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回家竟然没有带回一些重要论述和可信事实，这很令人失望。妇女比男人贫困——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或许现在更好的办法是放弃寻求真理，让自己的头脑去接受山崩地裂似地倾泻过来的一大堆意见，它们像火山熔岩一般滚烫炽热，又像洗碗水那样黯淡无光。最好还是拉下窗帘，排除杂念，点亮灯火，缩小探索范围，去请教历史学家，他们记录各种事实而不是各种意见，请他们来描述妇女是在什么情况之下生活，不必包括一切时代，只要谈谈英国妇女，譬如说在伊丽莎白女皇时代情况如何。
为什么没有妇女在文学异常繁荣的伊丽莎白时代写过一字一句，而每两个男人之中必有一个会写歌谣或十四行诗，这实在是永恒难解之谜。我问自己，妇女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之中生活；因为小说是一种想象作品，它不会像石子那样突然坠地，科学或许可能如此；小说像一个蜘蛛网，或许是非常轻微地黏附着，然而却四个角都始终依附于人生。这种依附往往难以察觉；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就好像是无所依附而独自悬空的。但是，当那个蛛网被扯歪，网边被钩住，中间被撕开，人家就会想起，这些网并非由一些无形生物悬空织成，而是历尽艰辛的人们呕心沥血之作，它们依附于一些粗糙的物质性事物，例如健康、金钱和我们所住的房屋。
因此，我走到放历史书的书架面前，取下一本最新著作，特里威廉教授[39]的《英国史》。我在索引中再次查阅妇女一词，找到“妇女地位”条目，于是翻到它所指明的页码。“打老婆，”我读道，“是男人公认的权利，男人不论贵贱，均公然殴妻而不以为耻……同样，”这位历史学家继续写道，“女儿拒绝与父母选中的夫婿成亲，就很有可能被关禁闭，被鞭打并且在房间里被粗暴地掷摔推搡，而公众舆论毫不震惊。婚姻与个人感情无关，而是家庭敛财工具，在颇有尊敬妇女‘骑士之风’美名的上流社会中尤其如此……男女婴儿一方或双方均在摇篮之中即已订婚，尚未脱离保姆监管即已成亲。”那大约是在一四七〇年，离乔叟时代[40]不远。妇女地位的下一个参照系，是大约两百年后，在斯图亚特王朝[41]时期。“中上阶级妇女自择夫婿仍然是例外，而且丈夫一被（父母）指定，他就是夫君和家长，至少法律和习俗是如此规定。然而尽管如此，”特里威廉教授作出结论，“莎士比亚笔下的妇女，或者可靠的十七世纪回忆录中的妇女，例如弗尼夫妇或哈钦森夫妇回忆录中的妇女，似乎均不乏个性和人格。”当然啰，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番，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必定有她自己的行为方式；麦克白夫人，我们可以推测，必有她自己的意志；罗莎琳德，我们可以断定，是位有魅力的姑娘。[42]特里威廉教授认为莎士比亚剧中的妇女似乎均不乏个性和人格，他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如果不是作为历史学家，人家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自从有史以来，妇女在所有诗人的一切作品中，都像烽火一般光芒万丈——克吕涅斯特拉、安提戈涅、克娄巴特拉、麦克白夫人、菲德拉、克瑞西达、罗莎琳德、苔丝狄蒙娜、马尔菲公爵夫人，这些是戏剧家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在散文小说家笔下则有这些女主人公：米勒芒特、克拉丽莎、蓓姬·夏普、安娜·卡列尼娜、爱玛·包法利、盖芒特夫人——这些名字在脑海中纷至沓来，她们决不会令人想起妇女“缺乏个性和人格”。真的，如果女人仅仅存在于男人所写的虚构作品之中，人家就会把她想象为最最重要的人物；她千姿百态变化无穷：英勇盖世而又卑鄙下贱；光彩照人而又下流无耻；美艳绝伦而又奇丑无比；她像男人一样伟大，有人甚至认为她比男人还要伟大[43]。然而这是文学作品中虚构的女人。实际上，正如特里威廉教授所指出的，她被关了禁闭，挨了鞭打，在房间里被人残暴地推搡掷摔。
一个非常奇特、复杂的人就这样产生了。在想象之中她至关重要；实际上她却完全无足轻重。她遍布于诗集的从头至尾每一页中；但在历史中她几乎不见踪影。在小说里，她主宰着君王和统治者的生活；实际上，她却会成为任何一个男孩的奴婢，只要他的父母把结婚戒指硬套在她手指上。在文学中，最富灵感的话语、最深刻的思想从她唇间吐出；在现实生活中，她几乎不会阅读拼写，而且是她丈夫的个人财产。
先读历史后读诗歌而构想出来的女人，必然是个奇异怪物——是一条蠕虫，却长着雄鹰一般的翅膀；是生命和美的精灵，却在厨房里剁切板油。然而这些怪物不论在想象中多么有趣，在实际上却并不存在。要使这个空洞形象具有活力，你就必须同时进行既充满诗意又平凡无奇的双重想象，这样就必须一方面不脱离现实——她是马丁夫人，三十六岁，身穿蓝衣，头戴黑帽，足登黄靴；然而另一方面又要不忘虚构——她是一个容器，各种各样精神和力量在其中不停地运行和闪烁。然而，当你对伊丽莎白时代妇女试用这种方法之时，现实和想象双重照明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失效了，你的思路由于缺乏事实而陷于停顿。你对于她并无详细的、完全真实的、实质性的了解。历史几乎没有提到她。于是我重新去翻阅特里威廉的著作，看看历史对于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查阅他的章节目录，发现他心目中的历史就是——
“庄园法庭和公田耕作方法……天主教西多会修道士与牧羊业……十字军……大学……下议院……百年战争[44]……玫瑰战争[45]……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修道院瓦解……农业与宗教冲突……英国海上势力之开端……西班牙无敌舰队……”等等，等等。书中偶尔提及一位妇女，一位伊丽莎白或一位玛丽，一位女皇或宫廷贵妇。但是，那些除了头脑和人格之外便一无所有的中产阶级妇女，不可能去参加任何伟大的运动，而正是这些社会运动集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历史学家们对于过去时代的观点。我们也不会在记载名人轶事的任何文集中找到她。奥布里[46]几乎没有提到她。她从来不写自传，也几乎不记日记；只有她的几封信件还保存着。她没有留下任何戏剧或诗歌，可供我们对她作出评判。人家所需要的，我想，是大量的信息：她在什么年龄结婚；一般而论她有多少子女；她的住房像什么样子；有没有她自己的房间；她自己做饭吗；她是否可能有一个仆人——为何纽纳姆或格顿学院没有一些才华卓越的大学生来为我们提供有关资料？所有这些事实，大约都记载在教区记事录或账簿上；伊丽莎白时代普通妇女的生活，必定是分散记载在某些地方，如果有人能把它收集起来，可以写成一本书。在书架上寻找那些稀缺书籍之时，我想，去建议那些名牌大学学生重写历史，我可不敢有此奢望，虽然我认为现有的历史似乎有点离奇，不真实，有所偏倚；但是为什么他们就不能给历史加上一些拾遗补缺的资料呢？当然，要给它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名称，女性形象就可以在那儿出现，而无违背礼法之嫌。因为，人们时常在伟人生平传记之中瞥见她们的身影，然而转瞬之间就隐没到背景之中，她们正在隐藏，有时我想，一个眼色，一阵笑声，或者一滴泪水。我们毕竟已经拥有足够多的简·奥斯丁生平记录；似乎亦无必要重新考虑乔安娜·贝利[47]的悲剧对埃德加·爱伦·坡诗歌的影响；就我本人而论，即使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住宅和她常去之处都对公众关闭至少一百年，我也毫不在乎。我在书架上重新寻觅，同时又继续思考，令我悲叹的是，我发觉我们对于十八世纪之前的妇女情况竟然一无所知。在我头脑里，没有一个模特儿可以供我翻来覆去地思考。我在此询问为何伊丽莎白时代妇女不写诗歌，而我并不清楚：她们受过什么教育；是否有人教会她们书写；她们是否有自己的起居室；有多少女人在二十一岁之前就生儿育女；总之，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她们都在干些什么？她们显然没有钱；按照特里威廉教授的说法，不管她们是否愿意，在她们离开育儿室之前就结婚了，大约只有十五六岁光景。甚至根据上述这种情况，我所推断的结论就是，如果她们之中突然有人写出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岂非不可思议？于是我又想起了那位老先生，现在他已逝世，但是当年是位主教大人，我想，他曾经说过，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女人，都不可能拥有莎士比亚的天才。他给报纸撰写文章，阐述这种观点。他又告诉一位向他请教的女士，猫儿实际上进不了天堂，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他补充道，它们也有灵魂。那些老先生们花了多少心思来拯救别人！他们一走近我们，愚昧无知的想法即无地自容！猫儿进不了天堂。女人写不出莎士比亚的戏剧。
无论如何，当我看到书架上那些莎士比亚作品，我就不得不认为，那位主教大人至少在这一点上正确无误：莎士比亚时代的任何女人都不可能，完全绝对不可能，写出莎士比亚的戏剧。
既然历史事实是如此难以获得，那就让我想象一下，假如莎士比亚有一位才华非凡的妹妹，就让我们称她为朱迪思，那会发生什么情况。莎士比亚本人很有可能进了文法学校[48]——他的母亲继承了一笔遗产——在那儿他可能学了拉丁文——奥维德、维吉尔、贺拉斯的经典著作——以及语法和逻辑基本知识。众所周知，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孩子，他偷猎兔子，或许还射死了领主的公鹿，而且未届婚龄就与邻近一位女子成亲，她怀胎不足十月，就为他生下了孩子。这种越轨行为，逼迫他跑到伦敦去另求生路。他似乎对舞台生涯有点兴趣，于是他开始在戏院门口替人家牵马。不久他就在戏院里找到了工作，成为一名成功的演员，住在作为宇宙中心的大都市里，和人人都有交往，人人他都认识，在舞台上实践他的表演艺术，在大街上练习他的聪明才智，甚至还进入了女皇宫廷。与此同时，他那位才华非凡的妹妹，我们不妨设想，却依旧呆在家中。她和他一样敢于冒险，富于想象，渴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她未被送进学校。她没机会学习语法和逻辑，更谈不上阅读贺拉斯和维吉尔经典著作。她偶尔捡起一本书，或许是她哥哥的，并且读上几页。但是，她的父母随后就进来嘱咐她去补袜子或照看炉子上炖着的菜，别在这儿翻书看报虚度光阴。他们说话严厉而内心慈祥，因为他们家境殷实，了解妇女生活情况并且深爱他们的女儿——的确，她多半是她父亲的掌上明珠。或许她在堆放苹果的阁楼上悄悄地涂写几页文字，但是她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藏起来，或者干脆付之一炬。然而不久，在她尚未超过十几岁之前，她就被许配给邻近一位羊毛商人的儿子。她放声大喊，说她痛恨结婚，因此被父亲痛打了一顿。然后他停止责骂她。他反而恳求她不要伤害他，不要因她的婚事而使他丢尽脸面。他说他要给她一串珍珠或一条精美的裙子；而且他泪水盈眶。她岂能不听从他？她岂能伤他的心？然而她本身天赋才华的力量却驱使她采取了行动。她把自己的衣物打成一个小包裹，在夏季的夜晚从窗口缒绳而下，走上了通往伦敦的道路。她还不到十七岁。在树丛中歌唱的小鸟，并不比她更有音乐才能。她具有最敏锐的想象力，而且具有一种像她哥哥那样的天赋，对于文字的音韵得心应手。像他一样，她也爱好戏剧。她站在舞台门口，她说她要演戏。男人们当面嘲笑她。那位经理——一个肥胖饶舌的男子——放声大笑。他声若牛鸣，说什么女人演戏好比小狗跳舞——没有女人，他说，有可能成为一位女演员。他作出暗示——你能想象他在暗示什么。她不可能在演技上得到训练。她岂能在小酒馆里觅食或在半夜里徘徊于街头？然而，她的天才是在文学的虚构性创作方面，她渴望从男男女女芸芸众生的生活中，并且在对于他们行为方式的研究中，吸取丰富的素材。最后——由于她非常年轻，她的脸庞长得极像诗人莎士比亚，有同样的灰色眼睛和弯曲眉毛——最后演员经理尼克·格林对她动了怜香惜玉之心；她发觉自己怀上了那位先生的孩子，于是——当诗人的心被拘禁束缚于一位妇女的躯体之内，谁又能估量它的狂热和暴怒？——她在一个冬季夜晚自杀了，并且被埋葬在十字路口，也就是现在公共汽车在“大象与城堡”酒馆门外停车之处。
如果一位妇女在莎士比亚时代具有莎士比亚的天才，我想，她的故事大致上就会如此展开。但是就我而言，我赞同那位已故的主教大人——假若他的确是位主教——的高见：在莎士比亚时代，任何女人居然会具有莎翁的天才，那简直是不可思议。因为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决不可能产生于辛苦劳作、未受教育的奴婢仆役之中。在当时的英格兰，天才不会产生于撒克逊族和不列颠族之中[49]。在今天，天才不会产生于工人阶级之中。那么，天才岂能产生于妇女之中？按照特里威廉教授的观点，她们在离开育儿室之前即已开始劳动，父母强迫她们，法律和习俗又束缚她们，要她们干此类家务劳动。然而，在妇女之中必定存在过某种天才，正如工人阶级之中必有天才。偶尔总会有某一位艾米莉·勃朗特或罗伯特·彭斯[50]在文坛上冒出来大放光芒，证明天才确实存在。但是，这种天才从未把自身诉诸笔墨印成书籍。然而，当人家读到这样的消息，据说出现了一名人们避之不及的女巫，一名魔鬼附身的妇女，一名卖草药治病的聪明女人，或者甚至是一位杰出男子有一位了不起的母亲，于是我就想，我们是隐隐约约找到了一些踪迹，这里有一位失落的小说家，一位压抑的诗人，一位湮没无闻的简·奥斯丁，或者一位艾米莉·勃朗特在旷野里撞破了脑袋，或者被她自己的天才折磨得发狂，蓬首垢面地在公路上踯躅。真的，我愿冒昧猜测，那位写了这么多诗歌而不署名的匿名作者往往是个女人。我想，爱德华·菲茨杰拉德[51]认为，是一位妇女创作了那些歌曲和民谣，哼给她的孩子们听，以此排遣独自纺纱的寂寞，或者消磨漫长的冬夜。
这或许是真的或许是假的——谁能说得清？——但是回想起我刚才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对我而言似乎其中至少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在十六世纪，任何一位具有伟大天才的女性必定会发狂、自杀，或者在村外孤寂的茅舍中了此余生，半巫半魔，被人惧怕又被人嘲笑。因为，只要对心理学略知皮毛即可肯定，一位具有高度天赋的姑娘如果试图运用她的天赋来作诗，势必遭到他人的妨碍和阻挠，被她自相矛盾的本能所折磨和撕裂，结果必定会失去健康和理智。没有一个姑娘能够走到伦敦，站在舞台门口，闯到演出经纪人面前，又使自己不遭强暴不受痛苦；这或许是不合理的，却依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贞节可能是某些社会为了不知道什么理由而发明出来的一种偶像。贞节在当时，甚至在目前，在妇女生活中具有一种宗教般的重要性，并且已经用神经和本能把它自己团团围住，要切开这层外壳把它解放出来置于光天化日之下，需要极为罕见的勇气。对一位女性诗人或剧作家而言，十六世纪在伦敦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意味着神经紧张进退两难，那种压力很可能会杀了她。如果她能幸存下来，她所写的不论什么作品都是扭曲畸形的，是紧张而又病态的想象力的产物。而且毫无疑问，看看书架上没有一本女人写的剧本，我想，她的作品必定是未署名的。她肯定会把埋名隐姓作为避难所。正是贞操观念的遗毒，促使妇女甚至到了十九世纪仍然匿名写作。柯勒·贝尔[52]、乔治·爱略特[53]、乔治·桑[54]都是紧张的内心矛盾冲突的牺牲品，她们的作品可资佐证。她们试图用男人姓名来掩盖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然而不太成功。这种做法表示她们尊重习俗，这种习俗即使不是由男性树立起来，也是被他们所竭力鼓励的（伯里克利[55]说，一个女人的主要荣誉就是无人论及，而他本人却是一位经常被人谈论的男人），那种习俗认为，妇女抛头露面是令人厌恶的。匿名的本能在妇女的血脉中流淌。隐蔽自己的愿望仍旧控制着她们。甚至直到现在，她们还不如男人那样关心自己的名声好坏，一般而论，她们会走过墓碑或广告牌而不至于产生不可遏制的欲望，想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这就和阿尔夫·贝特和蔡斯这些男人不同，他们必定遵从他们的本能，如果一位漂亮女人走过，甚至是一条狗走过，他们就会喃喃自语：这条狗是我的。当然，这可能不是一条狗，我想起了议会广场、西吉斯林荫道和别的大街；它可能是一片土地，或者是一位长着黑色头发的男子。这就是做女人的重大优势之一：一个女人可以从非常漂亮的女黑人身边走过，却不会希望把她变成一位英国妇女。
于是，那位生于十六世纪而很有诗歌天才的妇女，就是个不幸的女人，与自身天赋相冲突的女人。要把她头脑中的任何思想释放出来，都必须有良好的心境，而她所有的生活条件和她所有的本能，均与此种心境相悖。我要追问：究竟何种心境最有利于创作？人家能够对那种推进、促成奇异的创作活动的心境有所了解吗？我在此翻开了莎士比亚悲剧选集。例如，莎翁写作《李尔王》和《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时，处于何种心境？那肯定是自古以来最适宜于创作诗歌的心境了。然而莎翁本人对此从未论及。我们仅在无意之中偶然知道，他在创作之时“从未涂去过一行文字”。或许直到十八世纪，艺术家本人对他的心境的确从来未置一词。或许卢梭是自我表白的始作俑者。无论如何，到十九世纪自我意识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骚人墨客在其忏悔录和自传中披露本人心境已成习惯。别人也为他们写传记，他们的书信在死后被印刷出版公诸于世。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不知道莎翁在写《李尔王》时心中想些什么，我们的确知道卡莱尔写《法国大革命》时心中有何想法，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时心中有何想法，济慈试图以诗歌创作来抗衡死神临近和世情冷漠之时心中有何感受。
从这无穷无尽自我忏悔与自我分析的现代文学之中，人们可以推论，创作一部天才作品几乎总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伟大事业。每一件事情都在抗衡制约天才杰作从作家的心中完整地产生。一般而论，物质环境总是与文学创作相悖。狗儿会乱吠；人们会打扰；钱必须去挣；身体会垮掉。更进一步，使困难加剧而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这个世界对于文学臭名昭著的漠不关心。它并不要求人们去写诗、写小说、写历史；它不需要它们。它并不在乎福楼拜是否找到了恰当的字眼或卡莱尔是否认真地核实了事实。它自然不会为它所不需要的东西花钱。因此济慈、福楼拜、卡莱尔等作家精神涣散、心情沮丧，在青年创作时期尤其如此。一阵诅咒、一阵痛苦的呼声，从他们自我分析与自我忏悔的著作中冉冉升起。“伟大诗人贫困而死”——那就是压在他们诗歌创作之上的沉重负担。如果有任何作品尽管经历了所有这一切磨难而终于完成，那就简直是个奇迹；而且大概没有一部作品在诞生之时像它当初在作者心中构思之时那样完整而毫无残缺。
但是对于妇女而言，看着空荡荡的书架，我想，这些困难势必更加难以克服。首先，甚至直到十九世纪初，她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也办不到，更不必说要一间安静、隔音的房间了，除非她的父母异常富有，或者身份非常高贵。她的零用钱仰仗于她父亲的善意，仅够供她穿衣，她甚至无法拥有济慈、丁尼生或卡莱尔等穷苦男人均可获得的安慰，例如：徒步旅行；漫游法国；离家独居，即使仅有一间陋室，亦可庇护他们免受家人横加干扰之苦。这种物质上的困难已很可怕；但是非物质的无形困难更糟得多。济慈、福楼拜与其他男作家，已经发觉世人的冷淡不堪忍受；对于女作家，那就不光是冷眼相对，而是抱有敌意了。这个世界对男女作家态度很不一样。它对男人们说：你们想写就写；这与我没关系。它对女人却大声嘲笑：写作？你写作有何用处？再看看书架上空白之处，我想，纽纳姆和格顿学院的心理学家们可以来帮助我们了。现在肯定应该是测量挫折对于艺术家的心灵有何等影响的时候了，正如我曾看到牛奶公司检测普通牛奶和甲级牛奶对老鼠的影响有何不同。他们把两只关在笼内的老鼠并排放着进行比较。饮普通奶的鼠鬼鬼祟祟、胆怯而瘦小；饮甲级奶的鼠皮毛光滑，大胆而肥壮。那么，我们又给作为艺术家的妇女提供了什么食物呢？我在提出问题之时，立刻就回想起那顿由李子干和蛋奶羹组成的晚餐。要回答那个问题，我只要翻开晚报读一读伯肯黑德勋爵的观点——但是我真的不想费心去抄录勋爵先生关于妇女写作的高见。英奇主教大人的高论，我亦不想涉及。哈利大街[56]的专科医师们在放大喉咙招徕病人，尽管他们的呼声在大街上回荡，我却丝毫不为之所动。然而，我要引用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话，因为他有一个时期是剑桥的大人物，并且经常主持格顿和纽纳姆学院的学生考试。勃朗宁先生总是说：看完任何一组考卷，不论他打了什么分数，他所得到的印象是：最好的女生在智力上也要比最差的男生更为低劣。说完这话，勃朗宁先生回到他的房间里——正是随后发生的事情使他受人喜爱，并且使他具有高大威严而又富于人性的形象——他回到房间里，发现他的小马夫正躺在沙发上，瘦得皮包骨，两颊深陷，面有菜色，牙齿乌黑，四肢疲软。……“那是阿瑟，”（勃朗宁先生说）“他真是一个可爱的孩子，而且极有抱负。”这两个画面对我而言是互相补充的。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个传记文学流行的时代，这两个画面总是相互衬托，于是我们解释伟人的见解之时，就可以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
但是，尽管现在可能如此，甚至在五十年前，这种意见出自重要人物之口还是令人生畏。让我们设想，有一位父亲出于最高尚的动机，不希望他女儿离开家庭去当作家、画家或学者。他就会说：“看看奥斯卡·勃朗宁先生说了什么，”而且不止勃朗宁先生；还有《星期六评论》；还有格雷格先生——“女性生存的基本条件，”格雷格先生特别强调，“就是男性赡养她们，而她们侍奉男性”——还有一大堆男性观点，其大意是说，对于女性的智力勿存任何奢望。即使她的父亲没有把这些观点大声宣读，任何一位姑娘也可以自己读到它们；即使是在十九世纪，这种阅读必定使她大为气馁，并且深深地影响她的创作。总是有人断言——你不能干这个，你没能力干那个——这种论断都必须反对，必须克服。或许对小说家而言，这种细菌还不至于产生太大影响，因为已经出现了一些杰出的女小说家。但是对画家而言，这种细菌仍有作用；对音乐家而言，我想它甚至到现在依然具有活力，并且极有毒性。当今女作曲家的地位，就相当于莎士比亚时期的女演员。我想起了刚才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于是就想到尼克·格林曾经说过：女人演戏使他联想到小狗跳舞。两百年后，约翰逊博士用同样的语言来形容妇女在教堂里布道。我在此翻开一本音乐书，在这体面的一九二八年，我们看到人家用同样的话语来形容试图作曲的女人。“关于热尔梅娜·泰勒费尔小姐，人家只能重复约翰逊博士的论断，但要转换成音乐术语：‘先生，女人作曲就像一条狗用后腿走路。它干得并不好，但令人惊讶的是，它居然这样干了。’”历史就是如此丝毫不爽地重演了。
于是，合拢奥斯卡·勃朗宁传记，并且把其他传记也都推在一边，我断定，甚至在十九世纪，妇女要当艺术家也不受鼓励。恰恰相反，她们受到冷待、打击、训斥和劝告。由于必须反对这个、驳斥那个，她必定心里紧张而活力降低。在这儿，我们重新来到那非常有趣而又模糊不清的男性情结范围之内，此种情结对妇女运动影响极大；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愿望，与其说是希望女性低人一等，还不如说是期望男性高人一等，这种愿望使人不论放眼何方均可看到男性无所不在，他不仅挡在艺术面前，也挡住了通往政治之路，甚至他本人所冒风险甚微而恳请入围者谦恭诚挚，亦不肯稍加通融。甚至贝斯巴勒女士，我想起来了，尽管她对政治满腔热情，也必须卑躬屈膝地写信给格兰维尔·莱维森-高尔勋爵：“……尽管我强烈关注政治，并且对此发表过不少议论，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即对于政治和任何其他严肃事务，妇女不宜深入干预，只可发表一点意见（假如有人询问的话）。”于是，她就把她的政治热情继续倾注到那个极其重要的题目上去，那就是格兰维尔勋爵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讲，她的热情当然不会在此遇到任何障碍。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现象，我想。男性反对女性解放的历史，或许比女性解放运动的故事本身更加有趣。如果格顿或纽纳姆女子学院的青年学子愿意收集此类案例，并且演绎出一种理论，就有可能写出一本有趣的书，——但是，她必须戴上厚厚的手套，还要有坚固结实的金栏杆来保护她。
但是，现在使人觉得有趣的事，我在合上贝斯巴勒女士的书时回想，在过去却曾经一度需要极其认真对待。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有一些见解，现在被我们收入一本荒诞著作，保留在夏季夜晚念给少数听众消闲，在过去却曾经催人泪下。在你们的祖母和曾祖母那一辈中，曾有许多人为此痛哭流涕。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曾在痛苦之中放声嘶喊。[57]而且，你们现在已进大学并且有了自己的客厅——或者仅仅是卧室兼客厅？——你们自然会轻巧地说，天才应该蔑视这些见解；天才应该对他人的议论不屑一顾。不幸得很，正是天才男女最介意别人对他们的议论。回想一下济慈。回忆一下他墓碑上所刻的铭文吧。想想丁尼生；再想一想——但是我不必搜集大量案例来证明那不可否认的、极其不幸的事实：过分在乎人家对他们的议论，正是艺术家的天性。在文学中，非理性地过分介意他人意见的不幸者的残骸随处可见。
现在回到我最初讨论的问题，即何种心境最适宜于创作，我就想，他们的过分敏感是加倍地不幸，因为艺术家的心灵，为了尽力把其中构思的作品完完整整地释放出来，必须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就像莎士比亚的心灵那样，看看那本翻到《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处的莎翁戏剧集，我作出了这样的推测。艺术家的心灵必须了无牵挂，一尘不染。
因为尽管我们对莎士比亚的心境毫无所知，甚至在我们如此说的时候，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莎翁的心境。我们之所以对莎翁了解得如此之少——这是与邓恩、本·琼森或弥尔顿相对而言——其原因或许就在于，他把他的厌恶、憎恨、反感全都对我们隐藏起来。没有一些“揭示内幕者”来提醒我们关于作者本身的情况，来阻挠我们的阅读。抗议、说教、申冤、复仇，让世人见证其艰辛悲苦等等一切欲望，他都付之一炬，烟消云散。因此，他的诗句方能从心中自由通畅地汩汩流出。如果曾经有人把他心中的作品完完整整地表达出来，那就是莎士比亚。如果曾经有一个心灵炉火纯青、了无牵挂，我的目光重新转向书架，我想，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