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宿舍
下面的纸张暴露出来，依次翻滚着、蠕动着，新的诗句燃起火苗，在短暂的热烈中道别。我不想再看了，把剩下的诗稿都一股脑扔了进去，白色的尸体像水泥一样灌入肮脏的小水槽里。
祭品
尖锐刺耳的电话铃声响彻静悄悄的宿舍，一下子惊醒了我。原来，在等待的时候，我不知不觉蜷缩在扶手椅上睡着了。我让电话又响了一声，然后才拿起听筒，稳住狂跳的心脏，竭力调动积极的情绪，用尽量开朗的语气说了一声“喂”。丽莎的声音伴着笑意传入耳中。她说，打来只是为了告诉我，她今晚要在萨姆那儿过夜，对了，今天早上在餐厅里发生了一桩特别有趣的事情，根本想象不到——
“丽莎，”我打断了她，“你知道的，我在等电话，眼下不能占线。”
“哎呀，我忘了，今天是周日。”话音未落，她就匆匆挂了电话。
我小心翼翼地把听筒扣下，坐回扶手椅上，看了一眼表。已经过去一小时了。有时，他们很快就能打进电话来，但一般情况下，还是要隔上两三个小时，甚至更久。我感到十分焦虑，根本就没有心思念书，刚想抽一口大麻，就立刻否定了这个念头：我要让思维保持清醒。音乐从半开的窗户间飘进来——康斯坦丁又要举办派对了。三月的微风拂动低垂的遮光帘，轻轻地拍打着窗框。
我仰靠在椅背上，宿舍又陷入了意料之中的寂静。
每周日在电话旁等待时，我都能清晰地在脑海中勾勒出父母的模样，因此很珍惜这一周一次的守候。想象中，父亲正坐在打字机前工作，只投入了平常一半的专注，随时准备着拿起分机听筒；母亲坐在走廊里的高脚凳上，拨号，可恶的忙音，再拨号，还是忙音。她一次又一次地拨号，抿紧嘴唇，集中精力，盼望能听到接线员的简短回应。我们的通话本身其实是很扫兴的，只不过是五分钟的强颜欢笑，还得扯着嗓门压过嘈杂的电流声。但是，那数个小时的期待令我确信，我的家是存在的，我的童年是真实的——否则，我会觉得这一切都是虚构出来的，是一个在孤独寂寞时讲给自己听的童话故事，是一首写满星光与命运的心碎之歌，终究会在干巴巴的异国语言中、在耀眼的日光与夜晚的霓虹间消散得无影无踪。
久坐不动令身体僵硬。我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闭上眼睛。片刻之后，当我睁开眼睛时，面前的世界变了：熟悉的泥土气味飘在空中——也许我终究还是卷了一支大麻——整个房间充满了静谧与黑暗。那静谧颇为独特，显得如梦似幻，深邃的黑暗凝聚在我对面的扶手椅上，化为一团阴影。
“所以，”他平淡地说，“你终于决定要对他们坦白了。你也知道，他们不会高兴的。不，别开灯，否则你只会看到一条丑陋的恶龙，而不是一名英俊的青年。”
“你把神话故事搞混了吧？我不是普赛克，而你这个年纪，也当不成丘比特。”话虽如此，我还是从台灯开关上挪开了手，“无论如何，我并不担心，他们一定会理解的。我已经寄了一些自己写的诗给他们。”
“是啊，”他说，“你的‘彼岸’组诗。换作是我，不会首选它的。这组诗不像阿波罗，更像狄奥尼索斯，充满了原始的感受，却没有足够的思考。还有，那首描写修女跟魔鬼睡觉的短诗，实在是毫无新意，跟文明社会尚可接受的色情文学差不多。不过，事已至此，多说无益。我想，你应该已经准备好说辞了吧？”
“我希望能单凭自己的诗作说服他们。”我冷冷地说。
“如果不行呢？”
“那我就告诉他们，回家是意料之中的选择，毫无挑战性，有人曾经告诉过我，不要去走平坦轻松的大路。”我停顿了一下，等待他表示认可，但黑暗中却一片沉默，“好吧。我会告诉他们，自己还有几个月就满二十二岁了，却从未真正闯荡过。迄今为止，我的全部人生都是在父母的庇佑下、在图书馆的隔间和宿舍里度过的，而未来的道路也早就铺好了，放眼望去，一目了然：莫斯科的日常生活跟旧时一模一样，等待着将我吞没，经过一小段研究生学习的插曲，接着在某个落满灰尘的机构里找一份办公室工作，跟一个像瓦西里那样的人结婚、生子，然后度过中年，步入死亡。这一切就像一个巨大的井字游戏棋盘，年复一年，了无新意，当生活在一个格子上打叉时，我也得顺从地在下一个符合逻辑的位置上画圈，心里却始终清楚，这场游戏永远也赢不了。可是，在外面，有热闹狂欢的街头、连绵起伏的山峦、阳光明媚的广场，而我只想——只想离开这个棋盘，哪怕片刻也好。”
“可是，亲爱的，那你究竟要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那很重要吗？也许搬到纽约去，或者新奥尔良，或者旧金山。租一个单间公寓。在烟雾缭绕的小酒吧当服务员。学习如何调配鸡尾酒、如何弹奏吉他。精通扑克牌。接触空手道。到画廊或邮局工作。在行驶于海岸间的火车上谋职。或者做一名伴舞演员。或者当一个擦窗户的工人。什么都行。一切都好。我甚至从未去过任何地方旅行。我想投身于冒险之中。趁着20世纪还没耗尽，一头扎进去，那样我就可以凭借丰富的经历来描写这个时代了。整日待在四面墙壁之中，守着书呆子的小房间，不去品尝欢乐与苦痛，是无法发现新东西的。艺术就是不断地拓展人生的极限，不是吗？它绝不可能诞生于渺小平凡的生活中。”
一缕夜风吹进房间，遮光帘在窗框上敲出颤抖的节奏。我凝视着黑暗的阴影：“你还在吗？喂？”
“但愿，”他说，我能听出他忍住了一个哈欠，“但愿你别落入迷惑众人的圈套之中。艺术家没必要为了创作而过上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其实，如果你真想成为传奇，那就必须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自己的使命，而将制造冒险的任务留给未来替你写传记的作家。切记：极限的真正拓展是向内的，而不是向外的；无论你蜗居在多么狭小的地方，苦痛都能找到你；而欢乐，欢乐永远只有一诗之隔。这世上没有渺小的生活，只有渺小的人。”
我突然感到怒火在心中熊熊燃烧，他只会讲一些无关痛痒、优雅动听的箴言妙语，仿佛根本就不懂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选择。
“高贵的使命、神圣的标准、真正的创作……你满口都是绝对的言辞和抽象的概念。”我尖锐地说，“他们不是说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吗？我想要——不，我需要——体验细节，你明白吗？那些独特、逼真、奇妙的生活细节。在黎明时分，露水与垃圾车的气味；在街道拐角的路边餐厅，苦咖啡的提神味道；在静谧、昏暗的小巷里，从地下室窗户中飘来的爵士乐的疯狂颤音。这才是我想写进诗里的东西：对于此时此地而言，独一无二的事物与感受；对于此时此地的我而言，独一无二的事物与感受！”
我猛然发觉自己正在大喊大叫，立刻停住了。在微风轻拂的房间里，寂静变成了空洞，就像被笼罩在一口轰然长鸣的大钟之内。
过了很久，他终于说话了，慢吞吞的语调中透着冷漠，犹如在我的腹部重击了一拳。
“有时候，亲爱的，我会忘记你还只是个孩子。好吧，多多保重。在外面的世界四处浏览时，当心不要在书架间迷路。现在，我要离你而去了。”
那声音听起来遥不可及，仿佛正在渐行渐远，每个字都变得越来越模糊。我心里一沉，忽然记起了跟“哈姆雷特”相处的最后那段日子，往事如浪涛般席卷而来，冲垮了数月以来的平静。我想起了他那满不在乎的轻轻耸肩，那居高临下的似笑非笑，那双总是从我身上斜斜掠过的、充满厌倦的淡色眼睛……
孤独与愤怒又涌上心头。
“那就走吧！”我冲着空荡荡的黑暗嘶吼，“走！我受够了你的长篇大论，也受够了你！我已经长大了，早该彻底抛弃这种幼稚的白日梦——”
耳畔扫过他的气息，我险些惊叫出声。那呼吸近在咫尺，灼热而干燥的嘴唇贴在我的太阳穴上。
“如果你献给我一件像样的祭品，也许我会实现你的一两个祈祷。仅此一次。”
失明般的黑暗死死地压在眼皮上，我感到喉咙里一阵发紧。
“怎么，你想让我为你宰一头山羊吗？”
电话铃声尖叫着划破宿舍里的宁静，我猛然惊醒，发现自己蜷缩在扶手椅上，看来肯定是在等待的时候不小心睡着了。我让电话又响了一声，稳住心神，然后才拿起听筒，可结果只是我的室友丽莎。她打来告诉我，今晚要在萨姆那儿过夜，对了，她有件好玩的事情要告诉我——
“丽莎，你知道的，我现在不能跟你多说，”我打断了她，“今天是周日。”
“哎呀，抱歉，我忘了！”她挂断了电话。
欢快的音乐伴着强烈的节奏，从半开的窗户间飘进来，康斯坦丁又在举办派对了。我打开台灯——夜色悄悄地从身旁消逝——陷进扶手椅中，感到迷惑而不安。心中笼罩了一层模糊的阴影，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或将要发生，但我说不上来，只有不祥的预感深入骨髓。我静静地坐了一分钟，然后摇了摇头，驱散残留的睡意，从电话旁拿起一摞纸，读着最上面的那一张。
“哈利路亚！”
苍白的天使低声吟唱，
却失去了左边的翅膀，
只能在空中一圈圈盘旋，
因失去平衡而倒向一方，
就像喝醉了酒的人一样。
我想证明自己有能力将决心付诸实践，为孤独的探索而奉献，用语言之网捕捉无形的人生。单凭这些诗句，父母会理解我吗？我翻动纸张，从这里挑出一行，从那里抽出一句，在脑海里默念，试图以父母的眼光来评判，以陌生人的视角来鉴定，却无法连句成章、连章成篇。我读得越多，就越是惊惧地感受到，灵魂中掷地有声的意义并没有破茧成蝶，而是被困在了枯燥的言语之中，那字里行间写的不是诚恳真切的人生，而是青春的多愁善感和空虚的只言片语。
电话响了。
“莫斯科来电。”接线员尖声说道，然后我父母的声音便出现了。
喂，喂，你好吗，我们很好，我很好，都很好！我们三个一齐大喊大叫，接着又同时停了下来，等待对方说话，却无人开口。在这沉默的数秒之中，我想象着粗大的电缆线路在大洲间海底的淤泥中伸展，上面覆满了软体动物，落满了船只残骸，许多原始的怪兽扭动着身躯掠过上方的绿色水域，投下巨大的阴影。
“那……你们读过我寄的诗了吗？”
“读了，我们读过了，对。”他们又同时开口说话。母亲轻轻地笑了，每当她觉得尴尬时，都会这样笑。她说，希望那些诗并不完全是自传性质的，还说了关于毒品的什么话，而父亲则在她的笑声中含糊地嘟囔着，听不真切。然后，母亲不笑了，父亲清了清嗓子。又一只怪兽从阴沉的大洋里漂过。
“咳，无论如何，写诗是青春的一部分，谁没有在抽屉里藏过几首十四行诗呢？”父亲总结道，“那么，你仔细考虑过研究生学习的事情了吗？莫斯科大学有几个专业——”
“关于那件事，”说话间，我感到脸上由于羞愧而变得滚烫，“我想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一两年吧。”
我听到父亲在小心翼翼地喘息，听到母亲掉了什么东西的沉闷声响，好像是她的电话听筒。我静静地等待着笨拙摸索的杂音平息下来。
“啊，这么说，”最后，母亲终于说话了，声音听起来很遥远，“你要在美国申请念研究生吗？”
我心里一紧，想起了成功、完美的奥尔加，她正在考虑去耶鲁法学院念书，眼下还是不要提她为好，“不，我只是……我想，应该会找工作吧。”
“什么样的工作？”
“也许在邮局上班之类的。我觉得——”
“可是，这不像样啊。”母亲用受伤的语气说道。
父亲一言不发。
“我的意思是，短期内暂时如此。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研究各个学校，继续准备申请。”
“这样，”母亲说，“不如你先睡一觉，好好想想，咱们下周再讨论所有选择。现在时间不多，你还有两个月就要毕业了。你要知道，这并不是可以重来的试验，而是仅此一次的人生。”
父亲依然沉默着。
通话断了，我环顾宿舍。在这里，我度过了四年的夜晚，除去二三十个在图书馆熬夜的日子，以及跟“哈姆雷特”嬉笑玩闹的一个短暂春天。我细细地打量着每一样东西，想再确认一下。我的目光在屋里游移，看向两张并排的桌子、女生的双层床、丽莎贴在墙上的克利和康定斯基的作品海报，角落里放着我自己的一小堆纪念品，中间那光秃秃的位置曾经摆过一张明信片，印着一只戴帽子的猫。没错，真实的篇章不可能从这里诞生。说到底，这只是一个勤奋的姑娘在公园的沙堆里过家家，假装自己是诗人，用沙子堆砌诗歌。我下定了决心，便把地板上散落的所有纸张都敛起来，又走到书桌前，掏空抽屉，拿出更多纸张。它们全都是手写的诗稿，有些是俄文的，有些是英文的。
我感到非常平静。
我的口袋里有一个打火机，它是红色的，上面用白字写着“西伯利亚”，是康斯坦丁的朋友从阿姆斯特丹的咖啡馆里拿回来的。几周前，我借用了一下，后来忘记还了。我掏出打火机，反复试了几次，总是打不着火，大拇指的指肚都磨疼了，最后好不容易召唤出一团小小的蓝色火焰，在空气中微微摇曳着。房间角落里的水槽太浅了，没法一次装下所有诗稿。要是能有个壁炉就好了，场面会变得诗意许多——做这类事情时，总该显得优雅气派一些吧？我不无苦涩地想着，抓起第一把诗稿扔进了水槽。我注意到，那是“孤独”组诗。反正，我也不想再跟组诗纠缠了。最上面的纸页绽放出炙热的光华，显得生动明艳，仿佛那一字一句都是自愿燃烧起来的，将内在的纯粹激情幻化成了外在的熊熊烈焰。我忍不住又念起这些诗句，光秃秃的黑字与亮闪闪的金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转瞬即逝的美丽中微微颤抖，不出片刻，它们就会瓦解成潮湿的灰烬，消失在下水道中，跟丽莎掉落的金色长发作伴了。
那是一个漆黑的秋夜，
壁炉呈现蜂巢的金色，
蜂蜜般的余烬在闪烁，
一只猫咪在炉边酣卧。
我又变成自己的祖母，
织着一条永恒的围脖，
一排已然泛黄的照片，
贴在了我人生的相册。
当我为孙女织着围巾，
轰然闪现庄严的时刻——
这个人怎么可能是我！
我从幻梦中恍然惊醒，
听到自己的呻吟悲鸣，
还有你那喃喃的诉说。
下面的纸张暴露出来，依次翻滚着、蠕动着，新的诗句燃起火苗，在短暂的热烈中道别。我不想再看了，把剩下的诗稿都一股脑扔了进去，白色的尸体像水泥一样灌入肮脏的小水槽里。刚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了整整一分钟，烟雾开始懒洋洋地从纸张边缘冉冉升起。在水槽上方的镜子里，有一个熟悉的姑娘正在注视着我，她的嘴唇坚决地抿成了一道直线，她的目光并不痛苦，反而闪烁着残忍的喜悦。我发现自己正打着嗝，发出笑声一样的啜泣声，抑或是啜泣声一样的笑声。请吧，阿波罗，这就是献给你的一件小小的祭品——时至今日我的全部存在，都被抹得一干二净，于是我就可以重新开始，于是我就可以创造真实的、鲜活的希望了。来吧，来吧，你能否闻到随意玩弄的言语、死气沉沉的言语发出甜蜜的腐烂气味，就像发腻的焚香飘进你的天堂？如果我信奉你，如果我能祈祷，我该要求得到什么回报呢？首先，要赋予我坚持不懈的力量，让我不要背离自己的道路，不要丧失一点一滴、一字一句捕捉世界的渴望，等到了合适的时候，我的渺小言语便会积少成多，化为一扇通往真实人生的大门，对每一个愿意接受邀请的人敞开。其次，或许我要把声音压低，难为情地轻声祈求，假如世上真有命中注定，那就让我遇到一个人，一个能让我全心全意、永远爱慕的人，我的灵魂伴侣，我的另一半。哦，我还要请求你，顺便惩罚那个肆意羞辱我的男人，也许你会发现这个请求是最讨人喜欢的，因为众神不是都渴望复仇吗？不过，愿望的实现形式常常出人意料，祈祷的最终结果也未必尽如人意……随着纸张冒烟、燃烧、粉碎，我对镜子里那个眼神野蛮的姑娘颇为惊异，紧接着却又将她抛在脑后，想出了一首新诗，等到这冗长乏味的仪式结束以后，我就要立刻动笔。这首诗的题目是“上帝的投诉书”，里面充满了祈祷、诅咒与忏悔，像人生一样复杂而矛盾，带着少许悲剧、少许趣味、少许暴力、少许——
火灾报警器在头顶上方响声大作。
我想都没想，就打开了水龙头，结果整个房间瞬间消失在一团咝咝作响的刺鼻蒸汽之中。报警器不停地尖叫着。房门突然被一把推开，有人冲了进来，我一边咳嗽，一边看着他拽过扶手椅爬了上去，动作熟练地在天花板上拧开了什么东西。
噪声立刻停止了。
“这下好多了。”他说着，从椅子上下来，“幸亏我碰巧路过。你到底在做什么？”
“销毁有损名声的材料。”我说。
“明白，”他说，“艳照。”他的语气故作严肃，但眼角眉梢却透着笑意。
“但愿，”我说，“我的生活别像你说的那么有意思。”
“我看，把宿舍烧了，就挺有意思的。”他说，“我正要去参加一个派对。”
“康斯坦丁的？”
他点了点头。
“当心乌佐酒，一杯就倒。”
他把扶手椅推回墙边。
“你应该让房间适当通通风。需要帮忙清理吗？”
我转身打量着水槽，里面塞满了湿漉漉的灰色纸张。有一张一半已被烧焦、一半泡在了水里的纸片正好贴在搪瓷水池上，还能看清几行诗句。
你可以不用一直在这个迷宫徜徉，
但必须先在里面变成老年的模样。
这个迷宫的窗户都是透明的高墙，
童年游戏的鲜血在你的手上流淌，
阿里阿德涅的线球是一团嚼过的口香糖……
我发觉他正站在我身旁看着这首诗的残骸，不禁红了脸，赶紧把碎片塞进潮湿的炭灰中，将染黑的双手藏在了背后。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早已牢牢记住了那些消失的诗篇，字字句句，烂熟于心。
“我自己能行。”我说，“谢谢。”
我们对视着。他的脸庞宽阔、干净，仿若米开朗琪罗的雕像。他的发型很孩子气，蓬松地卷曲着，就像拉斐尔笔下的天使。他的眼中笑意不再。
“好吧，那我走了。”他说。
“嗯，”我说，“谢谢。”
但是他依然站在原地。
原文为俄文。——译者注
这里指大麻的气味，通常像臭鼬气味和泥土腥味的混合。——译者注
这里借用了罗马帝国作家阿普列乌斯《变形记》中“丘比特与普赛克”的典故。美丽的少女普赛克与维纳斯之子丘比特克服重重阻碍追求爱情的故事，是后世诗歌、戏剧、绘画、雕塑的一个经典题材。普赛克的父亲曾得到神谕，说普赛克最终会嫁给一条恶龙，后来普赛克嫁给了一个素未谋面的丈夫，只在黑暗中与她相会。普赛克的姐姐们提起当年的神谕，怂恿她偷看丈夫的面貌。于是普赛克在夜晚偷偷点灯，却看到丈夫并非恶龙，而是一名英俊的青年，也就是丘比特。——译者注
狄奥尼索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喜爱饮酒作乐、跳舞狂欢。——译者注
井字游戏：一种两人玩的纸笔游戏，玩家在3×3的棋盘上轮流打叉或画圈，最后哪一位玩家成功地将自己的记号连成一线，就算胜出。——译者注
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瑞士艺术家，个人风格受到了表现主义、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译者注
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俄罗斯画家、艺术理论家，与保罗·克利是至交好友，二人被认为是古典现代主义的创始人。——译者注
戴帽子的猫：苏斯博士的同名儿童绘本中的一个角色，是一只个子瘦高、模样拟人的猫，戴着红白条纹的礼帽和红色的领结。——译者注
乌佐酒：也叫希腊茴香酒，是一种茴香味的烈酒。——译者注
阿里阿德涅是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女儿，在父亲的命令下管理献祭的迷宫。后来她爱上了提修斯，便给了他一把剑和一个线团，帮助他打败迷宫中央的人身牛头怪物米诺陶斯。后世常用“阿里阿德涅的线球”比喻解决问题的方法。——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