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有些局促，孩子母亲的声音里也听得出少许不安。她表示她即将出国，攻读人类遗传学的硕士课程，但是她必须先完成论文，之后还得去学校面试，为自己和孩子找到住处。
她在想—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很微弱，害我以为电话马上要断线了—不知道能不能请我在她完成论文和所有准备的这段时间照顾弗洛拉，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她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她很可爱，而且很好带。”我听到她这么说。
她的要求让我不知所措。
“我还想，让你们彼此认识一下也不错，”安娜继续说，“毕竟她也是你的女儿，你得负起应负的责任。”
她说得没错，我对这孩子也有责任。我在脑海里回放过上百次那天在温室里的经过，而且总觉得做这件事的一定是某个我不认识的人，绝对是别人。
“我现在没办法回家，”我说，“我至少还得在这里继续工作一个月。”
“我知道，”她飞快地说，“我会把弗洛拉带过去给你。你爸爸说你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说你在学某种罕见的方言，正在思考未来。”
原来爸爸是这么说的，我在思考未来，而这其中不包括我的园艺工作。
我试着打出最后一张牌。
“这地方的路很不好走，很难找。我觉得八个月大的孩子不适合跑这段路。”
“快九个月了。”安娜说。
“对，对一个快九个月大的孩子来说。”我说，“下飞机后，你还得换四次火车，然后搭公交车到下一个城市，因为火车到不了这里。而且公交车一天只有两班。”
“我知道，”她低声说，“我查过地图了。弗洛拉不成问题，她真的很好带，你马上就会知道了。带她旅行一点也不麻烦，她饿了就吃，累了就睡，醒来时总是高高兴兴的。再说她很喜欢看人，眼光老是盯着周遭的动静。她从来不曾出国。”安娜这么说，仿佛这是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孩必经的成长历程。
不知怎么地，我觉得她似乎已经打定了主意，孩子的妈绝对会带着我那调皮捣蛋、才九个月大的弗洛拉过来找我，而我不可能有机会思考。她显然仔细想过整件事，爸爸一定很支持她的决定，甚至还鼓励过她，就算是他灌输她这个念头，我也绝不会吃惊。我几乎可以听到他说：“简单得很，孩子。”
就在我的生命正要毫不费力地开始顺畅推进之际，在花园经过一番大力整顿之后，当我马上要开口用新学到的语言说出基本句子的时候，偏偏就发生这种事。我只有两个选择：答应，或拒绝。我一向拙于做决定，至少在牵涉到“人”和“感情”的时候是如此，更何况这还是个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最终结论。
“你先想想看，明天再打电话给我，好吗？”她问道。我感觉到她的不安，她似乎很担心，像是已经开始后悔要我打电话给她了。我自己也不太舒坦。女人就是会给你带来这种感觉。她们会在你正要踏入新生命时，突然抱个孩子出现在你面前，要你为这个在错误时机意外诞生的孩子负责。
“我会到车站接你。”仿佛有别人透过我的嘴巴说出这句话，“搭公交车太麻烦。”电话的另一头没有声音，她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回答。
“你不必想一下，然后明天再回答我吗？”
“不，不需要。”我说道。这实在不像我。我完全不知道安娜要派给我什么任务，也不知道该如何照顾孩子，但是我不想让孩子的妈或是我女儿失望。和孩子的妈分担责任才叫公平。若说孩子是我生的，或是我能帮上什么忙，都未免太过牵强，虽然孩子出生时我也在场。
“谢谢你答应得这么爽快，老实说，我不敢抱太大希望。但我实在是无计可施了。”她终于说了。她的声音没比耳语大多少，写信给我应该是她最后的办法。
“还有一件事，孩子的用品我会准备，但是没有婴儿床，你可以帮弗洛拉找张婴儿的摇床吗？就这段时间而已，你可以找张二手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