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甚至在她的早期作品中，也有一些意义更为重大的瞬间，穿插在所有这一切忍耐和同情之中。她的胸怀显得相当宽阔，足以容纳一大批傻瓜和失败者，母亲和孩子，家犬和英格兰中部作物茂盛的田野，精明伶俐或酗酒糊涂的农夫、马贩子、旅店主人、助理牧师和木匠。他们全都被一种浪漫的气氛所笼罩着，这是乔治·爱略特允许她自己加以渲染的唯一的浪漫气氛——往昔岁月的浪漫气氛。这些作品具有令人惊讶的可读性，丝毫也没有夸大其词或矫揉造作的痕迹。然而，对于那些把她的一大批早期作品记在心头的读者来说，回忆的迷雾显然在渐渐地消退。这并不是说她的力量削弱了，因为，我们认为，在那部成熟的著作《米德尔马奇》中，她的力量达到了最高峰，这部宏伟的著作，包括它所有的不足之处，是为成年人而写的寥寥可数的几部英国小说之一。然而，她不再满足于那个田野和农庄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她曾经在别的地方寻求她的出路；而且，虽然回顾往昔是心平气和、令人宽慰的，但是甚至在那些早期作品中，也有那种困惑的心情、严格的苛求、怀疑的诘问和受到挫折的人物存在，而这种人物就是乔治·爱略特本人。在《亚当·比德》中的黛娜身上，我们隐隐约约地看到爱略特的身影。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麦琪身上，她更加公开而完整地显示了她自己。她是《珍妮特的忏悔》中的珍妮特，是《罗慕拉》一书中的女主人公罗慕拉，是《米德尔马奇》中追求智慧并且在与拉第斯劳的婚姻里寻求人们几乎不能理解的东西的多罗塞娅。我们倾向于这种想法：那些对乔治·爱略特感到抵触的人们，是由于她的女主人公才会如此，而且他们很有理由这样做；因为，毫无疑问，她们显示了她最坏的方面，使她陷入困难的处境，由于自我意识而忸怩作态，不断地说教，而且有时候粗陋庸俗。然而，如果你能把这种姐妹关系统统丢开，你就会离开了一个渺小得多、低级得多的世界，尽管这是一个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和更高的欢乐和安慰的世界。在说明她的缺点（就缺点本身而论）的原因之时，你会想起，她三十七岁之前从未写过小说，而当她到了三十七岁，她就逐渐带着一种痛苦和近于忿恨的混合情绪来考虑她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宁可完全不要想起她自己。后来，当创作能力的第一次高潮衰退下去而她已获得了自信，她就越来越站在个人的立场来写作，但是，她这样做并没有毫不犹豫地抛弃那年轻的主人公。当她的女主人公说出了她想说的话时，总是显示出她的自我意识的痕迹。她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加以掩饰。此外，她赋予那自我意识以美感和财富；更加不可能的是，她还企图创造出一种白兰地酒的风味。但是，她是受到她的天才力量的驱策，才挺身而出在那宁静的田园生活场景现身说法的，这仍然是一个令人窘困的、带有刺激性的事实。
那位坚持自己出生于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高尚而美丽的姑娘，是个最明显的例证，说明一位女主人公可以在她的周围散布什么样的毁灭性影响。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只要跟吉卜赛人逃跑或把钉子敲进玩偶的身躯便可使她满足：这时幽默感控制着她，使她天真可爱；但是，她在不断地发展着；还没等乔治·爱略特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她的手里就已经掌握着一个完全成年的女人了，她所要求的不是吉卜赛人，不是玩偶，也不是圣奥格镇本身能够为她提供的什么东西。爱略特起初为她创造了费利浦·威根姆，后来又创造了斯梯芬·格斯特。人们经常指出前者的软弱和后者的粗糙，但是，这两个人物，在他们的软弱与粗糙之处，与其说是表明了乔治·爱略特没有能力描绘一幅男性的肖像，还不如说是表明了当她不得不为她的女主人公构想出一个合适的伴侣之时，那种拿不准的、不坚定的、没有把握的摸索使她的手颤抖。首先，她被迫超越了那个她所了解和热爱的故乡的世界，涉足于中产阶级的客厅，在那儿，青年男子们整个夏日的早晨放声歌唱，而年轻的妇女们则坐着为义卖会刺绣吸烟帽。她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是个外行，正如她对于所谓“良好的社会”的笨拙讽刺所证明的那样。
良好的社会有它的红葡萄酒和它的丝绒地毯，它的预约六个星期之久的宴会，它的歌剧和幽雅的舞厅……它的科学由法拉第来研究，而它的宗教活动则由出入于名门豪族的高级牧师来主持，它怎么还会需要信心和强调呢？
在那段文字里，丝毫也没有幽默感或洞察力，只有一个妒忌者的报复心理，而这种心理我们觉得它在本质上是个人的。但是，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对于一位偏离正道、超越界限的小说家的同情心和辨别力的要求复杂到可怕的程度，麦琪·吐立弗的所作所为要比把乔治·爱略特从她的自然环境中硬拉出来还要可怕。她坚持要把伟大的、情绪激动的场面引进到作品中去。她一定要堕入情网；她一定要陷于绝望；她一定要紧紧地拥抱着她的哥哥葬身于激流之中。你越是仔细地考察这些伟大的、情绪激动的场面，你越是忐忑不安地预感到乌云在酝酿、凝聚、密布，到了紧要关头，这片乌云会在我们的头顶上突然绽裂，化作一阵幻想破灭、唠叨不已的倾盆大雨。这有一部分是由于她掌握对话（当它不是方言的时候）的能力软弱，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她带有一种上了年纪的人害怕疲劳的心理，在需要努力激起感情、集中思想之时，她似乎畏缩不前。她放任她的女主人公们唠叨不已。她缺乏巧妙恰当的措词。她缺乏那种选定一个句子并把某个场面的核心压缩到这个句子中去的准确无误的鉴别能力。“你打算和谁跳舞？”奈特利先生在韦斯顿家的舞会上问道。“和你跳，如果你邀请我的话，”爱玛说道[11]；她这样说，就足以表达她的心情了。要是《米德尔马奇》中的卡索朋夫人，就会说上一个小时，而我们就会不耐烦地向窗外望去。
然而，把这些女主人公毫不同情地打发掉，把乔治·爱略特限制在她的“遥远的过去”的农村天地里，那末你不仅削弱了她的伟大之处，而且丧失了她真正喜爱的东西。那伟大之处就在眼前，我们对此不能怀疑。那视野的辽阔，那些主要特写场面的宏大而坚实的轮廓，那些早期作品朝气蓬勃的光彩，那些后期作品寻求探索的力量和内涵丰富的反省，吸引我们超过限度地漫步徘徊、流连忘返。然而，正是对于这些女主人公，我们要投以最后的一瞥。“从我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起，我就在寻求我的宗教，”多罗塞娅·卡索朋说道。“我过去经常祈祷——我现在几乎不再祈祷了。我现在试图放弃那种仅仅为了自己的欲望……。”她是在为所有那些女主人公说话。那就是她们面临的难题。没有宗教她们就没法生活，于是当她们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们就开始寻求一种宗教。对于仁慈善良的德性，每一位女主人公都抱有一种深深的女性的激情，这使得她怀着渴望和痛苦伫立之处成为那部作品的中心——这里就像教堂一般安静肃穆、与世隔绝，然而，她却再也不知道应该向谁祈祷。她们在学习过程中追求着她们的目标；在成年妇女的日常职责中追求；在女性更为广泛的贡献中追求。她们并未找到她们所追求的东西，我们对此不能怀疑。那古老的女性意识，充满着痛苦和情感，在沉默了许许多多年代之后，似乎已经在她们身上泛滥、洋溢，并且发出一种呼声来要求某种东西——她们几乎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某种或许是与人类存在的各种事实水火不能相容的东西。乔治·爱略特的智力实在太强了，她决不会去窜改那些事实；而她的胸怀又太宽阔了，决不会去平息那种真理的要求，因为它是一种严峻的真理。她们的努力拼搏是极其勇敢的，除此以外，那一番搏斗对她的女主人公们而言总是以悲剧告终，或者以一种妥协作为结局，那就甚至更为悲惨。然而，她们的故事，就是乔治·爱略特本人经历的不完整的版本。对她来说，妇女生活的沉重负担和复杂处境也不能使她满足，她必须超越禁区，为她自己摘取那奇异而光彩夺目的艺术和知识之果。她把它们紧紧地攥在手里，几乎没有什么女人曾经这么做过，她不愿抛弃她自己所继承的东西——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标准——也不愿接受一种不恰当的报偿。我们就这样看见了她，一位难忘的人物，受到过分的赞扬而又在她的声誉面前畏缩不前，失望沮丧，矜持缄默，颤抖着退缩到爱情的怀抱中去，似乎只有在那儿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也可能是合法的归宿，同时，她又怀着那种“过分挑剔而又如饥如渴的雄心壮志”，伸出手来要求生活能够为那自由而好奇的心灵提供的一切东西，并且以她的女性的抱负去勇敢地面对那男性的现实世界。不论她的创作可能有过什么遭遇，胜利成功就是她的结局，当我们回想起她敢于追求和得到的一切，想起她如何克服了阻挡她的每一个障碍——性别、健康和习俗——想起她追求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自由，直到她的躯体在这双重的负担压迫之下憔悴不堪、精疲力竭，我们应该在她的坟墓上安放我们力所能及的任何纪念品，给她献上月桂和玫瑰。
* * *
[1] 本文选自伍尔夫论文集《普通读者》。乔治·爱略特（1819—1880），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是《亚当·比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织工马南》、《米德尔马奇》等。
[2] 巴伦·阿克顿爵士（1834—1902），英国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
[3]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著名哲学家。
[4] 作者把爱略特的家比作修道院，把爱略特当作修女，把她和友人的严肃谈话比作宗教仪式，一方面固然是讽刺挖苦，另一方面，爱略特和路易士结合之后，的确过着一种与社会隔绝的生活。
[5] 皮埃尔·卡尔特·马丽伏（1688—1763），法国戏剧家、小说家。
[6] 埃德蒙·戈斯（1849—1928），英国学者、评论家。
[7] 原文为Sibyl，古罗马的神巫、女卜者、女预言家。
[8] 安妮·伊莎贝尔·萨克雷·里奇（1837—1919），英国著名小说家萨克雷的长女，她本人也是小说家、散文家。
[9] 斯特劳斯（1808—187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之一。他的《耶稣传》是对基督教的一种批判。
[10] 乔治·亨利·路易士是著名批评家、政论家，他的妻子进了疯人院。他和爱略特的结合被伪善的资产阶级社会认为是不道德的。
[11] 这是奥斯丁的小说《爱玛》中的一段对话。
妇女与小说[1]
对本文的标题可以有两种理解：它可以是指妇女与她们所写的小说；它也可以是指妇女和关于妇女的小说。作者故意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因为，和作为作家的妇女们打交道，最好还是尽可能地富有弹性；很有必要给自己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探讨除了她们的作品之外的其他事情，因为，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与艺术毫不相干的环境条件的影响。
对妇女的写作最表面化地调查研究一番，立即会引起一连串的问题。我们马上要问：为什么在十八世纪之前，没有妇女持续不断地写作？为什么到了十八世纪，她们几乎像男子一般习惯于写作，而且在写作的过程中接二连三地创造了一些英国小说的经典之作？为什么她们的艺术创作在那时候——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说，目前依然如此——要采取小说的形式？
只要稍加思索，我们即可明白：我们所提的问题，只有以更多的虚构[2]来作为解答。这答案目前被锁在古老的日记本中，被塞在陈旧的抽屉里，有一半被湮没遗忘在老年人的记忆之中。这答案要到那些地位低微的无名之辈的生活中去寻找——要到那些几乎没有灯光的历史的长廊中去寻找，在那儿，幽暗朦胧地、忽隐忽现地，可以看见世世代代妇女们的形象。因为，关于妇女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微。英国的历史是男性的历史，不是女性的历史。关于我们的父辈，我们总能知道一些事实、一些特征。他们曾经是士兵或者水手；他们曾经使用过这个办公室或者制订过那条法律。但是，关于我们的母亲、祖母、曾祖母，又留下了一些什么印象呢？除了某种传统之外，一无所有。她们有一位是美丽的；有一位头发是红色的；有一位曾被王后亲吻过。除了她们的姓名、结婚日期和子女数目之外，我们一无所知。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为何在特定的时期妇女要干此事或那事，为何她们有时什么也不写，为何她们有时又写出了不朽杰作，这是极端难以解答的。不论何人，要是他在故纸堆中搜索，要是他把历史翻转来构成一幅莎士比亚时代、弥尔顿[3]时代和约翰逊时代普通妇女日常生活的写照，那么他不仅会写出一本惊人有趣的书，而且将向批评家提供一件他们目前所缺乏的武器。非凡的妇女之产生有赖于普通的妇女。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一般妇女的平均生活条件——她子女的数目，是否有自己的钱财，是否有个人的房间，是否帮助赡养家庭，是否雇用仆人，是否承担部分家务劳动——只有当我们能够估计普通妇女可能有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经验之时，我们才能说明，那非凡的妇女，以一位作家而论，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
奇怪的、沉默的空白阶段，似乎分隔了历史上各个活跃时期。在公元前六百年，莎福[4]和一小群妇女，在一个希腊的岛屿上写诗。后来她们沉默了。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有一位宫廷命妇紫式部[5]，在日本写了一部优美的长篇小说。但是在十六世纪的英国，当戏剧家和诗人极为活跃之际，妇女们却保持沉默。伊丽莎白时代[6]的文学，是男性唯我独尊的文学。后来，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我们发现，妇女又在写作了——这一回是在英国——创作极其繁荣，并且大获成功。
这些沉默与发言奇异地交替间歇，当然大部分是由于法律和风俗习惯的关系。在十五世纪，当一位妇女违抗父母之命，拒绝嫁给他们为她选定的配偶之时，她很可能会挨打，并且在房间里被拖来摔去，那种精神上的气氛，是不利于艺术品的创作的。在斯图亚特王朝[7]统治期间，妇女本人未表示同意就被嫁给一个男人，他从此“至少在法律和习俗许可的范围之内”成了她的夫君和主宰，可能她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来写作，而她得到的鼓励也就更加微乎其微了。我们现在生活在精神分析学[8]的世纪，开始理解环境的巨大影响和它对于心灵的启示。而且，借助于记忆与文字，我们开始理解：要创作一件艺术品，需要多么不寻常的努力；而艺术家的心灵，又要求怎样的保护和支持。像济慈[9]、卡莱尔[10]和福楼拜[11]这些男作家的生活与文学，为我们证实了上述那些事实。
因此，情况很清楚，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异乎寻常地涌现出来的大批小说，其先驱征兆，必然是法律、风俗、习惯诸方面无数细微的变化。十九世纪的妇女有了一点闲暇；她们受了一些教育。自己挑选她们中意的丈夫，对于中、上阶层的妇女来说，不再是罕见的例外。而四大女作家——简·奥斯丁，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乔治·爱略特——没有一位生育过子女，其中有两位没有结过婚，这一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虽然不准妇女写作的禁令已被取消，妇女要写小说似乎仍有相当巨大的压力。在天才和性格方面，再也没有比这四位妇女更加相异的了。简·奥斯丁与乔治·爱略特毫无共同之处；乔治·爱略特又与艾米莉·勃朗特截然相反。然而，她们所受的生活训练却使她们从事相同的职业；当她们写作之时，她们都写了小说。
小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妇女最容易写作的东西。其原因并不难找。小说是最不集中的艺术形式。一部小说比一出戏或一首诗更容易时作时辍。乔治·爱略特丢下了她的工作，去护理她的父亲。夏洛蒂·勃朗特放下了她的笔，去削马铃薯。虽然她生活在普通的客厅里，被人们包围着，一位妇女所受到的训练，就是运用她的心灵去观察并且分析她的人物。她所受的训练，使她成为一位小说家，而不是一位诗人。
甚至在十九世纪，妇女也几乎仅仅在她的家庭和情感之中生活。而那些十九世纪的小说，虽然它们是杰出的，却受到这个事实的深刻影响：写作它们的妇女，由于她们的性别，而被排除在某些种类的人生经历之外。而人生经历对于小说有重大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例如，康拉德如果不能当上一名水手，他最好的一部分小说就会毁灭。如果剥夺了托尔斯泰作为一名士兵所获得的关于战争的知识，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富家公子所受的教育给予他的各种经历，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关于人生和社会的知识，《战争与和平》就会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贫乏无味。
然而，《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维列蒂》和《米德尔马奇》是妇女写作的。她们被强行剥夺了在中产阶级的客厅内所能遇到的事情之外的一切经历。对她们而言，关于战争、航海、政治或商业的任何第一手经验，都无从获得。甚至她们的感情生活，亦受到法律与习惯的严格限制。乔治·爱略特没有结婚，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与路易士先生同居，公众舆论为之哗然。在此压力之下，乔治·爱略特退避郊区，离群索居，这就不可避免地给她的创作带来了最不利的影响。她写道：除非人们自动要求来拜访她，她从不邀请他们。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边，托尔斯泰作为一名军人，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与各阶层的男女交往，对此无人加以非议，而他的小说却从其中获得了惊人的广度和活力。
但是，妇女所写的小说，不仅仅是受到女作家必然狭窄的生活经验的影响。至少在十九世纪，它们显示出可能归因于作家性别的另一个特征。在《米德尔马奇》和《简·爱》中，我们不仅意识到作者的性格，正如我们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意识到他的性格，我们还意识到有一位女性在场——有人在谴责她的性别所带来的不公正待遇，并且为她应有的权利而呼吁。这就在妇女的作品中注入了一种在男性的作品中完全没有的因素。除非他碰巧确实是一位工人、黑人或者由于某种其他原因意识到自己软弱无能的人。它引起了对现实的歪曲，并且往往导致某种缺陷。那种为了个人的原因而发出的呼吁，或者使一个书中人物成为某种个人的不满或牢骚之传声筒的愿望，总是会产生一种灾难性的后果：似乎使读者注意力集中的焦点，在突然之间由单一变为双重。
简·奥斯丁和艾米莉·勃朗特有魄力对这种请求和呼吁置之不顾，不受非难或谴责的干扰，而坚持她们原来的道路。对于她们的天才而言，再也没有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证明了。但是，需要有一个非常镇静或者强有力的头脑，来抗拒发泄怒火的诱惑。漫无节制地加诸于从事艺术创作的妇女的那种嘲笑、非难、贬低，非常自然地会引起这样的反应。人们从夏洛蒂·勃朗特的愤懑不平和乔治·爱略特的默然容忍中，看到了这种影响。人们在较为次要的女作家的作品中，一再发现此种端倪——她们对于主题的选择，她们不自然地固执己见，她们别扭地温驯服从，这一切莫不反映出这种情绪。不仅如此，不真诚的感觉几乎是无意识地渗透到作品中来。她们所采取的观点，与权威的见解有所不同。那种艺术想象，不是太男性化就是太女性化了；它丧失了完美的整体性，与此同时，它丧失了作为一件艺术品最为基本的要素。
在妇女的写作之中，悄悄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似乎是一种态度上的变化。女作家不再痛苦。她也不再愤怒。当她写作之时，她不再呼吁和抗议。如果我们尚未达到，那末我们正在接近于这个时代：妇女的写作将很少受到——或者几乎没有受到——外来影响的干扰。她将能够集中精力于她的艺术想象，而不至于被外界因素分散了注意力。过去只有天才和独创性的作家，才能有这种超然的态度；只是到了此刻，这种态度方能被普遍的女性所获得。因此，一位今日的女作家所写的平均水准的小说，较之一百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妇女所写的小说，要真诚、有趣得多。
然而，在一位妇女能够确切地按照她自己的愿望来写作之前，她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仍然是事实。首先，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外表上看来如此简单；实际上又是如此令人困惑——甚至那句子的形式也与她不适合。这是男性所创造的句式；由一位妇女来使用，它就显得太松散、太笨拙、太夸张了。但是，在一部小说中，它占据了如此广泛的领域，必须找到一种普通、惯常类型的句式，来把读者轻快自如地从一本书的这一点带到另一端。而这就是一位妇女必须为她自己所做的工作：把当代流行的句式加以变化和改编，直到她写出一种能够以自然的形式容纳她的思想而不至于压碎或歪曲它的句子。
但是，那毕竟只是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而已，只有当一位妇女有勇气去克服反对意见并且决心忠于她自己，才能达到那个目标。因为，归根结蒂，一部小说描述了成百上千种不同的对象——人类、自然、神圣；它是企图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的一种尝试。在每一部有价值的小说中，这些不同的因素被作家的艺术想象力放到适当的位置，使之各得其所。但是，它们还有另外一种排列顺序，而那是经验习俗强加于它们的。由于男性是那个传统习惯的主宰者，由于他们在生活中建立了一套价值观念的顺序，既然小说大部分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因此，这些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在小说中占有优势。
然而，这颇有可能：在生活和艺术之中，女性的价值观念不同于男性的价值观念。当一位妇女着手写一部小说之时，她就会发现，她始终希望去改变那已经确立的价值观念——赋予对男人说来似乎不屑一顾的事物以严肃性，把他所认为重要的东西看得微不足道。当然，为了这个缘故，她会受到批评；因为，当男性评论家看到一种企图改变现有价值观念等级的尝试之时，他自然会真诚地感到困惑与惊讶，在其中，他不仅看到一种不同的观点，而且看到一种软弱的、琐碎的或者多愁善感的观点，因为它与他自己的观点截然不同。
但是，现在妇女们开始在观点方面也更加独立自主了。她们开始尊重她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因此，她们的小说题材开始显出某些变化。这些题材本身似乎更缺乏趣味；另一方面，她们对于其他的妇女，却感到更大的兴趣。在十九世纪初期，妇女写的小说大部分是自传性质的。导致她们写小说的动机之一，就是渴望揭露她们自己遭受的苦难，为她们自己的事业辩护。既然现在这种愿望不再是那么迫切了，妇女们就开始探索研究她们自己的性别，用一种过去从未用过的方式来描写女性；因为，理所当然，文学中的妇女形象，直到最近还是由男性所创造的。
这儿又有种种困难需要克服，因为，如果你可以一般性地概括的话，女性不仅比男性更难以接受他人的观察，而且她们的生命经受普通的生活程序的锻炼和考验，也要少得多。妇女在一日之中的生活，往往没有给她们留下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她们所烹饪的食物已经被吃掉了；她们所养育的子女已经跑到外面的世界中去了。那重点究竟在何处？那小说家所必须抓住的突出的要点，又究竟是什么？这很难说。女性的生活有一种扑朔迷离的特征，它极端地难以捉摸而又令人困惑。有史以来第一遭，这个黑暗的王国在小说中被人探索了；与此同时，女作家又必须把各种职业对妇女开放所导致的妇女思想上和习惯上的改变记录下来。她必须去观察，她们的生活已如何脱离了地下状态；既然她们现在已经暴露在外部世界之中，她必须去发现，在她们身上显示出什么新的色彩和阴影。
那末，如果你试图总结当前妇女小说的特征，你就会说：它是大胆的；它是真诚的；它是忠于妇女的感觉的。它并不痛苦。它并不坚持其女性气质。然而，与此同时，一本妇女的书，决不会像男人的书那么写法。这些品质，在妇女小说中，已经比过去普遍得多，它们甚至赋予二、三流的作品以真实的价值和真挚的趣味。
但是，除了这些优秀的品质之外，还有两种品质需要稍加讨论。英国妇女，从一种动摇不定、含糊暧昧的难以捉摸的影响，转化为一名选举人，一个挣工资者，一位负责的公民，这种变化使她在她的生活和艺术中都转向非个人化。她和外界的各种关系，现在不仅是感情上的，而且是理智上的、政治上的。那个宣判她必须通过她的丈夫或兄弟的眼光或利益来斜着眼睛间接地看事物的陈旧的社会体制，已经让位于个人的直接的、实际的利害关系，此人必须为她自己采取行动，而不仅仅是去影响他人的行动。因此，她的注意力，就从过去局限于住宅的、个人的中心，转向非个人的方向，而她的小说，自然就具有更多的社会批评和更少的个人生活分析性质。
我们可以预料，那种像牛虻一般穷追不舍地尖锐批评国家大事的职务，迄今为止本是属于男性的特权，现在亦将授予妇女。她们的小说将揭露社会的罪恶，并且提出补救的方案。她们小说中的男女人物，将不会被看作彼此之间完全是在感情上相互发生关系的个人，而是被看作组合成种族、阶级与集团的相互凝聚而又互相冲突的人们。这是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一个变化。然而，对于宁愿要蝴蝶不要牛虻的人们——换言之，对于宁愿要艺术家而不要社会改革家的人们而言，还有另一个更加有趣的变化。妇女生活更大程度的非个人化，将会鼓励诗人气质的发展，而妇女小说在诗意方面，仍然最为薄弱。这会导致她们较少地沉湎于事实，而且不再满足于惊人敏锐地记录展现在她们目光之下的细节。她们将会超越个人的、政治的关系，看到诗人试图解决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关于我们的命运以及人生之意义的各种问题。
那种诗的态度，当然大部分是建立于物质基础之上。它有赖于闲暇的时间和少量的金钱，以及金钱和闲暇给予我们的非个人地、冷静地观察世界的机会。有了金钱和闲暇，妇女们自然就会比以往更多地从事于文学创作。她们将更充分地、更精巧地运用那种写作工具。她们的技巧将更为大胆和丰富。
昔日妇女小说之优点，往往在于其天赋的自发性，就像画眉八哥的歌声一般。它不是人工训练的；它纯然发自内心。然而，它也往往像鸟儿啁啾一般唠叨不休——这不过是洒在纸上的闲话，留着待干的斑斑墨迹而已。在将来，有了时间、书籍和屋子里属于她个人的一隅之地，文学对于妇女而言，和对于男子相同，将成为一种需要予以研究的艺术。妇女的天才将受到训练而被强化。小说不再是囤积个人情感的垃圾堆。与现在相比，它将更加成为一种艺术品，就像任何其他种类的艺术品一样，而它的各种艺术手段和局限性，将被人们加以探讨。
从这儿出发，只要再跨出一小步，即可进入迄今为止妇女极少涉足的尖端艺术领域——写作散文与评论，历史与传记。如果我们为小说考虑的话，这也是有利的；因为，除了提高小说本身的素质之外，它将把那些心不在焉的异己分子排除掉，让她们去涉猎其他文学样式，她们原来就是因为小说容易读才被它所吸引的。于是，小说即可切除那些涉及历史与事实的赘瘤，在我们的时代，它们已经使小说臃肿不堪。
因此，如果允许我们预言的话，在未来的时代，妇女将要写出数量较少而质量更佳的小说；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写小说，她们还要写诗歌、评论与历史。但是，要达到这一步，毫无疑问，我们就得盼望那个也许是神话传说中的黄金时代，到了那个时代，妇女们将会获得许久以来一直被剥夺了的东西——闲暇、金钱以及一间她自己的房间。
* * *
[1] 本文于1929年3月发表于《论坛报》，后来收入伍尔夫论文集《花岗岩与彩虹》。
[2] 作者在此用了fiction一词，一语双关，既可解作“虚构”，又可解为“小说”。
[3]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著名诗人，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完成《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三部长诗。
[4] 莎福（公元前7—前6世纪），希腊女诗人，著有诗集九卷。
[5] 紫式部（约978—1016），日本女作家，作品有《源氏物语》五十四卷。
[6] 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是英国文学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是英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有斯宾塞、马洛、莎士比亚等。
[7] 斯图亚特王朝指斯图亚特家族于1603—1649年，1660—1714年在英国建立的封建王朝。
[8] 精神分析学指以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为代表的一个现代心理学流派，于1900年开始建立，该派特别强调潜意识本能的作用。
[9] 济慈（1795—1821），英国诗人，《夜莺颂》、《秋颂》是其名篇。
[10] 卡莱尔（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
[11] 福楼拜（1821—1880），法国小说家，其作品有《包法利夫人》、《萨朗波》、《情感教育》等。
一间自己的房间[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