察着他，瞟了他一两眼，他也瞟了瞟康乃馨先生。两人几乎同时转头，没有挑衅的意思，只是互相看了看。克拉拉还在恼火前排那两个女孩，她们盯了她好长时间，又去盯新来的乘客。168路开始贴着恰卡利塔墓园的围墙行驶，有一阵，所有乘客都盯着男子看，也盯着她看，只不过他们对新上来的人更感兴趣，没对她直视，不过也把她收在视线中，将两人视为同一个观察目标。这帮人真蠢！就算那两个黄毛丫头也不小了。一个个捧着花，等着去办事儿，居然还这么无聊，没教养。克拉拉的心头萌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惺惺相惜，她很想提醒另一位乘客，对他说：“您和我都买了十五分钱的票。”似乎这样可以拉近两人的距离。她想碰碰他手臂，建议他：“别太在意。尽是些没教养的家伙，就知道躲在花后头，无聊。”她想叫他坐到她身边来，可是小伙子——其实他挺年轻的，尽管脸上有些沧桑的痕迹——选择了就近的第一个空位。她摆出娱乐大众兼惶恐不安的神情，坚守以看对看的策略，盯着售票员看，盯着两个女孩看，盯着菖蒲女人看。现在，手捧红色康乃馨的先生转过头来面无表情地看着克拉拉，眼神中带着泡沫岩般晦暗飘浮的软弱。克拉拉也执着地看着他，感觉自己被掏空了。她想下车（可在那条街，那个地段，不为什么，就因为手上少了一束花）。她注意到小伙子也不安起来，左看看，右看看，又往后看看，诧异地看到后座上的四位乘客和手捧雏菊、直着脖子的老人。他的眼神掠过克拉拉的脸，在她的嘴巴和下巴上停留了一秒，牵动着前方售票员、两个女孩、菖蒲女士的目光一起移动，直到他回过头去，看着他们，目光才又松弛下来。克拉拉比较了几分钟前自己遭遇的视觉骚扰和如今困惑小伙子的视觉骚扰。“可怜的小伙子，两手空空。”想法简直荒谬。她发现他有些无助，只有一双眼睛可以阻挡四处投来的冰冷火焰。
168路车没停下，拐了两个弯，径直开入墓园柱廊前的空地。两个女孩穿过走道，到车门前，后面依次是雏菊、菖蒲、马蹄莲，再后面的一堆人看不清楚。花香浓烈，看来坐在车另一头鼻子会舒服不少。克拉拉静静地坐在窗边，欣慰地看到这么多人下车。黑色康乃馨出现在高处，小伙子站起来，让黑色康乃馨过去。他身体歪着，一半卡在克拉拉前排的空位上。小伙子帅气，质朴，坦诚，也许是药店伙计，也许是会计，也许是建筑工人。公共汽车缓缓停下，车门嘎吱一声打开。小伙子等大家下车后尽情选个好位子坐，克拉拉也和他一起耐心地等，希望菖蒲和玫瑰一块儿下去。车门开着，所有人一路纵队，看着她，看着他，这两个没往外走的乘客。花儿晃来晃去，似乎有风，从地面升起，吹动植物根茎，吹动所有花束。马蹄莲、红色康乃馨、后座上捧花的男人、两个女孩、雏菊老人都下车了。只剩下他们俩，168路公共汽车似乎一下子变小、变灰、变美了。克拉拉认为他最好、也基本应该坐到她身边来，尽管他有整整一车的位置可以选。他坐了过来。两人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手。手在那里，不过是手而已，没别的。
“恰卡利塔墓园到了！”售票员喊道。
看着他催促的目光，克拉拉和男乘客回答得中规中矩：“我们买的是十五分钱的票。”他们只想到这一句，足够了。
车门还是开着，售票员走了过来。
“恰卡利塔墓园到了。”他几乎在一个字一个字地解释。
小伙子看都没看他一眼，克拉拉反倒心生同情。
“我到莱蒂罗。”她把票拿给售票员看。撕呀，撕呀，售票员，一张蓝色票，或一张粉色票。司机望着他们，几乎离开了驾驶座。售票员迟疑地转过身，冲他做了个手势。前门没人上车。后车门嘎吱一声关上了。168路盛怒之中猛晃几下，起步加速，发足狂奔，克拉拉的胃里一阵不适。售票员靠在司机身旁的镀铬栏杆上，用深邃的眼神凝视着他们。他们也回视过去，直到汽车拐入多莱戈街。之后，克拉拉感觉小伙子趁前面的人看不见他们，慢慢地把手放在她手上。手很软，很暖。她没抽手，沿大腿缓缓将手挪至膝盖附近。公共汽车风驰电掣，全速行驶。
“好多人啊，”他开了口，声音几不可闻，“一股脑儿全下去了。”
“他们带花去恰卡利塔墓园。”克拉拉说，“每到周六，好多人去墓园扫墓。”
“没错，可是……”
“不错，有点怪。您注意到……”
“注意到了。”他几乎打断了她的话头，“我注意到了，您也有同样的遭遇。”
“奇怪，现在又没人上车了。”
一个急刹车：火车挡道。车狠狠晃了一下，两人心头一惊，身子直往前冲，又松了一口气。汽车像一具庞然大物，抖个不停。
“我到莱蒂罗。”克拉拉说。
“我也是。”
售票员没动弹，怒气冲冲地和司机说了什么。他们看见（他们都在密切关注车内的动向，只不过不愿意承认）司机离开座位，正沿走道向他们走来，售票员紧随其后。克拉拉发现司机和售票员盯着小伙子，小伙子浑身绷紧，似乎在积聚全部的力量。她腿发抖，和他肩靠着肩。这时，火车头呼啸而过，黑烟蔽日。司机正在说些什么，被快车的轰鸣声完全淹没。他在距离他们两个座位前停下，弯下身，像是要跳起来。售票员按住他一边肩膀，拦住他，急不可耐地指给他看：最后一节车厢叮叮当当地撞着铁轨开过去了，挡道栏杆正在升起。司机双唇紧闭，转身跑回驾驶座。168路暴跳一下，对准铁轨，冲上斜坡。
小伙子放松了身体，在座位上缓缓滑下。
“我可从来没遇上过这种事。”他似乎在自言自语。
克拉拉想哭。眼泪等在那儿，随时候命，可哭也没用。不用想，她明白一切正常，空荡荡的168路公共汽车上，除了她，只有另一位乘客。要想抗议车内的秩序，打铃，在第一个拐角下车就是。可目前一切正常。唯一不该出现的想法就是跳下车去，挪开重新握紧她的那只手。
“我害怕，”她只说了这么一句，“哪怕衬衫上别着几朵紫罗兰也好啊！”
他看着她，看着她毫无装饰的衬衫。
“我有时会在口袋上插朵茉莉，”他说，“今天出门匆忙，没顾得上。”
“真可惜！不过，我们要去的是莱蒂罗。”
“当然，我们要去的是莱蒂罗。”
这是对话，一段对话。要留心，要接住话头。
“能开点窗吗？这里头闷得我喘不过气来。”
他惊讶地看着她，他几乎有点冷。售票员一边和司机说话，一边斜眼看着他们。经过铁道后，168路没再停下，已经拐入卡宁和圣塔菲大街。
“这个位子的窗户是死的。”他说，“您瞧，汽车里就这一个挨着紧急出口的位子是这样。”
“啊。”克拉拉回答。
“我们可以换个位子坐。”
“别，不用了。”她握紧他的手，不让他站起身，“我们动得越少越好。”
“那好吧。不过，前面一排窗户可以打开。”
“不用了，真的不用。”
他等了一会儿，以为克拉拉还要说点什么。可她在座位上越缩越小，目光完全投在他身上，逃避前方传到他们身上的、如沉默、如热量的怒火。小伙子把另一只手放在克拉拉膝上，克拉拉也把自己的另一只手放了上去。两人暗暗用地手指交流，温暖地抚摸对方的手掌。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粗心大意。”克拉拉不好意思地说，“以为都带全了，还是忘了点什么。”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会遇上这事儿。”
“算了，结果都一样。他们都盯着我看，尤其是那两个女孩子，我感觉糟透了。”
“完全无法忍受。”他抗议道，“您注意到她们怎么商量好，盯着我们看的吗？”
“说到底，拿的不过是菊花和大丽花，”克拉拉说，“居然还那么自大。”
“因为有其他人撑腰。”他怒气冲冲地断言，“我位子上那个一脸鸟样、捧着半蔫康乃馨的老头，还有后座上那几个人，我没看清。您认为他们所有人都……”
“他们所有人。”克拉拉说，“我一上车就看见他们了。我在诺戈雅街和圣马丁大街的拐角上的车，刚一转过头去，就看到他们所有人，所有人……”
“幸好都下车了。”
行至普埃伊莱顿大街，一个急刹车。皮肤黝黑的警察站在高高的岗亭里，手臂张开在训斥着什么。司机滑下驾驶座，售票员想拉住他袖子，他挣开了，沿过道走来，缩着身子，眨着眼睛，嘴唇湿湿的，望望他，又望望她。“放行了！”售票员叫了起来，嗓门很怪。公共汽车后面排成长队，十个喇叭齐鸣。司机悲痛欲绝地跑回驾驶座。售票员对他耳语了几句，不时地回头看看他们俩。
“如果不是您在这儿……”克拉拉低声说道，“我觉得，如果不是您在这儿，我早就下车了。”
“可您要去的是莱蒂罗。”他诧异地说。
“没错，我去串个门。不过，无所谓，没准儿我还是会下车。”“我买了十五分钱的票，”他说，“到莱蒂罗。”
“我也是。坏就坏在下了车，还要等另一辆车来……”
“那是。而且，来的那辆也许没空位子。”
“也许。现如今，坐车真不舒服。您见识过地铁上什么样吗？”
“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上班路上的折腾比上班本身还累。”
公共汽车里漂浮着清朗的绿色空气。他们看见博物馆泛旧的粉红色外墙，还有崭新的法学院大楼。168路在莱昂德罗·N.阿莱姆大街上开得更快，似乎因为即将抵达目的地而发疯发狂。交通警拦下它两次，司机两次都想扑到他们身上去。第二次，售票员拦在前面，压抑着怒火，好像很心痛。克拉拉感觉自己把膝盖抬高到胸前，同伴的手突然从她身上拿开，指骨突出，青筋暴露。克拉拉之前从未见过男子手掌握拳的过程，她瞪着那两个实心拳头，惊恐之下，可怜的信任感所剩无几。一路上，他们谈旅途时光，谈五月广场的堵车，谈人类的卑鄙行为，谈耐心。后来，看到火车站外墙，两人都停住了话头。小伙子拿出钱包，手指微微发抖，神情严肃地翻看着。
“就要到了，”克拉拉直起身子，说道，“我们就要到了。”
“是的。听好：汽车一在莱蒂罗拐弯，我们马上站起来下车。”
“好的，趁汽车在广场边上。”
“没错。车站在英国塔[2]那边。您先下车。”
“哦，无所谓先后。”
“不行。我殿后，以防不测。车一拐弯，我站起来，让您过去。您必须马上起身，到车门口下一级台阶，我会紧随其后。”
“好吧，谢谢。”克拉拉感动地看着他。他们投入到计划中，研究腿所在的位置和要跨越的距离。他们看到168路公共汽车畅行无阻地开到广场拐角处。车窗抖动，车差点撞上广场边沿，全速转弯。小伙子从座位上跳起来往前走，克拉拉飞快地越过他下台阶，而他转过身，用身体挡住她。克拉拉看着车门，黑色的橡胶封条，脏兮兮的方形玻璃。她不想看其他东西，浑身抖得厉害，头发上感受到小伙子的呼吸。急刹车把他们甩向一边，与此同时，车门开了，司机张开手沿走道跑来。克拉拉跳到广场上，回头一看，小伙子也跳了下来，车门嘎吱一声关上了。黑色橡胶封条卡着司机的一只手，手指苍白僵硬。透过车窗，克拉拉看见是售票员冲到方向盘边上，够到了关闭车门的手闸。
广场上到处都是孩子和卖冷饮的小贩。他抓着她的手臂，走得飞快。两人没有交谈，没有对视，浑身幸福地颤抖。克拉拉任由他拖着，模模糊糊地看见了草坪和花坛。河流的气息扑面而来，越来越浓。卖花的人站在广场一边，摆花的筐子系在木架上。他停住脚，选了两束三色堇，递给克拉拉一束，又让她把两束都拿着，自己掏钱包付钱。两人重新迈步时（他没有再抓着她的手臂），各人拿着自己的花，各人走着自己的路，非常开心。
* * *
[1]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48个城区之一，位于西北部。
[2]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英国居民所建，纪念1810年结束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五月革命一百周年。
剧烈头痛
感谢玛格丽特·L.泰勒医生给本文提供了最美妙的画面。她的美文《眩晕和剧烈头痛的指导性症状及常用治疗对策》发表在《顺势疗法》杂志（阿根廷顺势疗法协会主办）一九四六年（创刊第十四年）四月第三十二期上（自三十三页始）。一并感谢伊雷内奥·费尔南多·克鲁斯，在前往圣胡安的旅行中让我们第一次了解到芒库斯比亚[1]。
我们照顾芒库斯比亚到很晚。炎炎夏日里，它们一个个顽皮任性，反复无常。发育滞后的要特别补充营养，我们用大号陶瓷碗盛上发芽的燕麦喂它们。大的正在换背脊上的毛，须单独放置，裹上毛毯，注意晚上不能和那些睡在笼子里、八小时进食一次的芒库斯比亚混在一起。
我们感觉不舒服，早上就不舒服了，也许是大清早吹了热风，当时，对房子全天候眷顾的似火骄阳尚未升起。十一点钟照顾生病的动物和午睡后对新生儿的身体检查将我们折磨得奄奄一息，维持现状越来越难。我们担心，只要一晚上照顾不周，芒库斯比亚就会万劫不复，性命不保，而我们也会倾家荡产，遭灭顶之灾。于是，我们不动脑筋地干活，一项接一项地做事，只稍稍歇会儿吃点东西（面包在起居室的桌上和搁板上）或照照镜子（镜子把卧室的视觉面积扩大了一倍）。晚上，我们一头倒在床上，累得睡前都不想去刷牙，只是就着灯，把药吃了，听见成年芒库斯比亚在外面绕着屋子打转。
我们感觉不舒服。我们中的一个得了乌头症。打个比方，如果恐惧导致眩晕，应该服用大量稀释的乌头。乌头症是场强风暴，来得快，去得快。因为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甚至不为什么事便焦虑不安，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描述其治疗方式呢！一个女人突然面对一只狗，头一下子晕了，晕得厉害。那好，服用乌头。过了一会儿，只剩下一种甜美的眩晕。晕得舒服了，还一个劲地想后退。（这种情况我们有过，不过是泻根症，感觉人和床一起，或者穿过床板，往下坠。）
我们中的另一个得的是典型的马钱子症。给芒库斯比亚喂完发芽的燕麦后，也许因为弯腰时间过长，突然感觉脑子在转，不是周围东西转，那是眩晕；是视线在转。意识在脑子里像陀螺仪一般环绕着旋转，外面的世界纹丝不动，只是一味地逃逸，捕捉不住。我们想，也许只是缺磷症。一来怕花香（或是小芒库斯比亚的香味，它们闻上去有股淡淡的丁香花味），二来体质也和缺磷症完全吻合：人又高又瘦，老想要冰饮料、冰激凌和盐。
晚上会感觉舒服些。芒库斯比亚的走动与大草原的寂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疲倦和寂静对我们帮助不少。有时，我们一觉睡到大天亮，在大有好转的希望中醒来。如果我们中的一个比另一个更早跳下床，两人会悲痛欲绝地目睹溴樟脑症再次发作：以为在朝一个方向走，实际上南辕北辙。太可怕了，明明确信无疑地往卫生间去，突然，脸却贴上了光滑的大镜子。我们只当这是笑话，毕竟还有许多活儿在等着，这么早气馁无济于事。我们找出小药丸，不吭声不气馁地执行阿尔宾医生的医嘱。（也许，私下里我们有轻微的氯化钠症。典型的钠会哭，可没人注意得到。它悲伤，却内敛。它喜欢盐。）
畜栏、温室、奶牛场都有活儿在等着，谁还能尽想些没用的事呢？莱昂诺尔和常格在外头闹闹哄哄。我们拿着体温表、提着洗澡盆出门的时候，他们赶紧扑到工作上，似乎想把劲一下子使完，准备下午偷懒。我们对此心知肚明，庆幸自己身体依然健康，凡事还能亲力亲为。只要目前状况不继续恶化，不出现剧烈头痛，我们就可以工作下去。现在是二月，等五月把芒库斯比亚卖掉，整个冬天就不用愁了。还撑得下去。
芒库斯比亚花去我们许多时间。一方面，它们头脑精明，心术不正；另一方面，照顾幼崽是个细活，需要细致入微，坚持不懈。完全没必要多产多养，举个例子：早上六点半，我们中的一个把芒库斯比亚妈妈从温室笼里放出，集中到畜栏的干草上，让它们尽情地蹦跶二十分钟。与此同时，另一个把孩子从编了号、放着各自病历的小笼子里抱出来，麻利地测出肛温，将超过37.1摄氏度的放回笼子，其余的从马口铁管道输送到妈妈那儿喂奶。也许，这是早上最美的时刻。小芒库斯比亚和妈妈吵吵嚷嚷，说个不停，让人感动。靠在畜栏边上，我们忘记了即将临近的中午和刻不容缓、无比艰难的下午。突然，我们有些怕看畜栏的地面，这是再明显不过的紫草症。还好，过去了。阳光晒走了其他症状，头痛在暗处会发作得更厉害些。
八点是洗澡时间。我们中的一个往澡盆里放整把整把的沐浴盐和麦麸，另一个吩咐常格打来几桶温水。芒库斯比亚妈妈们不爱洗澡，需要小心地抓着它们的耳朵和腿，像抓兔子那样，把它们无数次地浸在水里。芒库斯比亚会绝望地毛发直竖，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盐趁机直接渗入娇嫩的皮肤。
接下来，轮到莱昂诺尔给芒库斯比亚妈妈们喂食，她做得非常出色，食物分配上也从没出过差错。她给它们吃发芽的燕麦，每周再喂两次牛奶加白葡萄酒。常格就让人有些信不过，我们觉得他会把葡萄酒喝光。最好把酒收进屋里，可惜房子太小，日头高照时，葡萄酒会渗出甜得发腻的味道。
如果日子只是机械重复，毫无变化，也许，我说的这些也就千篇一律，毫无用处。最近几天正赶上它们断奶的关键期，我们中的一个必须承认，痛苦地承认：缺硅症越来越显著。它从控制我们的睡眠入手，发动内部攻击，打破稳定性，眩晕的感觉沿着脊椎爬入脑中，好比小芒库斯比亚沿着畜栏的杆子往上爬（没有其他描述方式）。于是，落入梦境这口漆黑深井的我们，突然变成芒库斯比亚玩耍攀爬的那根又酸又硬的杆。闭上眼睛情况更糟。睡意就这样离我们而去，谁也不能睁着眼睛睡觉。我们累得要死，可稍微一迷糊，眩晕的感觉又开始爬，脑子里晃荡来晃荡去，似乎装的全是活物，围着脑袋打转。好像芒库斯比亚。
太讽刺了。据研究证明，缺硅症患者缺硅，缺沙。而我们蜗居在沙丘间的小山谷，时刻感受到巨型沙丘的威胁。我们要睡觉，居然会缺沙。
为了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我们花了些时间严格规定服用剂量，十二点时，我们发现药物反应良好，下午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也许只会稍稍有些不适，似乎所有物体突然停在面前，竖在那里，一动不动，艺术家的逼真感受。我们怀疑病症变了，是白英症，不过，要想拿准，可不太容易。
空气中微微飘浮着成年芒库斯比亚的毛。午睡过后，我们拿着剪刀和橡胶口袋去铁丝网围成的畜栏，常格把成年芒库斯比亚聚在那里，准备剪毛。现在是二月，夜里天气凉爽。芒库斯比亚舒展开睡觉，靠长毛取暖，不像蜷成一团的动物懂得自我保护，可背脊上却在掉毛，新毛长得很慢。毛落在畜栏外面，风一吹，扬在空中，浮起一片薄雾，弄得鼻子直痒痒，还穷追不舍地跟着我们进屋。于是，我们把芒库斯比亚聚在一起，将背脊上的毛剪到半高，注意不影响到它们保暖。毛剪下之后，太短，飞不起来，渐渐落成一层黄色的尘土。莱昂诺尔用水管一浇，每天扫出湿乎乎的一团，扔掉了事。
我们中的一个同时还要安排雄芒库斯比亚和年轻的雌芒库斯比亚交配，给每只幼崽称体重。常格高声念出头一天的重量，逐个确认体重增加情况。发育滞后的被放在一边，需要特别补充营养。我们一直忙到天黑，只剩下喂第二顿燕麦——莱昂诺尔一会儿就分完了——和把芒库斯比亚妈妈关起来。小宝宝们尖叫着，执意要留在妈妈身边。母子分离的工作由常格完成，我们站在门廊上监督。八点钟，关门关窗。八点钟，屋里只剩下我们俩。
过去，这是一段甜蜜的时光，可以回忆过去，憧憬未来。可是，自从身体不适以来，独处变得痛苦异常。我们用整理药箱的方式欺骗自己，药品按字母排序，会不小心弄乱。没有用。到头来，我们会坐在桌旁，阅读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的作品（《研究你自己》）或汉弗莱的作品（《顺势疗法指南》）。我们中的一个曾患上间歇性白头翁症：反复无常、好掉眼泪、苛刻暴躁，这病总在晚上发作。另一个也是晚上发病，患的是原油症：物品、声音、回忆，一切都游离于他之上，浑身僵硬麻木。两种病痛毫无冲突，平行发展，可以忍受。之后，也许，睡意就降临了。
我们也不想越来越强调这些笔记的重要性，好比让声音越来越响，直到乐队在悲伤中爆发，再让声音渐渐小下去，索然无味地重归平静。记录下来的状况有些在我们身上发生过（如第二窝芒库斯比亚出生时剧烈的硝化甘油症），有些发生在现在，有些发生在早上。我们认为，有必要将这些阶段记录下来，等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可以请阿尔宾医生帮我们添进病历。我们并不能干，记着记着会突然跑题。可是，阿尔宾医生希望了解所有相关细节。我们晚上听见的刮浴室窗户的声音也许就很重要，也许是印度大麻症。要知道，印度大麻会产生兴奋感，夸大时间和空间。也许是一只出逃的芒库斯比亚，它像所有同类那样趋光而来。
一开始，我们很乐观，没有丧失卖幼崽发大财的美好愿望。我们很早起床，越到后期，时间越发珍贵。一开始，常格和莱昂诺尔的逃跑几乎没有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这两个狗娘养的，没打招呼，没履行合约，那天晚上就这么跑了，还顺手牵走一匹马、一辆双轮马车、我们中的她的一床毯子、一盏乙炔灯和最新一期《阿根廷世界》。畜栏里悄无声息，我们猜到他们跑了，得赶紧放幼崽出来喂奶，准备洗澡用具和发芽的燕麦。我们一直在想：别去想发生的事，埋头工作。别去管现在只剩下我们俩，没有马可以骑去六里外的普安，粮食只够吃一星期了，愚蠢透顶的谣言已经在其他村子散播开来，说我们在养芒库斯比亚，大家怕染上病，不敢靠近，周围转悠的是无所事事的流浪汉，而我们只管埋头工作。只有不断工作，身体健康，我们才能忍受中午时分、午餐休息（我们中的她草草开一听口条罐头，开一听豌豆罐头，再煎些鸡蛋火腿卷）时困扰我们的不适。我们无法不睡午觉，身体不适比双道锁的门还要无情，把我们锁进阴凉的卧室。就在刚才，我们清晰地回忆起夜间不安稳的睡眠，那种奇怪的、透明的——如果允许我们造出这种表达法——眩晕。早晨起床，直视前方，任何物体，比如衣柜，都在做变速旋转，时不时地偏向一边（右边）。与此同时，在旋涡中，同一个衣柜却又好好地停在那儿，静止不动。用不着多想，是仙客来症。治疗几分钟就见效了，身体恢复了平衡，可以正常工作和走动。更糟糕的是，午觉睡得正香（每件物品放得安安稳稳，阳光毫不留情地钉住它们的棱角），我们听到大芒库斯比亚畜栏里传来骚动和低语。它们突然不安起来，拒绝静养，静养能帮它们长肉呀！我们不想出去。烈日当空，极易引发剧烈头痛。如今，什么活儿都指着我们，怎么能允许自己冒险发病呢？可是，我们不得不出去。芒库斯比亚越来越不安分，畜栏里的骚动声前所未闻，实在没办法继续待在屋里。于是，我们在软木头盔的保护下冲出门去，快速商议之后，分头行动。我们中的她往芒库斯比亚妈妈笼子那边跑，另一个检查大门关没关好，澳式水塘的水位如何，狐狸或山猫会不会钻进来。我们刚赶到畜栏门口，就被太阳晃得睁不开眼，如白化病患者在白色火焰中摇晃不定。我们想接着干活，可惜为时已晚。颠茄症袭来，我们赶紧疲惫不堪地躲进工棚最里面背阴处。面部充血，发红发烫，瞳孔放大。大脑和颈动脉怦怦直跳。矛戳锥刺般的剧痛。晃动般的剧痛。走一步，坠一下，后脑像系着一块秤砣。刀戳锥刺般的痛。爆裂般的痛，似乎要把脑子挤出去。弯下身子更糟，脑子似乎要往外掉，人似乎被往前推，眼睛似乎要蹦出来（似乎这个，似乎那个，怎么也形容不出真正的感受）。声音、晃动、移动、光线，都会加重病情。突然，症状消失了。阴凉霎时带走了病痛。我们心怀感激，想跑动跑动，晃晃脑袋，奇怪一分钟前……可活儿还在那儿。现在，我们怀疑芒库斯比亚的躁动不安是因为没有凉水喝，没有莱昂诺尔和常格的照顾：它们敏感得很，一定是通过某种方式注意到了他们不在。另外，上午的工作变了也让它们有些奇怪，我们那么笨手笨脚，那么慌慌张张。
这一天不用剪毛，我们中的他负责事先定好的雌雄交配和控制体重，很容易看出从昨天到今天，幼崽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妈妈们吃得不好，总要把发芽的燕麦闻上好久，才不情愿地将温热的食物放入口中。我们默默地做完剩下的工作，如今，夜幕降临有了另一层不愿面对的含义。我们无法像过去那样告别一个既定的、依然正常运转的秩序，告别莱昂诺尔和常格，告别各归各位的芒库斯比亚。关上家门意味着让无法无天的世界自生自灭，对夜间到凌晨的一切听之任之。我们拖延了很久，直到无法再拖，才偷偷摸摸、互相回避、心惊胆战、忧心忡忡地走进家门。夜晚像一只眼睛在等待着我们。
幸好我们困了，中暑和劳累战胜了无言的不安。我们艰难地咽下残羹剩饭：一点煎鸡蛋，牛奶泡面包。什么东西又在刮浴室窗户，屋顶上也有蹑手蹑脚跑动的声音。没有风，是月圆夜。有公鸡的话，半夜前就会打鸣。我们摸索着服下最后一剂药丸，二话不说，上床睡觉。灯关着。说得不对，灯不是关着，压根就没有灯，屋子在深深的阴影里，屋外圆月高悬。我们想说点什么，问出口的却只是明天怎么办，怎么弄吃的，怎么去镇上。后来，我们睡着了。一小时，就一个小时，窗下那根灰色的光线还没有向床边移动。突然，我们在黑暗中坐了起来，在黑暗中竖起耳朵，黑暗中听得更真切。芒库斯比亚出事了，我们听到的是怒吼或惊叫，听得出雌的嗓门尖，雄的嗓门粗。突然，叫声消失了，房里似乎掠过一阵寂静的风。紧接着，叫声又一次划破夜空，越来越高，传得很远。我们不想出去，听听就够受的了。我们中的他怀疑惨叫声究竟来自屋内还是来自屋外，有时候，声音听起来就在屋内。这个小时里，我们患上了乌头症，思维混乱，对错不分。的确，头痛来势凶猛，几乎无法形容。脑袋里，汗毛丛生的皮肤上，有撕裂感、灼烧感。恐惧、发热、苦闷。额头又涨又沉，似乎有股力量在向外拉扯，将一切掏空。乌头症会突然爆发，疼痛难忍，遇冷风则病情加剧，伴有不安、苦闷和恐惧。芒库斯比亚围着房子转来转去，此刻再说它们还待在畜栏里、锁很结实之类的话，无异于自欺欺人。
我们没注意天亮。一晚上没睡好，只记得定点伸手将小药丸放入口中。五点左右，睡意终于将我们打倒。刚才，有人敲起居室的门，越敲越响，气势汹汹。我们中的他只好把拖鞋套在脚上，拖着身子去开门。是警察。警察带来了常格被捕的消息，送回了马车，并怀疑常格擅离雇主，犯偷窃罪。得在证供上签个字。一切正常，太阳升得高高的，畜栏里一片寂静。警察看了看畜栏，其中一个用手帕捂住鼻子，假装咳嗽。我们赶紧说了他们想让我们说的话，签了字。他们几乎一溜烟地跑了，远远地绕过畜栏，盯着它看，也盯着我们看，甚至冒险往屋里看了一眼（屋里空气闭塞，屋前闻得到），几乎一溜烟地跑了。真怪，这些混蛋居然不愿意多看一眼，逃瘟疫似的从侧路上疾驰而去。
我们中的她单方面决定，利用早上干活儿的时间，另一个即刻动身，驾车去找吃的。人和马都挺不情愿，马被拖回来，一口气没歇，有些疲倦。不一会儿，人和马上了路，回头看看，什么都好好的。这么说，晚上在房里吵的不是芒库斯比亚，得用烟熏死屋顶上的老鼠。一只老鼠居然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真让人意外。打开畜栏，把芒库斯比亚妈妈们聚在一起，可是，发芽的燕麦眼看就要没了，它们争抢得厉害，互相撕下对方背脊和脖子上的肉，还见了血。又是呵斥又是鞭打，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它们给分开。这么一弄，奶根本喂不好。幼崽们嗷嗷待哺，有的跑起来晃晃荡荡，有的干脆靠在铁丝网上休息。一只雄芒库斯比亚莫名其妙地死在笼子门前。马儿不愿小跑，离家十个街区了，还耷拉着脑袋，大口大口地喘气，慢吞吞地前行。一人一马泄了气，只好回头，刚好看见最后一点食物被一抢而光。
我们不再坚持前行，回到门廊。一只幼崽在第一级台阶上奄奄一息，我们抱它起来，放在铺着干草的篮子里，想知道它得了什么病，可它和动物一样，不明病因地死了。锁好好的，搞不懂这只芒库斯比亚怎么跑出来的，是逃跑才会死，还是快死了才会逃跑。我们喂了它十粒马钱子，药丸在嘴里，像十粒小珍珠，它咽不下去。从我们站的位置，能看见一只雄芒库斯比亚前腿一软摔倒了，它晃了晃想站起来，可还是像祈祷似的跪了下去。
似乎有叫声传来，声音很近，我们甚至朝门廊的草椅子下望了望。虽然阿尔宾医生叫我们提防早晨的动物性反应，可头痛至此，还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后脑痛，时不时听到一声喊叫：蜜蜂症，像被蜇过那样痛。我们脑袋后仰，要不，埋进枕头（什么时候爬上了床）。不口渴，出汗，小便少，叫声刺耳。身体似乎被压伤，一碰就痛，握过一次手，痛得钻心。等到渐渐地不痛了，我们开始担心会不会再来一种不同的动物，先是蜜蜂，再是蛇。时间是两点半。
我们想趁光线好、精神好把笔记写完。我们中的他应该去镇上，要是午睡后再去，会太晚导致赶不回来，一个人在屋里过夜，也许会不好好吃药……静归静，午觉还是睡不着，房里蒸笼般的热，走到门厅，也会被地上、工棚里、屋顶上白花花的热气吓回来。芒库斯比亚又死了几只，剩下的闷声不响，走近了，才听得到它们在喘气。我们中的她认为还能卖，应该去镇上。另一个记下了这话，心里却不以为然。等热气散去，等天黑再说。我们差不多七点出门，工棚里还剩几把吃的。晃晃口袋，掉了些燕麦渣下来，被我们如获至宝地聚在一起。它们闻到香味，在笼子里蹦得厉害。我们不敢放它们出来，每个笼里放一勺，更公平，它们也更满意。我们搞不懂：没把死去的芒库斯比亚弄出来，怎么会有十个空笼子？怎么会有些幼崽在畜栏里和雄芒库斯比亚混在一起？不太看得见了，天一下子黑了，常格偷走了我们的乙炔灯。
山上种的是柳树，山道上似乎有人。应该叫个人去镇里一趟，还有时间，还来得及。有时，我们会想：我们到底有没有被人监视？人们有没有那么无知，那么讨厌我们？我们宁可不去想，高高兴兴地关上门，待在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我们想查阅资料，提防蜜蜂症，或者某种更可怕的动物。我们放下晚饭，高声朗读，可几乎入不了耳。一些句子爬到另一些句子上面。外面还是那样，一些芒库斯比亚比另一些叫得响，嗥叫声划破夜空，不绝于耳。“Crotalus cascavella症会制造出特别的幻觉……”我们中的他将句子又念了一遍，很高兴居然能如此正确地理解拉丁文，响尾蛇症。啰唆了点，crotalus和cascavella都是“响尾蛇”的意思。也许，书上不想直接说出动物的名字，免得吓着普通患者。可名字终究还是说出来了，这种可怕的蛇……“其毒素会以惊人的速度蔓延”。我们要抬高声音，才能彼此听见，芒库斯比亚叫得太响。我们又一次感到它们就在房子附近，在屋顶上，在刮浴室的窗户，在顶窗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不奇怪了。下午，我们就看见许多笼门开着，房门倒是锁得好好的，厨房的灯光照在身上，像一层冰冷的保护膜。我们声嘶力竭地传授着知识，书上写得非常清楚，语言直接，毫无成见。患者症状描述如下：剧烈头痛，极度兴奋，入睡时病发（还好，我们不困）。脑壳像钢盔一样挤压大脑——说得一点没错。某种生物在脑袋里绕圈游走。（这么说，房子就是我们的脑袋，我们感觉到有人在绕着它走，每扇窗户都是抵御屋外芒库斯比亚嗥叫的一只耳朵。）脑袋和胸部被铁甲挤压，烧红的烙铁没入头顶，我们无法肯定是否是头顶。就在刚才，灯光抖了抖，越来越暗，下午我们忘了开磨发电。等完全看不见了，我们在书旁点了支蜡烛，将症状全部了解完毕。还是了解清楚比较好，免得待会儿——右侧太阳穴尖刺般的痛，这种可怕的蛇，其毒素会以惊人的速度蔓延（这段已经读过了，单靠一支蜡烛，很难把书照亮），某种生物在脑袋里绕圈游走，这段也读过了，的确是这样，某种生物在绕圈游走。我们没有不安，外面更糟，如果有外面的话。我们把书放下，面面相觑。如果我们中的一个用表情示意越来越高的嗥叫，我们会回到书本，坚信目前的问题就在那儿。某种生物在那儿绕圈游走，对着窗户嗥叫，对着我们的耳朵嗥叫，快要饿死的芒库斯比亚在嗥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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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虚构的一种需要悉心呵护方能成活的动物，这个词取自作者在大学任教时的同事伊雷内奥·费尔南多·克鲁斯使用的意义不明的口头禅。
奸诈的女人[1]
我从她手中接过苹果，趁机在她唇上吻了一下。
没想到一咬下去，头晕脚软，觉得自己从她脚下纠结的枝条间
重重摔下，看见了那些在深洞里迎着我的僵白脸孔。
——但丁·加百利·罗塞蒂[2]
《果园深洞》[3]
他不该在乎这些了。可这次不同，大家全都鬼鬼祟祟地说上了闲话，让他心神不宁。塞莱斯特妈妈告诉贝蓓姨妈时一脸谄媚，父亲一脸的不信与不安。先是那个住两层小楼的女人，她像牛一样缓缓地转过头，像牛吃草一样津津有味地反刍闲话。药店女孩在说——“不是我信，可要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连一向为人谨慎的堂埃米利奥（他卖的铅笔和塑料皮本儿一直让人信赖）也在说。说起黛利娅·马尼亚拉，所有人都似乎羞于启齿，不敢相信她居然是这种人。只有马里奥将一腔怒火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他突然对全家充满仇恨，想自立，却不能。他从来没有爱过家人，是血缘纽带和对孤独的恐惧将他和妈妈、和兄弟姐妹拴在了一起。对邻居可以简单粗暴：堂埃米利奥头一次嚼舌根，就被他骂了个狗血淋头；住两层小楼的女人跟他打招呼，他视而不见，似乎这样会让她心里不好受。下班回来，他公然跨进马尼亚拉家的大门，向马尼亚拉夫妇问好，有时拿着糖或拿本书，向杀害两位男友的女孩走去。
黛利娅的模样我记得不太清楚，只记得她优雅不俗，一头金发，动作很慢（当年我十二岁，对我而言，日子过得慢，什么都慢），浅色上衣，大摆裙。有一阵子，马里奥认为黛利娅之所以招人恨，是因为她的衣着和气质。他对塞莱斯特妈妈说：“你们恨她，是因为她不像你们那么俗，也不像我这么俗。”妈妈作势要用毛巾抽他一个耳刮子，他眼睛眨都没眨。此后，他和家里公开决裂：他们把他晾在一边，极不情愿地替他洗衣服，周日去巴勒莫区[4]散步或野餐都不叫他。于是，马里奥总是去黛利娅的窗边，往里扔小石子。有时候，她会出来；有时候，他听见她在屋里笑，坏坏地笑，让他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