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保加利亚语与一位保加利亚检票员聊天，享受语言混乱带来的甜蜜恐怖。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艾希蒂·科尔内尔说，上次一个聚会上有人说，他永远不会去一个自己不懂当地语言的国家。我同意他的说法。我也一样，旅途中首先引发我兴趣的是人。比起博物馆里的文物，我对人要感兴趣得多。假如听得见却不明白他们的谈话，我会感觉自己是个智识上的聋子，就像在我面前播放无声电影，既没配乐亦无字幕，既烦人又无聊。
刚说完这些我就想到，它的对立面同样成立，如同世间的一切事物。那将是地狱般的乐趣：在陌生国度走来走去的我们，对发出各种声音的嘴巴无动于衷，像哑巴一样朝那些同我们说话的人干瞪眼。我的朋友，那会是怎样高贵的孤独，又会是怎样的独立与免责。责任的束缚根本不存在。我们一下子感觉自己成了婴儿，受到监护，内心唤起某种无从解释的对成年人的信赖，他们比我们更明智。我们任由他们替我们说话和行动。然后，我们接受一切我们看不见和听不见的。
我极少有这种体验一 因为我会说十门语言―说到底只有唯一的一次，去土耳其途经保加利亚的路上。在保加利亚我只待了二十四小时，都是在火车上。要是不把我在那儿经历的事说出来，会很可惜。再说，我随时会死去―只需心脏或大脑里的某根毛细血管发生偏转―我肯定，别人永远不会有如此经历。
夜深了。午夜已过。火车在不知名的丘陵村庄间飞驰。该是凌晨一点半了。因为睡不着觉，我到走廊上呼吸空气。很快我就感到无聊，所见之美景不过是些黑点。什么地方有火光闪现，在我都是件大事。我周围的每位乘客都在睡该睡的觉。车厢里没有半点生气。
就在我打算回车厢时，出现了一位提着夜灯的检票员，是个黑胡须、敦实的保加利亚人―看上去―刚值完夜。我的票他早已查过。他和我已无瓜葛。但他发出友善的问候，朝我亮出灯光和目光。然后他站到了我身边。显然他也百无聊赖。
不知怎的，当时我决定不管不顾地和他聊一聊，和他促膝长谈。我用保加利亚语开头，问他是否抽烟？我只知道这句保加利亚语，从火车上的公告语所学而来。此外我还会五六个单词，是在旅途中有意无意记住的，比如“是”和“不是”，等等。但是―我向你们发誓―此外我并不知道得更多。
检票员伸手轻举帽檐。我打开烟盒，请他抽烟。他带着深深的敬意，取出一支金色过滤嘴香烟。我也取出一支，敬意却少了许多。检票员摸索出一根火柴，划上，用我完全陌生的语言咕浓了一句什么，像是“请 ”。作为回应，我点燃喷着蓝色火焰的打火机，接着鹦鹉学舌地说出那个我平生第一次听到的词。
我们两人点烟，吸烟，从鼻孔里喷烟。绝对是鼓舞人心的开局。今天回想起来，我仍感自豪，因为这满足了我的自视，我对人类得多么了解才得以铺展这出戏，对心理学得有怎样的知识才能播下这样一粒小种子―你们会看到―它将长成枝叶繁茂的大树。在这棵大树下我不仅可以好好休息，一扫旅途的疲惫，还能在清晨时分满载非同寻常的经历别去。
要知道，我的表演自第一刻起就充满自信、完美无瑕。我得让他相信我是个地道的保加利亚人，对保加利亚语的掌握至少比得上索非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因此我刻意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和心高气傲。我尤其不胡乱开口。这并不全然取决于我，但道理是一样的。外国人有个特点：他们总在试图去说旅行所到国家的语言，说得太多太急，很快就会暴露出他们是外国人。再看看当地人和本地居民，他们点头、用手势就能明白彼此。得用钳子才能从他们嘴里扒拉出语汇。即便那时他们也会是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从休眠在他们体内的丰富母语宝藏里取出已用至磨损泛光的语汇。他们通常不爱使用华丽的转折，不讲究精准的文学构架。如果可以，他们宁愿不说话。这样做倒也明智，因为要是必须上台演讲几小时或写一本二十章节的书，他们会立刻在听众和评论家面前自露马脚―也并非毫无根据―他们根本没有掌握母语。
在这足以萌生伟大友谊、心心相印、缔结一生精神同盟的亲密沉默之中，我和检票员欢快地吞云吐雾。我显得认真又亲切。为了有所变化，我偶尔皱一下眉头表示已经明白，并朝他投去十分专注的一瞥。话题那迷人的可能性飘浮在空中，就在我们头顶上方。我总得不断诱导，将谈话往前推进。我打哈欠，叹气。某个时刻我还把手搭在他肩上，扬起眉毛，将它们弯成两个大问号的样子，头颅后仰低声问：“是吗？”这种外形友善的关切该是唤起了检票员的儿时记忆或是某个伙伴习惯问候他的方式―“你们那儿怎么样，嗯？”―他微微一笑，又继续说话。说了四五句，然后沉默不语，等待着。
我也在等待。我有理由这么做。我在考虑该怎么回答。短暂犹豫之后我做出决定。我说：“是的。”
这是经验教会我的。每当没注意听或没听懂对方的话，在本国我都会这么回答：“是的。”一直以来我从未因此遇到麻烦。哪怕我对该谴责的事情似乎表达了赞同，也没有过大碍。因为那可以被当作我在嘲讽。很多时候“是”就是“不是”。
接下来的事有力地证明，我的推断并非没有根据。检票员更健谈了。可惜他再次停住，并等待着。我使用疑问语气，略没听懂又稍感惊诧地问他：“是吗？”这么做―我的这种表达方式―彻底破了冰。检票员完全放开自己，说啊说，说了近一刻钟，语气亲切，明显还变换着主题。这期间我无须为如何应答想破脑袋。
此刻我已取得第一个决定性成绩。词句从他嘴里涌流而出，他随心所欲滔滔不绝的样子清楚地表明，就算在梦里他也不会把我当成外国人。但无论这种确信看上去如何稳固，我都得维持住它。到目前为止，我避开了超级尴尬的回答义务，不断用金色过滤嘴堵住嘴巴，以示我嘴巴“正忙”无法作答，因此我也不可能忽略掉正自我牺牲着的“娱乐者”，得时不时想法子为谈话添柴助火。
用什么办法做到的？不是通过话语。我像个演员―一个优秀演员―使出浑身解数表演。我的脸、手、耳朵，甚至我的脚指头都照应该的那般活动。但是我避免夸张。我假装专心聆听，又不能过分专心，因为那会引发怀疑，专注需要时而削弱和分散，时而又提升和复燃。我小心的还不止这些。
偶尔我会用肢体语言表示没听懂他的某句话。你们自然觉得，这是最简单的事。错了！我的朋友，这才是最难的。再加上，他聊的内容我本就一个字都听不懂，我必须注意不能让自己吐露得太过坦诚直白。还好我达到了目的。检票员只是简单地重复了上一句，我点点头，像在说：“是啊，这听上去大有不同。”
之后我便无须再向谈话欢快蹦跃的火苗里添加小柴火。不必那样，它已经像簧火一般蹿烧。检票员说啊说。他在说什么？我自己也感到好奇。也许是交通法规，也许是他的家庭和孩子，也许是甜菜的耕种。所有可能均等。只有上帝知道他在说什么。从语句的节奏听来，我感觉是个令人愉悦、快乐又漫长的故事，锣里锣唆却自成一体，在开阔壮丽的河床上缓慢庄重地朝着尽头流去。他一点也不急。我也不急。我任他铺展，随他跑题，像溪流潺潺迁回转向汇入宽广舒适的叙事河床。他不时地微笑。没有疑问，这故事毫无疑问相当活泼，有些细节甚至极为顽皮，或许还是狡黯和重口味的。他像对待自己的同谋一般，朝我诡秘地眨眼，然后大笑。我同他一起笑。但我不是每次都这么做。很多时候我并不完全赞同。我不想惯坏他。我仅对调剂故事的那些真正从心而发、有品位、可爱的幽默有节制地表示赞许。
接近凌晨三点，我们已谈了一个半小时。火车开始减速，就要靠站。检票员提起夜灯，表示歉意，说他得下车，但我尽管放心，他马上就回来告诉我结局，这些疯狂荒诞之事的爆点，因为那才是最妙之处。
我双肘撑在车窗上，让发晕的脑袋浸到清新的空气里。灰白的天际，黎明曙光正如牡丹绽开，眼前展现出一个散发奶油气息的小镇。站台上，几个农夫和裹头巾的女人在等车。检票员像对我一样，同他们说保加利亚语，但是效果要好得多，那些旅客立即会意，集体往列车最末端的第三等车厢走去。
几分钟后，检票员又已站在我身边―嘴角的笑意仍未冷却―他继续咯咯笑着。刚才允诺的妙处很快就要到来。他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到肚皮都在颤抖。我的老天，他是怎样一个男人，怎样魔性的一个家伙。他大笑着伸手从外衣兜里取出用橡皮筋圈好的一本薄册，里面有一封皱巴巴脏兮兮的信，可能就是这故事的一部分―或许还是个关键证据―他把信塞进我手里，让我阅读，看我有何评论。天哪，该说些什么才好？我看着这些铅笔写的、染了污渍的西里尔文字―可惜―什么也读不懂。我以沉浸状读信。这期间他站开了些，观察我的反应。“是的，”我嘟嚷着，“是的，是的。”像是肯定，像在否定，也像在疑问。其间我不时摇头，仿佛在说“就是这样”，或者“闻所未闻”，或者“这就是人生”。这适合一切情形。人生中没有不能使用“这就是人生”的场合。即便有人死了，我们也可以只说一句―“这就是人生。”我摸着这封信，还用鼻子去嗅―它散发出轻微的霉味―我不能拿它再做什么别的，就还给了他。那薄册里还有不少东西。他从里面抽出一张相片―让我相当讶异的是―那是一条狗的照片。我撅起嘴巴端详照片，像个非常爱狗的人。但我发现，检票员没有赞同。他看上去甚至对那条狗很生气。我也做出严肃的样子，对狗露出我的牙齿。而我的讶异达到顶点，是检票员从薄册的帆布封皮里取出一个神秘的丝质包裹。他让我自己拆开。我照做了。里面有两大颗绿色纽扣，两颗骨纽，男人大衣上的那种纽扣。我拨弄玩耍着那两颗纽扣，让它们碰撞发出响声，似乎我平常是个对纽扣情有独钟的人。但此刻检票员从我手中抢回纽扣，迅速将它藏到薄册里，似乎不想再看见它们。他退后几步，转过身去，靠在车厢的墙壁上。
我不大明白这情形，迅速走近他。所见之情景几乎凝固了我全身的血液。他眼睛里全是泪水。这个高大壮硕的男人在哭泣。一开始是男人的哭法，强忍着眼泪，但后来他哭了出来，嘴巴抽搐，肩脚骨都在颤抖。
说真的，在生命如此深邃又不可捉摸的混乱面前，我开始头晕。到底发生什么了？这许多词句如何关联着笑与哭？信和狗的照片，狗照片与两颗绿色纽扣，这一切和检票员之间，彼此都是什么关系？这究竟是一种疯狂，还是恰恰相反的、人性又健康的情感释放？归根结底，这一切在保加利亚语或在其他语言里有着某种含义吗？绝望包围了我。
为了给他打气，我紧紧扳住检票员的双肩，在他耳边用保加利亚语喊了三次：“不，不，不。”
正哭得喘不过气的他从嘴里发出了另一个单词，也是单音节的，意思或许是“谢谢您的善意”，但也极有可能是“令人恶心的惺惺作态，卑鄙之徒”。
他慢慢缓过劲来，气息平稳了许多，用手帕擦了擦泪湿的脸，开始说话。但是现在他的声音全变了。他向我抛来短促、尖锐的问题。他一定在说：“为什么你之前说是，现在又说不？为什么否定你已表示赞同的事情？结束这疑团重重的游戏吧。亮出你的颜色。到底是，还是不是？”他的问题越来越急切，越来越坚决，像机关枪扫射在我的胸口上。而我无处可逃。
看来我掉人了陷阱，好运已离我远去。但优越感拯救了我。我挺直了背，向那检票员投去冰冷扎人的目光，似乎回答这种问题配不上我的尊严。我转过身，大步走回包厢。
我把脑袋砸进皱巴巴的枕头，用堪比心脏病突发的速度入睡，醒来时已近阳光灿烂又灼人的中午。有人在敲包厢的玻璃窗。检票员走进来。他通知我该在下一站下车了。说完却不动身，像一条狗忠诚地待在我身旁。他又开始说话，声音极低，却连续不断、无可阻拦。像在道歉，也像在责怪我昨晚的作为。我不知道， 仁以他脸上可以看出一种深刻的悔意，一种真切的醒悟。我的反应很冷淡，只答应让他帮我捆好行李箱，并把它放到走廊上。
可到了最后一刻，我又心生怜悯。他已将行李交给搬运工，我走下台阶时向他投去沉默的一瞥：“你所做的并不漂亮，但是人都会犯错，这一次我原谅你。”我仅仅用保加利亚语高声对他说：“是的。”
这句话好似变魔术。检票员松弛平静下来，找回了之前的样子。他的脸上隐约闪过一丝感激的微笑，立正对我作别。他就这样站在窗前，被幸福石化，直至列车远去，永永远远、永不复返地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