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十月早晨的阳光从未遮窗帘的窗口射进来，形成一条条灰尘弥漫的光柱，街上传来了来往车辆的嘈杂声。现在伦敦又重新变得生机蓬勃；工厂活动起来；机器开始运转。读了这一阵书之后，就实在很想往窗外看一看，看伦敦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早晨究竟在干些什么。好像没有人正在读《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看来伦敦对莎士比亚的戏剧完全漠不关心。没人去稍微关心一下——我并不责备他们——小说的未来、诗歌的死亡、或者平凡妇女是否创造出能够完全表达其思想的散文风格。如果用粉笔把关于此类事情的意见写在人行道上，没人会弯下腰来阅读。无动于衷的匆忙脚步，在半个小时之内，就会把它们统统擦光。这儿来了一个跑腿的童仆；那儿来了一位牵着狗的妇女。伦敦街道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从来没有两个完全相似的行人；似乎人人都有他自己的个人私事要办。商人模样的行人带着他们的小皮包；流浪汉用手杖敲响路边的铁栏杆；那些亲切和蔼的人把街道当作俱乐部，他们和来往车辆上的乘客们打招呼，不必等你开口询问就把消息告诉你。还会有出殡的队伍经过，于是大家忽然想到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死去，就纷纷脱帽致哀。然后，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从台阶上慢慢走下来，为了避免与一位匆匆忙忙的女士相撞，他停下了脚步，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这位女士弄到一件豪华皮大衣和一束意大利紫罗兰。他们似乎各不相关，全神贯注于各人自己的事情。
正在此刻，出现了伦敦经常会发生的情况，街上忽然完全安静下来，所有的交通都暂时停止了。街上没有车辆驶来，亦无行人穿越马路。一片孤零零的树叶，从街道末端那棵树上飘落，在噪音静止交通暂停之际飘落。不知道为什么，它的飘落就像是一个信号，它指出了在各种事物之中，有一种被人们所忽视的神秘力量。它似乎指向一条河流，它滔滔滚滚地流过，无影无踪，转过拐角，沿着那条街道流去，把人们席卷于波涛之中顺流而下，就像牛桥的那条河流把小舟里的大学生和飘零的落叶席卷而去。现在它带着一位穿漆皮靴的姑娘，从街道对侧斜穿马路，然后又带来一位身穿红棕色大衣的青年男子；它还带来了一辆出租汽车；它把这三者带到我的窗户下面来相会；出租车在这儿停了下来；那姑娘和青年停了下来；他们钻进出租汽车；然后那辆车开走了，好像被那条河流席卷而去。
这种景象可谓司空见惯；奇特之处在于：我的想象力竟然赋予它一种有韵律感的秩序；而且两个人钻进汽车这个普通景象，居然会有一种奇特的力量，似乎能够把他们心满意足的心情在某种程度上传达出来。两个人一路走来在街角相遇，这个景象似乎可以减轻心头紧张的压力，我想，同时目送着那辆汽车在路口转了个弯开走了。也许像我这两天不断地思考两性的差别，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它干扰了思维的一致性。现在看到一男一女两人钻进一辆汽车，那种费力的思辨已经停止，而思维的一致性重新恢复。心灵真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器官，我把头从窗口缩回来时想道，我们对它一无所知，然而我们却完全依赖它的思维。为什么我会觉得心灵在思维之中有断裂和矛盾，正如由于明显的原因，躯体会紧张疲劳？所谓“思维的一致性”，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在深思，因为心灵显然具有在任何时刻、任何一点上集中思维的伟大力量，所以它决非只有一种存在形态。例如，它可以把自己和街上的人们分开，从楼上的窗口俯视他们，并且设想自己是与他们相互隔离的。或者它可以与其他人同时思考，例如，在人群中和大家一起等候某条新闻的宣布。它可以沿着父系先辈的思路或者沿着母系先辈的思路反省，正如我曾经说过，女作家是沿着母系先辈的思路来反思的。而且，如果人家是个女人，她就经常会由于意识的突然分裂而惊讶，例如，当她沿着白厅大街[78]步行，原来应该作为这种文明的自然继承者，她却相反，置身于这种文明之外，采取一种异化的、批判的态度。很明显，心灵的思维总是在改变它的焦点，并且把这个世界置于不同的视角。但是，在这些心境之中有几种，即使是自发地加以采纳，也不如其他心境来得舒坦。为了使自己继续保持这种心境，人家就无意识地隐瞒了一些情况，渐渐地那种抑制就成为费力的事情。但是，或许有某种心境，不费吹灰之力即可继续保持，因为没有任何情况需要隐瞒。而眼前这个情景，我从窗边往里走时想道，或许就是此种心境之一。因为，当我看见这对男女钻进出租车时，我心里确实感觉到，似乎在被分开之后又自然融为一体。最明显的理由就是，两性合作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们有一种深刻的、即使是非理性的本能，它倾向于这种理论：男女的结合有助于获得最大的满足和最完美的幸福。然而，看到两人钻进汽车这个景象所给我的满足，也使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是否心灵和躯体一样，也有两性的区别；是否心灵也要融为一体，才能获得完美的满足和幸福？于是，我以业余画家的手笔，勾划出一幅灵魂的草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有两种主宰力量，一种是男性因素，另一种是女性因素；在男人的头脑里，是男性因素压倒了女性因素；在女人的头脑里，是女性因素压倒了男性因素。正常而舒适的生存状态，是这两种因素和谐相处，精神融洽。如果是个男人，他头脑中那部分女性因素必定仍然在发挥作用；如果是个女人，她也必须和头脑中的男性因素沟通对话。柯勒律治[79]曾说，伟大的心灵总是雌雄同体两性因素并存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当两性因素融为一体之时，心灵才会才气横溢，充分发挥其所有功能。我想，或许一个纯粹男性的心灵无法创作，正如一个纯粹女性的心灵无法创作。但是，最好还是暂时停下来调查研究一两本书，验证一下人家所说的女性化的男人和男性化的女人究竟是什么意思。
柯勒律治说伟大的心灵是雌雄同体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心灵对女人特别同情，或者它从事于女性的事业，或者全心全意去阐释女性的观点。与单性的心灵相比，或许雌雄同体的双性心灵，更不倾向于显示这些特征。他的意思或许是说，双性的心灵是易于共鸣而有渗透性的；它毫无阻碍地传达情感；它天生有创造力、光彩夺目、浑然一体。实际上人家又要回过头去说，莎士比亚的心灵就是那种双性类型，是男人女性化的心灵，虽然说不出莎士比亚对女人究竟有何想法。如果充分发展的心灵之特征，乃是它不会特别地或孤立地考虑到性别，如果这是确实的话，那么现在要达到这种状态，要比过去困难得多。我来到了放现代作家著作的书架面前，我停下来思索，不知这个事实是不是长期令我困惑的某事之根源。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的时代那样具有过分夸张的性别意识，大英博物馆里有不计其数由男人撰写的关于女性的书籍，便是一个证据。这毫无疑问要归咎于妇女参政运动。女子参政，必定激起了男人们特别强烈的自我肯定欲望；它必定使他们特别强调自己的性别及其各种特征，如果不是受到挑战，他们是不会费心去考虑这些事情的。如果一个男人受到挑战，即使是几个戴黑帽女人的挑战，他就会奋起反击，如果他以前从未受过挑战，那反击就会相当过分。我想，那或许可以解释我记得曾经在这里发现的几个特点，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A先生写的新小说，他风华正茂，显然颇获书评家们青睐。我把书翻开。真的，回过头来重新再读男人写的书，的确令人心旷神怡。读过女人的书之后，就觉得男人写的书是如此直截了当，如此襟怀坦荡。它显示出男人的思想是如此解放，个性是如此自由，对他本人又是如此充满自信。面对着这个得到良好滋养、受过良好教育的心灵，你会有一种身心健康的感觉，这自由的心灵从未受过挫折、从未遇过阻碍，自从出生以来，就享受充分的自由，可以往它所喜欢的任何方向去发展。所有这一切都令人羡慕。但是读了一两章之后，似乎有一道阴影横贯书页。它是一道笔直的黑杠，它的形状就像英文大写字母“I”。[80]人家开始左闪右晃，以便瞥见它后面的风景。[81]在它后面究竟是一棵树，还是一个女人在行走，我难以肯定。人家总是被招呼回去欣赏这个字母“I”。人家就开始对“I”感到厌倦了。虽然这个“I”是最值得尊敬的“I”；诚实而符合逻辑；像核桃那么坚硬，并且由于几百年来的良好教养和丰富饮食，显得极有光彩。我打心底里尊敬和赞赏那个“I”。但是——我翻了一两页，寻找某件东西——最糟糕的是，在字母“I”的阴影之中，一切都像烟雾那样形态模糊。这是一棵树吗？不，这是一个女人。但是……我想，在她的躯体里一根骨头都没有，我注视着菲比，那就是她的名字，穿越海滩走过来。然后艾伦站了起来，他的影子立刻就把菲比抹掉了。因为艾伦很有见解，而菲比就在他见解的洪流之中淹没了。然后我想，艾伦很有激情；现在我一页又一页飞快地翻过去，觉得紧要关头即将到来。果然如此。它就发生在阳光下的海滩上。此事在光天化日之下毫无掩饰地发生了。这件事情干得精力旺盛、生气蓬勃。没有什么比此事更不雅的了。但是……我已经把“但是”这个词儿说得太多了。一个人不能继续不断地说“但是”。无论如何，总该把一句话说完，我责备我自己。我可以把它说完吗？“但是——我厌倦了！”然而，我又为什么厌倦呢？有一部分是由于大写字母“I”的绝对优势，它就像一棵巨大的山毛榉树，把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它枯燥乏味的阴影之中。在那阴影之中，什么也不能生长。还有一部分，是由于一些更为模糊的原因。在A先生的心灵中，似乎有某种障碍和羁绊，把创造力的源泉堵塞了，把它局限于狭窄的范围之内。我回想起牛桥大学的午餐会；往窗外弹香烟灰看见曼岛怪猫；还有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所有这一切纠缠成一团，似乎那障碍羁绊很有可能就在这里。当菲比穿越海滩之时，艾伦不再压低嗓音吟唱，“落下了一滴亮晶晶的泪珠，它落自大门口那株西番莲”；菲比也不再应和，“我的心像一只唱着歌的鸟儿，它的巢筑在湿润的嫩芽上”。当艾伦走过来时，他又能干什么呢？诚实而合乎逻辑有如天日，只有一件事情他可以去做。说句公道话，他的确把那件事儿干了又干（我一边说一边又翻了几页）。而且，感到这种供认有点尴尬，我补充道，那似乎有点乏味。莎士比亚的粗鲁不雅之处，把人家心灵中成百上千种其他东西连根拔除，绝对不会乏味。然而，莎士比亚写不雅的景象，是游戏笔墨；而A先生，就像被保姆所责备的顽童，是故意为之。他这样写是为了抗议。他要张扬他自己的优越性，以此来抗议女性获得平等地位。因此，他的创造力就自觉地受到了障碍羁绊，如果莎士比亚认识了女权主义者克拉夫小姐和戴维斯小姐，或许他亦会如此。如果妇女运动开始于十六世纪而不是十九世纪，那么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文学就会和它的原来面貌大不相同。
如果心灵具有两面性的理论是站得住的，那就等于是说，男人的大丈夫气概，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自我意识——换言之，男人现在只用他心灵中的男性因素那一面来写作。女人去读这些男人写的书是个错误，她要在书中寻求她所要的东西，必定是缘木求鱼。人家最迫切需要的是有力的建议，我想，于是拿起了批评家B先生的大作，非常认真仔细地阅读他对于诗歌艺术的评论。这些评论很精彩，敏锐而又博学；其缺点在于他不能再把他的感情传达出来；他的心灵已经分裂成不同的部分；在隔绝的两部分之间不能沟通。因此，当人家的心灵接纳了B先生的一句话，它就沉重地坠落到地上——死了；然而，当人家的心灵接纳了柯勒律治的一句话，它就爆炸开来，并且产生出各种各样别的观点。而这就是那种独一无二的文笔，人家可以说，它掌握了永恒不朽的秘诀。[82]
但是，不论其理由可能是什么，那是一个必定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实。那是因为——现在我来到了一排排高尔斯华绥[83]和吉卜林[84]著作面前——对于我们仍然在世的最伟大作家的一些最优秀作品，有人置若罔闻。无论如何，女人在这些书中找不到批评家们所许诺的永恒生命的源泉。不仅因为这些书赞扬男性的美德，强化男性的价值，描述男性的世界；而且因为这些书中渗透着妇女无法理解的情绪。那种情绪来了，它正在积聚，它就要在头顶上爆发，在小说结尾之前很久，读者就开始预言。那幅画将会落下来，砸在老乔莱昂[85]头上；他将会震惊而死；那位教堂老执事将为他说几句悼词；泰晤士河上所有的天鹅将同时发出一阵哀鸣。但是，在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前，人家就会匆匆离去，藏身于醋栗丛中，因为那种对于男人而言如此深刻、微妙而具有象征意义的情绪，只能使女人深感惊讶。因此，看到吉卜林笔下的军官们，她们就转过身去；还有他笔下散布种子的播种人；单独干活的男子汉；还有大英帝国的旗帜——看到吉卜林用大写字母来描述所有这些内容，人家就要脸红，就好像一位姑娘偷偷混进纯粹是男性寻欢作乐之处而被当场逮住。事实上，不论高尔斯华绥先生还是吉卜林先生，在他们身上，都没有一丝一毫女性气质。因此，他们所有的品质，对于妇女来说，一般而论似乎都是粗糙而不成熟的。他们缺乏提供建议的力量。一本书如果缺乏这种提示力，不论它如何强烈地撞击心扉，它都不能渗透到心灵中去。
把书取了出来，又看也不看就放回去，就在这种烦躁不安的心情中，我开始设想一个未来时代，纯粹自我肯定的、大丈夫气概的时代，就像那些教授先生们在书信（例如沃尔特·罗利爵士[86]的书信）中似乎预言过，而且意大利统治者们早已使其实现了的那个时代。在罗马，几乎没有人不被那种毫不缓和的男性气概所感动；不论毫不缓和的男性气概对国家有何影响，人家要先问一问，它对诗歌艺术有何影响。无论如何，据报刊报道，在意大利大家对小说感到某种焦虑。曾经举行了一次学术会议，它的宗旨是“发展意大利小说”。“出身高贵或者在金融界、实业界、法西斯社团中著名的男士们”，在某日聚会讨论此事，并且给首相墨索里尼发了电报，表达了下述希望：“法西斯时代不久将会诞生出一位配得上它的诗人。”我们都可以怀有此种虔诚愿望，但是诗歌是否可以从孵化器中孵出来，却令人怀疑。诗歌应该有母亲也有父亲。法西斯诗歌，人家很害怕，可能是一个流产的小怪胎，就像人家在乡镇博物馆玻璃瓶里看到的那种畸胎标本。据说这种怪物从来就活不长；人家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天才神童在田地里割草。一个躯体长了两个脑袋，并不能使人长寿。
然而，所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急于归罪于什么人，男女两性都难辞其咎。所有教唆者和改革家均有责任：对格兰维尔勋爵说谎的贝斯巴勒夫人应该负责；对格雷格先生说出事实真相的戴维斯小姐亦应负责。所有促使性别意识觉醒的人都应该受到责备，正当我想要在一本书上施展我的各种才能之时，他们驱使我去寻求那个幸福时代，戴维斯小姐和克拉夫小姐诞生之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作家们还能够平均地使用他心灵中的两个方面。我们必须回到莎士比亚那儿，因为他是雌雄同体两性合一的；济慈、斯特恩、柯珀、兰姆、柯勒律治都是如此。[87]雪莱或许是无性的。在密尔顿和本·琼森身上，男性气质稍为太多了一点。华兹华斯和托尔斯泰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时代，普鲁斯特是双性的，如果不是女性气质稍多了一点的话。但是那个缺点太小，不值得加以抱怨，如果没有那种两性气质的混合，理智似乎就占了绝对优势，心灵的其他官能就会硬化而失去创造能力。然而，我聊以自慰的是，我想这或许是一个转瞬即逝的阶段；我曾经允诺，要告诉你们我的思想发展过程，为了遵守诺言，我讲了不少话，其中有不少内容似乎已经过时了；有许多东西，在我眼前洞若观火，对你们而言似乎一片朦胧，因为你们尚未到此岁数。
即使如此，我走到书桌旁边，拿起那页写着《妇女与小说》标题的纸，我说，我要在这儿写的第一句话就是，任何作者只要考虑到他们自己的性别，就无可药救了。纯粹单性的男人和纯粹单性的女人，是无可药救的；一个人必须是男性化的女人，或女性化的男人。一个女人只要稍微强调任何委屈之处；只要呼吁任何公平待遇；总之只要意识到自己是以女人的身份在说话，她就无可药救了。无可药救并非比喻夸张之辞；因为带着那种偏颇的性别意识写出来的东西，都注定必然死亡。它停止吸收任何营养。开头一两天，它可能显得光彩而有魅力，既有力度又有技巧，但是到了夜晚，它必定会枯萎；它不能在别人的心灵中成长。在心灵之中，男女两性因素必须有某种协调配合，然后艺术创作才能完成。男女这两个对立的性别，必须结合成完满无缺的婚姻。如果我们意识到，作家是要把他的经历完美而充分地表达出来，那就一定要敞开整个心灵。必须有自由而平静的心境。不允许有一个轮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噪音，不允许有一道光线闪烁不定。窗帘一定要严密无缝地拉拢。那位作家，我想，他的创作经历一旦完成，他必须躺下来，让他的心灵在黑暗之中庆祝它的婚礼。[88]他必须不要察看也不要询问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宁可把一朵玫瑰的花瓣儿一片片扯下来，或者注视着那些天鹅安详地顺着河流漂浮而去。在我眼前，又浮现出那股激流，它负载着那一叶扁舟、那位大学生，以及那些飘零的落叶；我又看到那辆出租车带走了那一对男女，又看到他们一起穿越马路，那股激流把他们席卷而去，我想，我听到了远处传来伦敦来往车辆的轰鸣声，一切都被卷进了那股无比巨大的洪流。
说到这儿，玛丽·贝顿住口了。她已经告诉了你们，她如何得出结论——那个平凡的结论——那就是你必须每年有五百英镑收入，还要有一间门上装了锁的房间，如果你打算写小说或诗歌的话。她已经尽力把导致她得出这个结论的种种想法和印象暴露无遗。她曾经邀请你们和她一起闯入教区管事的手臂，在这儿用午餐，在那儿进晚餐，在大英博物馆里画草图，从书架上取书，往窗外闲眺。当她正在干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毫无疑问在观察她的缺陷和弱点，并且判断它们对她的观点有何影响。你们一直在反驳她的观点，并且按照似乎对你们有利的方向随意增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因为在这样一个问题中，只有把许多不同种类的错误放在一起，通过不断试错，才能得到真理。现在我将以个人的名义预告两种批评作为总结，它们实在太明显了，你们不会想不起来的。
你们可能会说，甚至关于不同性别作家的相对优点，我也并未表述过任何观点。我是故意如此，因为，即使现在已经到了作出这种评估的时候——以目前而论，知道女人有多少钱有几间房，比提出有关妇女才能的理论重要得多——即使评估作家优点的时候已经到了，我也不相信心灵或性格方面的天赋可以像白糖或黄油那样称量，即使在剑桥大学也办不到，虽然他们在那儿擅长于把人分成级别，把各种方帽子戴到他们头上去，把各种字母放在他们姓名后面来标明学历和学位。我相信，甚至你们在《惠特克年鉴》[89]中找到的“皇家礼仪等级顺序表”，也不能作为价值评定的最终顺序，而且没有任何充足理由可以假定，在最终进入宴会厅时，巴思爵士必须跟在精神病大师后面。所有这一切，使不同性别的人相斗，使不同品质的人相争；所有这一切，自命为优越而硬判他人为低劣；所有这些行为，都属于人类生存的私立学校阶段，在私立学校中，学生是分为“派别”的，这一派必须去打败那一派，而走上讲台从校长先生手中接过一只装潢精美的奖杯，是极端重要的。当人们逐渐成熟，他们就不再相信派别或校长先生或精美奖杯。无论如何，以书籍而论，众所周知，要把表示优秀的标签贴上去而又不让它落下来，是极其困难的。难道当代文学书评不是评判这种困难的持久例证吗？“这本书很伟大”，“这本书无价值”；这同一本书，就有两个迥然相异的评语。褒扬和非难都毫无意义。不，以评估作为消遣可能很有趣，它却是所有职业之中最徒劳无益的，而屈从于评估者的判决，是最最奴性十足的态度。只要你去写你所想要写的东西，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至于这重要性可以维持几年或几小时，那可谁也不能说。然而，要是你为了遵从手捧银杯的校长或袖藏码尺的教授的意愿，因而牺牲了你心目中幻象的一根头发、抹去了他脸上的一丝光彩，这就是最卑鄙的背叛。牺牲财富与贞操，一直被视为人类最大的灾难，而这些灾难和上述背叛相比，不过是被跳蚤咬了一口而已。
接下来我想，你们可能会表示异议，认为在我所说的这一切中，太过强调物质因素。即使我们给象征主义留下慷慨的余地，把每年五百英镑收入代表深思熟虑的能力，把门上的锁象征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们仍然会说，心灵应该超越这种东西；而且大诗人往往是穷人。那么，就让我引用你们的文学教授的话吧，他比我懂得更多：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诗人。阿瑟·奎勒-库奇爵士[90]写道：
“近百年来，诗坛伟人姓甚名谁？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兰多、济慈、丁尼生、勃朗宁、阿诺德、莫里斯、罗塞蒂、斯温朋——我们可以到此为止。在这些诗人中，除了济慈、勃朗宁、罗塞蒂之外，全都是大学生；在上述三人之中，济慈正当青年有为之时就夭折了，是唯一家境不很优裕的诗人。说起来似乎是一件残忍的事情，而且说起来相当可悲：然而，作为铁的事实，那种诗歌天才不论贫富到处均可发展的理论，实在是站不住脚的。作为铁的事实，在那十二位诗人中九位是大学毕业生：那就意味着，他们无论如何设法获得了接受英国最佳教育的机会。作为铁的事实，在剩下的三人中，你们知道勃朗宁家境富裕，而且我敢向你们挑战，如果他家境不富裕，他就写不出《扫罗》和《指环与书》这两部名著，正如罗斯金[91]的父亲如果生意不兴旺，他就写不出《论现代画家》。罗塞蒂有一笔小小的私人收入，此外他还画画。现在只剩下济慈了；命运女神阿特洛波斯在他年轻时就把他杀了，正如她在精神病院里杀了约翰·克莱尔[92]，而詹姆斯·汤姆森[93]因悲观失望染上鸦片瘾而死亡。这些是可怕的事实，但是让我们来勇敢地面对它们。这是肯定的——不论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对我们说来是何等耻辱——由于我们国家的某种错误，贫困的诗人二百年来直至今日甚至连极其有限的机会也没有。请相信我——我花了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来考察大约三百二十所小学——我们可以侈谈民主，但是事实上，英国的穷孩子就像古代雅典奴隶的儿子一样，没有获得知识的解放，而只有知识自由，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94]
没有人能够把这一点说得更加清楚的了。“贫困的诗人二百年来直至今日甚至连极其有限的机会也没有。……英国的穷孩子就像古代雅典奴隶的儿子一样，没有获得知识的解放，而只有知识自由，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诚哉斯言。知识自由依赖于物质因素。诗歌又依赖于知识自由。妇女历来贫困，不仅二百年来如此，而是有史以来就是如此。妇女的知识自由比雅典奴隶的儿子还要少。因此，妇女也就没有最起码的机会去写诗。我之所以如此强调金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原因就在于此。然而，感谢过去时代那些无人知晓的妇女们的辛勤劳作，我真希望关于她们的情况我们能知道得更多一点，说来也真奇怪，还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从客厅里解放出来的克里米亚战争[95]，另一场是大约六十年后的欧洲战争[96]，它为一般妇女敞开了大门，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些社会弊端正在逐渐得到改进。不然的话，今晚你们就不会在此听讲座，至于你们一年挣上五百英镑的机会，我恐怕它现在仍然有点靠不住，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你们可能仍然要提出异议：你为何将妇女著书立说看得如此重要？按照你的说法，写作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或许还会导致谋杀姑妈的罪孽[97]，几乎总是使人家用午餐迟到，而且还会使人家与非常善良的伙伴们发生严重的争论。我的动机，请允许我承认，有一部分是自私的。像大多数未受充分教育的英国妇女一样，我喜欢读书——我喜欢大量地读书。最近我的胃口变得有点单调；历史书里战争写得太多；传记太过关注伟人；诗坛，我认为，已经显出江郎才尽的倾向；说到小说——作为一位现代小说评论家，我已充分献丑，不宜再多言。因此，我愿意请你们去写各种各样书籍，不论题目多大多小都不要犹豫。不论用什么方法，我希望你们拥有足够的金钱，可以去旅行，去闲散，去深思这个世界的过去或未来，去看书梦想，去徘徊于街头巷尾，并且让思想的钓线深深地沉入生命的河流。因为，我绝对不是把你们局限于小说之中。如果你们愿意使我高兴——还有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读者——你们可以写游记，历险记，学术研究著作，历史与传记，批评、哲学与科学著作。这样一来，你们必定使小说艺术获益匪浅。因为各类书籍必然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小说如果能与诗歌、哲学携手并肩，一定会更好得多。而且，如果你们考虑以往的伟大人物，如萨福、紫式部、艾米莉·勃朗特，你们就会发现，她们既是传统的继承者，又是新潮的开创者，而她们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妇女终于自然拥有了写作的习惯；所以，即使仅仅作为诗歌创作的序曲，你们这种活动的价值，也是不可估量的。
但是，当我回过头去看这些笔记，并且批评我自己作笔记时的一连串思路，我发觉我的动机并非完全是自私的。在这些评价和推论之中，贯穿着一种信念——或者是本能？——认为好书是合乎需要的，而好的作家，即使显示出各种各样人性的弱点，仍然是好人。因此，当我恳求你们去写更多的书，我是在鼓励你们去作既有利于你们自己又有益于整个世界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去证实这本能或信念是正当有理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很容易误用哲学术语而贻笑大方。“真实”是什么意思？它好像变化无常，难以捉摸；它忽而存在于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忽而存在于路旁一张报纸上，忽而存在于阳光下一朵水仙里。它能使屋里一群人欣然喜悦，又能使人记住很随便的一句话。一个人在星光下步行回家时感到它的压力，它使静默的世界比说话的世界似乎更真实些——可是它又存在于皮卡底利大街人声嘈杂的公共汽车里。有时它又在离我们太远的形体中，使我们不能把握其性质。可是，不论它接触到什么，它都使之固定化、永恒化。真实就是把一天的日子剥去外皮之后剩下的东西，就是往昔的岁月和我们的爱憎所留下的东西。我认为，现在作家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在生活中直面这种真实。作家的职责，就是发现真实，收集真实，并且把它传达给我们其他人。至少这是我阅读《李尔王》、《爱玛》或《追忆逝水年华》得出的一种推论。因为，阅读这些书，就好像对人的感觉官能作了一个奇特的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之后视觉更加敏锐；世界似乎剥去了它的外壳，而给我们一种更热烈真切的生活。与不真实势不两立的人，是值得羡慕的；不知不觉干了蠢事而挨到当头棒喝的人，是可怜的。所以，当我要你们去挣钱并且拥有自己的房间，我是在请求你们面对着真实去生活，不论人家能否把它表达出来，它会明显表示，这是一种生机蓬勃的生活。
我很想就此打住，然而习惯的压力作出了这样的判决：每一次讲演，必须有一个结论来收尾。你们必定同意，一次妇女讲座的结论，应该特别含有赞扬和推崇之意。我要恳请你们记住你们的责任，要更加高尚，更注重精神因素；我要提醒你们，有多少事情要依靠你们去做，你们对未来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我想，这番劝勉的话，我可以很放心地留给男人去说，他们一定会说，而且他们实际上已经用比我更加优美雄辩的词藻来加以表达了。在我搜索枯肠之时，我发现自己对于作他人的平等伴侣，对于为了更高目的去影响这个世界，并没有抱着什么高尚情操。我发现自己正在简单而平淡地喃喃自语：保持自我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得多。如果我知道如何说得崇高而动听，我想要对你们说，千万不要梦想去影响别人。只要就事论事，思考事物本身。
而且，在我浏览报纸、小说、传记之际，我又重新想起，当一个女人对妇女说话，她心里必定还有什么不中听的话没说出来。女人对女人很苛刻。女人不喜欢女人。女人——然而难道你们还没有被这个词儿烦得要死？我敢向你们保证，我是烦死了。那么让我们大家一致同意，由一个女人向妇女们宣读的论文，应该用一些特别不中听的话来结尾。
但是，这个结尾究竟怎么做？我又能想到些什么？老实说，我往往很喜欢女人。我喜欢她们不拘泥于传统习俗。我喜欢她们的完整性。我喜欢她们默默无闻。我喜欢——但是我不能这样没完没了地说下去。瞧那儿的那只碗橱，——你们说那里面只放着清洁的餐巾；但是，如果阿奇博尔德·博德金爵士躲在其中又怎么办？那么，让我用比较严肃的语气来说话吧。在上面所说的那些话中，我是否已经向你们充分传达了人类的警告和谴责？我已经告诉过你们，奥斯加·勃朗宁先生对你们评价很低。我已经指出，拿破仑曾经对你们有什么看法，墨索里尼现在又有什么想法。然后，如果你们之中有任何人有志于小说创作，我已经为了你们的利益而摘录了批评家的忠告：你们要勇敢地承认女性的种种局限性。我曾经提到过X教授，并且特别突出了他的声明：女性在智力上、道德上、体力上都低于男性。我已经把并非刻意寻求而是不期而遇的种种高见，都转告你们了，这儿是最后一番警告——它出自约翰·蓝登·戴维斯先生之口。这位先生警告妇女：“等到完全不想要小孩子的时候，女人也就完全不需要了。”[98]我希望你们将此话牢记在心。
我如何能够再进一步鼓励你们去着手人生的事业？年轻妇女们，我会说，请注意，因为我正在开始作出结论，在我看来，你们愚昧无知到了令人羞愧的地步。你们从未作出过任何种类的重要发现。你们从未震撼过一个帝国或率领一支军队去远征。莎士比亚的戏剧不是你们写的，你们从未使一个野蛮民族受到文明教化。你们有何借口可为自己开脱？地球上的街道、广场、森林住满了黑色、白色、棕色的居民，他们都忙于车来人往、经营企业、求欢作爱，你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指着他们说，我们手上还有别的工作要干。如果没有我们的工作，大海上就没有船只航行，万顷良田将化为一片沙漠。按照目前生存的人口统计数字，我们曾经生、育、洗、教十六亿二千三百万人，一直把他们抚养到六、七岁，即使有人相助，去完成这件繁重的任务总得需要相当时间。
你们所言属实——对此我决不否认。但是，同时请允许我提醒你们，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在英国至少已有两所女子学院存在；一八八〇年之后，法律允许已婚妇女拥有她自己的个人财产；在一九一九年——整整九年以前——她获得了选举权。我是否可以再提醒你们，大多数职业向你们敞开大门，迄今约有十年之久？当你们考虑到，妇女享有这么大的权利已有如此长久的时间，而且事实上目前大约有两千名妇女能以某种方式每年挣五百多英镑，你们就会同意，缺少机会、培训、鼓励、闲暇、金钱等等借口，再也讲不通了。此外，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塞顿夫人孩子生得太多了。你们当然要继续不断地生孩子，于是他们就说，要两个三个地生，不要十个一打地生。
因此，你们手上有了时间，头脑里有了些书本知识——那另外一种生活知识你们早已足够，你们被送进大学，我猜想，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不受教育[99]——你们一定会走上你们异常漫长、艰辛、黯淡的职业生涯的另外一个阶段。有成千上万支笔愿意为你们写出建议书，认为你们该作些什么，将会获得什么效果。我承认，我的建议有点希奇古怪；因此，我宁可用小说形式来加以表述。
在这篇正在宣读的论文中，我曾经告诉你们，莎士比亚有个妹妹；但是不要在锡德尼·李爵士[100]撰写的莎士比亚传记中去寻找她。她很年轻就夭折了——唉，她一个字也未写过。她就埋葬在目前的公共汽车站，就在“大象与城堡”酒馆对面。现在我相信，这位从未写过一字并且被埋葬在十字路口的诗人还活着。她活在你们心中，活在我的心中，活在许多今晚不在这儿的妇女心中，因为她们正在洗碗碟、哄孩子们上床睡觉而未来听讲。但是她还活着，因为伟大诗人是不会死的，她们永垂不朽；她们所需要的，只是等候机会，借一个血肉之躯，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来。给她这样一个机会，我想，现在已经是你们力所能及的了。因为我有这样的信念：如果我们再活一个世纪左右——我是在说人类整体的公共生活、真实生活，而不是个人渺小分散的生活——并且每人每年都有五百英镑收入和各人自己的房间；如果我们已经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并且有秉笔直书坦陈己见的勇气；如果我们从普通客厅之中略为解脱，并且不总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观察人，而是要观察人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还要观察天空、树木或任何事物本身；如果我们的目光超越弥尔顿的标杆，因为没有人应该遮蔽自己的视野；如果我们敢于面对事实，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人会伸出手臂来搀扶我们，我们要独自行走，我们要与真实世界确立联系，而不仅仅是与男男女女芸芸众生的物质世界建立联系，要是我们果真能够如此，那么这个机会就会来临：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位死去的诗人，就会附身于她所经常舍弃的躯体。她就会仿效她兄长的先例，从她许多无名先辈的生命之中汲取她的生命力，通过不断的继承和积累，她就会诞生。如果没有那个准备阶段，没有我们的努力为她垫底，没有下定决心当她重新诞生之时她就会发现她有条件可以生活并且写诗，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们就不可能盼望她降临人间，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坚持认为，只要我们努力为她工作，她就会到来，因此，即使在穷困潦倒和默默无闻之中也要努力工作，这是值得的。
* * *
[1] 本文以两篇论文为基础写成，它们曾于1928年在纽纳姆艺术学校和格顿女子学院“恶宅”（Odtaa）学会宣读。两篇论文太长，不宜全读，后来加以改写和扩充。——原注（Odtaa是One Damned thing after Another，一件又一件可恶的事情。——译者注）
[2] 范妮·伯尼（1752—1840），英国女作家。
[3] 英国著名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的父亲派特里克·勃朗特牧师于1820年携全家在约克郡哈渥斯定居。牧师邸宅于1928年成为勃朗特博物馆。
[4] 米特福德（1787—1855），英国女作家。
[5] 乔治·爱略特（1819—1880），著名英国女作家。
[6] 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英国女作家。
[7] 伍尔夫常用不定代词one，后面往往接着就用第三人称代词来指称，我觉得译成“人家”比“某人”似乎更顺口些。
[8] 牛桥，是伍尔夫把英国著名大学“牛津”和“剑桥”各取其半而合成的一个虚构大学名称。
[9] 费恩汉姆，是伍尔夫虚构的一所女子学院名称。
[10] 兰姆（1775—1834），英国散文家。
[11] 萨克雷（1811—1863），英国著名小说家。
[12] 比尔博姆（1872—1956），英国漫画家、散文家。
[13] 斯特兰德大街，位于伦敦中西部，有很多剧院。
[14] 凡戴克（1599—1641），佛兰德斯画家，1632—1641年任英王查理一世的宫廷画师。
[15] 曼岛，即爱尔兰马恩岛，岛上有品种特殊的短尾家猫。
[16] 西番莲花，此花令人想起耶稣基督受难之时头上所戴的荆棘冠。
[17] 罗塞蒂（1830—1894），英国拉斐尔前派女诗人。
[18] 阿尔弗雷德，诗人丁尼生的教名。
[19] 即Christina Rossetti，罗塞蒂（员愿猿园—员愿怨源），英国拉斐尔前派女诗人。
[20] 穆勒（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
[21] “人家告诉我们，办学院至少要三万英镑……考虑到在大不列颠、爱尔兰和各殖民地只有这唯一的女子学院，并且考虑到为男校募款多么容易，这区区三万英镑并非巨款。然而，考虑到真正希望妇女受教育者是多么稀少，这笔捐款又数目不菲了。”史蒂芬夫人著，《埃米莉·戴维斯与格顿学院》。——原注
[22] “能够攒起来的每个便士都留下来用在建筑上，舒适的生活设施只好等到以后再说。”R. 斯特雷奇著：《事业》。——原注
[23] 帕台农，供奉雅典娜女神的庙宇，建于公元前五世纪。
[24] 巴利奥尔学院是牛津大学著名学院之一，由苏格兰贵族地主巴利奥尔捐款创建。
[25] 布卢姆斯伯里是伦敦文化艺术界人士较为集中的地区，伍尔夫一家曾在此居住。
[26] 此处一语双关。英语男性（male）一词首字母是M，当时也只有男性可以上大学讲台或布道坛。
[27] 伯肯黑德勋爵（1872—1930），英国政治家。
[28] 英奇主教（1860—1954），英国神学家。
[29] 拉·布吕耶（1645—1696），法国作家。
[30] 奥斯卡·勃朗宁（1837—1923），剑桥大学帝王学院历史学讲师。
[31] 萨缪尔·巴特勒（1835—1902），英国作家。
[32] 蒲伯（1688—1744），英国诗人。
[33] “‘男人知道他们不是女人对手，因此在女人中选择最软弱、最无知者。如果他们不这样想，他们就永远也不会害怕与他们一样有知识的女人。’……为了对女性公平起见，我得坦白承认，在接下来一次谈话中，他告诉我，他那句话是认真的。”鲍斯威尔著：《赫布里底群岛游记》。——作者原注
[34] “古日耳曼人认为，妇女具有某种神性，于是就去请她们宣示神喻。”弗雷泽著：《金枝》。——作者原注
[35] 张伯伦（1863—1937），1924—1929年曾任英国外交大臣。
[36] 罗姆尼（1734—1802），英国画家。
[37] 韦斯特（1892—1983），英国女作家。
[38] 剑桥公爵（1774—1850），英王乔治三世第七个儿子，1801年封为剑桥公爵。
[39] 特里威廉（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
[40] 乔叟（1343—1400），英国古典文学名著《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作者。
[41] 斯图亚特王朝，苏格兰贵族斯图亚特家族曾于1603—1649年以及1660—1714年期间统治英国。
[42] 克娄巴特拉、麦克白夫人、罗莎琳德均为莎翁剧本中的女主人公。
[43] “这一直是一件奇异而几乎不可解释的事实：在雅典城里，女人作为嫔妃或奴婢遭受着几乎是东方式的压迫，然而在舞台上却塑造出一群光辉形象，例如克吕涅斯特拉和卡珊德拉，阿托莎和安提戈涅，菲德拉和美狄亚，以及在“痛恨妇女的”欧里庇得斯一部又一部剧本中处于主宰地位的所有其他女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一位受人尊敬的妇女几乎不能在街上单独露面；然而在舞台上，女人却和男人平起平坐甚至还要胜过男人。这个世界上的此种矛盾现象，从未得到过令人满意的解释。在现代悲剧中也存在着同样情况。无论如何，对莎士比亚的作品略加分析观察（韦伯斯特也相似，马洛或琼森则有所不同），就足以揭示出从罗莎琳德到麦克白夫人都具有女性的这种主宰地位和主动性。拉辛也是如此：他的悲剧中有六部是以女主人公的名字来命名的；他的男性人物中又有谁堪与埃米尔奥纳和安德罗玛克、贝蕾妮丝和罗克珊、菲德拉和阿达莉相媲美？易卜生亦是如此：他的男主人公有谁堪与索尔维格和娜拉、赫达和希尔达·旺格尔以及丽贝卡·韦斯特相匹敌？”——摘自F·L·卢卡斯：《论悲剧》，114—115页。——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