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想在十六世纪发现任何女人具有这种适合于创作的心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想一想伊丽莎白时代墓碑上雕刻着的所有那些合掌而跪的孩子们；想想她们的早年夭折，再看一看她们住宅里阴暗狭小的房间，即可理解那时没有女人能够写诗。可以盼望在更晚的时期发现某位贵夫人，利用她相对自由舒适的环境去出版署有她本人姓名的作品，然而这要冒被他人视作怪物的风险。男人当然未必都是势利之徒，我继续思忖，小心翼翼地回避丽贝卡·韦斯特小姐“臭名昭著的女权主义”；但是，他们大多数是带着同情心态，对伯爵夫人试图写诗的努力表示赞赏。这自然也是在意料之中，人家会发现，一位有头衔的贵夫人与当时默默无闻的奥斯丁小姐或勃朗特小姐相比，得到的鼓励要大得多。但是，可以预料，人家也会发现她的内心受到恐惧、仇恨等与诗无关的情绪干扰，而且她的诗歌也显示出此种干扰的痕迹。这儿是温奇尔西夫人[58]，我想以她为例，便顺手从书架上取下她的诗集。她生于一六六一年，她是贵族出身而又嫁给贵族；她并无子女；她创作诗歌，只要翻开她的诗集，即可发觉她为了妇女的地位而义愤填膺地发出不平之鸣：
我们何等堕落！因错误统治而堕落，
我们并非天生傻瓜而是所受教育使然；
禁止我们的心灵有一丝一毫的改善，
心灵迟钝，正合乎他人的期望和设计；
如果有人竟然意气风发鹤立鸡群，
拥有更热情的想象和紧迫的雄心，
敌对势力就更加会显得如此强大，
繁荣兴盛的希望永远不能压倒种种恐惧。
显然，她的心灵决非“了无牵挂，炉火纯青”。恰恰相反，她的心被仇恨和痛苦所折磨，因而心烦意乱。对她而言，人类分裂成为两派。男人就是“敌对势力”；她对男人又恨又怕，因为他们有权挡她的路，并且阻止她去干想干的事——那就是写作。
哎唷！一个女人居然要尝试写作，
她自然被视为狂妄放肆之徒，
此种过失决无任何美德可以救赎。
他们说我们认错了性别走错了路；
良好的教养、风度、舞蹈、服装、游戏，
才是我们所应当渴望的成就；
写作、阅读、思考、或者探索，
会掩盖我们的美丽，消耗我们的光阴，
并且阻挠我们青春时代赢得的爱情，
至于枯燥无味地管理一幢奴仆众多的住宅
有人认为这是我们最高的艺术和用处。
她真的必须假定所写的东西永远不会被出版，并且以此来鼓励自己去写作；她用一曲悲歌来自我安慰：
对几个朋友和你的悲伤歌唱吧，
因为你从未打算荣获诗人的桂冠；
但愿你的阴影昏暗，你在那儿应该知足。
然而很明显，如果她的心灵能够摆脱仇恨和恐惧，并且不被辛酸和愤慨所填满，她内心的火焰是炽热的。她偶尔会写出纯正的诗句：
也不愿用退色的丝绸去制作，
那似乎是不可模仿的玫瑰。
——它们受到默里先生的公正赞扬，而且人们认为，蒲伯记住并且引用过这位夫人的其他诗句：
现在水仙花征服了衰弱的头脑；
我们在芳香的痛苦下晕倒。
一位能写出如此美丽诗句的女人，她的心境与外在的大自然和内在的深刻思维是协调融洽的，居然会被逼迫到发怒而愤慨，这真是千百倍地可惜。但是，她又怎么能够不如此呢？想到人们的讽刺和嘲笑，谄媚者的阿谀奉承，诗人们的深深怀疑，我不禁提出了上面那个问题。她必定是在乡下一个房间里闭门写作，她的心被痛苦和疑虑所撕裂，尽管她的丈夫极其仁慈，而且他们的婚姻生活十分美满。我刚才说她“必定”如何如何，是因为当人家开始寻找有关温奇尔西夫人生平事迹之时，就和往常惯例相同，几乎对她一无所知。她受到忧郁症的可怕折磨，当我们发现她告诉我们，在忧郁之中她会有何种想象，我们就可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她的痛苦：
我的诗句被人毁谤，我的工作被人认为
是毫无用处的愚蠢或狂妄之极的过失：
这个如此受人非难的工作，在我们看来，无非是在田野间漫步和梦想之类无害行为而已：
我的手爱好探索不寻常的事物，
并且偏离人们熟悉的普通方式，
也不愿用退色的丝绸去制作，
那似乎是不可模仿的玫瑰。
自然啦，如果这就是她的习惯、这就是她的爱好，她只能等着受人嘲笑；而且，据说诗人蒲伯和盖伊[59]就曾经因此而讽刺她“像一位技痒难熬渴望涂鸦的女才子”。也有人认为，她嘲笑盖伊因而冒犯了他。她说他的诗篇《琐事》表明，“他更适宜于抬轿子而不是坐轿子。”但是，默里先生说，这些都是“不可靠的流言蜚语”，“十分无聊”。但是，在这方面我不同意他的观点，甚至是“不可靠的流言蜚语”，我也愿意多知道一点，以便有可能去发掘或拼凑这位忧郁女士的某种形象，她喜爱在田野间漫步，思索不寻常的事情，并且不明智地粗暴挖苦“枯燥无味地管理一幢奴仆众多的住宅”。但是，默里先生说，她变得思路紊乱了。她的天才中到处长满了杂草和荆棘。她的天才没有机会显示其本身的优美卓越。于是我把她的诗集放回书架，转向另一位伟大的女士，兰姆所爱慕的那位公爵夫人，举止轻率、富于幻想的纽卡塞的玛格丽特，她比前面那位女士年长，却是她的同时代人。她们俩大不相同，但在这方面是相同的：她们都出身高贵，都没有子女，也都嫁了最好的丈夫。在她们内心，都燃烧着诗歌创作的激情，并且都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变得心灵扭曲、面目畸形。翻开两位公爵夫人的诗集，即可发现相同的怒火在爆发：“妇女就像蝙蝠或猫头鹰那样，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像畜生一般辛苦干活，又像微不足道的小虫那样死去……”玛格丽特本来也有可能成为诗人；在我们的时代，所有那些活动，都很有可能推动某种命运的车轮。在当时情况之下，又有什么力量可以约束、驯服、感化她那野性、丰满、桀骜不驯的才智，并且使其为人类所利用呢？它自发地倾泻出来，杂乱无章，形成了滔滔不绝的韵文、散文、诗歌和哲学，凝结在对开本或四开本手稿之中，从来无人读过。应该有人把一架显微镜放到她手中。应该有人教她观察星象和科学推理。她的智力由于孤独和放任而畸变。无人来纠正她。无人来教导她。教授们奉承她。在宫廷里，人们嘲弄她。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大为不满——粗野的话语“居然会从一位出身名门而又在宫廷中成长的女人笔下泛滥成灾”。于是，她在韦尔贝克闭门谢客，孤身隐居。
想起玛格丽特·凯文迪许，脑海中浮现出一幅何等孤独寂寞而又感情奔放的景象！好比某种硕大无比的黄瓜，将其藤蔓笼罩住花园里所有的玫瑰和石竹，使它们都窒息而死。这个女人曾经写道：“最有教养的女人，就是那些思想最最开明的女人”，她居然会乱笔涂鸦消耗光阴，而且在昏庸愚昧之中越陷越深，直到后来当她出门之时，人们蜂拥而至，在她马车四周围观，一个天才就此白白浪费，那是何等可惜！显然，这位疯狂的公爵夫人，成了人们用来吓唬有才华聪明姑娘的妖魔鬼怪。我把公爵夫人的诗集放在一边，翻开了多萝西·奥斯本书信集，我想起来了，这儿是多萝西写给邓普尔的信，信中谈到了公爵夫人的新书。“这个可怜的女人真的有点神经错乱了，否则她决不会如此荒唐，居然大胆写起书来，而且还要用韵文来写，我即使两个星期不睡觉，也不至于如此荒谬。”
既然明智而又谦逊的女人不能写书，多萝西敏感而忧郁，性格与那位公爵夫人相反，就什么也没写。书信自然不算数。一个女人可以坐在她父亲病榻旁边写信。她可以在男人们交谈之时，坐在炉火旁边写信，而且并不打扰他们。一页又一页地翻阅多萝西的书信，我想，这真是奇迹：这位无师自通的孤独姑娘，在遣词造句、构思情景方面拥有何等的天赋！请听她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用过正餐之后，我们就坐着聊天，直到我们谈到B先生的问题，我就走了。炎热的白天在阅读和干活之中度过，大约六七点钟时，我走出屋外，来到我家附近一片公共绿地上，有许多村姑在牧牛放羊，坐在树荫下吟唱民谣；我向她们走去，把她们的歌声和美丽与我在书中读到过的古代牧羊女相比，发现其中颇有差异，但是请相信我，我认为这些姑娘和那些古代少女同样天真无邪。我与她们交谈，就发觉她们什么也不缺就是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但唯一的欠缺是她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在我们交谈之时，常会发生这样的事：一位村姑四面观望，看见她的牛走进了玉米田，于是她们都轻快地奔跑过去，好像脚下长了翅膀一样。我没有那么敏捷，就落在了后面，当我看见她们赶着牛羊回家，我想我也该回去了。吃过晚饭，我走进花园，又来到流过花园的一条小溪旁边，我坐在那儿，非常希望你能和我在一起。……”
人家可以发誓说，她已具备作家的素质。但是，“我即使两个星期不睡觉也不至于如此荒谬。”——当人家发现，甚至一位很有写作才能的妇女也会强迫自己相信写作是荒谬的，甚至会使自己显得神经错乱，那么他就可以估量反对妇女写作的气氛是多么强烈。我把那本薄薄的多萝西·奥斯本书信集放回书架，再来看看贝恩夫人[60]写了些什么。
阅读贝恩夫人的书，我们就在探索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我们暂且把那些孤芳自赏的贵夫人留在身后，她们和她们的对开本都禁闭在她们的花园里，她们写作既无读者又无人评论，不过是一种独自娱乐而已。我们来到城里，在街上与平民百姓肩摩踵接。贝恩夫人是中产阶级妇女，拥有平民的一切美德：幽默、活力和勇气；由于丈夫亡故和自己几次投机不幸失败，被迫依靠自己的才智来谋生。她不得不和男人一起在相等的条件下工作。她工作非常努力，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靠写作来谋生这个事实的重要性，超过了她实际上所写的任何东西，甚至包括那篇精彩的《我造就了一千个殉难者》或《爱神坐在神奇的胜利之中》，因为从此开始了思想的自由，或者更不如说，是具备了那种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灵获得了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既然阿弗拉·贝恩已经这么干了，姑娘们即可理直气壮地走到父母面前说，你们不必再给我们生活费了；我可以用我的笔来赚钱口。当然，许多年来，那父母的答复必定是：不错，去过阿弗拉·贝恩那种生活！即使死了，也比这更强！那扇门砰的一声关上，关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快。那个深刻而有趣的课题，即男人为妇女的贞节所树立的价值观，以及此种价值观对妇女教育的影响，现在这个问题本身就显得很有必要展开讨论，如果格顿或纽纳姆学院的大学生愿意深入探讨这个课题，很有可能会写出一本有趣的书。达德利夫人戴着钻石坐在苏格兰荒野中，或许可以作为此书封面插图。达德利夫人逝世那天，《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达德利勋爵“是一位趣味高雅而多才多艺的男子汉，乐善好施而又慷慨大度，但是他希奇古怪地专横霸道。他坚持要他的夫人穿好全套礼服，甚至在苏格兰高地最偏僻的狩猎小屋中也不准例外；他让她披金戴银浑身珠光宝气”，如此这般不一而足，“他什么都给了她——却始终不肯给她一丝一毫责任。”后来达德利勋爵中风了，从此以后她精心护理着他，并且极其胜任地管理着他的庄园。那种大男子主义希奇古怪的专横霸道，在十九世纪依然存在。
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阿弗拉·贝恩证明，或许牺牲某些适当的品质，即可通过写作来挣钱；于是，渐渐地写作不再仅仅是愚蠢和精神错乱的迹象，而且开始具有实际上的重要性。丈夫可能会死去，家庭或许会遭到某种飞来横祸。十八世纪以来，有成百上千妇女依靠翻译古典文学或撰写不计其数的蹩脚小说来增加零用钱或者补贴家用，这些小说甚至在教科书中也不再录用，但是在伦敦查令十字街廉价书摊上可以偶尔买到。在十八世纪后叶，妇女们思想显得极其活跃——谈话、聚会、撰写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翻译古典文学——这些都以妇女能靠写作挣钱这个扎实的事实为基础。原来不必付酬而显得微不足道的事情，现在能挣钱了就显得很有体面。或许仍然可以嘲笑“女才子技痒难熬，渴望信笔涂鸦”，但是却不能否认，她们能够把挣来的钱放进她们的钱包。于是，到十八世纪末出现了一个变化，如果由我来重写历史的话，我一定要将它更详细地描述，并且认为它比十字军或玫瑰战争更加重要。这变化就是：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了。如果《傲慢与偏见》是重要作品，如果《米德尔马奇》、《维莱特》和《呼啸山庄》是重要作品，那么不仅仅那些和自己的手稿与奉承者一同禁闭在乡村别墅中的孤独的贵夫人们在写作，而且一般普通妇女也开始写作，这件事情的非凡重要性，就远远不是我一个小时的演讲所能证明的了。如果没有那些先驱者，简·奥斯丁、勃朗特姐妹和乔治·爱略特就不会写作，正如莎士比亚没有马洛不可能写作，马洛没有乔叟或乔叟没有那些被遗忘的诗人也不会写作，是那些被遗忘的古代诗人铺平了道路，驯服了天生桀骜不驯的原始语言。因为，杰作不是单独、孤立地产生的；它们是人们多年共同思索的产物，是群体思维的产物，因此在个人声音的背后，是群体的经验。简·奥斯丁应该给范妮·伯尔内的坟墓献上一个花圈，乔治·爱略特应该向伊丽莎白·卡特[61]强有力的荫庇表示敬意——那位勇敢的老太太把一只小铃铛系在床架上，为了催自己早起学习希腊文。所有的女人都应该把花朵撒在阿弗拉·贝恩坟墓上，此坟颇受非议，但是它坐落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名人墓穴区内，却是非常恰当，因为正是她为妇女们赢得了表达她们思想的权利。正是她——尽管她暧昧而多情——使我觉得，这不是想入非非而可以在今晚理直气壮地对你们说：依靠你们自己的才智，每年去挣五百英镑吧。
现在已经来到十九世纪初叶书库。在这儿，我第一次看到有几个书架放满了妇女的著作。但是，当我的目光浏览这些作品之时，我不得不问：为什么除了极少数例外，它们全是小说？原始的冲动倾向于诗歌。“歌谣的最高领袖”是位女诗人。在英法两国，都是先有女诗人，后有女小说家。还有，看着四大女作家的姓名，我想，乔治·爱略特与艾米莉·勃朗特有何共同之处？夏洛蒂·勃朗特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简·奥斯丁吗？除了她们四位均无儿女这个可能有点相关的事实之外，再也找不到四位比她们性格更不协调的人同室相聚了——正因为她们性格不协调，就更加吸引我去想象她们如何相会、如何对话。然而，由于某种奇特力量的驱使，当她们写作之时，她们都写了小说。这是否与她们出身于中产阶级有点关系，我问道；是否与艾米莉·戴维斯小姐后来非常显著地揭示的事实有关，那就是十九世纪早期中产阶级家庭成员们合用一间客厅？如果一位妇女要写作，她就不得不在公共客厅里写。而且，正如南丁格尔小姐所强烈抱怨的，——“妇女从未拥有过……真正属于她们自己的半个小时”——她的思路总是被人打断。在公用客厅里写散文和小说，还是要比写诗歌或戏剧容易。因为不需要那么集中思想。简·奥斯丁一辈子都是如此写作。她的外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她如何能够完成这一切，实在令人惊讶，因为她没有单独的书房可用，大多数作品必须在公共客厅里完成，要忍受各种各样偶然的干扰。她小心翼翼不让仆人、客人或家庭之外的任何人怀疑她在写作。”[62]简·奥斯丁隐藏她的手稿，或者用一张吸墨水纸把它们掩盖起来。还有，十九世纪早期一位妇女所获得的全部文学训练，就是观察性格，分析感情。她的敏锐感觉，在公共客厅影响之下，受到长达数百年的训练。人们的感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个人之间的关系总是展现在她眼前。因此，当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作之时，她自然会去写小说，虽然四位著名女作家中有两位就其本性而言，似乎显然并非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本来应该去写诗剧；乔治·爱略特的创作冲动如果用来写历史或传记，她心灵中的横溢才思即可充分施展。然而，她们却写了小说；从书架上取下《傲慢与偏见》，我说，人家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认为她们写了优秀的小说。人家完全可以说《傲慢与偏见》是部好书，毫不夸张亦不刺激男性。无论如何，在写《傲慢与偏见》时被人当场撞见，她应该不会感到羞愧。然而，简·奥斯丁很高兴客厅的门轴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这样她就可以在别人进来之前把手稿藏好。对简·奥斯丁而言，写作《傲慢与偏见》似乎总有点不太光彩。于是我就猜测，如果简·奥斯丁不必在客人面前把手稿藏起来，《傲慢与偏见》是否有可能写成一部更优秀的小说？我读了一二页来加以检验；但是，我不能发现任何迹象，足以证明当时的不良环境对她的创作产生了最轻微的损害。或许这就是此书的主要奇迹所在。这儿有一个女人，在一八〇〇年左右心态平和地写作，没有仇恨，没有抱怨，没有恐惧，没有抗议，没有说教。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写作态度，我想，我的目光瞅着《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当人们把莎翁与简·奥斯丁相比，他们可能是指两位作家的心灵都无牵无挂毫无杂念；正是为了那个原因，我们难以了解简·奥斯丁，也难以了解莎士比亚；也正是为了那个原因，简·奥斯丁的心灵渗透弥漫于她所写的每一个字中，莎翁的情况亦是如此。如果简·奥斯丁的环境因素对她有任何不利之处，那就是受到了强加于她的狭窄生活范围的制约。当时一个女人不可能单独出游。她从未旅行；她从未乘坐公共马车穿越伦敦，或者在一家店铺里独自用午餐。但是，或许简·奥斯丁天生就不想要她所没有的东西。她的天才和她的环境极其完美地相互协调。但是，我怀疑夏洛蒂·勃朗特是否如此，我喃喃自语，翻开了《简·爱》，并且把它放在《傲慢与偏见》旁边。
我翻开此书，在第十二章注意到这句话：“谁想责备我，就责备我吧。”他们为什么要责备夏洛蒂·勃朗特呢？我感到奇怪。我读到了当菲尔法克斯夫人制作果冻时，简·爱往往会爬上屋顶去眺望远处的田野景色。于是她产生了一种渴望——他们正是因此而责备她——“我渴望拥有超越那个极限的眼力；它可以看到遥远城镇的繁华世界，这是我曾经耳闻却从未目睹的充满生机的地区：我渴望具有比现在更多的实际经验；渴望与我的同类人物有更多交往，超出我在这里的范围去结识各类性格不同的人物。我珍惜菲尔法克斯夫人的优点和阿黛勒的优点；但是我相信，还存在着其他类型更加生动活泼的优点，并且我相信我渴望看到的那些东西。
“谁责备我啦？有许多人，毫无疑问，而且人家会说我太不知足。但我情不自禁：我的性格天生就不宁静；有时候那骚动不安的情绪激动着我使我痛苦……
“要说人类应该满足于平静生活，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必须活动；如果他们找不到活动，也会把它创造出来。千百万人陷入了比我这儿更加死气沉沉的境地，千百万人在默默反抗他们的命运。无人知晓，在充斥于世的芸芸众生中，酝酿着多少反抗。一般而论，妇女总是被认为非常安静：但是妇女的感受和男人同样敏锐；她们和她们的兄弟们一样需要锻炼她们的能力，需要有一片阵地来发挥她们的力量；她们因为太严格的约束和太绝对的停滞而感到痛苦不堪，正如男人在此种情况下也会感到痛苦；那些比她们享有更多特权的同类生物，如果说她们应该局限于做布丁、织袜子、弹钢琴、绣提包，他们也就未免心胸太过狭窄了。如果她们想要超出习俗所限定的为女性所必需的活动范围，去做更多事情、去学更多东西，他们就要责备她们、嘲笑她们，那就未免太过不替别人着想了。
“当我这样独自一人呆着，时常会听见格瑞斯·蒲尔的笑声……”
这是令人难堪的突然中断，我想。突然遇到格瑞斯·蒲尔，真是令人不安。连续的思路被打断了。将此书放在《傲慢与偏见》旁边，我继续思忖，人家可能会说，写出这几页文字的女人，比简·奥斯丁更有天才；但是，如果把这几页读一遍，就会注意到其中所隐涵的激动和愤慨，就会发觉她永远也不可能毫无牵挂地把她的天才完完全全表达出来。她的书必定是畸形、扭曲的。在本来应该心平气和地写作之处，她会怒气冲天地写。在本来应该明智地写作之处，她会愚昧地写。在本来应该描绘她的人物之处，她却描写她自己。她在和她的命运宣战。她又怎能不饱受压抑、挫折而英年早逝呢？
人家忍不住要暂且玩味一番下述想法：假定夏洛蒂·勃朗特每年有三百英镑收入，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这个傻女人把她的小说版权一千五百英镑就卖断了；对于这个繁华的世界和充满生机的城镇地区，她有了更多的知识；她也有了更多的实际经验，与她的同类人物有了更多交往，并且更多地结识了各式各样性格的人物。在这些话中，她不仅指出了她本人作为小说家的弱点，也指出了当时她的性别的弱点。没有人比她知道得更清楚，如果她不浪费她的天才去孤独地眺望远方四野景色，如果她能获得经验、与人交往、广泛旅游，那么她的天赋才能势必获益匪浅。但是，她得不到这些东西；什么都没给她；于是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所有这些优秀小说，《维莱特》、《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奇》，均出自妇女手笔，她们的人生阅历，不会超过进入一位可敬的牧师家庭这个范围；她们在可尊敬的牧师住宅的公共客厅中写作，她们是如此贫穷，花不起钱去一次性购买好几刀稿纸来写《呼啸山庄》和《简·爱》。她们之中的确有一位，乔治·爱略特，在饱经忧患之后逃之夭夭，但是仅仅逃避到圣约翰森林一幢偏僻的别墅之中。在那儿，她在整个世界都对她非难指摘的阴影之中生活。“我希望大家谅解，”她写道，“如果不主动向我提出请求，我是不会邀请任何人来看我的；”因为，难道她不是与一位有妇之夫一起生活在罪恶之中吗？难道不是瞅她一眼就会玷污史密斯夫人或任何碰巧来访者的贞洁吗？一个女人必须向社会习俗屈服，并且要“与世隔绝”。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端，一位男青年却可以自由自在地和这位吉卜赛姑娘或那位贵族夫人同居；上前线去作战；不受阻碍也无人非议，就获得了丰富多彩的各种人生经历，后来当他写书之时，这些经历为他提供了极其可贵的素材。如果托尔斯泰与一位有夫之妇在修道院里孤独地同居并且“与世隔绝”，尽管这个道德教训足以给人启迪，但是我想，他几乎不可能写出《战争与和平》了。
但是，或许可以稍微深入一点探讨小说写作问题以及性别对小说家的影响。如果闭上眼睛把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它似乎是与人生的镜中映像有点相似的创作物，尽管它必然会有许多简化扭曲之处。无论如何，它是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一定形态的某种结构，有时是正方形，有时是宝塔形，有时在侧翼伸展出厢房和拱廊，有时坚固紧凑带有圆形穹顶，就像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回想起某几部著名小说，此种形态，我想，在我们心中激发了与之相对应的情绪。但是，那种情绪立即就把它自己与其他情绪混杂在一起，因为这“形态”并非由石块与石块之间的关系构成，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因此，一部小说就在我们心中激起了各种相互矛盾对立的情绪。人生与某种非人生的因素相冲突。于是，我们对小说难以达成任何共识，个人偏见就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影响。一方面，我们觉得你——书中主角约翰——必须活着，否则我将深感绝望。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哎唷，约翰，你一定得死，因为这是此书结构形态的需要。人生与某种非人生的因素相冲突。既然人生是小说的一部分，我们就把它作为人生来判断。有人说，詹姆斯是我最讨厌的那种人。或者有人说，这是个荒诞的大杂烩。我自己从未有过任何此类感觉。回想起任何一部著名小说，非常明显，其整个结构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它是由如此众多的不同判断、不同情绪所构成。这是令人惊讶的：任何一本如此写成的书，居然可以保持其完整性不止一二年之久，或者对于英国、俄国、中国读者而言，其意义很可能是相同的。然而，它们偶尔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地保持完整。在这些硕果仅存的案例中，使它们保持完整的因素（我想起了《战争与和平》），就是人家称之为“整体性”（integrity）的那种东西，虽然它和按时支付账单或者关键时刻行为高尚毫无关系。人们所说的整体性，对小说家而言，就是他使人确信，这是真实的。是的，人家觉得：我从来未想到过，情况竟然如此；我从来不知道，人们居然会有如此的举动。但是，你使我确信情况就是如此，事情就是如此发生的。当一个人阅读之时，他把每一个短语、每一个场景都放到亮光下面去验证——因为，奇怪得很，大自然似乎赋予我们一种内心之光，我们可以借此来判断小说家的作品究竟是完美无缺还是支离破碎。或者可以这样说，大自然由于某种非理性情绪冲动，用隐形墨水在人们心灵的四壁上预先勾勒了一幅隐而不见的图画，那些伟大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证明它确实存在，也就是把这幅隐形草图放在天才的火光面前烘烤，使它显出原形。当人家用内心之光使它如此显露原形，看到这幅沉睡已久的图画重新复苏，他就会大喜若狂而不禁欢呼：这就是长久以来我一直感觉到的、我所熟悉的、我所盼望的东西！人家就会兴奋得热血沸腾，而且带着敬畏之心合上书本，似乎它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东西，一个终身可以向它寻求支持的精神支柱，于是人家就把它放回书架。我一边如此说，一边就拿起《战争与和平》，并且把它放归原处。另一方面，如果人家拿到内心之光下面去验证的这些可怜的句子，起初因其鲜明色彩和炫耀姿态立刻激起快速而热烈的反应，但是它们也就到此为止，似乎有某种因素阻碍它们继续发展；或者只是在这个角落里显出一点模糊潦草字迹，在那个角落里显出一个墨水污渍，但是没有任何完整的人生图景显示出来，于是人家就会发出失望的叹息，并且说道：又一部失败之作。这部小说在某个方面出了毛病。
大体而论，当然啰，小说的确会在某些方面有点毛病。在过度紧张之下，想象力就会衰退。洞察力也混乱了；它不再能够分辨真假；它再也没有力量去延续那种每时每刻都需要使用许多不同官能的艰巨劳动。但是，这一切又如何会受到小说家性别的影响呢？看看《简·爱》和别的小说，我感到困惑不解。难道性别会以任何方式去影响一位女小说家的完整性么——我把那种完整性作为作家的脊梁骨。在我从《简·爱》引用的几个片段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愤怒损害了夏洛蒂·勃朗特的完整性。她离开了她的故事，这是她应该全心全意去创作的，她却转移注意力去宣泄个人的悲愤。她回想起自己被剥夺了她本来应该享有的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当她渴望自由自在地漫游世界之时，却被迫呆在牧师家中补袜子。她的想象力由于义愤填膺而偏离常轨，而我们感觉到了它在偏离。但是，除了愤怒之外，还有许多别的影响，在牵引着她的想象力脱离正轨误入歧途。愚昧无知便是一个例子。罗彻斯特肖像是在黑暗之中画出来的。我们在其中感觉到恐惧的影响；正如我们不断地感觉到一种由压迫所导致的辛酸，一种潜伏在她激情之下的隐痛，一种深仇积怨在使那些作品紧紧收缩，尽管它们是壮丽辉煌的作品，却在痛苦之中一阵又一阵地痉挛。
既然小说具有这种与现实人生相对应的性质，它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现实人生的价值。但是，妇女的价值观，显然与被男性所制造出来的那种价值观不同，情况自然就是如此。然而，总是男性的价值观占优势。粗略而言，足球和体育“相当重要”；时装和购衣“微不足道”。而这些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由人生转移到小说之中。这是一本重要著作，批评家们断定，因为它论述了战争。这是一本不重要的书，因为它描述了客厅中妇女的感情。战场上的情景比商店里的情景更加重要——价值观的差异随处可见，比实际生活中更为微妙。因此，在十九世纪初，如果作家是一位妇女的话，小说的整个结构就是由一个稍微偏离正轨的心灵所构思的，并且为了遵从外界的权威而被迫改变了清晰的观点。只要浏览一番那些已被遗忘的旧小说，倾听其中的语调，即可看穿那位作家是遇到了批评；她这样说是出于挑衅，她那样说是为了和解。她在不断变换笔调来对付批评。她俯首承认她“不过是个女子”，或公然抗辩她“不逊于须眉”。她顺着自己的脾气来迎接批评，或者温和谦逊，或者愤怒强烈。不论何种态度都无关紧要；反正她不在考虑小说本身，而是在考虑其他事情。她的书劈头盖脸落到我们头上。书的中心，白璧微瑕。于是我想起了散布于伦敦旧书店中的妇女小说，就好像果园中那些有疤痕的小苹果。正是苹果中心那个小小的瑕疵，使它们腐烂了。她已经听从他人的意见，而改变了她自己的价值观。
但是，要她们巍然屹立不向左右偏移，又是多么不可能啊。在纯粹的父权制社会中，面对着所有那些批评，要坚持她们自己的见解而毫不畏缩，需要有何等的天才、何等完整的品格。只有简·奥斯丁办到了，还有艾米莉·勃朗特。这是她们桂冠上的另一支羽毛，或许是最优美的一支。她们像女人那样写作，而不是像男人那样写作。在当时写小说的成百上千名妇女之中，只有她们完全不顾那迂腐不堪教师爷的谆谆教诲——要写这个，要考虑那个。只有她们充耳不闻那固执的声音，它时而抱怨，时而褒扬，时而压制，时而悲痛，时而震惊，时而愤怒，时而以长辈口吻来告诫她们，那个声音决不放过那些女人，就像一位太过认真的校长，非要管教她们不可，就像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63]那样，严厉命令她们举止文雅；甚至还把性别批评也拉进了诗歌批评[64]；那声音劝告她们说，如果她们行为得体，即可获得，我猜想，一个闪闪发光的奖杯。那就不要越过那位老先生所划定的恰当界限——“……女小说家只有勇敢地承认女性的局限性，才有希望取得杰出成就。”[65]它把情况简明扼要地讲清楚了，而当我告诉你们，这句话不是在一八二八年八月而是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写的，你们必定相当惊讶，我想，你们一定会同意，不论我们认为它现在多么有趣，当时它代表着一大堆意见——我不打算翻那些陈年旧账；我不过是捡起碰巧飘到脚边的机会罢了——在一个世纪以前，它要比现在更为强大有力得多。在一八二八年，一位青年妇女必须非常坚强，才能毅然不顾那些故意冷怠、严厉责骂和奖品许诺。只有煽风点火的无赖，才会对自己说，哎唷，他们总不能把文学也收买了吧。文学的大门是对人人都敞开的。虽然你是个管理员，我也决不能让你把我从草地上赶走。如果你高兴的话，可以锁上你的图书馆；但是，你决不能用大门、铁锁、门闩，来锁闭我心灵的自由。
但是，不论劝阻和批评对她们的写作有何影响——我相信影响很大——与她们把思想付诸笔墨之时所面临的其他困难相比（我仍在考虑十九世纪早期的小说家们），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所谓其他困难，是指在她们背后缺乏传统支撑，或仅有短暂而局部的传统，无甚裨益。因为如果我们是女人，就会去回想我们的母系前辈们。去求助于伟大的男作家们是无用的，不论我们可以从他们那儿得到多大乐趣。兰姆、布朗、萨克雷、纽曼、斯特恩、狄更斯、德·昆西——不论是谁——至今尚未帮助过一位女作家，虽然她可能向他们学到一点技巧供自己使用。男人思想的分量、速度和步伐，和她的大不相同，因此她难以成功地从他那儿挖掘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那位模仿者距离太远，难以亦步亦趋。或许她所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当她的笔尖触及稿纸之时，没有现成的普通句子可以供她使用。像萨克雷、狄更斯、巴尔扎克等所有伟大的小说家，都能写出一种自然流畅的散文，敏捷而又不潦草，有表现力而又不矫揉造作，具有他们自己的个人色彩而又是雅俗共赏的公共财富。他们以当时流行的句法，作为写作的基础。十九世纪初流行的句子大约如此：“他们作品的伟大崇高，在于他们的一种论点，不要突然终止，而要不断延续。除了运用他们的艺术不断地创造出真和美之外，他们没有更高的激动或满足。成功增强了努力；而习惯促进了成功。”这是一种男人的句法，在它背后，人家可以发现约翰逊、吉本和其他男作家。这种句法不适于妇女使用。夏洛蒂·勃朗特，虽然拥有杰出的散文天赋，由于手中的武器太过笨重而摔了筋斗。乔治·爱略特因此而铸成的大错，亦非笔墨所能形容。简·奥斯丁看看男人的句法，置之一笑，设计出一种适合于她自己使用的完全自然流畅、形态优美的句法，并且终身乐此不疲。因此，她的写作天赋虽然不如夏洛蒂·勃朗特，然而她所表达的东西却要多得多。真的，既然自由而充分的表达是这门艺术的精髓，如此缺乏传统，如此缺乏合适工具，必定对妇女写作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此外，一本书并非由许多句子首尾相接连缀而成，而是把这些句子加以构建，如果形象化比喻有帮助的话，是构建成长廊或穹顶那样的立体结构。而这种结构形态，也是男人出于他们自身需要，构建出来供他们自己使用的。没有理由可以认为，史诗或诗剧这种形式，比男性句法更适合于女性。但是，当她成为作家之时，所有那些陈旧的文学形式，早已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了。只有小说还相当幼稚，在她手中仍然柔软可塑——或许，这就是她之所以要写小说的另一个理由。但是，谁又能说，现在甚至连“小说”（我用引号来表示，我觉得此词使用不当），甚至这个所有文学形式中最柔软可塑的形式，也已经被塑造得适合于她来使用呢？毫无疑问，当她能够自由地施展自己的身手，她就会把小说敲打成适合于自己使用的形态；而且还会给自己提供某种新的工具，但未必是韵文，借此来表达心中蕴藏的诗意。因为，正是心中的诗意尚未得到宣泄。我又继续沉思，一位当今的妇女，会如何去创作一部五幕诗体悲剧？她会用韵文来写吗？——还是宁可使用散文？
但是，这些都是隐伏在未来朦胧曙光之中的问题。我必须离开它们，因为它们会使我偏离我的主题，误入无迹可循的森林，我将会迷路，很有可能被野兽吞食。我不要，而且我肯定，你们也不要我去开始讨论那个令人不快的话题，即小说的未来，我想在此暂停片刻，请你们注意身体条件对妇女而言在将来所起的重大作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与身体相适应；可以冒昧断言，女人的书必须比男人的写得更短、更浓缩，它的结构框架更简明，不需要长时间不受干扰的稳定的创作过程。因为，总是会有各种干扰。还有，给头脑提供信息的神经，似乎也是男女不同的，如果你打算使它们干得最好、最努力，你得弄清楚怎样对待它们最合适——例如，这几个小时的连续讲演，是否对它们合适？这种说教方式，大概是数百年前庙里的僧侣发明的——它们需要如何来安排工作与休息的交替，休息在这儿的定义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去干某种不同的事情；那么，那种不同的事情又应该是什么呢？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加以讨论，加以探索；所有这一切，都是“妇女与小说”这个问题的一部分。然而，当我重新走近书架，我继续追问：我在何处可以找到由妇女写作的、十分精湛的妇女心理研究著作呢？如果她们不能踢足球，妇女就不允许当心理医生——
幸运得很，我的思路现在又转向另一个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