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里，努里，努里。”
我睁开眼睛。“怎么了？”
阿芙拉的脸凑近我。“你哭了。”她说，“我听见你哭了。”她用双手揩去我的泪水，然后盯着我的眼睛，好像能看见似的。那一刻，我也看着她，看懂了她，那个我失去的女人。她陪在我身边，她胸怀坦荡，心若无尘。这一刻，我不再害怕旅途的坎坷，前方山高水远。可她的眼睛转瞬又失去了生气和光泽，她离开我，坐了回去。我知道我不能强求她陪着我，也想不出能挽回她的话。我只能顺其自然，等她回来。
我们绕过马拉特·米斯林，然后重返那条双车道。车翻过一座山，穿过哈兰纳布什镇和卡法纳比之间的山谷，终于到了阿尔玛纳斯。前方是土耳其边界的大型探照灯，掠过的灯光将平原照得如同白昼。
阿尔玛纳斯和土叙边界隔一条阿斯河，这条河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司机开到树林下的暗处停下来，领我们上了一条林中小道。阿芙拉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还时不时地绊一跤，我只好揽住她的腰，提着她。可夜色中我眼前一片模糊，小动物在树枝和树叶中蹿来跳去，不远处传来说话声。出了树林，我看见河堤上站着三四十个人，仿佛鬼影。一名男子将一个小女孩放进一个大炖锅里——我们通常用来做粉蒸羊肉的那种锅。锅上拴了一根长绳，方便对岸的人将锅拉过河。男子扶小姑娘在炖锅里坐好，而她放声大哭，搂住他的脖子不肯松。
“别这样，上去。”男子说，“你和这些好心人先走，我到对岸接你。”
“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走？”她说。
“我答应你到对岸接你。别哭了，别叫人家听见了。”可小姑娘偏不听。他一把将她推了进去，狠狠地扇了她一记耳光。她手捂着脸，目瞪口呆地坐了回去。对岸的人收线，锅被拉走了，越来越远。等她出了视线，男子跌坐在地上，失魂落魄地抽泣。我知道父女俩从此天各一方。这时候，我回头望去。我不应该转身离开那群人，回望夜色下我要抛别的故土。我看见林中的空地，我来时的那条路。
-4-
客栈又住进了新房客。他削肩驼背，佝偻着身子坐在椅子上，就好像T恤下长了一对翅膀。他和摩洛哥人搭上了话，两个人费力地用一种双方都不熟悉的语言交谈。摩洛哥人好像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他叫迪奥曼德，科特迪瓦[2]人。他说话的时候，时不时瞟我一眼，可我并没有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
蜜蜂还活着。我去天井，发现它伏在我当初放下它的那朵花上。我哄它爬上我的手，带它进了客厅。它现在沿着我的胳膊往上爬。大多数时候，我眼睛不离天井的门，我盯着玻璃门上迪奥曼德的影子和门后斑驳的树影。
“我那会儿在加蓬[3]打工。”迪奥曼德说，“听人说利比亚好，机会多。我朋友说那里乱，但现在安全了，所以我打定主意，去找一份好工作。我花了一万五千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4]，坐了八天车，才走出沙漠。可刚出沙漠，我就被逮捕了，被投进了监狱。”他说话的时候胳膊肘支着膝盖，只要一动，肩胛骨就高高地耸起，我还以为他要展翅高飞。他又高又瘦，高高曲起膝盖，人好像折成了两叠。
“我们饿着肚子走了三天，”他接着说，“那么多人，只有一点面包和水。我们还挨打，老是挨打。我不清楚他们的身份，后来他们索要两千非洲法郎，才肯放我。我打电话给家人，可始终不见钱汇过来。”
他挪了挪身子，修长、乌黑的手指扶着膝盖。我回头看了他一眼，看了一眼他粗大的指节和暴突的眼睛。小伙子皮包骨头，仿佛被鸟啄尽了身上的肉，恍若一具尸体或一栋被炸毁的大楼。他和我四目相遇，对望了片刻，随后抬头看着房顶裸露的灯泡。
“喂，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老头儿？”摩洛哥人说，他懒得听他啰唆。
“三个月后，叛军民兵冲进监狱，放了人质，我才重见天日。我辗转到了的黎波里[5]，找到了朋友，寻了一份差事。”
“天可怜见！”摩洛哥人说。
“可新雇主一分钱都不给我。我找他讨薪水，他反而扬言要杀了我。我想回加蓬，可苦于回家无门，这才上了一艘横渡地中海的偷渡船。”
摩洛哥人在扶手椅上欠了欠身，顺着小伙子的目光看向屋顶的灯泡。
“你辗转到了这里。你怎么来的？”
“说来话长。”迪奥曼德说。可他不愿多说，他好像生气了。也许注意到了这一点，摩洛哥人敲了敲小伙子的膝盖，换了个话题，告诉他这地方人奇怪的风俗。
“运动鞋搭西装，谁这样搭来着？而且他们穿睡衣出门！你说说！”
“这是运动服。”迪奥曼德指着自己的衣服说。
老人家晚上一般穿睡衣睡裤，可到了白天，他一身蓝灰色西装，规规矩矩地打上领带。
我等他们各自回房，才踱出客厅门，进了天井，将蜜蜂放回那朵花上。街上的车声平缓，微风轻拂，掀动树叶。感应灯的传感器没发现我。夜色宜人，一轮满月高悬天空，这时候，我觉得我身后有人，一回头，发现穆罕默德坐在地上玩弹子。他将弹子沿着水泥地上的裂缝滚。他脚边是一条一点一点爬向水坑的蚯蚓。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努里叔叔，”他说，“我赢了这条蚯蚓！它叫哈比卜。你想对哈比卜问个好吗？”
他拾起蚯蚓，高高地举给我看。
“你在这里干什么？”我问。
“我来找钥匙，我想出去。”
“什么钥匙？”我问。
“我觉得在那棵树上。挂在那儿，可我不知道是哪一把。”
我转过身，只见树上挂着一百多枚金钥匙，在微风中旋转，在月光下闪烁。
“你能给我摘下来吗，努里叔叔？”他说，“我够不着，哈比卜累坏了。”
我盯着悬在他指间的哈比卜。
“行。”我说，“可你怎么知道你要的是哪一把？”
“你全摘下来，我一把一把地试，试到能开的那一把不就行了吗？”
我去厨房找了一个搅拌钵。穆罕默德坐在地上，耐心地等我回来。我开始从树上摘钥匙——天井有一架梯子，我搬来够那把挂得高高的钥匙。钥匙很快装到了钵口，我看了又看，确定树上一把钥匙不剩。我端着钵，转过身，却发现穆罕默德不见了。蚯蚓一点一点地爬进水坑。
我端着钵进了门，上楼回到卧室，我将钵放在阿芙拉一侧的床头柜上，挨着那枚弹子。我轻手轻脚，生怕吵醒了她。我挨着她躺在床上。她面向我，闭着眼睛，脸颊枕着双手，看得出她睡得很沉，因为她的呼吸舒缓、深沉。我毫无睡意，翻身向另一边，对着黑暗出神，思绪把我带回……
***
注释：
[1]即巴沙尔·阿萨德（1965—），叙利亚总统，2000年7月就任。
[2]西非几内亚湾沿岸国家。
[3]中非国家。
[4]简称“非洲法郎”，是西非经济货币联盟的统一货币。科特迪瓦是八个成员国之一。
[5]利比亚首都。
伊斯坦布尔
……我遇到穆罕默德。
阿斯河对岸拦了一道铁丝网，网上破了一个两米见方的口子，如同张开的大口。大家将行李扔过铁丝网，从口子里把婴儿递过去。天黑沉沉的，蛇头嘱咐我们趴下，手脚并用地爬过尘土飞扬和欧洲厥丛生的平原。
一进入土耳其，我们徒步穿越连片的小麦田和大麦田，那种感觉，好像走了一百英里之遥。阿芙拉扶着我的胳膊，天热难耐，她却不住地哆嗦。走了将近半小时，远远看见一个孩子背对着太阳奔上大路。他向什么人挥了挥手，然后折下大路，向几座房屋跑去。
我们来到一座村子。低矮的平房、露台和敞开的百叶窗，村民纷纷向窗外张望，还有人走出家门，站在路边，好像看巡回马戏团一样好奇地瞪着大眼睛。村口摆了一条放着塑料杯和一壶壶水的长桌。我们停下来喝水，村妇拿来毛毯，将面包、樱桃和小袋装的坚果分发给我们，然后退到一旁，目送我们离开。我事后才明白，我误以为的好奇其实是担忧——换位思考，如果是我眼睁睁地看着几百个深受战乱之苦的人奔向未卜的前程。
我们又走了至少一小时，风越刮越猛，吹得我们走不动路。我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污水味，紧接着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开阔的旷野，到处是帐篷和裹着毛毯睡在垃圾中的人。
我在几棵树下找了一块空地。这里有一种久违的平静。在叙利亚，寂静隐含着危险，随时可能会被一发炮弹、炮火或大兵笨重的脚步震碎。远处的叙利亚方向，大地隆隆作响。
山里吹来的风捎来了雪的味道，白雪皑皑的贾巴尔·艾尔-谢赫山历历在目。许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雪，叙黎两国以贾巴尔·艾尔-谢赫山的分水岭为界，叙利亚在左，黎巴嫩在右，站在山巅，可以遥望远方的大海。我们将一个甜瓜浸在河里，甜瓜被冻得裂开了，母亲吃着冰镇绿水果。我们去世界之巅做什么？
我旁边的一个人说：“好不容易处出了感情，他们却走了，又是一个人了。”那人面容憔悴，头发乱蓬蓬的，满脸污垢，他裤子上满是污渍和尿渍。夜色中传来野兽的嚎叫，我闻到了尸臭。那人给了我一瓶水，嘱咐我把它坐在屁股下，等焐热了再喝。夜来了又去，太阳升起。一觉醒来，地上放着食品和一条新毛毯。不知谁送来硬面包、香蕉和奶酪。阿芙拉吃过饭，头枕着我的肩膀又沉沉睡去。
“你是哪里人？”那人问。
“阿勒颇。你呢？”
“叙利亚北部。”他不说具体的地址。
他从烟盒里掏出最后一支香烟，点上火，慢悠悠地抽着，望向对面的荒地。他当年也许是一位壮实的汉子，如今却瘦得皮包骨头。
“请问你贵姓？”我问。
“我失去了妻子和女儿。”他说着，任烟头落在地上。他语气平静，说完这一句，不再多话。但又似乎若有所思。“有人……”犹豫了许久，他最后说，“有人来这里已经有一个月了。你最好背着相关部门找一个蛇头。我手上还有点钱。”他瞥了我一眼，眼巴巴地等我的下文。
“你有办法？”我问。
“我向许多人打听过，有一趟去邻镇的公交车，我们可以在那里找一个蛇头。我见人去过，没回来。我希望有个伴儿。”
我一答应陪他去，他就告诉我，他叫埃利亚斯。
那天余下的时间，埃利亚斯身负使命。他找了不少人，又借我那部电量所剩无几的手机打了几个电话。到了下午，他已经谈妥，我们三个人去邻镇见一个蛇头，从那里去伊斯坦布尔[1]。想到这事轻松搞定，着实不可思议。那里有一个有组织的团伙，专门为我们这种有幸出得起钱的人服务。
第二天，我们步行去汽车站，坐公共汽车去邻镇。在那里见到了蛇头，一个五短身材、患气喘病的男人，一双眼睛苍蝇似的到处乱瞟。他开车送我们去伊斯坦布尔。到了伊斯坦布尔，埃利亚斯寸步不离我们。高耸、明亮、新旧交错的建筑簇拥马尔马拉海和黑海交汇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我都忘了大楼还能耸立，还有一个安然无恙的世界，不像阿勒颇那样沦为废墟。
晚上，我们在蛇头租的公寓里打地铺。公寓有两间卧室，女人住一间，男人住另一间。我住的卧室的墙上挂着原主人的全家福，相片被太阳晒得褪了色，不知他们姓甚名谁，现在何方。从海上吹来的风有了寒意。风捎着狗叫声和车声呼啸着钻进木门和窗缝，但这里总归比无遮无拦的野地暖和，至少有卫生间，有遮风避雨的屋顶。
每天一早，鸟儿刚放开歌喉，大伙儿便翻身而起，跪地祈祷。除了等待，我们别无办法。蛇头每次从藏身处回来，都要向我们通报天气和海况。我们不能顶着这么大的风冒险渡海。他一走，大伙儿便聊开了，说谁谁没去成希腊，一大家子，男人、女人和孩子，全都葬身海底。这些话题，我一般不参与，我默默地听着，等大家恢复安静。阿芙拉坐在靠窗的一张柳条椅上，脑袋偏向左边或右边，不放过每一句话。
我向她走过去，她告诉我：“努里，我不想走。”
“我们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为什么不能？”
“如果待在这里，我们就要住一辈子难民营。那难道是你想要的生活？”
“我别无所求。”
“我们的生活将陷入困境。我怎么工作？”
她不吭声。
“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没有理由要放弃。”
她嘀咕了一句。
“穆斯塔法等着我们。你不想见达哈卜了？你不希望有个安身之所，不用担惊受怕？这种日子，我过够了。”
“我怕水。”她终于说出了实话。
“没有你不怕的。”
“你瞎说。”
这时候，我注意到一个小男孩，七八岁的年纪，盘腿坐在地上，拿一个弹子在地砖上滚来滚去。他有些怪怪的，拒人于千里之外，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好像孤身一人。
过了一会儿，我出门上了露台，那孩子跟着我。挨着我站了片刻，脚不停地挪来挪去，擤擤鼻涕，在牛仔裤屁股上蹭蹭。
“我们会掉到海里吗？”他仰起小脑袋，睁着和萨米一样的大眼睛问我。
“不会。”
“和那些人一样？”
“不会。”
“风会把船掀翻吗？船会沉到海里吗？”
“不会。就算翻了，我们还有救生衣。不用担心。”
“真主——保佑——他会救我们吗？”
“会。真主会救我们的。”
“我叫穆罕默德。”小男孩说。
我伸出手，他像个小男子汉，接过我的手握了握。
“很高兴认识你，穆罕默德。我叫努里。”
孩子又仰着小脑袋盯着我，这次眼睛睁得更大，充满了恐惧。“可那群男孩被砍头的时候，真主为什么不救他们？”
“谁砍了他们的脑袋呀？”
“他们排成一排，等待着。他们没穿黑衣服，所以才被砍了脑袋。我爸爸说那是因为他们不穿黑衣服。我穿了黑衣服，你瞧！”
他扯着自己污渍斑斑的黑T恤。
“你都说些什么呀？”
“我爸爸后来给了我一把钥匙，告诉我去找一栋房子，房子在什么地方。他嘱咐我进去之后锁上门。我到了那里，却发现房子没有门。”他从屁股口袋掏出一把钥匙，拿给我看，好像盼着找到它能打开的那扇门。随后他又将钥匙揣进了口袋。
“真主愿意到海里救我们吗？到了海里，他找不到我们怎么办？”
“愿意，他愿意护送我们渡海。”
穆罕默德的肩膀放松了。他又挨着我站了好一阵。我看着他的黑牛仔裤、黑T恤、肮脏的指甲和黑眼睛。日子久了，我才发现没人理会穆罕默德。在阳台上一番交谈后，他经常瞅我一眼，看我在什么地方。也许我让他觉得安心。
来这里的第三天，我出去散步。一条水泥路通往一片树林深处，沿小路走去，树林尽头是高大的楼宇。天高云淡，天气和叙利亚无异，也许稍微冷些。因为污染，天雾蒙蒙的，尤其是早晨，水面、街头飘浮着灰色的浓雾，雾不如冬天的霜清爽、干净，充斥着城市的尘嚣和人情冷暖。
第四天，埃利亚斯决定和我一道出去散会儿步。除了偶尔聊几句天气，他难得开口。每天聊的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些微不足道的变化，比如“今早的雾浓些”，要不就是“今晚的风大了”。他总是说些一眼就能看见的事，天气成了我们的头等大事，我们等着风浪平息，继续我们的旅程。
走着走着，我注意到了别的东西，比如猫，看到猫，我又想起了阿勒颇。它们懒洋洋地醒来，整天伏在暗处等吃的。还有街头冷不丁蹿出的流浪狗，邋里邋遢，一身受伤、生病或事故留下的新伤旧痕。它们一色的浅褐色，偶尔有一两只深褐色的猫，看不出分别。狗徘徊在餐馆后的胡同、小巷，等着人施舍一盘残羹冷炙，或者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穿梭。晚上，伊斯坦布尔的野狗常常呼朋唤友，在城里撒欢。到了早晨，它们则蜷缩在塔克西姆广场咖啡馆前的桌椅下。它们只是躺下来打个盹，恢复忙活了一夜消耗的体力。街头的行人行色匆匆，大部分人对它们视而不见。狗却不然，它们睁着半月形的眼睛，脑袋枕着爪子，看孩子们在车流中穿梭，敲车窗，卖力地将瓶装水推销给来往的司机。
我经常看见一家人徘徊、穿梭在街头。有的光着脚，走累了就在人行道席地而坐，休息片刻；还有的难民在集市摆摊，兜售手机充电器、救生衣和香烟等必需品，攒去下一站的路费。
我时常忘了我是其中一员。我就像一条流浪狗，每天坐在同一张长凳上，看黄色的出租车绕过开满了虞美人的转盘。我贪婪地嗅着烧烤店和烤肉铺里烤肉扞子在柴火里发出的香味，刚出炉的或由每天沿街兜售的小贩推着的面包圈喷香扑鼻。玻璃展示柜里陈列着生汉堡，一身传统服装的女人在沿街店铺的橱窗里现做法式薄煎饼。我观察难民小孩如何适应环境，掌握生存技巧。这些小生意人，幸运人。如果见到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集市上的小摊，与贫民区和犹太人区一路之隔的伊斯迪卡尔沿街的餐馆和路灯，萨米的小脑袋里会冒出什么念头？他会拽着我的手跑进巧克力店吗？阿芙拉最爱逛的是时装店、书店和糕点铺。
到了蛇头的公寓，阿芙拉又不愿外出了。每次散步回来，我都要和她聊土耳其的建筑、街头的汽车、喧嚣的大街、食品和流浪狗。如果带了零钱，我会为她带一个芝麻面包圈。她爱吃，尤其是热乎乎的面包圈，她将面包圈一掰两半，分一半给我。阿芙拉从来不愿一个人吃独食——那是她一贯的风格。我没提街头的孩子，不希望她脑海中浮现出他们，为他们所累，害她深陷心中逃不脱的坑道，不能自拔。
每到晚上，流浪狗纷纷走上街头的时候，阿芙拉便心绪不宁。她和另外几个女人住在隔壁，每晚她都要在手腕和脖颈抹上玫瑰香水，就好像一会儿要出门。我不得不和另外十个大男人共处一间卧室。我想念阿芙拉。这些年来，头一回我不能陪在她身边。我想念她轻柔、均匀的呼吸。我想念她手捂着我的胸口，摸我的心跳。我惦记我的妻子，夜夜失眠。我知道，到了晚上，她偶尔会忘了自己不在阿勒颇。她心里产生错觉，推门来到走廊。我听出她走在地砖上的脚步声，连忙起来赶到过道去迎她。过道一边是一排长窗，天花板吊得高高的。
“努里，是你吗？我睡不着。你也醒着？”
“我醒了。”
“我睡不着，想出来走走。”
“天太晚了，再说不安全。我明天陪你去。”
“我想去看看卡米德和他凉在晾衣绳上的大裤衩。”
卡米德是阿芙拉的叔祖父，和我们住一条街，他家门口是一片旱地，挂着一架铁秋千和滑梯。傍晚，阿芙拉经常带萨米去荡秋千，拿卡米德的大裤衩打趣。
我双手捧着她的脸，吻她的一个眼皮，然后再吻另一个眼皮。私底下我希望我能吻杀她，吻得她长眠不醒。她的心思吓坏了我。她看得见的、想得起的，都藏在她的眼底。
过了几天，我出门去找工作。街头推销救生衣和香烟的难民太多，大家都没有执照或许可证，都属于非法打工。我没费多少力气便找到了一份洗车的工作。埃利亚斯过来给我搭手。我们一道工作，擦去车身上城市的烟尘和灰尘。我们偶尔从鞋盒或手套盒顺手拿点顾客不会注意或不太在乎的小东西——成包的口香糖、喝过的瓶装水、零钱。埃利亚斯从烟灰缸收走烟蒂。洗车店老板是一位六十岁的土耳其人，一天抽三包烟，对我们却吝啬得很。我们来伊斯坦布尔已经三个星期，天气依然没有好转，一点外快和打发时间的差事，对我们不是坏事。
一天下午，洗车收工后，我沿塔克西姆广场逛到一家网吧。我的手机坏了，我想看看穆斯塔法是不是想办法联系我。我心里有数，只要他活着，活得好好的，他一准会给我发邮件。我不会看错。进了邮箱，我看见他发来三封电子邮件。
***
亲爱的努里：
盼你能收到我写给你的这封信。我每天都惦记你和阿芙拉。不辞而别，我实属无奈，也觉得过意不去。如果我不走，他们会找到我，置于我死地。愿得到你的理解和原谅为盼。
我每天都纳闷我们怎么生在这个世界，生活何以如此残酷。大多数时间，我都不愿苟活。我深为这个念头所苦，我独自一人承受煎熬。我深知，这里的人无不深陷于自己的苦楚之中，不能自拔——一位男人抓着膝盖，哼着小曲，彻夜晃个不停，努里。他哼的那首摇篮曲让我黯然神伤。我想问他当初为谁唱的这支曲子，抑或为他唱这支曲子的是谁。可我不敢听他的回答，于是我不断地递香烟给他，我只能这么办，因为他只有抽烟的时候才能消停几分钟。我要是能失忆该有多好，我希望我能忘却最近几年我了解和看到的这个世界和一切。幸免于难的孩子们，他们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他们如何在这样一个世界生活？
旅途并非一帆风顺。我取道土耳其、希腊，之后越过边界，进入马其顿，可那里的情况日益复杂——我被捕，被驱逐出境，被送上一辆去保加利亚的火车，如今身在一个设在树林里的难民营。我是借在这里结识的一个小伙子的手机发的这封邮件。这里到处都是大帐篷，睡的是一张挨一张的双层床。我觉得只要起一阵风，就能把帐篷和床一股脑儿掀翻。难民营附近有一个火车站。来往车站的都是老式火车，大家争相跳上车，指望乘车去塞尔维亚。我迄今不曾想过跳上一列这样的火车。
送饭的推车刚来，我们等着打饭，沙丁鱼和面包。这是我们每天的伙食。如果能有幸逃出这里，我这辈子不会再碰沙丁鱼。
盼复。祈祷你们平安。
表兄穆斯塔法
2015年11月22日
***
亲爱的努里：
我现在在塞尔维亚一个难民营，它紧邻一家工厂。这是一个地处铁路尽头的工业区。我现在到了铁路的尽头。但愿这不是一个坏兆头，但愿我不会止步于此。我从保加利亚登上一列火车，火车开了一天一夜，将我带到紧邻一座村庄、四周围了铁丝网的一个难民营。我出不去——难民营有看守，难民按序离开。车站没有月台。长途汽车开来，我看见人们爬一架梯子上去，他们离开了难民营。难民营有一位失语的姑娘——她想必十七八岁吧，她母亲每天为她祈祷，希望她能开口说话。姑娘张开嘴，却发不出声。我不知道禁锢在她心里说不出来的话是什么。她和那天在河边哭着要爸爸的男孩截然相反。可谁知道这位姑娘经历了什么苦难，目睹了什么惨剧？
这里太安静，可安静中充斥着喧嚣和愤怒。我刻意回想蜜蜂的叫声。我闭上眼睛，刻意寻找一丝启发，想象那片田野和蜂房。随后我记起的却是火，我想起了菲拉斯和萨米。你我的儿子去了蜜蜂去的地方，努里，那里鲜花盛开、蜜蜂飞舞。在那里，有真主为我们保佑他们平安，等此生走到尽头，我们再父子团聚。
我累了，努里。我过够了这种日子，我想念我的妻子、女儿。她们母女俩在等着我，我不敢说我能不能见到她们。母女俩在英国安好，等着获准避难。如果能通过，我去了也不必太费周折。
我必须前行，如果你在读这封信，那我劝你不要气馁。钱能省则省——蛇头千方百计地搜刮你，但请你记住，前方的路还很长，你必须学会讨价还价。人不像蜜蜂，人并不互相协作，没有真正的大义感——我如今终于明白了这一点。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一个星期没吃沙丁鱼了。我们在这里吃的是奶酪和面包，隔三岔五还加一根香蕉。
穆斯塔法
2015年12月29日
最后一封邮件是用英语写的：
亲爱的努里：
我在临近德国边境的一座奥地利军营待了一天。奥地利相关部门的人员审查了我们，取了指纹，然后将我们送到了德国一家山区青年旅社。这里的冬天异常寒冷——我们住在山巅的一栋老屋里，头顶是流云，四周是白雪。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了外黎巴嫩山脉，想起了我的父亲和祖父，想起了跟他们在养蜂场了解蜜蜂的日子。但这座山阳光明媚，可以俯瞰大海。绵延的山峦静谧、白雪皑皑，不知起于何处，止于何方。
我想去法国。一位好心的看守答应用他的手机帮我发一封电子邮件，为我写了这封信。我又给我妻子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她还在等着我，为我祈祷。我为她祈祷，也为你和阿芙拉祈祷。未收到你的回复，但我不愿胡思乱想。
你的好友穆斯塔法
2016年1月20日
我呆坐了片刻，猜想他离开德国之后的情况。现在是二月初，他是否到了法国？是不是活着，是否安好？我回想我第一次去山中的养蜂场，是的，那里阳光明媚，放眼望去，山下的湖水波光粼粼。穆斯塔法陪我参观，他当时还年轻，年近三十吧，我不过十八岁。他穿着短裤和人字拖，全然不将蜜蜂放在眼里。
“你不怕吗？”我战战兢兢，东躲西让。
“我懂它们呀。”他答道，“我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发怒。”
“你怎么知道的？”
“它们释放味道和香蕉一样的信息素。”
“香蕉味？！”
他点了点头，对我的反应非常满意。“别的蜜蜂闻到了，就知道它要进攻了。”
“它们要是被惹火了的话，你怎么办？”
“我静静站好，一动也不动，佯装自己是一棵树。”
他随后站好，仿佛一尊高大的雕像。他手遮着眼睛，笑了。我学他一动不动地站好，屏住呼吸看几百只蜜蜂围着我飞舞，或者说感觉有几千只蜜蜂绕着我嗡嗡飞舞，围着我编织一条看不见的网，将我团团包住。可一只蜜蜂也不落到我身上。
“你瞧，”他压着嗓子说，“你瞧，你要放松一点，自然一点，这样就没事了。”
亲爱的穆斯塔法：
自从你一月发了最后一封信，至今杳无音讯，不知你是否到了法国。我唯愿你此刻已身在英国，和你的妻女团聚。我记得第一次去山里参观蜂房，此情此景，依然历历在目。我们当年太年轻，不知今后的日子，可就算当年知道，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我们怕是吓得活不下去，吓得战战兢兢，不知何去何从。我真希望重返当年，我站在那里，蜜蜂绕着我飞舞，我争分夺秒地学习，它们不是我的敌人。
我现在在伊斯坦布尔。我、阿芙拉和另外二十个人待在蛇头租的公寓里，等着去希腊，可现在风太大。这里有一个小男孩，和萨米一般年纪。他孤身一人，我不知道他的家人出了什么变故。我不敢往下想。他信任我，我现在照顾他。
我知道前方的路很长。有时候我觉得再也迈不动一步，可我心中怀着一个到英国和你们相聚的梦，是这个信念支撑我前行。我手里有钱和护照。看到有些人一无所有，我觉得庆幸。盼复。
努里
2016年2月1日
我当晚回到蛇头的公寓，将找到的东西都送给了穆罕默德：几包口香糖、几枚硬币、一把铅笔刀、一支钢笔、一枚钥匙扣、一根胶棒和一幅地图。
穆罕默德最喜欢的是地图。他将地图铺在地上，小手指指着地图上的公路和山峦。他从阳台的花盆里找来小石头，拿钢笔在石头上画人脸。他画了一家人——父亲、母亲、奶奶、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他推着他们划过地图，就好像他们走在路上。晚上，我发现他趴在地图上睡着了，我抱起他，扛在肩头上，带他回卧室。我轻轻地将他放在毛毯上。穆罕默德一动不动，沉浸在自己的梦中。
“我们就要走了。”第二天晚上，我对埃利亚斯说。他站在阳台上，仿佛一尊古老的雕像。他新开了一盒香烟，抽出一支叼在嘴里，点上火，盯着远处的树林。他现在吃得好，干得多，身上有了肉，不难看出这位汉子原来的体质。
“蛇头说还要等两天。”
埃利亚斯陷入了沉思，抽完了一支烟，又点上一支，才说道：“我不想走了，我就待在这里。”
“你不是已经付了蛇头钱吗？你待在什么地方？”
“看吧。你不用为我操心。我不想走了——我已经走得太远，我没力气了。”他眼中尽是伤感，笑意却非同以往。他脸上有了生气，由内而外透着活力。我们默默地在阳台上站了许久，听猎猎的晚风、车声和狗叫。
-5-
阿芙拉一早醒来，问我为什么闻到了花香。
“可能是你抹的香水吧。”我说。
“可我闻到的不是玫瑰呀，淡淡的香味，好像鲜花。”她手伸向床头柜，我这才想起那钵钥匙。她手摸到那只钵后坐了起来，将它放在膝头，欠过身子，深吸一口气，然后将手抄进钵里。我这才发现钵里装的不是钥匙，而是几捧白花。
“你为我采的吗？”她问。
“是的。”
“你又送了我一件礼物！”朝阳照亮了她的眼睛。我不愿见到这一幕，我不愿见她这样，却说不出所以然来。我翻身下床，拉严窗帘，看帘影掠过她的脸。“你有一阵子不给我带礼物了。”她说着，将花捧向脸，嗅着花香，一抹微笑仿佛淡淡的花香，浮上她的嘴角。
“谢谢你。”她说，“你在什么地方采的？”
“花园里有一棵树。”
“花园大吗？”
“不大，是一座小花园，和天井无异，大部分是水泥地面，但种了这棵树。”
“我以为这辈子你都不会再给我带礼物了呢。”
她将钵放回床头柜，又摸了摸，发现弹子还在，这才放心。我扶她去卫生间，看她坐在马桶上刷牙，然后帮她穿衣打扮。我从衣架上取下长袍，套进她的胳膊，长袍罩住她的身子，遮住她隆起的小腹，剖腹产留下的疤痕——一道横贯下腹的永恒的微笑，遮住她大腿纤细的绒毛。我闻着她的体味——玫瑰花和汗味。伤疤和小腹周围皮肤的皱褶始终提醒我，她怀过我们的孩子，将他带到人世，可我不愿碰她。我替她绾上头发，裹上头巾，按她的指引别上发夹。我小心谨慎，不敢贸然推开她的手指。那抹笑意依然流连在她的嘴角，我不愿坏了她的兴致。我不敢相信我的一件礼物竟然有让她笑的魅力，即使这份礼物太轻，微不足道。那些日子，我盼着自己能打动她，让她的眼睛恢复生气，如今我却不愿有这种本事，因为这无异于她爱我，一直希望我也爱她。我配不上她，不配她原谅。
那天傍晚，我们和露西·菲舍尔又见了一面，我们重回原来的一幕，分坐在餐桌的两边。阿芙拉依旧别过脸，双手互扣着放在桌上，对着窗外出神。
露西·菲舍尔今天心情好像不错。她带来了证明我们申请避难的文书。她办事干净利落，在活页文件夹上打钩，飞快地做笔记。
“幸好不必为你们找翻译。”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飞快地瞥了我一眼，心不在焉地说。她今天披散着头发，一头柔顺的秀发让我想到了羽毛，不像阿芙拉的头发，又粗又厚，乌黑如焦炭。
我喜欢露西·菲舍尔的聪慧、恬静。她办事井井有条，并且以此为傲。如果事与愿违，她脸颊绯红，显得越发妩媚。不知道她是否清楚这一点。此刻，她镇定自若，脸色平静，仿佛一位播音员，语气平静自如。我想起她那天的反应，猜想她见过多少人，亲手遣返了多少人，人家问过她多少问题，将她看作惊涛骇浪中的一艘救生艇，眼巴巴地指望着她。
“你们要遣返那位摩洛哥人吗？”我问。
“你问的是哪一位？”她说。
“那位老头儿。”
“哈齐姆？”她说。
“对。”
“不瞒你说，这是机密。我无权谈论任何委托人的情况。你的也不行。”她冲我嫣然一笑，合上文件夹，然后说：“所以你要做的是拿这封信去医生办公室，这上面有地址。”她指着地址。“你没问题。”她说，“到了那里，你可以为你妻子预约，也可以为你自己预约一个时间。你最好做一个简单的体检。”她瞥了一眼阿芙拉，我看得出我妻子的不安。
“我们什么时候面试？”我说这话是希望将她的目光引向我。
“一确定避难面试的时间，我就联系你。我劝你现在就着手准备。想想你的经历，你如何来的英国，一路上的遭遇。你会被问各种问题，你要有所准备，做到心中有数，因为这些问题从感情上难以回答。”
我不吭声。
“你想过吗？”
“想过，”我说，“当然想过，我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我再一次发现她真性情的一面，而不只是一个照本宣科的播音员。
她抬手用手背揉了揉眼睛，和年轻女孩家家一样，揉花了脸上的妆容。“他们无非是抓住一件事不放罢了，”她说，“如果你说得前言不搭后语，格外如此。”
我点了点头，觉得有些担心，但她好像没注意到我的担心。她看了一眼手表，告诉我们会见结束了。我和阿芙拉起身离开。
她下一位见的是迪奥曼德。我们让他进门，他进去坐了下来，T恤下戳着折起来的翅膀。他比我健谈得多。操着一口蹩脚的英语热情地打了个招呼，随即侃侃介绍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一路上的遭遇。露西·菲舍尔还没开口问，他就叽里咕噜说个没完。即使到了走廊的尽头，我还能听见他的声音，仿佛脱缰的野马，一个劲儿地东拉西扯。
阿芙拉说她累了，于是我扶她回卧室。她坐在床沿，和在阿勒颇的家中一样，面对着窗户。我看了她一会儿，想安慰她几句，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便又下楼去了。
摩洛哥人不在客厅。我估摸他白天出门去各家店铺转悠，跟人家搭句话，学几个新单词，沿途观察、了解一些新鲜事物。客厅里坐着几个人，戴手工头巾的阿富汗妇女拿一根蓝线不知编什么东西。大伙儿无所事事，只能坐在客厅看电视。电视上一个长着金鱼眼的政客侃侃而谈。
我们无法对任何人采取安检，这无异于无条件敞开国门……炸弹袭击杜塞尔多夫[2]的阴谋已经败露，对，一桩与巴黎或布鲁塞尔手法一脉相承、非常非常令人担忧的大规模袭击阴谋。这些家伙全都谎称难民进入德国。
我面红耳燥，换了一个台。
这家伙承认六次出轨！都是在休假时间！你们想要他滚蛋吗？！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收看《杰里米·凯尔秀》，我是艾希礼。
我关了电视，客厅顿时陷入了沉默。似乎无人在意。
我信步走向电脑桌，坐了下来。我想起那场大火之前阿勒颇的养蜂场，如云的蜜蜂嗡嗡地哼着自己的歌，在大地上飞舞、盘旋。我恍若看见穆斯塔法从蜂房里取出一片蜂巢，仔细看看，手指蘸一蘸蜂蜜，放进嘴里尝一尝。那是我们地处沙漠边缘、荒郊野外的一方乐园。
我盯着我在黑屏幕中的脸，琢磨如何下笔——穆斯塔法，我觉得不好。我梦已碎。
老板娘走进来，拿一把金黄色的掸帚打扫客厅。她踮起穿松糕鞋的脚尖和消瘦的大象腿去够墙角的蛛网，我起身从她手中接过掸帚。那天下午，我打扫了客厅的四壁、桌子、橱柜，以及楼上所有敞着门的房间，无意中窥探了其他房客的生活。有人整理了床铺；有人却不管不顾，房间里乱七八糟；有的床头柜上摆着小摆件，梳妆台上放着过去生活留下来的珍贵纪念、照片，照片没有相框，就靠在梳妆台上。这些东西，我一概不碰。
摩洛哥人的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衣物、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梳妆台上放着一瓶剃须膏，连剃须刀片都排得规规矩矩。一张黑白照片中一个女人站在花园里。照片褪了色，边角已经发白，一枚小小的金婚戒紧挨着这张照片。另一张照片上是同一个女人，是几年后拍的，同样的眼睛和笑容。她坐在一张柳条椅上，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旁边站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又一张照片是全家福，光面相纸，拍于多年后：一名男子、一名妇女和两个少年。最后一张是一个女人站在海滨，身后是大海。我翻过照片，上面写了一行阿拉伯文字：
爸爸，我最喜欢的地方。我爱你，X。
我下了楼，觉得楼下前所未有地沉闷，决定出去走走。我走向那家便利店，走在街上，远远就听见阿拉伯音乐。尽管我不熟悉播放的歌曲，但它仿佛带我回到了家乡。我走进小店，置身这种音乐的调子和节奏、母语的氛围，我觉得踏实。
“早上好！”店主用英语打了一声招呼。他口音纯正，站得笔直，好像在捍卫自己的领地。店主是一位中年人，脸刮得干干净净。他调小音量，眼睛跟着我。我盯着《泰晤士报》《每日电讯》《卫报》《每日邮报》这几份陌生的报纸出神。
“今天是个好天气。”他说。
我正要用阿拉伯语回答，可又不愿和这个汉子多谈。我不希望他问我从什么地方来，一路上受的波折。
“是的。”我最后说。他笑了。
我注意到杂志的下方，货架的最后一层放着一本速写本和一些彩色铅笔。我口袋里有零钱，于是为阿芙拉买了下来。男子乜着眼睛看了我几眼，张嘴说了几句。店铺后一个女人喊他，我趁机告辞。
向晚时分，摩洛哥人回来了，一进门就喊我的名字。
“努里！努里·易卜拉欣先生！快来，我送你一件礼物！”
我走出客厅，见他站在过道里，乐呵呵地捧着一个放着五棵植物的木盘。
“这是什么？”我问。
“我攒了几个钱，到街头找小贩为那只蜜蜂买了这个！”他将托盘塞进我的怀里，推着我穿过客厅，走向露台门。他捡起一个翻倒在天井角落里的塑料桌，用手揩去桌面上的污垢和枯叶。
“行，”他说，“就搁这儿吧！”然后站在一旁赏花——草木樨、蓟和蒲公英。“小贩教我挑花，告诉我蜜蜂喜欢的花。”他回厨房端来一浅碟水，将花盆排成一排，这样一来，蜜蜂不用飞就能从一盆花爬到另一盆，他将浅碟放进托盘。
