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性骚扰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雷区。奥尔森强烈地倾向于相信沃莫特的说法，尽管她
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儿在某种程度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如果奥尔森将调查
开展下去，米勒差不多一定会否认对他的指控。这会引发一场旷日持久而死缠烂打的官司
—无论在法庭上，在董事会里，还是在医院的走廊中。米勒的名声将为他赢得信任，他长
期以来的同盟者们会给予他支持，而其他人会怀疑奥尔森的动机。她是想除去米勒这个眼
中钉吗？她是想夺权吗？她是害怕与强手共事吗？另一方面，如果奥尔森告诉沃莫特她的
官司不一定能打赢，沃莫特很可能会把事情闹到州议会去。米勒会倒打一耙，当地媒体会
趋之若鹜，米勒的同盟者们会四处鼓动，而医院的很多时间和精力都会花费这在这件事上，
而不是用于完成打翻身仗的紧迫任务。
同时，奥尔森也面对着伦理上的不确定因素。她必须明确对医院、对梅兰妮·沃莫特、
对自己，甚至对理查德·米勒应负的责任，毕竟米勒有权力享受该有的待遇和应有的程序。
奥尔森帮助沃莫特讨回公道的责任，难道该比她保护医院及其名誉的责任更优先吗？这些
事情本身已经够麻烦的了，而伦理因素使得整个局面更加棘手，更加危机四伏。像这样的
伦理指控，会在公司内部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它们会激发强烈的情绪，加强每个
内部圈子中人的忠诚度，有时甚至把公司分裂成许多不同阵营。米勒并没有被指控疏忽大
意、判断失误，或者有其他什么失职行为，受到抨击的是他的个人品德—连带着，这也指
责了他的朋友和支持者的品格和判断力。指责一个人犯错是一回事，像这样指责他和他亲
近的人们品质奸邪，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对米勒的指控很容易使奥尔森面对的其
他问题激烈化和复杂化。
奥尔森面前布满了巨大的不定性和危险性因素。一旦出错，会给她本人，给医院，以及
给很多其他人造成伤害。奥尔森感到危机重重、踌躇不定，所以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这不是软弱和怯懦的表现，只能说明她认清了形势。总而言之，奥尔森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她不会在局势的复杂性上自己哄骗自己。她采取一种谨慎谦卑的态度来对待问题，乐于
相信有很多事她还一无所知。
你会惊讶
这四个字充分形容了沉静型领导者的世界观。像奥尔森一样，他们总是设法多想几步接
下去的棋路。他们进行分析，做好准备，拟订计划。他们揣摩那些未知的因素并审慎地加
以判断。然而，甚至在做好了所有这些之后，他们仍然准备迎接各种意外的发生。
换句话说，沉静型领导者相信他们需要和两类未知因素打交道。一类是“已知”的未知
因素。它们显然不确定，可能这样发展，也可能那样转变。优秀的领导者试图将这些偶然
性纳入计划的范畴。另外一类未知因素更具挑战性。它们是“未知”的未知因素。这就完
全无从预料、无法计划了。没人能探测到它们。它们在人身上潜伏着，突如其来地搅乱他
们本来的周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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