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阿勒颇养蜂人
作者：【英】克里丝蒂·莱夫特里
【内容简介】
每天早晨，养蜂人努里早起礼拜，然后驱车前往郊区的养蜂场。周末，他的艺术家妻子阿芙拉在集市上卖自己的画。他们有一个儿子，一家人过着简单、平凡的生活。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挚爱的一切被战争摧毁，努里知道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家园。但离开叙利亚并不容易。在一次爆炸中，儿子死亡，阿芙拉双目失明，身心俱碎。努里必须设法排解她的悲痛，并决定带她去英国，那里有重新开始养蜂的希望。
一路上，他们必须面对自己无法言说的哀伤，以及那些随时可能会吞噬他们的危险……
目录
青铜
阿勒颇
夜晚
伊斯坦布尔
海
火
波涛
日出
歌声
黎明
希望
钥匙
离开
致谢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父亲和S
-1-
我不敢看妻子的眼睛。那双眼睛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别人也休想透过它们了解她的心思。你瞧，那双眼睛就好像石头，玄武石，海石。你看看她，看她坐在床沿，睡衣丢在地上，手指盘着穆罕默德的弹子，等我为她穿衣打扮。我磨磨蹭蹭地穿上衬衫和裤子，因为我真的不愿替她穿衣。你看她腹部颜色如沙漠蜂蜜一般的赘肉，深色的褶缝，胸口一条条灰白的细纹和指尖的小伤口。坑坑洼洼的伤口里曾经沾着红黄蓝的油彩。她曾经的笑声那么爽朗，闻声如见其人。我盯着她，觉得她仿佛变了一个人。
“我做了一夜零零碎碎的梦。”她说，“乱糟糟地填满了一屋子。”她的眼睛稍稍偏向我的左边。我觉得恶心。
“那做什么解释？”
“断断续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我也说不好我是梦是醒。梦一夜不断，好像屋子里的蜜蜂，满屋子都是嗡嗡飞舞的蜜蜂。我喘不上气。我醒来后想，行行好，千万别让我挨饿了。”
我盯着她的脸，不知从何说起。她面无表情。我不想告诉她我只梦见了凶杀，做的始终是同一个梦；梦中只有我和那个男人，我握着棒球棍，手鲜血淋漓；我的梦里没有别人，他躺在地上，头顶是枝丫交错的树，他嘀咕着，但我什么也听不清。
“我疼。”她说。
“哪里疼？”
“眼底，疼得钻心。”
我跪在她面前，盯着她的眼睛。她眼中的空洞茫然让我慌了神。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电筒照了照那双眼睛。可她的瞳孔却毫无反应。
“你看得见吗？”我问。
“看不见。”
“什么都看不见？色调或颜色的变化呢？”
“只有黑茫茫的一片。”
我把手机揣进口袋，退后一步。我们来这里后，她的情况每况愈下，她的灵魂仿佛在消散枯竭。
“你能带我去看医生吗？”她问，“我疼得受不了了。”
“当然能。”我说，“马上就去。”
“什么时候？”
“一拿到证件就去。”
幸好阿芙拉看不见这地方。她喜欢海鸥，拼命地拍打翅膀、振翅高飞的海鸥。阿勒颇[1]远离大海。她在海边长大，准爱看这些鸟儿和海滨，而我生在城市和沙漠交接的阿勒颇东郊。
新婚过后，她随我来到阿勒颇。阿芙拉想念大海，只要见到水，她便将它付诸笔端。叙利亚贫瘠的高原遍布绿洲与汇入沼泽、小湖的小溪和河流。萨米出生前，我们常常逐水而游，她用油彩记录沿途的风景。我真想再见一见那幅画和画中的凯科河。她画笔下的河犹如公园里肆虐、湍急的雨水。阿芙拉常常这样，在风景中看真相。那幅画和画中不起眼的小河将一幕幕挣扎求生的往事呈现在我的眼前。那条河敌不过叙利亚干涸的草原，只好作罢，消失在阿勒颇以南三十来公里的莽莽沼泽中。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潮湿的四壁，房顶的电线，门外的告示牌——如果她看得见，我不知道她如何应付这一切。门外的告示牌上写道我们人太多，这个孤岛承载不了我们的分量。幸好她看不见。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如果我能给她一把钥匙，打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我希望她失而复明。但那必须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旭日初升，朝晖洒满古城家家户户的墙壁；墙壁外，有密如蜂巢的房屋、宅院、公寓、旅馆，狭窄的小巷和露天集市；集市上挂着一条条第一缕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项链；向沙漠望去，远处的天边金光闪闪，红彤彤的。
萨米也在那里，他手里捏着零钱，脚穿那双磨破的球鞋，笑嘻嘻地沿着小巷跑去商店买牛奶。我尽量不去想萨米，但穆罕默德呢？我还指望他能发现压在那罐能多益巧克力酱下的信和钱呢。我常常梦想着：一天早晨，门外传来敲门声，我打开门，看见他站在门口，我问：“你是怎么来的，穆罕默德？你是怎么找过来的？”
我昨天在公共卫生间那面蒙了一层水汽的镜子中见过一个少年。他穿一件黑色T恤。我转身，却发现原来是那个摩洛哥人，他坐在马桶上撒尿。“你应该把门锁上。”他操着一口家乡口音的阿拉伯语嗔怪道。
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但我知道他的家在塔扎[2]郊外里夫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他昨晚告诉我，他可能要被送往亚尔斯伍德的一个移民事务中心。社工认为那里才有大家需要的机会。今天下午轮到我去见她。摩洛哥人说她非常漂亮，像在拉巴特一家旅馆和他共度过良宵的一个巴黎来的舞女。那是他娶妻生子以前的风流韵事。他问起我在叙利亚的生活，我对他说了我在阿勒颇的蜂房。
每到傍晚时分，老板娘都会为我们端来奶茶。摩洛哥人年事已高，也许八十岁了，甚或九十。他的相貌和体味无不让人联想到皮革。他在看《怎样做一名英国人》，时不时地暗自发笑。他腿上放着手机，每看完一页，他都要低头看一眼，可惜无人来电、来信息。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人，也想不通他怎么来的这里，更想不通他何苦要在垂暮之年踏上这段路程，因为他像一个快要入土的人。他看不惯非穆斯林男人站着撒尿。
这栋临海而建的破败的客栈住了我们十来个人，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都在等。英国也许愿意收留我们，也许会打发我们走，可我们无处可去。何去何从，信得过谁，还是再次举起大棒杀一个人。这都是往事。大家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那条河。
我从衣橱的衣架上取下阿芙拉的长袍。她听见了，起身抬起胳膊。她现在苍老了许多，但动作灵活，好像活成了一个孩子。为了照相，掩饰阿拉伯人的特征，她的头发染成了沙子的颜色和质地。我将她的头发绾成髻，裹上头巾，用发夹固定。像往常一样，她指引我的手指。
社工要到下午一点才过来，会面都是在厨房进行。她希望了解我们如何到的这里，找到遣送我们的理由。但我心里有数，只要我说得滴水不漏，只要能让她相信我没杀过人，我们就能留下来，因为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来自人间地狱。那位摩洛哥人就不那么走运了，他还有许多事项有待证明。他靠玻璃门坐在客厅里，双手捧着一块青铜壳怀表，就好像托着一枚种蛋。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怀表，等着。不知他等什么。他抬头，看见站在眼前的我，说：“表坏了，你知道。随时停摆。”他捻着表链，迎着阳光轻轻地晃动，这块不走时的怀表……
***
注释：
[1]叙利亚城市，阿勒颇省首府，有近4000年历史。——译者注。全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特此说明，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2]摩洛哥城市。
青铜
……和山下的城市恍若一色。我们住在山上一座有两间卧室的平房。从客厅可以俯瞰杂乱无章的房屋、漂亮的圆顶和尖塔，也可以窥见远处的阿勒颇卫城。
春日里，坐在阳台上，怡然自得，闻着微风送来沙漠泥土的气息，看红日西垂大地。到了夏天，我们手摇一柄扇子，头上搭一块湿毛巾，脚泡在一盆凉水里，因为家里热得像火炉。
到了七月，大地干涸，然而我们家的花园里杏树和扁桃树成荫，郁金香、蝴蝶花和豹纹蝴蝶花遍开。河水断流的日子，我常常下山去蓄水池取水浇花浇树，让花园充满生机。到了八月，天气热得尸体都扛不住，恨不得爬起来。我眼睁睁看着花草枯萎，化作泥土，融入大地。每逢天气凉爽的日子，我们都会出去散步，看苍鹰划过天空，飞向茫茫大漠。
我在花园里养了四箱蜜蜂，摞成一摞，其余的都放在阿勒颇东郊的养蜂场。我离不开蜜蜂。一早醒来，不等太阳升起，祷告时间报告人呼唤大家祈祷，我便驱车三十英里[1]赶到养蜂场。这时候，旭日东升，阳光洒满大地，嗡嗡叫的蜜蜂唱响一支欢歌。
蜜蜂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混乱喧嚣的世界里一方小小的乐园。工蜂为了找食，不辞辛苦，愿意去最远的地方，从柠檬花、苜蓿花、黑种草籽、大茴香子、桉树、棉花、荆棘和石楠丛中采集花蜜。我照料它们，呵护它们，防着害虫、老鼠和病害侵扰蜂房。我建新蜂房，分蜂群，培育蜂后——我从一个蜂群移出蜂蛹，观察哺育蜂用蜂王浆喂养它们。
到了收获季节，我检查蜂箱，看蜜蜂产了多少蜜，然后将蜂房放进分离机。蜂蜜装满小桶，我撇去浮渣，收获下面金色的蜂蜜。保护蜜蜂，养出健康、健壮的蜜蜂是我的职责，而它们的职责是酿蜜，为养育我们的大地传花授粉。
领我入养蜂这一行的是我的表兄穆斯塔法。他祖父和父亲两代人都在外黎巴嫩山脉以西绿草如茵的山谷中养蜂。穆斯塔法是一个童心未泯的天才。他发愤读书，成了大马士革大学的一位教授，专注研究蜂蜜的成分。他常年来往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所以他希望我去管理养蜂场。他教会了我观察蜜蜂的习性，管理蜜蜂的技能。本地蜜蜂脾气暴，爱攻击人，他教会了我了解蜜蜂的脾气。
每逢大学放暑假的几个月，穆斯塔法都要来阿勒颇，和我一起全职侍弄蜜蜂。我们俩辛苦工作，日子久了，我们的思维、饮食无不像蜜蜂！我们吃兑了蜂蜜的花粉解暑，以此度过炎炎夏日。
刚从事这一行时，我才二十出头，蜂箱当时是糊了一层泥的草木。后来，我们用木箱取代栓皮栎树干和红陶蜂房，蜂群不久便过了五百！一年至少产十吨蜂蜜。无数的蜜蜂让我觉得自己活着。一离开它们，就如一场盛大宴会曲终人散。几年后，穆斯塔法在新城区开了一爿小店，除了蜂蜜，还卖蜂蜜类化妆品，香味甜美的面霜、香皂和美发产品，其原材料都来自我们的蜜蜂。他为女儿开了这爿店。尽管她当时年纪还小，但她认定，等她长大了，要和爸爸一样学农学。所以穆斯塔法为这爿店取名“阿雅的乐园”，答应她只要努力学习，这爿店到时候就归她。她喜欢进店闻闻香皂，往手上抹一层雪花膏。她聪明伶俐，是一个早慧的小姑娘，记得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人，世界应该像这个芬芳扑鼻的小店。”
穆斯塔法不喜欢过安逸、清净的生活。他喜欢多学多做。我从没在别人身上见过这种品质。无论我们生意做到多大，甚至招徕了欧洲、亚洲和海湾国家的大客户的日子，照料蜜蜂的依然是我，他信赖的人依然是我。他说我有大多数人缺乏的敏感，我懂蜜蜂的语言和特性。他没看走眼。我听得懂蜜蜂的语言，我和它们说话，好像它们是一个有血有肉、通人性的整体。因为，你是知道的，蜜蜂齐心协力，一起工作。即使到了夏末，工蜂杀死雄蜂以便保存食物资源，它们依然始终如一地工作。它们以舞蹈互相交流。我用了好些年才了解它们，了解之后，我眼中、耳中的世界随即呈现出另一番模样。
寒来暑往，沙漠渐渐扩张，气候日渐恶劣，河流渐渐干涸，农民苦苦求生，唯独蜜蜂耐旱。“你瞧瞧这些小勇士。”每逢阿芙拉胳膊上挽着一个小包袱，带萨米来养蜂场，她都会这样说。“瞧瞧它们依然忙碌，而其他的一切已经枯萎！”阿芙拉害怕沙尘暴和干旱，所以见天儿祈雨。沙尘暴来临，从我们家阳台可见小城上空的天转成紫色，云层深处随后传来一声凄厉的呼啸，阿芙拉便忙不迭地关上门，闩上窗户和百叶窗。
***
每逢星期六，我们都要去穆斯塔法家小聚。达哈卜和穆斯塔法一起做饭，每一样食材、每一样调料，穆斯塔法都不厌其烦地用天平称，好像一个微不足道的失误都会坏了整道菜的口味。达哈卜身材高挑，差不多和丈夫一样高，她常常站在一旁摇头，就好像她每次对付菲拉斯和阿雅。“快些，”她会说，“你别磨磨叽叽的！照这样下去，这顿饭下个星期六都未必吃得上。”他一边做饭一边哼着小曲，每隔二十来分钟便放下手中的勺，到院子里那棵花团锦簇的树下叼着烟斗，抽一支烟。
我也过去陪他。然而每到这时候，他都一声不吭，眼睛在厨房热得发亮，心思却在别处。
穆斯塔法先我一步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脸上的一条条皱纹无不写着他的担忧。
他们家住在公寓的一楼，院子被三面相邻的大楼环绕，所以一向凉爽，不见阳光。只语片言、音乐和电视机轻轻的低语从楼上的阳台滚落而下。院子里的葡萄藤挂满了沉甸甸的硕果，一架茉莉爬满了一面墙，另一面靠墙的架子上摆满了空瓶、空罐和一片片蜜蜂窝。
一张安放在柠檬树下的金属圆桌占据了大半个院子，沿院墙放着一溜儿喂鸟器，开了一小块供穆斯塔法种草药的小菜地。由于阳光不足，药材多半长势不好。我看表兄用拇指和食指捻了一朵柠檬花，送到鼻下。
周末傍晚安静的时光，他思绪万千，陷入沉思。他脑子从来不休息，一直在想事情。“你想过换一种生活的日子吗？”一个这样的傍晚，他问我。
“此话怎讲？”
“我有时候不敢想另一种日子。如果我在别处的一间办公室工作是怎样一种生活？如果你听从了你父亲的话，最后进了他的布店，又是怎样一番情景？我们应该知足，感谢上苍。”
我没搭腔。虽然我很可能顺理成章地过上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但穆斯塔法不可能坐办公室。不会，不知他哪儿来的担忧，好像他担心一失尽失，仿佛将来的自己对着他耳朵低语。
最叫穆斯塔法恼火的是，儿子一刻不离电脑，不愿搭把手。“菲拉斯！”穆斯塔法在返回厨房的路上喊道，“你再不起来，屁股都粘在椅子上了！”菲拉斯穿着T恤和短裤，偏偏不离客厅的那张柳条椅。菲拉斯十二岁，是一个瘦瘦高高的男孩，留一头长发，对父亲的话，常常一笑置之。那一刻，他就好像一条萨路基猎狗，沙漠中常见的那种猎狗。
阿雅仅比弟弟年长一岁，她牵着萨米的小手，过来摆餐桌。萨米当时才三岁，像个小大人一样屁颠屁颠地跑腿。她塞给他一个空盘或空杯让他端着，让他觉得自己派上了用处。阿雅留一头和她妈妈一样长的金发，她只要一弯腰，萨米就会扯她的发卷，咯咯咯地笑着看它弹回去。随后，我们大家都动手，连菲拉斯都被穆斯塔法拽着细细的胳膊，从椅子上拽起来帮忙。我们将热气腾腾的盘碟、色彩鲜艳的色拉、浇汁和面包端上院子里的餐桌。我们吃的一般是红扁豆和茴香甘薯汤、牛肉串和绿皮南瓜汁、洋蓟心塞肉、炖青豆、撒上碎小麦粒的西芹色拉、松子菠菜和石榴等。饭毕，上的是果仁蜜馅点心、浇了糖浆的油炸面球，以及阿芙拉提前做好的用罐封存的杏子蜜饯。菲拉斯手机依旧不离手，穆斯塔法从他手中夺过手机，放进一只空蜜罐。不过，他从不对儿子动真格，那是父子俩的一种默契，即使两个人起了争执。
“你什么时候还我？”菲拉斯问。
“等到沙漠下大雪的那一天。”
可咖啡刚端上桌，手机便出了蜜罐，回到了菲拉斯的手里。“菲拉斯，下回我放的可不是空罐了！”
做饭、吃饭是穆斯塔法最开心的事。天色向晚，太阳落山，夜来香花香袭人，特别是闷热的夜晚，他常常拉着脸，我知道他在想心事。寂静、漆黑的夜色中，仿佛又听到了今后的种种传闻。
“怎么了，穆斯塔法？”我问。一天傍晚，达哈卜和阿芙拉撤走碗碟，放进洗碗机。被达哈卜爽朗的笑声惊起的鸟儿掠过大楼，钻进了夜空。“你最近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政局日趋恶化。”他说。我知道他说得没错，可我们俩都避而不谈这个话题。他碾灭了香烟，抬手用手背揉了揉眼睛。
“情况不太妙。大家都有数，不是吗？可我们却尽量和从前一样过日子。”他往嘴里塞了一个炸面球，好像为了证明此言非虚。现在时值六月下旬，三月因大马士革示威爆发内战，骚乱和暴乱席卷叙利亚。听到这里，我垂下眼，他也许看出了我脸上的担忧，等我抬头看去，他笑了。
“以后再说吧。我们先为阿雅设计几个配方吧？我有一个主意——薰衣草配桉树蜜！”一想到香皂新产品，他眼睛顿时来了精神，喊阿雅把笔记本电脑拿出来，父女俩一道计算准确的成分。阿雅当时才十四岁，穆斯塔法却执意要做她的老师。阿雅陪萨米玩得正欢——这孩子真喜欢她！他寸步不愿离开阿雅，一双灰色的大眼睛盯着她不放。那双眼睛遗传了他妈妈，青灰色，也就是新生婴儿眼睛转褐色之前的颜色，只不过他的眼睛没转，也没变得更蓝。萨米拽着阿雅的裙摆，寸步不离地跟着阿雅。她常常抱起他，高高地举起，带他看喂鸟器中啄食的小鸟，翻墙或匆匆爬过水泥天井的蜥蜴和昆虫。
每一种配方，穆斯塔法和阿雅都要仔细斟酌色泽、酸碱度和每一种蜂蜜的矿物质。用他的话说，要配出效果最佳的配方。父女俩随后计算糖的浓度、细度、吸湿性、防腐性能。我在一旁提建议，他们常常报以亲切的一笑，虚心采纳。像蜜蜂那样工作，是穆斯塔法的主意。他出点子和智慧，我负责实施。
这样的傍晚，杏花和夜来香飘香，菲拉斯寸步不离电脑，阿雅搂着咬着她头发的萨米坐在一旁，厨房传来阿芙拉和达哈卜开心的笑声。这样的夜晚，我们依然其乐融融。生活尚且正常，我们忘了心中的疑问，或者说至少将其深藏心底，憧憬着未来。
政局刚出现动荡，达哈卜和阿雅就远走他乡。穆斯塔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她们先走，不要管他。随着他的担忧得到印证，他立刻着手安排，但他要待些时日照看、处理蜜蜂。我当时觉得他太草率了。母亲去世时，他尚未成年——我认识他时，母亲的去世便在他心头挥之不去——这使得他平生过分宠爱女人。结果达哈卜和阿雅是第一批离开的乡邻，侥幸逃脱战乱。穆斯塔法在英国有一位朋友，是几年前因工作搬去的社会学教授。他打电话催穆斯塔法前往英国，他深信局势将会恶化。穆斯塔法给足了妻子和女儿此行的盘缠，自己和菲拉斯留在叙利亚。
“我舍不得蜜蜂，努里。”一天夜里，他抬起大手抹了一把脸和胡子，好像要抹去近来挂在脸上的忧郁，“蜜蜂就好像我们的家人。”
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之前，穆斯塔法经常晚上带菲拉斯到我们家小聚，两家人坐在阳台上，俯瞰下方的城市，听远处隆隆的炮声，看冲天的硝烟。后来局势恶化，我们开始讨论两家人一起走。在昏暗的傍晚，我们围着我那台内照明地球仪，他手指着达哈卜和阿雅走的路线。对她们来说，尚且容易。穆斯塔法皮夹里保存了厚厚一摞各路蛇头[2]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们翻遍了各种书籍，检查积蓄，计算逃亡需要的费用。当然，这种事说不准，蛇头漫天要价，但我们早做了安排，穆斯塔法喜欢早做计划、列明行程。
这让我们安心。但我知道，这无非是纸上谈兵罢了。穆斯塔法仍然丢不下蜜蜂。
夏末的一个夜晚，一伙暴徒捣毁了蜂房，临走又放了一把火。等我们一早赶到养蜂场，蜂房已化作灰烬，蜜蜂死于非命，养蜂场成了一片焦土。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种寂静，深沉、无边的寂静。田野上空少了遮天蔽日的蜜蜂，眼前是死气沉沉的阳光和天空。那一刻，我站在田边，阳光斜着掠过被捣毁的蜂房，我心里空落落的，每一次呼吸，空虚都仿佛渗透了我的肺腑。穆斯塔法闭着眼睛，盘腿坐在地中间。我在地上到处找死里逃生的蜜蜂，将它们踩死，因为失去了蜂群，它们无处栖身。大部分蜂房被捣毁，为数不多的几个残骸上的编号依稀可辨：十二、二十一、一百二十一——蜂群的祖辈、母辈和子辈。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是我亲手分的蜂群。三代蜜蜂如今荡然无存。我回到家，将萨米送上床，掖好被子，坐在床头看着他入睡，随后走上阳台，看向阴沉的天空和下方夜幕笼罩的城市。
凯科河绕山脚而过。我上次见这条河，河里漂满了垃圾。大冬天的，捞出了许多具男人和孩子的尸体，都是被缚住手，被一枪爆头。那个冬日，我在布斯坦卡瑟区南郊见他们捞出尸体，跟他们去了一所破旧的学校，尸体被摆在院子里。校舍阴暗，一个沙桶里点了一支蜡烛。一名中年妇女跪在一个装满水的桶边，她说要擦洗死者的脸，方便他们的母亲、姐妹或妻子前来认尸。如果我是那些被抛下河的尸体之一，阿芙拉一定会翻山越岭来找我。她会潜到河底，不过那得在他们害她双目失明之前。
阿芙拉在战前和战后判若两人。她以前总是捅娄子，就说烤面包吧，她常常弄得到处都是面粉，连萨米也不例外，成了一个面粉人。她画画也不消停，要是萨米也跟着一起画，更加惨不忍睹。娘儿俩举着蘸透油彩的刷子，在家里乱舞一气。即使说话，她也毫无章法，东一句西一句，发现不对，匆忙改口，又抛出另一个话题。她常常话说一半就没了下文。她笑起来，声音震得房子都在晃。
可只要她一发愁，我的世界就仿佛布满了阴云。我身不由己。她比我强势。她哭起来像个孩子，笑声好像银铃，她的微笑是我平生见过的最美的微笑。斗起嘴来，她能一连说几小时不住嘴。阿芙拉爱憎分明，她爱这个世界，把它当作一朵玫瑰。我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她笔下的作品令人叫绝，她描绘叙利亚乡村、城市的画作得过各种奖项。每逢星期天，我们一早赶到集市，在卖香料和茶叶的哈米德家对面支一个画摊。这一块露天市场有顶棚，光线昏暗，空气混浊，弥漫着小豆蔻、桂皮、八角等各种香味。虽然光线昏暗，她笔下的风景却不呆板僵硬。画中的风景呼之欲出，天空流云飞鸟，河水潺潺。
你没见过她和来画摊的顾客打交道的那副派头，顾客主要是从欧洲或亚洲来的生意人。每逢这种时候，她都将萨米抱在膝头，坐在那儿看顾客凑近一幅画。如果戴眼镜的话，他们常常推推眼镜，再退后几步，退得远远的，常常撞到哈米德家的顾客，然后一动不动地伫立许久。顾客常问的一句话是：“您就是阿芙拉？”她答道：“对呀，我就是阿芙拉。”这句话足矣。画作成交。
她心中装着整个世界，顾客看得出。那一刻，他们盯着画作，又转眼盯着她，随即明白了她的为人、她的心、她的心思。阿芙拉的心灵仿佛她笔下广阔、神秘的原野、沙漠、天空和河流。始终有许多东西有待了解、领悟。就我所知，这还不够，我需要了解、领悟的太多。叙利亚一句谚语说得好：你认识的人中，还有一个人你不了解。堂兄易卜拉欣的长子婚礼那天，我在大马士革黛玛玫瑰宾馆和她一见钟情。她头戴绸缎头巾，一袭黄色的长裙。她的眼睛不是海水的湛蓝，也不是天空的碧蓝，而是凯科河水的墨蓝，泛着一圈圈褐绿的涟漪。
我记得两年后，在我们婚礼的那个晚上，她要我摘下她的头巾。我轻轻地，一个一个地取下发夹，解开头巾，第一次看见她一头长长的黑发，黑得仿佛沙漠上空不见繁星的夜空。
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她的笑。她笑起来，就好像我们可以永生不死。
蜜蜂死了，穆斯塔法对阿勒颇了无牵挂。正要动身的时候，菲拉斯却不辞而别，我们只好等他。这段时间穆斯塔法心事重重，基本上不说话。他心乱如麻，不时没头没脑地提一句菲拉斯的下落。“说不定他去找朋友了，努里。”要不就是：“他也许舍不得离开阿勒颇——他藏起来，也许是想留住我们吧。”有一次，又说：“他也许死了，努里。我儿子也许不在人世了。”
我们收拾好行李，下定了决心，可过了不知道多少个日夜，还是得不到菲拉斯一星半点的消息。于是，穆斯塔法去了设在一栋废弃建筑中的停尸所，帮忙登记详细情况和死因——枪杀、流弹或爆炸。我难得见他守在一处，足不出户。他拿一根铅笔头和一本厚厚的黑封皮台账，不分昼夜地登记死者的细节。如果发现身份证，他的差事就容易得多；其余时候，他记录显著的特征，比如发色和眼睛的颜色，鼻子的形状，左颊有颗痣。这份差事，穆斯塔法一直做到我从那条河带回他儿子尸体的那个冬日。我请两个人开车帮我把尸体送到停尸所。穆斯塔法一看见菲拉斯，立刻要我们把他放在一张桌子上，然后合上儿子的眼睛，捧着他的手，默默地站了许久许久。我站在门口，目送那两个人出门，发动引擎，开车离去。随后归于平静，静得出奇，阳光从那孩子躺的桌子上方的窗户穿窗而入，照着捧着他的手的穆斯塔法。周围鸦雀无声，听不见一声炮弹、一只鸟叫或呼吸声。
穆斯塔法离开桌子，戴上眼镜，拿小刀一下一下地仔细削着铅笔头，然后又坐回桌子前，翻开那本黑封皮台账写道：
姓名：我帅气的儿子；
死因：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这是穆斯塔法最后一次记录死者的姓名。
一个星期后，萨米丧生。
-2-
社工自称露西·菲舍尔，是为我们提供援助的，我一口流利的英语给她留下了好感。我介绍了我在叙利亚的工作，蜜蜂和蜂群，但我看得出，她没认真听。她心无旁骛地翻看面前的文件。
阿芙拉连脸都没转向她。如果你不知道她失明的话，还以为她看着窗外。今天隐约有些阳光，映着她的虹膜，仿佛两汪碧水。她扣着的双手放在餐桌上，嘴唇紧闭。她懂一点英语，日常的交流不成问题，但除了我，她从不愿开口。我听她唯一用英语交谈过的人是安吉丽姬。安吉丽姬胸口溢奶。不知她是否离开了那片树林。
“膳宿还好吧，易卜拉欣先生和太太？”露西·菲舍尔戴着银框眼镜的蓝色大眼睛看着文件，仿佛上面有她问题的答案。我伸着脖子去看摩洛哥人说的内容。
她抬头看着我，她的脸顿时让人倍感亲切。
“比起别的地方，”我说，“我觉得这里非常干净安全。”我没告诉她别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肯定也不会说我们房间里的老鼠和蟑螂。我怕让人家觉得我们不识好歹。
她不多问，但说一位移民官员很快就要接见我们。她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以软糯、清晰的嗓音要我放心，一旦他们收到证明我们要求避难的文件，阿芙拉就能去医院看眼睛。她瞥了一眼阿芙拉，我注意到露西·菲舍尔一样扣着双手，放在身前。我觉得有一种我说不出的蹊跷。她随后递给我一叠文件，是内政部寄来的包裹：有关避难申请的信息、避难资格、甄别说明、面试步骤和注意事项。我大致浏览了一遍，她看着我，耐心地等着。
要以难民身份留在英国，你必须在你自己的国家内无处安身，因为你担心在那里遭到迫害。
“无处安身？”我问，“你们不是要遣送我们回国内的另一个地方吧？”
她皱着眉头，扯着一缕发绺儿，抿着嘴唇，好像吃了辣。
“你们现在要做的，”她说，“是把你们的经历说得清楚明白。你们考虑考虑要对移民官员说的话吧。务必要清楚明白，有条有理，简单明了。”
“你们不会把我们遣送到土耳其或希腊吧？您说的迫害怎么解释？”我忍不住提高了嗓门，胳膊抽搐。我揉着紧绷、粗而鲜红的刀疤，想起了刀口。露西·菲舍尔的脸模糊了，我的手不住地哆嗦。我解开领口，竭力想稳住哆嗦的手。
“这地方天气热不热？”我没话找话。
她说了一句，我没听清，只看见她的嘴唇在动。她站了起来，阿芙拉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局促不安地扭动着。一阵流水声，仿佛一条奔腾的河流。可我看见的是一点火星，仿佛锋利的刀口。露西·菲舍尔拧上水龙头，走向我，将杯子放在我的手上，把我当孩子一样，托着我的手送到我的嘴边。我喝了水，一饮而尽。她坐了下来。我看清了她，她好像吓坏了。阿芙拉将手搁在我的腿上。
天空绽开了一道道裂缝，下起了雨，大雨如注。不亚于雨水和海水肆虐的莱罗斯岛[3]。我发现她在说话，雨中听见她的嗓音，我听到了敌人这个字眼，她盯着我，皱着眉头，白皙的脸颊绯红。
“你刚才是说？”我说。
“我说我们过来，是尽我们所能帮助你们。”
“我好像听到了敌人这个字眼。”我说。
她挺起胸，噘着嘴，又瞥了一眼阿芙拉，脸上和眼睛中突然出现一丝愠怒。我明白了摩洛哥人说的话。不过她气恼的不是我，她没有看我。
“我是说我不是你们的敌人。”她的声音充满了歉意，她不该说这话。这个字眼脱口而出，她做不了主，从她扯着发绺儿的窘态我就看得出。这句话在房间里回荡，经久不息，即使她收拾好文件，即使她和阿芙拉搭话。阿芙拉对她轻轻地点了点头，感谢她的到来。
“祝你顺利，易卜拉欣先生。”她说着，起身出门。
我真想知道什么人和我作对。
过后，我出门进了铺了水泥地的花园，在树下的椅子上坐下来。我想起嗡嗡的蜜蜂，那声音令人安心、悠闲。我仿佛闻到了蜂蜜、柠檬花、大茴香子，突然，呛人的粉尘味取而代之。
我听到了蜜蜂叫。不是养蜂场成千上万只蜜蜂飞舞的嗡嗡声，而是一个孤单的嗡嗡声。原来是我脚边的地上歇着一只蜜蜂。我凑近去看，发现它没翅膀。我伸出手，它爬上我的手指，慢慢地爬上我的手掌——原来是一只土蜂，胖胖的，毛茸茸的，仿佛披了一身软软的毛；身上有黄黑相间的宽条纹，身下掖着一条长长的口器。它翻上我的手背，我带它进了客厅，在扶手椅上坐下，看它伏在我的掌心，准备休息。客厅里摆着老板娘端来的奶茶。这里今晚好不忙碌。大多数女人已经就寝，还没休息的一个女人说一口波斯语，小声对身边的一名男子说着什么。看她随意包着头发的头巾，我猜她可能是阿富汗人。
摩洛哥人吧嗒吧嗒地喝着茶，好像那是琼浆玉露，每喝一口，都要咂一咂嘴。他时不时翻看一下手机，然后合上书，好像那是孩子的小脑袋，用手掌轻轻地拍着。
“你手上是什么呀？”他问。
我伸过手让他看那只蜜蜂。“它没翅膀，”我说，“可能感染了翅膀致畸病毒。”
“对了，”他说，“摩洛哥有一条蜂蜜街。世界各地的人都赶来品尝我们的蜂蜜。阿加迪尔[4]有瀑布、山、漫山遍野的花，吸引了八方来客和蜜蜂。我想知道这些英国的蜜蜂是什么样。”他欠身凑过来要看个清楚，他举起手，好像当它是一只小狗，要用手指拍拍它，可随后又改变了主意。“它蜇人吗？”他问。
“蜇人的。”
他的手又放回了腿上。“你捉它做什么？”
“我也没什么用，我会放它回去。它这样活不长——它没翅膀，是被蜂群撵出蜂巢的。”
他望着玻璃门外的院子。这是一方铺了水泥地的院子，中间镶有石板，还种了一棵樱桃树。
我起身走过去，脸贴着玻璃。这时候已是晚上九点，太阳西沉，黑漆漆的、高大的樱桃树伫立在晚霞染红的天空下。
“现在是大晴天，”我说，“但不出多久就要下雨了，蜜蜂下雨不出来。下雨的时候，蜜蜂从来不出巢，这里十有八九要下雨。”
“英国的蜜蜂可能不一样。”他说。我转身看去，发现他在笑。我讨厌他拿我寻开心。
一个男人在楼下的浴室上厕所。尿撒在便池里，响如瀑布。
“不成体统的外国人。”摩洛哥人说着，起身去上床。“没见过人站着小便的。要坐下来！”
我推门进了院子，将蜜蜂放在紧挨篱笆的一朵石楠花上。
客厅一角放着一台联网的电脑。我在电脑桌前坐下来，想看看穆斯塔法有没有给我发邮件。他先我一步离开叙利亚，途中一直互通电子邮件。他在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等我。他的文字令我动容，至今难忘。有蜜蜂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就有新生活和希望。我来英国是因为穆斯塔法。因为他，我和阿芙拉才不远万里来到联合王国。可我现在只能呆呆地看着我映在屏幕上的脸。我不愿穆斯塔法知道我的窘迫。我们终于到了同一个国家，可要是相见，他见到的会是一个落魄的人。他怕是认不出我了。我别过脸，不去看屏幕。
我等到人都散去，等到说外国话、一副陌生做派的住户都出了屋子，唯有远处隐约传来车声。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黄蜜蜂飞来飞去的蜂箱，蜜蜂飞离蜂箱，飞上天空，外出找花采蜜。我竭力想象那边的原野、公路、路灯和大海。
花园里的感应灯突然亮了。从我坐的那把朝门的扶手椅，可以看见一个小黑影飞快地穿过天井，看模样是一只狐狸。我起身追过去看个究竟，灯却灭了。我脸贴着玻璃，那身影比狐狸大，直立着。它走向前，灯又亮了。原来是一个背对着我的男孩。他从篱笆缝看向对面的天井。我使劲地敲着玻璃，他却不转身。我在门帘后的一个钉子上找到了钥匙。我走上前，男孩转过身，好像等着我一样，一双乌黑的眼睛好像要探寻世间一切问题的答案。
“穆罕默德。”我小声说，生怕吓跑了他。
“努里叔叔，”他说，“你看那个园子——满眼是绿。”
他闪在一旁，让我看个清楚。天黑漆漆的，我看不见一片绿叶和小草，眼前只有婆娑的灌木和树影。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问。可他不搭话。我还是小心为妙，便说：“进屋吧。”他盘腿坐在水泥地上，又扒着篱笆上的洞看去。我挨着他坐了下来。
“这里是海滨。”他说。
“我知道。”
“我不喜欢大海。”他说。
“我知道，我记着呢。”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白白的，散发着柠檬的清香，可这里没有柠檬。
“那是什么？”我问。
“花。”
“你哪儿采的？”我摊开手掌，他将花放在我的掌心，说是从柠檬树上摘的，在……
***
注释：
[1]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1.6千米。
[2]专门组织非法偷渡，从中谋财的人。
[3]在今爱琴海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中，近土耳其西南海岸，属希腊。
[4]摩洛哥西南部大西洋港口。
阿勒颇
……已沦为废墟，可阿芙拉不愿走。阿勒颇现在人走一空，连穆斯塔法都迫不及待地要走。阿芙拉却不然。那条河是去穆斯塔法家的必经之路，我经常逛下山去看他。路不远，可沿途埋伏着狙击手，我必须小心谨慎。鸟儿照例在欢唱。鸟儿的歌喉从来不变，穆斯塔法多少年前就说过。炮声一停歇，鸟儿就飞出来，站在残桩断树、弹坑口、铁丝网和残垣断壁上欢唱。唱着歌高高飞上炮火、硝烟不染的天空。
还没到穆斯塔法家，我就远远听见轻轻的乐曲。他的家被炮弹炸得几近废墟。他经常坐在床上，一台旧录音机放着磁带，他叼着烟嘴，偶尔吸一口，头顶烟雾缭绕，一只呼噜呼噜叫的猫挨着他趴在床上。可我今天去，穆斯塔法不在家。猫蜷着尾巴，卧在他原来坐的地方。床头柜上放着我们开业那年的一张合影。我们眯着眼睛对着太阳，穆斯塔法少说比我高一英尺[1]，我们身后是养蜂场。我们周围蜜蜂飞舞，可惜照片中看不见。照片下压着一封信。
亲爱的努里：
我常常以为，只要我不停歇，一直走下去，就能找到些许光明，可我知道，即使走到世界尽头，依然会是一片漆黑。这种黑不同于夜晚，夜晚尚且有点点星光或皎洁的明月，这种黑暗渗透到了我的心里，无关外面的世界。
我儿子躺在那张桌子上的画面如今刻进了我的脑海，无论如何都不能忘却。每次一闭上眼睛，我都能看见他。
感谢你每天过来陪我到园子里小坐。要是能采几朵花，放在他的坟头该有多好。我脑海中时常浮现出他坐在桌前吃拉赫马。另一只手擤完鼻涕，在短裤上蹭蹭。我叫他别学他老爸，他却说：“你是我爸呀！”说完哈哈大笑。那开怀的笑声，仿佛回荡在我的耳畔。笑声在旷野回荡，随鸟儿消失在远方。这也许就是他的灵魂，现在自由了。真主保佑我长寿，可如果死了好，那就让我死了吧。
昨天我去河边散步，亲眼看见四个兵让一群孩子排成一排，蒙上眼睛，一个一个枪毙，然后将尸体抛下河。我远远地看着这一幕，想象菲拉斯也在他们中间，他内心的恐惧。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但除了枪响，什么都看不见。但愿他是第一个死的。我没承想竟然有这种愿望。我也闭上眼睛听，两声枪响之间，尸体砰然倒地。我听见一个孩子号啕大哭，他在喊爸爸。别的孩子却一声不吭，应该是吓得发不出声。一群人中少不了一个胆识过人的人。喊出来，吐出积压在你心头的郁闷也需要勇气。他随后被歇了声。我手上提了一杆步枪，是上个星期在街头捡的，装了三颗子弹。我有三发子弹，对方是四个人。我等到他们放松警惕，等到他们坐在河边，脚泡在刚才扔尸体的水里抽烟。
我的枪法很准，一枪爆头，一枪打中肚子，第三枪正中心窝。第四个家伙站着举起手，等发现我一颗子弹也不剩，他便去摸枪，我拔腿就跑。他看见了我的脸，肯定会来找我。我只好今晚就走。我一定要去找达哈卜和阿雅。我不该等这么久才走，可我不愿一个人走，把你们丢在人间地狱。
我来不及和你道别。但你一定要说服阿芙拉离开这地方。你为人厚道，心肠太软；和蜜蜂相处，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品德，但现在不行。我要想办法去英国，去和我的妻子、女儿团聚。走吧，努里，这里不再是家园。阿勒颇犹如一具亲人的尸体，失去了生命和灵魂，只剩下腐烂的血肉。
我记得你第一次到我父亲山里的养蜂场，你站在那里，没戴防护罩，蜜蜂环绕，你手捂着眼睛，告诉我：“穆斯塔法，这才是我想来的地方。”尽管你知道你父亲不赞成。请你记住，努里，记住你当时的优点。带上阿芙拉来找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