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的话，我请求你们跟随着我换一个场景。树叶仍在飘落，然而现在是伦敦，不是在牛桥；而且我必须请你们去想象这么一间房间，和成千上万别的房间一样，有一扇窗，越过街上人们的帽顶、货车、汽车，与其他窗子遥遥相望，在房内桌上有张白纸，上面写着《妇女与小说》几个大字，别无他物。在牛桥用了午餐和晚餐，其必然后果，很不幸，就是要去参观大英博物馆。一个人必须把所有这些印象中的个人偶然因素过滤掉，才能获得提纯的液体，真理的精萃。因为那次牛桥之行和午餐、晚餐，引起了一大堆问题。为何男人饮酒女人喝水？为何男性如此富裕女性如此贫困？贫困对小说有何影响？创作艺术品有何必要条件——立刻有成千个问题涌上心头。然而人家需要的是答案而不是问题；获得答案的唯一办法，是请教博学多才而毫无偏见的人，他们已经超脱于口舌之争和肉体困扰，将其研究推论的结果，发表在你们可以在大英博物馆中找到的著作里。我拿起一本笔记簿和一支铅笔，问我自己：如果在大英博物馆书架上都找不到真理，真理又在何处？
有了如此的准备，又是如此自信而求索不已，我出发去寻求真理。那天虽然不算潮湿，却颇阴暗，大英博物馆四周街道上，往地窖里装煤的门户全都洞开，一袋袋煤炭正在往内倾倒；四轮马车在街边停下，把一些用粗绳扎住的箱子卸到人行道上，箱里大概装着瑞士或意大利移民家庭的全部服装，准备冬天在布卢姆斯伯里地区[25]的公寓里寻求谋生之道、藏身之所，或者其他合适的日常用品。嗓音总是嘶哑的男人，推着装满花木的手推车，穿街走巷一路叫卖。有人在喊，有人在唱。伦敦像一个工场。伦敦像一架机器。我们就像织布梭子，在这空白的底板上穿梭往来，织出一些花样。大英博物馆是这个工厂的另外一个部门。推开几道活络弹簧门，就站在博物馆庞大的圆形穹顶下，一个人就好像是这庞大的秃顶前额中的一个思想，这前额上围绕着一条写满著名学者姓名的华丽的带子。走到柜台前，拿起一张纸，打开一卷目录，于是……这儿的五个逗点，代表着互不连贯的五分钟茫然、惊异和困惑。你们是否知道，在一年之中，人们写了多少本关于妇女的书？你们是否知道，其中有多少本书是男人写的？你们是否意识到，你们妇女或许是宇宙中被讨论得最多的动物？我带着一本笔记簿和一支铅笔前来，准备阅读一个上午，以为到上午结束时，我可以把获得的真理记入笔记本中。但是为了完完全全应付此事，我想，我必须成为一群大象和一窝蜘蛛才行，我实在无法可想，才提出这两种据说分别是寿命最长和眼睛最多的动物作比喻。我甚至需要具备钢爪铜喙，方可穿皮透壳。我怎能找到埋藏在这一大堆纸张中的真理微粒呢？我一边自问，一边在绝望之中开始用目光在长长的书目中上下求索。甚至那些书名，也给我提供了思考的素材。性别及其本质，自然会引起医生和生物学家们的注意；但是，令人惊讶和难解的事实是，性别——换言之即妇女——居然也吸引了其他人士的注意，其中包括受人欢迎的散文家，妙笔生花的小说家，获得硕士学位的年轻人，没有学位的男子汉，还有除了不是女人之外别无明显特长的男人们。这儿有些书，从表面上看来，插科打诨、浅薄轻浮；然而另一方面，有许多书是严肃而有预见性，讲道德而有规劝性。只要看看这些书名，就会想起无数教师和牧师登上讲台或布道坛，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总是超过平常规定讲解这个题目的一个小时。这是一个极为奇异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显然——这儿我检索到字母M一栏——仅仅局限于男性[26]。女人并不去写关于男人的书——对此我不得不带着宽慰的心情加以欢迎，因为如果我必须首先读完男人写女人的书，再去读完女人写男人的书，那就要等那原来百年开花一次的铁树花开两度，然后我才能动笔写作。于是我随心所欲地挑选了大约十二本书，把写好书号的小纸条放在铁丝盘里，在我的座位上等候馆员去取书，四周是真理精萃的其他寻求者们。
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了这奇特的差别？我一边在心里猜测，一边在英国纳税人所提供的那些本来别有用途的小纸条上画着车轮。为什么女人——据此书目来判断——在男人心目中要比男人在女人心目中更加有趣得多？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实，于是我就在心里想象那些花时间撰写有关妇女书籍的男作家的生活；究竟他们是老头还是青年，是已婚还是未婚，是红鼻子还是驼背——无论如何，想到自己成为别人关注的对象，总有点儿飘飘然，只要那关注我的人不是老弱残废就得了——我就这样沉浸于遐想之中，直到一大堆书雪崩似地滑倒在我面前的书桌上，我那轻浮的思路才被打断。现在麻烦开始了。在牛桥受过研究工作训练的大学生，毫无疑问掌握了某种牧羊方法，会带着他的问题，穿过分散注意力的众多歧途而直奔答案，就像把羊赶进羊栏。例如，坐在我身旁的那位大学生，正在孜孜不倦地抄录一本科学手册中的内容，我感到肯定，每过十来分钟，他就能从知识的矿砂里提炼出纯净的金块。在他咽喉部屡次发出表示满意的轻微咕哝声，就足以证明他炼金有术。但是，如果一个人很不幸没在大学里受过训练，他所寻求的问题远远不是被牧人赶到羊圈里去，而是像被一整队猎犬所追逐的惊恐羊群，惊慌失措地东奔西跑四处逃窜。教授们、教师们、社会学家们、牧师们、小说家们、散文家们、记者们，以及除了不是女人之外别无其他资格的男子汉们，把我那个简单的问题——女人为何贫困——不断地追逐，直到它变成了五十个问题，直到那五十个问题疯狂地跳进河中，随波逐流漂走了。我的笔记本里每一页都密密麻麻涂满了字迹潦草的笔记。为了表明我当时的心境，我愿意念一点笔记给你们听听，附带说明一下，那页笔记的标题很简单，是《妇女与小说》几个大字；但是接下来的内容却是像这样的提纲：
中世纪妇女状况
斐济群岛妇女习俗
被当作女神来崇拜
道德观念弱于男性
妇女理想主义
较男人更为负责尽职
南海群岛妇女之青春期
妇女的魅力
妇女被当作祭神牺牲品
妇女脑容量较小
具有更深沉的潜意识
身上汗毛较少
智力、道德、体力较逊
热爱儿童
寿命更长
妇女肌肉较弱
具有爱情的力量
有虚荣心
妇女高等教育
莎士比亚之妇女观
伯肯黑德勋爵[27]之妇女观
英奇主教[28]之妇女观
拉·布吕耶[29]之妇女观
约翰逊博士之妇女观
奥斯卡·勃朗宁[30]先生之妇女观
写到这儿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真的，并且在这一页边上加上一句：为何萨缪尔·巴特勒[31]要说，“聪明男子从来不说他们对女人有何想法”？很明显，聪明男子事实上除了女人从来不谈别的。但是，我仰靠在椅子里，瞅着那个好似大脑的圆形穹顶，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思想而已，然而这思想现在有些窘困，我继续往下推论，非常不幸之处在于，聪明男子对于妇女从未有过相同的看法。这儿是蒲伯[32]的观点：
大多数女人完全没有个性。
这儿是拉·布吕耶的高见：
女人爱走极端；不比男人更好，就比男人更坏——
这两位相同时代的敏锐观察家，意见截然相反。妇女能不能接受教育？拿破仑认为她们不能。约翰逊博士的意见恰恰相反。[33]她们究竟有没有灵魂？有些野蛮人说她们没有。其他人持相反观点，坚持认为女人有一半是神，并且因此而崇拜她们。[34]有些圣贤认为，她们头脑比较浅薄；其他人认为，她们意识更加深沉。诗人歌德（Goethe）尊敬她们；纳粹领袖墨索里尼（Mussolini）蔑视她们。不论往何处看，男人们总是在思考着女人，并且想法各不相同。简直不可能把这一切理出一点头绪，我可以断定，同时我又怀着妒意瞥了一眼隔壁那位读者，他正在笔记本上做最最整洁的摘录，每个条目都用A、B或C字母开头，而我自己的笔记本上涂满了最最混乱的、字迹潦草而相互矛盾的摘要。这是令人烦恼、令人困惑、令人屈辱的。真理从我手指缝里溜走了。一点一滴都没有留下。
我不可能就此回家，我想，作为“妇女与小说”研究的一种严肃认真的贡献，我不能仅仅加上一句，说什么女人躯体上的汗毛少于男人，或者南海群岛少女青春期开始于九岁——还是九十九岁？——由于心烦意乱，甚至连我的字迹也太过潦草而难以辨认了。工作了整整一个上午，却显示不出更有分量、更令人尊敬的成绩，那简直是丢尽脸面。如果我不能把握住有关过去时代妇女的真理（为了简便起见我就用Women一词的首字母W来称呼她们），又何必为W的将来去操心呢？尽管妇女问题专家人数众多学问渊博，去向这些先生们请教，似乎纯粹是浪费时间，他们居然还自命为研究妇女及其在政治、儿童、工资、道德等各方面影响的专家。还不如根本不要去翻开他们的著作。
在我默然沉思之际，无精打采，感到绝望，不知不觉地画了一幅图画，我本该像我的邻座读者那样，在画图之处写出一个结论。我画出了一张脸，一个躯体。这是冯×教授的脸和躯体，他正忙于撰写他那部里程碑式的巨著，书名是《女性智力、道德与体力之低劣》。在我的画像中，他不是一位对于女性有魅力的男子。他躯体笨重，下颌宽阔，为了与下颌相平衡，他的眼睛细小，脸色通红。他的表情显示，他正在心情激动地辛苦工作，这使他把手中的笔往纸上戳，好像他在写作之时正在戳死某种害虫，然而即使把它杀死，他仍不满意；他必须继续不断地去杀死它；而且即使如此，使他愤怒激动的原因依然存在。瞧着我那张画，我问道，是否他的太太使他不满？她是否爱上了一位骑兵军官？那位军官是否身材修长、举止文雅、身穿羔羊皮外套？采用弗洛伊德潜意识心理学理论，他是否婴儿时期在摇篮里就遭到一位漂亮姑娘嘲笑？因为甚至在摇篮里，我想，这位教授也不会是一个可爱的婴儿。不论是什么原因，在我的速写漫画中，这位教授看上去怒气冲天、丑陋不堪，正在写着那本关于妇女智力、道德、体力如何低劣的皇皇巨著。画图是结束整个上午徒劳无益工作的一种无聊方法。然而正是在无聊之中，在我们的梦幻之中，那淹没在深水中的真理，有时会偶尔浮出水面。瞅着我的笔记本，一种非常基本的心理学训练（还配不上称为心理分析）向我显示，那位怒发冲冠教授的漫画，是我在愤怒之中画出来的。当我沉浸于梦想之中，愤怒情绪乘机攫取了我手中的铅笔。但是，愤怒正在那儿干些什么呢？有趣、烦乱、愉悦、厌倦——所有这些情绪，在这个上午相继涌上心头，我能够测出它们的踪迹，说出它们的名称。愤怒，这条黑蛇，是否曾经潜伏在这些情绪之中？是的，那幅漫画可以作证，它曾经潜伏其中。它使我明白无误地联想到那本书，那个短语，它激起了我心中怒火这个恶魔；正是这位教授关于妇女在智力、道德、体力上低人一等的声明激怒了我。我的心儿狂跳。我的脸颊发烧。我气得满脸通红。不论有多么凶，这种愤怒并没有什么特别惊人之处。谁也不愿意听别人说，他生来就不如那个矮小男人——我瞅一眼身旁那位男生——他喘着气，戴着一条简易领带，而且这两个星期都没有刮过脸。人自然会有些愚蠢的虚荣心。这不过是人的天性而已，我想，并且开始在那位愤怒教授脸上画车轮和圆圈，直到他看上去好像着火的树丛，或者像一颗火光闪闪的彗星——反正像个幽灵，既无人形又无人味。那位教授现在不过是在汉普斯特德石南荒原（Hampstead Heath）顶部燃烧着的一束火把。我自己的怒火不久便得到了解释和宣泄；但是好奇心依然留存。如何解释教授们的愤怒？他们为何愤怒？因为，只要把这些著作所留下的印象稍加分析，其中总有一种慷慨激昂的成分。这种激昂有许多表现形式；它在讽刺、感伤、好奇、谴责之中把自己显示出来。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成分，它经常出现，却不能立刻加以辨别确认。我称它为愤怒。正是愤怒潜伏在下面，并且把它自己与其他各种情绪相混杂。从它各种奇特的效应来判断，它是经过伪装和复杂化的愤慨情绪，并非单纯的公开率直的愤怒。
不论那愤怒出于什么原因，审视着桌上那一大堆书，我想，这些书全都毫无用处。它们在科学上毫无价值，那就是说，尽管在人文上它们充满着教诲、兴趣、厌倦，以及斐济群岛居民的各种非常奇异的习惯风俗。它们是在情绪的红光而不是真理的白光照耀之下写出来的。所以，必须把它们都归还到中央那张书桌上去，让它们回归到这只硕大无比蜂巢中各自的蜂窝里去。整个上午工作的唯一收获，就是愤怒这件事情。那些教授们——我把他们合并成一堆——发怒了。还了书以后我站在廊柱下，四周是一些鸽子和史前时代的独木舟，为什么，我重复自问，为什么他们会发怒呢？我一边问着自己，一边漫步走开去，寻找一个用午餐的地方。我此刻称之为“他们的愤怒”这个东西，它的真实本质究竟是什么？我问道。这儿是一个哑谜，要长时间猜下去，直到我坐在大英博物馆附近某个小饭馆里，饭菜端上来了，还要边吃边猜。一位在我之前用餐的人，把晚报的中午版留在椅子上，在等着上菜之际，我开始懒洋洋地阅读报上的大标题。一行特大号字母像一条带子横贯整页报纸。某人在南非大获成功。较小字母的带状标题声称，奥斯丁·张伯伦爵士[35]正在日内瓦。地窖里发现了一把沾有人的毛发的斩肉利斧。某某法官在离婚法庭上对妇女的无耻发表评论。各种别的新闻散布在报纸各个版面。一位女影星被人从加利福尼亚山崖上用绳子吊下来，却悬在半空中。天气将要转为多雾。来到这个星球时间最为短促的匆匆过客，我想，只要看了这张报纸，甚至仅由这些零碎证据来判断，也不可能意识不到英国是在男性家长制统治之下。没有一位有理性的人会看不出来那位教授所占的优势。他具有权力、金钱、影响。他就是报纸的经营者、主编、副主编。他就是外交部长和法官。他打板球；他拥有赛马和游艇。他是给股东们颁发200%红利的公司董事长。他把数百万英镑财产捐给他所管理的慈善机构和学院。他把那位女影星悬在半空中。他将裁决，沾在斩肉斧上的那根毛是不是人的毛发；将由他来宣判，那个犯人是无罪还是谋杀，是把他吊死还是把他释放。除了那雾以外，他似乎控制操纵每一件事情。然而，他还是发怒了。我是由此判断他发怒的：当我阅读他所写的关于妇女的著作之时，我所思考的不是他所说的话，而是他本人。当一位争论者不动感情地争论之时，他只是在思考他的论点；于是读者不得不也去思考那个论点。如果他不动感情地写作论述妇女的书，用无可争辩的论据来确立他的论点，而且毫无迹象表明他希望获得具有某种偏向的结论，那么人家也就不会愤怒了。人家就会承认这个事实，就好比承认豌豆是绿的，黄莺是黄的。我当然会说，就让它如此吧。但是，我刚才发怒了，因为他带有怒气。然而那似乎太荒唐了，我在翻阅晚报时思忖，一个具有所有这一切权力的男子汉，居然会发怒。我猜想，在某种程度上，愤怒是不是人们所熟悉的、始终追随着权力而听凭它驱使的幽灵？例如，富人经常发怒，因为他们怀疑穷人想要夺取他们的财富。那些教授们，或者更确切一点该称他们为男性族长们，或许有一部分是为了这个原因而发怒，还有一部分原因在外表上看来就不那么明显了。或许他们根本没有“发怒”；的确，他们经常倾慕别人，待人忠实，在私人生活关系方面堪为楷模。或许那位教授稍为过分地坚持女性的劣势之时，他所关心的并非她们的劣势，而是他本人的优势。那就是他头脑发热而过于强调地加以保护的东西，因为对他而言，这是稀世珍宝。对于男女两性双方而言——我瞧着他们在行人道上肩摩踵接，往前挤出一条自己的路来——人生是艰难的、困苦的，是一场永恒的斗争。它需要有无比巨大的勇气和力量。作为拥有幻想的生物，人生对我们所提出的超乎一切的最大需要，就是要有自信心。要是没有自信，我们就与摇篮中的婴儿一样。我们如何才能最快地培养出这种极其可贵而又不可估量的品质呢？那就是去想象别人比我低劣。那就是去想象自己与别人相比有天生的优势——它可能是财富、地位、挺直的鼻梁、或者出自罗姆尼[36]之手的一幅祖父肖像画——因为人类想象力的可怜的花样，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对于一位必须去征服、去统治他人的男性族长而言，这种优越感是极其重要的：那就是感到有许许多多人，事实上是人类一半的女人，生来就不如他。这种优越感，必定是他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我想，还是把观察的目光转向现实生活吧。它是否有助于解释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边缘所注意到的那些令人困惑的心理现象？它是否能解释我数日之前的惊讶之情？那天Z先生，一位最有人情味、最谦逊有礼的男人，拿起丽贝卡·韦斯特[37]的某一部小说，读了一段就惊呼道：“这恶名昭彰的女权主义者！她居然说男人们都是势利之徒！”这声惊呼令我不胜惊讶——为何韦斯特女士对男性作出了一个真实却带有贬意的评语，她就成了臭名昭著的女权主义者呢？——那不仅仅是虚荣心受到伤害而发出的呼喊；那是侵犯了他对于自己力量的自信心而发出的抗议。千百年来，女人一直被当作镜子，它具有令人喜悦的魔力，可以把男人的镜中映像，比他本身放大两倍。如果没有这种力量，或许这个地球仍然是沼泽和丛林。我们所有战争的光荣史亦无人知晓。我们就会仍然在吃剩的羊骨上画出野鹿的轮廓图，而且还在用火石换取羊皮或任何适合于我们朴实趣味的简单装饰品。超人和命运之神的手指，就会从未存在过。沙皇和恺撒大帝，也就会从未戴上过或失去过皇冠。不论在文明社会中它们有何用途，对于所有暴力和英雄行为而言，镜子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什么拿破仑和墨索里尼两人都如此强调地坚持认为妇女低人一等，因为如果她们不处于劣势，他们就会停止自我膨胀。那可以用来部分地解释，为何男人常常需要女人。也可以用它来解释，男人在女人的批评之下是多么焦躁不安；如果女人对他们说，这本书写得不好，那幅画笔法软弱，或者不论有什么其他缺点，与男人作出同样的批评相比，女人的批评不可能不引起更加剧烈得多的痛苦和愤怒。因为，如果她一旦开始说真话，男人的镜中映像就会缩小；他的人生适合度就会减弱。除非他在用早餐或用晚餐时能够把自己看成至少有他实际尺码两倍那么大，否则他如何能够继续不断地作出判断、开化土人、制订法律、撰写著作、衣冠楚楚地在宴会上高谈阔论呢？我如此这般地反复思索，捏碎手中的面包，搅动杯里的咖啡，时时瞥一眼街上的行人。那镜中幻影绝对重要，因为它激发着生命力，激活了神经系统。把它拿走，男人可能会死，就像瘾君子被剥夺了他的可卡因。望着窗外行人，我想，在人行道上的这些人，其中有一半是在那幻影魔力的驱使之下迈开大步去工作。每天早晨，他们在这魔镜惬意的光芒之中戴帽穿衣。他们满怀信心、精神振奋地开始一天的生活，相信他们自己会被邀请参加史密斯小姐的茶会；走进房间时，他们对自己说，我比这儿一半的人更为优越，正因为如此，他们说起话来充满自信、自以为是，这在公众生活中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并且在私人头脑的边缘留下了如此奇怪的注释。
但是，我对异性心理这个危险而又迷人的课题作出的这些贡献——这是一个我希望你每年自己有五百英镑收入时再加以调查研究的课题——却因必须付账而被打断了。午餐账单是五先令九便士。我给服务员一张十先令钞票，他去给我找回零钱。我注意到，钱包里还有另外一张十先令钞票，此事至今使我惊讶不已——我的钱包居然会有自动孵化出十先令钞票的力量。我打开钱包，钞票就在那儿。社会向我提供鸡肉和咖啡，床铺和住所，来换取姑母给我留下的相当数量的纸币，这些纸币之所以遗留给我，仅仅因为我与姑母同名，再也没有别的原因。
我的姑母玛丽·贝顿，我必须告诉你，是在印度孟买骑马呼吸新鲜空气时坠马身亡。那天晚上，我获悉继承遗产的消息，与国会通过妇女选举权法案大约差不多时间。一封律师信件投入了邮筒，当我打开信件，发现姑母永久性地给我留下了每年五百英镑赠款。在选举权和金钱这两者之间——我承认，金钱似乎绝对是重要得多。在此以前，我只能给报社写点零星杂稿谋生，报道一下这儿的驴赛或那儿的婚礼；我也曾经给人代写信封，念书给老太太们听，剪扎纸花儿，教幼儿园小朋友们认字母，挣几个英镑零花钱。这些就是一九一八年之前向妇女开放的主要职业。恐怕我没有必要去描绘此类工作如何艰苦的任何细节，因为你们可能认识干过这种工作的妇女；亦无必要去描绘靠如此赚来的钱维持生活多么困难，因为你们自己可能已经尝试过了。但是，仍然遗留在我身上而且比上述两者更糟的伤痛，是昔日的艰辛生活在我内心滋生的恐惧与辛酸的毒素。首先，总是要去干自己不愿意干的工作，而且是像奴隶那样苦干，同时又要谄媚、奉承，或许并非总是必要，然而似乎又有此必要，而自命清高所冒的风险实在太大；然后想到个人的天才，去埋没它就等于死亡——才能虽小，对拥有者却弥足珍贵——它正在渐渐毁灭，随之而去的是我的自我，我的灵魂——这一切就像是一种锈菌，它吞噬了春天的花蕾，从中心把树木腐蚀掉。然而，正如我所说的，我姑母逝世了；每当我兑换一张十先令钞票，那锈菌及其腐蚀物就被擦掉了一点；恐惧和辛酸也消失了。我把找来的银币滑入钱包，确实如此，我想，回忆起往昔的辛酸就会明白，一笔固定收入会给人的情绪带来多么剧烈的变化，这确实令人惊异。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夺走我的五百英镑年金。食物、住房和衣服，永远是属于我自己的了。因此，不仅勉强苦干终止了，仇恨与辛酸也消散了。我不必仇视任何男人；他伤害不了我。我不必奉承任何男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于是不知不觉，我就发现自己正在对人类的另外一半采取一种新的态度。把任何阶级或任何性别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谴责，都是荒唐的。聚集成巨大群体的人们，永远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他们被他们无法控制的本能所驱使。那些男性族长们、教授先生们，他们也得去应付无穷的困难、可怕的障碍。他们所受的教育，在某些方面和我所受的教育同样有缺陷。那种教育在他们身上所滋生的弱点，也同样严重。确实，他们有财有势，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在他们胸怀中隐藏着一只鹰，一只兀鹰，它永不停息地在他们体内撕肝裂肺——那就是占有的本能、贪欲的疯狂，驱使着他们去渴望永远获得他人的田地和货物；去划定疆界，树起旗帜；去铸造战舰，制造毒气；去牺牲他们自己和儿女们的生命。漫步穿越海军部大楼的拱门（我已来到那座纪念碑前），或者任何一条陈列着战利品和火炮的大道，就会使人想起曾经在那儿举行过的光荣庆典。或者在春天的和熙阳光里，瞧着那些股票经纪人和大律师们走进屋里去赚钱，赚更多的钱，赚更多更多的钱，而事实上只要有五百英镑年金，就足以使人生活在温暖的阳光之中了。我深入思索：这些就是隐藏在他们胸怀中的讨厌本能。它们是人生各种环境条件的产物，是缺乏文明教养的产物，我一面思索，一面瞅着剑桥公爵[38]雕像，特别注意到他三角形军帽上插着的几根羽毛，或许从未有人像我那样凝神注视它们。当我明白了男性的这些缺陷，恐惧和辛酸渐渐转化为怜悯和宽容；然后再过一两年，怜悯和宽容也消失了，于是最大的解脱终于来临，那就是按照事物本身去思考的自由。例如，那座建筑物，我是否喜欢它？那幅画是否美观？按照我的观点，它是本好书还是坏书？姑母的遗产的确向我揭示出一片蓝天，取代了弥尔顿建议我永远崇拜的那个高大魁梧绅士形象，是一望无际蓝色天空的开阔视野。
在我如此思索、推测之际，找到了返回河边住宅的道路。华灯初上，从早到晚伦敦景色的变化难以描述。它好像一架巨大的机器开动了一整天，然后在我们协助之下织成了几码长的非常美丽动人的景观——一条闪烁着许多红色眼睛的火红色缎带，一只喷着热气咆哮不已的褐色怪兽。甚至连风儿也好像一面旗帜在飘扬，拍击着房屋，吹得篱笆嘎嘎响。
然而在我那条小街上，却依然笼罩着家庭气氛。房屋油漆匠正在从他的梯子上爬下来；保姆小心翼翼地把童车推进去，再推出来回到育儿室去吃茶点；送煤工人正在把他的空麻袋折好叠起来；那个开蔬菜铺的女人戴着红色露指手套，正在扳着手指头计算她当天的收入。然而，我是如此全神贯注地思考着你们放在我肩膀上的那个问题，甚至看到这些普通景象，也不得不把它们都归纳到一个中心上去。我想，现在要判断这些工作哪一种比较高尚、更为重要，比一百年前更要困难得多。当送煤工好，还是当保姆好；对这个世界而言，一个养育了八个孩子的打杂女佣，是否比一位每年挣十万英镑的律师价值更小？提出这些问题毫无用处，因为无人能够回答。不仅女佣和律师的相对价值每过十年有所涨落，而且我们甚至没有一把尺子可以用来衡量他们当前的情况。我刚才很傻，居然要求我那位教授先生拿出“无可争辩的证据”，来证明他关于妇女的种种论点。即使有人此刻能够估评某种天赋的价值，那些价值还会改变；一个世纪之后就很可能完完全全改变了。非但如此，走到家门口时我想，一百年后，妇女就不再是受人保护的性别了。合乎逻辑地推论，她们将会参加以往一度将她们拒之门外的一切活动和苦工。保姆将会去运煤。开铺子的女人将会去开火车。以妇女作为受保护性别的种种事实为依据的一切推论，都将消失——例如（现在有一个班士兵走过这条街），妇女、教士、园丁比别人更加长寿的推论，就站不住脚了。取消了性别保护，让妇女参加同样的活动和苦工，让她们去当兵、当水手、当火车司机、当码头工人，难道女人不会比男人死得更早、更快？那时女人就成了稀有之物，人家就会说，“今天我看到一个女人，”就像从前人家常常会说，“我看见了一架飞机。”等到作女人不再是一种受保护的职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一边思忖，一边开门。但是，所有这一切，与我的论文题目《妇女与小说》有何关系？我一面自问，一面走进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