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里艾希蒂行善，救助一位遭受命运打击的寡妇，最终却动手打了她―因为他实在太难过，除此别无他法。
早晨十一点钟，他打算沐浴。
才从床上跳起他就直奔浴室而去，全身只着一条短内裤，赤膊赤胸，没穿浴袍，只在脚上套了双绿皮拖鞋。
在那个老式公寓，得穿过三个房间才能抵达浴室。
第三个房间是客厅，那儿站着一个女人，从头到脚用黑色层层裹住。
见到这个全然陌生的女人，艾希蒂吓得猛然后退。他不知道她为何出现在自己面前。
他首先想到了自己赤身裸体。出自礼貌，他用双手遮住自己毛茸茸的前胸。
那女人吓得尖叫起来。她一边后退一边鞠躬。用这种方式撞见自己千方百计寻找的人，且是生命中第一次见面，她万分惶惑。她担心自己把一切都搞砸了。
“请您原谅。”她在惊吓之中道起歉来。
“您想要什么？”艾希蒂问。
“请您……”她结结巴巴地，“请您……或许该晚点……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请您原谅。”
“请您去前厅吧。”
“这儿吗？”
“在那儿，”艾希蒂不耐烦地说，“那儿。”
女人退去，仿佛从客厅卷走一片黑云。艾希蒂奔向浴室，那儿温暖的晨浴水已在等候他。
他怒气冲冲地按铃。
女仆赶来，在浴室门槛停住。
“若兰！”―他从浴缸里对她吼叫，“若兰！你们所有人都疯了吗？什么人都能放进来。”
“不是我让她进来的。是维克多。”
“进到哪儿？”
“前厅。”
“可她就在这儿。在这儿，在我鼻子跟前。真是闻所未闻。她想干吗？”
“她想见尊贵的先生。她来过好几次了。”
“什么事？”
“这我不清楚。或许和文学有关。”女仆简单地补充了一句。
“有关文学？”艾希蒂重复了一遍，“想高价兜售自己的作品全集吧。来乞讨的。可能是个女骗子。潜偷贼。她什么都能顺走，能把整个家都卷走。我和你们说过一千遍，是乞丐就给点东西打发走，之后去找上帝保佑。我只在周日见客，十二点和一点之间。其他任何时间都不行。听明白了？就算见，也得先通报一声。现在我不在家。我什么人也不见。我死了。”
“好的，先生。”女仆说。
“怎么回事？”她接得这么迅速和自然而然，让他有些诧异，“那就赶紧让她走。让她周日再来。十二点到一点之间。”
女仆听见主人洗浴溅起的水声后离去。她轻轻的脚步从隔壁房间传来。艾希蒂朝她大喊：
“若兰！”
“请您吩咐！”
“告诉她，等着。”
“好的。”
“我马上就好。”
他还没往身上抹肥皂就从浴缸里出来，穿好衣服，传话去前厅。
一身丧服的女人进来了。整个客厅再次被她淹没。原本在阴沉的冬日上午散发着白光的玻璃灯罩，因为她暗淡下来，就像笼上了一团黑云。
窗外飘着鹅毛雪。
“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艾希蒂问。
女人没回答，仅仅哭了起来。她哭得轻细、呜咽，带着老女人的哀怨吞下自己的泪水。
这可以被理解为：
“请您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所以：她请求帮助。
她撩起面纱，擦拭哭湿的脸。一双深绿的眼睛。那双深绿眼睛被染霜的鬓发缠绕，那是些还没来得及完全变灰白的头发。这些凌乱、几近疯狂的发束在黑色帽檐下蓬散开来。
“寡妇，”艾希蒂想，“被命运压垮的寡妇。可怕。”
女人大声摸着鼻涕，毫不在意这一举动的丑态和滑稽可笑。慌乱中雨伞也被带了进来，似乎她不敢把它留在前厅。雨伞在光滑如镜的地板上哭出一个小水坑。
她的鞋子和衣服都在淌泪。
但她究竟从怎样的角落、怎样恶心的地牢、怎样偏僻的贫民窟或者木窝棚里钻出来？又为何来找他，偏偏找上他，还没有任何介绍或引荐信？
因为她认识他。不认识他本人，但读过他写的东西。
艾希蒂知道这个。
他能认出那些读过他作品的人。
寡妇说，一个像他这么好的人不可能不理解她。
“我并不是好人―”艾希蒂在心里反驳，“我是一个坏人。或者说我也不坏。我只是和其他人没有区别。我保存着自己久远、纯粹的情感―出于单一且排他的表达目的―这是工匠的秘诀，是讲究技巧的巫术，就像解剖专家把一颗心脏或一块大脑组织放在福尔马林里保存多年，它们早已不能再感知、再思考。我也和所有上了一定年纪的人一样，对生活漠然。”
女访客说，读过好几本他的诗集。
“那是另一回事，”艾希蒂继续暗自争辩，“别混淆一切。文学是文学。如果我写的都成了真，会很可怕。有次我写自己是一盏汽灯。可是如果人要变成汽灯，我会坚决反对。我也在某处提及，我多想徜徉在大海之中。但是每次在泳池里游到三米深水区，我总提醒自己不能停留，一回到浅水区我就松了口气。”
那些篇章里折射出那么精致的性情，非同寻常的精致情。
“精致得宛如地狱，”艾希蒂继续暗想着，或许“性情”这个词让他来气，“人们却不知道，以处理情感为业的人需要何等坚硬与冷酷，何等野性的健康！再说，柔软也是必要的粗暴。柔软只是一种形式隐秘的粗暴，粗暴反过来同样是形式隐秘的柔软。事实上，好与坏、仁慈与冷酷在如此奇怪的关系中并存。它们不可分割地发挥作用，没有其中一面，很难想象另一面，好比一个视力极佳的人识别不出蓝与红、蝴蝶与毛虫的共性。它们是对立面，是真实对立的两极，但一直处在自然互动之中，根据环境互换位置，冠上对方的名字，流动，改变形态，犹如正负电荷。好，到此打住。纸上让人感觉‘精致’的一切，只因它经过细致的技术处理，我就在背后，我―该死的―无论好天气歹天气，无论有无意愿，每天都得写若干个小时，在嘶嘶吸气和咬牙切齿中锻炼不听使唤的手指。我算得上‘精致’吗？那么铁匠也是精致的。毋宁说我就是个铁匠，夫人。我用重锤击打铁砧，为我的马捶打蹄铁，上好的钢铁马掌，让它在灰尘满天的大道上跑得更快。因为，请记住，飞马并不会飞。它只是看上去在飞，其实它在地面疾驰，完完全全在地面。所以，我是个手艺人。看看这骨头，这手爪，还有这胸膛，您才见过它裸露的样子，都和造物实验室里出来的一样。告诉我，老老实实对我说，我更像个面目可憎、消化不良的诗人，还是更像一个铁匠？”
艾希蒂站起身来，展示自己真实的模样，步步走近来访者，用粗鲁的靠近逼迫她进入主题。
逐渐有了效果。
她倒出自己的怨诉，像从一个永久敞开的抽屉里一件接一件地取出来。
这对她颇有效果，她停止了吸泣。
从高处鸟瞰作为抽象整体的痛苦，总是比近距离观察更可怕：细枝末节的琐碎使我们清醒，卸下我们的武装，要求我们至少专注和自律，从混乱中整理出秩序。好比我们找到一个轮子、一颗螺丝、一根铰链，原本是炸弹零件，但单单这些东西却只意味着手工活和游戏。细碎的事情倒让人更安心。
艾希蒂做好了一切准备。他等着听到：死亡与饥饿、监狱和匿乏、猩红热、脑膜炎、精神病。
更详实的情况如下：
女人的亡夫原是一个乡镇小学的主任教师，经过长时间癌症的折磨，去年夏天他五十二岁时去世。
“是啊。”艾希蒂语气肯定，就像在赞同癌症。
他们从乡下搬到了城里，挤在只有一间卧室和厨房的小公寓里，五口人。也就是说，她有四个孩子。庞大的家庭，微薄的抚恤金，正如现下流行的。最小的儿子十二岁，因中耳炎做了手术，到现在还没结疤，一直在淌水。
“是啊。”
大儿子去了工厂，在做电工学徒，还不能领薪水。
“是啊。”
大女儿是裁缝，但是没办法出门上街，因为她至今都没有冬天穿的鞋。
“是啊。”
艾希蒂只等着“肺结核”，奇妙的是，他刚想到这个点，那寡妇就说到了“肺结核”。小女儿患了肺结核。
至于这位女士自己，她想要一份工作，什么工作都行，因为她还能干活儿。她最大的梦想是开一家烟店，一个报亭也行，无论冬夏从早到晚她都可以坐在那儿。
“是啊，是啊。”
艾希蒂听到的远小于他的兴致。说到底都是些稀松平常―也无甚意义―的抱怨，是生活的产品，且大多数如出一辙、可怕的雷同。大工业生产并不允许新鲜创意。
但或许正是这种想象力的匿乏使他讶异，这般灰色和平庸：如此低劣的产品放到他面前，且恰恰是某些个体分配到的命运。
他在想：
“没别的了？”
他等着。
可真是没别的了。全部售罄。
艾希蒂坐下，问那女人：
“我能怎么帮您？”
一笔钱，数额不大―对他来说真不算什么―却能让这个倒霉透顶、该有更好命运的家庭立即站起来。可不能误会了：她和她可怜又生病的孩子们并非在乞求施舍或馈赠，他们只想借贷，会辛苦挣钱偿还，若有必要还可用劳力抵债，工作地点在这儿或别处都行。无论如何他们会还到最后一个菲勒、最最后的一个菲勒为止，可以提前协定每月准确的还款数额。
艾希蒂非常恼火。这些人都会提议此类买卖，诱人的资本收益。他们严正地站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他们如此可信可靠，相形之下英格兰国家银行都显得不可信赖。
“正是。”他喃喃低语，“英格兰国家银行。”他几乎因这愚蠢的念头笑出声来。
他喜欢此类胡扯。
他担心自己在这番苦痛面前真的爆笑出来。他咬着嘴唇，因为身体的疼痛能抑制出丑。他开始不着边际、漫不经心地说起话来，他知道，让嘴巴和大脑忙活起来会更容易抑制笑意。
“所以这才是问题所在，对不对？是因为这笔钱，暂时，眼下，我明白。您看看，尊敬的女士，我也有自己的义务。”―这是多年前他向一位银行家借钱时后者对他说的话，那时他借钱的口吻更为正式，但绝望并不更少。现在他似乎又鲜活清晰地看见、听见那情景，语速也加快不少：
“我也有亲戚朋友，有我的雇员，等等，等等。我也要工作，卖命劳作。勉强够用。写几行字，咬一口面包。”―奶饼！―有人在他内心小声说：奶饼，奶饼，你这个坏蛋。
寡妇没有回应，静静地看着他的眼睛。
艾希蒂仍能听到心里那轻微的声音。他跳起来，冲进隔壁房间。
回来时他的脚步慢了不少，握紧了左拳。他把一沓钞票放到桌上。他没朝那里看。
寡妇虽说不太情愿，还是立刻投去一瞥，脸上亮出惊讶：比她要的还多出一些，给予者提高了数额。
进门时让她僵直的冰冻融化了，流走了，像地板上的雪水。她不知是否该接受它。当然啦，当然啦，就收下吧。
她把钱摸在手里。她表示了感谢。她用无可超越的最伟大词汇表示感谢。
“上帝。”
“好了，”艾希蒂打断她，“写下家里地址。这么说，你们家住在基什佩斯区。对了，小女儿多大了？”
“十六岁。”
“她发烧吗？”
“只在晚上。早上她从不发烧。”
“好的。我想想。或许我能设法安排她进结核病医院。我还不肯定。总之，我会试试。下周给我打个电话。什么时间都可以。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第二天他收到他们的一封信，一家五口都签了字。那封信很长。开头是这样的：“我们尊贵的先生！”
因此他得了个新的社会徽章，他们自作主张地任命了他，提升了他。
他们写道：“您高贵的心……”艾希蒂把手放到胸口，放到那高贵的心脏上方。
至于帮她把小女儿送进公立医院或什么地方的许诺，艾希蒂并没认真对待。他那样说不过出自客套和形式，遵循自己柔滑的格调感，好在告别时将女人的注意力从金钱身上转移开来―当时她正把这笔钱一股脑儿塞进手提袋里―把她的思绪引向将来的恩惠，终止她那笨拙得停不下来、一再重复的道谢，他实在已无法忍受。
上午醒来后，艾希蒂习惯让人把电话挪到床头。他把电话放在枕边，埋在热乎乎的被窝里，像别人宠爱猫咪一样。他喜欢这个电动物。
带着休息后的舒适感，他在宽大的床上舒展腿脚，提起话筒，叫人接通了一个号码。城市来到了他的床上。半睡半醒之间，他听见电话线那头办事员专注的嗓音和遥远的结核病医院里上午的喧闹。他说要找一位主治医师，那是他年轻时的朋友。
“你们有空床位吗？”
“这个啊，拜托，我们从来都没空位，但总能想点法子。让那女孩和她母亲带证件过来吧，看看能做些什么。”
几天后医生回电话。他关照的人已经人院。
接下来只剩报亭。他觉得这一步也是完成他的义务。不是人道义务，是一种亲戚间的义务，他对寡妇说过，让她把自己当成自家亲戚。
他先去拜访这家人。
他们家居住的房间里，天花板上吊下一根电线，末端连着一只没有灯罩的灯泡，刺眼地照着他们。
小女儿玛尔吉塔已去了结核病医院。大女儿名叫安格拉，并不漂亮。她看上去毫无血色，说话像唱歌，挺直的白色鼻子就像粉笔雕刻出来的。患耳疾的高中生叫小拉奇，他正埋头读拉丁语语法。当电工的也回了家，在外找活无果，没怎么打招呼。他带着无产阶级的严肃兀自退到一个角落里，用严峻的目光把来客从头至尾打量个遍，似乎打算描写他。他对艾希蒂是什么看法，艾希蒂毫无概念。
找报亭很困难。办理许可证的公务员微笑着告诉他，在匈牙利找个天鹅绒的部长座椅都比找那么个玻璃笼子更容易。近期绝无可能找到空位。
艾希蒂一一记下。既然没有可能把寡妇放进一张部长座椅―个别人起码会感到诧异―就尽力为她寻个玻璃笼子吧。他知道法律、条款和决议是存在的，它们的确铁硬无情，但每道法律、条款和决议旁边都有一个平庸脆弱的凡夫俗子，用技巧即能拆卸。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想获得的仅仅来自人。所以只要有必要，他就微笑、撒谎、奉承、卑躬屈膝、举止傲慢或厚着脸皮。在一个地方，他把寡妇说成自己母亲那边的近亲、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另～个地方，她是一个坚定不移的老一辈加尔文主义者、一个因和平条约 [1] 失去家园的受害者；再换到某处，她还是一个白色恐怖的牺牲品、一个从维也纳返国的侨民。
在这一点上艾希蒂从没丝毫顾虑。
是什么给了他这般力量？他自己也想知道。
每当他在夜晚来临时想起这家人，或是有时清早起床只为在相关部门找到某个关键人，他也问自己这个问题。
或许他想借此欺骗自己，拯救他人是可能的。他自视为一个保护者，这满足他隐秘的权力欲，触发自我感动的牺牲精神？是为了什么而赎罪？还是确实受到猎奇心理的刺激，想看到这游戏实验的结果，以及自己对他人的影响力？
经过对这些理由的考量，艾希蒂一一做出否定的回答。
这么费力，原因有他。仅仅在于他一时心血来潮，抛出了那么一笔钱。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他去帮那小女儿找到结核病医院的免费床位，那么一来也就必须为那母亲提供生计。一个举动致命地引发了另一个举动。现在倘若半途而废，会是一个遗憾。他想看到一个稍微更完美、稍微更圆满的结果。
正如商业里的行话，“追着自己的钱跑” [2] 。
寡妇最终得到了报亭，位置极佳，在一条繁忙街道的街角。
九月艳丽的阳光洒满玻璃屋，各类外国期刊熠熠生辉，德科布拉 [3] 和贝陶尔 [4] 像罩上一圈光环。穿梭其间的女人嘴角挂着大病初愈才有的笑容，仿佛置身一个舞台，面对最广阔的大众，既隔绝于街道生活之外又投身其中。
每次碰巧经过报亭，艾希蒂都会驻足，只是他不再是保护者，而是顾客。哪怕并不需要，他也买上一份报纸。他打听小女儿玛尔吉塔的近况。
“谢谢，”女人点着头，双手戴着漏指手套整理报刊，“非常感谢。她还不错。除了伙食。他们给的食物不够。”她神秘地小声说，“我们得给她补充。每两天我们给她带点黄油。走路去。因为没钱坐有轨电车。”
又谈到高中生。
“可怜的孩子，今年他得留级。去年有三门功课不及格。您知道，都是因为他的耳朵。他听不见。他听不见老师说的。左耳已经聋了。”
艾希蒂再不相信世上有任何事可以被安置。因为他发现，才把这边的苦难收拾干净，那边立即有新的惨景出现。可他仍暗自期盼，至少有些许的改善、某种肉眼可见的缓解、相对而言的平静，哪怕一句包含希望的话也可让他感到宽慰。现在是他在期待施舍。
冬季的雨下个不停。报亭仿佛一片汪洋之中的灯塔。干活儿的不是寡妇，是当洗衣工的女儿。她用神经质的欢快唱腔说：
“妈妈着凉了。妈妈腿疼。现在我来替妈妈。”
回家路上艾希蒂还在想着报亭―似乎―大女儿也冻坏了，又想到躺在床上的病寡妇。他坐在家中的壁炉边。炉膛里的炭火将褐色的落地窗帘染上一层粉晕。
他极不情愿地起身。
“这事真烦人，”他叹了口气，“我烦透了。”
后来在等公车时，他只远远地向报亭投去漫不经心的一瞥。他受够了他们。只要可以，他尽量避免见到他们。
“任他们去死吧，”他小声说，“我也会死，一样悲惨地死去，像他们一样。每个人都会死。”
寡妇一家并没纠缠他。在对他所做的一切―那么多的一切―反复表达感谢之后，他们就去过自己的日子了。他们不想给他增加更多负担。
他再没见过他们，再没他们的消息。
一个不平静的五月夜晚，风把街道吹得灰尘四起。艾希蒂坐在一家糕点店里喝着热巧克力。从糕点店出来，他撞上了那寡妇。
她没认出他来。
艾希蒂同她打招呼。他问她报亭怎么样，他快一个世纪没见到她了。
女人好久没说话。
“我的小拉奇，”她结结巴巴，“我的宝贝小拉奇……”她的声音硬住了。
小高中生已在两个月前去世。
艾希蒂把眼光投向地面，男孩已在那里化为尘土。
寡妇依次向他讲述。小玛尔吉塔现在连早上也会发烧，结核病医院的人想把她送回家，他们已无法继续收留她。安格拉丢了洗衣店的工作，因为她总得替换母亲。他们不再经营报亭了。她无法再拖着疼痛的双腿奔忙。或许这样更好。
艾希蒂点着头：
“当然，当然。”
他们站在一盏汽灯下方。他注视着寡妇的脸。不再是第一次见到她时那般痛苦和慌乱。而是冰冷且平静。
要不是她和他的母亲及女性亲属如此相像，头发以同样的方式灰白掉落，一切就都好了。但她责怪地看着他。某种令人痛苦、几乎没心没肺的责怪。
这激怒了艾希蒂。
“我又能做什么？”他心潮起伏，“或者，你们认为这些破事儿都是我造成的？你们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鬼东西，为什么总是我？”
他做出一个抗议的动作，拽住那寡妇。他抓着她的胳膊，摇晃这个裹在黑色外衣里的干瘦老女人，和她扭打起来。
“嚷―”他大喊，“嚷―”像是要喝住一匹撒野的马。
之后，他冲进一条偏街。
“我做了什么？”他喘着粗气，“啊，我真是个灾难。一个女人。一个脆弱又可怜的女人。我是靠不住的。”
他整个身体靠在墙壁上，一直因为激动的情绪喘着气。可他是快乐的。一种无法言喻的决乐，因为最终他还是好好地击败了她。
[1] 指1920年《特里亚农条约》。匈牙利是一战战败国，该条约签订后总共失去72％的领土。《特里亚农条约》对匈牙利打击极大，也为二战前该地区诸多争端和矛盾埋下种子，20世纪匈牙利文学对此多有提及。
[2] 意为跟进保护自己的投资。
[3] Maurice Dekobra (1885-1973)：法国小说家、记者、翻译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最畅销的法语作家，20世纪30年代初造访过中国。和下面提到的贝陶尔一样，德科布拉作品面向都会城市大众，因此报亭也是重要销售地点。
[4] Hugo Bettauer (1872-1925)：奥地利犹太裔作家、记者、编剧。早年在埃及、美国、瑞士、德国多处流浪，一战后开始以每年四五部的速度出版小说并大获成功。他的小说多以维也纳、柏林、纽约都市生活和社会议题为背景，代表作《没有犹太人的城市》，之后又出版《贝陶尔周刊》，以文化焦点、情色内容为主题，每期都会引发巨大社会争议，1925年被闯人编辑部的纳粹党徒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