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想象一下我听到消息时的精神状态。这位价值无可取代、为人类做尽好事的人，我不能眼看着他离去。某天，我自行去了他的豪华府邸。走进宽大舒适的卧室，里面一片漆黑，借着一个绿色灯泡的光线我看到了他。我的心往下沉。他在床上如卧针毡，在高高垫起的枕间，他的脑袋被套在含有冷却装置的头盔里，像个为科学和文学负伤的战士。我闻到呛人的婴粟味，来自床边一个对他不断喷气的自动电器装备。床的对面是一块布帘―显然是医生吩咐的―魔幻灯在布帘上投射出彩色图案，那是一个波平如镜的静谧湖泊， 目的是制造出他长久徒劳期盼、可救他一命的睡意。主席先生总想从床上起身。两位护士拉着他的手。他的脸色白得像纸。
见到我他很高兴，因为他认识我，有一两次讲座结束后―这是我难以忘怀的荣幸―他还同我说过话。现在，他用那濒死枯瘦的手抓住我的双手，紧张地摩掌着我的手指。我建议，或许可以把我年轻的朋友茨威史克叫来，虽说他的诊所才开张不久，但我深知他是一个富有智慧和创新力的人，可以被盲目地信任。他身边麻木的人们，包括一个老处女、一位退休上校和一个法律顾问，立即采纳了我的举荐。他们差人去找，没一小会儿他就已赶到。
茨威史克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开百叶窗、关掉电灯和魔幻灯。正午的阳光洒满卧室。他坐到病人床前，对着他微笑。没做检查。他和我一样，因为‘旧耳曼尼亚”的讲座对主席极为了解。他没听病人的心跳，没有郑重其事地测脉搏或检视瞳孔，没用小钢锤敲击病人的膝盖。他把那可笑的冷却装置从病人头上摘下，建议他什么也别顾虑，就像之前那样生活，别禁止自己做任何事。最好是立刻召集一个特别大会或是专家委员会议，只是眼下是暑期，不大可能实行。茨威史克摇了摇头，咬着嘴唇。他忽地站起身来，让我帮主席穿好衣服， 自己却转身离去，出门前他小声嘱咐我留在主席身边。
我们帮他穿上礼服，套上熨得笔直的长裤，系好领带，就在紧闭的双扇门背后听见外面屋子传来茨威史克特别的嗓音。他带着轻微的普鲁士口音下令：“向右，向左，向前，向前。”我们愣愣地听着一切。主席先生也好奇地抬起苍老的头颅。卧室的双扇门开了。只见茨威史克亲自监督六名家仆，缓缓又平稳地抬进‘旧耳曼尼亚”那张有名的、沉重的橡木讲桌，安放在床边。另一名家仆搬来主席的座椅。茨威史克一言不发地打量这布景，赞许地点了点头。他从口袋里取出主席铃档，放在桌上。接下来他无限小心与温柔地把主席带到桌前，让他坐在椅上，请他摇铃宣布讲座开始。主席摇了摇铃档，“我宣布讲座开始。”―他说。正是此刻，整个医学界和焦切的公众空等了一个月的奇迹发生了：主席先生合上眼皮，掉人深沉、健康的梦乡。
我和我的朋友激动万分地并肩站着，观察着。他带着科学专长观察。而我只是带着作家的好奇。茨威史克取出怀表，按下分针厂计算呼吸频率。他向我投来一个表示胜利的眼神。病人胸口匀速起伏，苍白的脸庞慢慢染上红晕，好转几乎肉眼可见。疲累已久的器官终得休憩。神圣的自然母亲正在亲手治愈他。现在主席先生就像在演讲大厅里一般，不失礼节和风范地睡着，脑袋先是下沉，之后又再抬起。这景象只能使我对他更为尊敬，因为这表明他在家里的行为和在其他地方一致，是个真正的绅士。他连续睡了十二个钟头。茨威史克一刻也没离开他，午饭和晚饭都在主席身边用完。午夜前，他惊讶地看见主席先生拿起小铃档摇晃，宣布“讲座结束”，这表明他睡了一个极好的觉，也说明我们救活了他。
主席不让茨威史克离开自己的大宅。他给了茨威史克一个套间，要他在身边再待两周，直至自己完全康复。实际茨威史克没什么可做的。主席先生打算入眠时，总要穿戴整齐、纽扣扣全，坐进主席座椅，摇铃，醒来时，再次摇铃。这种简单到令人震惊的诊疗方式从未被德国的医学期刊收录，茨威史克也只用到新学年开始。之后，讲座重新开始，不再有使用的必要。但主席没忘记茨威史克，让他做自己的家庭医生。尽管茨威史克很年轻―才二十六岁―感谢主席杰出的影响力，他被任命为当地医院的神经一精神病科主任医师，半年后茨威史克又获得内廷参事头衔。
这就是我在德国的经历。领班，结账！晚餐，公牛血，四杯咖啡，二十五根米利亚姆香烟。我又锣唆了这么久，天都亮了。你们看，黎明正走在一月的雾气中、在佩斯城的巷弄里，还把微笑送进托贝多咖啡馆的窗户。玫瑰手指般的曙光，指甲肮脏。好了，我们睡觉去吧。还是说，你们要留下？好吧，我再喝杯黑咖啡，把结尾告诉你们。最近一段时间，我唯一的消遣就是听自己说话。
我很久没有主席的消息。战争爆发了，我和所有人失去联络。去年我去了趟德国，绕道去了达姆施塔特。趁着两列特快之间转车的间隙，我去拜访茨威史克。但是孩子们，多奇怪啊！十五年过去，我在同一个神经一精神病科．找到年轻时代的好友。他穿着白大褂朝我走来，拥抱了我。现在的他戴一副牛角框眼镜，顶个啤酒肚，正如当年被我们嘲弄过的其他德国学者。我禁不住地盯着他看。他不再像我们年轻时那样不羁地纵声大笑。取而代之的是不停的笑，一种缓慢、延续的笑。你们见过那种无论对我们说着高兴还是悲伤的事、说完每句话都要笑一下的人吗？他就是这么对我倾诉，他结了婚―哈哈哈―有了个小女儿―哈哈哈―她四岁死于脑膜炎―哈哈哈。这倒不让我意外。我知道，每个精神科大夫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
他的部门秩序井然，堪称典范。走廊，窗户和地板，处处干净亮堂。每只痰盂都立在正确的地方。护士们很怕他，超过害怕重症疯子。他制作报告和图表，富含指示性的曲线。他研究脑组织。工作室里，病人的大脑浸在福尔马林里。他通过一种类似火腿切刀但又比之更精细的工具将它们切成脑组织切片，借此致力探寻人类灵魂和精神的奥秘。他带我参观整个科室。对我来说这并不新鲜。从儿童时代起我就不可抗拒地被这类地方吸引。世上所有的精神病院都如出一辙，像议会一样。大自然似乎想通过精神疾病这种形式对普天之下所有民族传达同一个讯息。女病患区有人手舞足蹈，发出尖叫；男病患区陷入严肃又意味深长的沉思。屋外的花园里，傻子们在树下做着白日梦，沉浸在他们童稚的蠢事里。一个泥瓦匠帮工从早到晚像吹号一样摸鼻涕，他说因为自己体内满是空气，但是他的努力―他炫耀说―已有很不错的成效。十七年前他来这里的时候，那气体几乎到达他的额头，现在已降到胸部乳头附近。我们一起算了一下，假如中途没有意外事件干扰他的工作，七十岁时他体内的气味科寄彻底排清。在这里，人人都有要的事，个个都有自己的消遣。
让我最为感兴趣的是两个群体的尖锐对立。这两类人涵盖了整个人类的特征。被迫害妄想症患者急躁唐突、厚颜无耻、招摇吹嘘、生性多疑且爱含沙射影，永不满足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就像为世界谋幸福的政治家。他们从角落里用黑漆漆的眯缝眼打量我，我察觉出，“他们对我有看法”。他们随时可以为了社会公益把我拉上绞架。他们无法忍受自己，于是将灵魂投射到自身之外，投到他们想劈成两半的世界里。另一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行事古怪、异想天开、惊世骇俗、控诉自我，让人无从预见也无法揣度，如同那些天才作家。他们的话里饱含我们无从理解的隐喻。我对后面这类人更有好感。在这儿我融入了他们。草坪的一个角落里，两个年轻人像雕像一样立在那里，一动不动。第三个年轻人是维尔茨堡一位银行家的儿子，脸色白得像粉笔，正绕着圈子走路，每到我跟前他都格外礼貌地打招呼，而我也报以同等礼貌的回应。可他第八次绕到我跟前、我第八次回应他的问候，他忽地朝我吐了口唾沫。为此我很是高兴，因为这证明也确认了许久以来我对这种疾病形成的看法。
茨威史克对精神病患没有兴趣。他带着其特有的延续、缓慢的笑告诉我，这些人都是彻头彻尾的疯子，没必要理会他们，除了他们尸检过后的脑组织切片。他请我留下来吃顿便饭。他向我介绍他的妻子，一位圣母模样的金发女士，头发齐齐梳向外凸的脑门后。她一言不发地握了我的手，沉默地为我端来食物，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我们吃德国猪肝肠，喝啤酒。最后我知道了主席的下落。主席活过了所有人，包括战争和革命。他身边的几代人都已消失，未来主义者、表现主义者、同步主义者 [11] 、新古典主义者、构成主义者们要么死在战场，要么彻底败落，而他还继续工作。嗜睡者的韧劲体现在他身上。年过九十，他仍在家庭医生的建议下肩负主席职责。最后几年里，他同时担任十七个协会的主席，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去年冬天，他九十九岁时离世。可怜的人，没活到一百岁。
我向朋友告辞，说我要去主席墓前凭吊，向他表达感激和崇敬。茨威史克笑着与我拥抱。他往我的雨衣口袋里塞了本包好的书，说可能会派上用场。我乘出租车去墓地，从疯子驶向死人。我立即发现了主席的墓。他安歇在一个装饰着男爵纹章的阴沉家族墓家群里。大理石柱上只有一句话：“你安睡吧。”他在世时，没人敢不对他使用敬称，现在活人却厚颜无耻地单方面使用“你”来称呼他。“您敬请安息。”我带着儿子般的崇敬颤抖着说，心潮澎湃地回忆起他，回忆起我已消逝的年轻岁月。我的眼里滚落出一滴泪。
可惜由于匆忙，我空手而来，连一束花也没为他献上。但花朵或许并不适合这严肃的墓。慌乱之中我摸索自己的口袋，翻出茨威史克预先为我的旅程包好的书。我打开它，发现那是本克洛普施托克的《弥赛亚》 [12] ，一本六韵步历史诗集―据几代人一致的意见―它是世上最沉闷的书，沉闷到从未有人通读过它，无论吹捧它还是低毁它的人。据称克洛普施托克自己都没读完它，只是写完了它。我打开诗集，在翻动的书页里思绪万千。该读哪一段？这无所谓。我知道逝者生前最祟尚宁静，死后也该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渴望在宁静中长眠。我用恒定的音调缓缓读起第一章节。奇迹发生了。邻墓上的一朵喇叭花受到惊吓收起了花瓣，它以为到了晚上。一只在尘土之间爬行的甲虫蓦地停下，像被催了眠。一只在墓群上方四处舞动的蝴蝶，从空中陡直跌向墓石，收拢翅膀打起磕睡。我感觉这六韵步诗穿透了花岗岩墓穴，进到逝者的躯骸间，而他往生后的睡眠―永恒的睡眠―也愈睡愈沉。
我猛地醒转过来，因为有人在摇我的双肩。是好心的司机，之前我让他留在墓地大门处等候。但事实上，读到第一章节的一半时我也睡意顿生。我火速跳回车上，出租车向火车站狂奔。我跳上D火车的那一刻，车身已经启动，之后火花四溅，汽笛长鸣，载着我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驶向柏林。
[1] BikavBr，一种颜色暗红的匈牙利干红，必须至少混合三种以上的葡萄特酿，最著名的产地是埃格尔和塞克萨德。
[2] Heinrich Von Morungen，大约生活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宫廷恋歌时代的德语诗人，诗中多有对情人赤裸身体的描述。
[3] 就像西欧语言如英语的university（大学）和universe（宇宙），匈牙利语的大学（egyetem）和宇宙（vilbgegyetem）也是同一词根。
[4] 极树在日耳曼世界被奉为爱情与幸运女神弗蕾亚，极树下常是聚会、信息交流或者是举行婚礼的地点。
[5] 勿忘我：一种蔚蓝色小花。
[6] Friedrich I Barbarossa，约1122-119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年加冕）。意大利语“红胡子”译音为巴巴罗萨（barbarossa )，指这位人侵者曾在意大利残杀无辜，用当地人的血染红了自己的胡子。
[7] 上一段里的人名林德弗莱西（Rindfleisch）在德语里意思是“牛肉”，此处布鲁特霍茨(Bluthola )的意思是“血木”，即墨水树的木材，是重要的棺材木。
[8] 这句拉丁文名言通常被认为出自教宗博义八世（约1235-1303年）之口。
[9] 原文拉丁文：Quandoque bonus dormitat Homerus，出自贺拉斯《诗艺》。
[10] Die Wacht am Rhein,德国爱国主义歌曲，流行于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歌词内容根植于历史上的法德敌意，后来其他一些国家的学校、社会团体也采纳了这首歌的旋律，重新填词为校歌、会歌。
[11] 奥费主义（法语：Orphisme )，或称俄耳甫斯立体主义（cubisme orphique)立体派的一个分支，发生在立体派艺术向抽象艺术转折的关键期。这个名称由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在1912年提出的，其代表画家罗伯特·德劳内不太赞成，他更偏爱“同步主义”一词，强调其作品对同一时间多重感受体悟的展现。
[12] 弗里德里希·戈特利普·克洛普施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803),德国诗人，主要作品是古典六韵步诗《弥赛亚》。他对歌德和狂A突进运动影响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