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百年战争，指1337—1453年英法两国之间的一系列战争。
[45] 玫瑰战争，1455—1485年间，英国都铎王朝产生之前，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为争夺王位，不断发生战争，因双方分别以红玫瑰和白玫瑰为家族标记，故史称玫瑰战争。
[46] 奥布里（1626—1697），英国作家，写过名人传记。
[47] 贝利（1762—1851），苏格兰女诗人。
[48] 文法学校，英国小学毕业生要参加“11龄考试”，成绩优异者可上文法学校，将来可望继续深造，成绩平庸者上普通中学。实际上这是一种教育分流手段。
[49] 撒克逊和不列颠族系英国古代居民，在异族入侵时期处于被征服、被压迫地位。
[50] 彭斯（1759—1796），苏格兰农民诗人。
[51] 菲茨杰拉德（1809—1883），英国作家，曾将波斯民谣《鲁拜集》译成英文。
[52] 柯勒·贝尔，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笔名。
[53] 乔治·爱略特，女作家玛丽·安妮·埃文斯笔名。
[54] 乔治·桑，法国女作家奥罗尔·杜邦笔名。
[55] 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前429年），雅典政治家。
[56] 哈利大街，伦敦外科医师聚居之处。
[57] 参阅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卡珊德拉》，发表于R·斯特雷奇主编的《事业》。——原注（南丁格尔，1820—1910，现代护理学鼻祖。——译者注）
[58] 温奇尔西夫人（1661—1720），英国女诗人。
[59] 盖伊（1685—1732），英国诗人。
[60] 贝恩（1640—1689），第一位以写作为生的英国女作家。
[61] 卡特（1717—1806），18世纪英国著名女学者。
[62] 詹姆斯·爱德华·奥斯丁·李著：《回忆简·奥斯丁》。——原注
[63] 埃杰顿·布里奇斯（1762—1836），英国作家。
[64] “（她）有一种抽象的目的，那是一种危险的偏见，对妇女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女人很少有男人那种对于修辞学的健康爱好。女性在这方面的欠缺实在奇怪，在其他方面，她们是更加原始、更加唯物的。”《新标准》，1928年6月。——原注
[65] “如果你就像那位记者，认为女小说家只有勇敢地承认女性的局限性，才有希望取得杰出成就［简·奥斯丁（已经）显示，她能够多么优美地作出此种姿态……］。”《人生与书信》，1928年8月。——原注
[66] Dianna of the Crossways是英国小说家梅瑞狄思（1828—1909）的作品。
[67] 原文为receptacle，托座。
[68]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意识流小说家，代表作为《追忆逝水年华》。
[69] 《伯克氏英国贵族家谱》，1826年初版于伦敦，目前仍在继续出版。
[70] 《德布雷特贵族名人录》，1903年初版于伦敦。
[71] 斯雷尔夫人（1741—1821），是萨缪尔·约翰逊博士的密友，丧夫三年之后，改嫁女儿的音乐教师皮奥齐，约翰逊曾为此写信抱怨。斯特里特汉姆系斯雷尔宅邸所在之处，约翰逊曾在此与斯雷尔夫妇相聚。斯雷尔夫人曾撰写《约翰逊博士最后20年轶事》。
[72] 斯雷尔夫人（1741—1821），是萨缪尔·约翰逊博士的密友，丧夫三年之后，改嫁女儿的音乐教师皮奥齐，约翰逊曾为此写信抱怨。斯特里特汉姆系斯雷尔宅邸所在之处，约翰逊曾在此与斯雷尔夫妇相聚。斯雷尔夫人曾撰写《约翰逊博士最后20年轶事》。
[73] 巴拉克拉瓦，1854年10月25日克里米亚战争中的一次战役。
[74] 爱德华七世（1841—1910），1901—1910年为英国国王。
[75] 作者所说的日新月异的世界，显然是指放满妇女用品的百货商店。
[76] 尤文纳尔，古罗马讽刺诗人。
[77] 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戏剧家。
[78] 白厅是英国政府机关所在的街道。
[79] 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诗人、文艺评论家。
[80] 在英语中，大写字母“I”的意思就是“我”。
[81] 言下之意，是这个自高自大的“我”遮挡了视线，使人看不到风景。
[82] 按照伍尔夫言下之意，一般男子就像B先生，心灵中的男女两性因素是隔绝不通的，这种男性因素占绝对优势的单性心灵，是没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只有柯勒律治那样的双性心灵，男女两种因素在心灵中和谐融合，才会产生不朽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83] 高尔斯华绥（1867—1933），英国小说家，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84] 吉卜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85] 乔莱昂，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中的人物。
[86] 沃尔特·罗利（1554—1618），英国探险家，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
[87] 伍尔夫认为，在这些作家的心灵中，都是既有男性因素，又有女性因素。
[88] 请读者注意，这里是“它的婚礼”而不是“他的婚礼”。“它”指心灵。伍尔夫把写作过程看作心灵中两性对立因素结合的过程。
[89] 《惠特克年鉴》于1868年在伦敦首次出版，后来又不断再版。其中的等级顺序表，详细介绍了英国皇室的繁文缛节，规定了在各种礼仪场合不同等级人物的出场顺序。
[90] 库奇爵士（1863—1944），英国诗人，曾经主编《牛津英国诗歌选》、《牛津歌谣集》。
[91] 罗斯金（1819—1900），英国艺术批评家，其父乃商人。
[92] 约翰·克莱尔（1793—1864），英国诗人，于1837年患精神病。
[93] 汤姆森（1834—1882），英国诗人。
[94] 引自阿瑟·奎勒-库奇：《写作的艺术》。——原注
[95]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是俄国与英、法、土耳其、撒丁王国之间的战争。南丁格尔在这场战争中走出了贵族的客厅，成为战地医院护士的鼻祖。
[96] 欧洲战争，应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97] 此乃戏言，呼应前文，姑妈坠马而死，使她得到每年500英镑遗产。
[98] 引自约·蓝·戴维斯：《妇女简史》。——原注
[99] 原文是to be uneducated。或许作者向我们暗示，女性进大学会忘却女性本能和生活常识，而被迫接受男权社会的性别歧视观念。
[100] 锡德尼·李（1859—1926），英国作家，著有《莎士比亚传》。
论笛福[1]
几百周年纪念的报道者往往有一种恐惧心理，他唯恐自己是在打量着一个正在消失的幽灵，并且不得不预告它正趋向于灭亡。对于《鲁滨孙飘流记》两百周年纪念的报道者而言，不仅不会有这种恐惧心理，甚至只要想起他居然会有这种念头，都会感到可笑。这或许是事实，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鲁滨孙飘流记》已经诞生两百周年了，然而，我们大可不必去作那种通常的推测：人们现在是否还在阅读并且将要继续阅读这本书。这两百周年所产生的效果，令我们惊叹：这部永存不朽的《鲁滨孙飘流记》，不过才存在了这么短一段时间。这本书好像是整个民族的无名产品之一，而不是个人智力的结晶；说起这本书的两百周年纪念，我们立即会想到，我们是在纪念英国的史前遗迹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大石柱本身。这有一部分是由于以下事实：在我们的童年时代，我们都曾经听别人给我们朗读过《鲁滨孙飘流记》，因此，我们对于笛福和他这部小说的心情，与希腊人对于荷马的崇敬十分相似。我们当时从未想到过有笛福这么一个人物，如果有人告诉我们，《鲁滨孙飘流记》原来是某人用笔写出来的故事，这或者会使我们感到不快，或者会使我们觉得毫无意义。童年时代的印象，是最持久、最深刻的印象。丹尼尔·笛福的大名，似乎仍然没有权利在《鲁滨孙飘流记》的扉页上出现，如果我们纪念这本书的两百周年，我们不过是间接提及这个事实：这本书就像那史前的巨大石柱一样，至今依然留存。
这本书的伟大名声，给它的作者带来了某种不公正的待遇；因为，在它给了他一种无名的荣誉的同时，它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又是一些其他作品的作者，我们可以放心地断言，这些作品我们在儿童时期可没听别人给我们朗读过。于是，在一八七〇年，当《基督世界》的编辑呼吁“英国的男女儿童”在笛福那座曾被雷电击坏的坟墓上竖立一块纪念碑时，在那块大理石上就铭刻着：纪念《鲁滨孙飘流记》的作者。并未提及《摩尔·弗兰德斯》。想起这本书的主题，以及《罗克萨纳》、《辛格顿船长》、《杰克上校》和其他作品所涉及的主题，我们就不必为这种忽略感到惊奇，虽然我们或许会感到愤慨。我们可能会同意笛福传记的作者赖特先生的意见：这些“不是念给客厅餐桌旁边的人们听的作品”。然而，除非我们把客厅的桌子这件有用的家具当作艺术趣味的最后裁决者，我们必然会对这一事实表示遗憾：由于这些作品外表上的粗糙，或者由于《鲁滨孙飘流记》的广泛声誉，使它们远远没有赢得它们应有的名声。在任何一块纪念碑上，要是它还值得称为一块纪念碑的话，至少应该把《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萨纳》的名字和笛福的名字一样深深地铭刻上去。它们可以与那些为数不多的、堪称无可否认的伟大英国小说的著作并列。它们那位更加著名的伙伴的两百周年纪念，很可能会使得我们去思考：它们的伟大之处究竟何在，而它们的优点和《鲁滨孙飘流记》的优点有着这么多的共同之处。
当笛福成为小说家时，他已经是一位上了岁数的人了。他是一位比理查森[2]和菲尔丁要早好多年的前辈，他是真正给小说定型并且把它推上它的发展道路的创始人之一。然而，没有必要详细论述他居于先驱地位的事实，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当他着手写作小说之时，他对于这门艺术怀有某些概念，他之所以获得这些概念，有一部分是由于他本人就是这种概念最初的实践者之一。小说必须讲述真实的故事，并且宣扬高尚的道德，才能证明它存在的价值。“这样通过虚构捏造来提供一个故事，肯定是一种最丑恶可耻的罪行，”他写道。“正是某种谎言，在心头捅了一个大窟窿，而一种说谎的习惯，就渐渐地钻了进去。”因此，在他的每一部作品的前言和正文里，他煞费苦心地坚持声明：他从未凭空捏造，总是依据事实，而他的一贯目的，是那种十分合乎道德的愿望，他要使有罪的人幡然悔悟，或者告诫天真无辜的人免入歧途。幸运的是，这些原则和他的自然气质、天赋才能完全吻合。在他把他的亲身经历转化为文字在小说中加以叙述之前，他于六十年生涯中所遭受的各种各样的命运，已经在他的心中积累了丰富的事实。他写道：“不久以前，我曾经把我一生中的情景总结成两行对偶的诗句：
没有人比我更饱尝命运的酸甜苦辣，
我历尽沧桑经受了十余番贫富更迭。”
在他写作《摩尔·弗兰德斯》之前，他曾花了十八个月时间，在伦敦新门监狱和小偷、海盗、拦路抢劫犯、伪币铸造者交谈。但是，通过现实生活和偶然事件在你身上所留下的深刻印记来切身感受各种事实，这是一种情况；把别人所说的那些事实贪婪地吞咽下去并且把它们的印象永不磨灭地保存下来，这又是另一码事。并非仅仅因为笛福理解贫困的沉重压力，因为他曾和这种压力之下的牺牲者们谈过话，而且因为那种任凭环境摆布、被迫想尽各种办法来口的没有保障的生活唤起了他的想象力，要求把它作为他的艺术的恰当素材。在他那些伟大小说的最初几页中，他把他的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置于如此冷漠无情的悲惨境地，他们的生存必然是一种不断的挣扎，他们侥幸活了下来，完全是幸运和他们本身努力奋斗的结果。摩尔·弗兰德斯是一个女犯人在新门监狱生下的婴儿；辛格顿船长在童年就被人偷去卖给了那些吉卜赛人；杰克上校虽然“生来就是一位绅士，却当了扒窃犯的门徒”；罗克萨纳起初生活较有保障，但她在十五岁时结了婚，后来眼看着她的丈夫破了产，在她身边留下了五个孩子，处于“用言词所能表达的最悲惨的境地”。
就这样，这些男孩或女孩人人都得为自己去开辟一个世界，进行一番搏斗。如此来处理书中的局面，完全合乎笛福的心意。他们中间最著名的人物，摩尔·弗兰德斯，她刚刚出生，或者说仅仅获得了半年的喘息时间，就被那“最恶毒的魔鬼——贫困”所唆使，她刚会做针线活儿，就不得不自己谋生，她被人们所驱逐，到处流浪，从来也不向她的创造者祈求她无法给自己提供的那种美妙的家庭生活气氛，却依靠他去尽她所能地招徕陌生人和顾客。从一开始，证明她自己的生存权利这个沉重的负担，就落到了她的肩上。她不得不完全依靠她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每逢意外事故发生，她就用在自己的头脑里锻炼出来的、凭经验得来的道德准则去应付。这个故事之所以是生气勃勃的，有一部分是由于她在非常年幼的时候就越过了众所公认的法律界限，因此她就获得了一种被社会所排斥的流浪者的自由。唯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她能够舒适安全地定居下来。然而，从一开始，作者的特殊天赋就表现出它自己的力量，避开了那明显的危机，免于陷入冒险小说的俗套。他使我们明白，摩尔·弗兰德斯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人，而不仅仅是为一连串冒险故事所提供的某种材料。为了证明这一点，像罗克萨纳一样，她一开始就热情地，或许是不幸地，陷入了情网。她必须提起精神去和别人结婚，并且非常密切地注视她的账目结算和前途命运，这对她的热情而言是不可轻视的因素，但这要由她的出身来负责；而且，和笛福笔下所有的女人一样，她是一位有健全理解力的人物。只要合乎她的目的，她就毫无顾忌地撒谎，既然如此，当她把关于她的真相说出来时，其中总有某些不可否认的事实。她不能为个人感情的细腻微妙而浪费时间；她落下一滴眼泪，感到片刻的惆怅，于是她又把“那个故事继续讲下去了”。她有一种喜欢迎着风暴毅然前进的气概。她乐于施展她自己的各种能力。当她发现，在弗吉尼亚和她结婚的那个男人原来是她的亲兄弟，她感到十分厌恶，她坚持必须和他分手；但是，她一到布里斯托尔港，“就改变航线到巴思温泉去了，因为我还年轻，我的天性一向乐观，并且继续乐观而趋于极端。”她并非没有心肝，也没人能指责她举止轻浮；但是，生命使她喜悦，她是一位把我们全都吸引住的活生生的女主人公。有甚于此，她的雄心壮志带有想象色彩，这使它可以列入那些高贵激情的范畴。她生性泼辣，注重实际的需要，尽管如此，某种渴望仍时常在她的心头萦绕，她渴望浪漫的爱情，渴望那种（按照她的观念而言）使一个男子汉成为一位绅士的品质。当她使一个拦路抢劫犯对她的财产作出错误的估计之时，她这样写道：“他的确具有一种真正的骑士风度，而这对我说来就更加可悲。宁可毁于一位体面的绅士之手，也胜过被一个流氓糟蹋，甚至这也是某种令人宽慰的想法。”下面的情况和她这种性格是完全符合的。她为她的最后一个伙伴感到骄傲，因为当他们到达殖民地时，他拒绝干活而宁可打猎，她高高兴兴地给他买了假发和银柄的宝剑，“使他看上去像一位优雅的绅士，因为他确实是一位这样的人物。”她对于炎热气候的偏爱，和她亲吻她儿子踏过的土地的那种激情是完全一致的。她高尚地忍受了别人的各种过失，只要它不是“在精神上完全低级下流，专横，残忍，在占上风时冷酷无情，在处境不利时卑躬屈膝、灰心丧气”。除此之外，她对一切人都善意相待。
这位饱经风霜的老罪人的各种品质和美德的清单，还远远没有开列完毕，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在伦敦桥上卖苹果的博罗的女人为什么把她称为“上帝赐福的玛丽”，并且认为她的书比她货摊上所有的苹果还要值钱，而那位博罗则拿起这本书躲进货棚深处，一直读到眼睛发酸。我们详述有关人物性格的这些迹象，无非是借此证明，摩尔·弗兰德斯的作者并非像人们所指责的那样，仅仅是一位对于人的心理本质毫无概念的新闻记者和客观事实的忠实记录者。的确如此，他的人物的形象和实质都是自动形成的，它们似乎对作者置之不理，而且并不完全符合他的心意。他从不仔细描绘或特别强调任何精巧微妙或哀婉动人之处，而是冷静地匆匆忙忙把故事继续讲下去，似乎这些精巧动人之处都是自动涌现出来的，而他对此毫无觉察。一个富于想象力的笔触（例如，当那位王子坐在他儿子的摇篮旁边，而罗克萨纳注意到“当那婴儿熟睡之时，他多么喜欢瞧着他”），似乎对于我们比对于他本人含有更多的意义。在对于把重要消息传送给新门监狱中的盗窃犯这样一个次要人物的必要性发表了一通非常现代化的议论之后，唯恐我们会在睡梦之中论及此事，他请求我们原谅他扯得离题太远。他似乎把他的人物深深地印在心中，结果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他究竟是怎样把他们变得栩栩如生的；而且，和一切无意识的艺术家们一样，他在他的作品中所留下的财富，比他的同时代人所能发掘出来的更多。
因此，我们对于他的人物所作的解释，很可能使他感到困惑。我们为自己找到了甚至在他本人眼前也要小心加以伪装的各种含义。于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于摩尔·弗兰德斯的赞叹，远远地超过我们对于她的谴责。我们也无法相信，笛福对于她犯罪的确实程度已作了决定性的判断，或者他没有意识到，当他考虑到那些被社会所遗弃的人们的生活之时，他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即使他并未公然回答，他也在书中暗示了一些和他所表白的信仰相互矛盾的答案。从他的论文《妇女的教育》所提供的证据中，我们知道他已远远地超越他的时代，深刻地考虑过妇女的能力（他对此评价极高），以及她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他对此严厉谴责）。
考虑到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明的基督教国家，我经常想到，我们否认了妇女学习的权利，这是世界上最野蛮的风俗之一。我们愚蠢而傲慢地每天都在指责女性；我深信，如果妇女享有和我们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她们所犯的罪过会比我们的更少。
妇女权利的鼓吹者们，或许几乎不想把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萨纳列入她们的守护神的名单；然而，这一点很清楚：笛福不仅想要她们说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某些十分现代化的论调，而且他把她们置于这样的环境之中，让她们所遭受的特殊的苦难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出来，以至于必然会引起我们的同情。摩尔·弗兰德斯说，妇女所需要的是勇气和“坚持她们自己的立场”并立即显示出其可能获得的利益的那种力量。罗克萨纳，一位具有和她相同信念的女士，更加敏锐地为反对婚姻的奴役而争辩。那位商人告诉她说，婚姻会使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创一个新的事业”；她却认为“这是对于通常的实践提出相反意见的一种说法”。在所有的作家中，笛福最少犯那种赤裸裸地说教的错误。罗克萨纳牢牢地吸引住我们的注意力，因为她完全没有意识到，从任何良好的意义上来说，她是女性的一个榜样，所以她有权承认，她的那一部分论点“带有一种高尚而严肃的倾向，这一点我当初的确完全没有想到”。意识到她本身的各种弱点，以及由这种意识所产生的对于她自己的动机的真诚的疑问，导致了令人愉快的后果，那就是保持她的形象的鲜明生动和富于人性；而这么多社会问题小说的殉教者和先驱者们，却让他们的作品皱缩枯萎，只剩下他们各自的信念的干巴巴的教条。
但是，笛福之所以令我们钦佩，并非由于我们能够显示出他已经预告了梅瑞狄斯的某些观点，或者写出了可能被易卜生改写成剧本的某些场面（这种奇怪的建议已经提出来了）。不论他对于妇女地位的主张是什么，它们都是他的主要优点的一种附带产品；他的主要优点就在于他只论述事物的重要的、持久的方面，而不涉及其暂时的、琐细的方面。他的作品往往显得单调。他能够摹仿一位科学旅行考察者实事求是的精确性，直到我们惊叹他的笔居然能够描绘，或者说他的头脑居然能够想象，那些甚至不能以事实来作为借口的场面，以此来减轻它的枯燥乏味。他忽略了蔬菜的大部分特性，并且忽略了人类的大部分天性。这一切我们都可以容忍，尽管我们已经在许多我们认为是伟大的作家身上容忍了一些同样严重的缺陷。但是，那也并不损害削弱剩余部分的特殊优点。从一开始，他就限定了他的活动范围，并且限制了他的雄心壮志，这使他得到了一种洞悉事实真相的真实，它要比那种他称之为他的目标的外表事实的真实远为珍贵和持久。摩尔·弗兰德斯和她的朋友们向他毛遂自荐，吸引了他的注意，并非像我们所说，因为他们“栩栩如生”，亦非如他所断言，因为他们是公众可能获得教益的惩恶劝善的例证。出于苦难生活的熏陶而在他们身上滋生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真实性，激起了他的兴趣。对于他们而言，没有任何借口可以利用；没有任何仁慈的避难所可以掩盖他们的动机。贫穷就是压迫他们的监工头儿。对于他们的失误，笛福从未超过一种口头上的审判。但是，他们的勇气、机智和顽强，却使他欣喜。他发现，在他们的社会中，充满着有趣的谈话、好听的故事、互相信赖的诚意和一种自己创造的道德准则。他们的命运变化无穷，在他自己的一生中，他对这种变化赞赏、玩味、注视。最重要的是，那些男人和女人毫无顾忌地公开谈论自古以来就感动了男男女女的那种激情和欲望，因此，即使到了现在，他们的生命力还未削弱。在被人公开注视的任何一件事情之中，都包含着一种尊严。甚至在他们的经历中起了如此巨大作用的金钱这个肮脏的主题，当它并非代表一种悠闲舒适和趾高气扬的态度，而是意味着荣誉、诚实和生活本身，它就变成一个并不肮脏而是悲剧性的主题了。你可以提出反对意见，说笛福平凡单调，但你决不能说他热衷于琐碎无聊的事情。
他确实属于那些伟大而朴素的作家的行列，他们的作品，建立在对于人性中虽然不是最有魅力却是最为持久的因素的理解之上。站在饿汉桥[3]上俯瞰伦敦，那一片景色是灰黯的、严肃的、宏大的，充满着由熙熙攘攘的车辆和商贩所引起的轻微的骚动，要是没有那些船只的桅杆和城里的塔尖与拱顶，这幅图景是平凡而毫无诗意的，它使我们想起了笛福。站在街角的那些手里捧着紫罗兰的衣衫褴褛的姑娘们，还有那些久经风霜的老妇人，她们在桥拱下面陈列着她们的火柴和鞋带，耐心地等候着顾客，她们似乎都是从他的书中跑出来的人物。他和克雷布[4]与吉辛[5]属于同一个学派，他并非仅仅是他们在这个严格的学习场所的平辈同学，而是它的鼻祖和大师。
* * *
[1] 本文选自伍尔夫论文集《普通读者》，系伍尔夫于1919年为纪念《鲁滨孙飘流记》出版两百周年而撰。笛福（1660—1731），英国小说家。以《鲁滨孙飘流记》一书闻名于世。另著有《辛格顿船长》、《摩尔·弗兰德斯》等小说。
[2] 塞缪尔·理查森（1689—1761），英国著名小说家。
[3] 原文是Hungerford Bridge。
[4] 乔治·克雷布（1754—1832），英国诗人。
[5] 乔治·罗伯特·吉辛（1857—1903），英国小说家。
论约瑟夫·康拉德[1]
突然间，我们的客人离开了我们，叫我们还来不及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或考虑好告别的言辞；而他的不拘礼节、不辞而别和他多年前神秘地到这个国家来定居是合拍一致的。因为在他的周围始终萦绕着某种神秘的气氛。这种神秘的气氛一部分来自他的波兰血统，一部分来自他令人难忘的容貌，一部分来自他奇怪的选择：他宁愿住在穷乡僻壤，听不到流言蜚语，受不到人们的邀请，因此，要得到关于他的消息，只有依靠那些习惯于拉拉门铃就登门拜访的淳朴乡民所提供的证据，按照他们的报告，那位陌生的主人礼仪周全、目光炯炯，说起英语来带有强烈的外国口音。
固然，死亡往往会加快并且集中我们的记忆，但康拉德的天才带有某种基本的而非偶然的难以接近的因素。他近年来的声誉，明显地异乎寻常，毫无疑问在英国居于最高地位；然而他并非大众化的作家。有些人带着热情的喜悦来读他的作品，其他人认为他冷漠而缺乏光彩。在他的读者中间，包括年龄和爱好极其悬殊的人们。十四岁的小学生们从马立特[2]、司各特、亨梯[3]、狄更斯中间匆匆经过，把他和其他作家一块儿囫囵吞下；那些老练而挑剔的读者们逐渐深入到文学的心脏，他们在那儿反复翻弄着几片珍贵的面包屑，小心翼翼地把康拉德选上他们的筵席。当然，在人们不论什么时候总会发现别扭和不协调的地方，在他的美感中，可以发现一种不协调的根源。读者翻开康拉德的小说，必定和海伦[4]照镜子时的感觉相同，她注视镜中的倩影就会明白：不论她怎么办，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可能被当作一位平凡的妇女。康拉德具有如此的天赋，他使自己受到这样的训练，他又是如此地受惠于一种奇特的语言，它的特殊魅力在于它的拉丁素质而不在于它的撒克逊品质，因此，他的文字似乎不可能有一点拙陋的或无意义的败笔。他的情人——他的风格——在静止状态有时候有点儿令人昏昏欲睡。但是，让我们去和她攀谈吧，那么她就会风度翩翩地向我们逼近过来，带着多么动人的色彩、胜利的喜悦和威严！然而，这一点尚可争议：如果他在创作那些他不得不写的作品之时不是像这样不断地关心它们的外观，康拉德可能会既赢得高度声誉又受到大众欢迎。它们阻滞了、妨碍了、分散了艺术效果，他的评论家们指着那些著名的段落说道；而把它们从上下文中抽取出来，和其他攀折下来的英国散文之花一起展览，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他们抱怨道：他是自我意识的、呆板的、雕琢的，对他说来，他自己的声音比人类在痛苦中的呼喊更为亲切。这种批评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而且像乐队演奏《费加罗》[5]时聋子们的评论一样，令人难以反驳。他们看见了那个交响乐队；他们听到从远处传来一阵凄凉模糊的磨擦声；他们自己的评论被打断了，于是他们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要是那五十位提琴手去敲石铺路而不是在这儿磨擦[6]莫扎特的乐曲，他们可以更好地为人生的目的服务。美教导着我们，美是一位训导者，既然美的教诲和她的声音是不可分离的，那么对于那些听不到她声音的人们，我们又如何能使他们信服呢？去阅读康拉德的作品吧，不要浅尝辄止而是整批地阅读，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康拉德所关心的只是向我们显示大海的夜色之美，谁要是在那相当呆板而低沉的音乐中听不出它的意蕴、它的骄傲、它的广阔而不可改变的完整，感觉不到善比恶更好，而忠诚、正直和勇气正是善的表现，那么他一定是真的没有把握住康拉德文字的意义。然而，要从这些作品的成分中捕捉这样的信息，可是件棘手的工作。放在我们的小碟子里滤干了，离开了语言的神秘和魔力，它们就丧失了兴奋和刺激的力量，丧失了作为康拉德散文的一种持久品质的极其猛烈的力量。
因为，正是依靠他身上某种激烈的气质，领袖和船长的气质，康拉德抓住了青少年的心。直到他写出《诺斯特罗莫》为止，年轻的读者们敏捷地觉察到他的人物基本上是朴实而英勇的，不论他们的思想多么微妙，他们的创造者的手法多么迂回曲折。他们是习惯于孤独寂寞的海员，他们与大自然发生冲突，但与人和睦相处。大自然是他们的敌手；正是她激发了荣誉、豪爽、忠诚等男子汉特有的品质；也正是她，在隐蔽的海湾中把深奥莫测、严肃稳重的美丽姑娘培育为成年妇女。首先，正是大自然造就了惠莱船长和老辛格顿那样乖戾执拗、饱经风霜的人物，他们是朦胧暧昧的，但在他们的朦胧暧昧之中闪烁着灿烂光芒，对康拉德说来，他们是我们种族的尖子，他永不疲倦地为他们唱着赞歌：
他们曾经是坚强有力的，就像那些既不知道怀疑又不知道希望的人们一样坚强有力。他们曾经急躁而又忍耐，狂暴而又挚爱，横蛮而又忠诚。怀着善意的人们曾经试图把这些人描绘成为了他们每一口食物而哀号啜泣，为了担忧他们的生命而奔波劳碌。实际上，他们只知道辛劳、贫困、暴力和放荡——但不知道畏惧，并且不想在心中结下怨仇。他们不易驾驭却易受鼓舞；他们默不作声——但他们有足够的丈夫气概，在他们的心中藐视那些为他们的艰苦命运而恸哭的多愁善感的声音。这是一种独特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命运；在他们看来，能够去忍受这种命运，是精选出来的优秀分子的特权！他们这一代默默无声地、责无旁贷地生活着，从来不知道爱情的甜蜜和家庭的庇护——而临终之时也不受狭隘墓穴的威胁。他们是神秘大海的永恒的儿女。
这就是他的早期作品《吉姆爷》、《台风》、《水仙号上的黑水手》和《青春》中的人物；而这些书，不论风尚如何变迁，它们在我们的经典作品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它们赖以达到这种高度的品质，是像马立特或者库柏[7]所讲述的那种简单的冒险故事所无法具备的。因为，这很清楚：要浪漫主义地、全心全意地、带着恋人的热情来赞赏和颂扬这样的人物和这样的事迹，你就必须具有双重的眼光；你必须同时内外兼顾。要颂扬他们的沉默，你得有一条嗓子。要赞赏他们的韧性，你必须对疲劳有灵敏的感觉。你必须能够和惠莱与辛格顿在相同的条件之下生活，并且在他们怀疑的目光面前把你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们的那些品质隐藏起来。只有康拉德才能过这种双重的生活，因为康拉德是由两个人构成的：和那位远洋船长同时并存的是那位他称之为马罗的精细、优雅而又挑剔的分析者。他把马罗说成是“一位考虑极其周详而又最富于理解力的男子汉”。
马罗是那些天生的观察者之一，他们在退休生活中感到最为幸福。马罗最喜欢坐在甲板上，在泰晤士河昏暗的港湾里，一边抽烟一边回忆；在他的烟圈儿后面吐出了一圈圈美丽动听的话语，直到夏天的夜晚充满了烟味而变得有点雾气腾腾。同时，马罗对于曾经和他一块儿航过海的人抱有深深的敬意，但他也看到他们的幽默之处。他能灵敏地嗅出并且出色地描绘那些成功地掠夺了呆笨的老水手的生气勃勃的人物。他对于人类的缺陷独具慧眼；他的幽默带有讽刺意味。马罗也不是完全在他自己的雪茄的烟圈儿后面生活。他有一种习惯，他会突然睁开他的眼睛并且注视——一堆垃圾、一个港口、商店的一个角落——然后在燃烧的烟圈的火光中完整地描述那个在神秘的背景面前闪亮的事物。内省的和分析的性格两者兼备，马罗意识到这特殊的事物。他说，那种能力会突然降临到他身上，例如，他会在无意之中听到一位法国高级海员喃喃自语：“我的天哪！时间过得真快！”他评论道：
没有什么东西〔他评论道〕比这句话更平凡的了；但对我来说，它是和某种视觉印象相互合拍的。我们如何带着半闭的眼睛、失聪的耳朵、蛰伏的思想走过人生的道路，这是令人惊异的。……尽管如此，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人不曾经历过这种稀有的觉醒时刻：我们看见了，听到了，理解了，许多事情——一切事情——在我们重新陷入惬意的昏昏欲睡状态之前一闪而过。当他说话的时候，我举目而望，我看见了他，就好像以前我从未见到过他。
就这样，在那昏暗的背景之上，他描绘了一幅又一幅图画；首先是船的图画：下了锚的船；在暴风雨之前飞驰的船；在港口中停泊的船；他描绘了夕阳和晨曦；他描绘了黑夜；他描绘了大海的千姿百态；他描绘了东方海港艳丽的光彩、男人和妇女、他们的房屋和他们的姿态。他是一位精确的、毫不畏缩的观察者，习惯于“对他的感情和知觉的绝对忠诚”，而这种忠诚，康拉德写道：“是一位作家在他最意气风发的创作时刻所必须牢牢把握住的。”有时候，马罗异常安静而同情地在无意中漏出几句墓志铭式的诗文，使我们透过眼前闪耀着的所有的美和光彩，想起那背景的昏暗。
因此，通过一番粗略的区别，我们就会得出结论说：是马罗在作出评论而康拉德在进行创作。这会导致我们意识到我们说明那个变化的根据很不充分；康拉德告诉我们，在他写《台风》那部书的最后一个故事时发生了那个变化——这两位老朋友之间关系的某种交替变换引起了“带有灵感性质的一种微妙的变化”。“……不知道为什么，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让我们假定说，是康拉德，正是作家康拉德带着忧伤的满足回顾他讲过的故事而说出了上面这番话；他很可能感觉到他再也写不出比《水仙号上的黑水手》中更好的暴风雨场面，或者再也不可能比他在《青春》和《吉姆爷》中更忠实地赞扬英国海员的优秀品质。正是在那时候，评论员马罗提醒他说，在自然的进程中，人必定会衰老，会坐在甲板上抽烟并且放弃航海。然而，他又提醒他说，那些艰苦的岁月已经储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他甚至会暗示说，虽然关于惠莱船长以及他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无话可说，在岸上还有许多男男女女芸芸众生，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是一种更加私人的关系，也许值得深入考察一番。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在船上有一部亨利·詹姆斯[8]的小说而马罗把这本书给他的朋友带到床上去看，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为我们的假设找到支持——正是在一九〇五年，康拉德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来评论那位大师。
那末，多年以来处于支配地位的伙伴正是马罗。《诺斯特罗莫》、《机缘》、《金箭》是马—康联盟在那个时期的代表作，有人继续认为，这是个最丰满充实的时期。他们会说：人类的心灵比森林更为错综复杂；它有它的狂风暴雨；它有它的夜游生物；而作为一个小说家，如果你希望在人的各种关系中来考察人，那恰当的对手就是人而不是大自然；他的严峻考验是在社会里面而不是在孤寂之中。对于他们说来，在那些书中总有一种特殊的魅力，那些明亮的目光不仅落在汪洋大海上，也落在茫然困惑的心灵上。但是，必须承认，如果马罗如此劝告康拉德去改变他的观察角度，那是一个勇敢的忠告。因为，一位小说家的眼光是既复杂又特殊的：它之所以是复杂的，是因为在他的人物之后和人物之外，他必须树立一些稳定的东西，好让他把人物与它们联系起来；它之所以是特殊的，是因为既然他是具有某种感觉的孤零零的个人，他所能够确信无疑的生活面是有严格局限的。如此微妙的一种平衡很容易受到破坏。在中期之后，康拉德再也不能使他的人物形象与他们的背景之间保持完美的关系。他再也不会像他信任他早期作品中的海员那样来信任他后期作品中更加深谙世故的人物。当他不得不指出他们和那个小说家的世界——那个价值和判断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之时，对于那价值究竟是什么，他远远不如以前来得肯定。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把着舵”这句话在一场暴风雨的尾声一再地出现，其中带有一种完整的道德说教。然而，在这个更加拥挤复杂的世界里，这种简单明了的话语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有多种兴趣和关系的复杂的男女，决不会忍受一个如此简单的判断；要是他们接受了它，他们身上许多重要的因素就被这个论断遗漏了。然而，对于绚丽多彩而有浪漫主义魅力的康拉德的天才来说，找到一些它的创作可以试图遵循的规律，是十分必要的。基本上——这仍旧是他的信念——这个文明的、自我意识的人们的世界，是建立在“几种非常简单的思想概念”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这个思想和个人关系的世界中，我们到哪儿去寻找它们呢？在客厅里可没有桅杆；台风也不会来考验政客和商人的存在价值。到处探索而找不到这样的支柱，康拉德后期作品中的世界周围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模糊朦胧，一种不确定性，几乎是一种令人迷惑和疲劳的幻灭感。在黑暗之中，我们仅仅抓住了往昔的高贵和响亮的调子：忠贞、热情、荣誉、献身——总是那么美丽，但是现在有点厌倦地老调重弹，似乎时代已经改变了。也许这是马罗的过错。他的思考习惯是有点儿固定僵化。他在甲板上坐得太久了；他的自言自语可谓精妙绝伦，但他拙于交谈对答；而那些“刹那间的幻象”忽隐忽现，不能作为一种稳定的灯光来照明人生的涟漪和它漫长而逐渐发展的岁月。首先，或许他没有考虑，如果康拉德要创作的话，他应该有怎样的信念，这是首要的基本问题。
因此，虽然我们将到他的后期作品中去探险一番，并且带回一些珍贵的纪念品，但是其中有许多小径我们中间大部分人不会去涉足。正是那些早期作品——《青春》、《吉姆爷》、《台风》、《水仙号上的黑水手》——我们才会完整地加以阅读。康拉德的什么作品将会永存不朽？我们将在小说家的行列中把他放在什么地位？当别人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这些早期作品，它们带有一种气派，好像正在告诉我们一些非常古老而完全真实的事情，而这些过去隐藏着的东西现在被揭示了出来；我们想起这些作品，这样的问题和比较就显得有点微不足道。完整而娴静，十分简朴而又异常美丽，它们在我们的记忆中浮现出来，就像在这炎热的夏季的夜晚，起初有一颗星星缓慢而庄严地出现在天空里，然后又是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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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系1924年伍尔夫在康拉德逝世时所撰，收入论文集《普通读者》。康拉德（1857—1924），英国著名小说家，主要作品有《水仙号上的黑水手》、《黑暗的中心》、《吉姆爷》等。
[2] 马立特（1792—1848），英国小说家。
[3] 亨梯（1832—1902），英国作家，擅长创作儿童冒险故事。
[4] 海伦是希腊神话中的绝代佳人。
[5] 《费加罗的婚姻》是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1756—1791）的著名歌剧。
[6] 小提琴是以弓擦弦的乐器，作者故意用“磨擦”这个词，来挖苦聋子只看到琴弓擦弦，听不到悦耳的琴声。
[7] 库柏（1789—1851），美国小说家。一生创作了五十多部小说，其中著名的有《最后的莫希干人》、《杀鹿者》、《拓荒者》等。
[8]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后来加入英国籍；他善于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
论托马斯·哈代的小说[1]
托马斯·哈代之死使英国小说界失去了一位领袖，我们这么说的意思是，没有任何其他作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能被人们所普遍接受，似乎没有谁如此自然地适合于让人们顶礼膜拜。当然，也没有人比他对此更少追求。要是那位超凡脱俗、单纯朴实的老人听到我们在这种场合所使用的华丽辞藻，他一定会痛切地感到手足无措、窘不可言。尽管如此，这仍旧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当他活着的时候，无论如何总算还有一位小说家可以使小说艺术似乎称得上是一桩光荣的事业；当哈代在世之日，没有任何借口可以用来鄙视他所从事的那门艺术。这也不仅仅是他的特殊天才所造成的后果。人们对他的敬意，有一些是来自他谦逊、正直的性格，来自他在多塞特郡那种绝不追求私利或自我吹嘘的简朴生活。为了两方面的理由，为了他的天才，也为了他使用他的天赋的严肃态度，我们不可能不把他当作一位艺术家来加以推崇，并且对他这个人本身感到尊敬和爱慕。但是，我们所必须议论的还是他的作品，是他好久以前所写的小说，它们好像和当代小说相去甚远，正像哈代本人和当代生活的骚动不安与渺小平庸同样距离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