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你真该来看看这小阁楼，”他微笑着说。
那个时候茶叶生意很红火，港口总是停着三四十条船等候装货。大家口袋里都有钱，小阁楼就是港口生活的中心。如果你想找人，哪儿都不用去，就上这小阁楼来，他要是不在这儿，就在来这里的路上。代理人来这里和船长们谈生意，医生也不坐诊，他每天中午上小阁楼来。如果有人不舒服，他就在这儿给他诊治。那时人们都能喝，他们会坐着从中午一直喝到天黑。如果饿了，侍者就端来吃的，于是他们再喝上一整夜。小阁楼是他们发财和破财的地方，因为他们那时都是赌徒，会在一局纸牌上压上所有的赢利。那真是难得的好时光啊。现在贸易不景气，贩茶的商船也不再涌来，港口日渐衰落，而那些年轻人，亚洲石油公司或怡和洋行的那些年轻人，根本瞧不起这小阁楼。就在这位领港员回忆的时候，这昏暗肮脏的小阁楼里，这污渍斑斑的桌子边，似乎在一瞬间又挤满了那些强壮、鲁莽和勇于冒险的老船长，似乎又回到了那一去不返的日子。
* * *
[1] 旧时对洋行经理的称呼。
十一
恐惧
旅途中我和他住过一晚。教堂就坐落在城外的小山上，这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城市。起先我注意到的是他有着与众不同的情趣。传教士居室的陈设通常过于讲究，拘泥形式。客厅像是没人住的房间，糊着华丽的壁纸，墙上挂着《圣经》经文、感伤的雕版画——“灵魂的觉醒”及卢克·费尔德[1]的《医生》——或者，要是这个传教士在中国住久了，就会挂一些写着庆贺之词的红纸卷轴。地板上有一块布鲁塞尔地毯，如果户主是美国人，就会有几张摇椅，而户主是英国人，则在壁炉两边摆着硬木扶手椅。一张沙发摆得不是位置，没有人会坐在上面，那难看的式样也不会有人愿意落座。窗子上挂着花边窗帘。还可以看见几张桌子，上面放着几帧照片和几件现代瓷器。餐厅倒像是常用，但一张大餐桌几乎占去了全部空间，你坐下时得小心，别被挤进壁炉里去。然而你看温格罗夫先生的书房，书从地板堆到天花板，书桌上文件零乱，墨绿色绒布窗帘，壁炉上方是一面西藏的旗子。壁炉架上摆了一排西藏佛像。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把这儿整得就像是学校的居室一样。”我说。
“你这么认为？”他答道。“我做过奥利埃尔学院[2]的指导老师。”
我估计他近五十岁了，高个子，虽然还不胖，但保养得很好，灰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色红润。有人会想他必定是一个喜欢玩笑的乐天派，一个健谈又好相处的人；然而他的眼睛却让你困窘：它们阴沉沉的，没有笑意；在我看来，那是受折磨的人的眼神。我怀疑我是否在他不便时打扰了他，他也许正为什么烦人的事心神不安，然而，我还是觉得这不是一时的神色，而是常有的状态，只是我明白不了。他表现出的那种焦虑，你会以为是心脏病的某种症状。他聊起一件又一件事，随后说：
“我听见我妻子回来了。我们去客厅好吗？”
他引着我走进客厅，将我介绍给一个瘦小的妇人，她戴着金丝眼镜，神态腼腆。她显然属于与她丈夫全然不同的阶层。大部分传教士有着各种美德，但并不拥有那些我们可以称为良好教养的品质。他们或许是圣徒，但不常是绅士。眼下我意识到，温格罗夫先生是个绅士，因为明摆着他太太不是一个贵妇。她说话有一种粗俗的腔调。客厅布置的方式是我此前未曾在传教士寓所见到过的。地板上有一张中国地毯。黄色的墙上挂着几幅中国古画。两三块明代瓷片泛出些许亮色。客厅中央摆着一张黑檀木桌子，雕刻精致，桌面上有一尊白瓷人像。我随口恭维了几句。
“我倒并不在意所有这些中国的东西，”女主人爽快地回答说，“但温格罗夫先生要这么摆。按我的意思我就把它们都清理出去。”
我笑了，倒不是因为觉得有趣，我随之发觉温格罗夫先生眼中冷冷地闪过一丝憎恨的神情。我有些震惊。但这眼神一闪而过。
“亲爱的，要是你不喜欢它们，我们就不要好了，”他温和地说，“可以把它们拿走。”
“哦，要是你看了开心，我不在乎。”
我们开始谈起我的旅行，说话间我偶然问起温格罗夫先生多久没回英国了。
“十七年了。”他说。
我感到意外。
“每七年你不是有一年休假吗？”
“是的，不过我没想要休假。”
“温格罗夫先生认为离开去休假一年对工作不利。”他妻子解释说。“当然，他不走我也不走。”
我想知道他是怎样到中国来的。这次拜访中一些具体的细节吸引了我，你时常发现有些人乐意谈论细节，但你不能靠他们所说的，而得从那些话的言外之意来形成你自己的看法；不过，我并不认为温格罗夫先生是一个可以直接或间接诱导去谈论私人经历的人。他显然非常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工作。
“这儿还有别的外国人吗？”我问。
“没有。”
“你一定很孤单？”我说。
“我想我愿意这样。”他看着墙上的一幅画答道。“他们只是一些生意人，你知道，”他笑笑，“他们对传教士没什么用处。此外，他们也没有很高的才智，所以不跟他们来往也不是什么大痛苦。”
“其实我们并不真正孤单，你知道。”温格罗夫太太说。“我们有两个福音派教士，两个教课的年轻女子，还有学校的孩子。”
茶端上来了，我们随意闲聊着。温格罗夫先生像是在勉强交谈，我也越发感到他因压抑而烦扰的心情。他态度和蔼，那当然是努力表示友好，这样，我也有了一种应付的感觉。我把话头引到牛津，提到几个他可能认识的朋友，但他没有鼓励我的意思。
“我离家这么久了，”他说，“我也没跟什么人保持联系。传教活动有很多的事要做，它占用了一个人的全部精力。”
我想他有点言过其实，于是我说：
“那倒是，你有那么多的书，我想你读书一定花了很多时间。”
“我很少读书。”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那语气我知道已经不像他自己了。
我感到困惑。这个人确有些古怪。最后，我想这也是难免的，我们开始说起中国人来。温格罗夫太太说的有关中国人的话我已经听传教士说过无数遍了。他们好说谎，不可信任，残忍，肮脏，但一线微弱的光可以在东方看到了；虽然传教工作的成果还不很显著，但未来是光明的。他们不再迷信旧的神明，读书人的权力也被打破了。这是一种经乐观主义调和了的怀疑和厌恶的态度。然而，温格罗夫先生缓和了他妻子的苛刻之词。他详细讲述了中国人的善良天性，讲到他们对父母的孝敬，也讲到他们对孩子的疼爱。
“温格罗夫先生听不得一个字说中国人不好，”他妻子说，“他就是喜欢他们。”
“我认为他们有崇高的品德，”他说，“你经过那些拥挤的街道，不可能没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相信温格罗夫先生没注意到那些味道。”他妻子笑着说。
这时有人敲门，随之走进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穿着长裙，没有裹脚，是个本地基督徒，脸上有一种既畏怯又不悦的神色。她对温格罗夫太太说了些什么。我恰好注意到温格罗夫先生的脸。当他看见女子进来时，他脸上现出极为厌恶的表情，仿佛有一种臭味恶心得连脸都扭歪了，但这表情又很快消失，脸上弄出一丝愉悦的笑容；但这太刻意了，结果只是显露出一个苦恼的怪相。我惊奇地看着他。温格罗夫太太说声“对不起”就起身离开了客厅。
“她就是我们的一个教师，”温格罗夫先生说，还是那种多少让我疑惑的语气。“她是很难得的。我对她非常信任。她人品很好。”
虽然我很难知道为什么，但在这瞬间我看见了真相。我看见的是，他的感官所喜爱的，他的灵魂就厌恶。我兴奋异常，犹如一个探险者艰难跋涉后，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陌生的国度。那双苦恼的眼睛，那种做作的语气，赞美人时那种斟酌拘谨，那逃犯似的神情都是很好的说明。不管他说什么，其实他憎恨中国人，比起这种憎恨来，他妻子的厌恶之情就微不足道了。当他走过城里挤满人的街道，他会感到极度的痛苦，他的传教士生活使他反感，他的灵魂好像苦力们擦破皮的肩膀，被扁担烧灼流血的伤口。他不想回国，因为他不愿再见到他如此心仪的一切；他不想读书，因为这会让他回忆起他那么热爱的生活；或许他娶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婆，是为了把自己同他天性中渴望的世界更坚决地斩断。他以殉难者的激情来折磨自己痛苦的灵魂。
我努力想弄明白那感召因何而来。我想他在牛津多年安逸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他喜欢他的工作，有朋友和书籍陪伴，去法国和意大利度假。他心满意足，希望人生余下的岁月亦如此度过，他没有其他的奢侈之念。然而我不知道是怎样隐秘的感情慢慢抓住了他，使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过于懒散，过于满足；我想他一直是个虔诚的人，也许某种早先的信念——至高无上的上帝憎恨他的造物在尘世的欢乐——早就灌输进他幼小的心灵，后来久久地遗忘，现在却在他内心深处再次泛起。我想因为他对生活如此满意，他就开始认为这是有罪的。一种无休止的焦虑攫住了他。无论他在智性层面上思考什么，他的感官却开始因害怕永恒的惩罚而颤抖。我不知道他怎样产生来中国的念头，但起初他必定极为反感而加以拒斥；也许正是这极度的反感将这一念头烙在他的脑海里，因为他发觉这念头萦绕于心难以释怀。他说不去中国，但他还是觉得应该去。上帝在追逐他，无论他藏在哪儿，上帝都跟着他。他理智上极力挣扎，但他的心灵被逮住了。他无能为力了。最终他顺服了。
我知道以后不会再见到他了。在一种合理的亲近可以让我提及更私下的话题之前，我不想将时间浪费在应酬上。于是我抓住我俩仍然单独相处的机会。
“告诉我，”我问道，“要是中国人不接受基督的信仰，你相信上帝会判他们永恒的惩罚吗？”
我明白我问得粗鲁，不够婉转，因为这位老人抿紧了嘴唇。然而他还是作了回答。
“福音的全部教导势必让人得出那个结论。没有人可以引证耶稣基督的明白有力的话而得出相反的结论。”
* * *
[1] 卢克·费尔德（Luke Filde，1843—1927），十九世纪英国画家。
[2] 奥利埃尔（Oriel）是英国牛津大学的著名学院，创立于1326年。
十二
画
我不清楚他究竟是个要到省城办事的官员，还是某个去一家高校就职的学者，更不知什么原因把他羁留在中国那些邋遢的小客店中最不能驻足的一个。也许是因为他的轿夫躲到别处去抽鸦片（这一带鸦片很便宜，所以你得准备你的苦力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不见了人影，或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他不情愿地做了一个钟头的囚徒。
房间低矮，伸手就能触及屋梁。泥土墙上，刷过的石灰早已斑驳，肮脏不堪。四周的木板床上铺了稻草，那是为苦力准备的，他们是这儿的常客。只有太阳才能让你忍受这里令人沮丧的污秽。一道金色的光芒从格子窗户照进来，在踩实的泥地上投下一种复杂而缤纷的图案。
为了打发时光，他取出石砚，加了点水，用一块墨研磨了一会，随后他举起那支用来写一手好字的毛笔（他对自己的书法造诣很是得意，他那些写有孔圣人警句格言的卷轴是馈赠朋友的佳礼）在墙上挥毫画了一株梅花，一只小鸟立于其上。虽是一挥而就，却游刃有余。我不知是何种好运给了画家这般灵感：鸟儿在枝头雀跃，而梅花娇嫩羞涩。和煦的春风似乎从画中拂面而来，吹进这陋室，而在这一瞬间，你便领悟了永恒的真谛。
十三
国王陛下的代表
他身材比常人略微矮些，有一头坚硬的棕色短发，留着牙刷似的小胡子。透过玻璃镜片，他的一双蓝眼睛直瞪瞪地看着你，有几分变形。他那傲气十足的外貌像是一只好斗的公雀。他请你坐下，询问你所要办的事情，而同时，他又在桌子上零乱的文件中寻找什么，似乎你打扰了他处理重要的公务，给你一种他想方设法要把你打发走的感觉。他公事公办的架势无疑已修炼到家。你不过是所谓的公众，一个躲不掉的小人物，你存在的唯一证明便是照吩咐的去做，不要争辩，也不要拖延。不过就是官老爷们也有自己的弱点，有时碰巧他心浮气躁，完不成公务，便会向你大倒苦水。和他打过交道的人，特别是传教士，觉得他颐指气使，目中无人。而他会信誓旦旦地说，他觉得很多传教士人还是很好的，但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无理取闹的，他不喜欢他们那种态度。他的辖区内住的大都是加拿大人，他私下不喜欢他们，不过你要说他摆出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他把夹鼻眼镜夹得更牢了一些），那可是大错特错了。正相反，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他们，不过，他从来都是坚持己见而不以他们所想要的方式。听他说话而不笑是很难的，他说的每一个词都会让你觉得，他对那些不幸的手下一定很窝火。他的态度很糟糕。他那种激怒人的本事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总之，他是一个爱虚荣、坏脾气、自以为是、令人厌烦的小人。
革命[1]期间，敌对双方在城中激战，四处燃起大火，他为了交涉侨民安全事务前去拜访南方总督。在去衙门的路上他遇见三名囚犯被押往刑场，他拦住行刑队的长官，在得知这三人是战俘后，他强烈抗议这种野蛮行径。那个长官，用我们这位领事的话说，粗暴地告诉他，他必须执行命令。领事火了，他不允许一个可恶的中国官员对他用这样的口气说话。两人随即吵了起来。总督得知发生了什么事后，派人请领事直接去见他，但领事拒绝离开——除非那三个吓得要死的可怜家伙置于他的保护之下。那长官挥手叫他走，同时命令他的士兵举枪瞄准。这时，领事——说到这里我能想象他扶了扶眼镜，愤怒得头发根根竖起——走上前，挡在枪口和三个可怜的囚犯之间，他咒骂那些士兵并让他们开枪。这引起一阵迟疑和骚动。很明显革命军并不想对一个英国领事开枪。我想他们进行了紧急磋商，随后三名囚犯被交给了领事，于是这位矮个子凯旋般地大步走回自己的官邸。
“该死，先生，”他怒气冲冲地说，“我几乎以为那些长着可恶嘴脸的家伙要对我开枪呢！”
英国不乏这样一些古怪的人，如果他们的举止能像他们的勇气一样可嘉，那么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倒也不是在自吹自擂了。
* * *
[1] 作者文中所说革命，应指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
十四
鸦片烟馆
舞台的布景无疑令人印象深刻，灯光昏暗，房间低矮又污浊。房间角落有一盏灯，光线暗淡，照得人影有些可怕。香气弥漫，使整个戏院里充满了奇异的气息。一个留着长辫的中国人踱着步，冷漠而阴郁，在破旧的床铺上，躺着几个大烟的受害者，精神麻木，他们中不时有人发出癫狂的胡言乱语。还有个颇具戏剧性的场面，某个可怜的家伙付不起钱以满足他的烟瘾，就向恶毒的老板再三乞求，希望能抽一口以缓解自己极度的痛苦。这样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我也在小说中读到过。
我被一位伶牙俐齿的欧亚混血儿带到一个鸦片烟馆，走上狭窄、盘旋的楼梯，在他的安排下准备感受一次我所期待的毛骨悚然的体验。他领我进入一间干净明亮的房间，它被分成许多小的隔间，垫高的地板上面铺着干净的地毯，形成一个简便的铺位。其中一个铺位上有一位年长的绅士，头发灰白，手十分秀气；他在安静地读着报纸，长长的烟枪放在一边。另一个铺上躺着两个苦力，他们把烟枪放在中间轮流享受。他们都是年轻人，显得精神饱满；他们对我露出友好的微笑，其中一个还请我抽上一口。在第三个铺位上，四个男子正盘坐在棋盘四周下棋。不远处有个男子在逗弄一个婴儿（不可理喻的东方人对孩子有着特殊的感情），而孩子的母亲，我猜就是店主的妻子，一个身体丰满、面容姣好的妇人正望着他，嘴角露出灿烂的笑容。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而温馨。它令我想起柏林那些我最喜欢的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在那里享受安逸的时光。
虚构总是比事实更离奇。
十五
最后的机会
很明显，她到中国是来嫁人的，这可真是可怜，而更悲惨的是，这个通商口岸的所有单身男人都知道这一实情。她身材高大、体形笨拙、大手大脚，还有一个大鼻子，确实，她的五官都很大，但她的一双蓝眼睛很美。或许她自己也多少知道这一点。她是个三十岁的金发女子。白天当她穿上适宜的皮靴、短裙，戴上宽边的帽子，她还是挺漂亮的；但夜晚来临，她穿上一件不知哪个土裁缝照着时装图裁剪出的蓝色的丝绸礼服，好衬托出她湛蓝的双眼时，但让自己变得迷人的这一努力却让你感觉极其不适。她对任何单身汉都不嫌弃。当他们中的一个说起打猎时，她兴致勃勃，而当另一个人谈及茶叶运输时，她也听得入迷。他们谈论起下周可能要举行的赛马，她便少女般地拍起巴掌来。她想尽一切办法和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跳舞，设法让他答应带她去看棒球赛；但跳舞并不是她唯一的喜好（再好的事久了也会腻烦），当她和一家大公司的代办，一个老单身汉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只喜欢打高尔夫球了；她乐意让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腿的年轻人教她打台球，同时也把她活力十足的心思放在一个和她谈论对银元看法的银行经理身上。她对中国人没什么兴趣，因为这个话题在她所在的圈子里并不受欢迎，但作为一个女人，她也会情不自禁地为中国女人所受的压迫打抱不平。
“你知道，她们没法决定嫁给怎样的人。”她解释道。“一切都是由媒人从中安排的，结婚前新郎甚至都没有见过那姑娘。这毫无浪漫可言，而至于说爱情……”
她说不下去了。她完全是个善良的人。无论那些单身汉是年长是年少，娶了她都会得到一位贤惠的妻子。她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十六
修女
宁静的白色修道院坐落在绿树掩映的山上。当我站在大门外等候被引见时，我俯瞰着太阳下波光粼粼的褐色河水及对岸连绵的群山。院长嬷嬷接待了我，这是一位年轻文静、面容和蔼的女士，她的嗓音柔和，语调一听就知道她来自法国南部。她领着我去看那些收养的孤儿，她们正忙着用从修女那儿学来的手艺编织花边，见到我们，都羞涩地笑着；她又领我去参观医院，那里收留了一些身患痢疾、伤寒或者疟疾的士兵，他们都显得肮脏邋遢。院长告诉我她是巴斯克人[1]，修道院窗外的群山让她想起比利牛斯山脉。她来中国已经二十年了。她说有时候想到再也见不着海了会很难受，而在这条河边，离大海可是千里之遥；因为我知道她所出生的国家，她对我略微谈到那些翻越比利牛斯山的完好的道路——啊，中国可没有那么好的路——和山下的葡萄园，美丽的村庄，小溪在山脚静静地流淌。但是中国人都很善良。孤女们手脚灵活，也很勤奋；中国人愿意娶她们做老婆，因为她们在修道院里学会了有用的手艺，就是结婚后也能靠做针线赚点钱。这些士兵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坏，毕竟他们只是些可怜的小人物，他们并不想当兵；他们只想着快些回家种田去。他们对在病中护理他们的修女也心存感激。有时当他们坐着轿子赶路，碰见两个刚从镇上买了大包小包东西回来的修女，他们会提议把包裹放到轿子上去。其实，他们的心并不坏。
“他们就没有提出让修女们坐轿子而自己走路吗？”我问道。
“修女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女人，”她宽容地笑了笑，“你不能向人们要求超出他们所能给予的东西。”
这话多么确切，想起来又多么残酷呀！
* * *
[1] 巴斯克人是欧洲比利牛斯山西部地区的古老居民。
十七
亨德森
你见了他难免会发笑，因为他的模样就立刻告诉你他是怎样一个人了。你看见他在俱乐部读《伦敦信使报》，或懒洋洋地靠着吧台，一杯杜松子酒或苦啤酒（他不喝鸡尾酒）放在手边，他这种不俗举动会吸引你的注意；但你立马认出他来，因为他正是他那个阶级的一个样本。他的不合常规正是一种优雅的常规。他身上一切都合乎标准，从脚上结实的方头皮鞋到一头零乱的长发。他穿一身宽松、式样有些旧但是做工考究的衣服，低矮的领口露出粗壮的脖子。他总是抽一支木质短烟斗。就抽烟而言，他是很有幽默感的。他是大个子，体格健壮，有一双好看的眼睛和一副甜美的嗓音。他能说会道。他的话多半有些不雅，这并非因为他的心灵不纯，而是他有着平民化的喜好。瞧他那种神态，你可以猜想（不是事实而是在精神上）他和切斯特顿先生[1]喝过啤酒，和希莱尔·贝洛克先生[2]在苏塞克斯高地一起旅行。他在牛津大学踢足球，但当着威尔斯先生[3]的面，他又瞧不起这座古老的学府。他认为萧伯纳先生有些过时，而仍然看好格兰维尔·巴克[4]。他和席德尼·韦布[5]夫妇作过多次认真的交谈，他还是“费边社”[6]成员。他每每将这同一个世界视为轻浮，唯独欣赏俄国芭蕾舞。他写打油诗，有关妓女、狗、灯柱、感化院、小酒店和乡村牧师的住宅。他嘲笑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但反之（他不是一个愤世嫉俗者），他听不得说泰米尔人、孟加拉人、卡菲尔人[7]、德国人或希腊人的坏话。在俱乐部，人们觉得他多半是个激进分子。
“一个社会主义者，你知道。”他们说。
然而，他是一家著名大公司的小股东。中国的一个怪现象是，人的地位可以为其行为辩护。一个人名声不好，因为他打老婆，但如果你是一家良好信誉的银行的经理，人们就会对你友善，请你吃饭。所以，当亨德森宣扬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时，他们笑笑而已。他刚到上海时拒绝坐黄包车。黄包车车夫，跟他一样是人类的一分子，却到处拉着他，这有违他关于个人尊严的思想。所以他走路。他保证说这是一项很好的锻炼，能使他保持健康；此外，走路让他口渴，而他宁愿花上二十大洋来解渴，他也喜欢喝啤酒。但上海天气很热，有时他急于赶路，所以偶尔也不得不使用一下这种有辱人格的交通工具。这使他颇不自在，但无疑十分便利。现在他经常坐黄包车了，但他总是想到这两根车杠中间的伙计是一个人，一个兄弟。
我见到他时，他到上海已经三年了。我们一起在这座中国城市度过一个上午，从这家商店逛到那家商店，黄包车车夫满头大汗，时不时用破手巾擦额头。我们正在去一家俱乐部，快要到的时候，亨德森突然想起他要买伯特兰·罗素[8]的一本新书，这本书刚到上海。他叫车夫停下，要他们往回拉。
“我们不可以午饭后再去买书吗？”我说，“这两个家伙汗出得像水里捞起来似的。”
“这对他们有好处，”他答道，“你不必去关心中国人。你明白，我们在这儿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
我没说什么。我甚至没有笑。
“中国人总得要有主人，而他们也总是愿意如此。”
一辆汽车从我们中间开过，他再次靠过来时就不提刚才的事了。
“你们这些住在英国的人不知道新书到这儿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他议论道，“我读伯特兰·罗素写的每一本书。你读过他的这本新书吗？”
“《自由之路》？读过。我离开英国前读过。”
“我看过几篇评论，我认为他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
我想亨德森要进一步发挥了，这时黄包车车夫错过了要拐弯的地方。
“在街口拐弯，你这个该死的蠢家伙，”亨德森叫起来，同时为使他的话更有分量，往车夫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 * *
[1] 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
[2] 贝洛克（H. Belloc，1870—1953），英国诗人。
[3] 威尔斯（H. G. Wells，1886—1946），英国科幻小说作家。
[4] 巴克（H. G. Barker，1877—1946），英国剧作家。
[5] 韦布（S. Webb，1859—1947），英国经济学家。
[6] 费边社（Fabian Society），1884年成立于英国，主张用缓慢渐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
[7] 南非说班图语的部分居民。
[8] 罗素（B.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
十八
黎明
这仍然是夜里，客店的院子里还是黑沉沉的。灯笼忽明忽灭的光线投在苦力身上，他们在忙着打点行装准备上路。他们又是喊，又是笑，相互间吵吵嚷嚷，闹成一团。我出门来到街上，一个男孩提着灯笼走在前面。这家那家紧闭的门里边公鸡在啼叫。但许多的店铺，门板已经卸下，不辞辛劳的人们又开始了他们的一个长日。这儿，一个学徒在清扫地面，那边，一个汉子在漱洗。油灯里点着的灯芯就是他全部的光亮了。我经过一家早点铺，有几个人坐着吃早饭。过道的门关着，但一个看门人让我从边门通过，我沿着城墙行走，一条小溪缓缓流淌，映出点点星光。随后，我来到巨大的城门前，这时城门已经半开。我漫步出城，在那儿，魔幻一般等着我的，正是黎明。这个白日、这条大道和这片广阔的原野展现在我的面前。
我熄灭了灯笼。身后的黑暗渐渐淡去，化为一片紫色的晨霭，我知道它很快就会变成玫瑰色的红晕。我已能清楚地辨认出那条道路，稻田的水泛出暗淡而朦胧的光来。现在已不再是黑夜，但还不是白天。这是一个最具有魔幻之美的时刻，山坡和谷地，树林和河流，都有着一种仙境般的神奇。因为太阳一旦升起来，世界一时会无精打采，光线冷冷的、灰暗的，如同在画室中一样，大地上也没有了明暗交织的多姿多彩。沿着一座树木葱茏的小山，我眺望山下的稻田。但是称之为田未免有些夸大。它们大多是月芽形状，一道低一道沿坡而筑，这样便于灌溉。山谷里长着松树和竹子，好像有个灵巧的园丁亲手种植，既巧于安排，又自然天成。在这迷人的时刻，你无须将此视为卑微劳作的田地，而可以看成皇帝行乐的御花园。在这儿，他把国事放在一边，身穿黄色龙袍，戴着珠宝手镯，与美丽的妃子一起游乐。若干年代之后，人们自然认为一个朝代的覆灭是因了美人。
此时天色越来越亮，稻田中升起一片雾气，往上漫到山腰。眼前的景色千姿百态，美丽如画，这正是中国古代艺术大师最爱取之入画的。那些小山，树木一直长到山顶，沿山脊的一排松树在蓝天的映衬下，成为一道坚实的轮廓；群山绵延，烟雾缭绕，自有一种姿态，给这幅图画添上完美的一笔，但仍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竹林往下伸展到了堤边，纤细的竹叶在微风中婆娑起舞；它们有一种出自名门的优雅，看去宛若大明王朝的一群倦怠的贵妇在大道边休憩。她们刚去过某一座寺庙进香，丝绸衣服上绣着缤纷的花朵，头发上簪了珍贵的翠玉。她们有着一双小脚，三寸金莲。她们歇息片刻，娴雅地说些闲话，她们岂不知道教养的最佳用途正是美妙的闲谈？过后，她们莲步轻移，坐进轿子，又要起程了。路途逶迤，我的上帝，这些竹子，这些中国竹子，由着神奇的雾霭而变幻着，看上去像是英国肯特郡田野上的蛇麻子草。你还记得香甜好闻的蛇麻子草和丰美的青草地吗？还记得海边的铁路线、闪亮的长海滩和凄凉灰暗的英吉利海峡吗？海鸥在冬天的寒冷里飞翔，那忧郁的叫声真是让人难以承受。
十九
荣誉攸关
没有什么比两个不同国家所持有的关于对方特性的古怪想法，更能妨碍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了，或许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法国那样因邻国的这种错觉更受伤害。他们被认为是一个轻浮的民族，没有深邃的思想，语言浮夸、道德败坏和不可信赖。即便有些美德已被承认，如他们的才华横溢，他们的快乐天性，也是以一种傲慢的方式（至少在英国人那里）被认可的；因为它们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得以建立道德宝库的美德。从来没有人意识到：在法国人的性格的根底，有一种深沉的严肃性；也没有人意识到：每个法国人最关切的是他的个人尊严。这就不奇怪，拉罗什富科[1]，这个普遍人性，尤其是他同胞的性格的敏锐鉴赏家，会把《论荣誉》作为他思想体系的中枢。我们的邻居审慎地看待荣誉，而这种审慎却经常使英国人感到愉悦，英国人习惯于幽默地看待自己；然而在法国人那儿，正像“荣誉”一词表明的，是一种充满生气的力量。除非你始终记住他们对荣誉的敏感，否则你无望理解法国人。
每当我看见德·斯特韦尔德子爵开着豪华汽车或坐在桌子的首席，我就会产生上述这些想法。他代表着法国在中国的某种重大利益，据说在法国外交部他比部长本人还更有权力。自从后者并非不合常情地抱怨他的一个同胞背着他在外交事务中与中国人打交道，这俩人之间就再也没有了亲近的感情。德·斯特韦尔德先生大礼服垂饰上钉着的红色徽章就足以证明他在国内享有的尊重了。
子爵有一个大脑袋，有些秃顶，但并不难看（正如法国小说家所言，“一点儿秃”，这么说就犹如去除了残酷事实所造成的一半的刺痛），鼻子长得像伟大的惠灵顿公爵[2]的鼻子，眼皮很厚，眼睛又黑又亮，一张小巧的嘴隐藏在很漂亮的小胡子下面，他常用戴着钻戒的白皙的手指捻着胡须尖儿。三层厚下巴突出了他的尊贵的神气。他块头大，又很肥胖，所以每次都坐得稍稍离开餐桌一些，仿佛他极不乐意来用餐，而且只是点一份小吃。但造化弄人，尽管不是特别对他施用了诡计。就他的躯体来说，他的腿太短，这样，坐在那儿，他俨然是一大个子，但一站起来，你会吃惊地发现，他还不及一个普通人的身高。如此，当他坐在桌前或驾车在城里兜风时，他能取得最佳效果。这时，他形象威严。在他对你挥手，或用一个幅度很大的姿势取下帽子，你会觉得他能和人随意招呼真是不可思议的和蔼可亲。他有着路易·菲力普[3]时期那些大人物的全部的体面，穿黑色外套，蓄着长发，脸颊刮得净光，犹如安格尔[4]油画中的人物，自命不凡而又一本正经地望着你。
常听说：有人说起话来像一本书。德·斯特韦尔德先生说话像一本杂志，当然不是一本通俗文学或余暇消遣的杂志，而是一本有着充分的知识和权威观点的杂志。德·斯特韦尔德先生说话就像《两世界月刊》。听他说话有点儿累，却是一件难得的乐事。他流利地谈论那些别人已经反反复复说过的事情。他从不为一个词而犹豫。他说起每件事来都清楚明了，用词精当，而且有着如此权威的口吻，以至一件显而易见的事在他的嘴里说出来都闪耀着警句的光彩。他并非缺乏才智。在损人时他会非常地风趣。当他说出一些特别刻毒的话，他会转身对你说一句“不在场的人总是错的”，设法赋予一句以往的格言以新的用意。他是个热忱的天主教徒，然而他自吹不是反动分子，而是一个有名望、有财产、有原则的人。
这是一个可怜的人，但雄心勃勃（名望，这是高贵心灵的最后一个弱点），为得到一份丰厚的嫁妆，他娶了一个糖类经纪商的女儿，她现在是一个染了头发、抹着脂粉、穿戴华丽的小妇人了。将他的贵族姓氏赐给她，这对他必定是一个痛苦的考验，因为他无法赋予她以个人的自豪感，而这种自豪感正是他所有行为的强有力的动机。像许多大人物一样，德·斯特韦尔德先生也娶了个对丈夫极不忠实的妻子。但这一不幸他勇敢而又不失尊严地承受了，勇气和尊严正是他的美德。他的行为如此完美，以至他的不幸反而提升了他在朋友眼里的位置。他是所有人同情的对象。他可能给戴了绿帽子，但他仍是一个有地位的人。确实，每当德·斯特韦尔德太太找了个新情人，他就要求她的父母给他足够的一笔钱，以补偿他名声和荣誉受到的损害。传说是二十五万法郎，但以现有的银价，我相信一个生意人会坚持以美元支付的。德·斯特韦尔德先生已然是一个精明的人，但在他妻子达到守教规的年龄之前，他无疑会成为一个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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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伦理作家。
[2] 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1769—1852），英国陆军元帅，以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而闻名。
[3] 菲力普（Louis Philippe，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
[4] 安格尔（J. A. D. Ingres，1780—1867），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擅长肖像画。
二十
驮兽
当你刚开始看见一个苦力挑着担子走在路上，他在你眼中有一种动人的风采。他身着破旧的各色蓝布衣服，从湛蓝到青绿直到天空的浅蓝色；当他在稻田狭窄的田埂上跋涉或者艰难地登上一座青翠的山丘，他与周围的景色是多么的相衬。他的全部衣服仅仅是一件短褂子和一条裤子，而如果这套衣服开始穿的时候还是整洁完好的，在它破了需要补的时候，他却从不考虑找块颜色相同的布料，而是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为了遮阳避雨，他戴了顶草帽，活像个救火队员，不过，帽檐是出奇的宽而平。
你会看到路上过来一队苦力，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人都挑着一个扁担，两端挂着一大捆东西，组成了一种宜人的风景。看着稻田水中映出的他们急匆匆而过的身影是很有趣的。当他们经过你身边时，你可以观察一下他们的面容，如果你脑子里没有装满东方人都是神秘莫测的这种观念的话，你会觉得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好人；有时你会看见他们在祠堂旁的大榕树下放下担子歇息，抽几口旱烟，愉快地聊上几句，如果你自己试着每天挑着那种担子走上三十英里或者更多，你对他们吃苦耐劳精神的钦佩定会油然而生。可是如果你向常驻中国的那些老资格外交官提起你的这种钦佩，他们会认为你有些荒唐。他们会无所谓地耸耸肩，然后告诉你，那些苦力不过是些牲畜，两千年来他们祖祖辈辈都是挑担子的，所以他们能愉快地劳作也不足为奇。你发现他们的确很小就开始劳动，因为你会遇见很小的孩子，用一根竹竿挑着两筐蔬菜脚步不稳地走着。
时光流逝，天渐渐热了起来。苦力们脱去了上衣，赤膊走着。有时他需要休息一会，便把担子放在地上，但扁担仍旧留在肩上，这样他就必须微微弯着腰，你可以感觉到在他肋骨下那颗疲惫不堪的心的跳动，就像你在医院能听到一些心脏病门诊病人的心跳。如此情景，你见了会感到一种莫名的难受。你也可以看到苦力们的脊背，长年累月，日复一日，担子的重压在他们的背上留下了红红的疤痕，有时甚至有着开裂的疮疤，很大的疮口没有绷带或衣服的遮盖，硬是被扁担摩擦着；最奇异的是有时候就好像大自然要让人适应挑担这种残酷的苦力活，他们的身体变得畸形，在挑担子的肩上隆起一块，就像骆驼长出驼峰一样。然而，不论心跳有多么快，疮疤有多么疼，也不论是大雨瓢泼还是骄阳似火，他们都在永远地走着，从早到晚，一年到头，从孩童走到垂暮。你会看到那些年老的苦力，瘦得皮包骨头，干瘪的皮肤垂了下来，他们枯瘦的脸上布满皱纹，像猿猴一样，而稀疏的头发早已斑白；他们挑着重担一路跌跌撞撞，直到走进坟墓才能休息。尽管这样，苦力们仍不停脚步，他们用介于慢走和快跑之间的速度疾步向前，眼睛盯着地面选择下一步的落脚处。他们的脸紧绷着，充满了焦虑。当他们一路向前时，你再也不能悠然地欣赏这幅图景了。他们的劳苦让你心中觉得沉重，你充满怜悯之情却又爱莫能助。
在中国，驮负重担的不是牲畜，而是活生生的人啊！
“……他们的行动全都像快马奔驰，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止步，这不是很可悲吗！他们终身承受役使却看不到自己的成功，一辈子困顿疲劳却不知道自己的归宿，这能不悲哀吗！”[1]中国的玄学家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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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自《庄子·齐物论》：“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
二十一
麦克里斯特医生
他是个体形健美的人，我认识他时，我想他快六十岁了，但精神依然矍铄，充满活力。他长得结实，高大的身材使他的肥胖有了一种威严。他有一张坚韧、几乎称得上漂亮的面孔，鹰钩鼻子，发白的浓眉和坚实的下巴。他穿一身黑色衣服，低领衬衫，系一条白色领结。他看上去像个老一代的英国牧师。他的声音洪亮、热忱；笑起来很畅快。
他的经历有些不同寻常。他三十年前作为一个传教士医生来到中国，但现在，虽然他同传教团还有着良好的关系，但不再是它的成员了。事情看来是这样的：人们决定在某个合适的地方建一座学校，这地方是医生想到的，但要在一个人口拥挤的城市里找一块建筑用地是很不容易的，当传教团多次讨价还价后最终买下这块地，他们却发现，地的所有者不是来进行商谈的中国人，而是医生自己。原来，医生知道学校必须建立，而看起来又没有别的可用之地，他就从一家中国银行借款，自己先买下了这块地。这桩交易并非不诚实，或许有些不够审慎；麦克里斯特医生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善意的玩笑，但传教团的其他成员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甚至说了一些刻薄话，结果麦克里斯特医生辞去了他的职务，尽管他同有些人仍保持着友谊，对他们的目标和利益满怀同情。人们知道他是个灵巧的医生，他很快就有了一大批主顾，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他开了一家旅舍，旅行者付上价格不菲的费用，可以用膳和住宿。他的房客有一些抱怨，因为他们不被允许喝酒，但要比住一家中国人的客店舒适多了，还可以根据医生的原则打点折扣。他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在河对面的山上买下一大块地，盖了一些带游廊的平房，一间间卖给传教士作为夏季别墅。他还拥有一家大商店，卖各种东西，从美术明信片、古玩到辣酱油、线织儿童套装，都是外国人可能要买的。他从中赚了很多钱。他有着经商的天赋。
他请我吃饭，那确实是一次印象深刻的盛会。他住在商店的楼上，那是临河的一个大套间。一起就餐的除麦克里斯特医生和他的第三任太太，一位戴金丝眼镜、穿黑缎衣服的四十五岁的妇人外，还有一位与医生去内地待过几天的传教士和两个文静的年轻女子，她们刚加入传教团，正忙着学中文。餐厅的墙上挂着好几幅祝寿的卷轴，那是主人的中国朋友和一些教徒送来恭贺他五十大寿的。菜肴很丰盛，就像常见的中国筵席，而麦克里斯特医生很欣赏。宴会开始和结束时，他都怀着宗教热忱用低沉的声音作了长长的感恩祷告。
当我们重新回到客厅，麦克里斯特医生站在令人愉快的炉火前，因为这时的中国非常寒冷，他从壁炉架上拿了一幅小镜框给我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