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喔，你知道，是这样的。”她回答。“爸爸有份很好的差事，在他死后，母亲说，‘唉，看来让这些房间空着是说不过去的浪费，我要在窗户上贴一张启事。’”
领事打断了她。
“他寄宿在你们家里？”
“嗯，确切地说那不叫寄宿。”她说。
“那我们就说是租出一套房间？”领事说，带着一丝淡淡的有些自负的笑容。
那就是这些婚姻常有的情况。然而，因为他认定她是个非常愚蠢、无知的女人，就直截了当地解释给她听，根据英国法律，她并没有嫁给姓俞的，这样，她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便是马上回英国去。她开始哭起来，他也有些心软。他答应把她托给一些传教士女子，在她回国途中照料她，确实，要是她愿意，他可以看看在此期间她能否住在其中一个教区里。但听他这么一说，兰伯特小姐擦掉眼泪。
“回英国有什么好处呢？”她最后说。“我没有地方可去。”
“你可以回你母亲那儿。”
“她根本反对我和俞先生结婚。如果我现在回去，那会没完没了听她唠叨。”
领事开始跟她争辩，但他说得越多她越是倔强，最后他失去了耐心。
“要是你喜欢和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待在这儿，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就爱莫能助了。”
她的回击让他怨恨不已。
“那么你就不必担心了，”她说，脸上那神色每当他想起就会浮现在眼前。
这是两年前的事了，自那以后他又见过她一两次。看来她同婆婆及他丈夫的另一个妻子的关系弄得很坏，她来找领事问一些根据中国法律她的权利这样愚蠢的问题。他重复他的建议叫她回国，但她仍然固执地拒绝离去，他们的见面总是以领事的勃然大怒而告结束。他几乎倾向于同情起那个姓俞的无赖来，他不得不在三个敌对的女人之间维持和平。根据他的英国妻子的说法，他对她并非不善。他极力平等地对待他的两个妻子。兰伯特小姐无力改善这种状况。领事知道她平常穿中国衣服，但来见他时就换上欧洲人的服装。她越来越有些邋遢了。她的健康也因中国饮食而受到损害，她开始看上去有些病态了。那天当她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时，他确实感到吃惊。她没有戴帽子，头发乱蓬蓬的。她显得相当歇斯底里。
“他们想毒死我，”她喊叫着，把一只闻着有股食物腐臭味的碗拿到他面前。“这是有毒的，”她说。“我生病十天了，我能活着只能说是个奇迹。”
她详尽而又逼真地说了一大段故事，硬是要他相信，千真万确地是那些中国女人要用家常手段除掉仇恨她们的侵入者。
“他们知道你来这儿吗？”
“他们当然知道，我告诉他们我要去告发他们。”
现在终于是做决定性行动的时刻了。领事以他十足的公事公办的神态看着她。
“好吧，你绝对不能再回那儿了。我不会再听你的废话。我坚持要你离开这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
但他发现自己对这个女人没有理性的固执毫无办法。他重复了所有那些他用来劝说的理由，但她就是不听，跟往常一样，他发起火来。在回答他最后的几乎令人绝望的问题时，她所说的话完全夺去了他最后的一点平静。
“你究竟为什么要和这个男人待在一起呢？”
她迟疑了一会，眼里闪着一种稀奇古怪的神情。
“他额头上长着头发的那个样子我没法不喜欢，”她回答说。
领事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让他不能容忍的话。这真是最后的致命一击。而现在，他在城墙上大步走着，想以此来消除他的愤怒，虽然他不是一个常说粗话的人，但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就恶狠狠地骂了句：
“女人简直就该死！”
* * *
[1] 蒂罗尔，奥地利西部一个地区，蒂罗尔帽是一种男用毡帽，绿色，边带上饰有羽毛。
三十一
小伙子
他沿路轻快地大步走着，信心十足。他年方十七，又高又瘦，光滑的面庞还未长出胡须。他的双眼又大又亮，只是有点斜，红润的嘴唇上挂着一丝微笑，举手投足透出年轻人的快乐和大胆。一顶小圆帽随意地戴在头上，他穿着黑色长衫，在腰间系了条带子，裤腿通常是扎在脚踝处的，现在却被卷到了膝盖。他赤脚穿着双草鞋，脚不是很大却很好看。他从大清早就沿着这条铺上石块的路走着，道路弯曲着爬上山坡又下到谷底，穿过无数稻田，经过坟茔累累的墓地，通过热闹的村子，在那里他或许对几个坐在门口的身穿蓝色衣衫的俊俏姑娘投下赞许的目光（不过我想，他更希望是姑娘们向他投来心仪的目光吧）。现在他终于接近了旅途的终点，一座他来寻找发财机会的城市。城市坐落在一片肥沃平原的中央，周围是筑有雉堞的城墙，当他远远地看到了目的地，便坚定地向前走去。他昂着头，对自己的力量十分自豪，而他全部的家当就是背在肩上的一个蓝色棉布小包。
当迪克·惠廷顿[1]出发去寻找发财和扬名的机会时，他随身带了只猫，而这位中国年轻人则用手指优雅地拎着一只红色栅栏的圆形小鸟笼，里面有一只漂亮的绿鹦鹉。
* * *
[1] 惠廷顿（R. Whittington，1358—1423），又称迪克，英国商人，三次任伦敦市长。传说他原是个穷苦孤儿，因摩洛哥鼠害甚烈，国王高价买了他的猫而使他成为巨富。
三十二
范宁夫妇
他们住在一幢漂亮的方形房子里，四周有一圈走廊；房子坐落在一个临江的小山岗上，山下靠右一点也有一幢漂亮的方形房子，那是海关。范宁是海关专员，所以他每天到海关去。城市有五英里远，江边上只是一个小村子，专为过往水手提供他们需要的船上用具或食物。城里有几个传教士，但很少露面，村里的外国人除范宁夫妇之外，另有两位海关检查员。一位曾是个能干的海员，另一位是意大利人；他们都娶了中国太太。圣诞节和国王生日，范宁夫妇邀请他们共进午餐；此外他们之间的关系纯粹只是工作上的。轮船在这儿只停半个小时，所以他们从没有见过船长或主要轮机员，他们是船上仅有的白人，一年中有五个月水位太低，轮船无法通过。奇怪的是，只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看见的外国人最多，因为时不时地能遇到某个旅行者、商人或领事馆官员，而更常见的是传教士，他们坐平底船沿江而上，在这儿停靠过夜，这时，海关专员就去江边请他们来吃饭。他们生活得太孤单了。
范宁是个秃顶、壮实的矮个子男人，鼻子扁平，有一丛黑黑的小胡子。他做事严格、性格粗暴、语言生硬，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对中国人说话总是提高嗓门，是那种粗声粗气下命令的调子。虽然他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但每当他的一个“孩子”做事让他不满意，他就用英语把他痛骂一顿。他会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但最后你发现，他的粗暴仅仅是穿着的一层盔甲，用以掩饰一种痛苦的羞怯。他的意志战胜他的性情。当他努力使那些与他打交道的人相信他不是一个可怕的人，这时，他的粗暴几乎就是一种荒谬了。你觉得：他让别人严肃对待，没有谁会比他更为此感到吃惊了。他就像那些孩子们可以吹气的气球滑稽小人，你想到，他其实就生怕被吹炸了，这样每一个人就会看穿他不过是个空心大气泡。倒是他的妻子每每加以提醒和劝说，让他明白自己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当风暴过后，她会对他说：
“你知道，你发脾气时吓坏了我”，或者“我想我得跟那个孩子说些什么，他被你吓得直抖”。
这时，范宁就颇为自得，同时宽容地笑笑。当有人来访，她会说：
“中国人害怕我丈夫，但他们尊敬他。他们知道跟他玩花样没有好处。”
“是的，我应该知道怎样对付他们，”客人皱起眉头回答，“我在这个国家待了有二十年了。”
范宁太太是一个矮小、普通的女人，脸憔悴得像一枚酸果，有一只大鼻子和一口坏牙。她总是不很整洁，灰白的头发搭在额头上。说话中她会时不时地取出一个或两个簪子，晃一晃，也懒得照一下镜子，就随意地插在头发里。她喜欢鲜艳的色彩，穿着比较新奇，那是她和裁缝阿妈照着时装广告一起做出来的；但她穿起来从来都不能相配得当，而像是一个从沉船得救的人，一个女人能穿得如此稀奇古怪也真是少见。她像是一幅漫画，你看着她会忍不住发笑。她唯一有吸引力的是她柔和、极具乐感的声音，她说起话来那种低回的调子我不知道来自英国哪个地区。范宁夫妇有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他们和父母一起组成了这个孤寂之家。他们是两个可爱的孩子，心地善良而又天真烂漫，看着这个家庭如此和睦是很愉快的。他们在一起说个小笑话就逗得大伙很开心，他们彼此开玩笑，好像他们中没有一个超过十岁。虽然他们长时间互相陪伴，但看起来他们真像是谁也受不了别的一个人不在身边，每天当范宁去办公室时，孩子们舍不得让他离开，而每天他回家时他们欢天喜地迎候他。他们不怕他发脾气。
现在你会发现，这个和谐家庭的中心是那个矮小、古怪、难看的女人；使这个家庭和和睦睦的既不是出自偶然，也不是大家认可的特意安排，而是她身上那种爱的情感。从她早晨起床到晚上入睡，她的心思全在那三个她要照料的男人身上。她活泼的心灵时刻都在谋划他们的幸福。我不认为她忙乱的脑子里会有一刻想到她自己。她是一个无私的典范。这对于一个人而言真是难能可贵。她从来没有对人说过一句重话。她非常好客，是她让丈夫下山去江边请旅行者上来吃饭。但她邀请他们吃饭不是为了自己。她在孤单清静的生活中相当快乐，但她觉得丈夫会享受与陌生人交谈的乐趣。
“我不想让他陷在一个套子里。”她说。“我可怜的丈夫，他在这儿没有台球打，没有桥牌玩。除了一个女人没有人可以说话，这对一个男人来说真是太难了。”
每天晚上，当把孩子们打发上床，他们就玩纸牌。她打牌没有脑子，可怜的宝贝，她总是出错，但每当丈夫责备她，她就说：
“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聪明。”
就因为她把话说得如此明了，他也无从对她发什么脾气。当海关专员赢她的牌都腻了时，他们就去开留声机，并排坐着静静地听伦敦音乐喜剧的最新歌曲。你或许对此不屑一顾。可他们住在离英国一万英里远的地方，这是他们与他们深爱的家乡唯一连着的纽带；这使他们不觉得同文明全然割断。现在他们谈论着孩子们长大起来他们能为孩子们做些什么，但很快就会到送他们回国上学的时候了，这时，或许一阵疼痛会划过这个小妇人温柔的心房。
“伯蒂，孩子们一走，你日子会很难过的，”她说。“但那时我们也许可以搬到附近有俱乐部的什么地方去，这样，晚上你就可以去玩桥牌了。”
三十三
江中号子
整条江上你都能听得见高昂有力的号子，那是船夫们发出的。他们在奔腾的急流中奋力地划着，那艘平底帆船被冲击得船尾高翘，桅杆也偏向一边。而更扣人心弦的号子则来自江边的纤夫，他们拼命地拉着船逆流而上，如果是条乌篷船或许只需要五六个人，而要将一艘挂着横帆的漂亮大船拉过险滩则往往要动用几百号人。船正中站着一个人，不停地击鼓来鼓动纤夫们发力，那些纤夫拼尽全力，好像着魔一样，深深地弯着腰，有时气力用至极限，他们甚至四肢爬行，像荒野里的野兽。他们拉呀，拼命地拉，要与无情的激流抗争。他们的头领沿着队伍来回巡视，要是看到谁没有使出全力就会用竹片抽打他赤裸的脊背。每个人都必须竭尽全力，不然就会前功尽弃。尽管这样，他们的歌声依然热切、激昂，那是与汹涌波涛战斗的号子。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号子努力要表达的东西，我想它表达的是绷紧的心弦、撕裂的肌肉和人类战胜无情的自然力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虽然纤绳可能断裂，大船摇晃倒退，但最终还是渡过了险滩，而这劳累的一天也将以一顿热腾腾的饭菜，或许还有几管可以让人安然入睡的大烟而结束。然而，最痛苦的号子，是那些把大包货物从船上卸下，再一步一步沿着陡峭的石阶扛到城墙边的苦力们喊出的。他们不停地上上下下，而在举步维艰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号也是不间断的，“嘿，哟——啊，嗬”。他们都赤着脚，光着上身，他们汗流满面，他们的号子是痛苦的呻吟，是绝望的叹息，是揪心的呼喊。这声音几乎不是人发出的，那是灵魂在无边苦海中有节奏的呼号，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最沉痛的啜泣。生活实在是太艰难、太残酷了，这是他们最后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中号子。
三十四
海市蜃楼
他身材高大，有一双天蓝色的水泡眼和一副困窘的神态。他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使你觉得如果微微放松一点他就会舒服一些。他的头发柔软拳曲，紧紧贴在头上，这给你一种那不过是假发的感觉，让你忍不住想把它揭下来。他不擅闲聊，交谈中不是没有谈资就是无缘无故地冥思苦想，要不就是一个劲地请你喝苏打威士忌。
他是英美烟草公司在这里的负责人，他住的房子既是公司的办公室、仓库，也是他的居所。客厅沿墙整齐地摆着一套家具，上面的套子沾满了灰尘，中间放了一张圆桌。挂着的一盏油灯发出暗淡的光线，还有一个煤油炉用于取暖。墙上合适的地方都挂着镜框，里面放的是一些从美国杂志圣诞专刊上裁下来的石印油画。但是他不常到这间屋子来，闲暇时光一般都在卧室里打发。在美国他总是寄宿在别人家中，只有自己的卧室才是唯一的私人空间，这让他养成了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的习惯。坐在客厅里让他觉得不自在，他不喜欢脱外套，他觉得只有在家里才只穿衬衣，他把图书和文件全放在卧室里，那里还放了一张书桌和一把摇椅。
他在中国已经住了五年，但他还是不会说中文，对那些很可能要耗尽他人生最好时光的商业竞争也没什么兴趣。他做生意要靠翻译，家里则由一个仆人料理。他经常跋涉数百英里远去蒙古，通常是乘中国大车或骑矮脚马进入那个荒凉的山地国家；他投宿在路边的小客栈，那里聚集着成群的商人、牲口贩子、牧民、大兵、流氓和恶棍。那块土地上的人都不安分，一旦有了骚动，他就可能危在旦夕。但他去那儿都是为了生意上的事，这让他觉得厌烦，所以他总是很高兴能回到公司里那间他熟悉的卧室。他读得很多，但看的只是美国杂志，每次他的邮件都有很多杂志；看过的杂志他也不扔，堆的满屋子都是。他所居住的城市是蒙古进入中国的边境口岸，那儿住满了中国人，每天进出城门的蒙古骆驼商队川流不息；长龙般的牛车从亚洲遥远的地方拉来了兽皮，沿着拥挤的街道轰隆隆地驶过。他烦透了。似乎近在咫尺的冒险生活从未降临到他身上。他只在书中见识过这种冒险生活；他需要在那些描写美国得克萨斯州或内华达州的逞强斗狠，或是南太平洋上惊险逃生的传奇故事中去感受一腔热血沸腾。
三十五
陌生人
在酷热下出城走走是一种享受。传教士离开那艘沿着河流慢慢下行的游艇，随即舒舒服服地坐进等在河边的轿子。他被抬着经过河边的一个村子，开始上山。沿着铺了石条的台阶上山约莫有一个小时的路程，路旁长着松树，你能瞥见阳光下闪着光芒的宽阔的河流，两岸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这景色赏心悦目。轿夫们迈着大步，背上的汗珠亮闪闪的。这是一座香客朝圣的山林，顶上有一座佛寺，山路边有些供休憩的房子，苦力在那儿把轿子停了歇上几分钟，一个身穿灰袍子的和尚递给你一碗花茶。空气清新，有股甜味。享受舒适的郊游——晃悠的轿子让人非常放松——使得城里的一天几乎是有价值的了。这段山路走完就到了他的漂亮的小别墅，他要在这儿消夏避暑，眼前是香甜温柔的夜色。那天的邮件到了，他取出信和报纸，有四期《星期六晚邮报》和四期《文摘》。他期望的只是令人愉快的事物，人们常说的那种平安（即他所谓“出人意外的平安”[1]）很久以来就该降临于他，每当他离开喧闹的城市，置身于绿色山林，这种平安就会充满他的全身。
但他还是烦恼。这天他倒霉地碰到了一个人，事情虽小，但他仍然耿耿于怀。正是这个原因，他脸上蒙了一种愠怒的表情。这是一张清瘦、敏感，几乎像是苦行僧的脸，五官匀称，有一双智慧的眼睛。他个子高而单薄，细长的双腿犹如一只蚱蜢，在他坐在轿子里随着轿夫的脚步晃悠时，你会觉得那模样有几分滑稽，像一朵枯萎的百合。他是个温柔的人，连一只苍蝇也不愿意伤害的。
他在城里的一条街上碰见了桑德斯医生。桑德斯先生是位灰白头发的矮个子男人，脸色红润，有一只狮子鼻，这奇怪地给了他某种厚颜无耻的表情。他有一张肉感的大嘴，笑起来会露出发黄的蛀牙，而他是笑口常开的；他笑的时候，一双蓝色的小眼睛眯成一种古怪的样子，看起来像个阴险小人。他身上有某种粗俗味儿。他举动急促而又常常出人意外。他走路步子很快，感觉他总有急事要办。他是一个住在闹市区的医生，周围都是中国人。他没有注册，有好事者就去查询他是否有正式的资格；事实是他被吊销了行医资格，但什么罪名，刑事上的还是纯粹职业上的，无人知道；他怎样来到东方并最终在中国海边城市住下来，也没有人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医生，中国人非常相信他。他避开外国人，但避不开流言蜚语。每个认识的人向他问好，但没人邀请他上门，也没人登门去拜访。
那天下午他们遇到时，桑德斯医生大声打招呼：
“什么风在这个时候把你吹到城里来了？”
“我有些事情要办，不能再拖了，”传教士回答，“我还要取邮件。”
“有一天，一个陌生人要找你。”医生说。
“找我？”传教士吃惊地叫起来。
“哦，不是特地找你。”医生解释说。“他要找美国传教团，我告诉了他，但我对他说，他在那儿找不到人。他听后显得有些吃惊，我就告诉他你们五月就去山里了，要到九月才回来。”
“一个外国人？”传教士问，心里纳闷这个陌生人会是谁。
“喔，是的，当然是外国人。”医生眨着眼睛说。“后来他又问我其他传教团，我告诉他伦敦传教团在这儿有个机构，但去那儿也没有用，因为所有的传教士都去山里了。城里也实在是热得够戗。‘那我去找一家传教士学校。’陌生人说。‘喔，学校都关了。’我说。‘那我去找传教士医院。’‘可以试试，’我说，‘美国医院的设备都是最新的。他们的手术室棒极了。’‘主持的医生叫什么名字？’‘喔，他上山去了。’‘那病人怎么办？’‘五月到九月之间没有病人，’我说，‘要有的话，他们就只好麻烦本地药剂师了。’”
桑德斯医生停了一会。传教士看来有点摸不着头脑。
“后来呢？”
“陌生人犹豫不决地看了我一会。‘我离开前还是想看看这些传教团。’他说。‘你可以试试去找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团，’我说，‘他们一年四季都在这儿。’‘那他们什么时候休假呢？’他问。‘他们不休假，’我说。他听我这么一说就走了。我想他去找西班牙修道院了。”
传教士感觉像是掉进了陷阱，他烦躁不安地想他是怎样不明不白地掉进去的。他倒要看看还会发生什么。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佯作天真地问。
“我问过他的名字。”医生说。“‘哦，我是基督。’他说。”
传教士耸了耸肩，猛然叫黄包车夫拉车就走。
这件事可把他气坏了。这很不公正。确实，他们五月到九月不在城里，但天这么热不可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炎热的夏季让传教士在山里避暑以保持健康和精力，这对他们是大有好处的。一个生病的传教士只是个累赘。这是一种讲实际的政治，应该知道，如果一年中的部分时间拿出来用于休息和娱乐，那上帝的工作也会被做得更有效率。而且，用罗马天主教来比较也是很不公平的。他们不结婚，没有家庭顾虑。他们中的死亡率很可怕。这就是为什么，就在那个城市，十四个修女十年前来到中国，除了三个其余都死了。对他们来说，生活是极为轻松的，因为他们住在市区，全年待在那儿，工作起来很方便。他们没有牵挂。他们无需对亲朋承担义务。哦，把罗马天主教扯进来真是不公正。
然而，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最让人气不过的是没说一个字就让这无赖医生走了，你只要看一眼那张不怀好意堆着笑的脸就知道他是个无赖。当然可以给他一个回击，但那时他心里还没有想好；而眼下他想出了一句妙语。他心里涌出一股满足的欣喜，他几乎设想自己已经说了这句话。这是一个令对方哑口无言的驳斥，他满意地擦着他那双长长的、薄薄的手掌。“我亲爱的先生，”他应该这么说，“我们的上帝在履行公务的时候从不声称他是基督。”这是一句无法回应的斥责，这么一想，传教士忘掉了他的坏心情。
* * *
[1] 语出《圣经·新约》之“腓立比书”。
三十六
民主精神
这天夜里很冷，我吃过晚饭坐在燃着木炭的火盆边取暖，我的仆人在给我铺床。大部分的苦力住在隔壁的房间，隔着薄薄的木板墙，我可以听见他们中的几个人在谈天。一小时之前，另一拨旅客也住进了这个小客栈，于是这就客满了。突然间，外面传来一阵喧闹，我立刻到门口，看见从外面进来三乘轿子。轿子停在我面前，从第一乘轿子中走出一个矮胖的中国人，气宇不凡；他身着松鼠皮镶边的黑色绸袍子，头戴一顶毛皮方帽。他看到我站在客房门前，似乎吃了一惊，于是转向店主，用一种威严的语气询问。他看上去似乎是位官员，因为这间客栈最好的房间已经被占了而很是不满。店主告诉他有一个房间还空着。这是一个小房间，沿墙摆着几张床，铺了稻草，这房间通常是给苦力住的。他看后勃然大怒，于是场面顿时热闹起来。这官员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他的两个随从和脚夫也嚷嚷着附和，而店主和仆役则不停地申辩，解释，甚至恳求。那官员咆哮着威胁店主，于是曾经宁静的小院在几分钟内就回荡着愤怒的吼声，但这吵闹来得快去得也快，双方说妥了，官员屈尊住进了空着的房间。一位脏兮兮的仆役端进去热水，店主跟着送上热腾腾的大碗米饭，于是一切又都安静下来。
一小时后，我上床之前，走到院子里伸伸腿，活动了五分钟，让我吃惊的是我见到了那位矮胖的官员，刚才他还是那么刚愎自用傲气十足，现在却和一伙衣衫破旧的苦力一同坐在客栈前院的小桌子边。他们愉快交谈着，那官员静静地抽着旱水烟。他之前的所作所为看来只是为了使自己不丢面子，而这一目的达到之后，他就有了找人聊天的愿望，便也不介意与苦力们的社会差异了。他的态度也还热情，丝毫看不出屈尊俯就的不快，苦力则和他平起平坐地交谈。对我来说，这似乎就是真正的民主。东方人的这种平等观念既不同于欧洲人也有别于美洲人。在他们看来，职位和财富造成的人与人间地位的尊卑完全是偶然的，并不妨碍人的交往。
当我躺在床上时，我问自己为什么在专制的东方，人与人之间比自由民主的西方有更多的平等，我得承认，必须到臭水沟里去找答案。因为在西方，我们凭嗅觉来划分三六九等。工人是我们的主人，他们倾向于用铁腕统治我们，但不可否认他们身上带着臭味：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因为一大早要赶在工厂的铃响之前，抽空冲个澡可不是件方便的事情，再说，干重活的也不指望身上会有香味；而如果你对必须承担每周洗涤工作而满腹牢骚的妻子不能有所帮助，你也很难勤换内衣。我并不因为工人有汗臭而责怪他们，但那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嗅觉灵敏的人来说，这会造成社交的困难。大清早的一个澡要比出身、财富和教育更能区分出不同的阶级。我们注意到，那些出身低层的小说家常把这作为社会偏见的象征，而当代一位最优秀的作家在他的风趣故事中把每天早上洗个澡当作流氓人物的标志。而在这儿，中国人一生都在和各种难闻的气味打交道，他们自己并未觉察。他们的嗅觉并不能分辨对欧洲人不适的气味，所以他们并不介意和田里的农夫、苦力和手艺人平等交往。我敢说，也许臭水沟比议会制度更有利于民主。卫生设备的发明破坏了人的平等观念，它比少数人对资本的垄断更能引起阶级仇恨。
这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设想：当第一个人拉下抽水马桶的把手，他其实已不自觉地敲响了民主精神的丧钟。
三十七
基督复临派教徒
他身材高大，十分结实，衣服在身上绷得紧紧的，给你一种他买过衣服身上就开始长肉的印象。他总是穿着同样的衣服，那套蓝色西装，一看就知道是从百货公司买的现成货，胸襟上装饰着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领口浆过多次，一条黄领带上印有勿忘我花的花纹。他短小的鼻子和好斗的下巴，使那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上有一种坚定的表情；他那双大大的蓝眼睛藏在一副大金边眼镜之后，他的头发沿两鬓向后梳着，紧贴在头上，平直而呆板，但头顶上却有一簇不服帖的头发如鸡毛般翘着。
这是他第一次在长江上旅行，但他对周围的景色毫无兴趣。他从不欣赏一下从他身边流逝的滚滚江水，也不关心日出或日落时分，阳光给景物染上一层忧伤还是柔和的色彩。挂着白色横帆的大船沿江平稳地顺流而下。月亮出来了，给壮丽的大江披上一层银纱，给岸边绿树掩映中的庙宇添了一道奇异的神秘之光。而对这一切，他就是提不起兴致。他每天会抽空学点中文，而其他时间则用来读三个月前的一份《纽约时报》及1915年7月的国会辩论，天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在船上。他对这个他来宣传福音的国家中流行的种种宗教毫无兴趣，轻蔑地将它们归结为对魔鬼的崇拜。我觉得他从没有读过孔子的《论语》，对中国的历史、艺术和文学一无所知。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来这个国家，他谈及他所从事的职业就像一个公务员说他的工作一样，虽然报酬少（他抱怨挣的比一个手艺人还要少），他还是希望能把工作做好。他希望他的教堂能有更多的信徒，希望他的教会学校能自给自足。也许他曾经对感化异教徒有过坚定的决心，现在已经一点看不出来了。他把所有的事都当成生意来做，而成功最大的秘诀就在于这个宝贵的词“组织”。他是一个正直、诚实和有道德的人，但对他的事业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热忱。他似乎认为中国人头脑简单，就因为他们不了解他所做的事情，他就觉得他们愚昧无知。他自以为比他们高贵，他们制定的法律不适用于白人，而对他们希望他入乡随俗的想法他也十分讨厌。不过他人并不坏，也确实有个好脾气，只要你不去挑战他的权威，他无疑会尽心尽力为你效劳。
三十八
哲学家
这一个在我看来如此偏僻的地方，竟能发现这样庞大的一个城市，真让人感到惊奇。站在它面向落日的城楼上，你能看到西藏的雪山。城里人口众多，你只有在城墙上才能走得自由自在，一个腿脚快的人走城墙一圈要花三个小时。一千英里内没有铁路，河道很浅，只有载重不大的平底船能够安全航行。坐舢板需要五天才能抵达长江上游。在心神不安的时刻，你会自问：对生活来说，火车和轮船是否是必需的？我们每天使用这些交通工具，我们也认为是必需的；而在这儿，一百万人在成长、婚嫁、生儿育女和衰老死亡；这儿一百万人也忙碌地从事商业、艺术和思想创造。
这座城市里住着一个著名的哲学家[1]，前去拜访是我这次艰苦旅程的心愿之一。他是现代中国儒家学说最为权威的学者。据说他能流利地讲英语和德语。他多年担任慈禧太后的一个大总督的幕僚，但如今过着退隐的生活。然而全年某个星期的几天里，他会敞开大门进行诸如切磋学问、讲授儒学的活动。他有一批门徒，但人数不多，因为比起他那朴素的寓所和严厉的训诫，大部分学生更喜欢外国大学华丽的建筑和洋人有用的科学；而在他看来，这都不值得提起，他也不屑一顾。从听到的所有情况我可以推断，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当我表示想拜访这位名人时，我的东道主马上答应安排一次会见；但几天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当我问起时，主人耸了耸肩。
“我送去一张便条让他过来。”他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真是个固执的老家伙。”
我不认为以如此傲慢的方式对待一位哲学家是合适的，我也不奇怪他不理会这样的召唤。我设法给他送去一封信，用我想得出的最有礼貌的措辞问他能否同意我去拜访他，不到两个小时，我收到了回复，约定第二天上午十点钟见面。
我坐了轿子去。路似乎长得没有尽头。我经过或拥挤或冷僻的街道，最后来到一条街上，这儿安静而又空旷，在一堵长长的白墙中的一个小门前，轿夫放下我坐着的轿子。轿夫敲敲门，过了好一会儿，门上的一个小窗打开了，一双黑眼睛朝外看，随之是一番简短的通话，最后同意我进去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神情委靡，衣着寒酸，示意我跟他走。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仆人还是这位大师的一个门生。我穿过一个破败的院子，被引进一间狭长低矮的屋子。这儿几乎没有家具，只有一张美国式书桌、两把红木椅和两张中国式小桌子。靠墙摆着书架，上面有很多的书：绝大多数当然是中文书，但也有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的哲学和科学书籍；还有几百册未装订的学术期刊。在没有被书架占着的墙上，挂着不同风格的书法条幅，我猜想写的是孔子语录。地上没有地毯。这是一间阴冷、空荡，也不舒服的屋子。只是书桌上一只高花瓶中的黄色菊花，才使这阴沉的屋子有了些生气。
我等了些时候，那个引我进门的年轻人端来一壶茶、两只茶杯和一听弗吉尼亚牌香烟。他刚出去，哲学家就进来了。我赶紧表示蒙他的好意让我登门拜访。他请我坐下并开始沏茶。
“我很荣幸你想来看我。”他回答我的问候说。“贵国人只是跟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以为每个中国人必然地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我冒昧地表示异议。但我没有抓住他说话的要点。他将背靠在椅子上，带着一种嘲讽的表情看我。
“他们以为我们可以招之即来。”
我明白我朋友的糟糕的便条还在让他生气。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喃喃地表达了对他的敬意。
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高个子，扎着一条细长的灰辫子，有着明亮的大眼睛和厚重的眼袋。牙齿已经缺损发黄。他很清瘦，长得好看的双手小小的，干瘪得有些像爪子。我听说他抽鸦片。他衣着简朴，穿一件黑色长袍，戴一顶黑色帽子，衣帽都有些旧了，深灰色长裤在脚踝处扎起来。他看着我。他还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态度接待我。他有一种戒心。自然，哲学家在关注精神生活的人中间占着一个尊贵的位置，根据本杰明·迪斯累利的权威说法，这种尊贵必须以充分的恭维来供奉。我也有了我应该恭维的对象。现在我感觉到他的举止有了某种放松。他就像这样一个人，正儿八经地摆好了姿势准备拍照，但等快门咔嚓一响就离开，并轻松地恢复他的自我天性。他让我看他的藏书。
“你知道，我在柏林得到了哲学博士学位。”他说。“后来我在牛津大学学习了一个时期。但英国人，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于哲学而言不是很有天分。”
虽然他做出这一评论时带着歉意，但很明显，他乐于说一件让人略感不悦的事情。
“在思想界我们不是没有颇具影响的哲学家。”我提醒他说。
“休谟和贝克莱[2]？我在牛津的时候，那儿的哲学教授都想着别去冒犯他们的神学同事。他们并不跟从他们的思想抵达它逻辑上的结论，免得危及他们在大学圈子里的地位。”
“你研究过美国哲学的现代进展吗？”我问。
“你是说实用主义？这是那些想要信不可信之物的人的最后庇护所。我对美国石油比对美国哲学更有兴趣。”
他的议论非常尖刻。我们又坐下来喝茶。他开始说得更流畅了。他说一口规范而地道的英语，时不时地用一句德语来表达意思。就一个固执的人所能受到的影响而言，他可能深受德国的影响。德国人的条理性和勤奋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哲学上的敏锐对他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当一个治学刻苦的教授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论及他自己的一本著作时。
“我写了二十本书。”他说。“那是在欧洲出版物上唯一一篇评论我的文章。”
但是，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最终只是有助于他彻底弄明白：智慧说到底只能在儒家经典中被发现。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儒家学说。它圆满地回应了他精神上的需求，反过来，又使西学根本上显得空洞。我对此感兴趣是因为这证明了我的一个观点：哲学关乎个性，而不是逻辑。哲学家的信念并非依据确实的证据，而是他自己的性情；他的思维活动仅仅用来证明他直觉到的真实是有道理的。如果儒家学说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的主人点了一根烟。起初他的声音有些微弱疲惫，但随着谈兴越来越浓，他的声音也益发有力。他很兴奋地说着。他身上几乎没有一个智者的沉静。他是一个能言善辩者，也是一个斗士。他厌恶现代个人主义的吁求。在他看来，社会是个统一体，家庭则是社会的基础。他拥护古老中国、传统教育、君主制和僵硬的儒家经典。他越来越严厉地、愤愤不平地说起那些新近回国的留学生，责备他们亵渎神圣，摧毁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但是你们，知道你们正在做什么吗？”他大声说。“你们凭什么相信你们要比我们高出一筹？在艺术和学术上你们就胜过我们？难道我们的思想家不如你们深刻？难道我们的文明没有你们的文明那么复杂、那么深奥、那么精细吗？这么说吧，在你们住在山洞里，身上披着兽皮的时候，我们已是一个开化的民族了。你们知道我们在尝试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实验吗？我们寻求以智慧而不是强力来管理这个伟大的国家。千百年来我们成功地做到了。那为何白种人要瞧不起黄种人呢？这要我来告诉你吗？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枪。那就是你们的优势。我们是一群没有防御能力的人，你们可以不费力地置我们于死地。你们粉碎了我们哲学家的梦想：世界能以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来治理。如今你们正在教育我们的年轻一代懂得你们的秘密。你们将可怕的发明强加给我们。你们不知道我们学习机械的天才吗？你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最勤劳的人吗？你们认为我们得用很长时间才能学会吗？当黄种人能够造出跟白种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射击得同样准确时，那你们的优势何在呢？你们诉诸枪炮，你们也将会由枪炮来裁决。”
但这时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一个小女孩悄悄地走进来，依偎在这位老先生身边。她瞪着好奇的眼睛望着我。他告诉我这是他最小的孩子。他抱住孩子，低声跟她说些爱抚的话并温柔地吻她。她穿着黑色外套，裤子几乎够不到踝骨处，一条长辫子拖在背后。她是在皇帝退位、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那天出生的。
“我曾想她宣告着新时代之春的来临。”他说。“然而她只是这个伟大国家之秋的最后的花朵。”
他从书桌的一只抽屉里取出些铜钱，交给小女孩就让她走了。
“你看见我留了一条辫子。”他把辫子拿在手里说。“这是个象征。我是古老中国的最后的代表。”
他现在更温文尔雅了，他说起古代哲学家如何带着他们的弟子周游列国，传授一切值得学习的知识。各国王侯召请他们商议国事，让他们成为城市的治理者。他非常地博学，也极富口才，他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了他的国家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我不禁想他多少是一个悲哀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但没有帝王来赋予他治理国家的重任。他满腹经纶，渴望传授给莘莘学子，这是他精神上所追求的，但只有少数生活不幸、贫寒和资质愚钝的外乡人去听他讲学。
我几次小心地表示我该告辞了，但他不想让我走。最后我觉得必须走了。我站起身。他拉住我的手。
“你来看望中国最后一个哲学家，我要送你一点东西作为纪念，但我是一个贫穷的人，我不知道能送什么才值得你接受。”
我谢谢他的好意，表示拜访留下的记忆本身就是宝贵的礼物。他笑了。
“在这个衰败的时代，人的记忆是很短暂的，我愿意送你更为坚实一点的东西。我想送你一本我的书，但你不会读中文。”
他带着一种亲切的困惑表情看着我。我有了一个主意。
“送我一幅你的字吧。”我说。
“你喜欢中国书法？”他笑着说。“我年轻时就有人认为我的字体不是一无是处的。”
他在书桌前坐下，取出一张宣纸铺开来。他在砚台里倒了一点水，用墨磨着，又拿来了笔。他活动了一下手臂，开始写起来。我一边看他写字，一边饶有兴味地想起有关他的一些轶事。说是这个老人每当积攒了一些钱，就会胡乱地用在花街柳巷，这是通常对那些地方的委婉说法。他的大儿子是城里一个有名望的人，被他父亲的传闻弄得很没有面子，只是他强烈的孝顺心才避免了对这种放荡行为的严厉责备。我敢说，对做儿子的来说，父亲如此放荡确实令人难堪，但对研究人性的学者而言，这又是可以平静看待的。哲学家倾向于在书房中阐述他们的理论，只是从他们间接了解的生活材料中得出结论，而在我看来，如果他们也面临普通人所遭遇的人生浮沉，那他们的著作会有更确切的意义。我是乐于宽厚地看待老夫子的这种雅好的。也许他寻求的不过是去阐明人之假象的最不可理解的一面吧。
他字写好了。为了让墨迹干得快些，他撒了些粉末在纸上，随后把纸递给我。
“你写了些什么？”我问。
我想他眼神中略微有一丝恶意。
“我冒昧地送你我自己的两首小诗。”
“我不知道你还是个诗人。”
“在中国仍是一个未开化的国家时，”他不无讽刺地回答说，“所有的读书人至少会写几行风雅的诗句。”
我接过纸，看着上面的汉字，这些字在纸上构成了一种好看的图形。
“你愿意给我翻译一下吗？”
“译者即叛徒，”他回答说。“你别指望我出卖自己。请你的英国朋友帮忙吧。那些中国通其实一无所知，但你至少可以找到一个人，能够给你粗略而简单地翻译几行。”
我向他告辞，他特别客气地送我到我的轿子前。后来有个机会，我把诗给我认识的一个汉学家看，下面就是他的译文。[3]老实说，我读诗的时候，多少有点吃惊，这无疑是不合情理的。
你不爱我时：你的声音甜蜜；
你笑意盈盈；素手纤纤。
然而你爱我了：你的声音凄楚；
你眼泪汪汪；玉手让人痛惜。
悲哀啊悲哀，莫非爱情使你不再可爱。
——
我渴望岁月流逝
那你就会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