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披露嘉璐士神秘的堕落。他是一位很有水准的翻译家，但走了歪路。
我们谈到诗人和作家，谈到我们过去的朋友，他们曾与我们共路同行，但之后又落单，音讯全无。我们时不时向空气中喷出某个名字。谁还记得他呢？我们摇着头，唇边浅浅浮出苍白的微笑。我们眼里映出一个以为已经忘记的脸庞，一段遗落的轨迹和生命。关于他，谁知道些什么？他还活着吗？作为回答的，只有寂静。这样的寂静里，枯萎的荣耀花环刺啦作响，仿佛墓地里的落叶，我们沉默无语。
我们这样沉默了好几分钟，直到有人提到嘉璐士的名字。
“可怜的家伙。”艾希蒂·科尔内尔说，“我几年以前见过他―但也是七八年以前了―那时他的处境很是悲惨。他的遭遇与一本侦探小说有关，而那遭遇本身就是一本侦探小说，是我所见过最刺激与痛苦的故事。”
有关他，你们多少都知道些。他曾是个很有天赋的青年，充满激情、凭直觉行事，谨慎又有文化修养。他懂得多门外语，据称他给威尔士王子都上过英文课。他在剑桥生活过四年。
但他有个致命的缺点。不，他并不酗酒。只是手边碰到什么就拿走什么。他像只喜鹊一样偷盗。至于偷的是只怀表、布拖鞋还是一根大烟管，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不在乎所偷物品的价值，也不在乎它们的尺寸大小。偷到的东西往往毫无用处。他的乐趣仅在于，做自己想做的，那就是偷。身为最亲近的朋友，我们曾想尽办法让他清醒。我们好言相劝，也曾责备甚至威吓他。他也承认我们说得有理，还承诺要为战胜这一天性而努力斗争。但理性的斗争是徒劳的，天性比他更强大。他一再重蹈覆辙。
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被陌生人抓到现行、当众受辱，这些时候我们总是不得不付出不可思议的努力，力图将后果抚平到最小。有次在驶向维也纳的特快列车上，他偷了一个摩拉维亚商人的钱包，却被对方当场揪住，在最近的火车站把他交给了警察。他被铐上手铐押回布达佩斯。
我们再度试图拯救他。作为写作的人，你们知道，一切都取决于字眼，一首诗的质量恰似一个人的命运。我们试图证明他只是个盗窃癖，而不是盗贼。我们认识的人通常是盗窃癖，我们不认识的人通常是盗贼。法官并不认识他，因而将他列在盗贼之列，判处两年监禁。
圣诞节前一个阴沉的上午，刚出狱的嘉璐士衣衫槛褛、饥肠辘辘地跑到我家。他在我面前跪下，恳求我不要放弃他，帮他找份新工作。那时根本没有可能用他的名字发表作品。可他除了写作，其他的一概不会。我拜访了一位有人性的热心出版商，向他推荐嘉璐士。第二天出版商就把一本英文警匪小说的翻译工作托付于他。就是那种我们害怕弄脏双手的垃圾读物。我们不读这种东西。如果非得译它，我们会戴着手套去译。书名是―我至今都记得―《维茨斯拉夫伯爵的神秘古堡》。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很乐意能帮点忙，他也很高兴能挣点面包，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他还干得如此勤勉―没等到原定的截稿期限―三个星期就完成了初稿。
让我无限讶异的是，几天后出版商在电话里对我说，我推荐之人的译稿根本无法使用，因此他不会出一分钱稿费。我听不明白，于是乘车奔往出版社。
出版商一言不发地把译稿放到我手中。我们的朋友用打字机打出漂亮的字体，为每页纸都编了号，还用代表国家旗帜的三色 [1] 彩绳把稿纸绑在一起。这都符合他的风格―因为，我提到过―他的文学态度严谨甚而吹毛求疵。我开始阅读译文，读得兴致盎然并发出赞叹。译作行文流畅，转折轻灵，妙语连珠，那东拼西凑的原稿或许还配不上它。我吃惊地询问出版商，他发现了什么毛病？像之前给我译稿一样，他仍旧一言不发地把英文原版递给我。我花了半小时仔细研读，看看原文又看译本。最终，我震惊地站起身来。我表示，出版商说得完全没错。
为什么？你们别去猜了。你们搞错了。嘉璐士并没有拿别的小说来糊弄了事，他的确翻译了《维茨斯拉夫伯爵的神秘古堡》一书，行文流畅，富于艺术感，在某些地方注入了诗情。你们又猜错了。这其中毫无半点误会。毕竟嘉璐士无论英文还是匈牙利文都很棒。你们还是别猜了。这种事你们从未听过。问题全出在别处。完全在别处。
我也是慢慢地、逐渐地意识到这一点。你们仔细听着。英文原版的开头这样写道：“饱经风霜的古老城堡，全部三十六扇窗户灯火通明。二楼舞厅里，四盏水晶吊灯发出灿烂的光芒。”匈牙利文译本则是：“饱经风霜的古老城堡，全部十二扇窗户灯火通明。二楼舞厅里，两盏水晶吊灯发出灿烂的光芒。”我睁大双眼，继续往下读。英文原版第三页写道：“维茨斯拉夫伯爵冷笑着取出鼓鼓的钱包，把所要的数目扔出来，一千五百镑。”匈牙利文是这么译的：“维茨斯拉夫伯爵冷笑着取出鼓鼓的钱包，把所要的数目扔出来，一百五十镑。”我已有某种不祥的预感，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很遗憾―这预感不幸地得到强大的证实。继续往下，英文版第三页的底部，我读道：“伯爵夫人艾莱奥诺拉坐在舞厅的一角，穿着晚礼服，戴着家传的古老首饰：头上戴着曾曾祖母―一位德意志选帝侯夫人―留给她的镶钻头饰，雪白的胸前一串天然珍珠项链发出乳白色微光，各种钻石、蓝宝石、祖母绿戒指让她每个手指都近乎僵硬。”令我吃惊不小的是，匈牙利译文里以上这段色彩斑斓的描绘只剩下：“艾莱奥诺拉伯爵夫人坐在舞厅的一角，穿着晚礼服”，之后什么也没有了。镶钻头饰、珍珠项链和钻石、蓝宝石以及祖母绿戒指消失无踪。
你们明白我们这位倒霉透顶、命运本该更好的笔友做了什么吧？很简单，他偷走了伯爵夫人艾莱奥诺拉的家传首饰，还以类似的、不可原谅的轻桃从如此可亲的维茨斯拉夫伯爵身上偷东西，一千五百镑里只给他留了一百五十镑。他用同样的方式偷走了舞厅天花板上的两盏水晶吊灯，饱经风霜的古堡三十六扇窗户也被他顺走了二十四扇。我感到天旋地转。当发现通篇译文都毫无疑问地贯穿这种致命的坚持时，我的讶异上升到了顶点。译者笔尖所及，到处伤害才结识的书中人物，不分动产或不动产，随意践踏私有财产那难容质疑的神圣。他用了几种不同方式。大多数时候，有价值的东西消失得皮毛也不剩。地毯、保险柜、银器，这些在英文原版里用来提升文学水准的物品，都无法在匈牙利译文里找到。第二种办法是没收一部分物品，一半或是三分之二。如果有人让搬运工把五个行李箱搬到火车上，他只会提及两个行李箱，对其他三个箱子的去向卑鄙地保持沉默。无论女口何，对我来说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因为它反映出恶意和阴险―在于，他直接将名贵金属和宝石偷换成没有价值或低廉的材质，白金成了锡，黄金成了黄铜，钻石成了石英或者玻璃。
我夹着尾巴向出版商告辞。出自好奇我向他借了译稿和英文原版。受到那本警匪小说里真正秘密的刺激，我在家里继续研读，清点出所有被盗物品。从下午一点到隔天清晨六点半，我都在连续工作。最终我发现，我们这位走上歪路的笔友，通过翻译未经授权非法豪取了一百五十七万九千二百五十一英镑、一百七十七枚黄金戒指、九百四十七串珍珠项链、一百八十一只怀表、三百零九对耳环、四百三十五个行李箱，还不算众多土地、森林和牧场、王侯和男爵城堡，以及其他小物件，如手绢、牙签、铃挡。若要把这些都算上，不仅清单过长，也已没有必要。
他把这些动产和不动产弄去哪儿了？说到底，它们也只存于纸上和想象王国里。他偷取它们的目的何在？若要查证，我们的话题就会扯远，我也不愿详究。但这一切让我深信，他将永远深陷这一恶习，或者说病人膏育，没有任何治愈的希望，他不值得可信社会的支持。道德上已出离愤怒的我，放弃了他，任他自生自灭。 自此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
[1] 匈牙利三色旗红白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