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电影让一切变得截然不同，尽管这些电影没有字幕，而且语言各异。我偶尔会试着用村里的方言和宿舍七号房的邻居粗浅地聊个几句。我坐着把字典摊放在腿上，这样对话虽然有些慢，但至少行得通。
“这部片子除了暴力之外，什么都不缺。”我的邻居说。显然我的东道主在每个欣赏影片的夜里，都会重新认识一些经典旧片。
“我一般会看些意义非凡的片子。”他说，顺手递了一卷录像带让我看看包装盒。这部片子兼具了智慧与渴望。他拿出影带，然后把盒子放回架子上，接着才拿起一瓶酒，拉紧百叶窗。
“有人说，艺术必须反映现实，这个论点还真奇怪，”他对着窗户说，“人类不是已经受够了俗世的真实面吗？”
如果当天看的是我听不懂的外语片，托马斯神父会简短地告诉我剧情。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几度暂停播放，为我说明状况，因为光靠他的几句简介不容易完全猜出电影的内容。他着重在传达导演的创作精神。他不会局限于剧情，而是强调某些影像架构，探索拍摄角度，讨论场景，还会暂停影片，为我指出剪辑的特殊手法，这是他对电影拍摄最感兴趣的一环。
“情人眼中只有美女。”他说。
他对影片中人物的心理铺陈也很感兴趣，但通常他的分析太过深入，让我很难听得懂。精确地说，他会引导我注意电影的某些层面，或是指点关键，让我自己学着去解读。尽管发生在小屏幕上的一切不容易了解，但总比我独自一人关在房间里有趣。托马斯神父还会在某个星期安排特定主题，向某几位特定的导演或演员致敬。电影结束后，我们会稍稍讨论内容，一边喝完手边的酒。
这晚电影的色彩尽是深深浅浅的蓝色，虽然神父已经拉紧了百叶窗，但旧型电视仍然无法显出应有的播映效果。影片的序幕是一场在雨中高速公路的致命车祸，以女高音咏叹对于圣保罗的爱来收场。从头到尾，女主角的身边围绕着死亡，但到了最后，尽管她失去了一切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她仍然渴望生命。我不经意地向托马斯神父提及我对死亡的焦虑。
“我担心的不是死亡本身，”我告诉他，“而是我经常想到死亡。”他站起来拉开百叶窗，外头的天色已经黑了。
“你说你经常想到死亡，这是什么意思？”
“我一天大概会想个七次到十一次，不太一定。大部分都是在一大早刚到花园工作时，或是晚上临睡前。”
我半是期待地希望他问我有多常想到身体和性爱。我能想象自己和他讨论这个主题的样子，不过先谈重要又较能掌控的主题，会比讨论性爱来得容易。但如果他真的问起，我会说，和想到死亡的频率差不多。一天七到十一次。而且，时间越晚，想到身体的次数便会多过于想到死亡的次数。
如果他问的是植物，那么答案也差不多。我想到植物的次数和性爱及死亡不相上下。然而他问的却是：“你几岁？”
“二十二。”
“那么，你会等待死神来拜访你吗？”大概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拿起酒瓶，在两只玻璃杯里倒了些透明的酒。
“这是梨子阿夸维特酒。”他说。接着，继续前面的话题，“让自己有充裕时间去思考死亡的人并不多。另外有些人是没时间死，这种人越来越多。你显然是个成熟的年轻人。”
“我希望自己在死前有更多经历，先找到自我之后再死。”
“人类花一辈子的时间寻找自我。就这方面来说，你不可能得到最后的结论。但依我看，你不像个快死的人。”他带着微笑说道。
“嗯，人总是会死的，”我说，“大部分的人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没有人在正确的时机过世。”
“对，你说得没错，我们都会死，但是没有人知道我们会在什么时候死于什么方式。”神父一口喝干杯里的酒，“上帝赐给每个人时间，有些人很久之前便接获警告，其他的则是死神临门才明白，之后呢，我们都会来到以刻钟、以分钟来计算生命的阶段。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处境便全都相同。”
房间里有只苍蝇飞来飞去，发出嗡嗡声响。我听得到但看不到。托马斯神父站起来打开窗户，声响随之停了下来。
“你杀了那只苍蝇？”
“没有，我只是放它出去。”神父说道。
“这么说，对那些活得比我们久的人来说，我们也只能在他们的记忆中短暂停留。”我说。
“不见得，想想歌德吧。”托马斯神父再次为我们加满杯子里的酒。
“对，但是我们不是歌德。”
“你显然是个热情又慈悲的年轻人。”他拍拍我的肩膀，放下酒瓶，坐了下来，安静了好一会儿。
“你该不会是失恋了吧？”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问。
“不是的，但是我有个孩子。就因为这样，人才会知道自己终究会死。”
“我懂了。”
我们久久没说话，房间里一片静默。我无从得知这位神职人员在想些什么。
“我想戒酒，”最后，他终于说，“但我还没开始独饮，所以我应该不必担心。”
他又站了起来，这表示我们的小聚会结束了。我同样不是喜欢长谈的人。
“明天我们看《第七封印》，”他说，“继续探索死亡这个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