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在睡午觉，我站在情人的面前，而后者坐在桌边看书。她随即放下书本。
我本来想说我要去花园，但是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说出完全不同的话：“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谈一谈。谈谈我们的事。”
“你所谓‘我们的事’是什么事？”
“我们是不是可以讨论我们之间的状况。”
她似乎很惊讶。
“什么状况？”
她低声说话，眼神闪烁。她仍然握着笔。这表示在我打断她之前，她没有打算停下手边的课业，只是稍停一下，好回答我一两个问题。晚上呢，只要我一哄孩子入睡，她会立刻放下笔。但这会儿不同。她还没准备好，还没办法讨论我们的关系，因为时机不对，我的问题来得太早，没挑对时间。事实上，我自己对这件事也没太多话好说。
“我们睡在一起。”
我说出来的话和脑子里的想法有极大的差距。
“所以呢？”
我没说话。
“你不能爱上我，”她终于说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辜负你的感情。”
我没说：这时说这种话已经太迟了。
“你不能指望感情会永远不变。”她说。
我试着去听懂她的意思，想厘清什么叫作“不能指望感情会永远不变”。老实说，我的确想过自己是否可以这样度过余生，每天晚上都等着和同一个女人上床。再过五十五年，我会和爸爸一样老—七十七岁。而五十年大约等于和同一个女人共度一万八千两百五十个黄昏和夜晚。当然，前提是对方没在美丽的熔岩地发生车祸。这也表示我可以欢庆、期待一万八千两百五十个黑夜。我看着钟，想替自己、替我们找出改变局势的方法。
“我老是想要和你上床。”我的说法像是要收拾没办法以其他方式解决的残局。这时是下午两点，我们女儿的午休时间还剩下一个小时。
我们的对话多半是在这种情况下—确切来说是在床上—结束，虽然我们什么都没解决。但不知怎么的，事后，我们似乎从来不觉得这事需要进一步讨论。肉体接触一向能压制有待解决的问题，而问题就像山丘上那团红蓝色的迷雾一般，会在早晨第一场弥撒之后消失。
然后有一天，她在卧室门口喊我，于是我抬头看。直到我听到她按下快门、闪光灯朝我照过来时，我才注意到她拿着相机，而我一半的身子都还盖在被子底下。她又转动了一下相机底片。
在这之前，她没帮弗洛拉在户外照什么相片。
“我想拍一张你的照片，当作纪念。”
“你要离开了吗？”我觉得她手上对准我的东西比较像把枪，而不是相机。在她按下快门之前，我霎时双眼发直，几乎想对她大喊：你不如动手杀了我吧。
“没有。”她的回答真简单。
我想借由下床穿裤子的动作来隐藏澎湃的情绪，但是我相当谨慎地不要背对安娜—我的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