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摘自斯特西克鲁斯所著的《形式与内容》第四卷第七章第七至第九小节。.13
他朝我皱起眉头，“不能等到你回来吗？”
我摇了摇头。“主要反应物只会稳定一天左右，”我说，“这东西制好以后要放九个星期才能就绪。而且，”我轻声道，“我可能回不来了。要是都没试过这件事，我死不瞑目。”
他看上去很不舒服。“别说这种话，”他说，“律师会……”
“等到了梅赞廷，我就把流程全写下来。”我说，“我会叫外交信使给你送过来。”
“别。”他一脸惊恐，“我的天啊，千万别。这样的东西可不敢托付给任何人。等你回来后，我们有大把时间。”
我耸了耸肩。“听你的吧，”我说，“记得一定要有人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内盯着那东西，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别担心，”他说话的音调比平时高了一度，“我会亲自盯着。”
“真的？”
“我保证。”
我朝他一笑。“这样的话，”我说，“我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上帝保佑你，孩子。”我说了这么一句，然后走到门边敲起门来。
这是我一生的故事，到目前为止。
年轻的时候，我想获得真理，却又没有耐心。我把东西看得很透彻。把逻辑教给年轻人可能是个错误。逻辑是一件武器，也是一件工具。你学会它，熟练地掌握它，然后就会按捺不住，要把它用在别人身上。在厄尔庇斯，我用逻辑之剑大杀四方，直到周围再也无人能与我一战。然后，荒诞的是，钱没了，再过几天，我也跑了。
逃跑：我一生的故事。我逃离了哲学，开始做一些愚蠢的事。盗窃是一件愚蠢的事，因为你迟早会被逮住。被逮住也是我一生的故事。我总是能逃脱，可我总是又被逮住。我曾经想，我是误打误撞学上炼金术的。但现在年纪大了，于是我想明白了，世界上没有什么巧合。我人生的两个主要元素，哲学和犯罪，放在冰块上一结合，就练就了我研究炼金术的性格。套用一句俗话，我和炼金术，是天生的一对。
愚蠢之处在于，我真的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炼金术士。不是因为我可能发现了把普通金属变成黄金的秘密，而是因为——嗐，一会儿再说这个。我也是一个了不得的哲学家，不过只有在别人花钱请我的时候才会去研究哲学。你对真理和智慧思考得越久，你就越能理解它们是想象臆造出来的。除了这些，我还能干什么呢？唉，用逻辑来战斗有种纯粹的快感，不过这种快感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淡。另外，演讲、写作、教书这些事情也能经营成合理的生活状态，如果没人干涉，我大概就会过那样的生活。可惜我没那样的运气。
我的生活是被福卡斯和尤多霞弄成这样的。没有逃离他们的时候，我一直对他们撒谎，以免自己被杀。我谋杀尤多霞，是因为我不得不这么做。我太老了，厌倦了逃跑，再也没力气把一块块雷酸盐粉从我屁股里掏出来，也没力气从窗户跳进跳出了。至于福卡斯，我猜他本意是好的，但那也不成其为理由。我这辈子很多时候本意都是好的，但这无论如何也没法成为替我自己开脱的理由。
令人深思的是，从前我最厉害的本事，就是交友，现在却完全失去这项技能了。以前人们会出于本能地喜欢我。尤多霞深爱着我。你得比我最聪明的时候还要聪明十倍，才能搞清这现象背后的原理。
唉。对了，我得向你道个歉，因为我之前没说真话。忍不住。我想，说到底，我是个表演者，一个谎话精。这话倒是千真万确。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培森尼乌斯阴着脸看着我，“你真的非得把整个宫殿夷为平地吗？”
不用说，他夸大其词了。不过，“是的，”我回道，“鸡飞蛋打。”我解释说，“再说，如果一件事是值得做的……”
他给我倒了一杯那种浅绿色的茶，这种茶最近很流行。而我呢，宁可喝排水沟里的雨水。
“你具体是怎么做到的？”他说。
培森尼乌斯，大众潮流派的前任领导人，现在是共和国的第一公民，也是我的一位老同学。我们的交情可久了。“这玩意儿一股尿臊味儿。”我说。
“是。你到底是怎么……”
“好吧，”我厌倦地说，“不过可别说出去，好吗？”
“我保证。”
我对他的信誉太了解了。不过，其实根本没关系。他和我毕竟共同完成了一起谋杀。这样的关系自然能让你彻底信任他。
“阿尔根福尔米南斯，”我对他说，往后一靠，坐在他那张真是非常舒适的椅子里，“又叫雷酸银。”
“从没听过……”
“你肯定没听过，”我说，“是我发现的。雷酸金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各种书上都写着。我当然就想，银能不能有同样的效果呢？当然，这两种东西都是完全无用的。”
他愁眉苦脸地看着我。“说慢一点。”他说。
我咧嘴笑了。“雷酸银，”我说，“是一种炸药，威力很猛。麻烦在于，它特别不稳定。其他种类的雷酸盐受到撞击或者摔在地上就能爆炸，而雷酸银光靠自己的重量就会引爆。我是说真的。这玩意儿只要有两层结晶体重叠在一起，就会爆炸。所以我才说这东西完全无用。你只能制一小丁点儿，再多一点儿它就自爆了，除非你用冰块让反应过程慢下来。等冰块一融化……”
他努力思考，试图跟上我的讲述。“继续。”他说。
“我在一大块冰上制了大量的雷酸银。”我说，“我把它留在实验室的操作台上，那儿同时在做另一个实验，一个福卡斯肯定会感兴趣的实验。那个实验就是要保证他会和雷酸银同处一室，等到雷酸银自爆。同时也把他炸飞。”
“还有整个宫殿东翼。”
我耸了耸肩。“我没有可靠数据来参考嘛，”我说，“所以只能自己估摸了。你得承认，我用这么多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从你的角度，非要说是‘安全’，也行吧。”
“反正呢，”我接着说，“成功了。全靠你给我安排的引渡，福卡斯死的时候我离城里有十二英里远，身边还有一大堆可靠的证人，这样你我都没了嫌疑。然后，我只需要从梅赞廷逃出来……”
“你是怎么……”
我假装怒视着他。“商业机密。”我说，“我要保住这个秘密，这样，当我需要从你的筐盔佬手中逃脱的时候，还能用得上。”
他够聪明，不会被这种话激怒。“看来挺成功的，”他说，“差不多吧。你拿这个计划来游说我的时候，我……”
“你觉得我疯了，我知道。但是你决定信任我。谢谢。”
“我有种感觉，我将来会后悔的。”培森尼乌斯说。
“那你也会比福卡斯幸运。”我回道，“管它呢，你得到了你想要的：福卡斯死了，政府一片混乱。一堆原料放进去，生成了一次成功的政变。”
“别这么说，”培森尼乌斯敏感地说，“这是一次受到人民拥戴的革命。”
“当然是了。”我站起来，“谢谢你的茶，”我说，“我走了。”
他看着我，“去哪儿？”
我笑了。“我从没对你撒过谎，”我说，“所以，别问我了，不然我的完美记录就要打破了。”
他点点头。“保重，”他说，“好歹，你现在是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了。”
“同时还是个牧师。”我说，“我的天赋真是无穷无尽啊。”
我到了科利斯，在这里我有钱和干活的地方。就在这儿，我成功地完成了一生的代表作，这项成就将永远和我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我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我无尽财富的来源。也该是时候了，这是我辛苦得来的。
所以现在我在这里。经历了一辈子的流浪和逃跑之后，我住在了一所大房子里，拥有两百英亩开阔草地，七十多个家仆。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因为我现在买得起任何想看的书了。我不再写东西。不需要那份钱。
做各种炼金术实验的时候，我做了很多笔记。但去年我在外面草场上点了一大堆篝火，把所有的笔记都烧掉了。所以，世上仅存的雷酸银的制造方法，就是你刚刚读过的那段。我的想法是，如果有人真的心智失常想去做这玩意儿，就会照我说的方法去做，而我在介绍流程时故意说错了某些东西，尝试的人于是难逃一死。至于变废为金的秘诀，它将与我同逝。可以说，这其实不算什么重大损失，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到底成功了没有。我的炼金术研究成果中，唯一能比我本人存在得更久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发明的实验配方。我把它和相关使用权一起卖给了维萨尼的一个财团，换回了任何人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不用说，他们会用最残暴的方式守卫这项成果。我们的协议有一条规定，我自己不能保留配方的复本。没问题，我对他们说。
我现在是一个诚实的人了，社会的中流砥柱。我甚至还纳税。事实上，光是去年一年，我交的税就足够把一个团的部队养上一年了。（这算是件值得骄傲的事，对吧？）每到冬至或夏至，我都会收到一篮白梅和一箱法温丁红酒，都是第一公民培森尼乌斯送来的。他从来没有主持过自由公正的选举，所以现在实际上跟我的另一个老同学福卡斯没什么区别。但是他没有杀死任何炼金术士。我吃了梅子，把酒给我的园丁们。
哦，去年秋天我结婚了。她是个好姑娘；不是特别漂亮，但冰雪聪明，而且会让我欢笑。她嫁给我是为了我的钱和我的图书馆。我想，我娶她是因为我喜欢分得清孰轻孰重的人。当然，我还是会想念尤多霞。思量很久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我杀死福卡斯，恐怕不是因为他处死了尤多霞。我曾经试图把这件事怪到他头上，但做不到。这是我的错。
我的发明，把普通金属变成等价于黄金的东西，让我拥有了真正的不朽——抱歉，我一直没把所有实话告诉你。我的名字确实是萨洛尼努斯，但我到科利斯来的时候把名字改了。这个名字是你知道的，朗吉努斯·阿格里科拉，合成蓝颜料的发明者。
（RocLee译）
以爱之名
“本人所言句句属实，陪审团的各位先生。”我说，“我亲手杀了妻子，在她的牛奶里放了毒堇（1）。她喝下去，然后就死了。这不是意外，我有意为之。”
我的视线越过他们的头顶，紧张地瞄了一眼远墙上的日晷。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老天有眼，我都这样供认不讳了，还要等多久，他们才能把我这个谋杀犯吊死？可是，陪审员们只是神情肃穆地盯着我，像小耗子似的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还等着我继续发言。怎么着？莫非他们以为，我刚刚那番斩钉截铁、简单明了的招供，只是在玩正话反说的把戏？啊，我没准猜对了。一句话，他们没有相信我的自白。我觉得，这都怪那些律师。
“话说清楚，”我说，“我真的杀人了。对于杀人犯，我记得是要判死刑的。”我垂下头，“我接受这个判决。”
一阵尴尬的沉默。执法官注视着我。我简直能听见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天啦，伙计，振作点儿。我礼貌地对他点点头：继续吧，拜托了。我们得争分夺秒啊。
他徐徐地站起身。他很可能是个高风亮节的家伙，不喜欢占对手的便宜。换个场合，我没准还挺欣赏这一点。“先生们，”他开口了，“被告明确无误地认了罪。因此，我提出——”
我的余光瞥见一个东西匆匆地穿过了法庭。见鬼，我暗骂。
执法官还在喋喋不休，“……治安官调查所得的证据，我们已经看过了。我认为，应当考虑被告的心智状态。从这个案件的情况看来，被告的精神似乎不大正常。所以，诸位也可以选择判处他在金色之心修道院终身监禁——”
我跳了起来。圆帽卫兵伸手来抓我的胳膊，却被我一肘打在眼窝上。“别听他的！”我大喊大叫，“我没疯，我和你们一样清醒！我杀死妻子只是为了她的钱，绝对没有其他隐情！”
我注意到，坐在陪审席前排的一个男人闻言皱起了眉头。看样子，他并不赞赏杀妻夺产这种事。好极了。可是，日晷上的影子就快指向镀着华丽金箔的数字六了。我一回头，直视执法官。“求你了，”我说，“我知道你觉得自己在做好事，可说真的，我不配你们费心。我杀了那个可怜又可爱、对我信任有加的女人，只是为了得到她的遗产，好去迎娶天鹅绒之影的一个妓女。我的良心——”
执法官耸耸肩，坐回原位。庭警站起来，清了清喉咙。我屏息以待。就快得逞了。
“陪审团的各位先生——”
可陪审员的视线都没在他的身上，也不在我身上。我的心抽痛起来。缓缓地，我转过脸，回头看向人满为患的旁听席。正数第三排，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站了起来。她有一头浅棕的秀发，脸上还带着甜美纯真的微笑。“打扰一下。”她说。
“肃静。”法警咕哝道，可谁都能听出他不是真心叫她闭嘴。
“很抱歉，”那个漂亮女孩说，“但我有话非说不可。你瞧，我就是这人的妻子，好端端地没死。”
这下好了。我一屁股跌坐回去。
执法官愣了半晌才回过神来。他站起身，“请到前面来。”
我听见身后响起一片窃窃私语。她经过我身边时，扭头冲我莞尔一笑。别担心，这笑容的意思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闭上眼睛。为什么每当你急需一块砖头的时候，手边都偏偏没有呢？
在执法官温和的敦促下，漂亮女孩出示了她的证据。她名叫奥诺弗丽亚，持有加盖城市长官公章的出生证明、我俩于建城667年鬼月（2）17号在神庙结婚的证明，以及一张出自几位有头有脸的公民的宣誓书，证实她的身份没有造假。执法官很高兴地判定：这些公章和签名足以说明问题了。然后她继续解释说，事情只是出于一个愚蠢的小小误会。她从小身患痼疾，每天都得服用一种特殊药剂，其中包含小剂量的毒堇。为了掩住药味，她总是和着蜜蜂牛奶服药。平日里，丈夫会在睡前替她倒好加药的牛奶，可某一天，她误以为他晚上要外出，于是自己先吃了药。晚些时候，丈夫又像往常那样替她倒了杯加药的牛奶。习惯使然，她心不在焉地喝下了第二杯药。这完全是她自己的错。双份药下肚后，她开始觉得非常难受。医生赶过来，把她送进了修道院的医疗所。倒霉的丈夫以为她死了，不由得悲痛又内疚。他发了疯，于是跑去官衙自首，说自己毒杀了妻子。但这仅仅是个可笑的错误。她痊愈了，却发现可怜的爱人正因谋杀而受审。理所当然地，她赶了过来，所以现在她——
案件撤销。
“你个臭婆娘。”我喃喃道。
我俩手挽手地穿过法庭的拱门，朝市集广场走去。她依然保持着微笑。她笑起来明媚动人——当她是人类的时候。
“我不想和你说话。”她说。
“很好。”
“实话说……”有个看着眼熟的路人盯着我们，停下脚步。她冲他笑了笑，他便挪腿走开了。“如果你再杀我一次，我真会生气的。”
初次见到她，是在我担任流加群岛总督的短暂期间。
那个任期实在挺短，我们相遇的时候，它已经草草收尾了。这基本上是因为，真正的总督意外地提前到任了。我只好打包离开。逃命之际，我一般喜欢轻装简行，所以只往旧背包里扔了几根金条、少量未经切割的宝石，然后就心满意足地上了路。对于随身行李，我总是格外小心，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拦路搜身。讽刺的是，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把背包检查了个遍，确保没装任何可能招致麻烦的东西。当然，她没在那个该死的包里。
我记得自己步伐轻快地走下总督府的台阶，穿过广场赶往私家码头。那儿有一条船等着我，准备驶向色赞扎。那天正是典型的流加群岛气候，天空澄净如洗，蓝得耀眼。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明艳，仿佛你可以做到任何事。我记得自己爬上船时，颈背忽地一痒，好像被什么刺了一下。于是我想：这回事情没办成，的确挺可惜，可谁愿意待在这么个连总督府都有跳蚤的破地方呢？总之，我对自己的境遇心满意足。我很快乐。
我觉得颈背上有东西，虽然个头很轻，倒不是无法察觉。我抬起巴掌，凭感觉朝脖子后面一拍。阳光暖洋洋的，船体轻柔晃动，令人舒心惬意。连日来的兴奋和压力此时渐渐退去，我仰身倚靠在船舷上，不由得闭上双眼。
醒来时，我被笼罩在了一片阴影里。“你好呀。”我说。
她笑起来确实明媚动人。“你好呀，”她说，“我是奥诺弗丽亚。你是谁？”
好问题。前些日子，我还是受人景仰的卢卡斯·米忒拉斯。可到色赞扎之后我是谁，目前尚未有定论。“我是布托。”我答道。
她在我身旁坐了下来。她穿着一袭黄色的丝绸长裙，脚上是黄色的丝织拖鞋，上面绣着红玫瑰。“你要去哪儿？”
“色赞扎。”我说，“你呢？”
“色赞扎。我要去姑妈姑父家待上一阵。他们住在山区的小村子里，那地方叫帕勒克依那。”
“那可真巧啊。”我说。
直到最后，我们也没去帕勒克依那。我们去了阿普克勒的糅皮工人聚居区——那儿算是色赞扎最文明鼎盛的地方了——在外围一间破旧的小旅馆里待了三天。我们几乎没出门，不过阿普克勒也没什么可看的。
第四天清晨，我早早醒来，她却没和我一起躺在床上。我起身穿衣，出门寻找，发现她待在马场。她不知从哪儿拿了只黏土杯子，里面装着半杯木虱，正在互相攀爬踩踏。她把杯子放在一个登马台上，扭头冲我微微一笑。
“这么早就起床出门啦。”我说。
她往前一倾，吻了吻我的鼻子。“天气真好，”她说，“我们去走走吧。”
我们一路朝港口走去，这时渔船才刚刚出海。“你的姑妈姑父，”我说，“恐怕有点担心你的去向吧。”
出于某种原因，她皱了皱眉。“不用操心他们。”她说，然后脚下一顿，“你是想甩掉我吗？”
这话我实在难以启齿，“不，当然不是。”
“那就行了。我会给他们写信的。”她说着，重新挂上微笑，“他们早就习惯了。”她补充了一句。
“我明白了。看来你经常做这种事咯？”
我本想开个傻气的小玩笑。“是的。”她说，“噢，看啊，那儿有只鸬鹚。”
你知道年轻男人自我卖弄的时候是什么德行：能滔滔不绝地讲出一车废话来。“那是别人驯养的鸬鹚，”我说，“凑近点看，能瞧见它戴着项圈。”
“项圈是做什么用的？”
“为了不让它吞掉嘴里的鱼。它们能捕鱼，却没法吃下去，所以才会飞回家。鱼卡在喉咙里，只能让渔夫给它们取出来。”
她瞥了我一眼，表情有些微妙，令我终生难忘。“这做法合情合理。”她说。
我耸耸肩，“对渔夫来说是这样。但我看不出鸬鹚得了什么好处。”
“不过是只鸟罢了。况且，渔夫会照顾它的。”
“鸟需要人的照顾吗？”
“我们接着走吧，到海边踩水玩儿。”
我们没在外面待多久。稍后，她问我：“你是什么人？我的意思是，你是做什么的？”
我当时昏昏欲睡，你知道，事后都是这样。“噢，我不大做事。”
“啊哈，你是位绅士。”
通常情况下，我会答一声“没错”了事。反正过一两天我就要走人了，答案是真是假又有何关系？然而我反问：“你呢？”
她耸耸肩，“我什么都不是，真的。”
早些时候，我倒也猜测过她的身份。干我这一行，非得有点儿识人的眼力不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慢慢了解一个人，更承担不起看走眼的风险。我猜她是富商家的女儿——衣着得体，没有上流社会的矫揉造作，但也不需要干活儿谋生。她不会是某个农夫、小本买卖人或者手艺人的老婆。我觉得，她是一般人眼中“难以搞定”的那一类型：言行直率，不好控制，绝不是安于家室、乖乖听话的女人。上流社会的家庭没法容忍这种女人的存在，而底层女性又为温饱所迫、别无选择。但富商的女儿如果愿意的话，倒是可以在外逍遥几年，一般也没什么损失。“我可不大相信。”我说。
“不，你信了。”她说，“可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做什么的？”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爱上她了。只不过，我开始觉得，仅和她相处三四天有点太短暂了。何况我也不赶时间。我身上有些钱，足够放松一段日子，而且据我观察，身后没有追兵。老实说，我喜欢她。或许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有相似之处：同样无依无靠，无牵无挂，如无根之叶。还有些别的原因：我俩天性中顽劣、恶毒的成分。我喜欢携带这种成分的人。我觉得，或许她能理解我。若真如此，不是很有意思吗？我就有了个坦诚相对、倾吐真心的对象。对我而言，这无疑是种全新的体验。所以，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其实，”我说，“我是个贼。”
她点点头，“我猜也是。”
这令我始料未及。“你猜到了？”
“唔……这么说吧，你不是商人，不然你买卖的货物在哪里呢？也不是信差之类，因为你睡觉的时候，我看过你的包了。”她微微一笑，“那时我就想，你是个贼啊。”
“你真看过了？”
两个想法在我脑中浮起。其一，我俩还真是半斤八两。但我立即打消了这个判断，因为我背包里的东西原封未动，我检查过了。平均每隔一小时，我都要检查一次。其二，她看似并不特别介意我的身份。
“哪一种贼？”她问，“爬窗入户的那种，沿路打劫的那种，还是别的什么？”
我们竟然在进行这种对话，这令我难以置信。可它确实激起了我的兴致，“我不干那么粗鲁的事。”
“你是一个职业骗子。”她说，语气里带了丝小女孩似的兴奋。
我微微耸肩，“这么说言过其实了。”我说，“我的职业其实只是扮演其他人。通常是政府官员。我阅读政府的公报，留意新的任命信息，看看哪里有异地赴任的官员，然后先他们一步赶过去。”
“我懂了。”她眼里流露着笑意，“有点儿像变形术。”
“要真有变形术，我就轻松多了。”我说，“可惜那是不可能的。但没有变形术，我也能蒙混过关。”
她点点头，“你化妆吗？戴假发和假胡须之类的？”
“没那个必要。”我说，“我需要做的只是先问问自己：身为某某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猜，就和演员差不多。我以前也想过当演员，可那行赚不了钱。”我微微一笑，“我喜欢钱。”
“我也是。”她说。
“我俩有共同爱好，”我说，“这是好现象。”好吧，我想，既然都坦诚相待了，问了通常不会问的东西，那干吗不再深入点呢？于是我问：“你有吗？”
“有什么？噢，钱啊。我有，时不时地吧。钱从来不是问题。”
我之前已经得出结论：她不是数不胜数的高级妓女中的一员——发展到了我俩这一步，这方面很容易分辨。她也不是贼。在我们这个高尚文明的社会里，女人只有三种职业，而其中两种已经被排除了。“你是个音乐家？”
“抱歉，啥？”
“歌手，”我说，“你是唱歌的吗？唱歌来谋生？”
她笑出声来，说：“别人恐怕宁愿花钱让我闭嘴。”
我往前一倾，亲吻了她的嘴唇。“那你时不时有的那些钱，”我说，“又是从哪儿来的？拜托，”我挂上自己最迷人的笑容，补充了一句，“我可什么都没瞒着你啊。”
“那好吧，”她说，“我是个女巫。”
按照常理，鉴于我被无罪释放了，我有权回官衙去，把我被捕时遭到没收的随身物品统统要回来。那些东西是我的全部家当：一件厚重的羊毛外套，旅行时穿的；一个背包，里面装了五百安吉尔金币和一本带插图的威森蒂乌斯著的《迷人花园》；更别提内衬里还缝着价值九百安吉尔的红宝石原石了。可是不知怎的，我觉得这时回去要包有点过分贪心了，而我从不敢过分贪心。现在看来，这话真是讽刺。
她又愿意和我说话了。“这样很丢人。”她说，“让我上法庭把你领回来，就像你是条走失的狗似的。我真希望你别这么做。”
“我想试试，你总不能怪我嘛。”
其实，她可以怪我。“更别说，”她继续道，“你这么做太招摇了。你明白的吧，这下我们又得换个地方从头开始。这儿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身份了。”
这话让我大笑起来。
“你懂我的意思，”她有点急了，“也清楚我不愿意高调行事。你带了多少钱？”
“反正已经一个子儿不剩了。”
她一声叹息，“你觉得梅森蒂亚怎么样？”
“我甚至不知道它在哪儿。”
“它在你能去的最靠南的地方，如果不下海的话。离这儿大约有一千二百英里。”
她去过那地方，当然，是很久以前了。天底下没有她没去过的地方。我记得我们曾经在普罗秋利斯住过一个废弃的神庙。当时我们为形势所迫，只能过一段苦哈哈的日子，那神庙就成了不错的落脚点，因为当地人没胆子进来。庙内的墙壁上涂着彩画。这画有屋顶遮挡，免受风吹日晒，却只有一小块保留了下来，其余部分早在几百年前就剥落了。我盯着壁画，然后突然意识到：我认识这张脸。真是太像了。她告诉我说，这画的应该是爱朵依亚，死亡之神。是啊，真是死亡之神，我想。
“我已经厌倦像这样四处漂泊了。”我说。
“而这都要怪谁呢？”
“况且我讨厌南方，太热了。我们为什么不换个好点儿的地方，休养一阵？”
我不喜欢满腹牢骚的自己，过去我从不抱怨。不管手上拿到什么牌，尽力打好才是正道，这一直是我的人生箴言。该弃牌时就得弃，输了便愿赌服输。当然，如今我的想法已经不同以往。
“好吧，”她说，“我们去苏利亚。”
“我宁可去死。”我说。一个路过的女人停下脚步看向我。我把嗓门压低了些，“那地方天寒地冻的，人也臭烘烘的，而且，在苏利亚我们能捞到什么好处？”
“你对苏利亚真是一无所知，那地方其实相当不错。”她一顿，“还有银矿。”
“我压根儿不在乎。我绝不愿意在矿坑里哆嗦六个星期，在冰天雪地鸟不拉屎的地方待着。”
她叹了口气。“好吧，”她说，“那你想怎么样？”
这故事最可笑的地方在于，我真的是绅士。比绅士还高级，我其实是个正儿八经的贵族，有堂兄弟是公爵，某个豪门世家前庭的石雕拱门上还刻着我的名字呢（我是说真名）。至少，曾经刻着我的名字。我猜它早就被凿掉了。我想说的是，我的身份比我假扮的人高多了。每当我四处招摇撞骗、扮演达官贵人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自己贬低了至少五个档次。假如我突然现身某个地方、宣布自己的真实身份，没有人会相信。我假扮的那些低级官员，他们至少得装出一点儿为了生计而辛勤工作的模样。而我十二岁的时候，对他们那样的劳动人民压根儿是不屑一顾的。
我想，我是在十九岁那年正式变坏的。我母亲——上帝保佑她——本来不愿意送我上大学。知子莫若母，我想。可父亲坚持让我入学。在他看来，任何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体面青年都该读大学，拒绝去求学，无异于妄想阻止太阳从东边升起。我只好乖乖从命，后来却发现大学是个颇合胃口的好地方。倘若我生在别人家里——比方说，假如我出身贫苦，来这里是为了接受教育，而不是找个借口溜出家门——也许还能收敛脾性，学些东西。我是真的挺喜欢大学里的一些书籍，至今仍时不时地回想起当中的句子。比方说，萨洛尼努斯的《警世箴言》（这本书是我的挚爱，作者堪称旷世奇才）和欧特罗皮乌斯的《道德与政治对白》之类。然而，大多数时候我还是在酗酒赌博、寻花问柳，挥霍金钱度日。在父亲眼里，这是我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我不过是在做个孝顺儿子罢了。
只要我写信问家里要钱，父母没有不应允的，总是随封寄回斯塔门兄弟银行签发的汇票。我周围环伺着热情放荡、想钱想得眼冒绿光的小伙子，他们债务缠身，却生怕父亲叔伯发现自己败光了钱、惹了一身麻烦。可我呢，兜里的金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父亲不但不责备我腐坏堕落，反而鼓励我肆意享乐。吾儿，趁你青春年少，就该及时行乐。我那傻老爹如是说。以后有大把的时间干正经事呢。好不容易含着金汤匙出生，不好好享受，怎么对得起你这命？
他说的没错，可金汤匙造成了我的不幸。我在这里格格不入。我认识的每一个人，要么出于嫉妒恨我入骨，要么就极尽谄媚、想从我这儿捞一把金。我的外貌更是火上浇油。坦白地讲，我从来没有为了自己长得特别英俊而高兴过。漂亮的外表就和钱一样，是我无须争取、与生俱来的东西，令我人生的一切都容易得过分了。上大学的第二年，我蓄起了胡须，然而其他人纷纷赞美说，这新造型很适合我。于是我又把胡子剃掉了，免得引发一阵蓄须的风潮。
我是这样变坏的——我之所以变坏，完全是为了他人着想。事情起因如下：有个几乎算是我朋友的人（我不会透露他的名字，因为他现在是个地方长官了，货真价实的那种）找我诉苦借钱，说若我不借，某个裁缝就要写信给他父亲，把事情闹到人尽皆知。
“你需要多少？”我问他。
“四十安吉尔。”他说，“拜托，讲点义气吧。四十安吉尔对你不算什么。我见你在‘金色羽毛’一夜就能花出这么多。”
他说得很对。我俩对话时，我的上衣口袋里恰好就有这么多钱。那时，我们正肩并肩地穿过西门，就在新神庙的南面。“办不到。”我回答。
“胡扯。真的，我已经穷途末路了。要是拿不到这么多钱，我干脆去跳河好了。”
我叹了口气。“你个可怜虫。”说着，我开始四下寻找，想捡块砖头。
正如我先前所说，每当你需要一块砖头的时候，手边注定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只好沿着河岸往下走，在黑暗中摸索，直到我捡到一块大小重量都合适的石头。“你究竟要这玩意儿干吗？”他问。
我用厚外套的翻领把它包裹起来。“你马上就知道了。”我回答。
时值三更半夜，街头的醉鬼都已经晃悠回家，最早做生意的一批商贩又还没开张。从神圣大桥走到新神庙，我们一路上都没撞见半个活人。我回首四顾，意识到作为新手，遇上这么好的作案环境是红运当头了。我穿过蜿蜒的小巷，绕过新神庙的正门来到后门前，刻意避开了那尊象征宽容与怜悯的老旧神像。
人从来摸不清自己的脑子是怎么运转的，对吧？我猜，我一定早就注意到了神庙背后的那排窗户，潜意识里已经想到：如果有人想闯空门，那绝对是个理想的突破口。可是，搁在二十四小时前，我完全想不到自己这辈子会闯进神庙偷银子。而现在，事情竟然演变成了这样。我脱掉上衣，把裹着石头的一头砸向窗户时，他还替我抬着衣服的另一头呢。几乎没弄出多大动静。我想说明的是：在盗窃方面，我完全是无师自通，本能地弄明白了这一行的各种基本原则。你得承认，我相当聪明。
“我们到底在干吗？”他压低嗓门问，声音粗哑恐慌。
“打劫神庙啊。”我告诉他，“在这儿等着。如果有人过来，给我信号，明白？”
他瞪着我。我至今还记得他脸上的表情。当时月光透过神庙的彩画玻璃，在他脸上投下了红的、蓝的光影，令他看起来就像被严重烧伤了似的。“你疯了。”他说，“我们不能这么做。”
“看好了。”
这事再容易不过了。我爬进窗，小心翼翼不让玻璃窟窿周围的尖刺挂伤自己，然后穿过走道，来到圣坛前。我把手伸向离我最近的一套银器，但又一停顿，脑子转了起来。我差点儿就偷了三天使圣餐杯，这玩意儿可是后矫饰主义艺术的代表作，搁在帝国的哪个角落都能一眼被认出来，那样可不妙。于是，我转而在圣坛上又摸索了一阵，找到一只颇为丑陋的圣餐盘。这东西搞不好有七十年历史了，外表极普通，我把它上下摸了个遍，也没发现什么铭刻印记。按照铸成它的银子重量来算，这玩意儿大概能值四十安吉尔。我朝圣坛一鞠躬，礼貌地道了声多谢，然后转身回去，和等我的朋友汇合。
“我又该拿这玩意儿怎么办？”他问。
可怜虫。“我怎么知道？卖掉，熔掉它。”
“把它放回去吧，看在老天的份上！我们赶紧走吧。如果被逮住，我爸准杀了我不可。”
我把圣餐盘搁在地上。然后我使劲全力，一拳打在他嘴上。“打起精神来，听见没？”我轻声地说。然后我捡起盘子，我俩便回住处去了。
剩下的半宿，我一直在盘算。之后，天刚蒙蒙亮，我就出门买了把锡匠专用的剪刀。我把圣餐盘分割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方块，每块大约值两安吉尔。然后，我信步朝银匠街走去。我本能地知道该和什么样的人做交易，只需瞧瞧他们的脸就行了。
“你收这个吗？”我记得自己这样问道。
那个男人斜睨了我一眼，“你确定没人会找这玩意儿？”他问。
我耸耸肩，说：“我家有个男仆向来手脚不干净。”
他也耸耸肩，“三十安吉尔。”
“别逗我了。”
在和收购赃物的人打交道时，我一向干得不错。我想，这是因为我信任那种比起交易对象来，对财物更感兴趣的人。我时常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种人。我朝他收了四十六安吉尔，四十给我朋友，六块投给了新神庙门口的济贫箱。我本人丝毫没想从这桩买卖里捞上一星半点。反正，我不缺钱。
这次行动成果斐然，那个朋友之后再没找我借过钱。当然，他也中止了我们的友谊，但对此我不怎么介意。像他这样的人多了去了。他们纷纷求助于我，这个借二十，那个要三十；而容我自夸一下，我真是天底下最慷慨大方的人。我夜夜游荡在大街小巷间，寻找容易突破的窗户、方便进入的水管和邻居家观察不到的后门。当时我还没意识到，那阵子大概真是祖师爷赏饭，不管怎么折腾都不会坏事儿，哪怕我干活时粗心大意、目空一切。当然，这种好运有一天突然到了头。那天夜里，我小心翼翼地撬开某金匠家的窗户，却发现金匠和他儿子齐齐坐在暗处，膝头放着已经拔出鞘的剑。
至今我仍不知道自己当时中了什么邪。假如我原地不动，扮成个醉汉，假装只是在恶作剧之类，那我百分百确定我父亲能够花钱封住他俩的嘴，然后谁也不会受到伤害。然而，我傻不拉叽地抽出了惯于随身携带的刀子，触发了一场滑稽的混战。我捅伤了金匠儿子的眼睛。我可以说这事纯属意外，完全是由于三个大男人在一片黑暗中胡乱比画尖锐物体造成的。这个说法合情合理，没人能证明它不对。然而结果不止如此。金匠儿子被他父亲绊了一跤，跌倒在地，抓住我的脚踝不放。于是我杀了他。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你应该能猜到，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问题，最终得出了结论：我这么做，是本性使然。让我解释解释吧。我出身名门，可那一定是老天不长眼。真的，我是个贼。我身为贵胄之子，因为杀人被逮了个现行，却只把整件事当成笑话，用老爹的钱给自己找的乐子买了单。我是个贼，在一间黑咕隆咚的店子里被人抓住了脚踝，然后杀了人。我一定事先就料到了，否则也不会一开始就拔出刀来。
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是想扼杀你们可能对我错生的任何怜悯。在我经历过的遍布全世界的一长串庭审上，我每次都对审判员说：我有罪。我想，我从来都有罪。生来如此。
我们去了苏利亚。
抵达苏利亚时，我还认得这地方。十年前或者更早些，我们来过这里，当时我还从十二层楼上跳下去过。为那事，她把我沉痛地教训了一番。你以为我闲得没事干了吗？诸如此类。这种话我听过太多次，早就倒背如流了。
“好吧。”我说。我们爬出马车车厢，伸着懒腰。不必说，地上自然覆着积雪。“现在我们到了，然后呢？”
她弯下腰，翻起一块石头。什么也没有。这里地冻天寒的，昆虫没法存活。“我告诉过你，”她说，“这地方有银矿。”
我打了个呵欠，“真不得了啊。”
“我怕你无聊。”她说，“你一无聊就干蠢事。”
“我们该去仙萨尔德的。”我说，但不是真心话，“那儿有座神庙，收藏着世界各地最齐全的决心教派圣像。看守只有六个老祭司，还有一把我用玻璃片就能捅开的锁。”
她看着我一叹气。“好吧。”她说，把手里的包一扔，“你想去，我们就去。”
“算了。来都来了。”我说，“走吧，我们最好找家旅馆什么的。假如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也有旅馆的话。”
库瓦斯城其实不差。市中心早在三十年前就被帝国整体重建过了，风格千篇一律，但街道都铺了石板，还有几座相当不错的大楼。全城最好的旅馆是“正综无瑕宝钻”，很宏伟，也很昂贵，大力模仿了“城市银星”旅馆——就像一个勤勤恳恳但不识字的抄写员临摹下来的手稿。于是，我们去了“正综”旅馆。旅馆主人有点儿狗眼看人低，可我们不缺钱。他们给了我们一个位于三楼的房间，那儿的视野很不错，正好俯瞰一片锯木场。木材生意是库瓦斯的支柱产业之一。我临窗站了一会儿，沉醉在这片风景中。“我也许会喜欢这儿的。”我说。
“上床来吧。”她说。
“现在才下午。”
“拜托。”
这故事的荒谬之处在于，她真的爱我。哪怕我对她做了那些事，还企图做那么多事。苍天在上，我可是杀了她整整十六次啊。
第一次发生在坡达尔加。那时我们刚刚在一起三个月。头一个月，我们如胶似漆。这很容易理解：你偶遇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孩，她举止优雅，在床上又够狂野，显然彻底迷上了你，丝毫不介意一起犯犯罪，还碰巧是个女巫，懂得各式各样、货真价实的魔法。我坦白，我俩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欢乐时光。我不再玩诈骗游戏，而是干回了破门行窃的老本行。当然，并不需要真的破门而入，因为我的帮手能把自己变成蟑螂，从门缝里爬进屋去、打开门锁。出于报复，我们洗劫了斯塔门兄弟。一想到那场大祸后他们是如何对待我父亲的，我就永远无法原谅。那是我们头一回用上变蟑螂的招数。我给两只大麻袋塞满了金币，然后发现——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啊——它们太重了，我根本搬不动。傻瓜。她说，温柔地一笑，然后施了个失重咒。我再抬金子时，就和拿枕头没两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