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摘自斯特西克鲁斯所著的《形式与内容》第四卷第七章第七至第九小节。.14
那天夜里我真的很担心她。回到旅馆后，她倒床不起有将近半小时。她脸色苍白如死人，呼吸微若游丝，高烧不退，还一阵阵地呕吐。没关系的，她对我说，这很正常，我早就习惯了。变身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就不会有事；超过一分钟的话，身体会有各种不适。我吓坏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说，那样我就会想想别的办法了。不用，我没事，真的。她说。我早习惯了。她浑身冒汗，仿佛一块正在融化的冰。这就是我为爱做的事，她说。当时，我觉得她的爱很甜蜜。
斯塔门兄弟之后，我们又打劫了慈善银行、剑锋银行、企业家银行。钱来得太多、太容易，反而令我紧张不安。现在我们手头宽裕，应该先收手。我对她说，至少等上一阵子再说。听了这话，她笑出声来。我们这么开心，为什么要收手呢？她说。
“因为我们不需要干下去了。”我说，“已经够了。”
她看着我。“够了，”她重复了一遍，“是什么意思？什么够了？”
“钱够多了。”我说着，指了指我买来放钱的大箱子，“那里面有五千多安吉尔。”
她耸耸肩，问：“你父亲有多少钱？”
“什么？我不知道。”
“比五千安吉尔更多吗？”
“呃，更多。”
“六千？六万？六十万？”
我开始觉得烦了。“我哪里知道。”我说。
“大概估计下。”
“好吧，”我说，“如果把所有东西都算上，包括他名下的土地、房产、船只之类，差不多有五十万吧。但这是两码事。”
“真是两码事吗？”她对我微微一笑，“那才是你应得的财产数额。”她说，“你本来有权继承那么多钱的。所以，五千安吉尔根本不够，不对吗？”
“你这不是犯傻吗。”我说，“我们没法偷到五十万。用尽一辈子都不行。”
她只是对我露齿一笑。
于是我们继续行窃，将金匠、银匠、商户洗劫一空，有一回还偷了军队的钱。自然，我们的行为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人们组织起一个警备委员会，雇用了不少守卫。可是，这些可怜的傻瓜不会去留意跳蚤和蟑螂。我们填满了第四只箱子。城市长官发布了辟谣声明，否认玻达尔加正在经历严重的金币短缺，然而这等于变相承认了传言。银行出现了挤兑潮，而这又进一步证明了银行缺钱的事实。因为某些混蛋把钱偷走了。我告诉她，事到如今已经不好玩了，我们必须停手。我们搞出了一场经济危机，人民会因此受到伤害。可她只是对我露齿笑笑，然后我把拽上床。我俩几乎不花钱，也许一周只用得了三泰勒，可我们房间的地板上放着几只大箱子，里面装着全城大部分的钱。我找来一只天平，粗略地称算了一番。然后我告诉她，这儿有超过一百万安吉尔，已经是她认为全世界亏欠我的金额的两倍了。我们能收手了吗，拜托？然而，她开始嘲笑我。我伸出双手握住她的脖子，用力掐了下去。
我记得她将死之前脸是如何变青的，这画面离奇极了。她双眼往上一翻，从那一瞬起，她便不再是人，而是沦为了一件东西。这也算是种特殊的逆向魔法吧。当她完全瘫倒在我的手腕间时，我知道她已经一命呜呼了。我想，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不，是做了什么。
我想，在那一刻，没人能比我自己更震惊了。我似乎说过，自从杀死金匠的儿子后，我就不干入室行窃一类的事了。我不愿再次经历类似的处境，不想再面临杀人的风险。毕竟，我已经知道自己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来。打那以后，我就决心只干保险的勾当。不用武器，不掺和可能发生打斗的局面。可以说，有了她这个帮手，我再也不必担心那样的危险了。一切都是那么容易，那么安全。她能透视门和墙壁，所以我们总是知道屋里有没有守卫。而这会儿，我不由得吓傻了：我又杀人了。
如果手边有样尖锐的东西，我发誓我已经自杀了。事实上，我试着打碎一只陶瓷盘子，想捣鼓出一块锋利的碎片来。然而这蠢玩意儿怎么摔也不坏，哪怕我用靴子去踩也一样。我已经不配活在人世了，这是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总的来说——我头脑还算清醒，能分辨后面两者的区别——我觉得比起等待卫兵出现，把我送去公审、当众处死，我还是宁愿独自度过最后的时间、享有尊严，亲手了断自己。那时的我还讲究体面。但也不是非自己动手不可。如果别无选择，以绞刑收场对我而言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可能觉得死刑过于残酷了。但我呢，我衷心地支持死刑。
除了一个例外，他们万不该绞死我那可怜的父亲。他有罪，没错——叛国罪，阴谋颠覆共和国。我们全家一直有罪。可真实情况是，他只是被斯塔门兄弟提的蠢主意蒙蔽了头脑，试图垄断粮食市场。不必说，这个计划黄了。我父亲破了产，家财丁点儿不剩。后来我们才得知，斯塔门兄弟自己压根儿没往里投一分钱，所以没有吃亏。于是，我那傻瓜父亲又加入了一群精神错乱的理想主义者——这些人来自福卡斯和特米斯卡斯，算是我家的表亲，只是隔了不知几千层，照这样讲，这世上谁和谁不是表亲呢——他们想摆脱政府，让世道变回以前的老样子。他们天真地以为军队会站在自己这边，可这想法错得离谱。我想，要不是当时联合政府正为了《土地改革法案》吵得不可开交、濒临分裂，亟须有个公共危机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我父亲他们根本惹不出什么乱子来。然而，对联合政府而言，父亲那伙人就像从天而降的救星。两个主谋靠检举同伴摆脱了牢狱之灾（我得骄傲地说，我们后来好好处置了那两人），可其余人都被送上了绞刑架，包括我可怜的父亲。当然，由于不敢露面，我没有在场观刑。但我听说，临刑前他发表了一段热血沸腾又狗屁不通的演讲，说自己死得光荣，因为这辈子他总算干了一件值当的事，尽管结果只是徒劳——好吧，他是个小丑。可他们不该绞死小丑。毕竟真正的坏人都还逍遥法外呢，比如我。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我拼命想砸烂一只砸不烂的陶瓷盘子，而我那漂亮女友的尸首就躺在我的脚边。敢作敢当。这个词在我脑海里回荡，令我再没有别的念头。有道理。我告诉自己：你干了一件相当坏的事，理应付出代价。注意“付出代价”这个表述。我们的道德观念里，其实深深地根植着一丝商业思维：你可以用受罚来买下一桩罪行。你做一件坏事，然后付出代价——但代价不是好事，请注意，而是另一件坏事。以死亡来偿还死亡。这当中的逻辑不太对，正确的逻辑应该是：用一件好事来为一件坏事买单；杀了人，就该把全部财产捐给穷人、自己在修道院里度过余生来偿还。可现实显然并非如此。不管怎么说，当时我的道德伦理观还相当朴素，觉得自己杀了两个人，理应以死相抵。只不过，我就是打不碎这蠢盘子。
去他妈的，我想。不如找卫兵自首算了，他们总能处置我的。毕竟我们交税就是为了这个。我跪倒在地，摸了摸她的脖子，以免自己搞错了，万一她还有脉搏呢。然而我什么也没摸到。她身体越来越冷，脸庞白得就像高档蜡烛。我关上门，转身走进街道。
找卫兵自首。可我知道玻达尔加的拘留所在哪里吗？知道个屁。我以为我知道，我以为宪法广场上那栋高大的白色建筑就是拘留所，可结果它是行省议事大楼。门口有个站岗的圆帽卫兵。我试着向他自首，可他只是看了我一眼，说在换班以前他都不可以离开岗哨。我会等的，我说，我不介意等。滚远点，他对我说。好吧，我说，那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拘留所在哪个位置？出了广场左转，他告诉我，再朝北部阅兵场走，直到你看见“金色跳蚤”在左侧，这时你右边那个庭院就是了，一眼就能瞧出来。
最后，我总算找对了地方（我的方向感差得没救了）。拘留所有扇非常宏伟的锻铁大门，门口立着一个人影。是她。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你来了。”她说，“我就猜你会来这儿。”
“你还活着。”我说。
“不是你的功劳。”
“噢，感谢老天，”我说，“我以为我把你杀了。”
她冲我一皱眉。“你是把我杀了。”她说。
关于女巫，有一些你们绝不知道的事。
她跟我解释过。简单地说，宇宙就像一所宅子，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房间。你我存在的世界，只是这些房间之一。我们活着的时候待在这个房间，死了就上楼去另一个房间，留在那里。可女巫拥有许多房间的钥匙，尽管那些地方普通人根本无法涉足，里面的规则也不一样。她们会使魔法便是这个原理。她们只需到隔壁房间串串门，在那儿，一些原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成了小菜一碟。然后（这部分我一直不太理解）她们就化作另一种形态，回到原先的房间。所以，当我双手紧扣她的脖子、令她濒临死亡时，她溜进了另一个房间，等自己的肉身死透了，才回到原先的房间。爬回自己的尸体里面，她说，这个过程很不好受。尸体冷冰冰的，你还得让各个部分重新运作起来。感觉就穿了一身湿淋淋的还在滴水的衣裳。不过，死嘛，她告诉我，没什么大不了的。死亡对她来说根本不算个事儿。
你们应该可以想到，在那以后，我俩之间的气氛略微紧张了一段时日。她不断告诉我：她已经原谅我，我不必再纠结那事了。我一遍遍地对她说：我不是个好东西，我是个恶棍，是个杀人凶手。她让我别这么自怨自艾。你只是一时冲动，她说，仅此而已。并没造成什么损害呀。不，我说，我有意图——她用好笑的眼神看了我一眼。意图不重要，她说，什么都不重要，真的。我对她说，我要离开。那好，她回答说，我和你一起。
接下来的某天夜晚，趁她熟睡之际，我离开了她。我不敢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外套，因为她睡眠很轻，一丁点儿动静就能把她吵醒。我穿着衬衫和裤子就出门了。有生以来头一遭，我口袋里空空如也，一文不名。这感觉陌生而奇特。我记得，迈出旅馆大门的那一刻，一种奇怪的自由感油然而生，仿佛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找到了真我。我只是我，剥去了先天继承的、后天获得的一切，仅仅留下我自己的力量、弱点、优势、缺陷、品性。我挠了挠颈背，沿路朝港口走去。
逃票上船比你们想象的容易多了；躲在船上不被发现，这才是困难所在。我在海里游了一阵，沿着一根粗缆攀上船去。附近没人，于是我爬到了一大堆木桶顶上，仰面躺下。我想我是睡着了，因为睁开眼时，一片广袤的蓝天映入眼帘。一缕发丝摩擦着我的脸颊。
她亲吻了我。“你好呀。”她说。
我没有动弹。无法动弹。我吓呆了。
“这挺好玩的。”她说，“我们要去哪儿？”
稍后，我们爬下木桶堆，主动找船长“自首”。收下五安吉尔后，他很乐意接纳我们成为本船乘客。他没问我们为什么要偷偷上船，似乎也不是头一回遇见这种事了。他把自己的舱房借给了我们，为此又额外收了两安吉尔。之后，船员都卖力地把我们伺候得舒舒服服的。这是艘货船，载了一批醋，正驶往拉厄娜。
话说回来，我们之前讲到哪儿了？噢对，库瓦斯城。
初识她的时候，我二十三岁。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但要问我现在多大了？我真心不知道。照镜子时，我觉得自己只有十九，尽管我早就学会不去相信镜子了。可人们一般认为我——这么说吧，与她年纪相仿，而她看上去大约二十岁。真是一对璧人。大家都说，男的英俊，女的漂亮。
我有提到锯木场吗？那可是库瓦斯城的重要产业。他们把木材装在大大的筏子上，令其顺河漂流。都是些软木，比如松树和杉树，所以几乎全部会被锯成木板。锯木机由库瓦斯河里的水车驱动，所有的树木不管大小、无论品种，它们都能搞定。锯木机的圆盘锯片和车轮一般大小，一排五六个同时运转。你从一头塞进整根木头，三十分钟后，从另一头出来的就是木板了。这个过程令人印象深刻。
我特意装作不想接近锯木场。于是我们去视察银矿了。那可真是个糟糕的地方。他们把一整座山劈成了两半，其中一个断面成了人工打造的峭壁，上面东倒西歪、荒唐可笑地爬着木头栈道，仿佛攀墙而上的常春藤。但愿老天救救在那儿工作的可怜鬼。他们用锄镐一点点把这山挖空，再用绞盘把盛满矿石的桶放下山去。然后他们就开始洗矿，那过程才叫一团糟呢。我不清楚具体要怎么做，可我知道，他们有好多条露天的污水沟，专门用来清洗原矿上的泥土；还要用到大熔炉，它们吐着恶臭无比的浓烟。这下你们知道“地狱”这个概念出自哪里了。这里噪音充耳、烂泥满地、恶臭盈鼻、浓烟滚滚，每当有人开关炉门和通风口，里面还会喷射出巨大的火焰。烟灰会沾上你的双眼、你的头发，烟气会钻进你的鼻孔，呛得你喘不了气，而你每走一步都得付出艰巨的努力，因为双脚会陷进及踝深的泥巴里。这场景其实颇具隐喻意义，因为它告诉我们，钱就是来自这种地方、出自这种肮脏的生产方式。
这回我们扮演的是富有的投资者，正考虑入股这里的银矿。我和我姐姐来此，是为了进行一番实地考察。矿山的工头非常吃惊，因为没人提前告诉他会有贵客来访。他不停地道歉，还大呼小叫地命人铺上遮泥板，好供我们步行。
我们对考察结果满意极了。这真是个神奇的地方，而且银矿的产量也非常可喜。只是，我们有个问题。这里出产的纯银总量——有多少来着？每天三吨？那你们有什么安全措施，呃，你懂的，来防贼呢？
“很好办。”她说。我们脚踏已经毁了的鞋袜，嘎吱嘎吱地走回城去。“那些守卫显然妨碍不了我们。你绕到仓库后面等着，那儿有个滑水漕，旁边正好是他们的盲点，注意到了吗？我可以从屋檐底下的缝隙爬进屋，在后墙上打个隐形的洞，之后只需把银块递给你就是了。然后我出来，给银块施个失重咒，让它们一路飘进马车去。等他们早晨上工时，我们已经身在斯喀里亚了。小菜一碟。”
没错，什么都是小菜一碟。这就是问题所在。
“行啊，”我说，“就这么干吧。”我尽量装出一副厌倦无聊、闷闷不乐的模样。可这越来越难了。她很容易起疑心，而我的演技也不怎么样。“今晚行动？”
“也好。没必要为了银子在这地方久留。”
她总是这么说：我是个贼，做贼是我的本性。我就是爱偷东西，不是为了钱，因为我向来对钱毫无兴趣，就像鱼对水没有兴趣一样。我享受的，是偷窃过程本身。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从一个地方偷到另一个地方，以此度过我们无限漫长的余生。我们会永远幸福快乐的。
只要你快乐就好，她说，我只有这一个愿望。爱的意义不正是如此吗？
“那就今晚吧。”我说，“我去雇马车。”
她点点头。“那好。”她说，“我们回旅馆再见。”我以为自己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我在铜门街转角跟她分道扬镳，独自走到北城区的车马出租行，然后用双倍的速度赶回老城区，一路穿小巷抄小道，一直抵达锯木场的漂木水道入口。我爬上窄墙，沿着墙壁往前走，随后翻进了锯木坑里。锯片正发出震耳欲聋的噪声，空气中翻飞着粗粝的锯末，如同暴雪当空。在锯床旁边干活儿的男人瞧见我，冲我大喊：走开点，你个白痴。我挺替他难过的。不管你们信不信，其实我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但这种事有时在所难免。
我提过我参军的事吗？噢是的，我当上了上尉。当然，不是货真价实的上尉。我本想扮成少校的，可惜我外表过于年轻，就算我国有荒唐可笑的捐官制度，在这个年纪当上少校也太假了。不过，上尉也是炙手可热的职位，特别是皇家卫队的上尉。我挖空心思要混进皇家卫队，只因我恰巧知道，他们马上要出征南部前线，那地方仗打得很激烈。
我想你们应该没听说过那场战争。起因只是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不是萨珊人偷袭了我们的某个岗哨，就是我们偷袭了他们，记不清了，反正我也不大在乎。可从某个时间点起，局面有点失控了：我们歼灭了他们的远征部队，他们伏击了我们的辎重部队。在那之后，双方要么得来场全面战争解决问题，要么就沿着边境搞点小打小闹、互相骚扰的游击战——这种事通常会持续数年之久。
当然，这些都与我无关。我之所以一门心思要加入，仅仅是因为我发现出征部队行军时得横穿沙漠。她不可能一路跟去那里的。至少，以女人的形态不可能。而且我估计，她很快就会厌烦整天以跳蚤的模样度日。她会丧失兴致，也许还会看上其他人。她会离开，然后我就能过自己的生活了。
我是多么天真啊。一天晚上，我来到军营前做了自我介绍，把委任状递给那儿的指挥官——那份委任状做得相当高明，出自厄里斯苏马的一名伪造师之手。假委任状看起来非常靠谱，内容也没有不合理之处。指挥官只是草草扫了它一眼，然后给我倒了杯酒。我蒙混过关了。
不必说，我对行军打仗一无所知。这就对了，因为参与那场战争的年轻军官大都是从自家庄园直接被送往前线的，此前恐怕连阅兵场都没见过。我把掌旗军士拉到一边，塞给他十安吉尔，问：“我需要做些什么？”
他朝我咧嘴一笑。“没什么大不了的，长官。”他说，“你只要骑马走在前头，开战的时候尽量别逃跑，其余的事儿交给我和其他军士就成了。我们会照顾你的，长官。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我不介意这个安排。事实上，军士是个不错的家伙。我之前从装备商那儿买了闪闪发亮的崭新盔甲，他叫我扔掉（他有个副业，把二手盔甲返售给那些装备商），然后给我搞了套真正合身的盔甲，因为已经有人穿过、磨合过，上身很舒服。他还给我找了双合脚的靴子——不说你们也知道，是萨珊产的，全世界属他们制造的靴子最棒。每一天，我都骑上我那匹漂亮的白马外出闲逛，他会提醒我归营时间。晚餐后我得签署一些文件，但我的差事也只有这些了。当然，假如这地方不是热得跟火炉一样就好了，而且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登过马背。不过，遇上她之前我也挨过苦日子，有时候真是苦极了，所以现在的情况在我看来还不算太差。我一次也没感到颈背被虫子咬，或是别的地方有一丁点儿痒。他们说沙漠里太热，跳蚤没法生存。当然，苍蝇另当别论。但是，我从没见她变过苍蝇。
然后，一天夜里，我坐在自己的帐篷外，看着其他人围在篝火四周。这时，我瞧见了那条狗。它是个大家伙，浑身纯白。人们正在丢骨头给它吃。我把我的军士朋友叫了过来。“那狗是养来干吗的？”我问。
他咧嘴一笑。“噢，那狗啊，”他说，“我们不晓得它是打哪儿来的，长官。有一天突然就冒出来了。大伙儿都喜欢它，觉得它能招来好运。这事有点离奇，在沙漠中间遇见一只狗，还温顺得跟什么似的。”
“也许是盐商带的狗，后来走丢了。”我说。
“应该差不离，长官。”他说。
紧接着的第二天、第三天，行军之际我都努力用目光搜寻那狗，可它聪明得很，老让我瞧不见。我猜它待在了队尾，而我不得不一直走在队首。作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降领导，我不能抛下岗位去找它。我想过令人处决它，或者赶走它，可我知道这行不通：那些当兵的太喜欢它了，完全把它当成了吉祥物、幸运符。我试过收买我的军士朋友，让他趁四下无人的时候偷偷给狗下毒。结果他露出了震惊至极的表情，然后假装没听见我的话。从那刻起我才明白，在用脑子这方面，她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击败了我。
这样一来，我只能执行备用计划了。非常不幸，可事已至此，别无选择。
当我们渐渐步入敌人的陷阱时，军士一定意识到了这点。连我都发觉了，何况他呢。我记得他向我指出了潜在的威胁，轻声提醒我，不该进入那条两侧都是陡壁的狭沟。他还一度试图越过我，直接命令号兵提示全军停止前进。我只好非常严厉地对待他。当然，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也知道敌军的领头人是如何思考的，因为他的身份应该与我相仿，都是有钱人家的儿子。所以，当敌军堵住了狭沟两侧的出口，从峭壁上方伸出弓箭和投石机、对我们居高临下虎视眈眈时，我早有准备。我决定连本带利地赌下去，于是令号兵吹响了军号。如我所料，敌军很快派了几名使者下来。投降吧，他们说，你们已经是瓮中之鳖、俎上鱼肉了。我微微一笑。我要挑战你们的头儿，和我来场决斗吧。我说，他上，或者他指定的代理人上。
使者看着我咧嘴一笑，一个字也没多说，掉转马头离开了。军士简直不敢相信我做了这样的事，一把抓住我的肩头。你疯了吗？他问，你的小脑袋瓜是不是坏掉了？我摇摇头。反正我们也死定了，我说。粮草补给很快就会耗尽——我，区区一介平民，都能一眼瞧出这个情况，可军队总指挥官及其手下却对这点视而不见。但管他的呢。敌军随时可能发动大规模袭击，把我们一举干掉。可是呢，如果我这样做，大家还有一线生机。当然，我本人是没有了，因为敌人会选最能打的斗士来和我单挑，那人不出三秒就能把我刺穿。但这样一来，其他人就能安然无恙地投降了。之后萨珊人会给你们供应食物和水。这可是在沙漠中央啊，我们自己是养不活三百人的。
相识以来头一回，我的军士朋友一句话也讲不出了。我挺享受这一瞬间，就像自己真有舍己救人的英雄情怀似的。当然，我以上说的全是鬼话。我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要打，他们这些人只是道具、棋子而已。然而，心底还是交汇起两股喜悦，我不禁沉醉其中：一，我的确拯救了我的手下，若没有我，他们只怕要死在这地方；二，敌军代表会杀了我，然后我终于能彻底摆脱她了。
敌军挑人的眼光不赖。换作其他指挥官多半会尽量挑选大块头，却不知一对一决斗时，个头太大反而不利。大块头移动起来更费力，不够灵便，同时也构成更大的击打目标。相反，他们选了个瘦小的家伙，动作迅捷如蛇。一瞧他朝我走来的步态，我就知道，他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结果证明我是对的。我大摇大摆地往前走去，他只是往侧面稍稍一退。然后我一低头，便发现自己刚好走到了他的剑尖上，像烤肉似的串在上面了。
其实没那么疼。世界突然安静下来，我的视野边缘开始发黑，仿佛自己正跌进地洞。我知道这招已经足以干掉我了，可他是专业人士，做工必求彻底、精益求精。他又退一步，挥臂砍掉了我的首级。
这下全世界都黑了下来。然后，我睁开双眼。
她对我嫣然一笑。“没事了，”她说，“你会好起来的。”
我看向她肩头的后方，烈日几乎移到了头顶。可是，当我和敌军代表决斗的时候，太阳位置比这靠东得多。所以说，时间已经过去三四个钟头了。我用余光瞥了瞥身侧。之前我躺过的沙地上凝着一摊褐色的玩意儿——大概是我的血吧。
“你个傻蛋。”她说。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这还真是你的作风。”她继续说，“做出这么高尚、这么巨大的牺牲来。你真以为自己能打赢么？也罢，没关系了。他们把你的手下编成队列带走了。萨珊人对战俘很仁慈，这点他们名声在外。你的人会平安无事的。”
她居然真的相信我在乎那些人的死活。这就是爱啊。
关于女巫，有些事情你们绝不知道。
死而复生，她跟我讲过，没什么了不起。相比之下，把别人起死回生才是无比艰辛。她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复活他人的事迹极其罕见。复活别人有两个步骤。你得先去“楼上”（让我们回忆一下之前用过的比喻），进入一个“非常坏的房间”，找出你需要拯救的人，说服他们跟你回去，而他们往往是极其不情愿回去的。想要完成这步，她说，就要求复活对象是真的非常想要返回尘世——试想你要怎么跟一群悲痛的遗属解释：其实他宁愿一死啊，正好摆脱你们这些人——通常只有一类情况符合要求，即逝者在人间尚有未了的心事。而这种心事，她告诉我，从来只有一样，毫无例外，就是爱。
看来她脑子里也只有这东西了。
第二个步骤又细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你必须把损毁的尸体复原，让它能够重新承载生命。她说，这部分纯粹是艰辛劳苦的体力活。你得把自己变小——非常、非常小，小到能爬进动脉和静脉，在血管内修修补补，或是把断裂的地方重新缝合起来。神经和皮肤也需要同样的处理。这意味着你得连续几天、甚至几周累死累活，而工作环境之恶劣，连煤矿工人都无法忍受。当你缩小到那种体积时，周围时间的流逝速度也会起变化。她说，明明你得在某人的血管里辛苦劳作一个月，外界看来却只有一小时。正因为这样，尸体才不至于僵冷得无法重启。如果拖得太久，那神仙也束手无策了。所以你必须守候在死亡现场，尽快进入逝者的尸体。
没人会为钱做这种事，她说。没人会为某个亲密的朋友，或是最崇拜的人，或是叔叔婶婶这么做。只可能是为了爱，她说，只有爱。
我爬上锯木坑外的矮墙。发现我的那个男人放下手头的活儿，朝这边走了过来，同时大嚷着什么。可锯片的噪音淹没了一切，所以我一个字也没听清。我挑好位置，像只潜水鸟似的跳了下去。
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搞砸了。我的膝盖落在了最近的一台锯片上。我满心以为自己会弹出去，然后被踢出这里，却随即感到锯片切穿了我的腿。我身体往前一倾，腹部朝下地倒在了三个并排运行的锯片之上……
我承认，她在战场上复活我之后，我爱上了她。不得不说，我以前完全无法想象，自己竟然可能这么爱她。我欠她一条命。我知道当我离开后，她巴巴地一路跟来，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现身，而她做这一切只是因为爱我。我意识到自己过去大错特错了，居然想要抛弃生命能赋予我们的最美好的礼物。我告诉她，一想到我真的可能死掉，从而来不及醒悟，我就后怕。她说好啦，现在没事了。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事的。
我们洗劫了位于姆纳斯特的国库；至少，我洗劫了那地方。让我单独干一次。我告诉她，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办不办得到。我解释说，过去我们之间出了些问题，导致我抑郁不乐；也许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觉得她掌控了我的生活——只要她和我在一起，一切都由她来操作，一切都由她来包办，我无须担心任何难题。我猜，恰恰是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让我陷入了焦虑和无助。所以，如果我单枪匹马地偷一次（还是要借助她的帮助，因为这次的行动单人不可能完成，但整个运筹策划都由我来操办），我就能找回自我，相信自己仍是那个能够独当一面的自由人，而不仅仅是她的附庸。好主意。她说，就这么办吧。
我这辈子从未这么努力用功过。我连续几小时地冥思苦想，绕着城里转了许多里，做了厚厚的一丝不苟的笔记，算好行动时间、目标数量、可能使用的测量工具。我泡在图书馆里，阅读几何学和三角学的书籍，为的是学会估算外墙的准确高度与厚度，还有所需绳索的精确长度；以及一袋袋金币的重量，到时我得用精心改造过的滑轮车把它们拉出去。我坚持不用魔法，只靠人力。我们花了整整两天在山里游荡，搜寻药草配制对付守夜人的迷药——我们打算从天窗垂下一根细绳，通过它往守夜人的啤酒里滴药。离行动的大日子越近，我就越是容易想到一些不利的可能性。万一那里有狗呢？我们没发现对方有养狗的迹象，但我还是出门买了一个油纸袋，往里装了一大块浸过迷药的生猪肝。我不断告诉自己，我有多么享受这个过程、这种挑战和不确定性，享受我俩并肩协作的快乐——此时我们不是一名女巫和一介凡夫，而是两个平等的人类。我对她说，我只是区区凡人没错，可我很聪明：我把好好的靴子割下鞋底，掉转方向再缝回去，这样一来，别人看见泥地上的鞋印就会以为我们去了相反的方向——换作别人，谁能想出这么棒的主意？
不说你们也能猜到，我最后把一切都搞砸了。我爬上屋顶，给守卫的啤酒里下了迷药。等他睡着后我爬进屋里，从他腰间取下钥匙，然后打开地下金库的门，开始往麻袋里填装财物。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敞开的天窗里刮进一阵阴风，把地窖的门给吹关上了，而我把钥匙留在了外面的锁孔上。我被困在里头了。
没等到天亮，仅仅是三四个小时之后，地窖门便开了，一大群剑拔弩张的圆帽卫兵涌了进来。我只好朝他们送上一个大大的、胆怯的微笑。
当然，她把我救了出去。她在监狱外墙上捣了个隐形的洞，又在我的牢房墙上开了洞。我记得自己跌跌撞撞地迈进了走廊，四下寻找她的身影。然后，我感到颈背被轻轻咬了一下。“走哪边？”我问。几秒后，我的左耳被咬了一下，于是我朝左边走去。不到两分钟，我就走出了监狱，一路上跨过了五个昏倒在地的守卫。看来，没有保姆照顾，我连门都没法出了。
我告诉她：“我觉得我已经不想做贼了。我们做点别的事情吧。”
“好啊。”她说着，给我斟了杯酒，“那我们就做点别的。”
“好啊，”我说，“做什么？”
于是，我们尝试了一下慈善事业。
我们拥有的钱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前，我们已经把卡曼多亚、北皮利亚、摩洛森和埃斯皮德邦联的大多数银行、贵金属铺和税务署都洗劫一空。我们偷来的金银财宝太多，根本不可能随身携带。我们用上了十几辆载铁矿石的车，每辆都有六匹马拉着，这才把钱全部运到了佩那尔罗纳的某个山脚下。我们藏宝的地点非常安全，你得挖穿二十尺深的花岗岩才够得着，可她只需合上双眼、念叨几句咒语就行。对于有些人而言，成事不费吹灰之力。我想，这就和出身富贵一个道理。
“有两条路可选。”我记得自己这样告诉她，“我们可以只是单纯地往街边一站，把钱施舍给路人；也可以用这笔巨额财富来影响世界，让它彻底改头换面。”
她看着我，耸耸肩。“怎么着都行。”她说，“你想选哪条路？”
我开始给她讲述共和国的历史。我告诉她，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曾经有一个小小的城邦，由历代国王统治。这个城邦渐渐壮大，后来征服了邻国，于是周边地区的贡物和税收都流向了它的国库。然而，国王把敛来的钱财都用来满足自己的愚蠢嗜好，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还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和私人行馆，垄断了一切。与此同时，穷人却在挨饿。此时，一个出身古老显贵家族的人挺身而出，他的名字叫维克多利努斯。他告诉人们，这个国家的运作方式大错特错了。劳苦大众创造的财富，以及军人勇士开疆辟土夺来的财富，应该由全体国民平等地分享；而且，世袭的君主专制很愚蠢，领袖应当由人民选举产生。当时的国王想吊死维克多利努斯，可人民不允许；他们反过来将国王赶下了台，推举维克多利努斯担任领袖。国王组织起一支雇佣兵队伍，可人民的军队势如破竹地击垮了他们。由此，共和国诞生了。可（我告诉她）后来它变了质。这种质变是缓慢地、逐渐地发生的，没人留意。人们的眼光都聚焦在了别的事物上。他们观赏着共和国的无敌军队大力征服世界的其余部分——对诚心归降者示以仁慈，对负隅顽抗者以战屈之——那些诗人用美妙的词语，如是粉饰道。共和国政府做出了许多令国民称道的政绩，可与此同时——那句谚语怎么说来着？对，所有女人最后都会沦为她们母亲的模样。这话放在共和国身上也是同理。只不过，把持朝政的不再是国王，而是十人议会。除此之外，如今的共和国与之前的城邦并无任何不同。
她耐心听我把话说完，然后点点头。“没错。”她说，“这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改变现状。”我说，“我们能让一切回到正轨。有了这笔钱和你的魔法，我们完全能把维克多利努斯做过的事再做一遍。我们可以推翻共和国，把十人议会成员的脑袋都插在广场的尖矛上，解放全国人民。现在我明白了，”我说，“我真的恍然大悟了，这就是我遇见你的原因。”
她露出一丝奇怪的笑容。“再过一会儿，”她说，“你恐怕要说这是我们的‘命运’了。”
我热切地注视着她。“为什么不呢？”我说，“我的意思是，扪心自问吧：我天生就是混迹街头的料，却为什么要出生在上流社会？可维克多利努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在这点上面和我一样。上天知道我比不了维克多利努斯，远不如他勇敢、高尚、睿智，所以把你赐给了我。可我实在太驽钝，直到现在才领悟这一点。”
她静默片刻，陷入了沉思。然后，她说：“好吧。”
我冲她露出灿烂的笑容，说：“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回道，可我的思绪已经飘向了别处。
就这样，陷入爱河的一男一女下定决心，要颠覆国家。可他们该从哪里下手呢？
“我们得小心地从长计议。”我说。我们正躺在床上，透过窗户眺望贝洛伊萨海湾。朝阳缓缓地升起，海面泛着紫色，天空则是一片深暗的蓝与红。
“当然了。”她说，语气令我觉得，她对这事不是特别上心。
“人民是愚钝的。”我继续道，“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过得不开心。你可以压迫他们，令他们挨饿受冻，巧取豪夺他们的土地，送他们的子孙进沙漠受死。而他们只会坐在原地，逆来顺受。”我朝她的方向一靠，从葡萄串上摘下一粒果实，“所以之前爆发的所有革命都不了了之。”我接着说，“我父亲也是败在这上头的。他以为只需买通皇家卫兵的几个高级官员就能成事。他从没想过，十人议会远比他财大气粗，无论他出多少钱打点关系，他们都开得出更高的价。这么做行不通。你必须从人民入手。”
她一颔首，说：“你得让他们不开心。”
她有点犯傻啊。“他们本来就不开心，”我纠正她，“你只需要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
“噢，我懂了。”她打了个呵欠，“待会儿你想去游个泳么？”
“我不确定，再说吧。另外，”我继续道，“光让他们发现自己不开心还不够。得有一场大灾难，一个导火索，事情得一发不可收拾。必须发生点儿特别的事，就像过去发生在布雷弗斯瑟姆尼亚的四名神父被捕事件，或者德佛尔贝亚尔的买卖圣职事件。得有一件事，让他们联合起来、走上街头抗议。不然他们只会乖乖地待在家里，私底下互相诉苦。”
“好，”她说，“这事应该不难办。”
我又吃了颗葡萄。这是进口货，味道相当不错。“当然，还需要拉拢军方，让他们和我们同仇敌忾，这毫无疑问。”我接着说，“光有几个愤世嫉俗的中层军官可不够，高层军官和基层军官也得笼络。只要让他们对某件事真心感到愤怒，我们就水到渠成了。”
“比如，什么样的事？”
我回忆了一下前例。“乔伊瑟奥那回是因为屠杀平民。”我说，“萨珊人推翻第三王朝，是因为当时皇帝命令军方杀死阿普厄勒姆的全城妇孺。军队之所以叛乱，往往是由于政府要求他们干某件极其恶心的事，令他们感到万死不能服从。否则，就算明知有错，他们也会低头依令行事。”
“我懂你的意思。”她说，“难为你考虑得这么面面俱到。”
我点点头。“我们得制造一种恶性循环，”我说，“让政府为了维护政权采取的一切措施，到头来都只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倘若他们采取绥靖政策，企图息事宁人，民众就会得寸进尺；倘若他们选择武力镇压，基层军官就会愤而倒戈。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是我说的‘不可收拾’了。我们需要一场真正可怕的灾祸，这样一来才会暴发叛乱，任何人、任何事也无法阻挡。”
“而这就是我们需要策划的事。”她说，“我明白了。”
这时有人敲门，是女仆送早餐来了。随后我们去游了个泳，这天海水平静又温暖；然后我们回到旅馆，做了爱。我意识深处仍在盘算整件事情，尝试着勾勒出一场成功的叛乱。她没有再提这个话题，于是，我猜想她比较乐意让我来动脑筋想计划。
“会顺利的，”她说，“这事我们可以齐心协力去做。”
我得承认，自己向来没有早起的习惯。补充一句：如果我通宵未眠，那么黎明醒着也还算正常。但若要我一起床，便瞧见黎明女神用她的粉红指头抹过深蓝色的天空，那着实是一种煎熬。
所以，当她把我从睡梦中摇醒时，我透过敞开的窗户看见蓝紫相间的天空，不由得咕哝起来：“别烦我，回去睡觉。”
她用两根手指戳了戳我的肋骨，令我立刻睡意全无。“怎么了？”我哀怨地问。
“起床，”她说，“动作要快。我们得马上离开。”
这话听来莫名地熟悉亲切。过去有不少人，其中很多都是习惯早起的女人，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并且都有合情合理的原因——城管要来啦，卫兵要来啦，她们的丈夫回来啦，诸如此类。我一秒之内便翻身下床，开始搜寻自己的鞋子。“咋了？”我问，“怎么回事？”
“快点儿。”
尽管她直催我，我还是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自从来到贝洛伊萨，我们就没抢过银行，当局也还未掌握我们的身份。至于丈夫，她根本没有。她把我的外套丢过来，我赶紧胡乱套上。她扶着门，等我先出去。
“怎么回事？”我非要刨根问底。于是，她指了指窗外。
有那么一会儿，我压根儿看不出发生了什么。然后我猛地理解了眼前的一切，吓得心脏都停止了。外面是一片海，可它出现的地方不对，不在平时的位置，而是涨得很高很高。那不是海，那是一道硕大无朋的巨浪，正朝我们滚滚而来。
我转向她。我想告诉她，大事不妙，我们跑不掉了。然而我一句话也抖不出来，只发出一声可悲的尖叫——简直和猪叫差不多。每逢十万火急的关头，我就特别擅长这种猪语。她也没有讲话。她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念了一句我听不大懂的语言，眨眼之间，我们就出现在了别的地方。
建城667年金月15日，一场诡异的海啸袭击了贝洛伊萨城。关于这场海啸，历史学家有诸多记载。他们说，这正是这场天灾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变革。海啸给共和国的第三大城市造成了巨大损失，导致五万人丧生，二十五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这结果已经够糟了，可更糟的是，由于贝洛伊萨被毁、无力再向首都供应粮食和其他货品，这些东西就得由其他地方运出，平添了六百里的运输路程，其中一百里还是陆路。很显然，这个工程没法完成。首都粮价在一周之内翻了倍，又翻了番。愤怒的民众聚集在维克多利努斯广场，又被广场卫兵驱赶了出去。他们转而来到国家粮库前，破门而入，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谣言很快散布开来：粮食委员会长期非法挪用购置应急储备粮的资金，把钱拿去玩期货了。这个谣言，其实真的只是谣言。粮库之所以空着，是因为粮商联盟试图涨价，而粮食委员会正冒着风险和他们博弈。可倘若把真相公之于众，只会让民众更加愤怒。人们还开始质问修路款项的去向：政府本来计划在赫尔米亚和首都之间修建一条公路——供粮地发生变动后，这条线路成了运粮的必经之道，一旦建成就能节省三天的运输时间。可钱去哪儿了？政府一直避免正面作答。真相是，政府没钱。因为之前的潘克利亚战争耗资甚巨，考虑到国家整体经济形势脆弱，政府又否决了增税的提议。可这一点他们也不敢说，只好保持沉默。然而政府越沉默，民众便越坚信自己的猜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