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高贵的饭店。
“你们听过饭店诗吗？”艾希蒂·科尔内尔问我们，“对此我有不少可说的。”
有的是家庭旅馆，比自家小巢还更自在，又免除了家庭生活的紧张感。有的是可爱、舒适、富有亲切感的饭店。有的饭店忧郁，尤其那些乡下旅店，就像琴键失去音色的钢琴，模糊不清的镜面和潮湿的铺盖直诉忧伤，之后是遭了诅咒、让人绝望、夺人命的饭店，催人在十一月的某个夜晚自行了断。有些是轻松欢快的饭店，里面的水龙头也在大笑。有拘谨、庄重、安静的饭店，有闹哄哄的饭店，有酩配大醉的饭店，有放浪形骸的饭店；有张扬、显摆也一无是处的饭店；有沉静、可靠又体面的饭店，积着往日高贵的铁锈；有轻快的饭店，也有笨重的饭店；有利于健康的饭店里，下水道都散发阳光；有病惯肤的饭店，桌子跋脚，椅子摇晃，衣橱拄拐杖，沙发患结核，枕头在床上奄奄一息。所以说，饭店分很多种。
上次去国外，回来的路上我经过一个小国。在那儿碰到一家饭店，令我记忆尤为深刻。
是一家高贵的饭店。如此高贵，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见到过。我敢大胆地宣称，那是世上最高贵的饭店。
我驾车行驶在尘土飞扬的暮色里，穿行于低矮破陋的棚屋之间，眼前耸现一栋带圆拱顶和石膏玫瑰装饰的十三层建筑，与周遭可怜的环境形成强烈反差，看来专门接待迷途至此的尊贵外国客人。
很快我就发现， 自己所到之处极不寻常。
我只轻按一下车喇叭，服务生们就从饭店旋转门里鱼贯而出。大约十五到二十人，堪称一个刁、型部队。
一名服务生为我打开车门，另一位服侍我下车，第三位帮我脱下英式风衣，第四位帮我取下美式旅行箱，第五位提着另两只皮箱，第六位提着我的鳄鱼皮公文包，第七位取走我落在座位上的法文报。一切都在眨眼间完成，迅捷又流畅。
这一过程中未曾发挥作用的人，在人行道上一字排开，放松有序，没有军人的死板，但是训练有素，静静待命。
每人都戴着编织帽，身着奇特的紫色剧院制服。从他们面前走过，我以为自己在检阅游行队伍。那些编织帽―在无声的指挥下―从精心梳理的头上落下。
他们如此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以此表达执着、坚决、子女般的敬意，这敬意一直被守护在他们内心最深处，就连善变多并的时运也永远无法拔除它，我之所以从未受过这般对待，全因之前还不认识他们。
我久久地打量我的小部队，突然感到，必要时他们会准备好为我抛洒鲜血。我热泪盈眶。一个国王也得不到比之更伟大的奉献。
这支英雄气概远胜其规模的小部队解散开来，没有军乐鼓号，只需一位脸刮得干净、花白头发的先生一个手势，他从一开始就在后面指挥。他是这里的门房，用英文问候我，他的长相酷似爱迪生。
爱迪生带着无法言喻的分寸感带我穿过热带植物装饰的大厅，领我走进一个宽大的房间。他指着里面一张皮沙发：“请您人座。”我听从了建议，他按下一个按钮。宽房间开始无声地上升。我才明白，这是一部电梯。
这电梯是个杰作。苹果绿的灯泡发出柔和的光，不刺激客人过分敏感的眼睛。沙发旁边的波斯地毯上还放着几把皮制座椅，还有些四处散落的小桌，桌上有烟灰缸、画报和摆好棋子的棋盘，显然是为了让客人感觉无聊时找到有效、清神的消遣方式。可惜我来不及去体验，我四处打量、欣赏这些着实有品位的精致摆设，几秒钟后电梯就发出悠扬的声响。 目的地到了，二楼。
这里的工作人员是另一队人马，穿着咖啡色制服。他们在门房的示意下打开我面前的一扇扇双合门。
我穿过前厅，走进一个大厅。以大小而论，这大厅几乎堪称金蛮殿。有着华丽褶皱的花边窗帘沿着皇家风格的窗户垂下，窗外可以看见一道湍急、蔚蓝的小溪。再往里，有一间摆放着白色镀金椅子的会客厅、一个餐厅、一间卧室和一个小沙龙，然后是浴室，有大理石浴缸和威尼斯风格的镜子，镜前闪耀着数不清的香水瓶、指甲油和小剪刀。每间屋子―包括浴室―都有三部电话机供客人使用。第一部通饭店，第二部通市中心，第三部―带粉红色听筒的―不知通往哪里。
我眼花缭乱，在套房里呆立了片刻，之后我问门房，这儿住一夜大约多少钱。
他没做回答，似乎有点耳背。这点也很像爱迪生。我已相当确信，他不是像爱迪生，他是爱迪生本人。
于是我大声把问题重复了一遍，像惯常对聋子们说话一样。这一次老发明家听见了。但他像是一怔，甚至有一点点难过，低垂着眼帘。
一直神情放松地站在我们面前待命的工作人员，也羞怯地垂下了眼帘。
他们细腻的情操定是游走在某个更高的区域―肮脏的物质念头无法企及的境界 被我的凡俗不够得体地触碰了，如向一个诗兴炽燃的诗人询问土豆的市价。
所有人都沉默不语。
我正打算表达歉意，更为自己辩解，我是个诗人，靠写作这种艰难的工作挣面包，因此金钱于我很重要，我非常精打细算，门房带着失望、冷冷又恍惚地说出一个数字―是美金―这数字差点让我仰面倒下。
我提出再看看其他房间。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礼貌地点点头。他带我去了三楼，蛋黄色制服们已在等候我们。那里的房间价格还是不适合我。我们又去了四楼，服务生穿着蓝白制服，然后五楼，六楼，我们不断往上走。
最终我们到了十二楼。在那里待命的是红色制服、尤为帅气的金发男服务生。
门房已很疲惫，但始终像高贵的仪仗兵一样带我进人一条长无止境的走廊。每隔一定距离，房门的门媚上就亮着一盏彩灯。我问那是做什么用的。
他没有立刻回答。
最初他诧异于我的土鳖好奇心，世上竟还有人不明白这些灯的用途，后来他言简意赅地说明，这些灯替代了铃，分别连接不同的服务生，客人用灯联系服务生，避免相互打扰，让饭店保持绝对安静。
在背面一个偏僻的角落，我找到一个面向院落的房间，基本符合“我的要求”。
但这房间同样那么奢华、那么明亮，让我甚至不敢描述出来。
只能告诉你，我在一张孔雀石桌上发现一个像古钢琴的长条形木盒，上面八十五个黑白按钮组成一个键盘，不知用途为何。
我是个狂热的乐迷，钢琴弹得还行，立刻坐下，弹奏起贝多芬的奏鸣曲《悲恰》。弹到小快板的部分，我听见轻轻的敲门声。
是一位着晚礼服的服务生。他身后黑压压一大群侍者，正等着我的吩咐。我立即清点了他们的人数。刚刚好八十五个。由此我推测，刚才被我弹奏的像古钢琴的长形乐器是用来召唤服务生的，我全然不假思索地拨弄，召来了所有侍者。我道了歉。
趁此机会，他们中职务比较重要的侍者逐一介绍了自己。
我惊呆了。我白天的客房男仆长得像肖邦，晚上的客房男仆简直就是莎士比亚本人。让我讶异陡增的是，我发现这里面是一整套系统。我的第一个客房女仆像克蕾奥·德·梅洛德 [1] ，第二个就像玛丽·安托瓦内特 [2] ，打扫卫生的女仆更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通神论者安妮·贝珊特 [3] 的翻版。
我的讶异达到顶峰，是当我在密密麻麻的随从团里依次发现了跨洋飞行英雄艾柯内尔 [4] 、罗丹、稗斯麦、牟利罗 [5] ，之后是一个害羞的大胡子绅士，很容易让人想起那位惨死的俄国沙皇 [6] ，他比任何一幅肖像都更像沙皇本人。
这还根本没完。饭店秘书就像叔本华，冷盘厨师像托里切利 [7] ，热食厨师像爱因斯坦，库房管理是卡鲁索 [8] ，一个苍白病弱的跑圳良像路易十六那个神秘消失的不幸太子 [9] 。
国际名人灿烂的历史肖像画廊在这群能干的侍从身上复活了。
饭店管理层是否依据长相像名人来选用人员，用这个可爱的主意吸引顾客，还是说这些活蜡像仅仅碰巧凑在了一起？我无暇去求证。
可我愿向于我神圣的一切起誓，以上所言句句属实。这儿总体上每个人都像某个人，每件东西都像某个东西。
叔本华问我有什么需要。我让他帮忙清洗脏鞋，因为晚些时候我要去城里，还想在那湍急的蔚蓝溪流里沐浴， 自从见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很想这么做。
表情冷峻的法兰克福哲学家认为我的愿望既自然又合乎人性，很快就能办妥。
临去前他向我透露，这儿的每名侍者都能说好几门欧洲语言，受教育最差的也起码会五门语言。夜间值班门卫会十五门语言，还不包括拉丁语和古希腊语。因此要是我凌晨从外面回来，就能用拉丁语或古希腊语和他侃侃夜间外出经历过的俏皮故事。
他退了出去。之后有人敲门，尼古拉二世走进来。他带着斯拉夫式的谦卑深深鞠了一躬，看看我的脸，又检查我的鞋，就差用他尊贵的手指触碰它们。
检查继续着，就像医生看病，已看到涉及某器官的复杂病情，以其医学专业基础，他完全可以亲自诊疗，只是他认为求教一位精通此项的专家要更合适很多。
对此他一句话也没说，只又深深一鞠躬，退出房间。
过了一小会儿，他带着稗斯麦、牟利罗、艾柯内尔和罗丹回来了。他们也都盯着我的鞋子。看得出他们五人在一起诊断、预测。整个清形就像医生们在一个重症病人床边会诊。
他们又叫了一个我还没见过的女服务生进来―法尼·埃尔斯勒 [1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用铃一样的声调表示，这件工作“不属于她的职责范围”。
他们再次退出，只有忠诚的稗斯麦留在我身边。
又过了一会儿，在那一楼层服务、红色制服、尤为帅气的四位金发男子走进房里。他们推来一个巧妙的带轮电动装置，只需每人伸个小指尖就能使它前进。在稗斯麦的专业监督下，他们用一个微小的起重机将我的鞋钩到装置上，深鞠一躬，退了出去。
过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他们把那巧妙的机器推了回来。我的鞋子已被清理得铿亮。
我被这般高贵、这番非同寻常的照料刺激鼓舞，出门去泡澡。我在那溪流里一直扑腾到天黑，直到晚饭时才回去。
餐厅里只剩下寥寥几位客人。他们为我备了一张长餐桌，通常宴会用的那种。我自然坐在最中央的主座，独自用餐。
他们送上美味至极、十二道菜组成的晚餐。我尤其想提及海虾，那粉红晶亮的虾肉浸在浓浓的浅灰色酱汁里。此外我更多是在喝酒。最先喝的是我钟爱的金黄色泽的轻啤，我从小就喜爱那让人联想起刚出炉黑麦面包的酸苦泡沫，以及几乎令人感到滋养的啤酒花。接着我喝葡萄酒，莱茵白葡萄酒和希腊黄葡萄酒。最后我还点了香槟。酒桶里不断换上新酒，甜的苦的，都放在钻石般晶亮的人工雪里降温、冰镇。
鱼从专门的鱼厨房送来，咖啡从专门的咖啡房送来。插在餐桌花瓶里的鲜花一晚上多次更换，确保我的鼻子与眼睛保持最新鲜的享受。
晚餐后我提出结账。服务生们总是摊开双手微笑。每餐下来都是这样。他们总是非同寻常的专注和周到。假如我要他们为我放火烧城，杀死备受爱戴的王子，第二天中午将其人头装进银碗端到我的桌上来，用爱尔兰炖肉的做法烹制，我绝对相信他们会毫不抗拒地完成。
他们的礼貌周到与日俱增，人数也在增长。有时我觉得他们有四百人，有时又是八百。但是从头至尾我在饭店里只遇见过八位客人。每位客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约有一百位侍者为其服务。
每当我经过铺着消音地毯的走廊，他们就会沿着墙壁站成无声的女神柱。只有他们轻轻地摘下帽子致意时，我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谦逊有礼变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他们是机器，不是人。
只有唯一的一次，我见到一位服务生手指里偷夹着一支燃烧的香烟。但他看见我后，羞于自己竟沉迷这般劣习，香烟马上就不见了。香烟去了哪里，我至今都不知道。或许他把它扔进了一个在那儿随处可见的石棉材质、可密闭的烟灰缸里；也或许他出于负罪感红着脸将它塞进了嘴里，把燃烧的烟头和过滤嘴一并咀嚼、吞了下去。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再说一遍，这群服务生举世无双，每天都给我小惊喜。他们把制作精美的备忘录、编排格外细致信息格外丰富的目录册印在日本道林纸上，塞进我手里。他们接连不断地推荐给我饭店的达尔克罗兹 [11] 舞蹈班和门森蒂克 [12] 健身房，饭店的细菌实验室、饭店的复印速记打字中心、饭店精巧的狗游泳池、饭店专门的车胎仓库，还有饭店装备豪华的心理研究所―权威心理学家日夜无休专业诊治饭店里那些神经和心理有病的尊贵客人。
我不想再列举细节，以免你们疲累。我只想说，在那样迷人又精致的氛围里我生活了十天。
有天早晨，我对床边的留声机吩咐，第二天下午我将乘坐两点十一分的特快列车回家，请他们帮我把旅行箱和手提皮箱―除了我的鳄鱼皮包，因为里面有我的手稿―寄往我在布达佩斯的住址。我把留声机蜡筒交给尼古拉二世，让他转交我的朋友爱迪生。沙皇带回另一个蜡筒。我给留声机装蜡筒时得知，门房已“做出必要的安排”。
自那之后服务生们的关心加了倍，又每时每刻都成比例地精准递增。清洁工安妮·贝珊特叹着气跟我打招呼。克蕾奥·德·梅洛德、法尼·埃尔斯勒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悲伤地围在我身边，似乎我一走她们就会活不下去，将含悲服毒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肖邦、爱因斯坦、牟利罗、稗斯麦、叔本华、托里切利、尼古拉二世、卡鲁索、罗丹和身世悲惨的小王太子，每次在走廊里遇见我都暴风骤雨般地招呼：“早安！晚安！”听上去颇像加尔都西会修道院里的警语：记住，你会死去 [13] 。
或许他们确实在提醒我什么？有时我在想，或许是指小费。他们真该得到小费。但是只要瞧一下他们因我即将离去而映射出痛苦的脸庞，只要注意到他们费劲却徒劳掩藏的红红泪眼，我就确信，事情恰好相反。
当天晚餐后，爱迪生让餐厅领班把一个银质托盘送到我面前，里面有张纸条。那是火车运单，证明我的行李都已托运，正在开往布达佩斯的特快货车上。至于费用―当然―已由饭店“预先支付”。
我赞许地点了点头，返回房间。
还没能完全入睡，我就被一阵可怕的喧哗惊醒。轰鸣的男声合唱就在我耳边嚎叫“晚安”。我从床上弹起。屋里没有任何人。那是饭店里全心全意的男服务生们―众所周知，他们拥有一个专门的收音和广播站―用高音喇叭对我致意。
第二天早晨发生了同样的事。不同的是，我被女服务生们银铃般的合唱唤醒，她们祝我早安。
最后这天上午，我去前台找爱迪生，想付款买单。听到钱，他脸上浮现出一丝轻蔑又愤世的微笑。他让我放心，我有的是时间“结账”，火车两点以后才出发，我可以在他们那儿用完午餐再走。何况我的账单正在准备，中央财务室正在做最后的艺术收尾。
我带上鳄鱼皮小包，缓步走到城边的棕桐林，之前每天我都在那儿修订我因为直截了当和火热直觉而闻名的情歌集子，标题叫作《抑制和传输》。
我坐在喷泉的大理石边沿上，做了一会儿白日梦。我试着以屡试不爽的老办法制造创作的恍惚感，用额头反复不断地敲击大理石边沿。只有完全放弃理智，我才能创作。
可惜，这次并没马上见效。理智是个极其愚蠢的东西。现在它又顽固地缠着我不放。
之后是他人来提醒我，地球上有理智存在，其中就包括饭店的服务生。
我刚打个喷嚏，安装在一株五米高棕桐树上的收音机扩音器里就传来饭店男女服务生们的声音，祝我健康。
两小时后，我完成了一篇最重要的作品，一首两行诗歌，里面是我潜意识里对上任爱人艾丽诺尔的仇恨。
这件精神高度集中的工作令我精疲力竭。写完它我两眼空空，发了两小时的呆，等待理智的回归。
我恢复过来时发现，不远的空地上，一架飞机如蜻蜓一般轻巧优雅地降落。
它的目的地正是我的祖国。不知怎的我就坐了进去，还让飞行员赶紧带我回家。
升上高空，仪表显示在七千米，湍急的蓝色溪流像艾丽诺尔腕上的白金手链一样细小。在云层之上，在雪山之巅，我忽然想起忘了结饭店的账，一不小心也忘了给侍者留小费，他们那般关怀备至地照顾了我两个星期。
我在心理学上也有非凡造诣，明白世上并无“偶然”，我们不会毫无缘由地“遗忘”什么，我立即对自己的疏漏产生怀疑。我以闪电神速开始自我剖析。飞机还在空中大胆地翻滚，我的脑袋垂向大地，继续自我的心理剖析，很快成功地找到结论。
我明白自己的行为是无意识的清醒，或是清醒的无意识。但这很明智，非常明智。此外我也别无他法。
说到底，对于这等与众不同的饭店和这般独特的工作人员，同他们结账实是侮辱他们。那样做会不够得体，极不得体。
[1] Cleo de Merode (1875-1966)：亦有译成克丽欧·德·孟若德，出生在巴黎，父母是奥地利贵族，法国伟大的芭蕾舞女明星，拥有“惊人的美貌”，她那张脸曾是20世纪初巴黎“美好年代”的象征，其穿着打扮曾影响了一代人。
[2] Marie Antoinette (1755-1793)：早年为奥地利女大公，后成为法国王后，法国大革命中魂断断头台。
[3] Annie Besant (1847-1933)：英国社会改革者，女权运动家，通神论者，支持爱尔兰和印度自治。
[4] Hugo Eckener (1868-1954)：德国飞艇专家、企业家，1924年指挥齐柏林飞艇完成跨越大西洋的飞行。
[5] Bartolom8 Esteban Murillo (1618-1682)：西班牙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画家之一。
[6] 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十月革命后全家老幼被布尔什维克秘密警察处决，尸体被浇上硫酸和汽油销毁，残余骨渣被埋藏在一个废弃洞穴中。2008年10月1日，俄罗斯最高法院正式为尼古拉二世平反，宜布他的家族是苏联镇压下的受害者。
[7] Evangelista Torricelli (1608-1647)：意大利物理学和数学家，以发明气压计而闻名。
[8] Enrico Caruso (1873-1921)：意大利人，音乐史上最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之一。
[9] Louis XVII of France, Louis-Charles (1785-1795)：即从未登基的路易十七，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第二个儿子路易·查尔斯。1793年路易十六被处死后，他被隔离关押，食不果腹的同时还得做童工。路易十七10岁时早夭，但立即传言四起说尸体被调包，真王子逃走了。此后几十年一直有人冒出来声称自己是失踪的路易十七。
[10] Fanny Elssler (1810-1884)：奥地利著名芭蕾舞女演员。
[11] Emile Jaques-Dalcroze (1865-1950)：瑞士作曲家、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提出了体态律动法，通过运动教学音乐概念。
[12] Bess Mensendieck (1864-1957)：荷兰裔美国医生和体操老师，欧美早期身体教育学主要创始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