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威尔斯虽然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在创作中也曾走过曲折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也粉碎了威尔斯乌托邦的美梦。他和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一样，对于传统的理性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在精神上发生了危机。因此，在这个时期，他写了《主教的灵魂》（1917），《上帝乃无形的君王》（1917），《琼与彼得》（1918），《不灭之火》（1919）等神秘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作品，甚至企图从宗教中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当然，这些并非他的主要著作。但是，像他这样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这样一位精通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者，居然也一度卷入了弥漫于整个西方社会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这也是时代烙印的一种表现。
反过来说，在现代主义作品中，又往往能看到十九世纪传统的影响。在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和《尤利西斯》以及戴·赫·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中，都可以看到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社会问题小说的影响。劳伦斯的长篇小说《虹》，就是因为具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历史内容，而被英国政府借“淫秽”的罪名查禁的。
事实证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并未完全脱离十九世纪的传统，二十世纪的西方现实主义作品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烙印。它们之间，既有不同的个性（创作方法不同），又有一定的共性（共同的时代烙印）。
我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伍尔夫在评论十八、十九世纪作品之时态度比较客观，评价也相当公允。为什么她在评论二十世纪作品之时一反常态，对爱德华时代作家的态度异常偏激呢？伍尔夫在评论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小说家皮科克和司各特之时，指出了他们扎根于相同的时代土壤之中，他们的作品既有不同的个性，又有一定的共性。为什么她在评论二十世纪不同流派的作家之时，只看到他们的差异而看不到他们的共同之处呢？
其中的道理或许并不十分复杂。伍尔夫不是一再强调，要从生活后退一步方能看清事实的真相吗？的确如此，观察者必须与被观察的对象保持一段距离。距离过近，就会只见一斑，难窥全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伍尔夫生活于二十世纪，她的目光集中于二十世纪西方人内心的危机感这个焦点，并且把它无限夸大，认为它就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所必须强调突出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思想内容。知识分子本来就很敏感，伍尔夫又是西方知识分子中的神经过敏者，她的危机感和时代差异感，显然是有所夸大的。而她的整个理论的出发点，便是时代变迁论。既然那出发点本身就是一种被夸大了的东西，那么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整个理论，当然就难免夸大和偏激。
其次，伍尔夫的理论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伍尔夫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忽视了人的心灵，特别是忽视了人们内心非理性、非逻辑的潜意识活动，以及这种心理活动中所包含的想象和诗意。因此，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她强调现代西方作家必须把侧重点移到过去所忽视的一边，把过去所重视的那一边统统扬弃。侧重点的偏移，有助于扩大心理描写的广度和深度，可以更好地表现出现代西方人纷繁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亦无可厚非。但是，伍尔夫似乎把这个问题强调过分了，要把传统所侧重的那一边完全抛弃，这就未免矫枉过正。伍尔夫要求现代西方小说去穿越那条“狭窄的艺术之桥”，为了避免失足落水，它所抛弃的传统艺术遗产，未免太多了一点。
必须指出，伍尔夫的理论带有浓厚的非理性主义色彩。
十九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出现了以叔本华、尼采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他们认为，人越是运用理性去发展科学，创造的物质财富越多，人就越是受到物质的压迫而被异化。因此，他们否定古典的资产阶级理性哲学，鄙弃科学文明与物质幸福，要求撇开人所面对的对象，来考察人的本身，探索其内心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非理性主义思潮更加泛滥，几乎席卷了整个西方的知识界。柏格森主张抛弃理性而强调直觉，要揭开外壳去表现“更深刻的真实”。弗洛伊德认为文艺是潜意识的象征，它好比是一种“白日梦”，而自我就是“白日梦”的主角。伍尔夫提出“主观真实”论，认为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把“变化多端的、不可名状的、不受限制的内在精神”表现出来，而这种“内在精神”恐怕大部分是非理性、非逻辑的。这种理论，实际上可以说是非理性主义社会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垄断阶段，社会危机的深化和世界大战的爆发带来了西方世界的信仰危机，人们对于资产阶级传统的价值观念失去了信心。过去西方人相信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现在他们看穿了这种东西的虚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非理性主义也可以说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某种批判。但这是一种歪曲的批判。它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归结为理性和科学的过错，这就掩盖了矛盾的真正根源。
另一方面，非理性主义不相信人们在实践中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可以认识客观世界，认为一切合乎逻辑的理性思维都是虚假的，只有非理性的潜意识和直觉才有意义。这就必然会陷入神秘主义、不可知论的泥坑。
最后，伍尔夫的理论提倡一种艺术至上的唯美主义。
伍尔夫的理论与亨利·詹姆斯的有机整体论相呼应，认为一件艺术品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整体，艺术品本身便是创作的唯一目的，此外不允许再有别的目的。伍尔夫认为，阶级意识、民族意识、性别意识不属于艺术的范围，让这些内容渗透到作品中来，就会形成两个中心，造成双重景象，破坏了艺术品的整体效果。实际上，伍尔夫是把文学的艺术性和文学的思想性错误地对立起来。伍尔夫在《论美国小说》中，反对美国作家把他们的民族意识引进到作品中去。我们认为，这种主张也是谬误的。
二、伍尔夫的批评方法给我们的启发
以批评方法而论，我们和伍尔夫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分歧：
第一，我们的文学批评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原则；伍尔夫的印象式批评拒绝任何理论规范，以批评家本身的常识、直觉、感触、印象为唯一依据。
第二，我们把文学当作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来考察，我们的批评包含“美学批评”和“社会批评”两方面的因素，[10]我们除了分析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之外，还通过对于文学现象的分析而评价社会生活；伍尔夫的印象式批评把文学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来考察，把注意力集中于独立自主的作品本身，不带有社会批评的性质。
第三，我们认为文艺批评是一种科学分析，要求科学性和党性的统一；伍尔夫的批评不是科学的分析，而是一种鉴赏印象的记录和发挥。
这种印象式的批评和非理性主义有密切的关系。既然非理性主义否认理性思维的认识作用，文学就成了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现象，只有凭直觉去感受，无法用理智来分析。这种印象式的批评方法，不可能不影响其科学性和理论深度。
尽管如此，在伍尔夫的批评方法中，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
伍尔夫认为批评家必须站在作者的角度，用作者的透视方法来观察作品，才能把握其真谛。这话不无道理。如果批评家以浪漫主义的标准来观察现实主义的作品，可能会觉得它枯燥乏味。如果批评家以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评价浪漫主义的作品，又会觉得它浮夸失实。其实，现实主义文学中有杰作也有糟粕，浪漫主义文学亦然。批评家使用单一的批评尺度，去衡量千差万别的文学作品，恐怕很难作出鞭辟入里的评论。因此，我们认为，也许批评家最好先站在作者的角度，仔细地体会他的透视方法，然后从作者的角度跳出来，依据科学的理论来思考分析，指出作者的透视方法之利弊得失。如果批评家不下功夫去体验一下作者的透视方法，恐怕很难作出贴切中肯的评论。
伍尔夫认为观察者与被观察的对象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研究者置身于现代主义的潮流之中，他可能会觉得这似乎是一股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浪潮。但是，如果他和这股潮流保持一定的距离，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问题，他就会觉得西方现代主义不过是文学发展的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一个小小的涟漪而已。它充其量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断简零篇，一些支离破碎的“笔记本”。
伍尔夫的文学批评，认为文学的传统是开放的，向前发展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事物总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只要人类的现实生活还在不断地变化，社会历史还在不停地发展，文学的传统也就必然随之而发展变化，而且这种发展变化是无止境的。以西方文学而论，在古典主义之后有浪漫主义，在浪漫主义之后有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文学自身又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不同于十八世纪的启蒙现实主义；二十世纪的魔幻现实主义又不同于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因此，我们的文学一方面要继承传统，一方面又要推陈出新，突破传统。我们的现实生活在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想内容。为了表现这新的思想内容，我们在艺术形式方面，也需要进行实验和改革。但是，我们崭新的思想内容，决不是西方社会中那种危机感，而是我们奋发图强建设四化的自豪感和战斗精神。这种思想内容所需要的文学形式，恐怕不会和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相雷同。
我们应该注意到，伍尔夫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过是一场实验改革的过渡阶段，它并不代表伍尔夫最高的美学理想。她的理想是主观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结合，现实与幻想的结合，神秘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她的这种设想，也是值得我们加以分析研究的。
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是主张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我们承认，被反映的客体是第一性的。
然而，我们又不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者，他们把人的意识看成对于客观世界的被动的反映。我们认为，反映是反映者（主观意识）和被反映者（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意识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但是，这个映象是经过反映者的头脑加工改造的。它既依赖于被反映者，又受反映者本身特性的制约。它再现的是被反映者的部分属性，而且是以反映者本身的独特方式来再现这些属性的。
“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恩格斯：《反杜林论》）意识发生在人的身上，依赖于人的感官、神经系统和大脑（肉体状况）以及他反映客观世界时的立场、观点、方法（精神状况）。人不是孤立的存在，具体的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生活，他的意识又不能不受到这个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各人的性格、经历、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其立场、观点、方法也就不同。于是，对于同样一个客观事物，各人的反映和感受不会相同。但是，这不同的反映和感受，又都来自客观现实。人的意识，就其内容来看是客观的，就其形式而言是主观的。它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是主观和客观的对立统一。
文学是人类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在这个反映过程中，应该体现出这种主客观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伍尔夫所提出的小说革新理论中，以及和这种理论相合拍的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中，都没有充分体现出这种辩证的关系。与此相反，它们表现出一种主客观相互游离的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可能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这种主观和客观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呢？我们是否有可能在文学作品中既生动真实地描述了客观世界，又充分地表现出不同人物对于客观世界不同的映象和感受呢？这样做是否能够使我们的文学作品更加丰富多彩呢？
伍尔夫的小说理论，的确带有非理性主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是，马克思曾经说过：“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么，我们不妨思考一下：伍尔夫的小说理论，是否也抽象地或者片面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呢？
我认为，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伍尔夫努力去发展能动的方面，把人物内心的感受，把“灵魂”和“人性”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但是，伍尔夫片面地、抽象地发展了文学的主观能动方面。伍尔夫的理论强调人物的主观方面，使现代西方小说的心理描写有了更大的深度、更多的层次，能够更加细致入微地反映现代西方人特殊的内心感受。但是，她把人物主观的东西绝对化了，忽视了外在的、客观的因素，破坏了主客观之间的动态平衡。
伍尔夫的文学理想，似乎是一种神秘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我们不赞成神秘主义。但是，现实与理想的结合，仍然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伍尔夫小说理论的历史地位
伍尔夫的小说理论在现代西方小说的发展过程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如果我们把伍尔夫的小说理论看作一个点，那么，要确定这个点在西方小说发展的历史坐标轴上的位置，就不能仅仅依靠对于这个点的微观分析，还必须有一种宏观的视野，必须把这个点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加以考察，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来分析比较。
从小说美学的角度来说，西方近代和现代小说的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小说，这是一种以情节为中心的寓言故事，它的美学准则是直接临摹自然。亨利·菲尔丁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小说的标本。
第二个阶段是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它的审美中心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是第二代小说的里程碑，他们在思想上尚未逸出理性主义的轨道，在美学上亦未偏离“摹仿”的传统。
第三个阶段是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它用多角度、多层次的叙述方法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第三代小说的代表作家是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他们的美学准则是强调小说艺术的独立性、小说叙事的非个人化和小说人物的主观真实。
第四个阶段是后现代主义小说，这是一种以哲理为中心的抽象寓言。最重要的第四代小说家是萨特、加缪和贝克特。他们的美学准则是不确定性、虚无、抽象和荒诞。
第五个阶段是新现实主义小说，这是现实与虚幻相结合、传统精神和现代手法相结合的作品。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等流派，可以作为新现实主义的代表，重要的作家有阿斯图里亚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他们的美学准则是现实的再创造、现实与虚幻并存的二元观、群体意识的反映和对于各种传统的兼收并蓄。
我们必须抓住西方小说发展的这些基本线索，在这历史背景的衬托之下，就更容易看清伍尔夫小说理论的重要意义。
伍尔夫在《小说的艺术》这篇论文中，强调了小说艺术的独立性。她批评福斯特把小说当作一种寄生动物，它从现实生活吸取养料，并且以临摹现实生活作为报答。她认为，小说只有摆脱了对于客观世界的从属地位，打破了日常生活的固定程式，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伍尔夫继承和发展了亨利·詹姆斯的有机整体论，认为小说不是对于人生的模仿，而是作家所创造的独立的艺术世界。因此，小说家可以进行各种实验，各人去创造他自己独特的世界。她在《论现代小说》这篇论文中，论述了这种实验的必要性、合法性和它的发展趋向。小说艺术的独立性和实验主义，是第三代小说美学中最重要的原则。
既然小说艺术是独立自主的有机整体，它有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发展规律，小说家就不应该以他的主观意图和空洞说教来破坏这种规律。因此，伍尔夫认为，小说创作应该是一种非个人化的过程，小说应按其本身的内在逻辑来发展，小说家的主观人格应避免介入，因为作家的自我意识会使小说狭隘化，来反映作家个人的观念，这就损害了小说艺术。叙事的非个人化，是第三代小说美学的第二条重要原则，它为作家退出小说而采用书中人物来担任叙述者提供了理论基础，促使西方小说由单维视野的单调叙述发展为多维视野的复调叙述。
伍尔夫在她的许多论文中，一再讨论了小说的真实性问题。她所强调的不是客观真实，而是书中人物对于客观真实的感受和印象。由于人类的感性是无限丰富的，各人对于相同的客观事实的观感截然不同，因此人物对于现实生活的主观感受就显得变化无常，而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变化多端的内在的精神活动用文字表达出来。强调人物的主观真实，是第三代小说美学的又一条重要原则，它为作家通过人物的意识屏幕来反映客观世界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伍尔夫不仅是第三代小说美学原则的阐述者，她还在她的论文中预测了未来小说的发展趋向。她从另一个层次论述了小说的非个人化，认为不仅作家本人的个性不应介入，小说还应该超越作品中人物个人的命运和关系，去探讨有关人类的命运和人生的意义等更为广泛的问题。这就接近于第四代小说以抽象的哲理为中心的美学准则了。
伍尔夫是一位具有历史意识的作家。她认为，十八、十九世纪小说偏于外部事件，这是一种疏忽、一种缺陷，为了矫枉过正，二十世纪小说家必须作一番由外部事件转向人物内心的实验。但是，她又认为，真正的小说大师是第二代的托尔斯泰而不是第三代的乔伊斯。她把乔伊斯和她本人的作品都看作是“笔记本”，而不是真正的著作。然而，小说艺术必须向前发展，这些“笔记本”对于将来的大师们很有参考价值。将来的小说大师，必须有能力在外部和内部、现实和想象之间维持一种巧妙而适当的平衡。伍尔夫的这种观点，不仅客观地评定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历史地位，而且相当准确地预示了第五代小说的美学准则。
如果我们把伍尔夫的小说理论看作一个点，那么这个点在西方小说发展的历史坐标轴上的位置，决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向前移动的。伍尔夫是第三代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然而，她的思想的触角却已伸向第四代和第五代。诚然，伍尔夫也有她的局限和缺陷。但是，她非常坦率地承认了包括她本人在内的现代主义小说家的偏颇和不足。她认为，现代主义小说实验所提供的断简零篇，不过是一种过渡时期的作品，不过是两个艺术高峰之间的峡谷而已。对于这样一位有自知之明的作家，对于这样一位掌握了西方小说发展趋势的理论家，我们是值得认真地加以研究的。
瞿世镜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 *
[1] 伍尔夫于1919年夏天在苏塞克斯租下的乡村别墅名曰“僧舍”，“僧舍手稿”指她在这所别墅里写下的许多原稿。
[2] 《文选》指伍尔夫的丈夫为她编纂的四卷本《伍尔夫论文选》，下同。
[3] 这篇论文原来的标题是《小说面面观》，与福斯特的那部专著同名。为了避免混淆，笔者特译成《小说概论》。
[4] 指英王爱德华七世的统治时期（1901—1910）。
[5] 指英王乔治五世的统治时期（1910—1936）。
[6] 指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1837—1901）。
[7] 桃乐赛·理查森（1873—1957），英国女作家，意识流小说的先驱人物之一。
[8] 指作家的自我。
[9] 指精神财富。
[10] 参阅卢那察尔斯基：《批评家普希金》。
后记
一九八〇年，我在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开始从事英国文学研究工作。当时文学所是个新建学术机构，在英国文学研究方面，一无资金、二无图书、三无梯队、四无成果。所领导要我从意识流小说研究着手，并且希望我提出中、长期研究规划。我提出的设想是“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一个点是伍尔夫研究，这是有宏观背景的跨学科微观研究。一条线是意识流小说比较研究，这是跨学科中观研究。一个面是一九四五年之后的当代英国小说研究，这是跨学科宏观研究。二十年来，在原先设想的研究范围之内的译著、编著、专著共出版了十部，平均每两年出一本书，总算有了一点微薄的初步成果。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缺资金、二缺图书、三缺梯队的情况，并未基本改观。
一九八一年，我得到的科研经费，仅够我复印一本伍尔夫小说《到灯塔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王道乾先生说：“目前研究资料不足，但是也不要浪费时间。你先把此书译出来吧。”书译好后，译文出版社没有接受。这完全可以理解。伍尔夫作品相当难译，一位新手能把它译好吗？一九八二年，我通读了京、沪两地图书馆中所能找到的全部伍尔夫散文，选译了与小说及小说家有关的十多篇文章，编成一个集子。我把它放在抽屉里，未与任何出版社接洽。后来，我译的一些单篇论文在华东师大学术刊物发表，老翻译家方平先生阅后认为译得很好，向上海译文出版社大力推荐。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中文译本，终于在一九八六年问世。这是我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译著。不料此书颇蒙读者青睐，初版六千四百册不久即告售罄。一九九〇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了繁体字本。
译文出版社打算在二〇〇〇年将此书增补再版，要我补译八万字。我选中了伍尔夫的长篇论文《一间自己的房间》。一九二八年十月，伍尔夫以《妇女与小说》为题，在剑桥大学作了两次学术演讲，听众是两个学院的女大学生。第二年发表的论文《一间自己的房间》，就是以这两次演讲的内容为基础。此文以高度的幽默、机智和丰富的想象力来展开论战，在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为妇女历来所受歧视鸣不平，并且为妇女争取独立自主和文学创作的权利。此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描述了作者杜撰的“牛桥大学”一番经历，借此说明妇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高等学府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第二章描述作者在英国博物馆中看到大量由男作家写的论述女性问题书籍，某教授在其大作中断然声称，女性的智力、体力、道德均低于男性。在第三章中，作者假设莎士比亚有一位妹妹，她具有和莎翁相等的文学天赋。然而，她的诗才必定会被男权社会所埋没，她不得不在屈辱和压抑之中虚度终生。在第四章中，伍尔夫追溯了妇女登上文坛的艰难历程。阿芙拉·贝恩在十七世纪崭露头角，女作家方始扬眉吐气。然而，甚至到了十九世纪，大多数英国女作家仍不得不使用男性笔名以减轻社会压力。伍尔夫在本章中提出两个值得注意的论点。其一是女作家必须寻求某种女性句法，方能表达女性特殊气质。其二是伟大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某种内心真实确实存在。在第五章中，作者认为妇女应该强化她们与男性之间的区别，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实现她们的自我。在最后一章中，作者赞同柯勒律治的观点，相信作家创造性的心灵应该同时兼备男女两性的特征。换言之，大作家在心理人格上不是单性而是双性的，是“雌雄同体”的。当这位男作家或女作家心灵中的两性因素协调平衡之时，才有可能写出伟大作品。我非常惊奇地发现，伍尔夫的这种观点，和我国道家学说强调阴阳合一、中医学说强调阴阳互根的朴素辩证法似有相通之处。伍尔夫认为，女性写作尚在实习积累阶段，是在为真正女性大诗人的来临作好准备。因此，在穷困潦倒之中殚精竭虑地写作，并且为此作出种种牺牲，都是值得的。这就是她以《妇女与小说》为题所作演讲的结论。此文一气呵成，写得活泼风趣，雄辩有力，堪称论说文中的杰作。伍尔夫不仅是文坛泰斗，而且是女权先驱。此文可以说就是一篇女权主义宣言。而这篇宣言又是写得多么酣畅淋漓，才气横溢！
读者或许会发生疑问：你是男子汉，为何选中这篇女权宣言？请允许我反问读者诸君：哪一位男子汉不是母亲十月怀胎所生？哪一位男子汉不是母亲含辛茹苦抚养成人？我的母亲知书识礼，却无个人事业可言，她的一生可用“相夫教子”四个字来概括。她的前半生，襄助我父亲管理一所私人医院。解放后，父亲将医院献给国家，教育儿子就成为她后半生的主要任务。母亲发觉学校课程偏于智育，不利于全面发展。于是，她聘请石贡豪老夫子教我古文，陆佩弦教授教我英语，奠定比较扎实的学业根基。她又聘请两位专家，教授我小提琴和绘画，提高文化修养。我自幼体弱多病，母亲深感忧虑。后来我奉父母之命拜杨澄甫宗师入室弟子黄景华大夫为师，学习太极拳，使体魄逐渐强健。我在复旦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母亲还曾经为我打字和修改英语作文。我进社科院后，母亲是我每一篇论文和译稿的第一位读者。我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尚未完成，母亲不幸患了癌症，由于发生医疗事故，钴60照射过量引起严重后果，没有母亲的呵护和鼓励，我决不可能继续生存并且完成我的研究工作。一九八六年底，我的第一部专著终于脱稿，母亲大人却已驾鹤西归。呜呼痛哉！她的唯一人生乐趣，就是从儿子微小的工作业绩中分享一点成功的喜悦。为什么连这么一点点欢乐都要加以剥夺？人们常说，男人是一些大孩童。我深感此言不虚。每当我完成一项研究成果，总想再一次送到母亲手中，倾听她的批评意见。这种心情，与一个小学生把作业本送到母亲面前的心情没有什么区别。我渴望重睹母亲的音容笑貌，正如稚子瞅着壁上的挂钟，企盼他的母亲早一点下班归家。我翻译伍尔夫的这篇论文，正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纪念千千万万为丈夫和子女贡献了一生而默默无闻的妇女们。
一九八二年，我选编《论小说与小说家》时，未将这篇论文选入。因为我觉得新中国成立之后，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政府封闭了所有的妓院，帮助那些受迫害的阶级姊妹们治好了性病，学会了劳动技能，组织了幸福家庭。我们无比自豪地宣称：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又变成了人！女性进大学，当干部，人们都习以为常。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性别歧视似乎不复存在。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太单纯了。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性别歧视，决不会就此烟消云散。我们都坚决拥护改革开放政策，因为它提高了综合国力，改善了人民生活，为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光明的前景。这是当今社会的主流。但是一些次要的支流，也绝对不容忽视。拐卖妇女、逼良为娼、包养二奶的新闻，时时见诸于报端，令人触目惊心。兹以二〇〇〇年九月十一日《人民政协报》第六版的一篇社会调查为例。该调查报告指出，在辽宁省餐饮娱乐业女服务员中，7%曾受到老板性骚扰，63%受到顾客性骚扰，40%表示虽不愿意，只能委曲求全。“三陪”小姐成为性侵害的“新目标”，成为酗酒滋事、打架斗殴、抢劫钱财、暴力强奸案件的受害者。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女性方面，是由于生存压力的逼迫和思想观念的扭曲。在男性方面，是由于“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用损害女性人格和基本权利来满足其淫欲和低级趣味，是旧社会男尊女卑、男权思想的沉渣泛起”。女性者，母性也。我们岂能容忍这种侮辱我们母亲性别的丑恶现象长期存在下去！如果占人口之半的女性，人格得不到有力保障，才智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社会就不可能健康地向前发展。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状况，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只有在男女真正平等的社会中，才有可能产生伟大的女作家，女诗人。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一间自己的房间》这篇论文，在今日之中国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我把它收入本书，增补在妇女与小说这一组论文之后。
瞿世镜
2000年9月17日
上海社会科学院英国文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