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幼小的受害者对她内心最深处的是非观念构成了相当大的打击。
但是在希尔维曼到达她办公室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不能支持那个强硬的“铁拳”计划。
像许多其他健康专家一样，她相信用逮捕来威胁那些孕妇的话，她们就会被吓得不敢去医院和
诊所就医。她们的健康会受到损害，并且影响她们生下的婴儿。希尔维曼还知道，一些研究表
明，那些接受孕期检查治疗的妇女生下的婴儿的质量比没有接受孕期检查治疗的妇女要高。事
实上，孕期检查治疗的重要性非常之高，即使产妇在怀孕期问继续吸毒的话，婴儿的质量也会
比不接受梭查治疗的情况下要高。但是希尔维曼同时也很清楚，在市长的办公室里，政治斗争
上的严酷现实此刻要比政策的副作用和统计数字的权重更高。
看起来，希尔维曼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一种选择就是再去找市长，跟他说她反对他的强
硬计划，并且解释说她不会参与特别工作组的工作。但是这样做会使她损失一大笔政治资本。
它还可能意味着某个支持新政策的人会取代她在特别工作组里的职位。另一种选择是用辞职来
表示抗议。这样做的话，希尔维曼可以做到忠于她的个人信条和专业判断，而她的观点也会引
起广泛关注。不过，这种关注的半衰期实在是太短暂了，而那些刊载它的报纸会很快被扔进街
道旁的垃圾箱里。
还有一种选择是，约个时间和市长面谈，试图说服他改变主意。她知道自己可以列举专业
知识、研究结果和基本常识，但怀疑市长是否有耐心听下去。事实上，他很有可能转而使用他
的魅力和极具说服力的手段来劝她改变主意。而且，希尔维曼觉得他很可能会成功。她很容易
想象到，他会说现存的制度已经支离破碎，需要重新进行修补，而激进的举措是很有必要的，
作为面向长远的政坛一分子，你必须奋起迎接挑战，螳臂挡车没有任何希望。谈到最后，他会
凝视着她的眼睛，告诉她他是多么需要她的帮助来结束他的这番话。
好在希尔维曼放弃了所有的这些选择。像我们讨论过的沉静型领导者一样，她不打算牺牲
掉自己的职位，也不会对此事袖手旁观。由于深深地关注这个问题．她乐于利用自己的组织资
本来做一些事。但她需要的是另一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使她避免陷于从严执法和提供治疗的夹
缝之间。
由于想出新的办法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希尔维曼的第一步就是尽可能地争取时间。她把回
去找市长谈话的念头搁到一边，相反与他的两名政治顾问碰了头。她告诉他们逮捕和拘禁孕妇
是玩火的行为。她说所有人现在都在关注新年婴儿事件。但她问的是，如果报纸头版刊登了警
察把戴着手铐的孕妇押进警察局的图片，公众会做何反应?
这个问题引起了那两个顾问的注意。然后，她又让他们想想被逮捕的会是什么人。答案是
许多黑人和拉美妇女。在这个社会群体中，市长赢得了很高的支持率，但是如果许多当地的领
袖人物觉得自已的选民受到了歧视，成了替罪羔羊，如果他们成为市长发起的这次“铁拳”运
动的受害者的话，后果会如何?她提出的显然是政治性问题，打出的是“竞选牌”，跟公众健康
没有半点关系。然而一项强硬政策会成为政治上的一枚手榴弹，而她知道市长的顾问不会把它
视为儿戏。她说完以后，其中的一名顾问以“好的，我明白了。我们会研究的。”这句意思含
糊的话结束了他们之间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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