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随后的一些天里，我把很多能在网上处理的差事都交给了阿莎：帮我付账单，帮我从药品网站买药，帮我儿子买一个“逗我笑的艾摩” （结果商店里的“逗我笑的艾摩”已经卖光了，所以阿莎买了一个“跳鸡舞的艾摩”――明智的决定）。我还让她向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询问我的手机话费套餐。虽然只是猜测，不过我打赌她的电话从班加罗尔出发，打到了新泽西，然后又被转接到班加罗尔的一名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员工那里，这会使我产生一种莫名的快乐。
我的外包生活（3）
每天阿莎会在邮件里加入一个Execl表格作为附件，里面列明了很多任务的进度。这个做法很有效――除了那个发生在杂货店的意外：我本来是要让她买蜡纸（wax paper），没想到收到的却是女士脱胡须用的脱毛蜡（wax-strip）――为此，我妻子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
我崭新的外包式生活已经到第四天了，当我打开电脑，收件箱里已经充满了我的海外助手们更新的内容。让人在你睡觉的时候为你工作有种奇怪的感觉，虽然奇怪，但感觉很好，至少我没有浪费时间。当我躺在枕头上流口水的时候，我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每天早上8点半，甜心都会给我打电话：“早上好，雅各布斯。”她的声音既能让人听清，又不太大，经过多年的训练，她的美式英语很纯正。她是我遇到过的最乐观的人，无论我交给她多么折磨人的琐事，她都会说“那真的很有趣”或者“多谢你把这件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来做”。我觉得，即使我让她去数参议院那冗长的能源法案里有多少个分号，她也会很感激我给她这样一件“迷人的项目”的。
每次的工作都以相同的方式结束――我向她表示谢意，而她会回复说：“很乐意为您效劳，雅各布斯。”我更喜欢她了。
还有一个甜心喜欢的工作是给我的同事发电子邮件。我开始拒绝和他们直接沟通。难道不行吗？甜心可以成为我和不愉快的办公室政治之间的缓冲器。我会变得疏远而神秘，就像罗马教皇或者《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里的威利·旺卡。前些天我给老板发了一份提案，是一篇关于现代淘金者的文章策划案，我让甜心催问一下。
格莱格先生：
雅各布斯给您发了一份关于“淘金者”的策划案，我想您一定已经收到了这封邮件。如果您能花一点时间和耐心对他的计划提出一些看法，我将不胜感激。期待您的回复，并且请您同时告知雅各布斯您的建议。如您所知，您的决定将被满怀敬意地接受。
雅各布斯正在期待您的回应。
谢谢！
甜心·巴兰尼
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我的老板不能像给我回信一样说个简单的“不行”。甜心精心撰写的邮件需要一个礼貌的、稍长点的回复。权力的平衡就这样转变了。
今天是朱莉的生日，我仍然让阿莎在忙与此相关的工作：为野餐作准备，通过电子邮件提醒朱莉的朋友们，诸如此类。阿莎比甜心显得陌生，我现在至少对甜心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大约20岁，喜欢打保龄球和开卡丁车，穿着无袖衬衣。可是阿莎呢？什么印象都没有。在我和阿莎仅有的几次通话中，我注意到她的口音比甜心略重。同时，她的声音有些单调，以至于我不知道她是否喜欢我。这让我有点不安。我更担心她的老板――森德·P．。他在监视阿莎的工作，而且曾经提醒我说她“没有领会要点”，搞砸了一项关于厨房设备的沟通。他很严厉。不过，今天“你的人”公司的团队主动地一起给朱莉发了一封电子生日贺卡，上面有蝴蝶和引自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 的祝福语。我感觉更好了，我向他们表示了谢意。
森德·P．回复说：
看着已替您采购的东西，阿莎几乎觉得成为了您家庭的一员。请允许我们祝福您的家庭，并和您一起庆祝（远程地……从16000公里以外）。
我告诉他，我们也觉得阿莎是我们家庭的一员。我不忍心告诉他其实朱莉对我让阿莎从“1-800-FLOWERS”订花有点失望，那些玫瑰和百合对我来说很好，不过显然“1-800-FLOWERS”就像鲜花界的快餐一样，她更期待鲜花界的“丹尼尔·波拉德” 。
我的外包生活（4）
我想我爱上甜心了，我怎么可能不爱她呢？她让我老婆显得相形失色了。每天我都沐浴在赞美中，其中很多还是字号加大的：“最棒的编辑”、“有家庭观念的好男人”。当我承认自己有点累了时，她会说：“你需要休息了……不要太累着自己。”经常获得肯定性的反馈，那*就像通过电话*一样，只是没有呻吟声。
有时这无节制的赞美让我有点尴尬，我也许就像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总督。（再来一块黄瓜三明治，甜心！再来杯梦幻特饮。）可是之后她夸我“才华横溢”，我也就忘了罪恶感了。
而且，甜心还是我的保护者。比如：不知什么原因，科罗拉多旅游局一直在给我发邮件（大多是近期的，他们通知我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有一个节日活动，那里有全世界最著名的小丑）。我要求甜心委婉地请他们不要再发邮件来了。下面是她写的信：
你们好：
雅各布斯经常收到《科罗拉多新闻报》的邮件，太频繁了。那些邮件的主题确实引人入胜，但是这些主题并不适合《君子》杂志。
此外，我们非常理解你们在撰写和传送这些文章时所做的大量前期工作。我们理解，但不幸的是，这些文章和邮件太多了，以至于不可能有时间读完。
目前，这些邮件对我们双方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希望你们能停止发送这些邮件。
我无意因此而贬低你们的工作。
我希望能得到你们的理解。
谢谢。
甜心·K．B．
这是我们杂志社历史上最好的回绝信。它绝对礼貌，但是暗含着一点愤怒。看起来甜心对于科罗拉多旅游局浪费雅各布斯宝贵的时间几乎发火了。
与此同时，甜心替我给美利坚航空公司写了一封投诉信。我最近乘坐的航班上，午饭只提供了虾，我整盘菜都没吃。“这给我带来了麻烦，因此我要求赔偿。”她写道。千万别跟甜心闹矛盾。
甜心和阿莎是不知道对方存在的。我经常担心我的违约行为暴露，因为我同时雇佣了两家外包公司，这就像重婚一样。如果她们在班加罗尔的五金店里碰到了怎么办？如果我一不小心把阿莎叫成了甜心，而阿莎会以为我想追求她怎么办？
我的岳父要来了，那意味着一顿充满了折磨人的双关语的晚餐。如果问他是否曾经得过痛风（gout），他会说：“一滴也没有。”
见鬼，我真想把这顿晚餐也外包出去。我的甜心！我的阿莎！
我对外包上瘾了。我很希望能把我生活中的一切外包出去，但是不得不面对让人沮丧的现实――那是不可能的。我不能外包那让人痛苦的25分钟的爬梯机健身训练；我不能外包小便；我不能外包我和朱莉的性生活（不是我不喜欢，而是因为我们正在尝试再要一个孩子，那意味着无数次的*，我实在有点够够的了，你能理解吧？那太累了）；我还不能外包给我的无花果树浇水。
一成不变地……每个周末，我会给父母打问候电话。我认为打这个电话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过那还是花费了很多时间。这个周末是老爸老妈的结婚纪念日，我能预料到这会花费比平常更多的时间。找纳文先生帮忙！我给纳文先生发了一封邮件。“你的人”公司的雇员会帮你处理这件事――一些听起来没什么可担心的问题和一些孝顺的话语。第二天，我收到了下面这封邮件：
我给雅各布斯的父母打了一个境外电话。他们很高兴接到我的电话。我首先向他们介绍了我自己，然后祝他们结婚纪念日快乐，他们都让我谢谢你……我问他们那边的天气怎么样，他们告诉我当地天气很好，而且花园看起来也非常漂亮。
我的外包生活（5）
我不用重复整个报告，但是显然我老妈的脚部扭伤好了很多（都是因为下雨害的），我老爸的律师工作也做得不错。对我来说，当然是过了愉快的一周。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外包，至少帮我节省了半个小时让耳朵出汗的电话时间。
我的外包公司现在知道了我的很多信息――不光是我的日程安排，还有我的胆固醇情况，我的不育问题，我的社会保险号，我的各种密码（其中有个还比较特别，是小孩子们经常讲的粗话）。有时我会担心我离不开这些外包公司，或者我的外包生活会以一张12000美元的万事达卡账单而告终，而这个账单来自印度阿纳特布尔邦的路易·威登专卖店。
无论如何，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很严重。我几乎对他们一无所知。因此我给他们都发了邮件，要求他们提供一份简介。
甜心给我发了一份两页的文件，题目叫做《甜心为你》。她是一位爵士舞和萨尔萨舞爱好者，喜欢《老友记》，喜欢读杰弗里·阿彻的书。她有一个男朋友。她从当地时间下午2点工作到晚上11点，上下班的路上都会花上一个半小时。她还培训员工的客户处理技巧以及如何减少他们的印度口音。她喜欢花椰菜、香菜和果汁。
不出我所料，阿莎没有写得很冗长，不过还是给了我一些必要的信息：她也是一位萨尔萨舞爱好者。这真有点奇妙。她曾经学过一门叫做“通过舞蹈进行基础教育”的课程。她的专业是电子工程，今年2月和一个从事房地产的人结了婚。她每天从上午9点半工作到下午5点半（班加罗尔时间）。她和公婆住在一起。
我意识到，阿莎和甜心从来不说“不”。我是通过测试她们才知道的，我让她们去做一些越来越怪异的工作，甚至达到了有些“滥用权力”的地步。我让她们给我读《纽约时报》；给我发来一堆电视智力竞赛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中的问题；帮我看一些网络视频，并发来摘要。我也得到过一个差不多算是“不”的例子：我向阿莎提了一个不容否认的怪异要求，让她帮我玩“红心大战”的扑克游戏，因为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在我的PDA上玩这个游戏。阿莎回复说她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不过也许她得在完成其他任务之后再做这件事。
受到纳文先生在我父母那儿的成功的鼓舞，我决定试试下一个符合逻辑的关系：我的婚姻。和朱莉的争吵都快要我的命了――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朱莉是一个比我更棒的辩论家。也许阿莎能做得好一点。
阿莎你好：
我妻子很生我的气，因为我忘记从自动提款机取现金……我想你能否告诉她我爱她，但是委婉地提醒她，她也忘了两件事――她在一个月里丢了两次钱包，而且她忘了给贾斯珀买剪刀。
A．J．
我无法告诉你发出这封邮件令我有多兴奋，没有什么比从半个地球以外的次大陆上通过邮件和妻子争吵更奇妙的主意了。
第二天早上，阿莎把她发给朱莉的电子邮件抄送了一份给我。
朱莉：
我真的很理解由于我忘记从自动提款机取现金而带给你的怨气。我确实忘记了，非常抱歉。
但是，我想那不会改变我非常爱你的事实。
爱你的A．J．
P．S．这是阿莎代替雅各布斯先生发的邮件。
这似乎还不够，她还给朱莉发了一张电子卡片。我点开看了：两只泰迪熊拥抱在一起，下面写着：无论何时，你需要一个拥抱，我都随时准备着……对不起。
我的外包生活（6）
见鬼，我的外包公司太有才了！它们保留了我道歉的部分，却删除了我的那一点点吹毛求疵。它们在尝试从我的幼稚中挽救我。它们超越了我，我倒是有点自愧不如了。
另一方面，朱莉似乎感觉很高兴：“做得不错，亲爱的，我原谅你了。”
我给阿莎写了一封回信。
你能帮我感谢她一下吗？因为她原谅了我没取钱的事。并且告诉她，作为回报，我也原谅她忘记告诉我她和香农以及大卫在中央公园的约会，这件事直到我偶然听到她和朋友谈起才知道。
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了抄送的邮件，阿莎又给朱莉写了一封信：
我很高兴你原谅了我忘记取现金。我也很乐意对你和香农以及大卫在中央公园的约会做同样的事。
人无完人，也许，我可以让阿莎提供一份日程表，并且通过发送邮件提醒我们关于这些小事情，这样我就能做得更好了。
爱你的A．J．
很好。至少这次我又更进了一步。不过朱莉没理会――这毕竟很难超越“抱在一起的泰迪熊”那种道歉信。不管你是否喜欢，这些毛绒绒的动物改进了我的婚姻关系。阿莎应该处理我所有的争吵，她是我本性中好的那一面。
同时，甜心这些天看起来越来越不吝惜对我的奉承了。她说很渴望收到我的邮件。我开始觉得自己就像大卫·考雷什 ，只是没有隐藏的吉他和武器。这让我感到有点压力，我总是害怕自己不像她说的那样具有创新能力和才气而让她失望。另一方面，也许她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而事实上很瞧不起我这个白色的、帝国主义的傻瓜。
至少，我认为我可以得到成功的喜悦。我让甜心在维基百科上给我以及我的书《智高无上：当我啃完大英百科全书》写一个条目。下面是其中的一部分：
A．J．雅各布斯并非是那么不知名的互联网人物，他能用他的知识让最时髦的行家都退避三舍――他是拥有非凡头脑的作家和编辑。
棒极了。
弗里德曼的书中引用了外包拥护者们的话，这些拥护者声称，我们应该把外包当作一种良机。如果其他人把低端的事务都包揽了，那么美国人就可以去做高端的项目。言之有理。总之，雅各布斯是一个“拥有非凡头脑”的天才。如果我专注在高端事务上，世界会更美好。
最近，甜心开始发给我一些我并没有要求过的想法，其中一些还真是很不错。就算其中有一些是没用的东西，而且有些语句就像字谜一样需要解释一番，不过还是不错的：甜心建议《君子》杂志可以调查女人希望男人穿什么。这是可行的。
关键是，她有天分。如果甜心是领导人，那么印度工人可以像美国人一样富有创新精神和进取心。所以，（弗里德曼的支持者们所指的）“利益”可能并非那么有利。美国的高端外包类型可能也会像流水线的工人一般脆弱不堪（弗里德曼的外包支持者看上去很有说服能力――自由贸易会为美国出口打开中国和印度的广阔市场）。
不管怎样，如果我在街角停下来举起“找编辑工作谋生”的标牌，那么至少我知道，自己是因为像萨尔萨舞爱好者甜心和阿莎这样相当不错的人而丢掉工作的。
尽管和我的团队相处三周了，我还是感到了一些紧张，这也许都要怪“跳鸡舞的艾摩”。我儿子喜欢艾摩那有点像*的舞蹈动作，这差点儿让我疯掉。不管是什么缘由，我得说现在是突破另一个局限的时候了：外包我的内在生活。
我的外包生活（7）
首先，我得试着委托我的疗程。我的计划是向阿莎介绍我的一系列神经衰弱症状，以及孩童时期的一两件轶事，让她和我的心理医生交谈50分钟，然后转述医生的建议。挺聪明的，不是吗？出于伦理或者其他的原因，我的心理医生拒绝了。那就这样吧。事实上，我让阿莎给我发了一个经过认真研究得出的缓解压力的建议，里面有印度风情的内容、瑜伽姿势和一些图片。
这很好，不过看起来还不够。我决定外包我的忧虑。最近几个星期，我老是撕扯我的头发，因为一个商业决策持续得时间太长而结束不了。我问甜心她是否有兴趣代替我，一天撕扯几分钟她的头发。她认为这是一个优异的想法。“我每天都有这种焦虑，”她写道，“不要担忧。”
将我的神经衰弱症外包是这个月中最成功的体验之一。每次我开始沉思的时候，我得提醒自己，甜心已经这么代替我神经衰弱了，然后我就可以放松自己了。这不是玩笑，这东西价值1000美元呢。
我外包了我的婚姻和对父母尽孝的责任，但不知怎么的，却忽视了我的儿子。现在是把教养儿子的责任委托给雅各布斯支援团队的时候了。朱莉外出看望儿时的朋友，对方现在在做“脱口秀喜剧”，我被儿子贾斯珀给黏住了。晚上7点，是贾斯珀的睡觉时间，但我得写一些有点紧急的邮件，没时间去给他讲《饥饿的毛毛虫》和《喜欢跳来跳去的猴子》的故事了。
“纳文先生？如果我让你对着话筒说话，你能读书给我儿子听吗？哦，什么都行，报纸也可以。过一小段时间就叫一次他的名字，他叫贾斯珀。OK，我现在准备好了。OK，开始吧。”
停了一下，然后我听到纳文先生低沉而平缓的声音：“中国台湾和韩国同意引进印度的资金到他们的市场。”贾斯珀没哭。我一边在我的苹果笔记本电脑上忙碌，一边还在偷听。“欧盟……几个潜在的投资者……国会……”我又瞧了瞧贾斯珀，他看上去有些困惑，但又很好奇。“航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贾斯珀看上去喜欢航空工程师。“国内强劲需求的前景……”三分钟后，我开始产生内疚感。我已经开始滥用我的权力了。我为什么就不能播放“The Wiggles” 的歌呢？不过纳文先生的嗓音是如此舒缓，如果再配上国内卖得很火的色彩艳丽的动画片，那就更理想了。
要说印度的国内经济，看上去也是挺不错的。我的团队很优秀、很便宜，而且荒诞般地热忱。他们会做除了违反《日内瓦公约》之外的所有事情，所有这些事务，不管是网络购物、写感谢信，还是研究，我的团队甚至能每天为我节省好几个小时。当然，我的生活外包有时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没能从我家附近的饭店叫外卖――一盘茄子菜。但总的说来，这很有效。对我来说，外包的未来是没有局限的。
你知道吗，写这篇文章让我有些厌烦。我要去另一个房间看HBO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明星伙伴》了。所以我让甜心为我写完这篇文章。
我曾经和我的妻子一起观看《机械公敌》，我想我会习惯和机器人共同生活的。而紧接着，我想着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机器人了，而是比人造的机器人更高级的东西。在《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中，作者写到了一项可以外包到印度的工作，这激发了我找个远程助理的想法。虽然我从没见过甜心·K．B．，但在她每天打电话给我时，我都会跟她说话。虽然我们的沟通不是通过视觉，但我还是知道她是个可靠的助理。通过邮件和电话的相互沟通使我不会感觉她离我有万里之遥。行文结束时，我得说我得到了一个像我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个机器人来为我工作。
我的外包生活（8）
是的，美国，我们把饭烧好了。
尾 声
又是我，A．J．雅各布斯。这个实验带来了一点后遗症――人们因为这篇文章给我发邮件，我会回复他们，他们总是很疑惑，“这到底是A．J．还是阿莎呢？”
因此，为了去除你的疑心，我再次声明：这是我本人。
这篇文章于2005年在《君子》杂志刊登后造成了未曾预料的反响。我开始接到很多想外包自己生活的人们的询问。我让他们去咨询印度的“砌砖”公司和“你的人”公司。几个月后，也许是受到我这篇文章的影响，这两家公司都开始设立了专门服务于个人的外包部门。他们称其为“虚拟助理”，每个部门都有几十个人。这真的成了一个行业。事实上这项业务有点太庞大了，我听到了一些读者的抱怨，说这些印度助手总是超负荷，而且有些任务持续时间太长以至于根本无法完成，最终没能产生让人印象深刻的结果。
我必须承认，我对这件事有着复杂的感觉。是的，这些公司通常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但是如果我的实验从美国的助理那里剥夺了工作机会呢？
想到这些让我感觉真的很不好。文章发表了6个月之后，一位先生给我发来一封信。他说他是做技术的，一年前由于公司业务外包他失去了工作。他一直没能找到新的工作。当他看到我的文章后，决定雇佣一位印度人帮他找工作。没错，他把找工作的工作外包了。最棒的是，他成功了。印度的外包公司在一周内就帮他找到了工作。因此，这也许会成为美国人创造力的希望。我只能祈祷了。
我仍然在雇佣阿莎，不过最近她换了工作，所以我现在实际上是在雇佣她的同事苏纳亚娜。我每月支付10美元的费用，额外的任务每小时支付10美元。每隔两周我就让他们进行租车预订或者搜集资料的服务，比如，查找关于乔治·华盛顿婚姻的资料。
阿莎给我发了一张圣诞节贺卡，还有她两岁儿子的数码照片。在这篇文章刊登出来的几个月后，甜心为《君子》杂志写了一个叫做“询问甜心”的专栏。她现在正在印度攻读她的MBA学位。
这篇文章还使我接到了一个叫蒂姆·法瑞斯的年轻人的电话。他说他正在初次尝试写一本商业方面的书，内容是关于通过运作一家草药滋补品公司来赚钱的，而且在赚钱的同时又不必工作得太辛苦。他问我能否把我文章中关于外包的部分大量复印。我说，当然可以。为什么要当个笨蛋，而说“不”呢？何必向他要钱呢？他也许会卖出几百份复印件。结果是：6个月之后，蒂姆·法瑞斯写的《每周工作4小时》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而蒂姆（我很爱他）变成了一个超级名人。
总之，我需要外包我的商业决定了。
“我觉得你很胖！”（1）
下面是我为何写这一章的实情：
我希望完成我和出版商之间的合同；我希望避免被解雇；我希望所有我在高中和大学认识的迷人的女性都读到它；我希望她们感到惊奇和印象深刻，并且因为她们当初没有和我*而感到一丝莫名的悔恨（也许，如果有一天我离婚了，或者变成鳏夫，能和她们破镜重圆）；我希望好莱坞能买这一章的版权并把它拍成电影，虽然他们可能10年前就已经和金·凯瑞一起拍过了；我希望能收到祝贺的邮件和一份工作邀请，而我会礼貌地回绝，当然如果足够好，我也可以接受，然后去和我的老板讨论一下大幅涨工资的问题。
说实话，当我开口三秒钟后，我对于和我的编辑谈到这个主意感到很后悔。因为我知道这个实验会是一个让人难以摆脱的极度痛苦。见鬼！不过，我又不想被认为是很懒的人，所以还是决定这么做了。
我和我的编辑提到的是一个叫做“绝对诚实”的运动。
这个运动是由布莱德·布兰登发起的，他是弗吉尼亚一位68岁的精神治疗医师。他说，如果我们都停止撒谎，每个人都会更快乐。永远说真话。一点谎话都不说，应该就足够了，可是布兰登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大脑和嘴巴之间的过滤器扔掉。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向你的老板承认你想开一家自己的公司的秘密计划。如果你对你妻子的妹妹有幻想，你就该告诉你的妻子和她的妹妹。这是通往可靠关系的唯一途径，这也是挽救现代人被异化的灵魂的唯一途径。过度分享？没这回事。
是的，我知道，这是有史以来最白痴的主意之一，就像开发水晶百事可乐 以及为美国国际集团管理层提供温泉疗养所一样。欺骗使我们的世界运转。没有谎言，我们的婚姻会崩溃，工人会被解雇，自尊心会被击碎，政府会垮台。
然而，也许这也有一点道理，尤其是对我来说。谎言时常困扰着我。我的谎言并不大，它们不像“参议员，我不记得两个月前开过那个重要的会议”那么重要，我的谎言都是一些小的、无恶意的、有部分真实的、我们都会说的那种。不过我每天都要说几十次。“是的，让我们尽快见面吧。”“我真的很想去，不过我得了流感。”“不，我们今天不能买玩具，玩具店都关门了。”这真是太糟糕了，也许几个星期沉浸在真实的生活里确实能让我好起来。
我给布兰登发了邮件，问他在我开始进行“绝对诚实”实验之前能否到弗吉尼亚去得到他的一些指导。他回信说：“很感谢你对‘绝对诚实’运动真的感兴趣，希望你不会像其他记者那样只是做一些矫揉造作的肤浅愚蠢的工作。”
我都有点紧张了，我最好从清白的历史开始。我向他承认了在我给他发的第一封邮件中的谎言――其实我并没有买过他所有的书。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他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觉得我对他的工作很重视。他回复说：“多谢你在探求自己所能控制的事物以及自我保护动机时的诚实。”
布兰登在弗吉尼亚的斯坦利镇，那里有1331人，他住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坐落在一座小山上。我们坐在房间里的白色椅子上，旁边是巨大的玻璃窗和劈啪作响的壁炉。他手中晃着一杯Maker’s Mark牌的加了水的波旁威士忌，他告诉我为什么在生活中没有谎言很重要。
“我觉得你很胖！”（2）
“你会感觉很糟，你也会感觉很棒，但是你会给别人带来好处，因为你没有在这本来就很可恶的生活中还过得那么谨小慎微。这就是更好的生活。”
“你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说谎吗？”
“我提倡在个人关系中永远不说谎。但是如果安妮·弗兰克 在你家的阁楼上，而纳粹在敲门，那你就应该撒谎……我对任何政府官员都撒谎（布兰登的政治主张恰好和诺姆·乔姆斯基 的一样）。我对国税局撒谎，我总能比正常情况多争取一些减税。我还在打高尔夫球和玩牌时作弊。”
布兰登调整了他的说法，我本来以为他是一个很顽固的家伙，或者像一个新时代的叫卖贩子，戴着珍珠项链，盘腿坐在地上。他都不是。他是老式的得克萨斯人，有着大肚子和大嗓门，会放声大笑。他满头浓密的灰发，鼻音很重，以至于他说“再见”听起来像“拜见”。他称自己是“有着博士学位的穷苦白人”。如果你把林顿·约翰逊和肯·克西 的基因混合在一起，再把费尔博士 不烦人的那部分扔进去，你就得到了布兰登。
他参加了国会议员选举，他的竞选宣言是：他将是一位诚实的政客。2004年，他在弗吉尼亚州获得了25％的支持率，作为独立候选人这是很惊人的。2006年，*党考虑支持他参选，但却被他的“一周工作室”弄得挺不安，其中有一天他还是*工作的。他们倒是没有被他结婚5次的事实弄疯掉（他现在的妻子是一位瑞士的空姐，比他小26岁）。他再次参选，但在他即将失败的形势明朗化后，主动撤退了。
我和布兰登的会面跟我作为一个作家15年来同其他任何人的会面并不相同――通常会说很多互相吹捧的话和外交辞令，而且你要小心翼翼地接近那些有争议的话题。和布兰登在一起，我可以说出任何在我脑中闪现的东西。事实上，如果你不说反而是无礼的。我被这个他致力一生的工作刺激着。这是我第一次尝到“绝对诚实”的感觉，那让人感到自由和兴奋。
当布兰登谈到布什总统时，我说：“你知道吗，一分钟前我就已经没在听你讲话了。”
“多谢你告诉我。”他说。
我告诉他：“你比你书中的作者照片显得苍老。”当他在话题中跑得太远时，我会说：“这听起来像官样文章。”
“谢谢，”他回答说，“这样很好。”布兰登的脾气很大――他在竞选时曾经威胁要把一名报社记者暴打一顿――不过今晚他没发火。有那么一次，他差不多算是批评我了。他说我很任性，而《君子》杂志很自负，这都是实话。
布兰登又给他自己倒了一杯加水的波旁酒。他嚼了一点嚼烟，当他把烟吐进壁炉时，火焰的劈啪声更大了。
“我的老板说你的声音听起来像个侦探。”我说。
“告诉你的老板，他才是个侦探。”他说。
“我很高兴你刚才挖了你的鼻孔，”我说，“因为那很有趣，也很恶心，这会成为这篇文章的一个有趣细节。”
“很好，我马上还会挠我的屁股呢。”说完他放声大笑――哈，哈，哈――带着浓重的得克萨斯口音（在我们的交谈中他还打嗝和放屁，他相信即使是对放屁的掩饰，也是一种欺骗）。
没有话题是不能谈的。“我跟超过500个女人和大约6个男人上过床，”他告诉我，“我还尝试过很多次*。”――他是一个有两套器官的双性恋者。
“我觉得你很胖！”（3）
那么动物呢？
布兰登想了想，说：“我让我的狗舔过我的老二。”
如果他没有把他的生命投入到“绝对诚实”运动中，那么我得说他简直是――用他自己的话――“一只装满垃圾的圣诞火鸡”。不过我认为他不是，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话。这是一个记者要面对的惊人的事情。通常，我会花30％的精力找出对方撒谎或者向我隐瞒的原因，再花20％的精力去挖掘被深埋的真相。不过今天完全不用费这个心了。
“当我参观你的办公室时有点失望。”我告诉布兰登（之前，他向我展示了一个狭小而杂乱的单间，那就是作为“绝对诚实”运动指挥部的办公室），“我对外表印象深刻，你应该在大城市有一座让我印象深刻的办公大楼，而不是在弗吉尼亚的这个破地方的一个小房间。为了我的文章，我希望这是一场主流的运动，而不是一个不入流的边缘活动。”
“如果是一个主流的边缘活动呢？”布兰登问我。这时他已经喝了三杯波旁酒了。
布兰登的主流边缘运动有一定的规模，但还不是很大。他的书以11种文字卖出了175000册，还有25位培训师在他的工作室当助手，在全国推广这项活动。
现在，我的编辑认为我有点过头了，我太努力了，以至于不能证明这篇文章存在的合理性。不过我认为整个社会正在全速向着自己的某种形式的“绝对诚实”前进。我们生活的真相正在加速变得暴露，这有时是自愿的，比如Facebook上的页面和透明的商业交易，有时则不是，不妨想想能用Google搜到的政治献金，或者去问问克里斯蒂安“不要进入我的视线”的不幸。不管好坏，我们可能很快都会成为布莱德·布兰登。我要做好准备。【真是屁话！――原编注】
我回到了纽约，马上推迟了我的实验。当你和布兰登在一起，你会认为，是的，我可以做到。真相，全部的真相，除了真相什么都没有。但是当我回到老板身边，回到我脆弱的朋友关系中间，我继续着撒谎的做法。
“绝对诚实进行得怎么样？”我的老板问。
“很好，”我说谎了，“就是进度有点慢。”
几个星期之后，我终于从我朋友的5岁女儿艾莉森那里得到了灵感。我们在中央公园带着各自的孩子一起玩。艾莉森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然后平等地看着我说：“你的牙齿是黄色的，因为你整天都在喝咖啡。”
见鬼，现在就有为你准备的“绝对诚实”了。也许我应该做得更像5岁小孩那样。一个小时后，她给我看她的新昆虫宠物――她的小手里捧着一只某种类型的甲壳虫。
“它在睡觉。”她小声说。
我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昆虫，它没动，我还应该继续玩下去吗？不，我应该告诉她实情，就像她告诉我我的牙齿的状况一样。
“它不是在睡觉。”
她看起来有点困惑。
“它死了。”
艾莉森惊慌地跑到她爸爸那儿。“爸爸，他说了一个不好的词。”
我觉得自己像个恶棍。我吓到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也许是为了报复她因为我的口腔卫生而侮辱了我。
我又把实验延迟了几个星期。接着，我的老板跟我说他需要这篇文章，必须尽快！
我在和我的朋友布莱恩吃饭时再次开始尝试。我们正在谈论他最近的生活状况，我决定跟他说实话。
“你知道吗，我忘记了你妻子的名字。”
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他们已经在一起多年了，而且我见过她好几次。
“我觉得你很胖！”（4）
“她叫珍妮。”
布兰登在他的书里谈了完全坦白所带来的兴奋。当你打破禁忌时，大量的肾上腺素会持续不断地刺激你。就像他说的：“你开始喜欢上了这种适度的、不断冒险所带来的兴奋。”我就感觉到了。
很幸运，布莱恩看起来并不太生气，我决定把我的好运推进一步。“是的，对了，她叫珍妮。好吧，我对你没有邀请我参加你和珍妮的婚礼感到生气。我其实不想去，因为婚礼在佛蒙特，但是我希望被邀请。”
“好啊，我也很生气，因为你也没有邀请我参加你的婚礼。”
“你没被邀请？真的吗？我记得邀请你了呀。”
“没有。”
“抱歉，伙计。那是个错误。”
一个突破！我们沟通了！布兰登是对的。布莱恩和我捅破了那层窗户纸。我们不是禁欲的、没有感情的人，我们很享受这种沟通。一点令人兴奋的诚实就会成为心情的助推器。
第二天，我妻子的父亲和她的继母来我家做客。
“你收到我寄给你的生日礼物了吗？”她的继母问。
“嗯……收到了。”我说。
她给我的礼物是第五大道的萨克斯百货的礼券。
“哦，你喜欢吗？”
“不是太喜欢，我不喜欢礼券。那就像给了我一项要完成的差事。”
“哦，这样啊……”
我再一次从不太合适的坦率中获得了*。我还感觉到了其他一些东西。一种来自自由选择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又是矛盾的。我除了说出事情没有别的选择。我不用再绞尽脑汁去想如何避免作正面答复、如何去编造、如何传达信息。
“只是实话实说。”我耸耸肩，这是个很不错的动作，有助于缓和气氛。她的感觉比较迟钝，她会没事的。而且，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再也不会从她那收到见鬼的礼券了。
我每天仍然在说很多谎话，但是当这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我的谎话数量大幅减少了至少40％。然而，那些让人眩晕的激动也渐渐没有了。“绝对诚实”的生活每天充满了上百次的对峙，事情不大，却持续不断。
“是的，我会到你的办公室来，但是我恨你又得让我跑路。”
“我老板说我应该邀请你参会，虽然我不会这么做。”
“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了，我的心思早就不在这儿了。”
我妻子跟我讲了一个关于在她的电脑上更换操作系统的故事，中途我离开去帮我儿子干了点什么，结果忘了回来。
“你想知道那个故事的结尾是什么吗？”她问。
“嗯……付报酬？”
“去你的！”
如果我只是闭上嘴，安静地听她说，这会变得容易得多。这让我想起了我和布兰登讨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惹是生非？“90％的时间里我都爱我的妻子，”我告诉他，“10％的时间里我恨她。为什么我要在那10％的时间里伤害她的感情呢？为什么不等到那个阶段过去，然后我又回到我爱她的真实感觉中呢。”
布兰登回答说：“因为你是一个诡计多端、撒谎骗人的浑蛋。”
也许他是对的。闭嘴和倾听会让人觉得你心机很深、假装好人，而不这样做会让你筋疲力尽。
还有一件事很明显，那就是绝对诚实和让人毛骨悚然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差别。也可能，事实上什么区别都没有。原因很简单：根据科学家在《Redbook生活之友》中的提示，我们知道男人的头脑里每三分钟会想一次“性”。如果你想什么就说什么，那么你一定会每三分钟就谈论一次“性”。
“我觉得你很胖！”（5）
我和一位《蕾切尔·瑞》杂志的编辑吃了一次商务早餐。当我们坐在一起时，我告诉她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穿什么衣服――一件黑色的露肩衬衫，很诱人。我说如果我还是单身，我会想和她上床。我向她承认早餐中我试图（没成功）往她衬衣里看。
她微笑着，而且我确实注意到她把身子往后靠了靠。
问题是，我个性中不同的特点开始融合在一起。通常，存在着一个职业的自我，一个家庭的自我，一个朋友的自我，一个随意的自我。现在不恰当地混成了一大团。这个女人和我的关系可能更进一步，也可能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回我的电话了。
到家后，我继续保持着这种状态。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我对他的妻子充满幻想（他说他也喜欢我妻子，他还建议搞一次热舞派对）。
我告诉我们的保姆米歇尔：“如果我妻子离开我，我会请你出去约会，因为我认为你太迷人了。”
她神经质般地大笑起来。
“我认为那会让你感到不适，所以我不会再提它了。它只在我的头脑里。”
现在我让自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觉得似乎我应该买一件军用防水短上衣，然后在地铁站台中潜伏。布兰登认为在办公场所谈论性不算是性骚扰――如果人们不能应对真相，那是社会太拘谨的过错――但是我觉得自己向米歇尔的表白完全是在“滥用权力”。
如果我是一个单身男人，所有这些好色之举都会愉快得多。事实上，我有一种想法：我觉得布兰登设计“绝对诚实”是为了追女人。这真是一个天才的主意。跟复杂的“思维游戏”相反，这是直率的追求。
据布兰登说，这是很有效的。他告诉我他曾经在巴黎的地铁上遇到一位女士，他邀请她出去喝茶。当他们坐下来，布兰登说：“其实我不想喝茶，我只是想找个方法把你留下来，这样我就可以和你聊会儿天，因为我想和你上床。”他们真的上床了。他的另一个勾引技巧是：“想上床吗？”
“那能行吗？”
“有时行，有时不行，但是那创造了可能性。”
今天我撒谎了。一位新罕布什尔州的退休老人――一个朋友的朋友――写了一些诗歌寄给我。他的妻子刚刚去世，他开始从事诗歌创作。他只是希望有一位出版界的人看看他的作品，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
我读了，我不是太喜欢。但是我给他回信说这些诗歌写得很好。
因此我给布兰登写了一封邮件，自从我们见面后，这是我第一次给他写邮件，我向他坦陈了这件事。我说：“他的妻子刚刚去世，他没有朋友，太可怜了。我读了他的作品，事实上可能只是翻了一下。我不喜欢，我觉得那些诗歌很沉闷，写作手法也不好。所以我对他说了谎话，我说我真的很喜欢他写的诗，希望它们能够出版。他回复说我的信让他整个星期都很兴奋，因为他已经打算放弃写诗了，但是我的信使他燃起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我问布兰登，我是否做错了。
布兰登回答得很简短。他说我应该去参加他办的为期8天的培训班，去学习“绝对诚实”到底是什么。他说我们应该见面交流。
见面？他是不是波旁酒喝多了，把我从他的记忆里抹去了？我告诉他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布兰登不耐烦地回复说，他当然记得我们见过了，但是我还是需要参加培训班（标价2800美元）。他对我的迷惑给予的唯一建议是：“把你发给我的承认说谎的信转发给那位老人，并让他收到后给你打电话……看看你能学到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