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希尔维曼的行为中，第三个关键的因素是她拒绝把自己的处境视为一个死板的、对或错
的选择．或是一个对她基本原则无可回避的考验。沉静型领导者能够看到他们面前的问题中在
伦理方面的危机，但他们并不仅仅把他们的处境视为纯粹的伦理问题．而是从其他角度来看待
它：对他们的想像力、管理能力和他们从困难、有时甚至暗藏杀机的境地中突围的能力的挑战。
回忆一下，希尔维曼的第一个念头是拒绝加人特别工作组，甚至以辞职来进行抗议。但她
认识到这种戏剧性的举动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于是把她的注意力和聪明才智转而用到寻找保
护婴儿避免染上毒瘾和确定毒品法的严格执行的途径上面。希尔维曼从来没有忽略她面对的是
复杂的伦理问题，但她也没有把她的问题仅仅视为伦理上的选择。幸运的是，她把它看做是进
行一系列重要而艰巨的工作的机会，而不是采取英雄主义姿态的时机。
这就是为什么希尔维曼像其他沉静型领导者一样，想方设法去争取时间。她设计的妥协方
案可不是在刹那间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事实上，由于媒体对新年婴儿的强烈关注和市长承受
的政治压力，她最初还认为自己的处境多少有点绝望。希尔维曼争取来的6个月时间——通过突
出强调政治上的危险——使她有可能搜集数据，听取许多群体各自的意见，研究其他城市的经
验，找到更多提供医疗的床位。就像加略特·威廉姆斯，那位新任的银行经理，用各种各样的
拖延手段来缓解加载在他员工身上的短期收益的压力。和他一样，希尔维曼需要争分夺秒地为
她最终的成功奠定基础。
希尔维曼还把时间用在了深入钻研她的问题上，她的做法与弗兰克·泰勒和埃迪·卡特异
曲同工，泰勒是为了给他的客户安装最新的服务器，而卡特则是为了了解瑞切尔·迪兰的计划，
以及她会多么毫不留情地实施它。希尔维曼的努力与他们基本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它持续了几
个月的时间，而不仅仅是几天或几个星期。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即使在市长接受她的计划并
付诸行动之后，她仍然在钻研她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持久的努力意义重大，因为
只有这样，希尔维曼才认识到，她和她的手下对吸毒、卖淫和怀孕的恶性循环方面的情况掌握
得不够充分，并因此对政策做出了相应调整。
像其他沉静型领导者一样，希尔维曼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投石问路、审时度势。她试图在
复杂的政治局势中寻找一条出路。她必须了解许多不同群体和个人的日程计划。她面对的问题
涉及到许多一触即发的问题，包括种族、性别、婚外孕、从严执法、所谓的福利文化，以及个
人义务。希尔维曼的耐心的探索，目的在于慢慢地架起跨越相互斗争的群体之间鸿沟的桥梁。
从这个角度来看，倾听、说服和交涉的方法，和时不时地提醒别人她是代表市长在工作，
这些对于希尔维曼的成功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毫无疑问，希尔维曼卷入的是一场道德讨伐运
动。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既没有表现出在道德上的热情，也没有自我牺牲的行为，而且
也没有划清界限的举动。相反，她几乎完全是依赖于耐心的、沉静的，有时甚至是精明的手段。
当然，有人会说希尔维曼的事情是个特例。她在一个大城市的政府机关工作——这是一个
众所周知、十分复杂和政治化的环境。但是，如果让我们讨论说哪一种组织——公司、政府机
构、教堂，或是非营利性组织——的政治关系更复杂，这个问题可以被无体止地争论下去也不
会有定论。事实上，每类组织，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游戏。在计算机公司工作的弗兰克·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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