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图书馆里信步漫游之际，我终于来到了陈列当代作家著作的书架面前；这些书出自男女作家手笔；因为现在女人写的书几乎和男人写的一样多。或者说，如果这种说法还不是十分真实，如果男性依然是口若悬河善于辞令的性别，确实无疑的是，女性不再是只写小说了。这儿有简·哈里森的希腊考古学、维尔农·李的美学、格特鲁特·贝尔的波斯研究著作。有些书论及形形色色各种各样主题，这都是一个时代之前妇女没有可能涉及的。有诗歌、戏剧、评论；有历史和传记；有旅游书和学术研究专著；甚至还有几本哲学、科学、经济学著作。虽然小说仍然占着优势，由于和色彩不同的各种著作发生了联系，小说本身很可能已经起了变化。那种自然质朴的文风和妇女写作的史诗时代，或许已经一去不返了。阅读和批评或许已经给她提供了更宽阔的领域和更敏锐的感受。想要写自传的那种感情冲动，或许已经消耗殆尽。或许她正在开始把写作功能看作一门艺术，而不是自我表述的手段。在这些新小说中，或许可以找到对于几个此类问题的答案。
我从这些书中随意取下一本。它位于书架末端，有一个《人生历险记》之类书名，由玛丽·卡迈克尔撰写，就在今年十月出版。这好像是她的第一本书，我对自己说，但是必须把它当作一套相当长的系列丛书的最后一卷来阅读，它是我刚才一直在浏览的所有那些书的续篇——温奇尔西夫人诗集、阿弗拉·贝恩戏剧集、四位大小说家的小说集。因为书籍是相互连贯的，尽管我们在习惯上总是分别予以评论。我也必须把她——一位不熟悉的女人——当作所有那些女作家的后裔，她们的处境我一直在观察，现在要看看她究竟从她们身上继承了什么特征和局限性。于是，我叹了一口气，因为小说所提供的往往是止痛药而不是解毒剂，它使人陷入麻木昏睡而不是用火热的烙铁把人惊醒，我拿着一本笔记簿和一支铅笔坐了下来，看看我从玛丽·卡迈克尔的处女作《人生历险记》中能够了解到什么情况。
一开始，我就把这一页从上到下看一遍。我首先要弄清楚她句子的含义，我说，然后才会让蓝眼睛与棕色眼睛，以及克洛伊与罗杰之间可能发生的关系来充塞我的记忆。我首先要确定，她手中拿的是笔还是镐，然后才有时间去管那些闲事。于是我就在舌尖儿上轻轻地念一两个句子试一试。很快就显示出情况有些不妥。句子与句子之间的流畅连续被打断了。有什么东西在撕裂，有什么东西在磨擦；在这儿或那儿，有一个字发出火光在我眼前闪耀。就像人们在古老的剧本中所说，她是在“解脱”她自己。我想，她就像一个人在划一根不会点燃的火柴。但是，我问她，好像她就在眼前，为什么简·奥斯丁的句法不是适合于你的结构形态呢？难道因为爱玛和伍德豪斯先生死了，它们就必须被一笔勾销吗？哎唷，我叹息道，情况果真如此。简·奥斯丁写出一段又一段优美旋律，就像莫扎特写出一首又一首歌曲；而阅读这种文字，却好比乘敞篷小船漂洋过海。在浪涛中，它忽然上升，忽然下沉。这种简练扼要的语气，或许意味着她有所顾忌；或许是害怕被人称为“多愁善感”；或许她回想起妇女作品总是被人认为太过花哨，于是她故意添加了一些多余的荆棘；但是，我要仔细读完她写的一幕情景，在此之前，我无法确定她究竟是代表她自己还是别的什么人。无论如何，她并不降低人的活力，我想，我读得更仔细了。但是，她正在堆砌过多的事实。在如此大小一本书里，她连一半的事实也用不完。（此书篇幅大约是《简·爱》的一半）然而，她居然想出某种办法，把我们所有的人——罗杰·克洛伊、奥莉维亚、托尼和比格姆先生——全都装在一条河上的独木舟里。稍等片刻，我往后仰靠着椅背说道，在我进一步探讨之前，我必须更仔细地考虑全部情况。
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对自己说，玛丽·卡迈克尔是在捉弄我们。因为，我的感觉就像是在立体环状轨道游戏火车里，本来以为火车要顺着轨道下滑，突然一个急转弯，它又重新上升了。玛丽是在随意窜改事态的预期顺序。她首先破坏了句子的格局；现在她又破坏了顺序的格局。很好，她完全有权利这么做，只要她的目的不是去破坏，而是去创造。我不能肯定她究竟是抱哪一种目的，直到她自己面临某种情景。我愿意给她一切自由，我说，去选择那是何种情景；只要她高兴，她可以用烂铁罐和旧水壶来铸造这种情景；但是必须使我信服，她本人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情景；而且，既然她制造了它，她就必须去面对它。她必须跳跃，越过困难的栏栅。而且，我决定对她尽我当读者的责任，只要她能对我尽她当作者的责任，我翻过一页往下读……很抱歉我如此突然中断。这里没有男人在场吗？你能向我保证，查特里斯·拜伦爵士没有躲藏在那红色帘幕后面吗？你能向我保证，我们这儿全是女人吗？那么我就可以告诉你们，我在下面一段读到这些东西——“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别惊慌。别脸红。让我们在女人自己的圈子里私下承认，这些事情有时的确会发生。有时女人确实会喜欢女人。
“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我读着这句话，然后忽然想到，这儿有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或许是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克娄巴特拉并不喜欢屋太维娅。如果她喜欢的话，《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就会面目全非！让我的思路暂时偏离《人生历险记》，我想，按照这个样子，恐怕整个事情就简单化了，而且合乎传统，如果有人胆敢荒唐地说出来的话。克娄巴特拉对于屋太维娅的唯一情感，就是嫉妒。她是否比我高？她的头发梳成什么发型？在那部戏剧里，也许不再需要更多东西了。但是，如果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一点，那是多么有趣。我迅速回顾许多小说中光彩夺目的妇女肖像画廊，我想，妇女之间的关系，是太过简单了。有这么多东西被遗漏了，未曾尝试过。于是我试图回忆，在我读过的小说中，是否有这样的例子，两个女人是作为朋友来加以描绘。在《十字路口的黛安娜》[66]中，曾有这样的尝试。当然，在拉辛的作品和希腊悲剧中，她们相互信赖。她们有时是母女关系。但是，几乎毫无例外，在小说里显示的是她们与男人之间的关系。想起来也真奇怪，直到简·奥斯丁时代，在此之前小说中所有伟大的妇女形象，不仅是被人们从男性的眼光来观察，而且是被人们仅仅从她们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来加以理解。那种关系，在妇女的生活中是多么小的一部分；而且，当一个男人透过性别偏见架在他鼻子上的黑色或玫瑰色眼镜来观察那个部分时，他所能了解到的东西又是多么少。或许，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小说中妇女的天性都很特别；她的美艳绝伦和奇丑无比都极其令人惊讶；她在超凡入圣和堕落不堪这两个极端之间交替轮回——这就是随着一个男性恋人爱情的高涨或消沉、成功或不幸，从他眼中所看到的女人。当然，十九世纪小说家们并不完全如此。在十九世纪小说中，妇女形象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而性格复杂。或许，真的是为了要想描写女人，才导致男人逐渐放弃了诗剧，它太剧烈，不适宜以妇女作素材，因此才发明了小说，作为一种更合适于女性形象的莲花宝座[67]。即使如此，甚至在普鲁斯特[68]的作品中，还是非常明显地可以看出，男人对于妇女的认识还是非常片面和偏颇，正如女人对于男人的认识一样。
而且，低头再看看这一页，我继续思索，这正在变得更加明显：女人，和男人一样，除了对家庭生活有持久的兴趣之外，还有别的兴趣。“克洛伊喜欢奥莉维娅。她们俩合用一间实验室……”我继续读下去，并且发现这两位年轻妇女正在切猪肝，这猪肝似乎是用来治疗恶性贫血症的；虽然其中一位已经结了婚，并且有了——我想我的陈述是正确的——两个小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删去，于是，小说中光彩照人的妇女肖像就变得太简单、太单调了。例如，假设男人在文学中只是被再现为妇女的恋人，而从来不是男人的朋友，不是战士、思想家、梦想家，那么莎士比亚剧本中可以分配给他们的角色是多么稀少，文学将会遭受多大的损失！我们或许还能保留奥赛罗的大部分；安东尼也能保留相当大一部分；但是失去了恺撒、布鲁特斯、哈姆雷特、李尔王、贾克斯——文学就会贫乏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由于对妇女关上了大门，文学的确已经贫乏到我们难以估计的地步。妇女违背本人心愿被迫出嫁，关在一间房间里，局限于单一的职业，戏剧家又如何能够为她们塑造完整、有趣或者真实的形象呢？爱情是唯一可能的表达手段。诗人不得不热情洋溢或者无比辛酸，除非他真的愿意“仇恨女人”，这往往意味着他对女人没有吸引力。
如果克洛伊喜欢奥莉维娅并且她俩合用一间实验室，这件事本身就会使她们的友谊更加丰富更加持久，因为它更少个人色彩；如果玛丽·卡迈克尔知道应该如何去写——我开始欣赏她风格中的某些因素；如果她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我对此不敢肯定；如果她一年有五百英镑收入——这还有待于证明；如果以上三项假设确立，我想某种极其重要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因为，如果克洛伊喜欢奥莉维娅而玛丽·卡迈克尔知道如何把它表达出来，她就会在那间从来无人住过的大房间里点燃一支火炬。那儿原来只有昏暗的光线和很深的阴影，就像在蜿蜒的洞穴里，人家点着蜡烛行走，上上下下窥探，却不知足下是何处地方。我又开始重新读那本书，读到克洛伊看见奥莉维娅把一只罐子放到架子上去，并且说，该是她回家去看孩子们的时候了。我惊呼道：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人见过的景象。我又非常好奇地观察。因为，我想看到，玛丽·卡迈克尔如何着手去把握住那些从未被记录下来的姿态，那些未曾说出或仅仅说出一半的话语，这些出自她们内心的交流，就像天花板上飞蛾的影子一般难以捉摸，当妇女们单独相处之时，就可避免反复无常带有偏见的男性光芒的照射。如果她想这样做，她必须屏住呼吸，我边读边说；因为，妇女对于任何没有明显动机的兴趣都会极其怀疑，而且又非常习惯于掩饰和克制，在人家敏锐观察的目光转向她们的一瞬间，她们就逃之夭夭了。我对玛丽·卡迈克尔说，好像她就在眼前，我想，你要这样做的唯一办法，就是嘴里谈些别的事情，目光平稳地注视着窗外，就这样悄悄地记录下来，不是用铅笔和笔记本，而是用最快的速记法，用几乎没有音节的文字，去记录当时发生的情景：奥莉维娅——这个有机体数百万年以来一直呆在那块岩石的阴影下——感到光明降临了，看到迎面而来的是奇异的食品——知识、探险、艺术。于是她伸出手来取这些食品，我的目光离开了书页抬起头来想道，她必须设计出某种完全新的结构方式，来整合她为了其他目的早已高度发展的聪明才智，以便把新的营养吸收到老的框架里去，而且并不扰乱极其复杂精致的整体平衡。
但是，哎唷，我已经做了我曾决心不去干的事情；我无意之中陷入了赞美自己性别的尴尬境地。“高度发展”——“极其复杂”——这些不可否认都是褒义词，而赞美自己的性别，总是令人怀疑的，往往是愚蠢的；况且，在这个案例中，又如何证明这种赞美有根有据？人家总不能走到地图面前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而哥伦布是个女人；或者拿起一个苹果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而牛顿是个女人；或者仰望天空说，飞机在头顶上飞，而飞机是女人发明的。墙上没有刻度可以测量女人的确切高度。没有一把码尺，清楚地划分好分寸，可用来测量慈母的品质、女儿的孝心、姐妹的忠诚、或主妇的能力。甚至现在还几乎没有女人在大学里获得不同学位等级；各种职业的重大磨练，陆军、海军、贸易、政治、外交，几乎都没有测试过她们。甚至在此刻，她们还几乎是未分等级的。但是，如果我想知道，例如，人家能够告诉我的有关霍利·巴茨爵士的一切情况，我只要翻开《伯克氏英国贵族家谱》[69]或《德布雷特贵族名人录》[70]，即可发现他得到过某某学位；拥有一所邸宅；有一位子嗣；是某董事会秘书；曾任英国驻加拿大代表；并且曾经获得过若干学位、官职、奖章以及将其业绩不可磨灭地表彰的其他各种荣誉。只有无所不知的上帝，才能对霍利·巴茨爵士了解得比这更多。
因此，当我说妇女“高度发展”、“极其复杂”之时，我不能在《惠特克名人录》、《德布雷特贵族名人录》或《大学年鉴》中找到证据，来证实我说的话。在这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我又能怎么办呢？于是我重新仰望书架。架上有许多人物传记：约翰逊、歌德、卡莱尔、斯特恩、柯珀、雪莱、伏尔泰、勃朗宁和许多其他人物的传记。我开始想起所有这些伟人，他们曾经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倾慕过、寻求过、同居过、依赖过、爱过、写过、相信过女人，并且显示出只能被描述为对某一位异性的某种需要和依赖。我不敢肯定，所有这些关系完全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且威廉·约翰逊·希克斯爵士大概也会加以否认。但是，我们必定大大地冤枉了这些名人，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他们在这种相互关系之中除了安慰、恭维和肉体的欢乐之外，便别无所获。他们所获得的，很明显，是他们自己的性别所无法提供的某种东西；不必引用诗人狂热的词句，或许这也不算太过鲁莽，去进一步界定这种东西，称之为创造力的某种刺激、某种更新，只有异性才有这种天赋，可以赐予男人这种刺激和更新。他只要拉开客厅或育儿室的门，我想，就可以发现她和孩子们在一起，或者膝盖上放着一块刺绣——无论如何，这是另一种生活秩序和生活系统的中心，而这个世界与他自己的世界（或许就是法院或下议院）之间的鲜明对比，立刻就会使他精神振作、精力充沛；然后，甚至在最简单的谈话之中，这种自然不同的见解，就会使他干涸的思想重新润泽；看到她在运用一种和自己不同的媒介去创作，就会激活他的创作能力，使他贫乏的心灵重新开始构思，他就会找到他所需要的短语或场景，而当他刚才戴上帽子来找她时，还心中没谱。每一位约翰逊都有他的斯雷尔[71]，并且为了此类理由而抓住她不放，当斯雷尔和她的意大利音乐教师结了婚，约翰逊由于愤怒和厌恶几乎发狂，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将失去在斯特里特汉姆[72]黄昏相聚的欢乐，而且因为他的生命之光即将“如同熄灭”。
即使不是约翰逊博士、歌德、卡莱尔或伏尔泰，人家也会感觉到，虽然与这些伟人感觉很不相同，在妇女之中的确具有这种复杂本性和高度发展的创造能力。人家走进房间——但是英语语言资源必须大为引申，整群文字必须不合语法天马行空，一位妇女才能说出当她走进房间之时发生了什么情况。各种房间大不相同，有非常安静或极其喧闹的；有面对大海的，或者恰恰相反，是面对监狱天井的；有排满了洗过的衣服的；也有装饰着猫眼石和绸帘的；有硬如马鬃或软若羽毛的——只要走进任何一条街道的任何一个房间，便可感到女性极其复杂的整体力量扑面而来。它又怎能不如此呢？因为几百年来妇女一直坐在房间里，因而此刻每一面墙壁都渗透着她们的创造力，它超越了砖块泥浆的负荷能力，因此必须用钢笔、画刷、商务和政治来加以管理约束。但是，这种创造力与男性的创造力大不相同。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阻碍或浪费了这种创造力，就会令人万分遗憾，因为它是花了几个世纪最严格规范的磨练才赢得的，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取代它的位置。如果妇女像男人那样写作，像男人那样生活，或者长得也像男人，那也是令人万分遗憾的，因为两性都不十分完美，考虑到世界的广阔无垠和丰富多彩，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性别，如何应付得了？难道教育不应该突出和加强两性的区别，而不是突出其相似之处吗？因为就目前现状而论，我们已经具有太多相似之处；如果有一位探险家居然回来告诉我们，还有其他性别的人，从其他树木枝桠之间仰首望见一片其他的天空，那么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就无以伦比；此外，我们还将怀着极大的乐趣，注视着X教授冲过去拿他的衡量标尺，来证明他本人的“优越性”。
玛丽·卡迈克尔，我在一小段距离之外仍然瞅着那页书，心里想道，她会仅仅以观察者的身份来剪裁她的作品。我真的很担心，她会受到诱惑，成为索然寡味的那一派——自然主义小说家，而不是深思熟虑的作家。现在有这么多新的事实等着她去观察。她没有必要再把她自己局限于体面的中上阶级家庭里。她不必出于仁慈之心或屈尊降贵，而是以一种众生平等的伙伴精神，走进那些香喷喷的小房间，那儿坐着交际花、妓女和抱着哈巴狗的夫人。她们仍然穿着粗制滥造的成衣坐在那儿，男作家必定会拍拍她们的肩膀表示友好。但是，玛丽·卡迈克尔会拿出剪刀，把她们的服装修剪得处处合身。等到我们看清这些女人的真实面貌，这必定是一个奇特景象，但是我们必须稍等片刻，因为玛丽·卡迈克尔在“罪孽”面前仍然充满着一种自觉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是野蛮的性别压迫的遗产。在她的脚上，仍然戴着古老而卑劣的阶级压迫的镣铐。
然而，大多数女人并非妓女，也不是交际花，而且她们也不会在夏天整个下午都把哈巴狗紧紧抱在沾满灰尘的丝绒垫子上。那么，她们干了些什么呢？于是在我的心目中立即显现出小河南岸那些长街中的一条，那一排排房屋里住满了无数的人。运用想象的目光，我看见一位非常年迈的老太太，挽着一位中年妇女穿越街道，那或许是她的女儿，她们俩如此体面地穿着靴子和皮衣，那天下午她们必定经过一番郑重其事的装扮，而那些衣服本身，必定是年年夏季都收藏在衣柜里并且放了樟脑丸妥善保存。她们在华灯初上之时穿越街道（因为她们喜爱薄暮时分），她们必定年年如此。那位年长者将近八十岁；但是，如果有人问她，她的一生对她而言有何意义，她就会说，她还记得那些街道曾经为了纪念巴拉克拉瓦战役[73]而灯火辉煌，或者听见人们在海德公园鸣放礼炮庆贺爱德华七世[74]诞生。但是，如果有人想要记住确切的日期和季节，去问她：你在一八六八年四月五日，或一八七五年十一月二日干了些什么？她必定会茫然四顾，并且说什么也不记得了。尽管她每天煮饭、洗碗碟、送孩子们上学，然后送他们走向世界。所有这一切，什么都没有留下。一切都烟消云散。没有一部传记或一部历史对此提过一个字。而那些小说，并非故意如此，不可避免地都说了谎。
我就对玛丽·卡迈克尔说，好像她就在眼前，所有这些无数默默无闻的女性人生，尚有待于加以记录；我的思路继续不断，穿越伦敦的街道，在想象之中感受到那默默无声的压力，那堆积如山的无记录人生的压力，那压力或许就来自街头巷尾双手叉腰的女人，戒指深深嵌入她们肥胖臃肿的手指，她们指手划脚地说话，那种手势的起伏就像莎士比亚的韵律；那压力或许来自卖紫罗兰和卖火柴的姑娘们，还有那些坐在门洞下的干瘪老妪们；那压力或许来自那些漂泊无定的女郎，她们脸色的变化就像阳光和乌云下的波涛，像灵敏的信号一般反映出走过来的是男人还是女人，还有那商店橱窗里的闪烁灯光。所有这一切，你都必须深入探索，我对玛丽·卡迈克尔说，还要高举你紧握在手中的火把。最最重要的是，你要用手中的火把照亮你自己的灵魂，把它的深刻与浅薄、它的虚荣与宽宏，全都暴露无遗，并且要坦白说出容貌的美丽或平庸对你意味着什么，说出你与那个千变万化日新月异的世界又有什么关系，那个手套、靴子、货物的世界，在药房里飘过来的清淡幽香之中飘摇起伏，那香气穿越陈列着衣料的拱廊，飘过铺着人造大理石的地板。[75]因为在想象之中，我走进了一家商店；地上铺着黑白花纹的地板；悬挂着极其美观的彩色丝带。如果玛丽·卡迈克尔经过此地，理应驻足观赏，我想，因为这番景象正如安第斯山脉的雪峰岩谷，同样适宜于形诸笔墨。还有柜台后面那位姑娘——我很想立即了解她的真实经历，正如我急于读到第一百五十种拿破仑传记，或关于济慈及其弥尔顿式倒装句法的第七十篇研究论文，Z教授之流老学究们正在撰写此类文章。然后，我小心翼翼地继续说下去，就像是踮起足尖走路一样（我极其胆怯，害怕几乎抽到我肩膀上的那一鞭子），我喃喃自语道，她也应该学会不带怨恨地嘲笑男性的虚荣——或者说是“特点”，因为这个词儿不那么令人反感。因为在每个人头颅后面都有个一先令大小的斑点，这是自己永远也不能看到的盲点。两性之间能够互惠的良好服务之一，便是描述头颅后面的那个斑点。不妨想一想，妇女从尤文纳尔[76]的评论和斯特林堡[77]的批评之中，获得了多少裨益。请想一想，自古以来，男人怀着何等的关怀和才智，指出了女人头颅后面的那块黑斑！如果玛丽·卡迈克尔非常勇敢非常诚实，她就会走到男性背后去，并且告诉我们，她在那儿发现了什么。在女人把那个先令大小的斑点描绘出来之前，一幅真实的男性整体肖像是永远也画不出来的。伍德豪斯先生和卡苏阿博恩先生，他们就是那样大小那种性质的斑点。当然，任何神智清醒的人，都不会怂恿她去故意讥诮嘲讽——文学表明，用那种精神来写作是徒劳的。只要真实，人家就会说，那结果必定异常有趣。喜剧性必定会更加丰富。新的事实必定会被发现。
然而，现在已经到了重新低下头来读这一页书的时候了。我最好还是不要去猜测玛丽·卡迈克尔可能写什么、应该写什么，而是看一看玛丽·卡迈克尔事实上到底写了些什么。于是，我重新开始阅读。我记得我对她有某些不满之处。她打破了简·奥斯丁的句法，因此我就没有机会卖弄我纯正的趣味和挑剔的耳朵。当我不得不承认她们之间毫无相似之处，我这么说就毫无用处了：“是的，是的，这很好；但是简·奥斯丁写得比你好得多。”然后，她又更进一步打破了叙事顺序——即预期的顺序。或许她这样干是无意识的，仅仅是按照事物的自然顺序来叙述，女人就会这样写作，如果她是像一个女人那样写作的话。但是，那效果却令人困惑；人家看不到高潮迭起，危机将至。因此，我就无法夸耀我自己感情多么深厚，以及我对人心了解得多么深刻。每当我在适当的地方有适当的感受，感受到爱，感受到死，那个讨厌的家伙就把我拉开，好像重要之处还要在前面一点。于是，我就不可能滔滔不绝地吐出一连串响亮的词句，例如“基本感情”、“人性的普遍本质”、“人类内心深处”等等，还有所有其他诸如此类的词句，它们支撑着我们的下述信念：尽管我们外表上聪明乖巧，在内心我们却是非常严肃、非常深沉、极有人性，人家很可能是——这种想法太没有吸引力了——仅仅由于思想懒惰再加上有点保守，才掩盖了其内在本质。
但是我继续读下去，并且注意到某些其他事实。她并非“天才”——这显而易见。她并不像她的伟大前辈温奇尔西夫人、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简·奥斯丁和乔治·爱略特那样，拥有对大自然的热爱、奔放的想象力、不羁的诗情、辉煌的才华、深沉的智慧；她也不能用多萝西·奥斯本那种优美的韵律和端庄的文风来写作——她的确不过是位聪明姑娘而已，她的书毫无疑问将在十年之内被出版商化为纸浆。然而，尽管如此，她却具有某些优势，这是那些天赋比她大得多的女人在一个世纪之前还缺乏的。男人对她而言，不再是“反对派”了；她不必再浪费时间去抱怨他们；她不必再爬上屋顶，由于渴望去旅行，渴望去获得人生经历以及人家拒绝给予她的对世界和各种人性的认识，而毁掉宁静平和的心境。恐惧和仇恨几乎已经消失，它们残留的痕迹，只是在对自由欢乐的轻微夸张之中显示出来，在她对于男性的态度之中，这是一种讽刺讥诮而不是浪漫倾向。那么毫无疑问，作为一位小说家，她享有一些高层次的自然优势。她有一种非常宽广、热烈而自由的感觉能力。它对于几乎难以察觉的轻微接触，也会立即作出反应。它像一棵伫立在空气中的新生树苗，尽情享受着向它投射过来的每一个景象和声音。它也非常精细而好奇地置身于几乎未知或未被记录过的事物之中；它把光线投射到微小的事物上去，并且显示出它们一点也不渺小。它把已经埋葬的东西挖掘出来重见天日，并且使人惊讶当初又何必把它们埋葬。虽然她很笨拙，并且缺乏那种无意识的悠久传统，正是那种传统使萨克雷或兰姆轻摇笔杆便能写出音调悦耳的文字，但是她已经——我开始认为——学会了这伟大的第一课；她像一个女人那样写作，但这是一个忘记了自己是女人的女人，因此在她的书页上，充满了那种只有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时才会出现的那种奇特的性别特征。
所有这一切，都是良好的倾向。但是，丰富的感受能力或敏锐的理解力都无济于事，除非她能将转瞬即逝的个人因素建造成持久不倒的大厦。我曾经说过，我要一直等到她发觉她自己面临某种“情景”。我的意思是说，要等到她通过召唤、招手示意并且聚集起许多东西构成一幕情景，证明她不仅仅是浮于表面的浏览者，而且是能够往下看透事物的深处。在某个时刻，她会对自己说，现在是时候了，不必采取任何激烈措施，我就可以把所有这些意义全都显示出来。她就会立即开始——多么明白无误的加快速度！——招手示意和召唤，于是在记忆之中，就会涌现出那些在别的章节中被遗漏的、已被忘却了一半的、或许非常琐碎的事情。于是，她就会在人家缝纫或抽烟之时，把它们尽可能自然地展现出来，在她继续写作之时，人家就会觉得似乎已经来到世界的顶峰，并且俯视着这个世界在下面壮丽辉煌地巍然展开。
无论如何，她是正在作这种尝试。当我注视着她延续她的实验之时，我看见了，但是希望她没看见，那些主教和院长们、博士和教授们、族长和学究们都对着她大喊大叫，发出警告和劝诫。你不能干这个，你不能干那个！只有院士和学者允许在这块草坪上行走！女士们没有介绍信不准入内！有抱负的、高雅的女小说家们请往这边走！他们就是如此纠缠着她，好比赛马场上栏栅边上拥挤的观众，她能否不左顾右盼毅然跳过栏栅，是对她的考验。如果你停下脚步来咒骂观众，你就失败了，我对她说，如果你停下来大笑，结果同样糟糕。犹豫或者慌乱，你就完了。你只要一心想着跳过去就行了，我恳求她，好像我已经把所有的钱都押在她身上；而她就身轻如燕地飞过了栅栏。但是，在那前面还有一道栅栏，而且再往前面还有一道。她是否有持久的耐力，我很怀疑，因为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剧烈地刺激她的神经。然而，她已经竭尽全力了。考虑到玛丽·卡迈克尔并非天才，不过是一位无名姑娘在她的卧室兼客厅里写她的第一部小说，而且并未充分拥有时间、金钱和闲情逸致等合乎写作需要的条件，我认为她的成绩是很不错的了。
我正在阅读最后一章——人们的鼻子和赤裸的肩膀在繁星满天的背景衬托之下显露出来，因为有人已经拉开了客厅的窗帘——我得出了结论：再给她一百年时间，给她一间自己的房间和每年五百英镑收入，让她自由地表达她的思想而把她现在写进去的内容删掉一半，那么总有一天她会写出一本更好的书。把玛丽·卡迈克尔的《人生历险记》放到书架的末端，我说，再过一百年，她将成为一位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