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男爵威尔海姆·爱德华·冯·武斯滕费德，作为艾希蒂留学德国期间的不朽人物和精神导师，一整章节都在睡觉。
凌晨一点四十五分我有个约会，在托贝多咖啡馆。
我努力想准时，只是没能马上搭到的士。后来还下起瓢泼大雨，车子小心地一步步朝前行驶。当我踏进托贝多包厢，已接近两点一刻。
迎接我的是愤怒的“嘘 ”声。正忙着说故事的艾希蒂·科尔内尔轻蔑地斜晚我一眼，不再说话。
围着他的是一群平日里的狐朋狗友：九到十个文人墨客，一两个女人。他面前摆着一杯“公牛血” [1] 和一个银质托盘。
盘里是一条缚鱼完好轻盈的骨架，和吃剩的浅绿酱汁。
就在这不太友好的沉默里，我脱下皮外套，燃了一根烟。有人小声向我介绍了故事开头的内容。
艾希蒂正讲到自己在德国的求学经历，谈到一位气度非凡、优雅细腻的老先生，在达姆施塔特很有名望的一位绅士―全名是：威尔海姆·爱德华·冯·武斯滕费德男爵―当地“日耳曼尼亚”教育联盟的主席，还曾在其他众多政治、文学和科学类协会、会社、俱乐部、联合会、座谈会、总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当过主席或会长。
所以，艾希蒂接着说，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事情总是这样发生，主席先生宣布会议开始，然后睡觉。演讲者还没到台前，他就已经人睡。他像个婴儿，闪电般迅速人睡，从清醒的边缘直坠睡梦的无底深渊。他闭着双眼，深沉又甜美地睡着。
演讲者走上讲台，感谢台下掌声，鞠躬；坐下，整理自己垒放得很危险的手稿堆；清清喉咙，这才开始他的演讲，要么关于《动态存在的基本表象》，要么是《海因里希·冯·莫伦根 [2] 宫廷恋歌里的动植物名词》，但一切已和主席无关，他已经通过一道看不见的隐秘之门，从意识世界不动声色地逃走，只把躯体象征性地留在主席座椅里。
第一个演讲结束，主席会念一下印好的节目单，把第二位演讲者叫上台，接着是第三位。演讲者在完成义务，他也在完成义务。
要知道，演讲者的演讲和主席时不时被短暂打断却堪称持久流畅的睡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宿命般的关联，几乎互为因果。主席刚宣布演讲开始，就闭上眼睛。主席宣布演讲结束，就睁开眼睛。最初我很是费解。
我到德国时年轻识浅。那时我已在既欢快又随意的法国人中间生活了四年。父亲发了一封口吻严厉的电报来巴黎，命我马上去德国继续深造，要我只学科学，别再一直搞文学。他在电报里强调，若不照做，就撤销我每月的生活费。或许因为这一点，或许因为对他的无限热爱，我立即满足了父亲的要求。但我至今都感激他当初强迫我。若没有他，我永远不会了解德国人。
对于德国人，我自然已略知一二。我知道，他们是世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为人类贡献了音乐和抽象思维。正如他们神一样的诗人荷尔德林吟唱的，他们“低调又充满思想”。真正悲伤的时刻里，我也常哼唱巴赫的赋格和歌德的诗句。“在松树和山峦之间，生活着一个深思又勤勉的民族。”我暗自想，“他们头顶着星空和宇宙的道德律法。”所以说，我十分欣赏德国人。或许所有民族里我最欣赏他们。但我并不了解他们。而对法国人，我是热爱。
若是没有这番近距离的认识，将会是怎样一种损失？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我面前展开。火车才驶入德国国境，我就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惊奇。我的嘴巴几乎一直大张着，同车厢的旅客把我当成白痴。到处都整齐干净，不仅事物，人亦如是。
我先在海边一个浴场度假地下车，洗去一身的风尘。根本无须向人询问海的方向。那些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小巷里，每隔准确的十米就立着一根漂亮的柱子，白色搪瓷牌子上有一只指路的手，下方写明“通往海边的路”。对外国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向导。到了海边，我有些讶异。沙滩离海面一米处，一根更高却完全相似的立柱引人注目，上面用更大的字体、但也是在完全一样的白色搪瓷牌子上写着―“海”。
我刚从拉丁世界来这里，一开始认为这纯属多余。因为我前方正是无尽的浩瀚在汹涌地吐着白沫，那显然是北海，没人会把它当成痰孟或蒸汽洗衣机。后来我发现自己错在年轻肤浅。德国人的伟大之处正体现于此。这本身就是一种完美。哲学倾向要求他们完成推论、指出结果。就像数学家常在推论过程中写1二1，或逻辑证明里常说“彼得是彼得”（而不是保罗）。
我在达姆施塔特一个箍桶匠家租了间简朴的学生房。在那儿，我也有接连的奇遇。房东一家很是周到热情，屋子又整洁。箍桶匠的父亲是个淳朴的老人，一片热心，慈祥待我，尽管我来自外国、无名无分。晚上我回到家，他总要问：“年轻人，跟我说说你今天的经历：第一，从人的角度；第二，从文学的角度；第三，从哲学的角度。”我没法立刻回答这问题。不仅因为我当时德语口语水平有限。我感到困惑，我不习惯这种深度，而德国人的大脑很熟悉如此排行。我不够开化的脑袋瓜几乎要撑爆。我想起当天上午在图书馆读了黑格尔，中午在学生食堂吃过漪萝酱，下午又和米娜去城市公园散步。图书馆可否算“人”的经历，漪萝酱算“文学”经历，而米娜可否算“哲学”经历？还是刚好倒过来？对我来说，这三件事可都是一回事。我把图书馆、漪萝酱和米娜混在一起，好比把人、文学和哲学经历混在一起。直到一段时间以后，经过持续的智辩练习，我才学会将它们区分开来。
可以说，德国人是个谜一样的民族。世上再没有别的民族如此像谜。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我接二连三地遇到这样的年轻人：有人“原则上”只吃生食，有人“原则上”每天早晨都做呼吸练习，还有人“原则上”只睡没有被盖的硬床板，凛冽寒冬也不例外。他们的文化水平惊人，上完高中又上大学，但他们的学业并不止步于此，我怀疑之后他们所有人会报名去宇宙 [3] 学习。宇宙浩瀚星海也在他们的计算范围，还记到日程簿上。德国的少女和女士也常常谈起宇宙，像在谈论一个有名的娱乐场所。总体而言，德国女人浪漫易感，很像法国女人。区别或仅在于，法国女人更多有大眼睛，德国女人更多有的是壮实的双腿和宽广的灵魂，能迅速接纳所有高贵美丽的事物。初初相识，她们就会不厌其烦、聪明伶俐又抽象地描述自己。她们袒露自己精神生活的轴心和横切面、两三种至关重要的优点及其常规表现形式，就像病人向医生讲述自己的病史。她们极为诚实，毫不隐瞒自身的缺点。符合人性的，就不为之羞耻。有一位迷人的年轻离异女士，我在锻树 [4] 下刚开始对她献上殷勤，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上午，她告诉我， 自生孩子起就得了痔疮，那天她因此感到尤为不适。这与我并无关系，说出来只因为真诚又符合人性。好一个让人头晕目眩的世界。
城里最漂亮的家门一个个在我面前打开。他们接纳我进自己的圈子，不把我当外国人，还欣赏我身上仅有的些许优点。他们有多在乎德意志民族归属感，就有多尊重所有其他民族。他们不宣扬国际主义原则，而是投身实践。德国人在人际方面富有直觉。他们家里的餐桌上总有一个位置留给我。但是我不隐瞒，连在饭桌上我也一次次感到诧异。举例说，晚餐末尾他们让我品尝一种长棒状、‘渗白色、臭烘烘的乳酪，他们称其为“死尸的手指”。他们还要往我杯中倒一种暗红的利口酒，厂商标签上写了名字“溃疡血”。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咬了一小口“死人手指”，并用戮糊糊的“溃疡血”脓液冲服下去。
只有一样东西我长久无法建立好感：他们的芥末罐。上等家庭的餐桌上总要摆一只超级奇特的芥末罐―后来我得知―生产商发了大财，罐子到处售罄，总是供不应求。这种芥末罐是个冲水马桶形状的小巧白瓷器，带有棕褐色的活动盖子，逼真到惟妙惟肖，唯一对其背叛的是上面的字样：芥末。存放其中的是一种黄褐色芥末，欢乐聚餐时用来抹在血肠上。一开始他们不理解，为何面前摆着这么个滑稽好笑的东西时我的胃口会不好。他们觉得那东西很逗乐。订了婚的未婚夫妇看见它还要会心一笑，将来他们自家餐桌上也会摆这么个玩意儿。受人尊敬的家庭主妇们，平常有她们在场别人绝不敢说稍微辛辣的玩笑，也逗趣地把那玩意儿递给客人。小男孩们做着鬼脸闻罐子，舔去残留在瓷瓶上的褐色小点。平日被慈父慈母教着双手合十做祈祷状拍照的小女孩，美滋滋地从罐里刮取凝乳状酱膏，还像地下管道工一样兴致勃勃地加醋稀释。
我承认，有好一段时间我反感这种无损健康的幼稚取乐。之前我受的是巴黎学派的熏陶，享受过蒙马特剧院里各种浓重的污秽和轻薄的暖昧，研究过淫靡和腐败常被赞颂的颓废诗。我却偏生对这么个物件心生反感。正是他们赤裸的坦率吓到了我，还有他们和魔鬼咯咯带笑的亲近。但谁又能了解一个民族？
还是那句话，这是个谜一样滴水不漏的民族：忠诚、聪明、专注。我一生病，房东太太就会亲自为我铺床，抖拍我的枕头，为我冲药水量体温，让我喝锻叶茶，带着母亲的爱和专业科学技能照顾我。只有德国女人懂得照料病人。她也会叫医生上门。德国医生举世无双。他们当中最差劲的也强过别国的大学医学教授。他们用那勿忘我 [5] 的蔚蓝双眼会心地望着你发烧的额头，带着无以描述的客观和关怀。他们国家有全世界第一流的化工厂生产上百万种药品，我们只需看它们一眼就能治愈。我时常说，我想在德国人身边生病死去。可是居住，我宁愿选别处：比如这儿，空闲的时候去趟法国。
但我并不是去德国生活，而是学习。首先就要学习他们那略显生硬艰涩、拗口繁复却美妙古老的语言，彼时我还只能笨拙无能地支支吾吾。很多时候我听不懂当地人的话，很多时候他们也听不懂我说的。双方的不足不但无法彼此抵消，还相互加强。学好德语成了我唯一的宏愿。我像秘密警察一样总在聆听，试着和每个人交谈。到处都是活着的语法书和词典，我竭力地翻阅它们。我甚至和三岁孩童打招呼，因为他们德语比我说得好，虽说我已在通读并理解原版的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没听懂街头的只言片语，我的情绪也会低落。有一次我几乎想自杀，只因为一个零售商从我还算过得去的言谈之中听出了外国口音。他不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一显然出自善意―像通常面对聋哑人或野蛮人一样做起手势。我不知疲倦地学习，不放过任何可以提高水平的机会。不幸的是，我仍遇到不少挫败。一次学生聚餐后已是深夜，我雇了辆车回家。到达后我问车夫费用多少。也许我听错了，反正我给他的钱少了。那车夫开始咆哮，说我是赖皮混蛋，朝我挥舞着马鞭。而我只是惊诧，他竟能如此完美地使用不规则动词，如此娴熟地协调主语和谓语，用词如此丰富和多变。我掏出铅笔，想全记录下来。这下那车夫也惊诧起来。他倒不是惊诧于自己的词汇量，而是我竟会如此平和地容忍他的蛮横无理。他把我当成某个宗教的创始人或是疯子。而我不过在学语言。
无论公共或私人场合，只要哪儿说德语，我都会去。‘旧耳曼尼亚”和其他文教社团的活动上，如我这般热情的参与者寥寥无几。我不惜一切代价，只要能听到德语就可以，说的是什么不重要。
请允许我在绕了这么个必要的大圈子之后，终于再回到武斯滕费德男爵身上。我们跑题期间，这位主席一直在睡觉。我敢保证，他现在还在睡。达姆施塔特当地居民对此有何看法？啊，他们早就很习惯了。后来我也习惯了。但一开始―我记得―在某次读书会上我还向坐在身旁的一位达姆施塔特市民询问，主席先生为何总在睡觉。这位当地市民对我的提问感到诧异。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主席，然后―相当客观地―答道，主席先生的确在睡觉，但他终归是主席。他耸耸肩，似乎我问的是太阳为什么发光发热。主席先生当主席就是为了睡觉。他们早就发觉这一点，并且习以为常。
我为自己的好奇心道歉。时间一久，我意识到他们是对的。主席是个老人，已经很老了，又老又倦。显然是为此他们才称他为“不知疲倦的文教斗士”。他们也称呼他“公共教育警觉的卫士”。这不是俗套嘲讽，亦非毫无根据。这位主席学识深厚、心胸宽广、身后是漫长的履历，从早到晚活跃在公共生活舞台上。他一大早为某个特别大会开幕，中午召集某支部委员会筹备会，下午主持某政治研讨会，晚上又在欢庆宴会上致酒祝兴。无论到哪儿他都是主席，到哪儿都是敲开幕钟、发表开场和闭幕感言的人。哪儿有需要，他就出席。任何嘉宾名单上都少不了他的名字。这么多热情洋溢的公益活动，经年累月的重担，他感到疲惫，值得大惊小怪吗？
当然不值得大惊小怪。整个达姆施塔特、整个黑森州、整个德国视为正常的一切，我也渐渐视为正常。那时我这个行事毛躁的学生，急匆匆闯进‘旧耳曼尼亚”那壁板装饰的庄严大厅，想确信自己是否及时赶到，不必看墙上嘀嗒的摆钟，不必看演讲台，也不必看观众席，只须看看主席先生的座位。若主席还没睡，讲座就还没有开始，我可以去走廊上抽两根烟。我渐生固念：主席睡眠的同时就是智辩活动的开始，也是其准确无误的指针和科学准绳。
演讲者们也持相同看法。主席这个习惯难道不冒犯他们、不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恰好相反。要是一开口就能把主席哄进无法抗拒的强烈睡意里，他们将同样能从主席的睡眠中得到勇气、汲取灵感。若是发现主席还醒着，他们倒宁愿再等一小会儿―喝口水，调整一下灯光―但是无须等太久，很快他们就发现，主席已早早沉人梦乡。最初几分钟，他们还不太敢真的说话，只压低嗓音颤颤巍巍地介绍梗概，近乎贴耳细语，就像摇篮边上的母亲。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几乎在踞着脚尖瞒珊前行，直到确信主席的睡眠已达到必要的深度，什么都吵不醒他，他们才会提高声调、增大音量，享受演讲渐人佳境的愉悦。难道我非得说，演讲者对主席的这种子女才有的特别关怀、由内心深处的敬仰生发的小心翼翼全是多余的吗？
是的，我的朋友们，他真会睡觉。请你们相信我，睡觉的主席我见过不少，在德国，在欧洲或小或大的其他国家，然而从未见过这样能睡的主席。后来我的德语会话水平已足够高，之所以还去‘旧耳曼尼亚”等地点听讲座，只是为了瞻仰他。但有着相似目的来此之人，还不止我一个。身材修长、年轻聪颖的神经内科医生茨威史克也只研究他。因着相同的目的，我俩成了朋友。外国人也会来―挪威人，英国人，丹麦人－他们通常都身为主席，不顾高龄来达姆施塔特朝拜这位神奇的同行，近距离观察其方法、秘诀和技巧，这样的经历将在他们责任重大又艰辛的主席工作中变成有益成果。
而他到底是怎么个睡法？他睡得深具大家风范、令人起敬、无可挑剔、无可比拟的艺术感。这不难理解。还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八岁起―他就获得了这极具威望的位置。从那时起―已过去一代人―他一直在‘旧耳曼尼亚”和其他文化教育协会任职。他有太多太多实践经验。主席台上，他的两侧分别坐着一位副主席，就像一左一右两个贼。他们是两位教授：胡贝图斯·冯·蔡仑齐希博士和尤金·路德维希·冯·伍特克博士。不必说，他们也有磕睡，也要打个吨，也得眯一下，甚至就是睡觉，但总得像野兔一样半闭着眼，像狗一样神经紧绷。 目光敏锐的旁观者一眼就能分出大师和业余的区别，明白那两个只是学徒，只是永远成不了主席的副主席。在他们中间带着深刻确信和技巧沉睡的那位才是主席，真正的主席。是上帝把他造就成这样。我从达姆施塔特人那儿听说，他这种罕见的能力从孩童时代就已显现，其他伙伴在球场上欢闹地踢着足球，他却坐到平台状的土堆上，从那儿主持大局。
他睡得有模有样，威严庄重，带着无法描绘的尊严和自爱。我并不是想说，他醒着就缺乏这些优点。醒着的时候他同样威严：亲切，又冷峻；公允，又严肃。无论他出现在哪里，只要那扣得整齐的礼服、系得完好的黑色领带和熨得笔直的长裤一出现，笑容就会凝固在人们的唇上。有朋友说，某个夏天主席先生接待一群德国自然学家，尽地主之谊带他们考察达姆施塔特的森林，他的双脚才踏进林子，画眉、山雀和所有爱唱的鸟儿立刻停止歌唱，像在应这庄严之景。然而他睡着时威严更甚。睡着的他化作一尊自己的神秘雕像。睡眠在他脸上蒙了一层即兴而成的死亡面具，让他看上去还有点像贝多芬。
他不仅睡得优雅，而且睡得精细、绅士，还可以说，睡得高贵又彬彬有礼。譬如，他从不打呼噜，也不会流一滴口水。他懂得把握分寸。再怎么说他是一位男爵，是贵族。他把脑袋略略缩进双肩之间，闭上眼睛。他闭上眼，就女烈象切断视觉是为了凝神，好像是仅想以此表达对科学和文学的敬意。他的脸因内心的沉凝而变形，布满一种宗教般的虔敬。当然，那颗被后颈肌肉松垮拉扯着的苍老头颅，因为无情的自由落体定律慢慢下垂，越来越靠向铺着绿色粗呢的主席台，几乎要把整个上半身都拉下去，然后是整个躯干。我时常担心他的脑袋会撞上面前的主席铃档，担心他的嘴唇吻到它，那黄铜玩意儿像磁铁一般吸引主席。不过你们大可放心，这种事从未发生。
这恰恰就是神奇之处。他带着意识和分寸在睡觉。就要触底之时，游移的脑袋会自动抬起，上身再度挺直，一切又从头开始。他很会把握自己，能在无尽的空旷里辨识出自己的领地，在那里面他可以自由行动，无伤涵养和礼貌。睡梦里他也明白自己在做不合规范的事，只能有条件地允许自己这个可被宽恕的高龄小癖好，如此亲切易懂，好比吸鼻烟。他的纪律感会在必要的时刻为其喊停。
他从不在演讲结束时继续酣睡，总能在结束前一两秒自动酌珠。是什么让他及时醛睐？对我来说这是个永恒的谜团，我的神经学专家朋友茨威史克认为，是演讲者自己提醒了主席，他们在演讲结束前提高音量，饱满激昂。我并不认同这一解释。因为就算是如轻风拂过的抒情诗结尾几行，那甜美神秘、渐渐消亡的咏叹也能让他醒来。他时刻保持警戒，准备充分地进人角色，像科学和文学的守护精灵，又像已经早早醒来，带着令人钦羡的孰稳，遵循主席身份之义务和权利表达明智贴切的感谢：“这是个内容丰富、引发思考而且还充满趣味的演讲”，或“这是首斑斓绚丽、格调高雅同时又感人肺腑的诗歌”。
茨威史克观察到，主席先生依据演讲风格睡觉：在哲学演讲里他睡得最沉，抒清诗里他睡得最浅。他推断，主席仰赖丰富的经验，针对每一种不同风格的演讲调节自己的睡眠。我不同意他的论点，而是倾向于最近一些科学家提出的假设：即使在睡眠之中，我们也在意识深处不停息地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对地球自转的亘古直觉是我们的计时器。当我们真的想要及时醒来，就总能做到，准备出门旅行时把闹钟调到五点钟，我们总在五点差一分猛然醒来。或许正是同一种直觉左右着我们的主席。
当然―我不否认―偶尔在这个那个无关紧要的场合，他也有过失误。归根到底，虽有出类拔萃的灵魂，像个无与伦比的精灵，他也是人，和我们一样。但他只失误过两次。枢密顾问马克思·林德弗莱西博士朗读自己关于“红胡子”排特烈一世 [6] 的诗体小说选段。还没读到十分钟，主席睁开了眼。这引发了普遍的躁动和惊慌。台下观众开始窃窃私语。有人站起身来，为了看得更清楚。主席自己也被吓着了。他迅即怀疑自己打吨儿被人察觉到了，脸孔微微发红。为迷惑观众，他采取了一个狡猾诡异的办法。他决定立即再度闭上眼睛，又马上睁开，如此反复，以此证明他之前持久闭眼是故意而为，只是为了集中注意力。他再度闭上眼，但再也不睁开。上下眼睑被甜美又温润的睡眠蜜汁紧紧粘合，他的脑袋又开启一贯路径，先朝桌面进发，然后原路返回，这般一上一下地晃荡，直至枢密顾问马克思·林德弗莱西博士读完材料扎实又有教育意义的小说选段。
第二次失误是怎么回事？……啊，是的。第二次更令人费解。要知道，这个文教协会的讲座一次至少一个半小时。内廷参事、著名哲学家布鲁特霍茨 [7] 博士作题为《可知世界里形而上学的首要根源及其形而上四要素》的演讲，这个主题在整个德国靓良受欢迎，也是他的拿手好戏。布鲁特霍茨博士带着些许兴奋地开始这引人人胜的演讲，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小时。主席就在那时睁开了蒙陇的睡眼。就像一个人从形而上的最最深处弹出来，他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是否该宣读结束语，他只是盯着演讲者和观众，仿佛正目睹一场噩梦。幸好此时内廷参事布鲁特霍茨博士宣布简短的梗概已完，马上就要进人主题。这句话对主席发生的作用，好比仁慈的麻醉师朝手术台上酗睐、不安呻吟的病人面罩里再洒人几滴氯仿。他很快平静下来，也“直奔自己的主题”：继续睡觉，睡得甜美、静谧。
此刻他梦到了什么？人们对此意见不一。德国女人―我已提到―是浪漫易感的，她们认为，他在梦里清晰地看到了小抱鹿，而他自己奔跑在遥远童年的草地上，手里拿着蝴蝶扑子。茨威史克当时正对精神分析学感兴趣，他认为主席可能在编织一个利于睡眠的梦，既然他唯一的渴望就是睡觉，而梦会把这欲望的实现投射进一些赏心悦目的小画境里：演讲者突然从台上摔下，摔碎脑壳，当场毙命，听众们在盲目的混乱中彼此踩踏，死战一团，在血泊中渗叫着死去，蜡烛燃尽，黑暗吞噬一切，‘旧耳曼尼亚”的四壁垮塌，主席终于可以结束讲座，回到家里柔软舒适的床上睡觉。原则上我赞同这种释梦。仅仅让我难过的是，主席先生是我在世上认识的人里面最和蔼可亲的一位，在这位优秀神经内科医师眼里却是这么个形象。我猜测，即便在梦里他也会排斥杀戮和暴力。我还向这位朋友解释，主席想要的不是结束讲座，而是让它继续。因此我宁愿想象主席在梦里会不断见到列夫·托尔斯泰伯爵，梦见他来拜访这不起眼的达姆施塔特小协会，还将《战争与和平》厚厚的三大卷从头至尾朗读了一遍，首先这是德国文化教育界的荣幸，其次至少能让‘旧耳曼尼亚”主席睡一个星期不受打搅的整觉。连优秀的茨威史克也接受了我的设释，我至今仍感自豪。
如我所说，主席是个善良的人，高贵、宽厚、崇尚自由。他睡觉就是源于自由主义。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他身为主席，五十七年来一直在听这些讲座。而我这个身强体壮、钢铁意志、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才连续三个学期每天听讲座就已疲惫不堪，还冒出些叫人担忧的症状。那些所谓“抒情诗”令人作呕的愚蠢、离经叛道的吹嘘，所谓“科学”枯燥拖沓的胡说八道，所谓“政治”哗众取宠的空话和各种理论的胡乱杂烩，在某个夜里让我在狭小的学生租屋里出离愤怒，开始目光迷离、大吼大叫。我声嘶力竭地狂叫了两小时，直到忠实的朋友茨威史克匆匆赶到我的床边，让我服下东蓑若碱―你们知道―那是通常在精神病人发狂时才用的药。你们想象一下，假若我们可敬的、真配得上一场更好命运的主席不是早就找到这唯一可行的方法、以此保护自己的精神健康不受伤害，将会发生什么。是单纯的自我保护本能启发了他。以此他不但拯救了自己，拯救了公共教育、科学和文学，拯救了自己的民族，还拯救了致力向前进步的人类。
是的，他睡觉是在对民族和人类尽义务。他睡得客观、公正、中立、不偏不倚、兼顾左右，不倾向男性，也不倾向女性，对待基督徒和犹太人一视同仁。简而言之，他不论性别、年龄、宗教差异地睡着，仿佛对人类的所有弱点闭上了双眼，不是“仿佛”，而是实实在在如此。相信我，睡觉是真切的赞同。打磕睡的人总在点头，也就赞同了一切。我敢肯定，在“日耳曼尼亚”那令人起敬的板壁大厅里，最耐心的听众有时也会诅咒演讲者，盼望他突发脑溢血，或是口舌生癌变成哑巴、恶心的脏嘴肿胀烂掉。唯有一个人始终包容宽厚，就是总在睡觉的主席先生。他的磕睡好比天使张开的双翼，扑扇在人类精神世界无以计数的愚蠢和虚荣之上，在徒劳无果的一意孤行与庸俗低下的野心之上，在嫉妒与卑劣的风湿性舞蹈病之上，在被称为公共生活、科学、文学的所有丑陋无用之上。Qui tacet consentire videtura [8] ，就是说“保持沉默者赞同一切”。但还有比睡眠更真切的赞同吗？他的睡眠是用建设反对破坏，是勉励，是拯救社会；他的睡眠本身就是理解，就是原谅。
朋友们，睡着的人总在理解和原谅。一个睡着的人从不会与我们敌对。从睡着的那一刻起，他就背对生活，对他来说，一切仇恨一切邪恶不复存在，就像一个死人。法国有句谚语：“远行犹如稍死”。我一直不以为然，因为我喜欢旅行，每次踏上火车都感到某种重生。然而睡觉却与之相符，像死去那么一点，还不止是一点，是很多，睡觉完美地堪比短暂死去，像从活着当中抽离，而活着说到底不过就是自我意识。正因如此，睡着的人卸下了武装，将意志―那锐利又罪恶的剑芒―收回剑鞘厂像个已腐烂多时的死人，对我们无动于衷。世上还有比之更大的善事吗？我一直尊重那些睡着的人，只要我在，就不允许辱骂他们。“对于睡着的人，要么夸奖要么沉默”成了我的座右铭。坦白地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偶尔庆祝一下睡着的人，如果不能扔一整个花环的话，为何不往他们的床上起码扔一朵小花？为何不在他们睡着后，举办一个排场不大、温暖人心的丧宴，庆祝我们从他们时而沉重、时而沉闷的陪伴中解脱出来一会儿？他醒来时，我们为什么不吹响欢乐顽皮的儿童小号，大声宣告他每一天的重生？这些他们无论如何都应该得到。
他应该得到更多，更多很多。但人类的大多数都是不可救药的蠢蛋，满肚子自以为是的偏见，大惊小怪。一段时间之后他也遭到了攻击。诗人们尤其合谋针对他，这些赌噪易怒的疯子假扮成卫道使徒，但只要他们有两个人，就能把第三个人生吞活剥；这些诗人歌颂纯净，却对洗手间避而远之；这些诗人在街角向所有人，甚至包括乞丐乞讨一点点名声、一点点温情、一座小小的雕像，求终究要死的人对其施舍不朽；这些脑袋空空、爱嫉妒、贫血的手淫者，为了一个韵脚、一个修饰语出售他们的灵魂救赎，在市场上打包贩卖自己最隐私的秘密，从自己父亲、母亲和孩子的死亡里获取利益，且时隔多年又在“一个灵感突降的夜晚”闯入他们的坟墓，撬开棺材，像个偷金牙和珠宝的盗墓者借着虚荣的贼光搜寻“经历”，之后又忏悔又哭鼻子。这些恋尸癖，这些市井婆。请原谅，但我讨厌他们。在达姆施塔特，从年轻时代起，我就憎恶他们。他们容忍不了这位庄严的主席。他们还有自己的理由。他们在令人作呕的诗句里毫无缘由地自称“梦的骑士”或“梦之梦者”，嫉妒着这位高贵的老人，而他才是名副其实的“梦者”。他们没完没了地对他冷嘲热讽。他们说，他几十年来只不过在尽可能多的公众面前展示自己对睡眠的需求，像个禁食艺术家当众把自己关在封闭的玻璃罐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挨饿。他们说，讲座中他从不把眼镜从鼻梁上摘下来，是为了在梦中看得清楚，因为他近视到连梦里的景象都看不清，甚而无聊到醒来。他们说， 自从他在公众生活中扮演角色，“人生是个短暂的梦”这漂亮的谚语就失去了意义，因为自此人生看似成了一场漫长的梦。我双手合十，恳请他们对他仁慈和宽厚一些。我想强调，最伟大的人也会有弱点，因此应该看看他们身上别的优秀之处。我还对他们读贺拉斯的诗句：“精明的荷马亦有打吨之时。” [9] 他们答道，这是实情，可主席不只是打磕睡，而是持续不断地睡觉，除此之外他别无所长。
我做着绝望的斗争。但是日渐高涨的洪水眼看就要湮灭一切。有时诗人们还在政讽刊物上发表攻击性的文章，公开表达愤怒。他们憎恶他。为了什么缘由？或许只因为他们华而不实又多愁善感的世界观。这些人刻意把自己的人生变成粪池，里面只能长出几朵彩色伞菌，他们无法忍受这样的纯净、这无人能及的非凡领导才华、这位无可指摘的精神巨人。主席在座位里平静入睡，他们―自然是没来由地―看到各种光怪陆离，因为他们的眼光始终歪曲，他们的评判历来偏颇。他们想着，舵手在桨舵边磕睡不醒，而轮船正驶向冰山。他们还想着，铁道工在铁道岔口打熟，而他背后的骸骼正在狞笑，因为他将火车引上了错误的岔道。多么错误的拼凑，多么整脚的比较。轮船和火车的确需要好好照看。它们是具体事物。如果一个具体事物碰撞到另一个，就会发生事故。但我问你们，科学和文学会发生什么事故？我问你们，这位为工作鞠躬尽瘁的可敬主席，他睡觉究竟会伤害到什么，伤害到谁？我问你们，这样做不是对所有人和所有都有好处吗？我认为我说得有道理。
至少经验告诉我，公共生活要保持和谐与和平，需让一切自行其路，不干扰生活的永恒法则，这些法则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我们也丝毫不能改变它们。这正是主席先生那调和冲突的崇高睡眠所要传达的意思。迄今地球上的一切混乱都是因为有人试图制造秩序，一切脏污都因为有人清扫。请你们试着明白，世上真正的不幸是组织安排。真正的幸事是没有组织和安排，是偶然，是突发奇想。举个例子。我最先到这儿，一个人在托贝多咖啡馆的包厢里待了几分钟。送面包的姑娘贝尔塔进了包厢。我问她要了一个凯撒面包，又亲了她的嘴唇。前一秒钟我并没猜到自己会这么做。她也没猜到。美妙之处就在于此。这一吻并非任何人的安排。假如它是事先的安排，就会衍生婚姻和义务，酸涩又无味。战争和革命也是被安排和组织的，因此才那样极端的丑陋和卑劣。一次街头砍人、夫妻情杀甚至灭口全家，比之都要人性得多。组织安排也会杀害文学，拉帮结派、公会系统、评论学会为学会里头号蠢蛋写的“几行热烈文字”都在杀害文学。但在咖啡馆洗手间旁的金属桌面上写些永不会发表的诗句的作家，永远神圣。先例证明，将人类拖向灾难、流血和污垢的，是那些热衷公共事务的人，那些把自己使命当真的人，那些狂热地尽忠职守之人。做好事的，是那些只管好自己事务的人，那些玩忽职守之人，那些无动于衷的人，那些睡觉的人。错误并不在于世界缺乏明智的统治。错误完全在于统治本身。
朋友们，我平素更偏爱轻浮的话题，这次你们却听我说出这么深刻的哲理，请别讶异。这些都是从主席那里学来，我此生还没从其他任何人那儿学到比这位可敬的精神导师更多的东西，然而他从未培训过我，只不过一直在睡觉。他自己就是睿智的化身。那些鼻涕乱淌、蓬头垢面、高傲轻蔑地对他宣判的诗人，无法想象他有多么明智。他有什么没见过，有什么不懂得！他曾见到各种潮流来了又去不留一丝痕迹。他曾见到德国最伟大的作家在一夜之间变成最渺小的作家，新新诗人毫无缘由地突然过时―几乎就在短短几分钟内，当他还在家里惜惜懂懂地刮着胡子。他亲自接见过的天才们后来死在马厩的草堆上；在自己治下的文教协会里，他正式宣判并封杀异端教条，多年后在同一个文化协会里，同样是他为这些异端教条盖章解封，使它们不久后进人大学教程。他明白，一切都无可救药地相对，没有一种可靠的衡量方法。他也明白，人们总为利益彼此争斗，他们经常郑重其事地反对什么，总又郑重其事地收回它，与对方修好，有你没我的宿敌在‘旧耳曼尼亚”协会的走廊上手挽手地散步，坐在壁完前的天鹅绒长椅上低声耳语。某一刻对此恍然大悟的他，不再对任何事感到意外。他对人和生活已极为了解，一切总会以某种方式自得其所，无须为此揪心。一个如此睿智的人，除了睡觉还能做什么？你们摸着良心告诉我，还有比大庭广众面前更适合睡觉的地点吗？一个主席座就是一张居高临下的舒适扶手椅，烛光像在灵枢台上一般摇曳。我要宣布，他打磕睡实是出自睿智、耐心、洞察力，和一个成熟男人的审慎。正因如此他才可以让利．学、文学的车船在自由之路快速前行，相信偶然与任性的可能。
让我难过的是，我提到的那些诗人采取行动了。踏实稳重的老一代人已经故去。渐渐地，那些朗诵过韵律民谣、英雄史诗、哲学论文的枢密顾问和内廷参事一个接一个去了达姆施塔特公墓的垂柳底下。不再尊重艺术流派域界的新一代长大成人，他们顺理成章地占据了‘旧耳曼尼亚”大厅。一只乳臭未干的腊肠犬登上讲台，宣布他要朗读“深奥合成”的小说，而整篇小说不过只有一个字，而且是一个何等不体面、何等狠裹的字！另一条这样的蠕虫也上台介绍其松松垮垮、结结巴巴的“新古典主义心理玄学”对话录，其内容凡人类大脑均无法理解，其长度凡人类大脑均无法推算。一头未来主义奇兽用荒唐怪诞的诗句赞颂战争，所谓宇宙的黎明，地球毁灭又同时重生。主席先生紧张地摇着头。在每行诗句的末尾，这位嗜血的未来主义者要么学鸡叫，要么模仿战场上的爆破、炸裂或溅射声，“砰―砰―砰，当―蹦―呼―呕，噢―噢―丢”。每次鸡叫声起，主席先生就被迫睁开眼，就像突然天亮了。这是我头一回看到这个沉着冷静的人情绪失控。他带着愤怒的目光打量这群嘴角没毛的自大狂。他眼中透出轻蔑和愤怒。他并非反对他们的文学倾向，也不是质疑他们的世界观。对任何一种文学倾向或任何一种世界观他都没意见。他只是觉得这些人着实粗野蛮横，缺乏教养―必须承认一在这一点上，主席的看法没错。
此类事件对他的神经当然是个考验。主席常常脸色苍白，看上去心力交瘁。但是―前面我说过―他不只在这儿担任主席。他曾经一天出席三四个会场，总是精神饱满，就连回家时也一样，仿佛才洗过钢水，储满崭新的活力，准备迎接翌日的工作。他从没有困窘过。精力不足他会就地补充。必要时他能在世界上任何地点人睡：在剧院大型演出最嘈杂的革命场景里―挣脱锁链的人们号叫着自由平等博爱万岁；在歌剧院听《诸神的黄昏》―定音鼓和长号声轰鸣时；甚至在展览开幕式上，片刻之间他也会站着睡一下，就像日俄战争中赴死的士兵。黑森州大公主办的一次晚宴上，我用匈牙利某报特约记者的身份混人现场，得以近距离观察主席先生。大公赶过去迎接主席。大公也是主席的欣赏者之一，还把自己年轻迷人的夫人介绍给他。袒露脖颈和香肩的大公夫人，在枝形吊灯辉煌闪耀的泛光里游走，宛若一只甜美忧郁的天鹅。公爵夫人挽着主席先生的胳膊，走向一张金色靠背、遍绣粉色玫瑰的洛可可沙发。她让他坐下， 自己依偎在旁边，同他聊了起来。主席闭上双眼。大公夫人喋喋不休，撑开一把镶钻的小扇子，间或发出的笑声犹似女低音的吟唱。作为绅士和广受认可的健谈智者，武斯滕费德公爵点着头。但那时他已经睡着了。在他的睿智面前，哪怕最美最裸露的女人，也只能起到强力安眠药的作用。公务繁忙的主席抓住一切机会让自己休息，就连在家中以同样心诚念切的态度接见访客的时段也不例外。因为他巨大的影响力，城里的许多穷人上门来找他。他会接见他们所有人，倾听他们。他也有一套自己的处理方法。一位戴着黑纱的新寡妇人手里捏块泪水浸湿的手帕来寻找庇护，求他提供帮助，要他允许自己讲述遭遇。主席先生冷淡也和蔼地点了点头，遗蠕带着歉意强调：“会很简短，极为简短。”主席心下明白，每一个这么说的人都是在说：“我会说很久，很久。”他闭上了眼，在接下来的睡眠里，他凭着出色的经验在必要时点头，时不时做出专注的样子。他一直在静静睡眠，当对方接近最后一个字，他才精神饱满地醒来，看上去还更年轻了些。他抚慰伤心欲绝的遗蠕，说会“尽自己一切所能”，心里早就明白， 自己什么也不会做。然而这里没有丝毫虚情假意，他只是很清楚，愚蠢到赖求他人庇护的人是迷失的、被判了死刑的人，既不可能也不值得帮助他们，因为这般虚弱之人只不过在欺骗自己，甚至自欺都无力做到，请求别人代为欺骗自己，他们只盼着曼陀罗、麻醉剂和鸦片，这些方面主席着实不吝音。人们从不因此对他失望。越来越多的人尊敬他，他慈悲为怀的名声日涨，被视作名副其实的绅士，到哪儿都受人爱戴。
我对他的爱戴无法用人类语言表达。我这么强调，是为了让你们明白接下来的事。学年渐渐走向结束。夏天到了。每所学校、每家剧院、每个文化协会都关了门，‘旧耳曼尼亚”也不例外。哪儿都不再有讲座。演讲者们在桂冠上稍息，翻阅他人的作品，好从中寻找到思路放进自己的成果里，为秋天的到来聚集能量。我背上背包，去达姆施塔特浪漫的乡野里郊游。七月的一个早晨，我前往当地的观景台路德维希高地，途中在路易森广场碰上一队同学迈着军队的步伐，欢快地唱着《守卫莱茵》 [10] 和其他一些令人热血沸腾的爱国歌曲。正是此时，一幕令人震惊的场景出现在我眼前。人行道上，两位戴红十字会帽的护士搀着一个人往前走，确切地说，她们是拖着他或者抬着他，像对待一个无法独立行走的残疾人。我不让你们猜他是谁。愚蠢的叙述者常常这样做，他们以为读者一样是笨蛋。凭着敏捷的思维，你们或许已经猜到，此人非武斯滕费德男爵莫属，就是我一直在谈的主席，我们的主席。但我向你们发誓，第一眼我没认出他来。这位身体格外健朗、到处奔忙、热情工作的老人，骇人地消瘦，缩成了自己的影子，双腿堪比照相机细长的三脚支架。他在走向死亡。还有什么细节可说？看着我就难过。
主席正受着失眠之苦。没得过这种疾病的人往往小看它。他们认为，既然睡不着就别睡，迟早总会睡着。对于厌食症他们的看法也一样：不想吃的人就别吃，之后肯定会想吃。只是这两种折磨都枚关性命。主席的病亦是如此。他已好几个星期发烧一样地清醒，在枕头间辗转反侧，睡意却始终无法降临。面对如此严重、极端顽固的失眠症，整个德国医学界均束手无策。
如你们所想，达姆施塔特乃至全德国的优秀医生都来探视过这位病人。杰出的内科医师维普莱希特博士认为主席失眠只因神经衰弱，是几十年如一日紧张工作所致。他请求主席从现在开始尽一切可能避免任何对神经的刺激，避免任何一种智识工作，禁读报纸，建议他放松自己，听轻快的音乐，每天坐着四匹马拉动的马车外出兜风，每天在古堡附近的路易森广场进行七分钟―不能超时―的步行，当然，步行必须总由经过科学训练、绝对可靠的护士搀扶，七月的那天我撞见的正是这幅情景。海德堡大学肠胃学专家教授芬格博士为主席开了个生食食谱―黑麦面包、水果和凝乳―每天七点服用一次轻度泻药，每晚七点服用一次三十二度的灌肠甘菊，佐以几滴柠檬汁调味。柏林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的格斯菲尔德博士接到电报赶来，花了好几天时间检查病人，之后才做出诊断并给出意见。他吩咐病人泡半缸温水浴，让护士旁观，他亲自操作。温水须逐步冷却，再回热，又再度冷却，但这次冷却需急速完成。这期间他在病人的头上放置冰袋，每三分钟更换一次。病人上床前要做轻微的室内运动，一旦躺到床上，就在其头顶套上一种德国新兴制造的袋子，里面有循环水管，让颅骨和受扰的脑神经保持清凉。此后教授反复又细致地对护士们解释操作细节，并让她们重复多次，才安心返回柏林，但病人还是无法安心下来。神经内科医生H. L．斯密特博士尝试安眠药，嗅化钠、巴比妥、水合氯醛、阿苯片都用过，最初用药稍轻，之后剂量巨大，但无论将安眠药变换着用还是混合使用，就是毫无效果。茨威迪内克博士、雷森伯格博士、小威汀格博士三位都是神经内科医生，都因其能力享有名望，他们尝试部分地运用精神分析，和之前一样还是毫无效果。主席先生越来越虚弱。达姆施塔特已经有人在耳语，说连医生都已放弃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