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卧室
幻想中，有许多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窗户，它们面朝五洲四海，通往其他地方、其他情绪和其他故事，我想方设法地把窗外的世界翻译成文字，夜夜奋笔疾书。
上帝存在的证据
“毋庸置疑，”列夫平躺着朝天花板宣称，“在我国辉煌杰出的历史上，大部分时候，所谓的新闻职业都只是个尴尬的笑话罢了——什么红旗飘飘啦，什么庄稼丰收啦。瓦西里同志，麻烦你把香槟递过来。不过，如今呢，咱们要扮演一个神圣的角色，其重要性绝不亚于艺术家。”
列夫翻了个身，用胳膊肘撑起脑袋，就着酒瓶痛饮了一口，然后又递给尼娜，尼娜正盘腿坐在他身边的地毯上剥橘子。
“哎呀，这可就扯远了，”她说，“自负是人之常情，我也不例外，但新闻并不是艺术……嘿，这下我的橘子尝起来变苦了！而且，这酒已经温了，喝起来怪恶心的。”
“那就还给我吧。我没有说新闻是艺术，不过你必须承认，当今的艺术家无法像咱们新闻工作者一样还原事实。”
“还有历史学家，”列夫的姐姐安娜喃喃道，“别忘了历史学家。”她打了个嗝。在我们这群人当中，只有她学的是历史专业。
“当然，历史学家负责揭露过去的事实，而新闻工作者则跟现在的事实打交道——这更为重要，因为现实与当代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列夫坐起身来，他下巴尖尖的，瘦削的面庞由于激动而变得通红，“举例来说，当我写文章报道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污染蔬菜时——”
屋里所有的人都抱怨地呻吟起来，就连谢尔盖和伊洛奇卡都撬开嘴唇，发出了不满的嘘声，尼娜嗔怪地把橘子皮扔向列夫。
“是啊，是啊，我们都知道你向大众传播食品卫生知识的神圣使命了。”瓦西里探出身子，悬在床边，伸手截获了酒瓶，接着又向后靠了回来，用空闲的胳膊搂住了我的肩膀。这时，我才发觉留声机已经停止播放歌曲了。我扭动着从瓦西里那条宣示着所有权的臂膀中挣脱出来，起身穿过房间，把唱针放回唱片开始的地方。奥库贾瓦那安宁、睿智的声音重新响起，歌唱着在冬夜里为了欢迎陌生人而永不上锁的大门和英勇踏入熊熊火焰的纸人士兵，吟诵着在众多背叛的危险中依然屹立不倒的高贵友谊：
等到分发战利品的时候，
我们不会受到面包的引诱，
天堂之门并非为你我洞开，
只有奥菲莉亚会把我们保佑……
安娜又打了一个嗝。谢尔盖哈欠连天，从屋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站起身来，伊洛奇卡歪歪扭扭地靠在他身上。“好啦，诸位，我明天还有篇论文要交。说起来，现在几点了？”
已经快十一点了。窗外，漫天雪花在风中飞舞。我的朋友们两两结伴，起身告辞了——列夫跟他姐姐一起；谢尔盖领着咯咯直笑的伊洛奇卡；奥尔加不知何时也来了，身边的男孩又换了人，我懒得去记他的名字，如果下回还能见到他，就到时再说吧。在昏暗的门厅里，我把湿漉漉的帽子胡乱发给大家，估计至少有一半都跟错了主人，只能等明天早上借着阶梯教室里的黯淡灯光重新分清楚了，然后我们便一头钻进浑浑噩噩的新一天，在笔记本的边缘潦草地涂满讽刺短诗，在女生盥洗室里掐灭烟头，在慈祥的罗蒙诺索夫铜像的阴影下漫不经心地接吻，在一节节研讨课之间发掘、吞噬、摒弃重大真理的琐碎片段。日复一日，就这样徘徊在18世纪大宅的黄色走廊上，徘徊在这座古老城市的破碎内心中。
等他们最后一个人离开后，我便锁上大门，走回房间。瓦西里正四肢摊开地躺在我的床上，怀里抱着快要喝光的酒瓶。
“终于都走了，”他说，“过来。”
我的父母去波修瓦剧院看首演了，午夜前是不会回来的。我故意拖延时间，在屋里走来走去，收拾东西——小地毯的一角翘了起来，酒瓶的底部在书架上留下了水印，安年斯基的一本书被敞开着扣在了窗台上。不用回头，我就能感觉到他正在满怀期待地呼吸着，朝我的脖子咧嘴而笑。我毫无必要地整理着数量很少的小玩意儿（一枚黑海的贝壳、一片波罗的海的优美琥珀、一尊多年前别人送给我父亲的堂吉诃德小雕像），宽慰地想着这里的一切是多么熟悉、多么简洁乃至清苦，以及多么自足——窗户、床、书桌、椅子，还有一排排纤尘不染的书本。
最后，耳中仿佛都能听到屋里的寂静了，我赶紧开口打破沉默。
“想想不觉得很奇怪吗？在我十七年半的人生中，至少有七年都在这张书桌前阅读、写作业，还有六年都在床上睡觉，这就占了四分之三的时间呢！”
我意识到自己泄露了心中的秘密，便住了嘴。不过如果我觉得可以跟他讨论这些事情，就会继续说。这个房间从来都不显得狭隘局促，当关起门来独处一室时，我总觉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那是在别处体验不到的。我悄悄地养成了一个小习惯，喜欢把这里想象成一个满是窗户的房间。现实中，这间屋子只有一扇窗户，面朝丑陋的建筑工地，那里尚未完工，大堆的水泥和生锈的机器常常被弃置数月而无人问津。幻想中，有许多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窗户，它们面朝五洲四海，通往其他地方、其他情绪和其他故事，我想方设法地把窗外的世界翻译成文字，夜夜奋笔疾书。我扫了一眼刚被自己塞回书架上的那本书，这个架子上放的都是我的最爱。在我目前为止遭受挫败的事情上，安年斯基都大获成功。长久以来，他的诗作一直活在我的心中、我的舌尖、我的梦里，有时我会想，是否他只是凭借天使般的魔力，精准地抓住了那时时充满我全身的难以捉摸、无边无际、目眩神迷的感受，又或者是他的诗句中诞生了那种感觉，从而令我欢欣鼓舞，仿佛某种无形、丰富而神秘的人生离我只有一步之遥、一词之隔。
有时候，你能否想象，
当暮色在屋子里徜徉，
另一个时空就在身旁，
人生将呈现不同景象？
那里影子跟影子相融，
那里会出现奇妙时光，
有时仅通过轻轻一瞥，
就可以踏入彼此心房。
我们害怕将此刻惊扰，
不敢用任何言行相向，
仿佛有人倾身而靠近，
仔细倾听远方的声响。
可是，一旦蜡烛点燃，
这梦幻世界便会消亡……
多年来，躲在自己的卧室里，仅有的一扇小窗时常被阴沉的冬日笼罩，我渐渐开始相信：重要的并不是我住在何方、每日做了何事、与何人共度时光——这一切都浮于表面，只是人生在世幸与不幸的种种意外、取舍之间的瞬息变幻，不该影响我的人生真谛——作为一名诗人独立自足地活着。于我而言，这才是唯一真实的生命，盛开出强劲有力、不屈不挠的思维之花。什么政局动荡、事业抉择、男欢女爱，统统不重要，在那个完美的世界中，只有星光灿烂、乐音袅袅，透过半遮半掩的无形窗户，清新的春风拂面而来……
“写作业和睡觉，嗯？看来，应该丰富一下日常生活了。”
此刻，我已经完全忘记了瓦西里的存在，被他的声音吓了一跳。他拍了拍身边的床：“过来。”
每天早上，我都会整理床铺，窄窄的小床便可以充当一张沙发。当我们两人肩并肩坐在粗糙的黄色床罩上时，小床的这一特点稍微缓和了尴尬的局面。我接过他递来的酒瓶，匆匆地喝了一小口，温热的香槟令嘴里酸涩不已。我被他拉到跟前，终于还是躲不掉这个吻。我喜欢他在研讨课上大胆地插科打诨，也喜欢他为学生报纸撰写的有关新兴摇滚乐队的聪明文章，可是我不喜欢他的吻。我怀疑自己可能压根就不喜欢接吻，无论对方是谁——也许我的血液只会为诗歌而沸腾——但是我无从比较。他的舌头坚韧、厚实而迫切。我在心里焦虑地数着数（一、二、三、四、五——行了吧？），然后睁开眼睛，发现视野中只有他的一只眼睛，而那只眼睛也睁着，倾斜成一个古怪的角度，与我对视，在头顶灯光的照耀下几乎变成了白色。
我挣脱出来，扫了一眼书桌上的钟表。
“我父母随时都会回来。”我宣布，差点儿掩饰不住内心的如释重负。
他也看了看表，然后叹了口气，将我拥入怀中，贴着我的头发说：“我知道，这种日子对于咱们俩来说都很煎熬，不过只要再坚持一阵就好了。三月份，我父亲会得到新的官职任命，到时候我就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公寓了。你明白吗？”他的话变成了低语，我想要抬起头来看着他，但他将我压回了他的肩膀上，“别急，听我说。咱们应该谈一谈未来。我父母认可你，你父母也认可我。如今已经为时不早了，今年夏天我就要满十九岁了。我有着大好的前程，而我父亲——”
他继续喃喃低语，气息吹在我的头发上，灼热而潮湿。突如其来的恐惧令我一下子坐直身体，离开了他。尽管肤浅的日常生活也许跟我心中的诗歌殿堂关系很小，但任何微不足道的琐碎行为若是不断重复，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积月累，最终带来质的改变。假如我耗费数日、数周、数月任意去学一个高等教育专业（只因为奥尔加坚定不移地想当记者，而我不愿费神思考职业，便让她替我做了那样的决定），那么有朝一日，我很可能也会守着一台打字机，在报社的小隔间里庸庸碌碌；假如我花上数日、数周、数月去亲吻任意一个男孩，只因为恋爱经历似乎是一个合格大学生的先决条件，那么有朝一日，我也许就会嫁给一位显赫外交官的儿子，住在位于高尔基街的大公寓里，婚床上方的墙壁上钉着一张斑马皮。惊慌失措间，我看到自己的未来在眼前一闪而过，就像人们说在临终之时会看到从前的事一样，而我的未来是一连串越发令人窒息的房间。
我回过神来，这才发现屋里的寂静已经变得十分紧张，像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而我却无法回答、难以启齿、不能开口……
“我有东西要给你看。”我绝望地说。
我匆匆下床，冲到书桌前，一把拉开抽屉。那封信躺在一堆钢笔的干涸尸体和橡皮的断壁残垣之中，依然套着撕出锯齿状开口的信封，盖着异国他乡的邮戳。我从里面拽出一张纸，递给了他。他面无表情地读了一阵，我站在他面前，静静地等待着。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眯了起来。
“你是什么时候收到这封信的？”
“上周。”
“你申请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没告诉任何人。我——我想等到有了结果再说。”
这是实话，而且我也丝毫没打算去，但这一点我还没告诉他，因为他刚才说的话恐怕是求婚，而我将要拒绝他，只盼着能讲一些关于未来选择和拓宽眼界的空话来搪塞过去，好让我的拒绝显得不那么生硬。我爬回床上，想要像先前一样靠在他的肩头，但是他晃了一下，站起身来，一屁股坐在了我对面的椅子上。随着他这番突如其来的动作，香槟酒的空瓶在床罩上滚动，最后落在地毯上，发出了一声闷响。
“那你为什么要申请？”
“哦，我不知道。可能只是想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吧。”
这也是实话，我完全不确定自己这样做的理由。也许这是因为——因为我始终将自己的秘密天赋视作理所当然，时间一久，便渐渐地产生了怀疑，想自我检验一下，参加一次在外界眼中具有一定水平的测试；抑或因为我内心深处的一个角落在质疑自己颠覆人生的能力，怀疑自己无法去遥远的地方；又或者是因为奥尔加说她秋天要去哈佛上学，她做了我想做的一切事情，而且总是做得更好。
“你在这里难道不能拥有想要的一切吗？你父母怎么说？”
每一个问题都像在我的心头插上一刀。我从未见过他这副模样。他坐在椅子上，微微地摇晃着，手中捏着我的录取通知书，灰色的眼睛由于愤怒而变得苍白，目光从我的身上一扫而过。他那张长着翘鼻子的脸庞上常常写满了讽刺，而此刻却流露出阴冷与危险。他看起来就像一头轻蔑的狮子，我想到自己也许永远都无法再触碰他的嘴唇了，忽然感到一阵微弱的悔意。
“我父母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但是，瓦西里，我还没决定——”
“这太愚蠢了！”他恶狠狠地说道，“我从未想过你竟然如此愚蠢！你在这里会有更好的人生。在这儿，你有地位，你的家族很重要，我的家族更是举足轻重。你和我，我们两个人能得到想要的一切。可是在那儿，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个可怜的小移民，没有归属，一无所有！”
我也开始感到生气了，却强迫自己不要放弃缓和的语气：“听着，我没有说要移居海外，只是上四年大学。这意味着去见识一下世界，仅此而已。难道你不想拥有崭新的经历吗？”
“在这里，你一样可以拥有许多崭新的经历。”他说着，扭曲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僵硬、丑陋的笑容，“实际上，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来点儿新花样。”
他眼中的冷酷不再像以前那样迷人。
我的心里产生了剧变。
“我想，”我慢慢地说，“我想我会去的。”
他用指尖举起我的录取通知书，就像捏着某种带有传染病菌的脏东西，然后假装仔细研究，身下的椅子越晃越快：“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我看，不过是某个枯燥无聊的穷乡僻壤罢了。真没想到，你居然愿意跟乞丐、黑鬼和犹太人挤在汤姆叔叔的小破屋里。”
我瞬间哑口无言。紧接着，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上帝存在的不争证据——原来当真有一位仁慈的神明时时刻刻注视着我们，永恒的目光炯炯闪烁。陪伴我整个童年的椅子在瓦西里的屁股底下轰然破裂，场面之壮观，就像爆炸一样。随着椅子坍塌，他也摔倒在地，双臂双腿都困在木头架子中，直直地向上伸着。当时我已经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启程前往美国南部深造的大学之前，我在莫斯科学校的走廊上将会遭遇许多不愉快的碰面，同学们会抿起嘴唇、移开目光，我们共同的朋友们会陷入尴尬的沉默，同学聚会和过往回忆都会烟消云散，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接下来的几分钟——整整三分钟，不多不少，直到他终于勉强脱身。在这三分钟内，他乱打乱踢、拼命折腾，整张脸都涨成了紫色，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心中十分笃定，在高处一定有一位神明正用掌心温柔地握着我的人生——世上的一切总会好起来的。
布拉特·奥库贾瓦（Bulat Okudzhava，1924—1997）：苏联诗人、作家、音乐家、小说家、创作歌手，是苏联音乐流派“弹唱诗”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这几句歌词出自奥库贾瓦创作的《校友之歌》（又名“友谊之邦”）。——译者注
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1711—1765）：俄罗斯科学家、作家，对文学、教育和科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俄罗斯有两所著名大学里设立了罗蒙诺索夫的雕像，分别是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本书提到的应是位于莫斯科大学新闻学院前的雕像。——译者注
波修瓦剧院：位于莫斯科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剧院，主要用于举办芭蕾舞及戏剧表演。——译者注
伊那肯季·安年斯基（Innokenty Annensky，1855—1909）：俄罗斯诗人、批评家、翻译家，是第一股俄罗斯象征主义浪潮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这几段出自安年斯基的诗作《点燃蜡烛》。——译者注
汤姆叔叔是美国女作家哈里特·比彻·斯托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人物。“汤姆叔叔”一词也指奴颜婢膝、低三下四的人，尤其是那些因种族不同而自觉地位低下的人。——译者注
这句话出自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诗作《比芭之歌》。——译者注
第二部分
过去完成时
我的言语都已冻僵，
一抹蓝色的云朵飞往远方。
一个奇妙的形容词飘向烟囱，
温暖、喧闹、烟雾缭绕，
仿佛一个实现了的人生梦想。
我看着它飘然而下，
尾巴颤抖得摇摇晃晃。
该不会跟你去巴黎，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