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劣等人种的资格。在历史上，人种概念是与帝国主义支配 世界的意识形态同时出现的。
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 〔Morrison， 1992〕，在剖析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 历险记》时指出，在这部可称为美国建国神话的“国民性小 说”中，为了确立哈克的“白人性（whiteness） ”，黑人逃亡奴 隶的存在不可或缺。这部描写一个少年成长经历的美国版 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同时也是一个讲述“真正的美国 人（男人而非女人）如何诞生”的国民故事。通过帮助逃亡奴 隶，哈克成了赢得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解放奴隶、保卫民主 自由的美国的高贵的“白人男性（white man）”性的象征。对 于“白人性”，白人们毫无自觉，完全看不到他们着手研究这 个问题的迹象，所以，才有了由莫里森这样的黑人女性开始 的白人性研究（whiteness studies）。
人种这个概念，以前的用法与现在有区别。在西方露骨 的人种主义偏见传人日本的明治时代，当时的文本中有“上 等人种”、“下等人种”等用法，实际含义相当于现在的“上流 阶级”、“下流阶级”。贫困、懒惰、性的堕落，被描述为“下等 人种”的特征，几乎如DNA —般，世代相承，无法期待能被改 善。
比如，娼妓产生于“下等人种”中，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 社会事实，但在明治时代的话语中，成为娼妓不是因为贫困， 而是因为她们生来淫乱。就连被誉为明治时代第一号“女性之友”的岩本善治先生®，也展开“自我责任”论，说失身女人 本人有问题。
在这里，我们会想起明治时代另一位著名的男女平权论 者植木枝盛™。植木以言行不一而闻名。作为自由民权论 者，他在各地举办讲演会，呼吁男女同权。植木还有一丝不 苟地纪录每天行动的习性，留下了一部《植木枝盛日记》。日 记中有如下记述：“明治一三年九月一七日夜在千日前 席上演说。讲男女权论。召菊荣妓。”〔高知新闻社编，1955： 173〕这则日记成为植木刚讲过男女同权便去妓院买娼的证 据，为此，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批判他言行不一。可是，对植 木本人来说，这种行为不是什么自我矛盾。在他的头脑中， 娼妓“人种不同”，可以任意使唤，根本不能成为“同权”的对 象。他在别处表示，自己将来的妻子，必须是才德兼备值得 尊敬的女性。在一个以阶级的双重标准来对待女人的社会 里，植木的言行未必能说是不一致。视之为不一致，是在平 等思想即一切女人不分阶级皆为同等之人的观念普及之后 的事。
“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
我在前面两章讲过，男人为了成为性的主体而将对女人 的蔑视深植于自我确认的核心，这就是厌女症。而同性恋憎 恶，则可以理解为男人对男女界线的模糊暧昧而带来的不安所抱有的恐惧。男人们必须持续不断地证明，自己不是“像 女人一样的男人”。
但是，这种厌女症有个致命弱点，即母亲。公然侮辱生 下自己的女人，会引来对自己出身身份的精神危机。所以， 实际上，厌女症不单是蔑视女人，还有崇拜女人的另一个侧 面。这是自相矛盾的吗？
性的双重标准（sexual double standard）告诉我们，这个 矛盾其实不矛盾。
在厌女思想的历史上，我们可以举出叔本华、奥托•魏 宁格（Otto Weininger）等从18到19世纪的诸多男性思想家 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近代性别二元制的思想领袖 们，同时也是性的双重标准的发明者。在历史上，性的双重 标准，是在以夫妻为中心的近代家庭制度形成的时期成立 的，而这也是作为产业的娼妓制度形成的时期，近代家庭制 度与娼妓制度，两者互为表里。米歇尔•福柯的大作《性史》 〔Foucault，1976〕的第一章 ，标题为含有讽刺意味的“我们也 是维多利亚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19世纪初，是奠 定近代社会诸多制度的黎明期。在这个时代，一夫一妻与买 娼卖娼，作为制度同时确立，因此，“维克多利亚时代式的”一 词等同于“伪善”之意。那个时代的绅士们，一边恭维一见蟑 螂便要惊叫晕倒的优雅的淑女，一边频频造访妓院。在那个 时代，这被视为理所当然。
所谓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如吉行淳之介、 永井荷风等），而女人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近代一夫 一妻制表面上称颂“相互对等的贞操”，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 把男人的“犯规”编人制度之中了（既然无法遵守一开始就别 发誓好了），所以，另外需要充当男人的“犯规对象”的女人。
结果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 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 对象”、“外行女人〔性行业以外的女人——译者〕”与“内行女 人〔性行业中的女人——译者〕”等常见的二分法。每一个现 实存在的活生生的女人，都有身体有灵魂，有子宫有阴道。 可是，“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 殖广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带 着孩子的娼妓，就是因为扰乱了这个界线而让人扫兴。
当然，这里的快乐是男人单方面的快乐，男人无需在意 女人的快乐。即便如此，“慰安妇”这个词还是太绝妙了，真 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慰安”，当然是慰男人之安，对慰安 妇而言，那是地狱般的奴隶劳动。正因为如此，当慰安妇幸 存者发出声音留下证言时，她们中有人拒绝那种称呼，声明 “我不是什么慰安妇。”〔“•太平洋地域C7）戦争犠牲者 t二思^查馳甘、心（C刻ti■集会”实行委员会编，1997〕“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是支配统治的铁定法则。 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他们相互对立，绝不允 许他们之间产生连带感。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就是来自男人的“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再加上阶级与人种的裂隙。
下面，让我们以慰安妇的事例来剖析这一现象。慰安妇 中也有日本女性，但日本人慰安妇与非日本人慰安妇（尤其 是朝鲜人）待遇不同。日本人慰安妇多为军官专用，被视为 当地妻子（当然并非全部）；而朝鲜人慰安妇则为士兵的泄欲 工具。军队中甚至有“朝鲜bi屋”的隐语。据说“bi”是中文 里指女性性器的俗语。这个隐语赤裸裸地显示，朝鲜女性的 人格完全被无视，她们被彻底地还原成了一个性器官。就这 样，在慰安妇之间，划出了一道民族的分界线。仿佛人种不 同就可以不把人当人来看。 ＿
同时，军队里还有一类女性，即从军护士。当慰安妇在 战场上护理受伤士兵时，慰安妇与护士的界线变得暧昧不 清，护士们为之不快。从军护士们接受士兵的“母亲”或“姐 妹”的角色，但拒绝被当作性对象。“别把我当慰安妇”，成为 维系她们尊严的骄傲和自负。这就是女人的“娼妓歧视”，被 性的双重标准分离隔断的女人，一方蔑视另一方。有这样的 事例，有的年轻士兵在临死前央求护士“让我在死以前看一 眼你的乳房”，她们中有人答应了。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 性骚扰。其中可能会有因怜悯而同意的，但也有被强迫要挟 的情况吧。可是，护士的“圣女”形象，使她们倾向于否认自 己被视为性对象的可能性。也许正由于这个原因，在从军护 士留下的纪录中，不可思议地看不到性骚扰及强奸之类的痕 迹。女人的“娼妓歧视”非常深刻，这使她们连对自己被视为性对象也感到肮脏，所以，对于自己受到的性侵犯，不愿承 认，也不愿告发。
我们从慰安妇的证言得知，在人手逐渐不足的战场上， 在白天她们要运送弹药，在后方护理伤病员，并当士兵的性 对象。除此以外，她们还扮演挥着太阳旗把士兵送上前线的 “爱国妇人会”的角色。这些出身于殖民地的慰安妇们，取日 本名，着和式浴衣，拟装为士兵的“故乡女性”。到了战争末 期，她们中许多人与走投无路的士兵们有着同样的命运。
在战争期间，日本有两大协助军国体制的女性团体，国 防妇人会和爱国妇人会。爱国妇人会的成员多为中产良家 妇女，而起源于大阪的国防妇人会，则因其中下层平民色彩 而获得广泛支持。国防妇人会的人气秘密之一，是发明了白 色围裙和束袖带[€配套的制服。“白色围裙”是一种“圣女” 标志，只要身着这个符号，一瞬之间，阶级与人种的裂隙暂时 可以跨越。国防妇人会留下的资料纪录了这样的事实。大 阪的花柳街飞田地区的女性们，因穿上“白色围裙”而得以加 入国防妇人会的行列，她们为自己也能为国家做贡献而“感 激涕零”。“白色围裙”，一时性地遮蔽了良家妇人与飞田女 人之间的“阶级界线”〔加纳，1987〕。
战争中的另一类女性，“后方的妻子”，又是怎样一番情 形呢？如果士兵的妻子或未亡人的贞操不能保证，前方士气 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贞操问题”成为一个秘而不宣的国家 课题。从事“后方史”研究的加纳实纪代〔1987〕揭露，国防妇人会的一个隐秘任务，是以慰问士兵家属为名监视妻子们的 贞操。出征士兵的妻子和阵亡士兵的未亡人，她们的性，只 能作为妻子和母亲，被严格地压抑在生殖之中，不能有快乐。 尽管国家呼吁“多生多育”，但她们的子宫不能怀上丈夫以外 的男人的种子。
二战期间的德国，死于战争的男性国民多达五百万。到 了战争末期，男人匮乏，鼓励生育的国策难以实施，于是有人 献策，鼓励“珍贵”的纳粹党卫军（纯正血统的雅利安人种）与 后方留守妻子“偷情”。不过这个对策毕竟太令人皱眉反感， 结果不了了之。
被限于生殖的异化、被隔离生殖的异化，反面即为被隔 离快乐的异化和被限于快乐的异化（当然均为男人的快乐）， 对于女人，都是压抑。不是只有慰安妇才被压抑，后方的妻 子们也被压抑着。女人的性，被分离为“为生殖”和“为快乐” 两种，相互对立，但都被异化。当然，压抑和榨取有程度的差 异，其间还有等级和歧视的存在，但不能因此就可以为自己 被当作“圣女”来祭奉而庆幸感激。换言之，“圣女”和“娼 妓”，是压抑女性的两种形态，无疑都是“他者化”。“圣女”们 要求“别把我当娼妓”，赤裸裸地歧视娼妓；与此同时，“娼妓” 们又怀着自己养活自己的职业女人的骄傲，悯笑“行外女人” 对男人的依赖和软弱〔原注1〕。
性的双重标准的两难困境
以性的双重标准来分离和支配女性，对于创造出这种制 度的男人一方，也引发出奇妙的悲喜剧。如果对特定的女人 “认真”，就不能把她看作性对象；反之，如果视为性对象，就 等于对她不“认真”。这个两难困境，男人自己身陷其中。我 曾听过一位从旧制高中毕业的高龄男性讲他年轻时的一桩 “浪漫往事”。讲述的时候，那位绅士目光望着远方。“从前， 和自己喜欢的女人去旅行，两人一起过了好几天，可最终连 一根小指头也没碰。旅行期间，她似乎为此很苦恼，可我觉 得那样才好。因为是想珍惜的人，所以就让她保持纯洁地告 别了。”
我很想跟那位绅士说别那么自以为是，不过，对于那个 年代的男人，那就是对女人的“珍惜”吧。一个活生生的女 人，在那种情形下当然会苦恼。如果明明知道对方女人在苦 恼，却有意无视，就是男人的自我中心。那个男人所“珍惜” 的，并不是对方女人，他不过是在以身相殉一己之念而已。 那位被连累的女人，该说是倒了霉吧。把这种行为称为什么 “纯粹”、“浪漫”，不过是脑子出了问题。
可是，这并不是从前的故事。源于性的双重标准的两难 困境，至今仍然存在。人们还在疑问：因为爱着，所以不能性 交吗？性交了，就不能算作爱吗？少女们的苦恼似乎和从前 没有两样：要求性交的男朋友，是真心爱我呢，还是只想要我 的身体？抱怨去红灯区能勃起可在妻子面前却勃不起来的阳瘘男人，与前面那位旧制高中的老爷爷没什么不同。他们 都活在一种反差之中：面对的如果是必须在意她的反应的 人，勃不起来；而当对方是无需在意的对象，便可为所欲为。 男人自己播下的种子，该说是自食其果。
明白了这个双重标准的机制，前面所说的植木枝盛的 “言行不一”，就不再是“不一”了，他只是很好地将女人“按用 途分别使用”而已。他在把青楼女子当作性玩具的同时，对 “将来的妻子”则遵循“男女同权”的思想表示相应的敬意。 使这种分离正当化的理由，是阶级隔阂。我们只需想起明治 时代的身份制度是如何根深蒂固，便应该能理解。那种“身 份”，是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的“人种之隔”的别名。
不过，按男人需要而订制的规则，总是留有允许“犯规” 的漏洞。低阶层的女人不能娶为正妻，但可以纳为情妇或小 妾。若实在想娶，还有一招，让她成为高等身份人家的养女 之后再去结亲。无论男女，婚姻都是一种两家结盟的交换行 为，目的是使双方的社会资源最大化，所以，男人期待正妻的 门第和财产。也正因为如此，将娼妓赎身迎为正妻、与女仆 私通将就成婚之类行为，都是坐失“资源最大化”机会的愚人 之举〔原注2〕。
现在想来，植木那个时代的人，压根儿没想过要求妻子 既美貌又能做家务（即娼妓和女仆的组合）吧。正妻无需美 貌也不要性魅力，除了门第家产，只要能持家生子就够了。 甚至连生殖能力也可以不要，“三年无后去之”只是神话，正妻地位乃两家盟约的枢轴基石，不是因此便能被动摇的。有 研究表明，江户时代的自然不孕率为十对中一对，想要孩子 可从别处领养。柳田国男曾经报告，在明治时期的越后农村 地区，有的女人即使成了婚，但直到孩子出生为止，都一直住 在娘家，搬进男家，要以主妇权的转让为前提，然后才带着继 承家业的孩子，堂堂正正地嫁过去。身份不明的女人单凭美 貌便能爬上阶级阶梯的灰姑娘故事，不过是近代的幻想，在 真正的身份制社会中是不可能的。
对“圣女”、“娼妓”的分离支配，最为深刻激烈的揭露和 批判，是田中美津的《从便所开始的解放》一文。那篇文章写 于1970年，现已成为广为人知的日本7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 的宣言〔原注3〕。
对于男人，女人的存在被分离为两种形象：或为母 性的温柔=母亲，或为性欲处理机=便所。（略）男人心 中的“母亲”或“便所”意识，在现实中表现为“结婚对象” 或“玩弄对象”。（略）男人的“母亲”或“便所”意识，来自 将性视为肮脏之物的性否定的心理构造。无论被当作 玩弄对象还是被选为结婚对象，根源同一。
“母亲”或“便所”，同根所生，同源而出，无论女人被 视为哪一方，本质不变。〔沟口等编，1992： 202;井上等 编，1994;田中（美），2004〕在现今的生殖技术之下，女人不但是“性欲处理机”，还 成了“生殖机”〔原注4〕。在“代孕母亲”已经来临的时代，“借 腹生子”不是比喻而成了现实。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 伍德写出《侍女的故事》〔Atwood， 1985〕是在1985年，这部 科幻小说描写了一个极端的生殖管理社会的恶梦。在那里， 有专用于生殖的侍女，经妻子同意，丈夫与侍女进行不带快 感的性交，让她生子。那本书出版后不久，恶梦不再是梦。 人工授精便可让借来的肚子怀孕，不再需要野蛮的性交行 为。当然，出租子宫为的是钱，不是出于什么人类博爱。代 孕母亲的报酬，在美国是约六万美元，而在印度只要一万两 千美元左右，十分廉价。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境之间的差价 当然要被利用起来。在印度，有整个村子在中介商的斡旋下 从事代孕母亲行业的地区。如今这个时代，生了孩子的母 亲，也无需背负“终生责任”了。
在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女人们把被分离 为“圣女”与“娼妓”的身体完整地回收到了自己手中。也就 是说，“外行女人”与“内行女人”的隔墙变低了，母亲•妻 子•女儿们用自己的性身体去挤人性的自由市场。男人们 为“星期五的妻子”、“援交”〔原注5〕等现象而震惊，因为他 们被迫面对的现实是，连自己的妻子女儿也不一定是在分界 线的“这一边”〔宫台，2006〕。本来，女中学生的身体是“禁止 用于性目的的身体”〔原注6〕，可因为男人们对这种身体给出 高价，让中学生们自己“发现”了“外行女人”也是性存在的事实。从这里开始，到用一个身体来分别扮演性的双重标准的 东京电力公司女职员A子〔详见本书第十二、十三章——译 者〕，距离已经不远了。
原注1在京都祗园的艺妓世界里从事田野调查的美国人类学 学者丽莎•戴尔比〔Dalby，1983〕，由于没有看到结构性歧视的存 在，成了艺妓们职业“自尊”的代言人，犯了一个人类学学者的初级 错误。
原注2不但是相亲，即使是经由恋爱的婚姻，人们也倾向于选择 能将资源最大化的同阶层内通婚，这种择偶倾向得到各种数据的 支持。
原注3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传单，分发于1970年8月22日 的“反对侵略=歧视的亚洲女性会议”大会会场。原文再录于引文后 括号内所记文献中。
原注4 2007年1月27日，安倍内阁的柳泽伯夫厚生劳动大臣 （当时）在提及少子化问题时说女性是“生殖机”，后来道歉了。
原注5 •“援助交际”的略语。买春的委婉用语。初期以向白领女 职员和女大学生“援助”服装和学费为名，后来演变为专指以初高中少 女为对象的嫖娼。
原注6依据大塚英志《少女民俗学》〔1989，1997〕一书，我把“少 女”定义为，“其身体虽已到达性成熟年龄但却被禁止用于性目的，这 种身体的所有者即为少女。”
译注1指在日本战后生育高峰期即1940年代后期出生的一代。
译注2岩本善治（1863—1942），日本明治时期教育家、评论家。 尤其热心致力于女性教育。
译注3植木枝盛（1857—1892），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政治家、 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
译注4束袖带是旧时日本女性作家务时把和服的宽袖束起来的带子。
译注5意为“偷情的妻子”，源自日本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 的电视连续剧《金曜日〇妻亡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