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起毛巾，把它扔进浴缸，然后拿起一瓶酒精，将里面的液体倒在毛巾上面。他点燃一根火柴，在那一分钟的时间内，他们俩的面孔被烧毛巾的蓝色火焰照亮。最后，那里只留下一堆黑灰；“占星家”打开水龙头，水将轻盈的碳化物冲走，接着，他们俩朝饭厅走去。
一道讽刺的微笑掠过埃尔多萨因的脸庞。
“所以您当了一回彼拉多Pilatus，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第五任总督。他最著名的事迹是判处耶稣钉十字架。在所有四卷福音书中，彼拉多回避处死耶稣的责任。在《马太福音》中，彼拉多洗手以示不负处死耶稣的责任，且不情愿地送他上刑架。——译者注，呵？”
“的确是啊，并且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在背阴的饭厅，透过半开着的百叶窗可以看见花园。忍冬藤娇嫩的枝条爬上了木窗台。透明的昆虫在柠檬树旁飞舞，白色的墙壁反射在打蜡地板金黄色的深邃中。桌布的流苏垂在方形的桌腿周围。伊特鲁里亚花瓶里插着一束康乃馨，散发出浓郁的香味，镀银的餐具在亚麻布和陶瓷上闪闪发光；阴影要么像杯子凸起的玻璃球一样卷起来，要么呈三角形落在盘子上。在一个椭圆形的盘子里盛着蛋黄酱大虾。
“占星家”往杯子里倒了葡萄酒。他们沉默地进餐。随后，“占星家”端来蛋黄汤、一盘浸在油里的芦笋、洋蓟沙拉，最后是鱼。甜点是洒了肉桂粉的里考塔Ricotta，起源自意大利的奶类制品，用于千层面、比萨以及甜品。——译者注，以及水果。
在喝过咖啡后，埃尔多萨因把钱拿给他。“占星家”数了数钱。
“您需要多少？”
“两千。”
“这儿有三千五。拿去买几套西装吧。您长得俊俏，最好也穿得考究一点。”
“太感谢了……不过……我实在是困死了。我去睡一会儿。您可以五点叫醒我吗？”
“当然，去吧。”“占星家”带他走到卧室。埃尔多萨因疲惫至极，他脱下短靴，将外套扔在床头。一阵巨热灼烧着他的眼睑，胸口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汗水，他停止了思考。
天色已暗，埃尔多萨因被“占星家”拉百叶窗的声音吵醒。他猛地从床上坐起身来，“占星家”对他说：
“终于醒了！您足足睡了二十八个小时。”他露出怀疑的表情，于是“占星家”把当天的报纸给他看，的确已经过了两天了。
埃尔多萨因想到伊波丽塔，跳下了床。
“我得走了。”
“您睡得跟死人一样。我从没见过谁像您这样睡觉，这么疲惫，甚至都忘了上厕所……对了，您从哪儿编造出咖啡店的自杀案来的？我读了昨晚和今早的报纸。都没有提到那条新闻。您是在做梦。”
“但我可以带您去那间咖啡店。”
“那间咖啡店也是出现在您的梦里的。”
“也许吧……无所谓了……那件事呢？……”
“已经搞定。”
“全部？”
“全部。”
“硝酸呢？”
“我们将把他扔进下水道里。”
“就那样？……”
“就好像他从未存在过似的。”
在告别时，“占星家”对他说：
“星期三下午五点过来。晚上我们开会。别忘了去买一套成品西装，同时再订制几套。一定要来，‘淘金者’‘皮条客’和其他几个人都会来。我们会彼此交换意见，要记得，我对毒气非常感兴趣。制作一个小规模生产氯气和光气的计划。啊，对了，研究研究芥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据说可以摧毁任何没有受浸泡在油里的防毒衣保护的物品。”
“光气是碳的氯化物。”
“埃尔多萨因，别浪费时间。一个小工厂。可以作为化学革命的培训学校。您要记得，我们的活动分为三部分。‘淘金者’将负责与营地有关的事宜，您负责工业，哈夫纳负责妓院。现在我们有钱了，就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要立马开始工作。我们建立一座工厂，把它搞成阿根廷的克虏伯Krupp，克虏伯家族企业，是德国最大的以钢铁业为主的重工业公司。——译者注，您觉得怎么样？要有信心。我们的计划可能会创造出许多惊喜。我们这些发明家，如果不聚在一起，是找不到方向的。这部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将在《喷火器》中继续。——原编者注谁知道呢？！……”
埃尔多萨因盯着对方长菱形的脸看了一阵子，然后，他带着嘲讽的微笑说：
“知道吗，您和列宁挺像的？”
他没等“占星家”回答，就走出了大门。
(写于布宜诺斯艾利斯，1929年9月15日)
译后记
阿根廷作家罗伯特·阿尔特是个有趣的人。在“最受作家同行忽视”的阿根廷作家排名中，他榜上有名。然而，在“同行心目中最优秀的阿根廷作家”排名，他也名列前茅——这是两张矛盾的榜单。他的威望、才华以及在文学史上的重量级，从不亚于那些瞧不起他的同行们。可又为何“受忽视”呢？
1900年4月26日，罗伯特·戈多弗雷多·克里斯托弗森·阿尔特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父亲卡尔·阿尔特来自当时隶属东普鲁士的波兹南，德语为其母语；母亲则来自说意大利语的的里雅斯特。这使阿尔特具有先天的语系特色。
阿尔特的父母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移民浪潮来到阿根廷定居。当时的阿根廷凭借肉类和粮食的出口，经济蓬勃，在世界最富国排名前十。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更是从一个不知名的大陆南端的小港口，一跃成为灯火通明的大都会。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阿根廷政府鼓励欧洲移民进入，人口每二十年翻一番，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所减少。
这些欧洲移民大多来自小镇或村庄，他们深受战争和贫穷的困扰，将全部希望寄于阿根廷的田野。然而，抵达后却发现这里的土地被少数人掌握，他们只会再次沦为廉价劳动力。于是，不甘心的移民返回港口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企图在那里开辟新生活。
那段时间里，布宜诺斯艾利斯迅速扩张，却也不足以为移民们提供充足的住房。无奈之下，移民们不得不群聚而居——多户人家合租一栋破旧的老房子，每户只租一个小房间，屋子的内院则成为各家各户的公共舞台。这便形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杂院”。在这里，各种文化混合在一起。掺杂了多种欧洲俚语的黑话发芽滋蔓，妓女、暴力事件和街头犯罪频繁出现。杂居其间的人们，不仅要努力适应一个崭新的国家，还必须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与敌意。
好在，文化融合也为当地带来了一些珍贵的新事物。从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到苏联的社会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宗教信仰和政治运动塞满人们的头脑，各种书籍承载着形形色色的思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文化生活就此活跃起来，报刊、出版业和文学运动欣欣向荣，探戈也开始流行。
这便是阿尔特的生长环境，也是阿尔特笔下的世界，危险刺激、混乱芜杂。
挣扎在底层生活中，阿尔特的父亲频繁地更换工作，最终也没有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他的母亲生了三个孩子，只有阿尔特一人侥幸存活。童年阿尔特焦躁不安，无法适应严格的学校教育，九岁便辍学在家，在父亲的极度暴力下成长。对他而言，“父亲”意味着“恐惧与憎恶”，《七个疯子》中埃尔多萨因对羞辱和痛苦的描述即是童年回忆。十六岁时，阿尔特不得已离家出走，靠打各种杂工为生。他做过油漆工、铁匠学徒、砖厂工人，也做过书店职员。
在各种劳作中，阿尔特爱上了读书。他见缝插针地挤出时间，出入当地的街区书店，阅读各种能够找到的图书，甚至租借、倒卖。除了热衷于小说和杂文，他也喜欢钻研技术手册、科普读物和神秘学方面的书籍。尽管生活相当拮据，他还是在弗洛雷斯街区、文学聚谈会、公立图书馆，以及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的精神影响下逐步建立了自我的文化疆域。
1920年，二十岁的阿尔特成为一名记者。最初他负责犯罪版块，后来开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速写”（Aguafuertes porteas）的专栏，阿尔特此段时间的写作被认为“以特有的直率和朴实的风格”，描写了“阿根廷首都日常生活的奇特、虚伪、陌生和美丽”。他的第一部小说《愤怒的玩具》（El juguete rabioso）于1926年出版，但并未引起多大关注。被阿尔特视为最重要作品的《七个疯子》在1929年10月出版，同样反响平平。续集《喷火器》（Los Lanzallamas）于1931年出版。次年《魔幻之爱》（El amor brujo）问世。他也写过几部戏剧，虽然都被搬上过舞台，但也没为他带来多大名声。完成所有这些后，阿尔特刚满三十二岁。
除了写作，阿尔特对发明也近乎痴迷。
他曾经尝试发明邮戳和压砖头的机器，但都相继告败。他将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狭小的实验室里，没日没夜地在笔记本上计算、做笔记。没人明白他对科学、机械方面的实验和发明的热忱到底来自何处，或许与他大量阅读的技术手册和科普读物不无关系。后来他发明了一种不会滑丝的女性丝袜，甚至获得了专利，但最后也没能取得任何成果。这正好解释了《七个疯子》里的埃尔多萨因种种“疯狂”的行为——真实生活中的阿尔特，也曾试图通过实验和发明来获得名声和财富，但终究是泡影。
总之，无论是写作还是发明方面的努力，都没能给阿尔特带来稳定富足的生活。但阿尔特还是承认自己是为写作而生。他坦言：“当我想要写作的时候，会在任何地方写，在任何一张纸片或任何一间环境恶劣的房间里。”但同时他也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在他看来，“靠写作为生是一件非常艰难且令人痛心的事”。
阿尔特和第一任妻子育有一女，后妻子因肺结核去世。再婚后，他开始以记者的身份周游西班牙、巴西、智利等国。1942年，阿尔特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未能亲眼见到儿子罗伯特的出生，时年四十二岁。
在20世纪初的作家里，非常少的人如阿尔特这样，出身中下层阶级的家庭、双亲为贫困移民。他没有博尔赫斯的欧洲教育背景，更不能与像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这些天然上层阶级作家相提并论。放到今天来说，阿尔特受到的教育是一种草根的教育，他的文化是一种“混杂”“生猛”，类似“大杂院”一样的文化。而他在写作中所使用的语言，更是一套将原生的意大利语-德语母语语境，夹杂拉普拉塔河流域的西班牙语，混合不时灵光一现的当地黑话，所融汇在一起的独特而私人的语系。
《七个疯子》之所以被公认为阿尔特最出色的作品，正是因为，在阿尔特混杂又生猛的文笔驱使下，这部小说既荒诞又清醒，充满了难得一见的诗意。
疯子们想要寻找纯净的愿望、寻找天堂，却不断被现实唾弃。生命中只剩下痛苦和羞辱。也许正如埃尔多萨因向妻子倾诉的那样，这种折磨始于童年。他的父亲不仅会严刑惩罚他，还会让他对未来也充满了恐惧，比如将惩罚延迟到“明天”……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最终只能在想象和疯狂中得到暂时的逃避和安宁。因此，成年的埃尔多萨因与小说里的其他主角一样，因无法忍受痛苦和憎恶而产生了推翻这个社会——这个充满了谎言的社会——的想法。
小说里华彩的部分是“占星家”那场深入哲学和政治领域的演讲，最终抵达的却也只能是人性的荒谬之地。“占星家”意图的毫不掩饰，“通过摆布愚昧且痛苦的大众来制造暴力叛乱”，即使在阅读时，也能使人感受到一阵“竟与现实如此相似”的触目惊心。至于用哪种意识形态来征服且奴役人类——三K党激进的至上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这对“占星家”们而言并不重要。
此外，这些疯子们的想法却极具预见性——这也是让所有读过这本小说的人，印象深刻且不寒而栗的一点。1930年9月，也即小说出版后几个月，阿根廷总统伊波利托·伊里戈延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现在来看，那只是以后几十年中，多场军事政变的起始；在同一年，阿根廷陷入经济大萧条。小说中真假难辨的“少校”提出创建一个虚拟的革命军，专门进行恐怖袭击，从而激起全国的革命动荡，这个提议却成为日后阿根廷现实政局的模型。可以说，这些与现实对照的点正是这部小说的讽刺性所在，尤其它创作于“二战”和阿根廷军事独裁的黎明时分。
《七个疯子》不是一部读起来让人感到轻松的小说。阿尔特一再重复相同的心理活动、谵妄的个人独白和层层交织的噩梦。然而，这也正是小说所要展现的：一个彻底迷失的灵魂，试图在最堕落的生活中寻找不可能存在的伟大和崇高。阿尔特曾在该书的注释中说过，假如犯罪行为并没有伴随着一系列扭曲、紧张且痛苦的内心活动，那么他对于描写犯罪活动本身并不感兴趣。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的一句话：“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刽子手”，而阿尔特想要做的，无非是通过他的文字将这一事实展现出来。这部小说就像一口由层层黑暗堆积而成的深井，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一直提心吊胆地站在井边，观望黑暗；能够在井边坚持读完它的人自然会对那个难以定义的、叫作“人性”的东西了解更加深入一些。
评论家常常批评阿尔特的文字重复过多、语法错误频繁且逻辑荒谬，这却正是由阿尔特“大杂院式”的教育和成长背景所导致，亦是他写作风格的独特之处。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也逐渐体会到这种按图索骥式的趣味。
《七个疯子》里充满了闪光的梦呓、诗意的浑浊以及令人难以忘怀的迷人片段，比如：
“一束阳光从半开着的镶着不透明玻璃的门射进来，仿佛一条硫黄棒，将黛青色的氛围切成两半。”在描写昏暗的酒馆的同时也将人物内心的浑浊烘托出来。
在提到即将执行的杀人计划时，埃尔多萨因说：“您知道，在夏天即将到来之前死去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还有另一处，阿尔特用“雨水让沟渠里响起短暂的蛙叫声”，精炼地描绘出那一刻的气候氛围，或用“他的悲哀犹如铅球一般，在橡胶墙上弹来弹去”，巧妙地用带有破坏力的物理画面来描写抽象的感受。
作为译者，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可能精确地还原阿尔特的文字和意象，避免添加任何我个人的诠释和注解，也是希望这部小说最原始的力量——那种西语里天然的跳跃、疯狂和伟大，能以中文的形式重现在字里行间，以最本真的面貌再度跨越时间。
欧阳石晓
西班牙马德里2019年1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