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段普通寻常的有轨电车之旅的震撼描述，与读者告别之篇。
“风在号叫。”艾希蒂说。黑暗、严寒和夜晚用冰梗一直抽打、翻耕着我的脸。
我的鼻子成了紫罗兰，双手成了紫荃菜，指甲成了紫丁香。我的眼泪不断往外冒，仿佛在哭泣，又像是体内没被来得及冻成冰、还活着的部分化成了水。四周黑漆漆的巷弄张嘴打着哈欠。
我只有站着等待，用脚狠狠跺着坚硬如石的沥青路面，往掌心哈热气，把冻僵的双手藏在大衣口袋里。
终于，雾气迷蒙之中远远闪现出有轨电车那对黄色的光眼。
车身在铁轨上发出尖叫。随着一个猛地转向，它停在我跟前。
我想上车，但是才搭上扶手，不友好的声音就冲我喊来：“满了。”人的躯体像浆果串悬挂簇拥在车门踏脚板上。车厢模糊的昏暗里，唯一一盏梨形灯泡发出红光，活人的身体互相挤压蠕动，男人、女人，还有怀抱里的婴儿。
我稍作迟疑，便立即决定跳上车去。没有理由再挑剔。我冷得牙齿颤出声响。况且我还急着赶路，路还很远，我无论如何也得赶到。
起初，我的处境比绝望还更惨烈。我紧紧攀着人串儿， 自己也成了一颗看不见的浆果泡。电车以狂野的速度穿过隧道和立交桥，要是我摔下去，会当场损命。我还不时擦上某道防火墙、栅栏甚至树干。我在玩命。
比起危险更让人难受的是，我知道旅伴们无一例外地憎恨我。电车车厢里的人从上方对我冷笑。对于踏脚板上那些和我的命运相系的人来说，如果我掉下去摔断脖子，他们显然会叹出一口舒缓之气并表示感激，就此摆脱一份微小的多余。
我费了半天劲才触到车厢前庭，在边缘为自己争到一个脚指头大的小地方。但总算站到了稳固的地面上。我用双手紧攀车身的外框。现在我已不必担心自己被甩飞。
当然，众人再度对我生出敌意，甚而更加恶毒。下面的人多多少少已习惯了我。他们意识到我的存在，把它当成不幸的事实，与我有过肢体缠绕后，他们已不再把我当一回事。但对上面的人来说，我成了最新近的入侵者、最新鲜的公敌。所有人同仇敌汽，一致对我。他们公开或私底下、大声或小声地诅咒我、嘲弄我，用粗鲁恶毒的评语迎接我。他们毫不掩饰内心想看到的场景，那就是我跌入地下两米，而不是身处这里。
但我没有放弃斗争。坚持住―我给自己打气―守住地盘，决不放弃。
顽固收到了效果。我抓住一只皮制吊手柄，悬在上面。不久有人柞了我一下。我的身体幸运地往前挪，切到了更里面的位置。现在我已不是站在门口，而是岩石般地楔人车厢的人群中。受到四面八方的推挤，我开始发热。有时推挤厉害得几乎让我窒息。有时还有某个物体―伞柄或是箱子的一角―戳我的肚子。
但除了这些临时性的干扰之外，我没什么可抱怨的。
此后我的情形还逐渐有所改善。
人们来了又去，上车又下车。我稍能活动自如，就用左手解开冬衣纽扣，在长裤口袋里搜寻钱包。售票员已多次严正催促，此前我一直无法满足他要我买票的要求。至少还能付钱，我是多么开心啊。
过一会儿麻烦又来了。一个模样威严、肥硕的检票员爬上车来，他那一百公斤的体重几乎把全满的车厢挤爆，就像在满满一杯咖啡里扔进一大颗糖块。检票员要查票。我再次解开纽扣，这次得用空闲的右手找钱包，之前我把它放在了左边的裤兜里。
但我还真是幸运。检票员刚在活人堆里碾开一条通道朝里挤去，我也被一波汹涌的人浪朝前推进―一开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也到了里面，到了电车的车厢里面：我“到了”。
这期间有人撞了我的脑袋，我的大衣也被绷掉两粒纽扣，但这时我哪还会在意这些，能到达现在这一步，我自豪感爆棚。要坐下自然不可能。再说，也看不出坐着的人得了什么好处。站着的人盖住了他们，站着的人拽着皮制吊手柄，一会儿站在自己脚上，一会儿又站到别人脚上。污浊凝重的空气也盖住坐着的人，大蒜和胃酸气味的呼吸，富有穿透力的冬日雾气，衣服散发的霉味，全部混杂在一起。
这压制一切人类尊严的、恶臭的动物展让我如此恶心，几乎产生放弃斗争、结束旅程的念头，哪怕目的地和大功告成就在前方。
此刻我瞥见一个女人。她站在一个昏暗的角落，衣着陈旧，系条兔皮围脖，靠着墙壁。她看上去精疲力竭、神情忧伤。脸庞简洁，柔和干净的前额，蔚蓝的眼睛。
就在我无法忍受这耻辱、四肢疼痛五脏翻腾之时，在这般的脏乱与牲口的嘴脸之间，在瘟疫的空气之中，我找寻着她，在脑袋和帽子之间与她玩起捉迷藏。大多数时候她在凝视自己的前方。但有那么一次，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从此她不再回避我。似乎她与我有同样的想法，似乎她明白我对这车厢与周遭一切的想法。这使我宽慰。
她允许我看她。我盯住她蔚蓝的眼睛，就像病人盯着医院里幽蓝的夜灯，受苦之人感觉不是完完全全的孤独。
多亏了她，我才没有彻底失去斗志。
一刻钟后我找到一个长凳，黄铜扶手将它分成四个座位。我得到的位置只能让其中一条腿悬空。旁边坐着的都是丑陋的市侩，他们蜷缩在厚实的皮袄里，也蜷缩在已获的权利之中，这些权利他们一寸都不会放弃。对他们给我的那么一点，我已经满意。我不奢望更多。我无视他们可怜的傲慢。他们举手投足像只袋子。我知道，人直觉地憎恶人。比起一个人，人更容易原谅一只口袋。
事情就是这样。发现我无动于衷、无名无姓、无足轻重以后，他们稍稍往后挪了挪，腾出一小块本该属于我的地方。再后来，我甚至可以在几个座位之间选择。
又过了几站，我找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后，我环视四周。我首先想找到那蓝眼睛的女人，但她已不在那里。她一定是在我进行着的狂野生存斗争时下车的。我永远失去了她。
我叹了口气，向结满霜花的车窗望去，只看见几根灯柱、肮脏的积雪，黑暗冰冷又紧闭的大门。
我又叹了口气，打起哈欠，尽量安慰自己。我确认说：“我斗争了，还获胜了。”我获得了一切可能获得的。在电车上谁还能获得比一个舒适的靠窗座位更多的？我琢磨着，几乎带着满足回想起一幕幕可怕的搏斗情景，想起最开始抓住电车的冲锋、脚踏板上的苦苦挣扎、前庭里的贴身肉搏、车厢里无从忍受的空气和心气，我责怪自己一度颓丧，差点失去斗志，在最后一刻前功尽弃。我盯着大衣上扯落的纽扣，像士兵盯着自己的伤口。人人都会轮到―我带着智者的冷静和经验反复自语―只需耐心等待。这世上没有轻易就能获得的嘉奖，而我们终会得到嘉奖。
现在我很想享受一下胜利。就在我正要伸开发麻的双腿，想着终于能休息放松一下、终于可以幸福自由地呼吸时，售票员走到我的窗边，翻下站名牌，大声喊―“终点站。”
我笑了，缓步走下电车。
后记
[1]
艾斯特哈兹·彼得
王勤伯 译
本章作者明白地暗示，他自认为以一种紧密深刻的精神亲属关系和艾希蒂·科尔内尔联结在一起，也准备让接下来的后记变得似是而非。
德国读者先认识了马洛伊和瑟尔伯，现在才认识科斯托拉尼。我们匈牙利人的顺序恰恰相反。我们从科斯托拉尼出发去考察句牙利20世纪文学，所有人都多多少少站在他的阴影里，不在的也期盼着能挤进去。
那个年代，我们在学校里知道了很多关于这个科斯托拉尼的坏事。他从不以正确、现实的方式去刻画现实，他脱离劳动阶层，或许他还有座象牙塔，此外他还是个“审美人”，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完全肯定一个好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关于他的坏话如此之多（甚至被人写到领带上），以至于我们搞不清楚为什么学校里还让学习他。这让我们开始怀疑，也因此开始去读他，不同于对待其他必读品的态度。我的上帝啊！一读就上手的经典！
这本书里的短篇故事问世于1925到1933年间。1936年又有另外20多篇更短的故事集册出版，书名是《艾希蒂·科尔内尔流浪记》，科斯托拉尼在那一年去世。
凡事皆虚空：在大学里（我本科念的是数学系）， 同学们叫我艾希蒂。时至今日，这仍是我所获得过的最高荣誉 [2] 。
艾希蒂·科尔内尔是个世界公民，又热爱着布达佩斯：我们可以读到关于布达佩斯的美妙描绘与倾诉，这座城市对于科斯托拉尼就像意大利对于瑟尔伯一样神秘、魔力、充满魅力且激动人心。
我们也终于搞明白德国人是什么样子。举例说，他们总是在思考，德意志民族就是这样。艾希蒂·科尔内尔只想在德国生病，也只想在德国人身边病死。而生活，他想留在句牙利。他最为欣赏德国人，但他爱的是法国人。这一点如果放到法文版后记里效果或许会不错。
盗窃癖或盗贼（我们认识的人通常是盗窃癖，我们不认识的人通常是盗贼）偷窃正在翻译的作品，损毁书中人物，4盏吊灯只“译出”2盏，在两种语言之间的颠簸道路上甚至取得了一顶王冠。对，这里文本是一切，文本就是世界。读者也想起堂吉何德，像翻开一本以《堂吉诃德》为书名、谈论堂吉诃德的书。
在生活和文学之间，艾希蒂永远选择文学， 因为这就是生活。艾希蒂所提议的文学形式就是：生活！生活！他的朋友焦虑万分， 自问孩子能否存活下去，他也焦虑万分，自问诗歌能否存活下来。他在多瑙河里溺水被埃林格救起，埃林格搬到他那里，问他要钱，靠他养活， 闯进他的生活，他都忍受了；但埃林格开始写诗，写了一首烂诗，艾希蒂立即把他推进多瑙河，不仅恢复了世界伦理秋序，还重建了小说人物的内部对称。“无偿行为” [3] 清澈透明的逻辑。在写作中改造现实。《诗与真》一样典范的捉迷藏游戏。就算是最严谨的利奥塔也可以在后现代的愉悦中漫无线索地舔纸自己十个手指。
本书的主角是语言和人物造型，或男或女，在世纪之交并不存在的人物造型。（在第七章里，土耳其语借词换来了热吻。本文作者也对印欧 [4] 之吻充满贪婪的热望……且需要知道，句牙利语里，“语言”和“舌头”是同一个词）
我们不能忘记一点：艾希蒂是一个雄辩的名字！艾希蒂是夜行动物，不属于白昼。（译者们都得谨记我的话。你们一听此言眼里闪动的寒颤是何意？）艾希蒂是个夜人，是梦人，是条件式，生活在虚拟时态的世界里，他感兴趣的是可能性，而非实际存在，甚至，他感兴趣的是不可能，而非可能性。“足够荒唐、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吗？足以让那些在文学中进行精神分析、诊释含义、道德说教的人感到生气吗？好吧。那我写下来。”
碎片万岁！―艾希蒂说。艾希蒂·科尔内尔就是20世纪句牙利文学叙事的实现点。科斯托拉尼比瑟尔伯或马洛伊更激进，但是以友好的方式激进，他和瑟尔伯、马洛伊一样属于“读者友好”的作家。
科斯托拉尼的出现让“全知全能的讲述者”从句牙利文学里消失了（我们曾经在19世纪的法国和俄罗斯文学里无比热爱过此类讲述者）。
科斯托拉尼并不是全部，但艾希蒂·科尔内尔却是维特根斯坦忠诚又快乐（所以是不忠）的学生。对于艾希蒂，语言即是世界，或至少是世界的影像。但这一点不应该吓到读者。
科斯托拉尼改变了句牙利语句法。可以说存在前K时代和后K时代的句子。他是句牙利作家里最高贵的一个，甚至是马洛伊的老师。这里我们不把语言学层面的结构精巧纳入考虑范围，那是句牙利的内政问题，但我们可以说跟着科斯托拉尼能够学好句牙利语。举例说，我，等等。
艾希蒂并不势利，他是不可知论者。他扰豫，又期待。他不期待，却相信。他不相信，却热爱。他发现生活激越地有趣。偶尔他发现生活有点晦暗，也因此继续游戏着。“游戏人” [5] 的孤独伦理也是艾希蒂的。是“审美人”把形式转置成伦理。只有具备形式的痛苦才是痛苦，没有形式的纯属原材料。
游戏并反叛。对无聊的事反叛，对无聊本身反叛，以失语者的名义反叛，以无语者的身份反叛。“他对造物不满意。”在世界文学里我们上哪里能找到那么多慈善的犬儒，负责任的不屑，富有含义的肤浅， 自由的卑鄙，胸怀坦荡的恶意，严肃的废话？任性取代了真相的位置，但又捍卫其价值，这是严肃地缺少严肃性。以严肃的游戏作为形式，作为生活的形式。顽皮地对待生命和死亡。
艾希蒂·科尔内尔为世界着色。为生命着色。艾希蒂·科尔内尔是一道彩虹。冰冷黑夜里的一道彩虹。“艾希蒂·科尔内尔―就是我。”
[1] 这是匈牙利当代著名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1950-2016)在2004年为本书德文版撰写的后记，故意采用和原作者一样的标题形式。该后记质量上乘，有助于读者更深人了解本书及作者科斯托拉尼·德若，作家出版社取得授权纳人本书。
[2] 艾斯特哈兹·彼得对艾希蒂（Esti )这个昵称无比自豪，2010年出版了一本在形式上和《夜神科尔内尔》酷似的小说《艾希蒂》。
[3] 原文引用法语L’ acte gratuit, “无偿行为”，来自法国作家纪德，指毫无利害关系与动机的行为。
[4] 匈牙利语又称马扎尔语，是一种乌拉尔语系芬兰一乌戈尔语族乌戈尔语支的语言。除了波斯语、突厥语借词，更有大量来自周边印欧语系斯拉夫、 日耳曼、拉丁语族的借词。
[5] 原文是拉丁语homo ludens，来自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1938年的著作《游戏的人》，讨论游戏在文化和社会中扮演的重要作用。
足球记者遭遇自己的文学祖国（代译后记）
王勤伯
巴西是我的精神祖国，句牙利是我的文学祖国。
我是一名足球记者，在足球场上遇到了巴西、巴萨。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却从未找到自己的文学语言，直到有一天命中注定地遇见句牙利文学。
那是2008年。
某个炎热的初秋午后，我在意大利米兰城南郊的一个小镇图书馆学习。
所谓“学习”，就是《体坛周报》的非出报日，在图书馆里随心所欲翻阅书架上的书籍，偶尔打开电脑新建一个文档写写画画，最后不做保存。
我对南美的音乐和足球爱到入骨，但对于被“魔幻现实主义”彻底标签化的“拉美文学”，却一直没有太大感觉。
那个午后，我注意到图书馆管理员再次把一个叫SandorMarai的作家几部作品摆到推荐书籍的小桌上。这已不是第一次Sandor Marai的书被摆放到那里。我对他忽略已久，以为是个笔名怪异的意大利人。终于，我翻开了他的一本日孚己……
什么是大师？大师不需要你预先知道他的名字、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的文学风格……大师让资深媒体人、知名作家、文笔细腻精湛这些狗屁玩意儿统统见鬼。马洛伊在日记里写：
“统治者喜欢做五年计划。我认为人类最应该计划的是接下来五秒。”
“中华文明一万年历史，吃饭不用刀。但他们也有了核武器。”
Sandor Marai就是2015年作品中文版首次在大陆面世的马洛伊·山多尔（匈牙利人名41氏在前，写作MaraiSandor，译成西欧语言时41氏后置）。
就今天而言，马洛伊已不是我最喜欢的句牙利作家。或者说，我在前天就已离开马洛伊，他为我打开了句牙利文学的大门，却被我忘恩负义地抛在门口。马洛伊被文艺评论家认为是“句牙利文学黄金一代的合法接班人”。我急匆匆地钻进门内，想知道合法接班人出现之前“句牙利文学黄金一代”都是谁……
是围绕期刊《西方》的“西方社”运动，是诗人奥蒂、鲍比茨、科斯托拉尼，是小说家科斯托拉尼、莫里茨、克鲁迪。如艾斯特哈兹所说，“最为金光闪闪”的就是科斯托拉尼。如果我们把20世纪初句牙利文学黄金一代和句牙利足球1950年代黄金一代相比较，可以带着完全的确信说，科斯托拉尼就是句牙利文学的普斯卡什，一个可以和迪斯蒂法诺、科帕相提并论的世界巨星。
作为一个语言爱好者，我更偏爱从语言感触的角度看待文学。句牙利语让我找到了某种归属感。这是一种来自亚洲的古老语言，拥有古代中文一样令人叹服的言简意赅。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现代语言，一代代句牙利知识分子的努力，让这种语言可以极好地容纳欧洲思维的逻辑性、数学性和条理性（且他们始终对现状不满意，所以仍在绝望地努力）。这是现代汉语所缺少的―诗歌之外的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严重脱节，也和现代脱节严重。
有人问过：你既喜欢巴西又喜欢句牙利是否矛盾？当然不矛盾。简单地说， 句牙利文学和巴西音乐一样富含“食人主义”精神―以边缘人、后发者、落后地区身份不断咀嚼消化混杂的文化元素，杂揉出一种独立的风格―着重展示的不是作为结果的“风格”，而是作为“风格”的杂揉消化过程―并不是中文所说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而是带着精致熟练的技艺和超然的视野对所有风格进行礼貌的解剖和可爱的讥笑。
句牙利文学满足了我很多潜在的愿望。例如我喜欢哲学，但又厌恶科班教条，更不喜欢涉及形而上就板起面孔。科斯托拉尼的作品完美地符合我的口味，把形而上彻底变成游戏，写进平易的语言，常常让人忍俊不禁，却又不涉半点低俗。倒是永远板着一张面孔的德国哲学缺乏游戏精神，不游戏并不意味着不幼稚，眯上眼睛去读，很多德国哲学家都像幼儿死死咬着维纳斯的乳头。
句牙利语被视作欧洲最难的语言，难就难在它的孤立，语法系统与欧洲语言毫无关联，基础词汇形态极为生僻。我先从德语、意大利语、法语版本接近句牙利文学作品，经过好几年的熟悉过程，才正式开始学习句牙利语。
男女之间建立“共同语言”，最好莫过于共同学习一门语言。我和我的爱人、本书译者汪玮十八年前在大学法语系相遇，几年前又一起接近句牙利文学和句牙利语。开始阶段纯粹出于兴趣和玩票目的。
难以想象的是，2016年成为我们的“句牙利年”―这一年，我们第一次踏上句牙利的土地，我们第一次品尝巴拉顿鱼汤，第一次沐浴句牙利的温泉水，我们各自翻译的第一本句牙利文学作品也完成了初稿。 同一年，我们前往法国采访欧洲杯，又遭遇了句牙利队―自1986年世界杯以后，这支球队从未出现在大赛赛场，作家艾斯特哈兹的弟弟马尔顿是1986年句牙利队的头号射手和领军人物。
也是在2016年，汪玮有了身孕。所以，《夜神科尔内尔》一书由我完成最后一次校对，也由我撰写“代译后孚己”。
关于书名，我们采用了艾斯特哈兹的建议，译作“夜神科尔内尔”o Esti在句牙利语里是“夜晚”的意思。科斯托拉尼的长篇小说《甜妹安娜》主人公也是定语做姓氏，埃德西·安娜（edes Anna) ―姓氏edes意为“甜蜜”。
为了向中国读者较为完整地呈现句牙利文学“黄金时代”，我们接下来还会通过作家出版社推出克鲁迪、福西特、卡林第等20世纪早期句牙利作家的作品。
中国国内常有一两个月译完一本书的专业翻译家（出版商的驱使当然是主要原因），幸好句牙利语艰涩，句牙利文学作品英译本很少，两大障碍让句牙利文学作品翻译和“翻译快手”无缘。
在我们之前，旅居句牙利的中国作家、翻译家余泽民为句牙利现当代文学翻译和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作家出版社曾出版他翻译的句牙利诺奖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多部作品。
对句牙利文学感兴趣的读者，未尝不可在阅读科斯托拉尼之后延伸阅读马洛伊、凯尔泰斯、艾斯特哈兹等作家已有的中译本，对20世纪句牙利文学谱系拥有更直观的了解。
科斯托拉尼和马洛伊不仅是师徒关系，而且是部居。
两人和当时文学界的关系不太一样。已经名声在外的科斯托拉尼结交甚广，曾贵为句牙利笔会主席，仍是文坛新秀的马洛伊则一直不爱和文学同行交往。 因此，这份师徒、都居关系更显罕见和亲密。偶尔两家人会一起午餐或晚餐，科斯托拉尼和马洛伊会尽量避谈文学，但怎又能完全避开？有一次，科斯托拉尼在席间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献给马洛伊太太罗拉。
与其说马洛伊是科斯托拉尼的学生，不如说科是马的提携者和榜样。马洛伊把科斯托拉尼的博学视作一种重要的句牙利文学精神，他曾在回科斯托拉尼的日记中写：“句牙利作家或许是欧洲作家里学习最勤勉的一群人……阅读的重要性甚至大于创作”。从马洛伊的语言里寻找科斯托拉尼的痕迹或许会过于牵强， 句牙利作家是一群直接以多种外语阅读的学习狂人， 因此其师承和灵感来源完全可能是迥异的。
倒是从两人家庭背景能看出一些南北地域差异：马洛伊来自现斯洛伐克境内的科希策（原名卡绍），从小说德语。科斯托拉尼来自现塞尔维亚境内的苏博蒂察。两人的家乡在一战后都不再是句牙利领土。马洛伊早年在德国留学，在巴黎为德国报纸担任通讯员，他的作品有更多德语痕迹，语言风格可以和茨威格做比较。科斯托拉尼的语言则富有某种巴尔干幽默。
另一个被马洛伊视作老师的人是克鲁迪，他的意识流技法在马洛伊作品里清晰可见。曾一度风靡句牙利的克鲁迪1933年死于贫困、疾病和（被公众）遗忘。马洛伊1940年出版的小说《辛巴达回家》虚构了克鲁迪生命中最后一天， 引发了匈牙利人再度阅读克鲁迪的热潮。克鲁迪来自句牙利东北，他的语言又是另一种风格。
我们原本打算让克鲁迪的一部代表作和科斯托拉尼、瑟尔伯的作品一起推出。 出于谨慎考虑，最终决定把已完成初稿的克鲁迪作品延后出版。翻译不同作家作品时，译者（和校译者）需要足够的时间间隔或断裂期才能更好地进入不同的语言节奏中。句牙利语仍然保持了古老的“语音和谐”特色， 句牙利作家的作品尤其具有音律感，这是为何有声读物在句牙利非常发达。要译好句牙利文学作品，“信达雅”只是最低要求，译者还需尽力呈现原作的节奏感。
这是可能的吗？
句牙利文学本就是永恒地在不可能里寻找可能性，在探寻自我的可能性里实现不可能。没有任何句牙利作家能单纯靠作品养活自己。克鲁迪、科斯托拉尼、马洛伊无一例外地需要在报纸上大量发表文章养家糊口、支撑文学创作。译者又有什么理由单纯地面对文本一扫而过？
文学翻译，或者说句牙利文学翻译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占据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但也为之前多年纯粹受兴趣驱使的语言学习提供了价值和意义―遇到拿不准的原文，可以查阅其他欧洲多国语言译本作为参照―这或许符合句牙利作家的学习精神。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曾在访问句牙利时指出， 中欧文学和英美文学具有显著的差异，英美文学有其市场指向，而中欧文学更具精神性。奥兹的话也可以解释为何我和爱人经历多种欧洲语言的流浪之后带着确信要“留”在句牙利。
在我看来，文学翻译并非“以一种语言准确地表述另一种语言”，倘若译者翻译的驱动力是研究、探索和深度阅读，是试图和作者建立某种心灵交融，那么文学翻译的本质或目的应是译者带着读者逃离母语，无声跨越国界和文化差异，实现精神的流浪，甚至流亡。
艾斯特哈兹曾一再强调匈牙利人的失败者情结和不安全感。如果欧洲的定义仍然是乌拉尔山以西地区， 匈牙利人就是欧洲心脏位置不安心的欧洲人， 句牙利文学却是不安心的匈牙利人对周遭世界的深情一吻，艾希蒂·科尔内尔亲吻过火车上的土耳其女孩，艾斯特哈兹则贪婪热望着“印欧之吻”。
2016年，我在法国图卢兹目睹了句牙利队0：4输给比利时，在欧洲杯1/8决赛被淘汰出局，就此走完二十年后首次大赛之旅。我在过街天桥上发现句牙利“新佩斯”俱乐部球迷把队徽不干胶偷偷贴到电灯柱上。这像是科斯托拉尼、瑟尔伯等句牙利作家对欧洲的那份狡黯又顽皮的爱吗？尽管0:4-渗败，我在比赛结束后仍带着某种高兴和兴奋离场， 因为我相信，我和句牙利队未来还会见面，就像我还有整个一辈子去认识自己的文学祖国，学习这门语言。
我好喜欢和自己祖国之间的距离和陌生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