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家务和带小孩有个临时协议。第一天我准备了晚餐之后的事，就不必多说了；到了第二天，我们的同居生活便已经出现一套模式，由我负责下厨。这个全新家庭生活的工作分派从零开始，我猜想，这位遗传学专家对厨艺的了解应该比我更浅。尽管如此，她仍然分摊购物的工作，从图书馆回家前，也会在糕饼店买来蛋糕或挞。由于我没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学到更多菜色，因此我们连续吃了三天小牛肉。第三天我做的不是前一天吃的炖牛肉，我把肉切成条状，用青葱提味煎了牛排，除了水煮马铃薯之外，也煮了各种蔬菜，有胡萝卜、青豆和菠菜，淋上酱汁之后，口味着实不坏。孩子的妈毫无抱怨，我女儿吃的是胡萝卜菠菜泥和切碎的肉，胃口好得很，而安娜也同样好食欲地连续在第三天吃完之后要了第二份。但是她很苗条，瘦到你几乎看得到她T恤下的肋骨和牛仔裤包住的臀骨。在她和我同住一个屋檐下的这段时期，我决定养胖她，让她成为一位圆润的母亲。当然了，我的首要工作是多学几道菜，于是隔天，我在路上逢人便请教食谱。肉贩提供我更多肉类的烹调方式，但是我决定暂不冒险变换菜单，于是他教我怎么做奶油酱汁来取代红酒酱汁。
“如果你用奶油取代红酒倒入锅里，酱汁会比较浓，而且是浅褐色；如果你用的是红酒，酱汁比较稀，但就是红棕色。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还到书店里去翻食谱，但我看不懂这些用村里方言写的食谱，其中有一本全是乌贼的做法。这些食谱都很旧，从图片中站在餐桌前人物的衣服就看得出来，而且食物的颜色也未免太鲜艳、太突兀了。
最后，我去找餐厅的女主人，请她教我一两道菜。这一路上，我到哪里都带着孩子，免得无功而返。餐厅女主人找来一些大蒜，对我说，人一旦知道怎么用大蒜，就知道怎么烹饪。她拉下挂在墙上的一整串大蒜，挑了几颗要我练习剥开蒜瓣。
“首先，你要剥开蒜瓣，然后切片捣碎。”
她要我重复练习，还称赞我学得很快。而当我处理砧板上的大蒜时，她主动提议帮我抱小孩。接下来她教我怎么煮乌贼，要我先将乌贼切块，起油锅，然后轻轻把乌贼放进锅里；她解释了两次，强迫我跟着她做。她问我会做什么菜，我把牛肉、马铃薯和酱汁的做法告诉她。
“你可以煮米来取代马铃薯，”她说，“一杯米需要一杯水，水滚之后把火关掉，然后盖上盖子，焖十分钟。”她同样又重复了一次。我正准备向她道谢，她却走进厨房，没多久之后，带了一盘东西出来递给我。
“这是李子派，”她说，“给你们当甜点。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帮你煮好东西让你外带。”接着她又问我能不能让她再抱抱孩子，我当然同意。弗洛拉用肥短的指头轻拍女主人的脸颊，接着短暂地把手掌贴在女人的头顶，像极了为孩子祝福的神父。
回家的路上，我绕到肉铺去买了一些牛肉。肉贩切下牛肉之后，我指着他身后的绞肉机。这次我请他帮我绞肉，因为我准备做牛肉丸子。我已经想好了，要剪些种在阳台的香草加进奶油酱汁里来搭配牛肉丸子。
一直到我们经过电话亭时，我才想起自己已经有两个星期没和爸爸说话了。我把弗洛拉从婴儿车上抱出来，抱着孩子打电话。这对母女住在这里的期间，我不觉得爸爸会问起我对未来的计划。我在这个地方扮演父亲—一个女人的女儿的父亲—的角色，这已经是最接近我现下生活的定义了。
“我们打电话给爷爷好吗？”
“爷—爷。”
接到我的电话，爸爸显然很高兴，并且立刻问起这对母女的状况，尤其想知道安娜论文的进展。我听得出他很清楚安娜的研究领域，若不是他背着我私下和孩子的妈聊过这个主题，就是他读了许多这方面的资料。
“我给她看过一篇有关遗传伦理学的论文。”这位电工告诉我。
既然都通了电话，我顺便要爸爸告诉我妈妈从前怎么做牛肉丸子。他不记得怎么做，但他认为妈妈应该在绞肉里加了蛋和饼干。接着他说，昨天宝嘉请他过去喝咖啡。
“好个宝嘉，她家里的饼干真多，有黑白饼干、犹太蛋糕，真是应有尽有。”
和爸爸说话触发我复杂的情绪。他总是话中有话，他真正想说的话，总是藏在好几层表面的言辞之下。
我抱着女儿，带着买好的食材回家，在楼梯间遇到了楼上的邻居—那位老妇人。
我觉得这绝对不是巧合，每当我带着孩子出门或回家的时候，我的邻居便会突然有事地走出她的公寓；而若是孩子没和我在一起，她还会立刻回头看我一眼。一开始，我以为她想替房东出面—因为公寓里现在住着三个人，而不是两个人—但后来我发现，她看到我们的时候却像是放下一颗心，似乎在等待我们。她想和我女儿打招呼，而今，她已经知道孩子的名字了，她会走下楼梯和我们碰面，然后说：弗—洛—拉。最后她还会问我是否要再借用她的熨斗，或是掸子？我女儿总是对着她微笑。
“自从这孩子搬进来之后，我的疹子好多了，手上几乎完全不起疹子，脚上也越来越少。”老妇人站在楼梯间说，顺手拉平她衣服上的皱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