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蒂得到一大笔财产，却发现，一个人想摆脱钱财是那么困难，哪怕他不计一切代价想要摆脱。
拂晓，我们坐在一家夜总会里。黑人乐团短暂休息。我们打起哈欠。
艾希蒂·科尔内尔对我耳语：
“快给我一张五块的。”
他付了钱，又说：
“奇隆。”
“怎么了？”
“就是‘受钱所困’这个词。人们会以为是钱带来困扰。但钱本身并不是困扰，恰好相反，困扰人的是缺钱，是没钱。告诉我，”他意味深长地转而问我，“你空闲时爱学语言：有没有一种表达能传递这个意思―钱有时也会是个负担？”
“有。但那是法文：Embarras de richesseq [1] 。”
“匈牙利文里面没有吗？”
“没有。”
“这能说明问题。”他嘟嚷着。
回家的路上他还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受钱所困是糟糕的事。但另一种也很糟糕，就是钱的确给人带来麻烦的时候，钱太多了的时候。对此我有体会。”
“你？”
“啊哈。我也曾有过一大笔钱。许久以前，”他若有所思地说，“许久、许久以前了。”
“在丹麦 [2] ？”
“不。就在布达佩斯。那时我继承了一笔遗产。”
“从谁那儿继承的遗产，你？”
“从我母亲那边一个神秘的大姨那里……安瑟莫·玛利亚·特雷西娅。她住汉堡，是某德国男爵的妻子。”
“有点意思。你从没提过。”
“是的。当时我三十岁出头。某天上午我接到正式通知，说姨母要把全部财产都给我。我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讶异。因为我听说这位姨母有另一个外甥，她的遗产本该在我们俩之间分摊。他在那期间死了。死在巴西的什么地方。有烟吗？”
“给你。”
“于是我去了德国。说真的，我并不太记得这位已去了天国的大姨。小时候大人们带我拜访过她几次。她住在自己的一栋豪华城堡里，那是她财富的代表。她地狱般的富有，地狱般的无趣。她家花园的水池里游着白色和黑色的天鹅。有关她我只知道这些。我还知道，她拥有大片土地，在柏林和德累斯顿还有多栋房产，瑞士银行的户头上有数不清的存款。由于已十年不回她的信件，我并不清楚她的财产究竟多到什么地步。全面清算结果出来，比我想的还要多。之后我卖掉继承的一切，换成钱―扣除手续费、税务和律师费用之后―汉堡的一家银行付给了我差不多两百万马克。”
“两百万马克？别开玩笑了。”
“是真的。那我们谈点正经的。你的血压多少？”
“不好意思。你最好还是说下去。”
“我把所有的钱换成匈牙利货币，装进旅行箱带回了家。在家里我还过以前的日子，时常写点诗。我小心防范，不让这事被声张出去，因为我知道，那样就完了。”
“为什么？”
“你听好了：一个诗人有钱？在我们这儿？那是彻底的荒唐。在布达佩斯，每个人都想象，但凡有点钱的人都是笨蛋。要是有钱，他为什么还需要大脑、感情和想象力？他得受罚。这城市太过聪明。也因此太过愚蠢。它不愿承认，大自然这个异教总用无法预知的方式、而不是在慈悲的基础上分配好处。作为贵族和百万富翁的拜伦要是在这儿，不会有任何人承认他一丁点的天赋。在这儿，天赋被当作赔偿―施舍―按排行分配给那些别无所有的人，那些受饿的人、病人、受迫害的人、活死人和真正死了的人……最后这类人尤其受偏爱。我从来都没本事挑战人们通天的愚蠢。我在那面前虚心地鞠了躬，就像面对某种强大的自然现象。这一次我也没有丢掉波希米亚传统要求的义务。我继续去有点脏兮兮的小馆子，在咖啡店赊账。每天早晨我把衬衫领子涂黑，在鞋底上钻孔。只为不毁坏我诗人的名声！再说这做法确实更方便，也更有趣。要是我四处宣扬自己得了财产，人们会立刻冲过来，从早到晚地缠着我，不让我工作。”
“那么一大笔钱你拿来做什么了？”
“对我来说这也是个不小的麻烦。我自然不会把它存到银行，那样很快就会暴露自己。我把它锁在书桌抽屉里，放在我的手稿之间。两百万克朗，两千张千元纸币所占空间之小令人称奇。不过就那么一小沓。那么像抹布，像废纸，和其他纸张没区别。晚上看着它们，我百感交集。要说我丝毫不为此高兴，那是在撒谎。我很尊重金钱。它意味着安宁、尊重和力量，甚至一切。只是那么多钱，不但没使我轻松，反倒成了我的困扰。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买汽车，从眼下的小公寓搬进带十个房间的大房子，改变旧的生活路径，承担新责任，忍受新烦恼：那时的我已明智到无法这么做。我从未渴望过香槟盛宴。你知道，我鄙视奢华。我这辈子的晚餐都是吃黄油面包、喝清水。我只抽过劣质烟，只爱过烂女人。于是我试着按逻辑去冷静思考。我活着的目的和志向何在？我的激情何在？写作。那时我靠着一支笔已能轻易挣到一个月五百克朗。我额外再加上一千克朗，就能永保自己的独立。而我又能活多久呢？我父母和祖父母都是五十岁之前就撒手人寰，我们这个家族并不长寿。我设定自己能活到六十岁。整个人生之后的三十年里，这笔丰厚的年金不算利息也只有三十六万克朗。我觉得剩下的钱是多余的，决定拿来分给别人。”
“给谁？”
“这就是症结所在。我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个办工厂的有钱亲戚。我总梦到他变成乞丐。我最大的愿望是，一个鬼哭狼嚎的夜晚，我在壁炉前取暖，他到我家门槛上乞讨一口面包，我还对他大声吼叫，说我不在家。我是该把钱给他，还是给他那些好教养的臭怠子？我讨厌他们比讨厌他更甚。不，不。”
“你没想到自己的朋友？”
“那时我没有朋友，我还不认识你。”
“谢谢。”
“总之，无论远近，我没有一个熟人―从一个较高角度来看―能比街头一面之缘的陌生人更可亲。别误会。我不是讨厌人类。只是看着他们，我会有种悲哀的无可奈何，我意识到生命的无意义，以及一切都是相对的。也是因此，我不愿自己也留下遗产，然后让权力部门去分配。我知道―我从自己身上明白―继承财产者何等不知感恩。告诉我，你在这种情形下会怎么做？”
“我会像所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人一样，把财产捐给一项神圣的事业，捐给某个慈善机构。”
“是的，我也想到过这个。我首先想捐给孤儿院、敬老院、盲人、聋哑人、被抛弃的女孩、医院，等等。但我脑中马上闪现出一个肥胖的骗子，用本该给孤老盲聋哑、弃女或是病人的钱为自己的老婆和情人买首饰。我放弃了这个计划。朋友，我生来不是为了拯救人类的。即便没有水火之灾，没有瘟疫，人类也要发动战争、炮制水火和瘟疫。我抛离所谓的社会已久。我不是其中一员。荒诞、狂野和活生生的大自然才是我的兄弟。后来我计划创立文学奖，一个高水准的基金会。我承认，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喜欢这个想法。但不久我就清楚地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名目的委员会将歪曲我的初衷，把奖项颁给那些幼稚、愚蠢、该直接挨揍的家伙。我的钱将被拿来培养那些精神小人和邪恶的杂种，让有能力的人受损。我还听闻一些冠以‘悲剧变种’或‘法国文学影响’的作品。想到这种愚蠢会像遗传病一样代代传承、直至永远，我就感到绝望。最终我不得不打消这个主意。”
“那到底该怎么办？”
“我应该随意抛撒这笔钱，就像我得到它时那样，偶然地散给一个个的人。我眼前突然浮现那个癫狂的古罗马皇帝，他坐在马背上两只手投撒金币，受者是幸或不幸无从区分，这样他给了所有人，也没有给任何人。”
“也就是说，你把钱给了所有你认识的人？”
“啊哈，我亲爱的。可没那么简单。那样我会被认出，一切将彻底暴露。当然，人们会馅媚我、感激我、奉承我，媒体还会庆贺我这个‘心灵高贵的施与者’。这样我真受不了。必须一直保守秘密。”
“你做到没有？”
“请稍等。我手上拿着铅笔算过，除去我需要的三十六万克朗，还剩一百六十四万克朗，我得在有生之年―因此预计最多三十年内―散发出去。每年我得散出大约五万四千克朗，每月大约四千五百克朗，每天约计一百五十克朗。我是怎么开始的？开始倒很顺畅。晚间做完自己的工作后，我填写一张汇票―显然得用打字机填写，不留汇款人地址，通过邮局汇出一百五十克朗。都是寄给陌生人，他们的姓名和住址是我随机从住宅地址录上抄下的，也不探询对方贫穷还是富有。我只遵照临时决定。有一次，我还把钱汇给了我们这儿最大的一家银行。善行四面开花。我能感到这个渗淡的城市开始沸腾冒泡，散发蓬勃的活力。收到汇款的人最开始一定会诧异：是谁寄来的呢？但后来每个人都会想起某个人，应该是某个亲戚，某个行善的慈善家，某个终于还了钱的欠债人。他们显然会这么思忖：‘多好的人啊。’‘好，好，诚实还是存在的。’我这样工作着，似有某种力量，像某个俏皮的童话，无处不在地摇出隐形聚宝盆里的礼物。但一年后―悲哀的是―我被抓了。”
“在邮局？”
“我比那谨慎多了。我在城里的不同地方寻找信差、跑腿的、仆人，还时常从乡下，或通过中介从国外找。但我做了这样一件疯事，汇钱―将和往常一样的数目汇给了布达佩斯某大报纸的一位法律记者。此人对神秘汇款已有所耳闻，因为三百六十五个人里至少有三百个贫嘴，哪怕关乎自己的利益，冒犯自己的钱袋。第二天他聚拢手边所有的资料，将眼见和耳闻的证人召到报社，并在报上刊出我用打字机填好的汇票，还天花乱坠地编造一个愚蠢故事，以《金雨》为标题报道了某个藏匿于此的印度大王。是的，事情败露了，可我的身份还没暴露。无论如何我被吓着了，不得不立刻停止汇款。事情已经够糟了。我得想出一个更聪明的新方法。”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把所有的钱押进一张牌里？”
“因为那样我会暴露自己。”
“又为什么不把钱送给你爱过的女人们？”
“因为那是侮辱自己。我在尽可能地维护一个幻觉：女人们爱的是我本人。好像你真的没听懂。我的认定在心里生了根：分配这笔钱并不取决于人类法则或仔细考量，而是率性而行，遵从更伟大的大自然，遵从神秘的法则。我不认为人生是理性的。但这种非理性使我痛苦，一想到这么一大笔财产直接烂在我书桌抽屉里，不仅我用不上，别人也享用不了，我就感到不安。只要某一天不能摆脱预设的数目，我的良心就会刺痛。我的任务越来越艰巨复杂。已发生过连续几天的数目都累积下来的情况。好几次我鲁莽行事，差点被发现、被抓住。有天晚上我在桥上散着步―几乎想也没想―就把六百克朗扔在一个蹲着的乞丐膝上，然后撒腿就跑。但我很少这么做。”
“你是怎样把那么多钱都散尽的？”
“这样那样的办法都用了。譬如，我在旅行途中找大车站下车，吃一根香肠和～个苹果，和小商贩闲聊―他用皮带在脖子上挂着移动托盘―把付款拖延到最后一刻。待到火车鸣笛，我就扔给他一张一百克朗的钞票，跳上车厢躲起来，任那小贩找我，手里拿着找零，朝车窗挥舞着要还我钱。我把五十克朗忘在咖啡馆的桌布底下，但自此之后不再去那家咖啡馆。我在外借图书馆注册，然后在书页里偷夹一张两张钞票。散步途中我有意将额度大小不一的钞票掉在地上。这种时刻我总会屏住呼吸，就像闯了祸事。我的计谋多次得逞。但也发生过―一共两次―有人从我后面追上来―一次是一个小学生，一次是个服丧的女人―把钱还回来。我红着脸，结巴几句，把钞票塞回兜里。而他们，这些可怜的人感到不满，我既不感谢他们的好心，也不酬谢他们的拾金不昧。”
“闻所未闻。”
“你想象不到，一个人真的想挥霍金钱时，可以扔钱的地方多么稀少。你简单地不需要它。连狗也不需要它。整整一年，我就这么苦苦奋斗。结果还是这么糟糕，用习惯语说―‘清算年度账本’―还剩一千五百七十四克朗没有主人。第三年初，好运对我微笑。我去布达一家新开的不起眼的牙医小诊所。医生为我清了牙垢，还帮我镶了一颗金牙―自那以后它就成为我诗人个性的一部分。候诊室人口处挂着四五件大衣。我趁人不注意在每件大衣口袋里都塞了两张钞票。第二天我如法炮制，第三天同样如此。一个星期之内，我清空了之前的余款。坐在候诊室的病患们两眼放光。他们不时溜去前厅，回来时高兴得像浑身通了电，兜里揣了从大衣口袋里救出来的钱―总得为它们找个更稳妥的去处。他们像平时那样用手帕蒙住脸，像在犯牙疼，担心泄露喜悦之后别人会怀疑他们不是牙疼，而是疼钱。还有人几次去往前厅，盼望无从解释的自然奇迹在一个下午之内重复发生，或是害怕别人拿走了礼物。我狡猾地隐藏在他们之间，不露声色。我很喜欢那情形。但很快我又离开了那儿。”
“莫非又被那记者发现了？”
“没有。但整个城市都在盛传，布达佩斯再找不到比我那位更聪明更手巧的牙医。看病的预约爆满，开始排号。我得到的号码是六百二十八号，在短时间内都轮不到我。女门房不让我进去。于是我转移地点，去仍未受我‘金雨’惠泽过的地方营生。那种地方已不易找到。尤其我还得愈加小心谨慎。正是这样，哥们儿。我的脖子上套着吊绳。”
“我可怜的朋友。”
“第四年伊始，我找到了一个新方法。我有个极亲密的朋友，已有五年扒手经验。我让他教我。课程是痛苦的。他首先拉扯我的食指，扯松它的关节，让它和我的中指一样长，因为扒手只用这两根手指‘拈取’猎物。上完了课，我已能放开胆子做事，有时带着彻底的无耻。我趁着一次游行盛典的机会，成功将当天的一百五十克朗放进一位广受尊重、在整个欧洲都有名的老贵族的礼服口袋，又将另外五十克朗塞进他的白鹭毛冠里。议会大厦的走廊里，我边和财务部长聊着经济危机，边将一百克朗塞进他的口袋。这种时刻并不经常光临。大多数时候我在人多的场合转悠，比如摩肩接踵的足球场和旅游景点、人群蜂拥的各种交通工具。一个周日的夜晚，在胡沃什沃勒伊车站―我以此当作好运的例子提及―扒手从我衣兜里扒走七百五十克朗。那天我没做任何工作。那期间我还只做些更小的动作。我感觉侦探们的眼睛正在看着。你想象一下，我往朋友们的口袋和提包里塞克朗。渐渐地，我放肆起来，为完成任务从早到晚坐在电车上。五月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坐在一位蓝眼睛的老者身边。他银色的胡须修剪齐整，沉思着，双手搭在手杖柄端。他身穿一件破旧的外套，像退了休的税务员。我从兜里掏出一枚五克朗的银币，娴熟地动用我那两只修长灵巧的手指，悄悄将它塞进他的外套口袋。此时老人一下从臂下紧拽住我的手，开始大喊―小偷。检票员立刻让电车急停，报了警。我的自辩于事无补，被当场抓获。我的生涯在这里终结……”
艾希蒂·科尔内尔止住，什么都不再说，只若有所思地走在已洒满阳光的街上，在一座暗红色房子前面停下：他住在第六层的阁楼里。他按下门铃。
“你是个疯子。”我说着，拥抱了他。
“所以这不无聊？”他问，“有趣吗？足够荒唐、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吗？足以让那些在文学中进行精神分析、诊释含义、道德说教的人感到生气吗？好吧。那我写下来。如果明天能拿去换到钱，我会还你那五块。诺，回头见。”
[1] 逐字逐句译为“富有的尴尬”。
[2] 匈牙利语里“在丹麦（D(Lnibban )”听上去和“许久以前hajdanbban”的尾音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