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并揭开本书唯一的主人公：艾希蒂·科尔内尔。
人生过半，我在一个起风的春日想起艾希蒂·科尔内尔。我决定去找他，重续我俩往日的友谊。
十年之间，我俩没有丝毫联系。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上帝知道。我们没对彼此发过火。至少，不曾像其他人那样。
年过三十以后，他开始成为我的负担。他的轻浮妄为冒犯了我。他那过时的高开衣领、黄色的细领带和他那些粗鲁幼稚的俏皮话，都让我感到无聊。我厌倦了他的标新立异。他不断将我卷入或大或小的荒唐事里。
例如，我俩正并肩在街上散步，他无缘无故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菜刀，在路人惊愕的目光之下就着人行道边的瓷砖磨起来。或者，他彬彬有礼地求助于一位可怜的盲人，要他帮着吹去刚掉进自己眼里的沙尘。或者有一次，我等待上流人士来宅晚宴。我的命运和事业倚于这些报社总编和政治家―体面优雅的绅士们。艾希蒂也正式受邀。他偷偷吩咐我的家仆备上浴室热水，宾客们一到就被他拉到一旁告知，我家有一项古老神秘的传统，或者说迷信―可惜无法详述―要求每位宾客无一例外地在晚餐前沐浴。他用魔鬼般的机智、狡猾与口才编织这一出荒唐闹剧，使得这些满怀诚意的受害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光临我宅―在我不知情的情形下行了沐浴礼，包括他们的夫人在内。闹剧完毕，他们还和颜悦色地坐下用餐，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
这类学生气的恶作剧曾带给我乐趣。当我开始成人，这只能给我造成困扰。我也担心它们威胁我认真正经的名声。我从未对他吐露半字。然而―我得承认―我曾不止一次因他而脸红。
他对我也该有同感。他可能会从心底和灵魂深处看不起我，因为我没有对他的思想表示出应有的欣赏。说不定他鄙视我。他把我当成一个市侩中产，因为我买了日程簿，每天工作，适应了既定的社会公共惯例。有一次，他当面责备我忘记了自己的青春。或许此话不无道理，但这就是人生。每个人都会遗忘。
不知不觉中，我俩渐行渐远。尽管如此，我理解他。他也理解我。只是我们已在暗自批评对方。声称相互理解，实际并不理解，这让我们彼此懊恼。我们各走各的路。他往左，我往右。
我们就这样活过整整十个年头，不通任何音讯。我自然会想起他。几乎没有一天我不曾设想，要是艾希蒂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情形，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须得假设，他也会想起我。毕竟我们的过去，各种鲜活生动、令人热血沸腾的记忆宽广深刻如网如织，该不会这么快就枯萎。
艾希蒂对我来说究竟是谁，意味着什么，难以尽述。我宁愿不去做这种努力。我俩的友谊比我记事的年龄还早，那情谊的缘起已消散在早于我幼年的朦胧之中。 自从我对自己有了意识，他就在我身边。不在我身前就在我身后，不是支持我就是反对我。我要么喜爱他，要么讨厌他。我从未对他无动于衷。
一个冬夜的晚餐后，我用彩色积木在地毯上搭一座塔。母亲要我去睡觉。她叫保姆带我上床，那时我还穿着裙子。我已跟着保姆起身，这时听见身后一个声音，是他那叫人难忘的声音：
“别去。”
我转过身，高兴又凉恐地向他投去一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坏笑着给我鼓励。我拽着他求助，但保姆把我从他胳臂上拉开，无论我如何跺脚抗议，把我搁到了床上。
从那以后我们每天都碰面。
早晨，他跳到洗手池前：
“别洗脸，就脏脏的！脏污万岁！”
午餐桌上，父母要求甚至恳求我喝下“营养又健康”的扁豆汤，我虽不情愿，仍把汤往嘴里舀，他对我耳朵小声说：
“吐出来，吐到盘子里，就等着烤肉和甜点。”
在家里，不管吃饭睡觉他都陪着我。他还陪我上街。
我们碰到洛伊济大叔，他是我父亲多年的好友，一位我一直喜欢和尊敬的、体重一百公斤的法官。我向他端庄地脱帽致敬。科尔内尔冲我喊：
“亮出你的舌头。”他伸出舌头，直伸到自己下巴尖。
他是个厚脸皮的家伙，但是风趣、不沉闷。
他把一支燃烧的蜡烛放到我手上，“去把窗帘烧了！”他催促，“把房子点燃，把世界点燃！”
他还将一把刀放到我手上，“插进你的心脏！”他喊道，“血是红的。血是热的。血很美。”
我不敢听从他的建议，但我喜欢他敢于说出我的内心所想。我带着战战兢兢的微笑聆听他。我既害怕他，又被他吸引。
夏日雷暴雨后，我在金雀花丛底下找到一只被淋透了的麻雀雏鸟。遵照教义问答的教诲，把它捧在手心，行着身心兼备的善举，把它带进厨房，在炉灶边为它烘干身躯。我在它跟前撒上面包屑，还用布片小心地裹好它，抱在怀里照料。
“扯掉它的翅膀。”科尔内尔小声说，“把它眼珠子挖出来，扔到火里，杀了它！”
“你疯了！”我喊道。
“你是个胆小鬼！”他吼道。
我们脸色煞白地瞪视彼此。两人都在颤抖。我发抖是气愤和同情，他发抖是因为好奇和嗜血。我把小鸟交给他，随他拿去做什么。科尔内尔盯着它，又心生怜悯。他开始动摇。我嘲弄地撅起嘴。我俩这般别扭之际，小麻雀溜进花园，不知所终。
他也不是什么都敢。他爱做嘴上英雄，吹牛起哄。
我还记得一个秋日的黄昏，六点左右，艾希蒂把我叫到大门口，神秘兮兮、煞有介事地对我宣称：他也能变魔法。他摊开手心里一块发亮的金属物，说那是一只魔哨，只需对它吹口气，就能把任何房子吹到半空，一路升至月球。他又说，当晚十点我家的房子就会升上天空。他让我不必害怕，只需静等好戏。
当时我年纪又长了些，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但我还是忧心忡忡地跑回自己家里。我死死盯着时钟指针的转动。我回顾之前人生里的点点滴滴，为自己的罪孽懊悔，跪在圣母像前祈祷。接近十点，我听见空气中的呼呼声和乐声。我们的房子慢悠悠稳当当地上升，在高空中稍停，然后开始摇晃，接着又和上升时一样慢悠悠稳当当地降回地面。桌上有只玻璃杯叮当作响，吊灯摇曳。整个过程持续了好几分钟。其他人对此毫无察觉。只有我母亲，刚看到我，她脸色就白了。
“你在头晕。”她说，让我上床去。
在额头上冒第一颗青春痘―青少年春天的紫芽―的年岁，我和科尔内尔的友谊越发深厚。我俩刀山火海形影不离。我们一起阅读，相互辩论。我强烈反对他的无神观点，与他针锋相对。有一件事很确信：一切恶习都是他教我的。他向我揭示孩子是怎样造出来的；从他那儿我头一回听说，成年人都是些脸色蜡黄、浑身烟臭、体态臃肿的土霸王，并不值得尊重，因为他们比我们丑陋，还会比我们先死掉；他劝我不要学习，早晨尽量赖在床上，哪怕上学会迟到；他怂恿我撬开父亲的抽屉，拆开里面的信件；他给我带来淫秽的书籍和必须放在烛火前欣赏的明信片；他教我唱歌、说谎、写诗，鼓动我大声瓤出各种下流话，一句接着一句。夏天，他怂恿我透过浴场淋浴间的缝隙偷看小女生脱衣服，教我在舞蹈课上用不雅要求骚扰她们。他教唆我抽了人生第一口烟，喝下人生第一杯巴林卡酒 [1] ；他启发我自取肉体之欢、暴饮暴食、放荡轻薄；他向我揭示，痛苦中也隐藏着美好。他从我发痒的伤口上扯下结痴，还向我证明，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只癫蛤蟆可能拥有与一位首席执行官同样的灵魂。他教我爱上沉默不语的动物和寂静无声的孤独。一次，他为了安慰棺木面前抽噎落泪的我，挠我的肋间，弄得我立刻对着死亡那愚蠢的不可理喻咯咯发笑。他朝我的善感里偷加嘲讽，往我的绝望中塞进叛逆。他建议我站在遭大多数人唾弃、囚禁和处以绞刑的那一边。他鼓吹死亡是永恒的，还想让我相信那个该死的谎言―“上帝不存在”，对此我手脚并用地表示抗议。天性纯洁又健康的我，根本无法接受诸般教义。我觉得，最好摆脱他的影响，与他绝交。只是我对此无能为力。似乎我对他一直都有兴趣。再说，我欠了他许多。既然他是我的导师，我就一辈子都欠他的，如同一个把灵魂卖给魔鬼的人。
我父亲无法接纳他。
“那个厚脸皮的家伙在哪儿？”有天晚上他闯进我的书房，“你把他藏哪儿了？他躲在哪儿？”
我伸开双臂，表明屋里只我一人。
“他总是在这儿！”他咆哮起来，“他一直在这儿转悠，缠在你脖子上。跟着你。你们吃同一个盘子，喝同一个杯子。你们就是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 [2] 。好哥们儿啊。”他讥讽道。
他检查门后、火炉背后，翻衣柜，甚至检查他是否在床底下。
“现在你给我听着！”他愤怒地高声吼叫，“如果再有一次，只需一次，他再踏进这里半步，我会把他折成几段，用鞭子撵走他，就像撵条狗。你也一样，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我再也不认识你。所以，别让他再跨进我们家门槛。听懂了没？”
父亲背着双手来回踱步。他强吞怒火。鞋子在地板上嘎吱作响。
“这个闲汉！这个恶棍！你就交不到别的朋友？他往你脑袋里灌垃圾。把你搞得疯疯癫癫。难道你想堕落成他那样？要知道，他谁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他永远不会成器。”
科尔内尔不再被允许现身，他经过我家那条街须得绕行。
我们在城郊偷偷会面：在每年夏天马戏团扎帐篷的牲口市场，在公墓的坟家之间。
我们勾肩搭背地漫步。就在一次这样激情洋溢的漫步中，我们发现：我俩不仅同年同月同日，还在同一小时同一分钟出生：一／妙又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棕枝主日
[3] ，清晨六点整。这神秘的巧合着实震撼人心。我们立刻立下誓约，既然同日同时来到人世，也一定要同日同时死去，假若一个死了，另一个绝不独活，哪怕只多一秒钟。正当热血年少的我们坚信，彼此会心甘情愿地履行誓约，不会视之为牺牲或痛苦。
“你并不遗憾，对吗？”我在油灯前打盹，脑子里尽是科尔内尔，母亲问道，“这样更好，儿子。他对你来说不合适。跟其他男孩做朋友吧，诚实、体面、家庭出身好的，像小梅累、霍瓦特·恩德里希克、伊洛希威。他们都喜欢你。他并不喜欢你。他只会带坏你、吓唬你，让你紧张焦虑。整个十一月份，你曾多少次从梦里惊醒，多少次尖叫出声？他配不上你。一无是处、内心空虚、没心没肺。而你，儿子，你不一样。你是个好孩子，心地纯善、情深意重。”她说着，吻了吻我，“你和他完完全全不一样，儿子。”
的确如此。世上不再会有两人之间的差异大过我和科尔内尔。
因此我更为那次谈话后几天发生的事感到奇怪。
我顶着正午的太阳从学校往家赶，背上背着一揉书。
有人从我身后喊：“科尔内尔！”
一位身穿绿色夹克的先生冲着我微笑。
“看，小科尔内尔，我的孩子。”他说着，并托我回家路上给隔壁他们家捎个包裹。
“不好意思。”我有些结巴。
“怎么了，我的孩子？”绿夹克问，“你女烈象没听懂？”
“不，我听懂了。”我回答，“不过您搞错了。我不是艾希蒂·科尔内尔。”
“什么？”绿夹克惊愕道，“别开玩笑，孩子。你们家不是住在贡布科托大街吗？”
“不是的，先生。我们家住在达姆亚尼赫街。”
“你是科尔内尔的亲戚？”
“不是，很抱歉。我是他的同学。我们同班，在第二排坐同桌。上学期科尔内尔有两门功课不及格，作业写得乱七八糟，还不太守纪律。而我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总是得高分，作业工整、举止得体，课外还自主去学法语、弹钢琴。”
“可我发誓，”绿夹克咕浓着，“真奇怪……”他掀了掀眉毛。
还有几次，我们沿着树林边的铁道路基游荡时，流浪汉和陌生人叫住我们，想知道我俩是不是孪生兄弟。
“看这两个，”他们彼此提醒，“快看哪！”还高兴得哈哈大笑。
他们让我俩背对背头碰头站到一起，还把手板平放在我们头顶量身高。
“毫厘之差，”他们晃着脑袋互相确认，“但没多大差别。你明白没，鲍迪？你明白吗？”
后来，我们长大成人，已经开始写作，这儿那儿仍会发生一些让我费解的事。
我收到一些陌生人的来信，寄信人催我还钱：在科希策、维也纳和克鲁日的火车站，他们在火车开动前给过我一些小额资助，因为我说自己丢了钱包，并口头承诺在二十四小时内还钱。有人说我给他们打过骚扰电话，也有人说我给他们寄过下流的匿名信。我最亲密的朋友们确信曾亲眼目睹我冒着冬日的大雨，连续几小时徘徊在声名狼藉的曲折幽巷里；又在郊外破败的酒馆里，见我烂醉如泥趴在红色台布上打鼾。维特利奥尔酒馆的领班将一张账单亮到我面前，说我付账时从偏门溜了。另一些可靠的证人听见我当众对一些地位显赫的要人以及举国知名的作家发表极其缺乏尊重的言论。决斗中间人带着某高傲不逊的黑眼圈男人上门来找我，送货员拿出我的名片。还有贞洁之百合已被折损的姑娘们来找我，当面甩出我对她们的誓约和求婚。还有位上了点年纪的矮胖村妇，操着一口古怪方言，用“你”称呼我，威胁要控告我，让我为她儿子履行父亲的职责。
我惊愕地望着这些幽灵般迷眩的人物，他们一定在某种想象或某种现实里存在过、呼吸过、发光过，只是现在黑了、死了、冷了，像红色的余火，后来熄灭了，光芒不再，化为灰烬。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知道我，还认得出我。我建议他们去找艾希蒂·科尔内尔。他们微笑着，让我描述他的体貌特征，还嘲弄地对我指指点点。他们又问我他的地址。对此我爱莫能助。我的朋友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游荡，在飞机上睡觉，这儿住几天，那儿住几天。据我所知，他从不去警局注册身份。艾希蒂·科尔内尔确实存在，但是没有法律身份。关于这些可怕的罪行，无论我自认多么无辜，一旦打起官司，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不愿出面与人尴尬地对质―不仅因为科尔内尔。我不得不为他所有的债务、所有的恶作剧和丑行负责，仿佛我就是罪魁祸首。
我为他付出了代价。极高的代价。不只金钱，我付出的还有声誉。无论到哪儿，人们都包斜着眼睛打量我。他们并不知晓我成分几何，我支持右派还是左派、是个模范公民还是个危险的颠覆者、是个体面的一家之长还是个荒淫的酒色之徒，说到底，我是个真人或者仅是一个梦影、一个醉酒的两面派，还是一个恍惚的稻草人―任由主人给他的破烂衣衫随风飞舞。我为我们的友谊付出了昂贵代价。
但是那个起风的春日，我一并忘了这一切，原谅了他，还决定去拜访他。
那是荒诞的一天。不是四月一日，但也离得不远。荒诞又刺激的一天。早晨有霜冻，路边树根周围铁圈上的冰镜正在开裂。天空湛蓝。接着，开始解冻。屋檐滴水。雾气弥漫在山岭之间。又下起温暖的细雨。土地冒着热气，就像一匹精疲力竭、汗流浃背的马。我们不得不脱去冬天的大衣。彩虹华丽的半圆拥着多瑙河。下午下起冰雹，像白糖撒在树叶上，踩在鞋底变成稀烂的泥浆。风声呼啸。风尖厉地呼啸。风呼啸着，在高处，绕着烟囱、房顶，绕着电报线。一切都在动。房屋吱吱作响，阁楼僻里啪啦，房梁叹息着想吐芽儿，因为它们也是树木。春天在如此这般的起跑和革命之中驾临。
听见风声呼号，我想起科尔内尔。我感到一种无法抑制的渴望，想尽快见到他。
我打电话到咖啡屋和夜总会，到处找他。折腾到深夜只确信一件事：他就在本地。步行、乘车，我追寻着他的踪迹。凌晨两点，得知他在蝙蝠客栈。刚抵达那里时，一场俄罗斯式暴雪朝我怒卷而来，让我的雨衣领子沾满凌乱的雪绒。
蝙蝠客栈的门房让我去六楼的七号房。我攀着螺旋形窄梯上楼，因为没有电梯。七号房门敞开着，里面亮着灯。我走进去。
我看见一张空床，凌乱不堪，皱巴巴的床单，闪在床头柜上的一只灯泡。我猜他可能出了门，于是坐在沙发上等他。
那一刻，我意识到他就在我眼前，就坐在镜子前。我跳了起来。他也跳了起来。
“酶。”我说。
“晦。”他立刻回答，仿佛想从我们此前的断点继续下去。
他丝毫不惊讶于我这么晚的不请自来。他不惊讶于任何事。他甚至不问我因何而来。
“你怎么样？”他问。
“很好，谢谢。你呢？”
“和你一样。”他回答。
他望着我，笑了。
他穿着雨衣。雨衣领上也沾着雪花。
“你刚回来？”
“刚刚。”他点头。
我环视他的房间。那是一个惨兮兮的洞穴。窄小破烂的沙发，两把椅子，一个衣柜。桌上有张五天前的报纸。一束蔫萎的紫罗兰。还有一张面具，谁知道它是用来做什么的。满地的烟屁股。小提琴盒里放着黄色眼镜和楹悖酱。行李箱敞开着。几本书，主要是些时刻表。没有笔纸。他在哪里工作，是个谜。
我父亲是对的。他一事无成。这儿只有一位隐士的贫穷与自由、一个乞丐的独立。我也曾渴望同样的东西。我的眼睛充满了泪。
“除此之外，有点别的吗？”他询问道。
外面狂风呼啸。利刃一般的春风凄厉地呼号。警笛也在呼号。
“是救护车。”他说。
我们走到窗前。暴雪已停。天空晶莹澄亮，冻结的沥青路面也在发亮。救护车的警笛像比春风更刺耳。
救护车才刚过去，消防队员又钻了出来，开着消防车，亮着手电。
“事故。”我说，“一整天都在掉瓦片，商店招牌砸到路人的头顶；人们在湿滑的路面跌倒，流血，摔断手，扭伤脚；民宅和工厂起火。一切都在今天发生：霜，热，雾，光，雨，虹，雪，血，火。这就是春天。”
我们坐下来，点了根烟。
“科尔内尔，”我打破沉默，“你不生气吗？”
“我？”他耸了耸肩，“傻瓜。我从不会对你生气。”
“但你有理由生气。你看，我就对你生过气。在那些自命不凡的人面前，我总以你为耻。我必须争夺一席之地，因此与你断交。十年来我对你不理不睬。但今天下午，春风呼啸，我心头一柔，想起了你。我已不再年轻。一个星期前我满了四十岁。当一个人不再年轻，他的心肠会更软，也能够原谅一切。包括年轻本身。我们和好吧。”
我伸出手。
“咯，你一点没变。”他嘲讽，“还这么多愁善感。”
“但你变了，科尔内尔。我们小时候，你是小大人，是你引导我，是你让我开了眼。现在你倒成了孩子。”
“这难道不是一回事？”
“这正是我喜欢你的地方。因此我又回来找你，从现在起我会永远接受你。”
“你今天怎么了，要把我吹上天？”
“我能赞美谁呢，科尔内尔？除了你，我还能对谁这般摒除嫉妒地热爱？在这丑陋的世上，除了你―我的兄弟和我的对立面―我还能欣赏谁？在一切方面我们都如此一致，又如此不同。我收集，你散落。我已婚，你还单身。我喜欢自己的人民和语言，只能在这里呼吸和生活；而你浪迹天涯， 自由飞越不同的国家，呐喊永恒的革命。我需要你。没有你，我会空虚无聊。帮帮我，否则我死路一条。”
“我也需要某个人，”他说，“像柱子和栏杆。因为，你看到，我正在散架。”他指着自己的屋子。
“让我们联合在一起，”我提议，“结成盟友。”
“千什么？”
“我们写点什么，一起。”
他瞪大眼睛，把香烟吐到地上。
“我已不会写了。”他说。
“但我只会写。”我说。
“啊，你看。”他说，朝我生硬地一瞥。
“你别只听一半，科尔内尔。我不是在炫耀，只是在抱怨，和你一样。让我完整起来吧，像过去一样。以前我睡着，你醒着；我哭，你笑。现在你也帮帮我吧。让我记起我遗忘的，让我忘却我惦记的。我也会帮你。我也有优点。我会将我的所知交给你支配。我有一个家，那儿的一切都能为工作服务，那也会是你的家。我勤奋、虔诚和忠诚。我是如此忠诚，即便和一个人只说过一句话，我也不会伤害他，连这种念头都不会有；我是如此忠诚，科尔内尔，哪怕自己的爱犬老了，我也不会抚摸其他的狗一下，不会和它们玩耍，看都不会看它们一眼；我是如此忠诚，对待没有生命的东西也一样。我忽略自己的十五支好钢笔，有时翻箱倒柜要找一支退了休的、划纸的、写起来费劲的钢笔，用它涂鸦，为了安慰它，好让它―可怜的东西―不觉得被嫌弃。我就是忠诚本身。而我身边的你，是不忠、散漫和不负责任。我们建立合作吧。没有‘人’，‘诗人’有什么价值？没有‘诗人’，‘人’又有什么价值？我们做合著者吧。一个人要同时写作和生活，太显无力。谁试图这么做，迟早会崩溃。只有歌德可以，这个平静、坦然的不朽之人。想起他，我的背脊会一通冷战，还没出现过比他更聪明也更可怕的人，这个荣光四射的奥林匹斯怪物。和他相比，梅菲斯特 [4] 也不过是个贫嘴的白色幽灵。是的，他宽恕遭世俗律法禁锢的玛格丽特，为她辩护，让这个杀婴的母亲升人天国，被大天使和圣幽神甫簇拥，还安排神秘的合声去歌唱自己对女性和母性永久的捍卫。几年以后在魏玛，作为法庭陪审团成员面对一个类似的杀婴母亲审判，这位玛格丽特的诗人骑士，不眨眼皮地对姑娘的死刑投了赞成票。”
“这样他把她也送去了天国，”科尔内尔喃喃道，“所以他是前后一致的。”
“的确，”我装作赞同，“可无论你我，单独一人都无法企及这般神魔共舞的智慧。但如果我们两人联合起来，我和你，科尔内尔，或许我们可以与之接近。就像黑夜和白昼，现实和想象，阿利曼和欧马兹特 [5] 那样，结合彼此的力量，或许可以接近那般境界。你意下如何？”
“麻烦在于，”他抱怨，“我对文字和话语感到无聊，不可名状的无聊。一个人写去涂来，最终发现自己总在重复同样的话。都是些：‘不’‘但是’‘那样’‘宁可’‘因此’。简直叫人发疯。”
“这个我会负责。你只要‘述说’就够了。”
“我只能说我自己，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又发生了什么？等一下。其实什么也没发生。大部分人身上很难发生什么。但我想象过很多。这也属于我们的人生。所谓‘真相’，不仅指我们亲吻了一个女人，也是我们暗自对她的渴望，是我们‘想要’亲吻她。很多时候女人本身是个谎言，而欲望才是真相。一个梦也是现实。如果我梦到自己去了埃及，就能写出一篇那儿的游记。”
“因此会是一本游记吗？”我问，“还是传记？”
“都不是。”
“小说？”
“上帝保佑！每本小说都这样开头：‘一个年轻男人走进暗黑的街道，竖起衣领。’之后会发现，这个竖起衣领的年轻人就是小说主人公。就为了引发好奇。真恐怖。”
“那会是什么？”
“三者合一。游记：我会在里面述说我想去的地方。小说体的传记：我会详述主人公多少次在梦中死去。但我要坚持一件事。别把它们串成一个愚蠢的故事。一切保持与诗歌相称的模样―碎片。”
我们约定今后更频繁地见面，就在托贝多咖啡馆或者维特利奥尔酒馆。最坏的情况下，我们电话联络。
他送我出去。
“对了，”在走廊上他拍了一下自己脑门，“我们忘了点事情。用什么风格？”
“我们一起写。”
“但我们的风格截然相反。现今的你偏爱平和与简约，人物形象倾向古典风格，摈弃雕饰，语言精练。而我恰好相反，仍然不安分，凌乱、拥挤、浮华、浪漫。我一直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大量的形容，堆叠的比喻。我不允许删除这些。”
“你知道怎么？”我让他放心，“我们一半一半。你说的我会速记下来。之后再去删减。”
“按什么比例删减？”
“十个比喻里留下五个。”
“一百个修辞就会剩下五十个。”科尔内尔补充说，“同意。”
他拍了我的手。交易完成。他将胳膊肘撑在栏杆上， 目送我走下旋梯。
已经到了底楼，我又想起什么。
“科尔内尔！”我冲上面喊，“我们的书署谁的名？”
“都一样！”他喊道，“要不署你的名吧。就署你的吧。反过来，我的名字做书名。书名总印成更大的字体。”
他意外地兑现了诺言。一年之中我们每月碰一两次面。每次他都会带来旅行经历或是他人生小说的章节。其间他出外旅行顶多也只离开几天。我写在纸上的故事，一部分基于我的速记，另一部分来自我的回忆，按照他的要求排序。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1] Pblinka：一种蒸馏水果白兰地，可通过多种水果酿造，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等国的传统烈酒。―译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2] Castor和Pollux：宙斯的双生子。丽达（Leda）的李生儿子，海伦（Helen)和克丽泰梅丝特拉（Clytemnestra）的兄弟。
[3] 棕枝主日：亦称棕树主日或基督苦难主日（因主耶稣基督在本周被出卖、审判，最后被处十字架死刑），是主复活日前的主日，标志着圣周的开始，为罗马公教、圣公宗、正教会各派庆祝的节日。
[4] 梅菲斯特费勒斯：简称梅菲斯特。最初于文献上出现是在浮士德传说中作为邪灵的名字，此后在其他作品中成为代表恶魔的典型角色。
[5] Ahriman和Ormuzd：善恶二元论中的恶神和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