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犹如一段漫长且极其缓慢的记忆。在这个月色阴沉的夜晚，我轻手轻脚地在床上转身，不想吵醒安娜。她睡得很沉，呼吸平稳。我不想睡，只想缓和自己呼吸的速度来配合她。我紧贴着她，但无论我们躺得多近，两人之间的距离仍然像隔了片汪洋，因为我们无法合而为一。这种失去她的感觉，和我在电话上失去妈妈一样，就像黑色的沙子从我的指缝间流失—不，像是穿越我指缝的一波波海浪，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舔舐自己咸咸的指头。
我完全没办法入睡，我想让时间缓慢流动，想要找出一个阻止她离开的方法。同样地，我也不能失去弗洛拉。我觉得自己一定得想个主意—随便什么主意都好，来挽留安娜。说不定，我会在无意间猜到正确的答案，就像电视猜谜节目里的幸运儿一样，抱回大奖。
“等等，等等，等等。听我说。”我觉得自己仿佛处在一群疯狂的北极燕鸥当中，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没法子找出自保之道。既然我不能像个把自己拴在坦克车上的和平示威分子，那么，也许我可以带她去某个让她无法抗拒、立刻改变主意的地方。
她想搭九点的火车，所以，她早上七点钟还在我的掌握之中，我伸手到被单下，想拖延旭日带来的威胁。此时，透过窗帘投射进房里的阳光呈现一片紫色，就和肉摊上剥了皮的野猪颜色相同。突然，她醒了，看到身旁的我早已醒来（其实我彻夜未眠），感到有些困惑，而我们的女儿仍然沉浸在梦乡里。
“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她说，“我梦到你穿着一双蓝色的新靴子，你抱在怀里的弗洛拉恰好也有一双新的蓝色靴子，只是尺寸很迷你。你们在玫瑰花园里，但是我梦里没有别的颜色，连玫瑰都一样，只有靴子是蓝色的。接着，我突然来到一个狭窄的通道，我看到你沿着阶梯往上爬，最后消失在一扇门的后面。我敲了敲门，你抱着弗洛拉来应门，邀我进去喝茶。”
我突然毫无预警地大声说：“也许我们日后还会再生个孩子。”说话时，我不敢看着她。
“是啊，”她说，“有可能。”
我们都下了床。我站在镜子前面，然后握着安娜的手臂，轻轻地将她拉过来，让我们看着镜中两个人的影像。这很像摄影棚的家族照，用雕刻的相框做边，仿佛我们终于正式承认了这段为期四十天的同居时光。我既瘦又苍白，而她也一样苍白。我们的女儿站在后面，她还在婴儿床上，才刚醒来，已经咧开嘴在笑，她的双颊粉嫩，手肘上有明显的酒窝，这一来，我们全家人都框进了照片当中。
“你可以把弗洛拉留在你身边。”她突然轻声说，似乎首度读到新的剧本，想为这个场景找句对白。她凝视着我在镜中的双眼。
我什么话也没说。
“我看到你们相处得那么融洽，而且你又那么负责，我知道我可以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你。当然了，我永远会是她的母亲，可是你不必担心，我不会把她从你身边带走。而且我会尽全力协助你抚养她。我愿意为她付出一切。”她说。
“对不起。”她最后这么说。在亲吻我之后，她又说：“给我六个月时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